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长恨歌》研读
一、 作家自述
走上独特性的道路是20世纪作家最大的可能，也是最大的不幸。20世纪是个能源危机的时代，小说的思想部分与物质部分已被一代一代作家几乎消耗用尽，剩下的可能性已经很少„„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将生活与小说关系中思想的部分与物质的部分视为一体，并且反感于拆分为两部分的讨论，认为那样机械的做法，会损失小说的艺术。我将小说视为一种带了宿命意味的天然，将小说的完成视作一种感应的实现。所以，在我将这关系一体化之后，又进一步地将其虚化和神化了。当我比较顺利地写作了若干短篇，甚至于若干中篇，而终于写作长篇而不甚顺利的时候，那一个被我虚化与神化的联系竟幻灭似的消失了，我几乎是被迫地要求寻得一种具有实体性、规范性的手段，就好比黄金分割的那样肯定的比例数据，而我找不到。就在我想找又找不到的时候，我则发现，小说是有科学性的、机械的、物质的部分。一些美丽的故事和完满的经验，足以走完一个短篇的行程，甚至勉力走到中篇的终点。然而，一部长篇，则要在故事与故事之间，经验与经验之间，逻辑地联络与推动。这一个逻辑的联络与推动究竟是什么呢?它包含了一种创造宏伟建筑的可能性，而我们毕竟是应当去创造一个宏大的存在。
摘自王安忆：《小说的物质部分》，《王安忆自选集》，
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9页。
《长恨歌》确实写得很用心，当时作家出版社计划出我和贾平凹的自选集，要求其中有一部新长篇，在我开始考虑写什么时，这个题材就在脑海里出现了。应该说，它在我心里其实已沉淀很久了。我个人认为，《长恨歌》的走红带有很大的运气。譬如，当初张爱玲的去世引发了张爱玲热，许多人把我和她往一块儿比，可能因为我们写的都是上海故事，对上海的怀旧时尚客观上推动了读者关注写上海故事的小说。其实我在写作时根本没有什么怀旧感，因为我无“旧”可怀。
事实上，我写《长恨歌》时的心理状态相当清醒。我以前不少作品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情绪，但《长恨歌》的写作是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推理，笔触很细腻，就像国画里的皴。可以说，《长恨歌》的写作在我创作生涯中达到了某种极致的状态。 《长恨歌》的叙事方式包括语言都是那种密不透风的，而且要在长篇中把一种韵味自始至终贯穿下来，很难。因为你得把这口气一直坚持到最后，不能懈掉。写完后我确实有种成就感。《长恨歌》之后，我的写作就开始从这种极致的密渐渐转向疏朗，转向平白。这种演变我自己觉得挺好。
摘自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
《文艺报》2000年11月11日。
上海是座有意思的城市。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着无数故事，我还没有写完。有人说我的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我觉得我不是在回避。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我觉得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 生活经验对一个作家而言很重要。小说里的日常生活，不是直露露的描摹，而是展现一种日常的状态。写实是一种陷在许多规矩限制中的写作。许多经典小说在假定的前提下，按照逻辑精确设计人物和情节，这是作家创作中所获得快感之一，同时也是需要功力的一种劳作。我在年轻时候也容易喜欢一些情绪化、浪漫的东西，现在我真心赞叹那种上乘的写实功力。
摘自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匕谈(长,ttt&)》，
《文艺报》2000年11月11日。
我为什么写作?有时我问自己，却发现这不是一个答案能解决的。
说来说去，我写作的初衷只是为了找一条出路，或是衣食温饱，或是精神心情，终是出路。我以为是找着了，便这么源源不断地写了下去„„我用我整个真实的心情去写，写作成了我的习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多年来的彷徨不定终于得到了解脱。
当我写出我的哀乐时，便有人向我呼应，说我写出了他们的哀乐。我感到了人心的相通，并且自以为对人们有了一点责任。因此便想着要把小说做得更好一些，内容更博大一些，担负的人生更广阔一些。这时候，我第一次开始检讨我的自我。我感到了我的自我的狭小和封闭，我试图着拆除圈住我的自我的围篱，透过我自我那么一点小小的悲欢哀乐，极力与世界万物沟通、牵连，使它能够包容、折射更多更大的历史、社会和诸多人生的映象。在我努力着这一些的时候，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少去了许多哀怨，而更加明澈，我觉出了生活的无穷乐趣。假如有人间我：“为什么写?”我便回答：“为了生活得更好。”假如有人问我：“为什么生活?”我便回答：“为了写得更好。”这颇像一条追着自己尾巴跑的狗。可是，历史是由地球无穷的周转而延长，那么人生的意义，也可以存在着无穷循环之中。
