摘 要：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是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在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民事简易程序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解决机制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概念和简易程序修改的法理基础出发，简要评析《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简易程序的修改，并就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事简易程序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民事诉讼；简易程序；法理基础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170-03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事诉讼案件也日益增多，加之公民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极为广泛的应用，但因为立法对民事诉讼简易程序规定的不足，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民事诉讼简易程序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因此近年来简易诉讼程序的修改也引起了学界的更多关注，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简易程序部分进行了修改，虽然本次修改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仍有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一、简易程序的概念
简易程序是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要概念，但立法上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界对此也各有观点。章武生认为简易程序可从传统意义上的民事简易程序、狭义的民事简易程序及小额诉讼简易程序三个方面理解：传统意义上的民事简易程序，包括狭义的民事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简易程序；狭义的民事简易程序也称普通意义上的民事简易程序，它不仅排除了民事诉讼中的公示、催告等简易程序，也排除了小额诉讼简易程序。赵秀举认为，在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包括争讼简易程序和非讼简易程序（非讼程序多为简易程序）。通常所谓的简易程序，指争讼简易程序，包括通常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有时，简易程序仅指通常的简易程序，与“小额诉讼程序”并列[1]。笔者更赞同章武生教授的观点，文章中所指的简易程序是狭义的民事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这也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通常所谓的简易程序。
二、简易程序修改完善的法理基础
任何程序机制的发展及不断完善的过程都有其必要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简易程序也不例外，笔者认为简易程序修改完善的法理基础有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一）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除了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以外，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以立法的形式赋予当事人民事诉讼程序选择权，是法律对双方当事人在处理纠纷事项中所达成合意的充分尊重。程序选择权与国际司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一脉相承，都是对当事人人权的尊重。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内法的修改日益向国际私法靠近之趋势，是立法不断进步，不断追求最大程度一致性的体现。
虽然我国宪法赋予公民享有诉讼权，公民在其合法的人身或财产权益遭受侵害时，享有通过诉讼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予以平等保护和救济的权利，但是如何使公民最大限度地行使诉讼权以获得更广泛的正义才是立法的根本目的。民诉修改之前当事人对于简单民事案件以外的案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程序选择权，如果对于某些纠纷当事人投入的诉讼成本大于其获得的诉讼收益，或者让大多理性的中低收入的普通民众投入超出其承受范围的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来获得可能的公正不仅是不合情理的，也会使他们极有可能放弃通过诉讼获得正义的权利，事实上就导致了当事人不能平等地行使诉讼权，获得平等的裁判。“司法不能亲近请求救济之人，使其有利用纷争解决制度（司法制度）之机会，宪法上所保障之财产权、诉讼权、平等权反而不能落实。”[2]程序设计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程序选择权给当事人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自由空间，允许其选择符合自身经济条件、客观环境等要求的方式解决纠纷。其设置在保障当事人平等地获得裁判，行使诉讼权，实现司法大众化上凸显了重要意义。
（二）体现效率与公平相适应的原则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调解前置、一审终审、程序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使当事人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纠纷的合理解决，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相适应的原则。效率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律必须追求效率，不追求效率的法律不是有利于社会的法律。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法律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反映，法律本身具有内在的经济属性、经济机制、经济逻辑。一部好的法律是以实用性和获得最大效益为基础的。效率和公平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价值，许多情况下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公平，因此效率和公平经常处于深层的张力之中，但是在良好的制度与机制之下，尽量扩大它们之间的适应性缩小它们之间的矛盾性是可以做到的：在良好的社会制度下，效率和公平本质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效率属于经济范畴，公平属于伦理范畴，作为伦理范畴的公平自然应当来自于并服务于作为经济范畴的效率[3]。简易程序作为效率与公正的体现，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有观点认为，在适用简易程序时，当事人有时是以牺牲实体利益为代价换取程序利益的，违背了公平原则。其实持此观点的人通常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衡量效率与公平相适应的原则的。公平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以当事人的主观标准而定。当事人舍弃了较小的实体利益却收获了较大的程序利益，实际上总的利益价值仍是正的，实际上仍是公平原则之体现。有时当事人自愿舍弃一部分实体利益，使自己及时摆脱诉累，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创造更大的价值，对当事人而言简易程序正是效率与公平原则相适应的最佳体现。
