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名人的日本爱人 “什么是天堂？”有一种国际风行的说法：“天堂就是 —— 美国的薪、中国的菜、英国的房，还有日本的妻。”
确实，日本女子的魅力，举世闻名。她们樱花般的艳丽、温顺、妩媚、典雅，蝴蝶夫人式的情意缠绵、生死相从，已经有许多艺术作品描绘过。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人坦言：“日本女子的温顺多礼，言过其实。各国男人往往以为„娶妻当娶日本女‟。其实在日本，女子温顺多礼的背后，隐藏着男人说不出的无奈！”
20世纪以来，中国的许多文化名人，不仅曾在文字上表达对于日本女子的观感，而且在实际生活里，拥有日本爱人。
中国文化人心目中的日本女子多情才子徐志摩以《沙扬娜拉》一诗，将日本女子的温情柔美，歌成极品——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另一位风流人物郁达夫的见识就丰富多了，他在《雪夜》里写道:
“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巷里，行动和男子无差；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柳弱，瘦似黄花等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磁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日本也有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所以谙熟了日本的言语风习，谋得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揖别了血族相连的亲戚弟兄，独自一人在东京定住以后，于旅舍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悲哀。”
郁达夫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沉沦》的主题，则是他对于日本女子的爱憎交织的复杂情绪：“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刹那。”
在郁达夫的小说里，日本女子若非“可望不可及”的良家尤物，就是玩弄中国学子感情的荡妇；带来的只有焦虑和折磨。而郁达夫作品中的日本男人，几乎都是中国学子的情敌，时时出来作梗夺他所爱，给他造成伤害，甚至是致命的打击。主人公对他们充满警戒和敌意，同时又陷入自卑感。郁达夫除了曾在日本嫖歌舞伎以外，从未享受过异国爱人的艳福。
中国名人娶日本妻的例子中国名人娶日本妻的有名例子很多，举不胜举。本文讲述：蒋百里娶日本妻子左梅（佐藤氏），溥杰娶日本郡主嵯峨浩，周氏作人、建人兄弟，先后娶了羽太家的姐妹信子和芳子；郭沫若娶佐藤富子（郭安娜）；陶晶孙娶佐藤操（陶弥丽）；辜鸿铭娶吉田贞；康有为娶市冈鹤子。
蒋百里娶日本妻子左梅（佐藤氏）
军事学家、前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方震（百里）的爱妻左梅（佐藤氏）原是日本驻华公使馆的看护长，也是日本女子。在奉派看护蒋百里时，两人相互由敬慕生爱而结合。他们的女儿、钢琴家蒋英（中日混血儿）留学德国，后来成了钱学森的妻子；所以人们开玩笑说：钱学森是半个日本女婿呢。
“名将之花”蒋百里，被誉为中国最有才的军事学家，抗战期间因劳累过度在睡梦中猝死。当时“倒戈将军”冯玉祥便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想当然无端（武断）地一口咬定，说蒋百里是被日本妻子左梅打毒针毒死的！女儿蒋华知道这个消息，立即打电报坚决否认，澄清其事（但1980年再版的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仍未改此说）。日本女子左梅追随丈夫终生，跟从他抗日，早就自行断绝了与日本娘家亲人的一切来往，也不教孩子们说日本话。蒋百里死后，她忍受著因是日本女子而遭人白眼的炎凉世态，一直留在中国为蒋家守寡，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在北京去世。
溥杰娶日本郡主嵯峨浩
嫁给前清皇弟溥杰的日本郡主嵯峨浩，是才貌双全的贵族。在溥杰出狱后也仍回到婆家团聚，并最后死在中国。她回娘家日本的时期，坚决要求大女儿跟中国男子恋爱、嫁一个中国丈夫：“你父亲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的女儿！应该按照中国人的礼节，遵父命嫁给中国人！”结果竟造成大女儿和日本男友双双殉情。当时周恩来得知后，还过问此事。
一对连襟：周作人与周建人 中立者周作人，左一羽太信子，右一其弟羽太重九
周作人跟羽太信子的异国婚姻，被认为是不祥又不幸的结合。
羽太信子原是周作人留学日本时，在东京寄宿舍的“下女”也就是服务员，属于下层家庭出身。信子又矮又胖，相貌一般（如图）。1909年信子与周作人在日本成婚。那时的周氏兄弟还是贫穷的“支那（清国）留学生”。而羽太家人口多 —— 有祖母、父母、一弟二妹。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在中国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10日还写信给日本羽太家，并寄十圆银大洋当路费）。