我力图写着广博的人生，于是便遇着了许多的幸与不幸，面对这么多的幸与不幸，我感到我自己那一点悲欢的渺小，甚而觉出了我的自我的渺小。我再一次检讨着我的自我，从我自身的悲哀中找出自己应负的责任，我写着这一世界的幸与不幸中，人自己应负的责任。每当我对自己的文章有所不满，想着要写得更好的时候，紧接下来的行动必定是回到自我里来作一番省察，检讨，扩充，提高，然后再忘我地埋头于文章，周而复始。当我越来越成为一个名作家，越来越被人所知道、赞扬或者是批评，我便越来越深地和无可奈何地感到，我应对更多的人生负有着责任。我想着：要使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悲欢哀乐，我的我，更博大，更博大，更博大。
从此我便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的小说是和着我的人生贴近着，互相参加着。我的人生参加进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参加进我的人生。于是，我便再也回答不出，我终究是为什么写作了。
摘自王安忆：《小说家档案〃王安忆专辑〃自述》，《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
二、重要评价观点
1952年，张爱玲辞离了上海，以后寄居异乡创作亦由盛而衰，但借着王安忆的《长恨歌》，我们倒可以想像，张爱玲式的角色，如葛薇龙、白流苏、赛姆生太太等，继续活在黄
浦滩头的一种“后事”和“轶事”的可能。小说的第二部及第三部分别描写王琦瑶在五六十年代及80年代的几段孽缘。王安忆俨然把张爱玲《连环套》似的故事，从过去的舞台搬到了今天的舞台。一群曾经看过活过种种声色的男女，是如何度过他(他)们的后半辈子?张爱玲不曾也不能写出的，由王安忆作了一种了结。在这一意义上，《长恨歌》填补了《传奇》、《半生缘》以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
摘自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1996年第6期。
《长恨歌》以40年代选举“上海小姐”为故事引子，这事件本身就包含了现代城市繁华与浅薄的双重文化特性，尽管它在形成之初也带有主流文化的色彩(如电影导演劝阻王琦瑶参加选举时所举的理由)，但事过境迁，它成为王琦瑶们私人性的文化记忆，作为一种都市民间文化的品种保持了下来。50年代的上海进人了革命时代，革命的权力像一把铁梳子篦头发似的，掘地三尺地扫荡和改造了旧都市文化。但王安忆的聪慧和锐敏，使她能够在几乎化为齑粉的民间文化信息中捡拾起种种记忆的碎片，写成了一部上海都市的“民间史”。虽然她没
有拒绝重大历史事件对民间形成的影响，如“解放”、“文革”和“开放”。但她以民间的目光来看待这种强制性的权力入侵，并千方百计地找出两者的反差。时代要求人民成为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拧在机器上并完全受制于机器，而王琦瑶们擅长于把“人生往小处做”，即便身处螺丝钉的境地，也能够“螺蛳壳里做道场”，做得有血有肉，有滋有味。因为是以个人记忆方式出现的私人生活场景，芥末之小的社会空间里，仍然创造出一个有声有色的民间世界。
摘自陈思和：《逼近世纪末的小说》，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3卷)，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458页。
王安忆用《长恨歌》做题目，它使人想起了白居易的著名长诗《长恨歌》。这种自然联想提醒批评家和读者：“《长恨歌》有个华丽却凄凉的典故，王安忆一路写来，无疑对白居易的视景，作了精致的嘲弄。”只可惜，这种常识往往阻碍人们深究其理。
在王安忆与白居易之间，在此《长恨歌》与彼《长恨歌》之间，必定有着某种如小说般纠葛相缠的联系，否则一个明智的作家是决不会用自己洋洋30万字的心血去和一个脍炙人口的名篇撞车的。毫无疑问，王安忆借用典故的传统(这传统里不仅包含着唐玄宗、杨贵妃的典故，甚至还包含了“烽火戏诸侯”、“倾城倾国”等一系列的典故)，只不过是为解构的方便，将基点定位于白居易的《长恨歌》上。
从解构典故出发，王安忆首先着重表现并且重新阐释了“史诗”与“女人”两个概念。史诗作为一种记述“参加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开拓事业的历史人物或传奇人物„„的业绩”的样式，它既不存在于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也不存在于王安忆的《长恨歌》中，但作为“安史之乱”的一段史实，作为上海那样“一个城市的故事”，它们在作者的心中未尝没有一些史诗的构想。从现代意义上说，评论家认为“史诗是叙事文学形式的最初例证，同时又是严肃文学的例证”。白居易的《长恨歌》作为长篇叙事诗，王安忆的《长恨歌》作为歌行体般的长篇小说，其精神实质都是和史诗这种例证交相辉映的。只不过白居易要的是一种生离死别的帝王爱情佳话，而王安忆则别有所求。如果说白居易对史诗精神的追求尚且停留在“历史人物或传奇人物”这一质素上，王安忆则已立志于把史诗精神导人一个现代城市的日益平凡的女人身上。
