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绪论
“三言”是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的基础上加工、编纂、创作而成的，它不仅折射出晚明社会的各个横截面，而且还展现了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学观。冯梦龙特别强调小说的通俗性和教育性。他想通过小说劝诫和教育世人。冯梦龙作为一个极有才学却仕途不顺的士人中的一员，他在小说中必然渗透着所处时代的士人在交往中的甜蜜与艰辛。晚明时期的士人是市民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冯梦龙笔下士人虽不全是生活在明代，但其身上必然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历史转折时期。在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各阶层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处在转型期的士子也不例外。特别是传统的诚信观念，他们一方面被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所牵制，另一方面又受到晚明时期新思潮的冲击。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士子展现了具有时代性又兼有个体性的特点。本文将从士子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交往中的所体现的诚信观念：一是知恩图报，二是舍生取义，三是见利忘义。探究士人的思想境界，体会他们的人格魅力，也让读者看见更加鲜活的明代图景。
近年来经过诸多学者的努力研究与开拓，“三言”的研究成果丰硕。尤其是在冯梦龙情教思想和女性形象方面的研究作品甚多。随着明代“士农工商”地位的不断变化，“三言”中商人形象的研究颇受当代诸多学者的关注，晚明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人地位的提升，诸多学者对“三言”中商人地位提升的研究也有了新突破。在婚恋问题以及西方理论的运用上也有很大的进展，前人对“三言”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研究成果。相对这些研究成果，关于“三言”中士人诚信观的研究较少，这从另一个方面也给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研究空间。
一、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与“三言”中士人的思想
（一）王学左派提倡人性解放
明中叶，社会极端矛盾。“诈之变日深，而廉耻道尽，其不至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者几希矣!” 由于皇帝的昏庸，官吏的腐败，土地的兼并，农民的破产，大批流民拥入城市，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一种
[1]
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为封建社会所未曾有过的资本主义因素悄然出现。而资本主义的萌芽，意味着中心城市的形成，市民阶层的兴起；意味着商人地位的升格，商业色彩的浓重；也意味着价值取向的急剧变化，道德观念的骤然更新，社会风尚的迅速改观。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最突出的变化是：摒弃节俭而崇尚奢侈，漠视农耕而艳慕财货；反对禁欲而追求享乐，厌恶理学而放纵人欲。在这种情况下，宋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正面临着世俗生活的严峻挑战。它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肃杀而僵硬的教条，已很难箝制住人们的世俗欲望和人性要求；它所建立起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已很难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为了改变这种混乱局面，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只有对儒学给予新的解释，建立起新的道德规范，于是，一场哲学的变革势不可免。
“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异军突起，与佛、道形成桴鼓相应之势，成为削弱程朱理学独尊地位的一支劲旅。” 王阳明在胎承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说法之后直接提出了“心即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心外无理”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但把“天理”与“人欲”谐调起来，而且把人的主体地位，从“天理”的顺应者变为“天理”的主宰者。在此基础上王阳明又提出了“致良知”之说。他认为，人的内心深处，天生便有“良知”，只要把人的“良知”开掘出来，便可做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每个人都可为圣人。王学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真理，从日常生活中贯彻伦理道德，肯定人民由于生活需要而提出的物质要求，认为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天性。这种观点包含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平民思想，它崇尚人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说教，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李贽李贽沿着王学左派的思路继续前进，将传统理学中的性与情，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的相互关系的命题，作了深入浅出的发挥。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人皆有私”、“食色性也。”这就等于说，在穿衣吃饭这样一些日用生活中，已包含着“人伦物理”，天理就在人欲中，人欲中即有天理。因此李贽极力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人性解放。冯梦龙等文人在文学创作和编辑领域，选取‘情’、‘义’类小说来弘扬李贽思想，表达自己‘主情’的审美理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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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士商互相渗透
“重本抑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长期奉行的一种经济政策。《汉书·食货志上》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商被排在了最末位。朱明王朝建立后，继续奉行“重本抑末”政策。因此，明代初期伤人的地位也是十分低下。