1919年周氏兄弟接来老母全家，在北京市八道弯大宅院三代团聚以后，老母鲁氏不管家了，大媳妇朱安也没有能力管家，于是二媳妇羽太信子一手掌持财务。由此以往，矛盾丛生，1923年鲁迅被迫迁出八道弯大宅院。
鲁迅与弟媳羽太信子的关系，究竟如何？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今, 仍然是个谜！谁也无法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與论倾向是:羽太信子“不是个好女人, 好虚荣、花钱大手大脚”。鲁迅与周作人每月600块大洋, 交给这个內当家的, 挥霍无度，还得让鲁迅不断向好友借钱。最后, 因鲁迅不能满足其花销, 以至于兄弟失和, 闹出了“偷看洗澡事件”、“调戏弟媳事件”、“窗下偷听房事”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家丑。
日本女子素以勤劳忍隐著称。羽太家并不富裕, 这样家境长大的女子, 一般来说不该是贵族小姐型的。当然周作人碰上日本悍妇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另一方面，鲁迅母亲却说：这个日本媳妇（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也相当孝敬，比如，鲁迅母亲患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婆婆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非常满意。信子对丈夫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很周到。
另外，徐淦《忘年交琐记》长文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后期的表现，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周作人）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
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又，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三个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才让全家人用膳。1961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母语日本话），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据徐淦记述，羽太信子是“说不上几句像样的绍兴话”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鲜为人知，就是羽太信子的妹妹芳子，居然又成为周建人之发妻。
周氏作人、建人兄弟，先后娶了羽太家的姐妹信子和芳子，兄弟又成了连襟，这种事情，在中日联姻的历史上，实在少有。
羽太信子的妹妹芳子又是怎样一个人呢？据鲁迅母亲说，老三周建人之妻芳子，长年和信子在一起，受信子影响很大，比如，贪享受、爱虚荣、怕艰苦，对周建人不够体贴，不太近人情，等等。总之没有什么好话。其他记载就阙如了。
后话：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对北京八道湾周氏故居本来很有感情，1949年他曾经与朋友来到八道湾附近，被告知房子近在咫尺，他就非常高兴地走去看。当时周作人还在监禁中，家中只有羽太信子。但是，第一次见到周海婴的羽太信子，竟对晚辈破口大骂，使周海婴顿时厌烦，从此再未登门。
又一对连襟：郭沫若与陶晶孙
郭沫若、郭安娜及其子女们
一代文豪郭沫若的异国情缘，成为他心里永远的痛。
1892年，郭沫若出生在四川乐山沙湾镇。1914年7月，他22岁时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预科毕业后转入了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攻读医学。安娜原名佐藤富子，1895年出生在日本仙台，父亲佐藤右卫门是基督教牧师。安娜21岁那年，母亲佐藤初没跟女儿商量便给她订了亲，安娜离家出走，来到了位于京桥区的东京圣路加病院，做了一名护士。在这所教会医院里相识后，浪漫才子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相爱、同居。这段中日联姻的故事，耳熟能详。
而陶晶孙作为郭沫若的连襟兄弟，他的异国情缘，则鲜为人知。
陶晶孙在日本帝国大学跟郭沫若一起学医，而且娶了佐藤富子的妹妹佐藤操。
陶晶孙原籍是无锡北塘人，生于1897年，不到10岁就随留学日本的父亲去了日本。28岁毕业后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助理，后来回国做了上海东南医学院教授。1930年父亲要他回故乡开设医院行医；谨遵父命，陶晶孙在故乡创立一所现代化医院，名为“厚生医院”。