摘自万燕：《解构的“典故”》，《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王琦瑶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伟大转变的时代，但她是社会体制外的边缘人，是历史洪流所不易冲刷到的卑微的小人物。但又是力求自食其力的、与世无争的小人物。她使读者产生深切的悲悯之情，就因为这个小人物是那么美丽、善良和柔弱!小说虽然也多少反映出时代前进的脉动，但它写的绝算不上什么重大题材。然而在作者细腻人微的笔墨下，上海弄
堂深处的风情和各种人物，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小说的文本也是独特的，它描写风物的笔法充满通感和睿思，絮絮道来，极富陌生化的效果，耐人寻味。可以说，小说的文学价值大于它的题材价值。
摘自张炯：《迤逦山峦的尖峰——第五后茅盾文学奖评选印象》，
《文学报》2000年11月2日。
《长恨歌》从上海小姐的艰难世路，写出了小人物眼中的上海城市历史，这可称之为一种“新历史小说”。所谓“新”，关键是复活了城市人的历史经验，渲染了浓郁的城市情调。这种经验和情调可供阐释的成分很充裕，对正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大众来说有丰富的寓意。过去我们的文学重心在农村，小说中再现了大量的乡村体验。但在现代化转换中，城市的文化具有前导性，是乡村的榜样，应当成为当代人的体验中心。文学必须参与这个历史性的转移，达成新的美学升华。
摘自杨扬：《长篇小说走势如何?—上海部分评论家联系本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纵谈》，《文学~)2000年12月2日。
当90年代以强调女性性征和性别经验为特点的女性主义文学兴起之际，王安忆却特别强调作为一个作家关注人性和人类生存状况的普遍性。她的作品也因此而愈益走向一种廓大而澄明的境界。这种境界不是靠历史或人生的故事建筑起来的，也不是靠理智或观念的逻辑演绎出来的，更不是某种性别或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晶”(黑格尔语)，而是在参透了历史与人生、在消弭了理智和观念，同时也熔铸了性别与性格之后所进入的一个圆融通脱的化境。她的《长恨歌》就是进入这种化境的一个产品。读《长恨歌》，如读《红楼梦》，既不能坐实了看历史和人生，也不能抽象了看哲学和观念，而是要细细地咀嚼涵咏作者对历史和人生的静观默察、妙语熟参，从中去体味历史和人生的那一点终极的大悲剧和大虚空。 摘自於可训：《小说家档案〃王安忆专辑〃主持人的话》，
《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
三、作品简析
《长恨歌》最初连载于《钟山》第2、3、4期，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曾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一个典型的海派传奇故事，小说在对旧日上海小姐王琦瑶近半个世纪的命运的叙述中，对上海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情作了精细的描绘。它讲述的是一个上海小姐在新社会中的生活故事：1946年的王琦瑶当上了“上海小姐”，成为政治要人李主任的情妇；解放后，则过着自食其力的“边缘人”的生活。到了20世纪80年代，王琦瑶“上海小姐”的传奇故事，吸引了一个叫“老克腊”的20多岁青年人，于是出现了一段“忘年恋”。最后王琦瑶被一个无关的人杀害。
《长恨歌》以女性视域书写了一部城市的历史，王安忆曾不止一次地说过，《长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这确实使中国女性文学显得不同凡响。在过去的写作中，女性与历史是没有发生直接关系的，但是在《长恨歌》这里，整个城市的兴衰都是通过王琦瑶来呈现的；上海的繁荣、上海的政治动荡、上海的社会变迁，都在王琦瑶情爱生活中，甚至在王琦瑶服装时尚爱好上面呈现出来。在王安忆笔下，城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又给城市加进了新的理解与诠释。城市与女人水乳交融，合而为一。
同时，王安忆在写一个城市的故事的时候，却总是去研究一个女人的命运。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往往体现女性的其妻性母性之美，王琦瑶的美是一种散发物质气息和欲望气息的美，这是一种城市人的美。王琦瑶用她的美貌和性换取了物质也换取了她一生的安逸富足，所以“物质关系中的性别，才是城市的意味”。而且，关于命运的思考升华了小说的城市故事。王琦瑶最初去电影厂拍片惊异于床上自杀的电影镜头，觉得似曾相识；几十年后，在她
生命的末日，脑海里重现这个镜头，回答了命运的制约。这体现了城市人命运的偶然性，让我们体会到历史和人生的那一点大悲剧和大虚空。显而易见，王安忆的城市之思也就是对物质、生命、时间之思，她打开了女性主义写作的广阔视域，同时接通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关心的命题：物质、生命、时间。
王安忆在探索城市的女性命运时，也深切地关注着城市里说不尽、道不完、琐琐细细的日常生活。小说所展示的是一个城市的普通人的最日常的生活场景：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式的女人„„这种普通的“生活”本质是什么呢?王安忆曾说过：“在这里面生活着的人不是想创造一种惊心动魄的大历史，而是想创造自己，创造自己的日常生活，创造维系许许多多普通人最本质的生命延续的东西。”王琦瑶们的生活过得多么别致，或者说是那么精心地去经营她们的日常生活。这传达的的确是不一样的历史观、价值观。