但是自明中叶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都市繁荣，商品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明人庞尚鹏说：“民家常业，不出农商。”[4]经商作为一种观念深入人心，必然会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另外，商人还通过钻研仕宦，或者通过其代理人（亲属、想亲、观点一致仕宦职者），对国家政权发挥其影响，来逐渐改变其社会地位。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一些原来重农贱商的封建士大夫也开始热衷于商业。一些儒生士子在这股“竞事商贩”潮流的影响下，弃儒经商。归有光说：虽士大夫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士商互渗现象大量出现，社会思潮较前代也发生了变化，“学而优则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已不再是封建文人的崇高理想和信念。“穷经皓首读书仕进求取功名的思想观念退出，经商挣钱成为了安身立命的第一要务，正是所谓‘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大量士人向商业和手工业流动，他们不仅以经商为谋生手段，而且与商人联姻的现象也层出不穷，经商已成为一种世人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 [5]
（三）士人的思想倾向、道德观念趋向于市民化
明代中后期，社会上不断涌现出经商思潮和人性思潮，这两大思潮对于士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在物质生活方面，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金钱被人们所看重，士人作为市民阶层的一部分，也开始看重金钱的作用，市民阶层对金钱和享受的追求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精神方面，随着王学左派影响力的不断变大，对于人性解放的号召也使得士人也不再压抑自己的人性和情欲，无论在与社会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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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的交往方面都显现出了真实的人性。小说中的“杜十娘与百宝箱一起怒沉江底，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与价值尊严。像这类作品，最能使人感受到晚明社会涌动的人文思潮。”明代人性思潮主要展现出了人们反对虚伪的、压抑人性的文化和道德，主张“真性情”，倡导自然的人性，“真”和“自然”是当时市民阶层不断追求的理想和境界。
这两大思潮在社会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在他们的影响下，士人的思想倾向、价值标准、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渐渐趋向于市民化。这一变化在明代的文学作品中有着大量的体现。如在《喻世明言》第十六卷《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士子范巨卿并没有再坚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文人理想，而是选择了弃仕从商、《醒世恒言》卷二十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杨元礼作为一个士人，并未放弃之前的诺言，也并没有坚持门当户对的传统门第观念，而是选择与贼人之女结为夫妻等等，在这些作品中都从正面或者侧面体现着士人的思想和愿望。 [5]
三、“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与士人阶层的精神风貌
社会交往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哪个时代的人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存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交往方式，一个独立的人不可能只用一种方式待人处事，对待不同的人会采用不同的交往方式，对待同一种人也不会时时都用一种交往方式，而诚信观作为社会交往的重要准则，“三言”中的士人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光芒。明代社会的书生士子在科举制度下一心苦读求取功名，但很多人不能一举登科，他们饱尝了科举带来的的酸甜苦辣，也深深体会到了事态的炎凉。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读书科举求取功名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逆境中得到他人的帮助，当他们成功或是境况改编后，能够牢记别人曾经给过自己的帮助，尽自己的能力报恩。同时也有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小人，这些人在别人的帮助下甚至是别人倾其所有乃至生命而发达显赫了，但对于有恩与自己的人不但不报恩，甚至加害于恩人。虽然士人哪个朝代都有，但处在不同的时代会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缩影。明代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商人地位不断提高，士人的社交圈也随之扩大，士人的身份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单一，士人与商人等身份之间互相转换与相互交融。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呈现的诚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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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了特定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点。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三言”中士人诚信观的具体呈现：
（一）知恩图报，并且信守承诺
士子以读书求取功名的角色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自唐代逐渐增多。这些书生或出身贫寒，或即使是出身官宦家庭，但多半也是中途家庭遭遇变故导致家境窘迫；抑或屡试不第，在势力的世俗之见的包围中受尽屈辱。同时在他们的读书求取功名中会遇到一些侠士、商人特别是妓女的帮忙。“三言”中所描写的书生士子多能够知恩图报，在他们身上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诚信观念。
《警世通言》卷十七《钝秀才一朝交泰》写聪敏饱学的书生马德称，父亲官拜吏科给事中，因议论太监王振专权误国而遭陷害。马德称家道中落后，被先前的好友不义出卖，使家里的田地全被官府收去，而妻舅黄胜又将马德称存在家中的财务赖去。穷困之际投亲靠友全无着落，虽也有人给与一些接济，但厄运还是一个接一个，故被人们称为“钝秀才”。人们讥笑他“是个降祸的太岁，耗气的鹤神，所到之处，必有灾殃”，在这种处境下他受尽蔑视和侮辱。幸有贤惠的未婚夫黄六媖，尽管其兄要为她另择夫家，但她坚决不另配他人，并带丫鬟、家人到京都寻找丈夫，赠与白银助其读书。后来马德称被允许就地应试考取了监元，至秋发魁，与黄小姐成婚，来春又中了第十名会魁，殿试二甲，考取进士，这时的“钝秀才”得到了高官厚禄，门庭若市，但他不忘当时困境时给与他精神鼓励和物质援助的未婚妻，尽管后来官至礼、兵、刑三部尚书，但他始终不忘夫人的救助之恩。
《醒世恒言》卷二十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书生杨元礼随同学六人进京考试，途中被一寺院的恶和尚洗劫一空并将那六位同学都杀死，杨元礼侥幸逃离寺院并到一户人家避难。没曾想折价的母亲也同寺院的和尚是一伙的，在她前往寺院去告密时，其心地善良的女儿设计放走了书生，临别时二人定下婚约。杨元礼脱身进京会试，并在殿试中中了一甲第三名，入了翰林。在那些恶和尚被惩罚后，杨元礼信守诺言与张淑儿结为夫妻。