三、简易程序修改内容之评析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本次修订中涉及简易程序的有以下方面：
（一）简易程序修改之亮点
1.以立法的形式设置调解前置程序
调解作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种极为重要且极具中国特色的解决方式，具有程序简便、方式灵活、自觉履行率高等优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类民事纠纷日益增多，充分发挥调解作用，对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新法为进一步完善调解与诉讼相衔接的机制，增加了先行调解的规定。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开庭前可以调解的，采取调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至此调解制度在立法上确立了自己的法律地位。调解的设立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简易程序的层次设置；同时较简易程序而言，调解是一种更为简便、快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如果有更多的纠纷能够通过调解解决，那么对于缓解基层法院办案压力，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更好地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将产生极为重要的意义。 2.设小额诉讼制度实行一审终审
近些年，随着我国公民日益增长的对司法的需求与司法服务难以应对之间矛盾的不断升级，再看到各国小额诉讼制度的逐步成熟对新时期法治社会的巨大贡献，理论界和实务届开始有愈来愈多的人呼吁借鉴并引进国外的小额诉讼制度，完善我国当前的诉讼制度。新《民事诉讼法》针对这一呼吁做出了回应，在简易程序的基础上增设了小额诉讼程序，《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在简易程序的基础上设立小额诉讼程序，且标的额的设定依各地区实际情况而定，是吸收借鉴外国先进制度与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重要体现，也是谨慎修改完善法律制度的表现。对一定标的额内的简单民事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防止当事人滥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一审终审，有观点认为这样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会危害当事人的实体利益。事实上，对于事情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且标的额较小的简单民事案件，加之其他诉讼制度的约束和法官职业素质、能力的不断提升，此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即使真的偶然出现也有审判监督程序可以弥补。
3.赋予当事人实质意义上的程序选择权
意思自治原则中作为私法的基石，不可避免地延伸到诉讼领域，在诉讼法上体现意思自治原则不仅有助于维护司法秩序，使民法上的私权得到自始至终的贯彻和落实，也是对当事人人权的充分尊重与保障。《民事诉讼法》第157条第2款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该规定取消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2条中的当事人选择适用简易程序还需法院审查同意的权利，使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不再是一纸空文。程序自由选择权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诉讼法领域的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符合我国当前司法需要，也使得纠纷可以更好地柔软化、弹性化地解决，对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重要意义。
（二）简易程序修改之不足
1.立法结构失衡，对简易程序的规定不够系统
民事简易程序虽在立法上已经有自己的专章规定，拥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但是目前各基层法院审理民事案件80%以上适用简易程序的事实与20世纪90年代初普通民事案件占多数、简单和复杂案件占少数、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控制在20%左右的立法初衷已经相去甚远。《民事诉讼法》第13章对简易程序仅六条之规定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现在司法实践的需要。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颁布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民事简易程序诉讼文书样式（试行）》四部司法解释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程序转换、审限、开庭审理、宣判送达等各方面进行补充完善。虽然大量的司法解释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简易程序的法律规范，弥补了立法的不足，但也有其不足之处：第一，司法解释过多，使得立法结构失衡；第二，司法解释与立法存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因其刚性较弱的不足，发生冲突时，使用何种法律规范则受法官主观意识左右，在法官素质仍亟待提高的我国，这样不利于严格执法，易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滋生腐败现象。但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简易程序存在缺少系统性法律规范、立法结构失衡的缺陷仍未涉及。因此，对于进一步完善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其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2.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新《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当事人选择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但毋庸置疑，其审级适用范围仍然局限在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事实上，在采用案件标的额作为划分级别管辖标准之一的我国中级、高级法院仍然存在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另外，如果当事人依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和客观条件对在基层法院以外审理的民事案件自愿采用简易程序审理，法院就不应为追求可能的完美正义将当事人限制在对其意义不大的普通诉讼程序中。结合司法资源的稀缺性与当今社会大众对司法正义之需求的矛盾现实，简易程序在审级上的适用限制不仅给法院造成了办案压力，也使得部分当事人不能及时获得纠纷的解决，甚至因有限的司法被不合理地占用而导致一些民众不能通过司法寻求正义。