当我们体会着王安忆的叙述时，会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张爱玲的上海记忆。可以说，正像上海记忆属于张爱玲那样，上海记忆也属于王安忆。张爱玲已经为上海的情和义、爱和恨画下了不是最美却是最惊心动魄的图画，《长恨歌》的情感记忆则是对张爱玲之后的上海形象的空白性填补。
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1．王安忆：《小说的物质部分》，《王安忆自选集》，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2．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艺报》2000年11月11日。
3．王安忆：《小说家档案·王安忆专辑·自述》，《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
4．罗岗：《找寻消失的记忆——对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疏解》，《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
5．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1996年第6期。
6．陈思和：《逼近世纪末的小说》，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3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7．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8．万燕：《解构的“典故”》，《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9．张炯：《迤逦山峦的尖峰——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印象》，《文学报》2000年11月2日。
10．杨扬：《长篇小说走势如何?——上海部分评论家联系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纵谈》，《文学报》2000年12月2日。
11．於可训：〈小说家档案·王安忆专辑·主持人的话》，《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 (季爱娟)
五、名师导评
王安忆在90年代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1995）。《长恨歌》的成功首先在于她写活了一个奇特的女人--王琦瑶。王安忆自己说,她写《长恨歌》就是要表现一种苍凉,一种透到骨子里的人生的沧桑感。小说三卷其实就是写的王琦瑶人生的三个阶段。第一卷写的是解放前四十年代的生活,对生活充满浪漫想象的王琦瑶在16岁时当选上海小姐,做了李主任的
她和康明逊有了一种似真似幻又似乎永远不会有结果的爱情。她怀上了康明逊的孩子,却不得不让萨沙来背黑锅。王琦瑶就是在一种灰暗无望的精神状态里生下了女儿薇薇。第三卷写的是70、80年代上海日趋
在《长恨歌》中，王琦瑶虽然是小说的毫无疑问的中心和主体,但是王琦瑶又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而是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象征。她既是一种精神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象征,又似乎是上海和历史的某种象征。《长恨歌》的成功在于作家在写活了王琦瑶这个人的同时,也写活了一个城市,一个时代, 一段历史。王安忆没有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处理历史事件,而是把历史全部碎化为王琦瑶的生活。在小说中历史没有被正面表现,但４０年的历史变迁在故事的缝隙和人生的片断里又完全是清晰可感的,它甚至被赋予了精神化的感伤气息。王安忆所要表现的苍凉,既是人生的苍凉,又更是一种历史的苍凉。另一方面,王安忆在王琦瑶的一生里面,确实也写透了上海,上海是王琦瑶生活的背景,又是王琦瑶精神的依托。小说没有从大处写表面的繁华的上海,而是从细微处写上海的细胞,写上海的血液,作者对上海形象的把握与描绘极尽其详,又直入骨髓,更重要的是小说并不为写上海而写上海,而是把上海人性化,溶化在人物的命运里。上海是真实的王琦瑶们的上海,王琦瑶也是真实的上海的王琦瑶。王德威评为：
王安忆对现代小说叙述艺术的成熟理解在《长恨歌》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整部作品从容不迫,舒卷自如,没有刻意的雕琢,一切都显得水到渠成。小说第一章甚至用4节的专门篇幅放开来叙述上海的弄堂、 闺阁、流言、鸽子,完全静态的描写, 没有人物,如果没有高度的艺术自信,很难设想它会取得艺术上的成功。也有人思考王安忆的
(吴义勤执笔)