在这些士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士人身上所散发出的传统诚信观念，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读书人所面临的门第观念，变得模糊而被忽视了，但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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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化也是不可缺少的。
（二） 舍生取义，执着与理念的追求
在“三言”中，士子所呈现的诚信观，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知恩图报，而只是一种执着理想和信念的追求，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士子以生命为代价恪守诚信、舍生取义的感人事例。在这里，冯梦龙笔下的士子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恪守诚信的决心和勇气。诚信与死亡两者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看来更加的可歌可泣，让我们荡气回肠。
《喻世明言》第七卷《羊角哀命舌全交》，听说楚王招纳天下贤士，于是羊角哀和左伯桃同去楚国求官，途中两人结为兄弟。当羊、左二人同行至此时，天降大雨雪，同往则盘费不够，左伯桃便将所带干粮、衣物全交与羊角哀，让其独自赴楚，左伯桃则出走躲避羊角哀，最后因冻饿死于树洞之中。 羊角哀到了楚国，位至上大夫，遂将此事禀告楚王。楚王听后很受感动，便下令伐倒林树礼葬了左伯桃。羊角哀觉得因为左伯桃意识到二人同行必因路资不足，而一起饿死在途中，所以他才自杀于树洞中，成全了自己。后左伯桃托梦给羊角哀，说自己在阴间受荆轲欺侮。当梦见左伯桃在地下为荆轲強魂所逼去住无门时，羊角哀毫不犹豫便自刎于左伯桃墓前，与他合葬在一起，化作泉下之鬼以助左伯桃赴阴间共战荆轲。于是留下“二鬼战荆轲”这千古传颂的动人故事。作者对此评价说：“两个朋友，偶然相交，结为兄弟，各舌其名，留名万古” [7]
《喻世明言》第十六卷《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张元伯在赶考途中偶遇范巨卿，当时范巨卿重病垂危。在张元伯的悉心照顾下，范巨卿终于康复了，可是却因此耽误了考试的日期。二人在重阳之日分手归家，并约定了明年的重阳节到张元伯家再聚。转眼间到了第二年的重阳，张劭杀了了自己家唯一的一只鸡，又借钱买了米酒，可是等了整整一天也没见范巨卿的影子。上灯时分，范巨卿终于出现了，可是却是他的魂魄。原来他忙于世俗，等想起今日是重阳的时侯，已经是晚上了。他追悔不及，可是却无法弥补自己失约的过失。终于，他决定了一件事情：如果能在重阳节见到张元伯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因为“人不能行千里，魂能日行千里”。巨卿交代了妻子后，自刎而死。张劭立刻含泪辞别老母，赶往范巨卿家。日夜兼程，终于在范巨卿下葬的时侯赶到了坟前。张劭在恸哭之后，也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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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刎。兄弟俩终于长眠在一起。“风吹落月夜三更，千里幽魂叙旧盟。只恨世人多负约，故将一死见乎生。” [7]
这种以生命为代价去守成诚信，从现在的角度去看未免有些不可思议，但冯梦龙就是要以这么一种方式，希望在传统道德受到冲击的社会变革时期，通过这种"榜样"来希望人们能够坚守诚信，恪守诺言。
（三）背信弃义，作为反面警示
在“三言”中所描写的士子，也不乏背信弃义的小人，尽管他们那样做有着这样那样的理由，但毕竟是忘恩负义之径，是一种反面的教材。他们有恩不报、背信弃义，但大都都受到了惩罚和报应，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作者对士子的警示。
《警世通言》卷三十四《王娇鸾百年长恨》，王娇鸾为河南南阳卫千户之女，幼通史书，举笔能文。父亲年老，卫中的文书笔札全靠她审阅整理。一日，王娇鸾偶遇苏州吴江县的书生周廷章，郎才女貌，彼此倾心。周廷章到王府求婚遭到拒绝，二人就背着父母，写下婚书誓约，私结了良缘。不久，周廷章回家后家父做主为他议婚，当他得知魏女绝美又很富有之后，就忘却前约。魏女过门后周也就不再记起王娇鸾了。王娇鸾与周廷章一别后，相思成疾。遂写书信派人送去周家，周廷章见信后翻脸无情，将定情之物和同婚文书一并退还。王娇鸾见此情景，悲愤交加，写了三十二首绝命诗和《长恨歌》一篇，备述她与周廷章的相爱和被遗弃的经过，在阅文书时封在了送吴江县的官文内，然后自缢而死。吴江县大尹在阅公文时见了王娇鸾的诗文，同情其遭遇，痛恨周廷章停妻再娶的负心，将周廷章乱棍打死。
《醒世恒言》卷三十《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士子房德家境贫寒落魄，而且妻子凶悍不仁。因误成盗首行盗时被官府擒获。京兆畿李勉”素性忠贞尚义“，见群盗中”唯有房德，人才雄威，非彩非凡“，心生惜才之心，便冒险把他私放了，但自己却因此被罢官。后来李勉和其家人在去常州投奔朋友时遇到已成县尉的房德。房德本来是以报恩之心款待李勉的，并在离别时欲赠物答谢，但经不住气量狭隘、凶悍不仁的妻子的挑拨，便丧尽天良地骗人去杀恩人李勉，断绝自己被揭老底的后顾之忧。结果事与愿违，李勉没被杀死。房德夫妻二人反被他们被骗去杀李勉的侠士所杀。房德对于恩人有恩不报，反而受内人挑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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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加害于恩人，必然会遭到应有的报应。
有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不仅仅是在着重刻画一些重信重义的优良士人，对于描述一些忘恩负义的小人也是下了大量的工夫。总之，作者希望通过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典型，更加有力地突出诚信原则的可贵，面对荣誉、金钱、美色，要不忘为人之本，坚守诚信的道德基地。
四、士子的诚信观所表现的人格魅力
（一）诚信对于主体人格的重要性
人，作为“万物之灵”，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离开社会、离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也将不成其为人。人格魅力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士子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无不体现着他们的处事方法和人格魅力。这种人格在伦理学上通常称为道德人格。即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而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石，“是一种人们在立身出世、接人待物和生活实践中必须而且应当具有的真实无欺、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信守然诺的行为品质„„诚信之诚是诚心诚意，忠诚不二；诚信之信是说话算数和信守然诺。” [8]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观念，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诚信是“是以主观的形式存在于道德生活主体内部，有客观地要求贯通于人与自身、与人、与自然、与社会等多重交互作用的关系中。规约并维持在它们之间活动的和谐存续，而达到恒久的心理契约。” [9]在如家儒家传统思想中，“诚”也是作为其思想的重要思想。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孟子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也肯定“诚”是天的运行规律，追求诚信之道才是做人的道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诚信对于主体的人格有着巨大的作用。