3.缺乏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和人员
虽然在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已经是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民事案件使用的主要程序，但我国仍未设立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和人员，因此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兼具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职能，其审判人员也是一身两职，审理案件时，很容易造成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混用，使普通程序不规范，简易程序不简易，危及程序的公正，最终可能危害当事人的实体利益。缺乏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的不足，导致司法资源不能合理地优化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浪费了本就稀缺的司法资源。
4.审理期限过长
尽管简易程序的三个月审限且不能延长与普通程序的审限相比已经足够短，但是不可忽略的前提是二者案件性质的差异性。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以及当事人约定使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对于案件的审查、处理双方已经基本不存在很大争议，重要的是法律的适用问题，用三个月来办理这样的案件不能说是效率与公平原则的体现。《民事诉讼法》的立案规定：人民法院受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这里并未区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作为弥补，《民事诉讼法》在简易程序一章中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可以当即审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审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却以择日审理为普遍原则，以当即审理为例外。而简易程序仅有三个月审理期限，立案在司法实践中就占了七天，这显然不合理。此外，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就审期间即送达诉状与言辞辩论期之间的一段时间也没有明确规定，这也是导致法院任意拖长诉讼时间的重要原因。 四、简易程序的进一步完善
（一）平衡立法结构，构建体系化的简易程序规范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是法学界永恒的辩题，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呈现的实际问题，其实发生的不少冤假错案，除了法官自身素质问题外，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规范约束所致，即因为缺失了程序正义可以依赖的基础导致实体正义的丧失。如果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在立法层面已经有极详尽的处理方案作规定，那么法官就很难知法犯法了。因此，建立起一套独立系统化的法律规范是完善民事简易程序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根据目前司法实践对系统化的简易程序法律规范的现实需求以及我国当前的立法水平，立法部门可以针对民事诉讼简易程序专门制定一部单行性法规，将现有的立法条款与司法解释及相关规定统一起来。
（二）在审级上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在中级和高级人民法院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以及当事人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采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不仅可以满足当事人及时获得裁判的需求，也可以使中级、高级法院有更多的精力针对疑难复杂案件进行精审理，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事实上，从广义的简易程序看，我国上诉审程序中的迳行裁判也属简易程序范围，由此，简易程序的适用事实上已经延伸到了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之外，这也可窥视到我国在审级上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立法趋势。
（三）设立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和人员
借鉴世界范围内对适用简易程序机构设置的两种主要方式：一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设置专门的简易法院，裁判机关的法官任用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二是在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在普通法院内设立专门的简易庭。基于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状况复杂，交通不便，司法资源紧缺的实际情况，在普通法院内设立专门简易庭，配备专业的独任法官才是切实可行的方案。另外，近些年，上海浦东新区法院的民商事简易案件速裁组，北京朝阳区和房山区法院的简易法庭，江苏连云港新浦区法院的简易纠纷诉裁处等率先实践取得的实效已经为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充分说明了设立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四）缩短审理期限
缩短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并不意味着牺牲审判质量，而是从立法上对简易程序的立案期限、就审期限作出明确的规定，防止一些法官以立法对此规定不明作掩护，推延办案时间，超出办案时限又以超过简易程序三个月审理期限为由将案件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不仅浪费了稀缺的司法资源，也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违背了民事诉讼法“方便人民群众诉讼，方便法院办案”的基本原则。
为合理地缩短审理期间，方便当事人及时行使诉权，立法应当对此有明确规定。基于简易程序适用案件的简单性及当事人的合意性，笔者认为将立案期限定为3天为宜，确有特殊情况的可以延长至5天；而就审期间，除当事人可以要求尽快审理外，至少应有5天，确有特殊情况的一般也不应超过10天。总的办案期限应以两个月为限比较合理。
参考文献：
[1]江伟，肖建国.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62.
[2]陈计南.程序法之研究（三）[M].台北：三民书局，1990.