王安忆《长恨歌》研读
一、 作家自述
走上独特性的道路是20世纪作家最大的可能，也是最大的不幸。20世纪是个能源危机的时代，小说的思想部分与物质部分已被一代一代作家几乎消耗用尽，剩下的可能性已经很少„„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将生活与小说关系中思想的部分与物质的部分视为一体，并且反感于拆分为两部分的讨论，认为那样机械的做法，会损失小说的艺术。我将小说视为一种带了宿命意味的天然，将小说的完成视作一种感应的实现。所以，在我将这关系一体化之后，又进一步地将其虚化和神化了。当我比较顺利地写作了若干短篇，甚至于若干中篇，而终于写作长篇而不甚顺利的时候，那一个被我虚化与神化的联系竟幻灭似的消失了，我几乎是被迫地要求寻得一种具有实体性、规范性的手段，就好比黄金分割的那样肯定的比例数据，而我找不到。就在我想找又找不到的时候，我则发现，小说是有科学性的、机械的、物质的部分。一些美丽的故事和完满的经验，足以走完一个短篇的行程，甚至勉力走到中篇的终点。然而，一部长篇，则要在故事与故事之间，经验与经验之间，逻辑地联络与推动。这一个逻辑的联络与推动究竟是什么呢?它包含了一种创造宏伟建筑的可能性，而我们毕竟是应当去创造一个宏大的存在。
摘自王安忆：《小说的物质部分》，《王安忆自选集》，
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9页。
《长恨歌》确实写得很用心，当时作家出版社计划出我和贾平凹的自选集，要求其中有一部新长篇，在我开始考虑写什么时，这个题材就在脑海里出现了。应该说，它在我心里其实已沉淀很久了。我个人认为，《长恨歌》的走红带有很大的运气。譬如，当初张爱玲的去世引发了张爱玲热，许多人把我和她往一块儿比，可能因为我们写的都是上海故事，对上海的怀旧时尚客观上推动了读者关注写上海故事的小说。其实我在写作时根本没有什么怀旧感，因为我无“旧”可怀。
事实上，我写《长恨歌》时的心理状态相当清醒。我以前不少作品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情绪，但《长恨歌》的写作是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推理，笔触很细腻，就像国画里的皴。可以说，《长恨歌》的写作在我创作生涯中达到了某种极致的状态。 《长恨歌》的叙事方式包括语言都是那种密不透风的，而且要在长篇中把一种韵味自始至终贯穿下来，很难。因为你得把这口气一直坚持到最后，不能懈掉。写完后我确实有种成就感。《长恨歌》之后，我的写作就开始从这种极致的密渐渐转向疏朗，转向平白。这种演变我自己觉得挺好。
摘自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
《文艺报》2000年11月11日。
上海是座有意思的城市。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着无数故事，我还没有写完。有人说我的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我觉得我不是在回避。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我觉得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 生活经验对一个作家而言很重要。小说里的日常生活，不是直露露的描摹，而是展现一种日常的状态。写实是一种陷在许多规矩限制中的写作。许多经典小说在假定的前提下，按照逻辑精确设计人物和情节，这是作家创作中所获得快感之一，同时也是需要功力的一种劳作。我在年轻时候也容易喜欢一些情绪化、浪漫的东西，现在我真心赞叹那种上乘的写实功力。
摘自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匕谈(长,ttt&)》，
《文艺报》2000年11月11日。
我为什么写作?有时我问自己，却发现这不是一个答案能解决的。
说来说去，我写作的初衷只是为了找一条出路，或是衣食温饱，或是精神心情，终是出路。我以为是找着了，便这么源源不断地写了下去„„我用我整个真实的心情去写，写作成了我的习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多年来的彷徨不定终于得到了解脱。
当我写出我的哀乐时，便有人向我呼应，说我写出了他们的哀乐。我感到了人心的相通，并且自以为对人们有了一点责任。因此便想着要把小说做得更好一些，内容更博大一些，担负的人生更广阔一些。这时候，我第一次开始检讨我的自我。我感到了我的自我的狭小和封闭，我试图着拆除圈住我的自我的围篱，透过我自我那么一点小小的悲欢哀乐，极力与世界万物沟通、牵连，使它能够包容、折射更多更大的历史、社会和诸多人生的映象。在我努力着这一些的时候，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少去了许多哀怨，而更加明澈，我觉出了生活的无穷乐趣。假如有人间我：“为什么写?”我便回答：“为了生活得更好。”假如有人问我：“为什么生活?”我便回答：“为了写得更好。”这颇像一条追着自己尾巴跑的狗。可是，历史是由地球无穷的周转而延长，那么人生的意义，也可以存在着无穷循环之中。