（二）个体道德的感召力和对伦理观的净化
在以“三言”为代表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强调的是对个体道德的感召和伦理的净化，并且将其作为审美价值实现的目的。而在“三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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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士人的许多作品都蕴藏着士人诚信观所折射出的人格魅力。
“诚”是儒家价值观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是儒家精神的体现。这种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体现在士人身上，折射出一种审美的人格力量，具有巨大的能量，这种什么价值观念在“三言”中，是一个又一个具有感召力的人物形象，他们以自己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感悟，演绎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如《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羊角哀舍命全交》、《吴保安弃家赎友》等，体现了朋友之间的真挚的感情，突出了“义”与“诚”的主题，这些人在道德与利益、甚至是道德与生命发生矛盾和碰撞时，他们首先选择的是伦理道德，是诚信。并不是每个士人都是如此的恪守承诺，也有一些忘恩负义的小人，虽然他们那样做有着各种客观原因，但更是这样，才凸显出恪守承诺的士人人格的高尚。黑格尔说：“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方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矛盾中挣扎出来，方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相互冲突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能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10]。通过守信和失信这两个方面。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冯梦龙的个人价值取向，而通过对这些优秀士人的讴歌，即是通过这些优秀士人的人格力量能唤醒人们沉睡在心底的良知和道德，对明朝当时混乱的伦理观进行净化，从而达到冯梦龙“情教”目的。
（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又教化世人
时代的变迁会使人们思想也发生改变，明后期人们对金钱的崇拜正是源于动荡不安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1] “三言”中关于士人的篇目虽然不都是明代发生的事情，但是作为出生在明代的作家冯梦龙，他对“三言”素材的选择和内容的编纂都倾注了他所处时代的思想烙印。明代中叶正是社会转型的动荡不安时期，人们的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不断变化，理学思想开始动摇。士人是市民的一部分，士子的传统思想遭到冲击，士人在情与理之间徘徊。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不乏背信弃义，薄情寡性之人，士人的思想也逐渐的被世俗化，士人与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的交往方式体现着社
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会的现实。而对于这一社会现实，冯梦龙对于当时的社会黑暗进行了尽情的鞭挞，同时有刻画了众多知恩图报、舍生取义的士人，在黑暗中开拓光明，反映了作者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通过这些优秀士人的巨大的人格力量，从而形成巨大的道德感召力，从而教化世人。
“三言”中士人因诚信而发出闪亮光芒，凸显了人作为主体的纯洁性和高尚性。从而形成一股巨大的道德感召力量，唤醒人们沉睡在心底的良知和道德。这样的人格魅力是时代洪流中的甘泉，滋润和修补当时人们混乱复杂道德观念，推进社会的进步。
结论
“三言”作为具有市民文学特色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集，是反映晚明社会历史风貌的市民风情画。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势力抬头，市民队伍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经商思潮与人性解放思潮对于士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市民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士人也开始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受着金钱与道德双方面的冲击，社会上的经商思潮和人性思潮不断改变着士人传统的诚信观念。冯梦龙言“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12]“三言”中士人诚信观描写的源头都是出自冯梦龙的情教思想。本文通过对“三言”中士人诚信观这一方面的总结和分析，把其中士人的诚信观特征总结为三个方面：知恩图报、舍生取义、背信弃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对于不同士人的表现的褒扬与贬斥。在那些恪守诚信的士人身上，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巨大的人格魅力，在明代中后期一个混乱的环境中，这样的人格魅力有着巨大的道德感召力，从而起到对当时道德伦理观的净化，同时达到教育世人的作用。总之，对“三言”中士人诚信观的描写表现了作者的人生追求，展现了明代士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感化和教育世人。广大读者通过对士人诚信观的了解，进一步窥探晚明市民阶层的精神面貌。
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参考文献
[1](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5：华阴王氏宗祠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9.
[2]刘建明.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影响减弱及其思想史意义[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
（3）：51-52.
[3]代智敏.论明代社会思潮对小说选本的影响[J].贵州文史丛刊，2006.（1）：32.
[4]《庞氏家训》，见丛书集成。
[5]张蓉、王锋.《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嬗变及其原因[J].船山学刊，2006.(3):128.
[6]姚树颍.“三言”中的女性形象和冯梦龙的妇女观[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2):40.