[3]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28-329.
[4]顾培栋.效益：当代法律的一个基本价值目标[J].中国法学，1992，（3）.
（责任编辑：姚 丽）
摘 要：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是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在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民事简易程序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解决机制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概念和简易程序修改的法理基础出发，简要评析《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简易程序的修改，并就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事简易程序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民事诉讼；简易程序；法理基础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170-03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事诉讼案件也日益增多，加之公民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极为广泛的应用，但因为立法对民事诉讼简易程序规定的不足，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民事诉讼简易程序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因此近年来简易诉讼程序的修改也引起了学界的更多关注，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简易程序部分进行了修改，虽然本次修改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仍有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一、简易程序的概念
简易程序是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要概念，但立法上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界对此也各有观点。章武生认为简易程序可从传统意义上的民事简易程序、狭义的民事简易程序及小额诉讼简易程序三个方面理解：传统意义上的民事简易程序，包括狭义的民事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简易程序；狭义的民事简易程序也称普通意义上的民事简易程序，它不仅排除了民事诉讼中的公示、催告等简易程序，也排除了小额诉讼简易程序。赵秀举认为，在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包括争讼简易程序和非讼简易程序（非讼程序多为简易程序）。通常所谓的简易程序，指争讼简易程序，包括通常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有时，简易程序仅指通常的简易程序，与“小额诉讼程序”并列[1]。笔者更赞同章武生教授的观点，文章中所指的简易程序是狭义的民事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这也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通常所谓的简易程序。
二、简易程序修改完善的法理基础
任何程序机制的发展及不断完善的过程都有其必要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简易程序也不例外，笔者认为简易程序修改完善的法理基础有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一）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除了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以外，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以立法的形式赋予当事人民事诉讼程序选择权，是法律对双方当事人在处理纠纷事项中所达成合意的充分尊重。程序选择权与国际司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一脉相承，都是对当事人人权的尊重。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内法的修改日益向国际私法靠近之趋势，是立法不断进步，不断追求最大程度一致性的体现。
虽然我国宪法赋予公民享有诉讼权，公民在其合法的人身或财产权益遭受侵害时，享有通过诉讼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予以平等保护和救济的权利，但是如何使公民最大限度地行使诉讼权以获得更广泛的正义才是立法的根本目的。民诉修改之前当事人对于简单民事案件以外的案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程序选择权，如果对于某些纠纷当事人投入的诉讼成本大于其获得的诉讼收益，或者让大多理性的中低收入的普通民众投入超出其承受范围的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来获得可能的公正不仅是不合情理的，也会使他们极有可能放弃通过诉讼获得正义的权利，事实上就导致了当事人不能平等地行使诉讼权，获得平等的裁判。“司法不能亲近请求救济之人，使其有利用纷争解决制度（司法制度）之机会，宪法上所保障之财产权、诉讼权、平等权反而不能落实。”[2]程序设计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程序选择权给当事人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自由空间，允许其选择符合自身经济条件、客观环境等要求的方式解决纠纷。其设置在保障当事人平等地获得裁判，行使诉讼权，实现司法大众化上凸显了重要意义。
（二）体现效率与公平相适应的原则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调解前置、一审终审、程序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使当事人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纠纷的合理解决，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相适应的原则。效率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律必须追求效率，不追求效率的法律不是有利于社会的法律。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法律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反映，法律本身具有内在的经济属性、经济机制、经济逻辑。一部好的法律是以实用性和获得最大效益为基础的。效率和公平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价值，许多情况下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公平，因此效率和公平经常处于深层的张力之中，但是在良好的制度与机制之下，尽量扩大它们之间的适应性缩小它们之间的矛盾性是可以做到的：在良好的社会制度下，效率和公平本质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效率属于经济范畴，公平属于伦理范畴，作为伦理范畴的公平自然应当来自于并服务于作为经济范畴的效率[3]。简易程序作为效率与公正的体现，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有观点认为，在适用简易程序时，当事人有时是以牺牲实体利益为代价换取程序利益的，违背了公平原则。其实持此观点的人通常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衡量效率与公平相适应的原则的。公平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以当事人的主观标准而定。当事人舍弃了较小的实体利益却收获了较大的程序利益，实际上总的利益价值仍是正的，实际上仍是公平原则之体现。有时当事人自愿舍弃一部分实体利益，使自己及时摆脱诉累，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创造更大的价值，对当事人而言简易程序正是效率与公平原则相适应的最佳体现。