我力图写着广博的人生，于是便遇着了许多的幸与不幸，面对这么多的幸与不幸，我感到我自己那一点悲欢的渺小，甚而觉出了我的自我的渺小。我再一次检讨着我的自我，从我自身的悲哀中找出自己应负的责任，我写着这一世界的幸与不幸中，人自己应负的责任。每当我对自己的文章有所不满，想着要写得更好的时候，紧接下来的行动必定是回到自我里来作一番省察，检讨，扩充，提高，然后再忘我地埋头于文章，周而复始。当我越来越成为一个名作家，越来越被人所知道、赞扬或者是批评，我便越来越深地和无可奈何地感到，我应对更多的人生负有着责任。我想着：要使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悲欢哀乐，我的我，更博大，更博大，更博大。
从此我便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的小说是和着我的人生贴近着，互相参加着。我的人生参加进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参加进我的人生。于是，我便再也回答不出，我终究是为什么写作了。
摘自王安忆：《小说家档案〃王安忆专辑〃自述》，《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
二、重要评价观点
1952年，张爱玲辞离了上海，以后寄居异乡创作亦由盛而衰，但借着王安忆的《长恨歌》，我们倒可以想像，张爱玲式的角色，如葛薇龙、白流苏、赛姆生太太等，继续活在黄
浦滩头的一种“后事”和“轶事”的可能。小说的第二部及第三部分别描写王琦瑶在五六十年代及80年代的几段孽缘。王安忆俨然把张爱玲《连环套》似的故事，从过去的舞台搬到了今天的舞台。一群曾经看过活过种种声色的男女，是如何度过他(他)们的后半辈子?张爱玲不曾也不能写出的，由王安忆作了一种了结。在这一意义上，《长恨歌》填补了《传奇》、《半生缘》以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
摘自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1996年第6期。
《长恨歌》以40年代选举“上海小姐”为故事引子，这事件本身就包含了现代城市繁华与浅薄的双重文化特性，尽管它在形成之初也带有主流文化的色彩(如电影导演劝阻王琦瑶参加选举时所举的理由)，但事过境迁，它成为王琦瑶们私人性的文化记忆，作为一种都市民间文化的品种保持了下来。50年代的上海进人了革命时代，革命的权力像一把铁梳子篦头发似的，掘地三尺地扫荡和改造了旧都市文化。但王安忆的聪慧和锐敏，使她能够在几乎化为齑粉的民间文化信息中捡拾起种种记忆的碎片，写成了一部上海都市的“民间史”。虽然她没
有拒绝重大历史事件对民间形成的影响，如“解放”、“文革”和“开放”。但她以民间的目光来看待这种强制性的权力入侵，并千方百计地找出两者的反差。时代要求人民成为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拧在机器上并完全受制于机器，而王琦瑶们擅长于把“人生往小处做”，即便身处螺丝钉的境地，也能够“螺蛳壳里做道场”，做得有血有肉，有滋有味。因为是以个人记忆方式出现的私人生活场景，芥末之小的社会空间里，仍然创造出一个有声有色的民间世界。
摘自陈思和：《逼近世纪末的小说》，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3卷)，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458页。
王安忆用《长恨歌》做题目，它使人想起了白居易的著名长诗《长恨歌》。这种自然联想提醒批评家和读者：“《长恨歌》有个华丽却凄凉的典故，王安忆一路写来，无疑对白居易的视景，作了精致的嘲弄。”只可惜，这种常识往往阻碍人们深究其理。
在王安忆与白居易之间，在此《长恨歌》与彼《长恨歌》之间，必定有着某种如小说般纠葛相缠的联系，否则一个明智的作家是决不会用自己洋洋30万字的心血去和一个脍炙人口的名篇撞车的。毫无疑问，王安忆借用典故的传统(这传统里不仅包含着唐玄宗、杨贵妃的典故，甚至还包含了“烽火戏诸侯”、“倾城倾国”等一系列的典故)，只不过是为解构的方便，将基点定位于白居易的《长恨歌》上。
从解构典故出发，王安忆首先着重表现并且重新阐释了“史诗”与“女人”两个概念。史诗作为一种记述“参加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开拓事业的历史人物或传奇人物„„的业绩”的样式，它既不存在于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也不存在于王安忆的《长恨歌》中，但作为“安史之乱”的一段史实，作为上海那样“一个城市的故事”，它们在作者的心中未尝没有一些史诗的构想。从现代意义上说，评论家认为“史诗是叙事文学形式的最初例证，同时又是严肃文学的例证”。白居易的《长恨歌》作为长篇叙事诗，王安忆的《长恨歌》作为歌行体般的长篇小说，其精神实质都是和史诗这种例证交相辉映的。只不过白居易要的是一种生离死别的帝王爱情佳话，而王安忆则别有所求。如果说白居易对史诗精神的追求尚且停留在“历史人物或传奇人物”这一质素上，王安忆则已立志于把史诗精神导人一个现代城市的日益平凡的女人身上。
摘自万燕：《解构的“典故”》，《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王琦瑶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伟大转变的时代，但她是社会体制外的边缘人，是历史洪流所不易冲刷到的卑微的小人物。但又是力求自食其力的、与世无争的小人物。她使读者产生深切的悲悯之情，就因为这个小人物是那么美丽、善良和柔弱!小说虽然也多少反映出时代前进的脉动，但它写的绝算不上什么重大题材。然而在作者细腻人微的笔墨下，上海弄