[7]冯梦龙.喻世明言 [M].北京：中华书局，2002：99.
[8]王泽应《论诚信》，《光明日报》，2004.(11)
[9].王劲、白义香《论中国传统诚信道德的特点及其发展》，《合肥联合大学学》，2001.(2):25.
[10]（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出版，1979：222.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
[12] 冯梦龙.醒世恒言·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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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绪论
“三言”是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的基础上加工、编纂、创作而成的，它不仅折射出晚明社会的各个横截面，而且还展现了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学观。冯梦龙特别强调小说的通俗性和教育性。他想通过小说劝诫和教育世人。冯梦龙作为一个极有才学却仕途不顺的士人中的一员，他在小说中必然渗透着所处时代的士人在交往中的甜蜜与艰辛。晚明时期的士人是市民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冯梦龙笔下士人虽不全是生活在明代，但其身上必然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历史转折时期。在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各阶层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处在转型期的士子也不例外。特别是传统的诚信观念，他们一方面被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所牵制，另一方面又受到晚明时期新思潮的冲击。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士子展现了具有时代性又兼有个体性的特点。本文将从士子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交往中的所体现的诚信观念：一是知恩图报，二是舍生取义，三是见利忘义。探究士人的思想境界，体会他们的人格魅力，也让读者看见更加鲜活的明代图景。
近年来经过诸多学者的努力研究与开拓，“三言”的研究成果丰硕。尤其是在冯梦龙情教思想和女性形象方面的研究作品甚多。随着明代“士农工商”地位的不断变化，“三言”中商人形象的研究颇受当代诸多学者的关注，晚明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人地位的提升，诸多学者对“三言”中商人地位提升的研究也有了新突破。在婚恋问题以及西方理论的运用上也有很大的进展，前人对“三言”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研究成果。相对这些研究成果，关于“三言”中士人诚信观的研究较少，这从另一个方面也给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研究空间。
一、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与“三言”中士人的思想
（一）王学左派提倡人性解放
明中叶，社会极端矛盾。“诈之变日深，而廉耻道尽，其不至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者几希矣!” 由于皇帝的昏庸，官吏的腐败，土地的兼并，农民的破产，大批流民拥入城市，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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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为封建社会所未曾有过的资本主义因素悄然出现。而资本主义的萌芽，意味着中心城市的形成，市民阶层的兴起；意味着商人地位的升格，商业色彩的浓重；也意味着价值取向的急剧变化，道德观念的骤然更新，社会风尚的迅速改观。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最突出的变化是：摒弃节俭而崇尚奢侈，漠视农耕而艳慕财货；反对禁欲而追求享乐，厌恶理学而放纵人欲。在这种情况下，宋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正面临着世俗生活的严峻挑战。它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肃杀而僵硬的教条，已很难箝制住人们的世俗欲望和人性要求；它所建立起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已很难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为了改变这种混乱局面，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只有对儒学给予新的解释，建立起新的道德规范，于是，一场哲学的变革势不可免。
“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异军突起，与佛、道形成桴鼓相应之势，成为削弱程朱理学独尊地位的一支劲旅。” 王阳明在胎承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说法之后直接提出了“心即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心外无理”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但把“天理”与“人欲”谐调起来，而且把人的主体地位，从“天理”的顺应者变为“天理”的主宰者。在此基础上王阳明又提出了“致良知”之说。他认为，人的内心深处，天生便有“良知”，只要把人的“良知”开掘出来，便可做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每个人都可为圣人。王学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真理，从日常生活中贯彻伦理道德，肯定人民由于生活需要而提出的物质要求，认为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天性。这种观点包含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平民思想，它崇尚人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说教，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李贽李贽沿着王学左派的思路继续前进，将传统理学中的性与情，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的相互关系的命题，作了深入浅出的发挥。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人皆有私”、“食色性也。”这就等于说，在穿衣吃饭这样一些日用生活中，已包含着“人伦物理”，天理就在人欲中，人欲中即有天理。因此李贽极力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人性解放。冯梦龙等文人在文学创作和编辑领域，选取‘情’、‘义’类小说来弘扬李贽思想，表达自己‘主情’的审美理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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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士商互相渗透