三、简易程序修改内容之评析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本次修订中涉及简易程序的有以下方面：
（一）简易程序修改之亮点
1.以立法的形式设置调解前置程序
调解作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种极为重要且极具中国特色的解决方式，具有程序简便、方式灵活、自觉履行率高等优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类民事纠纷日益增多，充分发挥调解作用，对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新法为进一步完善调解与诉讼相衔接的机制，增加了先行调解的规定。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开庭前可以调解的，采取调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至此调解制度在立法上确立了自己的法律地位。调解的设立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简易程序的层次设置；同时较简易程序而言，调解是一种更为简便、快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如果有更多的纠纷能够通过调解解决，那么对于缓解基层法院办案压力，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更好地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将产生极为重要的意义。 2.设小额诉讼制度实行一审终审
近些年，随着我国公民日益增长的对司法的需求与司法服务难以应对之间矛盾的不断升级，再看到各国小额诉讼制度的逐步成熟对新时期法治社会的巨大贡献，理论界和实务届开始有愈来愈多的人呼吁借鉴并引进国外的小额诉讼制度，完善我国当前的诉讼制度。新《民事诉讼法》针对这一呼吁做出了回应，在简易程序的基础上增设了小额诉讼程序，《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在简易程序的基础上设立小额诉讼程序，且标的额的设定依各地区实际情况而定，是吸收借鉴外国先进制度与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重要体现，也是谨慎修改完善法律制度的表现。对一定标的额内的简单民事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防止当事人滥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一审终审，有观点认为这样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会危害当事人的实体利益。事实上，对于事情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且标的额较小的简单民事案件，加之其他诉讼制度的约束和法官职业素质、能力的不断提升，此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即使真的偶然出现也有审判监督程序可以弥补。
3.赋予当事人实质意义上的程序选择权
意思自治原则中作为私法的基石，不可避免地延伸到诉讼领域，在诉讼法上体现意思自治原则不仅有助于维护司法秩序，使民法上的私权得到自始至终的贯彻和落实，也是对当事人人权的充分尊重与保障。《民事诉讼法》第157条第2款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该规定取消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2条中的当事人选择适用简易程序还需法院审查同意的权利，使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不再是一纸空文。程序自由选择权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诉讼法领域的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符合我国当前司法需要，也使得纠纷可以更好地柔软化、弹性化地解决，对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重要意义。
（二）简易程序修改之不足
1.立法结构失衡，对简易程序的规定不够系统
民事简易程序虽在立法上已经有自己的专章规定，拥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但是目前各基层法院审理民事案件80%以上适用简易程序的事实与20世纪90年代初普通民事案件占多数、简单和复杂案件占少数、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控制在20%左右的立法初衷已经相去甚远。《民事诉讼法》第13章对简易程序仅六条之规定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现在司法实践的需要。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颁布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民事简易程序诉讼文书样式（试行）》四部司法解释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程序转换、审限、开庭审理、宣判送达等各方面进行补充完善。虽然大量的司法解释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简易程序的法律规范，弥补了立法的不足，但也有其不足之处：第一，司法解释过多，使得立法结构失衡；第二，司法解释与立法存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因其刚性较弱的不足，发生冲突时，使用何种法律规范则受法官主观意识左右，在法官素质仍亟待提高的我国，这样不利于严格执法，易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滋生腐败现象。但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简易程序存在缺少系统性法律规范、立法结构失衡的缺陷仍未涉及。因此，对于进一步完善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其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2.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新《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当事人选择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但毋庸置疑，其审级适用范围仍然局限在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事实上，在采用案件标的额作为划分级别管辖标准之一的我国中级、高级法院仍然存在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另外，如果当事人依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和客观条件对在基层法院以外审理的民事案件自愿采用简易程序审理，法院就不应为追求可能的完美正义将当事人限制在对其意义不大的普通诉讼程序中。结合司法资源的稀缺性与当今社会大众对司法正义之需求的矛盾现实，简易程序在审级上的适用限制不仅给法院造成了办案压力，也使得部分当事人不能及时获得纠纷的解决，甚至因有限的司法被不合理地占用而导致一些民众不能通过司法寻求正义。