堂深处的风情和各种人物，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小说的文本也是独特的，它描写风物的笔法充满通感和睿思，絮絮道来，极富陌生化的效果，耐人寻味。可以说，小说的文学价值大于它的题材价值。
摘自张炯：《迤逦山峦的尖峰——第五后茅盾文学奖评选印象》，
《文学报》2000年11月2日。
《长恨歌》从上海小姐的艰难世路，写出了小人物眼中的上海城市历史，这可称之为一种“新历史小说”。所谓“新”，关键是复活了城市人的历史经验，渲染了浓郁的城市情调。这种经验和情调可供阐释的成分很充裕，对正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大众来说有丰富的寓意。过去我们的文学重心在农村，小说中再现了大量的乡村体验。但在现代化转换中，城市的文化具有前导性，是乡村的榜样，应当成为当代人的体验中心。文学必须参与这个历史性的转移，达成新的美学升华。
摘自杨扬：《长篇小说走势如何?—上海部分评论家联系本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纵谈》，《文学~)2000年12月2日。
当90年代以强调女性性征和性别经验为特点的女性主义文学兴起之际，王安忆却特别强调作为一个作家关注人性和人类生存状况的普遍性。她的作品也因此而愈益走向一种廓大而澄明的境界。这种境界不是靠历史或人生的故事建筑起来的，也不是靠理智或观念的逻辑演绎出来的，更不是某种性别或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晶”(黑格尔语)，而是在参透了历史与人生、在消弭了理智和观念，同时也熔铸了性别与性格之后所进入的一个圆融通脱的化境。她的《长恨歌》就是进入这种化境的一个产品。读《长恨歌》，如读《红楼梦》，既不能坐实了看历史和人生，也不能抽象了看哲学和观念，而是要细细地咀嚼涵咏作者对历史和人生的静观默察、妙语熟参，从中去体味历史和人生的那一点终极的大悲剧和大虚空。 摘自於可训：《小说家档案〃王安忆专辑〃主持人的话》，
《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
三、作品简析
《长恨歌》最初连载于《钟山》第2、3、4期，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曾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一个典型的海派传奇故事，小说在对旧日上海小姐王琦瑶近半个世纪的命运的叙述中，对上海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情作了精细的描绘。它讲述的是一个上海小姐在新社会中的生活故事：1946年的王琦瑶当上了“上海小姐”，成为政治要人李主任的情妇；解放后，则过着自食其力的“边缘人”的生活。到了20世纪80年代，王琦瑶“上海小姐”的传奇故事，吸引了一个叫“老克腊”的20多岁青年人，于是出现了一段“忘年恋”。最后王琦瑶被一个无关的人杀害。
《长恨歌》以女性视域书写了一部城市的历史，王安忆曾不止一次地说过，《长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这确实使中国女性文学显得不同凡响。在过去的写作中，女性与历史是没有发生直接关系的，但是在《长恨歌》这里，整个城市的兴衰都是通过王琦瑶来呈现的；上海的繁荣、上海的政治动荡、上海的社会变迁，都在王琦瑶情爱生活中，甚至在王琦瑶服装时尚爱好上面呈现出来。在王安忆笔下，城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又给城市加进了新的理解与诠释。城市与女人水乳交融，合而为一。
同时，王安忆在写一个城市的故事的时候，却总是去研究一个女人的命运。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往往体现女性的其妻性母性之美，王琦瑶的美是一种散发物质气息和欲望气息的美，这是一种城市人的美。王琦瑶用她的美貌和性换取了物质也换取了她一生的安逸富足，所以“物质关系中的性别，才是城市的意味”。而且，关于命运的思考升华了小说的城市故事。王琦瑶最初去电影厂拍片惊异于床上自杀的电影镜头，觉得似曾相识；几十年后，在她
生命的末日，脑海里重现这个镜头，回答了命运的制约。这体现了城市人命运的偶然性，让我们体会到历史和人生的那一点大悲剧和大虚空。显而易见，王安忆的城市之思也就是对物质、生命、时间之思，她打开了女性主义写作的广阔视域，同时接通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关心的命题：物质、生命、时间。
王安忆在探索城市的女性命运时，也深切地关注着城市里说不尽、道不完、琐琐细细的日常生活。小说所展示的是一个城市的普通人的最日常的生活场景：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式的女人„„这种普通的“生活”本质是什么呢?王安忆曾说过：“在这里面生活着的人不是想创造一种惊心动魄的大历史，而是想创造自己，创造自己的日常生活，创造维系许许多多普通人最本质的生命延续的东西。”王琦瑶们的生活过得多么别致，或者说是那么精心地去经营她们的日常生活。这传达的的确是不一样的历史观、价值观。