“重本抑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长期奉行的一种经济政策。《汉书·食货志上》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商被排在了最末位。朱明王朝建立后，继续奉行“重本抑末”政策。因此，明代初期伤人的地位也是十分低下。
但是自明中叶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都市繁荣，商品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明人庞尚鹏说：“民家常业，不出农商。”[4]经商作为一种观念深入人心，必然会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另外，商人还通过钻研仕宦，或者通过其代理人（亲属、想亲、观点一致仕宦职者），对国家政权发挥其影响，来逐渐改变其社会地位。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一些原来重农贱商的封建士大夫也开始热衷于商业。一些儒生士子在这股“竞事商贩”潮流的影响下，弃儒经商。归有光说：虽士大夫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士商互渗现象大量出现，社会思潮较前代也发生了变化，“学而优则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已不再是封建文人的崇高理想和信念。“穷经皓首读书仕进求取功名的思想观念退出，经商挣钱成为了安身立命的第一要务，正是所谓‘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大量士人向商业和手工业流动，他们不仅以经商为谋生手段，而且与商人联姻的现象也层出不穷，经商已成为一种世人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 [5]
（三）士人的思想倾向、道德观念趋向于市民化
明代中后期，社会上不断涌现出经商思潮和人性思潮，这两大思潮对于士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在物质生活方面，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金钱被人们所看重，士人作为市民阶层的一部分，也开始看重金钱的作用，市民阶层对金钱和享受的追求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精神方面，随着王学左派影响力的不断变大，对于人性解放的号召也使得士人也不再压抑自己的人性和情欲，无论在与社会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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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的交往方面都显现出了真实的人性。小说中的“杜十娘与百宝箱一起怒沉江底，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与价值尊严。像这类作品，最能使人感受到晚明社会涌动的人文思潮。”明代人性思潮主要展现出了人们反对虚伪的、压抑人性的文化和道德，主张“真性情”，倡导自然的人性，“真”和“自然”是当时市民阶层不断追求的理想和境界。
这两大思潮在社会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在他们的影响下，士人的思想倾向、价值标准、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渐渐趋向于市民化。这一变化在明代的文学作品中有着大量的体现。如在《喻世明言》第十六卷《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士子范巨卿并没有再坚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文人理想，而是选择了弃仕从商、《醒世恒言》卷二十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杨元礼作为一个士人，并未放弃之前的诺言，也并没有坚持门当户对的传统门第观念，而是选择与贼人之女结为夫妻等等，在这些作品中都从正面或者侧面体现着士人的思想和愿望。 [5]
三、“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与士人阶层的精神风貌
社会交往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哪个时代的人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存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交往方式，一个独立的人不可能只用一种方式待人处事，对待不同的人会采用不同的交往方式，对待同一种人也不会时时都用一种交往方式，而诚信观作为社会交往的重要准则，“三言”中的士人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光芒。明代社会的书生士子在科举制度下一心苦读求取功名，但很多人不能一举登科，他们饱尝了科举带来的的酸甜苦辣，也深深体会到了事态的炎凉。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读书科举求取功名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逆境中得到他人的帮助，当他们成功或是境况改编后，能够牢记别人曾经给过自己的帮助，尽自己的能力报恩。同时也有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小人，这些人在别人的帮助下甚至是别人倾其所有乃至生命而发达显赫了，但对于有恩与自己的人不但不报恩，甚至加害于恩人。虽然士人哪个朝代都有，但处在不同的时代会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缩影。明代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商人地位不断提高，士人的社交圈也随之扩大，士人的身份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单一，士人与商人等身份之间互相转换与相互交融。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呈现的诚信观
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凸显了特定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点。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三言”中士人诚信观的具体呈现：
（一）知恩图报，并且信守承诺
士子以读书求取功名的角色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自唐代逐渐增多。这些书生或出身贫寒，或即使是出身官宦家庭，但多半也是中途家庭遭遇变故导致家境窘迫；抑或屡试不第，在势力的世俗之见的包围中受尽屈辱。同时在他们的读书求取功名中会遇到一些侠士、商人特别是妓女的帮忙。“三言”中所描写的书生士子多能够知恩图报，在他们身上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诚信观念。