3.缺乏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和人员
虽然在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已经是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民事案件使用的主要程序，但我国仍未设立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和人员，因此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兼具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职能，其审判人员也是一身两职，审理案件时，很容易造成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混用，使普通程序不规范，简易程序不简易，危及程序的公正，最终可能危害当事人的实体利益。缺乏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的不足，导致司法资源不能合理地优化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浪费了本就稀缺的司法资源。
4.审理期限过长
尽管简易程序的三个月审限且不能延长与普通程序的审限相比已经足够短，但是不可忽略的前提是二者案件性质的差异性。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以及当事人约定使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对于案件的审查、处理双方已经基本不存在很大争议，重要的是法律的适用问题，用三个月来办理这样的案件不能说是效率与公平原则的体现。《民事诉讼法》的立案规定：人民法院受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这里并未区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作为弥补，《民事诉讼法》在简易程序一章中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可以当即审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审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却以择日审理为普遍原则，以当即审理为例外。而简易程序仅有三个月审理期限，立案在司法实践中就占了七天，这显然不合理。此外，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就审期间即送达诉状与言辞辩论期之间的一段时间也没有明确规定，这也是导致法院任意拖长诉讼时间的重要原因。 四、简易程序的进一步完善
（一）平衡立法结构，构建体系化的简易程序规范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是法学界永恒的辩题，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呈现的实际问题，其实发生的不少冤假错案，除了法官自身素质问题外，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规范约束所致，即因为缺失了程序正义可以依赖的基础导致实体正义的丧失。如果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在立法层面已经有极详尽的处理方案作规定，那么法官就很难知法犯法了。因此，建立起一套独立系统化的法律规范是完善民事简易程序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根据目前司法实践对系统化的简易程序法律规范的现实需求以及我国当前的立法水平，立法部门可以针对民事诉讼简易程序专门制定一部单行性法规，将现有的立法条款与司法解释及相关规定统一起来。
（二）在审级上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在中级和高级人民法院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以及当事人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采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不仅可以满足当事人及时获得裁判的需求，也可以使中级、高级法院有更多的精力针对疑难复杂案件进行精审理，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事实上，从广义的简易程序看，我国上诉审程序中的迳行裁判也属简易程序范围，由此，简易程序的适用事实上已经延伸到了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之外，这也可窥视到我国在审级上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立法趋势。
（三）设立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和人员
借鉴世界范围内对适用简易程序机构设置的两种主要方式：一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设置专门的简易法院，裁判机关的法官任用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二是在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在普通法院内设立专门的简易庭。基于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状况复杂，交通不便，司法资源紧缺的实际情况，在普通法院内设立专门简易庭，配备专业的独任法官才是切实可行的方案。另外，近些年，上海浦东新区法院的民商事简易案件速裁组，北京朝阳区和房山区法院的简易法庭，江苏连云港新浦区法院的简易纠纷诉裁处等率先实践取得的实效已经为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充分说明了设立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四）缩短审理期限
缩短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并不意味着牺牲审判质量，而是从立法上对简易程序的立案期限、就审期限作出明确的规定，防止一些法官以立法对此规定不明作掩护，推延办案时间，超出办案时限又以超过简易程序三个月审理期限为由将案件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不仅浪费了稀缺的司法资源，也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违背了民事诉讼法“方便人民群众诉讼，方便法院办案”的基本原则。
为合理地缩短审理期间，方便当事人及时行使诉权，立法应当对此有明确规定。基于简易程序适用案件的简单性及当事人的合意性，笔者认为将立案期限定为3天为宜，确有特殊情况的可以延长至5天；而就审期间，除当事人可以要求尽快审理外，至少应有5天，确有特殊情况的一般也不应超过10天。总的办案期限应以两个月为限比较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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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