当我们体会着王安忆的叙述时，会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张爱玲的上海记忆。可以说，正像上海记忆属于张爱玲那样，上海记忆也属于王安忆。张爱玲已经为上海的情和义、爱和恨画下了不是最美却是最惊心动魄的图画，《长恨歌》的情感记忆则是对张爱玲之后的上海形象的空白性填补。
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1．王安忆：《小说的物质部分》，《王安忆自选集》，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2．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艺报》2000年11月11日。
3．王安忆：《小说家档案·王安忆专辑·自述》，《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
4．罗岗：《找寻消失的记忆——对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疏解》，《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
5．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1996年第6期。
6．陈思和：《逼近世纪末的小说》，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3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7．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8．万燕：《解构的“典故”》，《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9．张炯：《迤逦山峦的尖峰——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印象》，《文学报》2000年11月2日。
10．杨扬：《长篇小说走势如何?——上海部分评论家联系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纵谈》，《文学报》2000年12月2日。
11．於可训：〈小说家档案·王安忆专辑·主持人的话》，《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 (季爱娟)
五、名师导评
王安忆在90年代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1995）。《长恨歌》的成功首先在于她写活了一个奇特的女人--王琦瑶。王安忆自己说,她写《长恨歌》就是要表现一种苍凉,一种透到骨子里的人生的沧桑感。小说三卷其实就是写的王琦瑶人生的三个阶段。第一卷写的是解放前四十年代的生活,对生活充满浪漫想象的王琦瑶在16岁时当选上海小姐,做了李主任的
她和康明逊有了一种似真似幻又似乎永远不会有结果的爱情。她怀上了康明逊的孩子,却不得不让萨沙来背黑锅。王琦瑶就是在一种灰暗无望的精神状态里生下了女儿薇薇。第三卷写的是70、80年代上海日趋
在《长恨歌》中，王琦瑶虽然是小说的毫无疑问的中心和主体,但是王琦瑶又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而是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象征。她既是一种精神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象征,又似乎是上海和历史的某种象征。《长恨歌》的成功在于作家在写活了王琦瑶这个人的同时,也写活了一个城市,一个时代, 一段历史。王安忆没有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处理历史事件,而是把历史全部碎化为王琦瑶的生活。在小说中历史没有被正面表现,但４０年的历史变迁在故事的缝隙和人生的片断里又完全是清晰可感的,它甚至被赋予了精神化的感伤气息。王安忆所要表现的苍凉,既是人生的苍凉,又更是一种历史的苍凉。另一方面,王安忆在王琦瑶的一生里面,确实也写透了上海,上海是王琦瑶生活的背景,又是王琦瑶精神的依托。小说没有从大处写表面的繁华的上海,而是从细微处写上海的细胞,写上海的血液,作者对上海形象的把握与描绘极尽其详,又直入骨髓,更重要的是小说并不为写上海而写上海,而是把上海人性化,溶化在人物的命运里。上海是真实的王琦瑶们的上海,王琦瑶也是真实的上海的王琦瑶。王德威评为：
王安忆对现代小说叙述艺术的成熟理解在《长恨歌》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整部作品从容不迫,舒卷自如,没有刻意的雕琢,一切都显得水到渠成。小说第一章甚至用4节的专门篇幅放开来叙述上海的弄堂、 闺阁、流言、鸽子,完全静态的描写, 没有人物,如果没有高度的艺术自信,很难设想它会取得艺术上的成功。也有人思考王安忆的
(吴义勤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