《警世通言》卷十七《钝秀才一朝交泰》写聪敏饱学的书生马德称，父亲官拜吏科给事中，因议论太监王振专权误国而遭陷害。马德称家道中落后，被先前的好友不义出卖，使家里的田地全被官府收去，而妻舅黄胜又将马德称存在家中的财务赖去。穷困之际投亲靠友全无着落，虽也有人给与一些接济，但厄运还是一个接一个，故被人们称为“钝秀才”。人们讥笑他“是个降祸的太岁，耗气的鹤神，所到之处，必有灾殃”，在这种处境下他受尽蔑视和侮辱。幸有贤惠的未婚夫黄六媖，尽管其兄要为她另择夫家，但她坚决不另配他人，并带丫鬟、家人到京都寻找丈夫，赠与白银助其读书。后来马德称被允许就地应试考取了监元，至秋发魁，与黄小姐成婚，来春又中了第十名会魁，殿试二甲，考取进士，这时的“钝秀才”得到了高官厚禄，门庭若市，但他不忘当时困境时给与他精神鼓励和物质援助的未婚妻，尽管后来官至礼、兵、刑三部尚书，但他始终不忘夫人的救助之恩。
《醒世恒言》卷二十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书生杨元礼随同学六人进京考试，途中被一寺院的恶和尚洗劫一空并将那六位同学都杀死，杨元礼侥幸逃离寺院并到一户人家避难。没曾想折价的母亲也同寺院的和尚是一伙的，在她前往寺院去告密时，其心地善良的女儿设计放走了书生，临别时二人定下婚约。杨元礼脱身进京会试，并在殿试中中了一甲第三名，入了翰林。在那些恶和尚被惩罚后，杨元礼信守诺言与张淑儿结为夫妻。
在这些士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士人身上所散发出的传统诚信观念，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读书人所面临的门第观念，变得模糊而被忽视了，但诚信
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的强化也是不可缺少的。
（二） 舍生取义，执着与理念的追求
在“三言”中，士子所呈现的诚信观，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知恩图报，而只是一种执着理想和信念的追求，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士子以生命为代价恪守诚信、舍生取义的感人事例。在这里，冯梦龙笔下的士子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恪守诚信的决心和勇气。诚信与死亡两者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看来更加的可歌可泣，让我们荡气回肠。
《喻世明言》第七卷《羊角哀命舌全交》，听说楚王招纳天下贤士，于是羊角哀和左伯桃同去楚国求官，途中两人结为兄弟。当羊、左二人同行至此时，天降大雨雪，同往则盘费不够，左伯桃便将所带干粮、衣物全交与羊角哀，让其独自赴楚，左伯桃则出走躲避羊角哀，最后因冻饿死于树洞之中。 羊角哀到了楚国，位至上大夫，遂将此事禀告楚王。楚王听后很受感动，便下令伐倒林树礼葬了左伯桃。羊角哀觉得因为左伯桃意识到二人同行必因路资不足，而一起饿死在途中，所以他才自杀于树洞中，成全了自己。后左伯桃托梦给羊角哀，说自己在阴间受荆轲欺侮。当梦见左伯桃在地下为荆轲強魂所逼去住无门时，羊角哀毫不犹豫便自刎于左伯桃墓前，与他合葬在一起，化作泉下之鬼以助左伯桃赴阴间共战荆轲。于是留下“二鬼战荆轲”这千古传颂的动人故事。作者对此评价说：“两个朋友，偶然相交，结为兄弟，各舌其名，留名万古” [7]
《喻世明言》第十六卷《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张元伯在赶考途中偶遇范巨卿，当时范巨卿重病垂危。在张元伯的悉心照顾下，范巨卿终于康复了，可是却因此耽误了考试的日期。二人在重阳之日分手归家，并约定了明年的重阳节到张元伯家再聚。转眼间到了第二年的重阳，张劭杀了了自己家唯一的一只鸡，又借钱买了米酒，可是等了整整一天也没见范巨卿的影子。上灯时分，范巨卿终于出现了，可是却是他的魂魄。原来他忙于世俗，等想起今日是重阳的时侯，已经是晚上了。他追悔不及，可是却无法弥补自己失约的过失。终于，他决定了一件事情：如果能在重阳节见到张元伯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因为“人不能行千里，魂能日行千里”。巨卿交代了妻子后，自刎而死。张劭立刻含泪辞别老母，赶往范巨卿家。日夜兼程，终于在范巨卿下葬的时侯赶到了坟前。张劭在恸哭之后，也擎刀
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自刎。兄弟俩终于长眠在一起。“风吹落月夜三更，千里幽魂叙旧盟。只恨世人多负约，故将一死见乎生。” [7]
这种以生命为代价去守成诚信，从现在的角度去看未免有些不可思议，但冯梦龙就是要以这么一种方式，希望在传统道德受到冲击的社会变革时期，通过这种"榜样"来希望人们能够坚守诚信，恪守诺言。
（三）背信弃义，作为反面警示
在“三言”中所描写的士子，也不乏背信弃义的小人，尽管他们那样做有着这样那样的理由，但毕竟是忘恩负义之径，是一种反面的教材。他们有恩不报、背信弃义，但大都都受到了惩罚和报应，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作者对士子的警示。
《警世通言》卷三十四《王娇鸾百年长恨》，王娇鸾为河南南阳卫千户之女，幼通史书，举笔能文。父亲年老，卫中的文书笔札全靠她审阅整理。一日，王娇鸾偶遇苏州吴江县的书生周廷章，郎才女貌，彼此倾心。周廷章到王府求婚遭到拒绝，二人就背着父母，写下婚书誓约，私结了良缘。不久，周廷章回家后家父做主为他议婚，当他得知魏女绝美又很富有之后，就忘却前约。魏女过门后周也就不再记起王娇鸾了。王娇鸾与周廷章一别后，相思成疾。遂写书信派人送去周家，周廷章见信后翻脸无情，将定情之物和同婚文书一并退还。王娇鸾见此情景，悲愤交加，写了三十二首绝命诗和《长恨歌》一篇，备述她与周廷章的相爱和被遗弃的经过，在阅文书时封在了送吴江县的官文内，然后自缢而死。吴江县大尹在阅公文时见了王娇鸾的诗文，同情其遭遇，痛恨周廷章停妻再娶的负心，将周廷章乱棍打死。
《醒世恒言》卷三十《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士子房德家境贫寒落魄，而且妻子凶悍不仁。因误成盗首行盗时被官府擒获。京兆畿李勉”素性忠贞尚义“，见群盗中”唯有房德，人才雄威，非彩非凡“，心生惜才之心，便冒险把他私放了，但自己却因此被罢官。后来李勉和其家人在去常州投奔朋友时遇到已成县尉的房德。房德本来是以报恩之心款待李勉的，并在离别时欲赠物答谢，但经不住气量狭隘、凶悍不仁的妻子的挑拨，便丧尽天良地骗人去杀恩人李勉，断绝自己被揭老底的后顾之忧。结果事与愿违，李勉没被杀死。房德夫妻二人反被他们被骗去杀李勉的侠士所杀。房德对于恩人有恩不报，反而受内人挑拨，
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欲加害于恩人，必然会遭到应有的报应。
有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不仅仅是在着重刻画一些重信重义的优良士人，对于描述一些忘恩负义的小人也是下了大量的工夫。总之，作者希望通过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典型，更加有力地突出诚信原则的可贵，面对荣誉、金钱、美色，要不忘为人之本，坚守诚信的道德基地。
四、士子的诚信观所表现的人格魅力
（一）诚信对于主体人格的重要性
人，作为“万物之灵”，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离开社会、离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也将不成其为人。人格魅力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士子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无不体现着他们的处事方法和人格魅力。这种人格在伦理学上通常称为道德人格。即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而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石，“是一种人们在立身出世、接人待物和生活实践中必须而且应当具有的真实无欺、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信守然诺的行为品质„„诚信之诚是诚心诚意，忠诚不二；诚信之信是说话算数和信守然诺。” [8]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观念，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诚信是“是以主观的形式存在于道德生活主体内部，有客观地要求贯通于人与自身、与人、与自然、与社会等多重交互作用的关系中。规约并维持在它们之间活动的和谐存续，而达到恒久的心理契约。” [9]在如家儒家传统思想中，“诚”也是作为其思想的重要思想。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孟子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也肯定“诚”是天的运行规律，追求诚信之道才是做人的道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诚信对于主体的人格有着巨大的作用。
（二）个体道德的感召力和对伦理观的净化
在以“三言”为代表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强调的是对个体道德的感召和伦理的净化，并且将其作为审美价值实现的目的。而在“三言”中
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关于士人的许多作品都蕴藏着士人诚信观所折射出的人格魅力。
“诚”是儒家价值观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是儒家精神的体现。这种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体现在士人身上，折射出一种审美的人格力量，具有巨大的能量，这种什么价值观念在“三言”中，是一个又一个具有感召力的人物形象，他们以自己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感悟，演绎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如《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羊角哀舍命全交》、《吴保安弃家赎友》等，体现了朋友之间的真挚的感情，突出了“义”与“诚”的主题，这些人在道德与利益、甚至是道德与生命发生矛盾和碰撞时，他们首先选择的是伦理道德，是诚信。并不是每个士人都是如此的恪守承诺，也有一些忘恩负义的小人，虽然他们那样做有着各种客观原因，但更是这样，才凸显出恪守承诺的士人人格的高尚。黑格尔说：“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方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矛盾中挣扎出来，方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相互冲突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能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10]。通过守信和失信这两个方面。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冯梦龙的个人价值取向，而通过对这些优秀士人的讴歌，即是通过这些优秀士人的人格力量能唤醒人们沉睡在心底的良知和道德，对明朝当时混乱的伦理观进行净化，从而达到冯梦龙“情教”目的。
（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又教化世人
时代的变迁会使人们思想也发生改变，明后期人们对金钱的崇拜正是源于动荡不安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1] “三言”中关于士人的篇目虽然不都是明代发生的事情，但是作为出生在明代的作家冯梦龙，他对“三言”素材的选择和内容的编纂都倾注了他所处时代的思想烙印。明代中叶正是社会转型的动荡不安时期，人们的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不断变化，理学思想开始动摇。士人是市民的一部分，士子的传统思想遭到冲击，士人在情与理之间徘徊。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不乏背信弃义，薄情寡性之人，士人的思想也逐渐的被世俗化，士人与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的交往方式体现着社
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会的现实。而对于这一社会现实，冯梦龙对于当时的社会黑暗进行了尽情的鞭挞，同时有刻画了众多知恩图报、舍生取义的士人，在黑暗中开拓光明，反映了作者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通过这些优秀士人的巨大的人格力量，从而形成巨大的道德感召力，从而教化世人。
“三言”中士人因诚信而发出闪亮光芒，凸显了人作为主体的纯洁性和高尚性。从而形成一股巨大的道德感召力量，唤醒人们沉睡在心底的良知和道德。这样的人格魅力是时代洪流中的甘泉，滋润和修补当时人们混乱复杂道德观念，推进社会的进步。
结论
“三言”作为具有市民文学特色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集，是反映晚明社会历史风貌的市民风情画。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势力抬头，市民队伍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经商思潮与人性解放思潮对于士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市民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士人也开始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受着金钱与道德双方面的冲击，社会上的经商思潮和人性思潮不断改变着士人传统的诚信观念。冯梦龙言“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12]“三言”中士人诚信观描写的源头都是出自冯梦龙的情教思想。本文通过对“三言”中士人诚信观这一方面的总结和分析，把其中士人的诚信观特征总结为三个方面：知恩图报、舍生取义、背信弃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对于不同士人的表现的褒扬与贬斥。在那些恪守诚信的士人身上，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巨大的人格魅力，在明代中后期一个混乱的环境中，这样的人格魅力有着巨大的道德感召力，从而起到对当时道德伦理观的净化，同时达到教育世人的作用。总之，对“三言”中士人诚信观的描写表现了作者的人生追求，展现了明代士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感化和教育世人。广大读者通过对士人诚信观的了解，进一步窥探晚明市民阶层的精神面貌。
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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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冯梦龙.醒世恒言·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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