陶晶孙多才多艺。他终生研究医学，是中国现代预防医学与寄生虫研究的先驱；他在小说、音乐、美术等方面都有一定造诣；而且精通日文和德文，翻译过一些文学作品。陶晶孙也参加过创造社，他的小说集《音乐会小曲》出版于1927年。
佐藤富子的妹妹佐藤操，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文艺、音乐；她与陶晶孙相识的时候，在仙台一所女子学校当英语教师。她跟陶晶孙的浪漫交游，由钢琴开始。说来话长，（本文篇幅所馅）容当另叙。
郭沫若娶的姐姐佐藤富子，改称中国姓名为郭安娜；陶晶孙娶的妹妹佐藤操，改称中国姓名为陶弥丽。无论命运如何坎坷多难，她们一直成为家庭的支柱，忠于中国丈夫，从一而终；并把中日联姻的结晶——混血儿子女全都抚养成人，受毕高等教育。姐妹俩都是典型的日本式贤妻良母，可敬可佩。
辜鸿铭、康有为的日本情缘
辜鸿铭认为:日本女子，即使是贫苦的下层女子身上，也有某种名贵的气质，她们柔弱、温顺、纯洁、敏感、真诚、高雅、甜蜜、勇敢、女人味十足；这种气质，本为古代（特别是汉唐）中国女子所有；可惜宋代以后，由于儒学（理学）变得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小气，逐渐阉杀了这种可贵的气质！因此，若想找回能够体现中华文明的理想女子，只有到日本去寻求了。辜鸿铭对日本女子的赞扬并非纸上谈兵，而有实践体验：他娶日本女子吉田贞为小妾，甚至到了没有她调理就不能入睡的程度。参见《闲话辜鸿铭 —— 一个文化怪人的心灵世界》2001年版。
康有为晚年娶了日本少女市冈鹤子为小妾。1911年6月7日，康有为应梁启超之邀，从新加坡移居日本，次年春，搬至须磨“奋豫园”，适逢妻子何旃理怀孕，儿女又年幼，便雇了16岁的神户少女市冈鹤子作女佣。1913年康有为回国不久，市冈鹤子也来到了上海。在辛家花园的游存庐，鹤子正式成了康有为的第四妾。1925初，28岁的鹤子怀了身孕，这年康有为68岁。秋，鹤子回日本生下一女, 取名凌子。有人传言康凌子并非康有为的骨肉。最终甚至到就鹤子老年时，但求一死以表清白。其坚贞壮烈如此！不下于蝴蝶夫人……
中国文化名人的日本爱人 “什么是天堂？”有一种国际风行的说法：“天堂就是 —— 美国的薪、中国的菜、英国的房，还有日本的妻。”
确实，日本女子的魅力，举世闻名。她们樱花般的艳丽、温顺、妩媚、典雅，蝴蝶夫人式的情意缠绵、生死相从，已经有许多艺术作品描绘过。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人坦言：“日本女子的温顺多礼，言过其实。各国男人往往以为„娶妻当娶日本女‟。其实在日本，女子温顺多礼的背后，隐藏着男人说不出的无奈！”
20世纪以来，中国的许多文化名人，不仅曾在文字上表达对于日本女子的观感，而且在实际生活里，拥有日本爱人。
中国文化人心目中的日本女子多情才子徐志摩以《沙扬娜拉》一诗，将日本女子的温情柔美，歌成极品——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另一位风流人物郁达夫的见识就丰富多了，他在《雪夜》里写道:
“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巷里，行动和男子无差；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柳弱，瘦似黄花等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磁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日本也有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所以谙熟了日本的言语风习，谋得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揖别了血族相连的亲戚弟兄，独自一人在东京定住以后，于旅舍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悲哀。”
郁达夫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沉沦》的主题，则是他对于日本女子的爱憎交织的复杂情绪：“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刹那。”
在郁达夫的小说里，日本女子若非“可望不可及”的良家尤物，就是玩弄中国学子感情的荡妇；带来的只有焦虑和折磨。而郁达夫作品中的日本男人，几乎都是中国学子的情敌，时时出来作梗夺他所爱，给他造成伤害，甚至是致命的打击。主人公对他们充满警戒和敌意，同时又陷入自卑感。郁达夫除了曾在日本嫖歌舞伎以外，从未享受过异国爱人的艳福。
中国名人娶日本妻的例子中国名人娶日本妻的有名例子很多，举不胜举。本文讲述：蒋百里娶日本妻子左梅（佐藤氏），溥杰娶日本郡主嵯峨浩，周氏作人、建人兄弟，先后娶了羽太家的姐妹信子和芳子；郭沫若娶佐藤富子（郭安娜）；陶晶孙娶佐藤操（陶弥丽）；辜鸿铭娶吉田贞；康有为娶市冈鹤子。
蒋百里娶日本妻子左梅（佐藤氏）
军事学家、前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方震（百里）的爱妻左梅（佐藤氏）原是日本驻华公使馆的看护长，也是日本女子。在奉派看护蒋百里时，两人相互由敬慕生爱而结合。他们的女儿、钢琴家蒋英（中日混血儿）留学德国，后来成了钱学森的妻子；所以人们开玩笑说：钱学森是半个日本女婿呢。
“名将之花”蒋百里，被誉为中国最有才的军事学家，抗战期间因劳累过度在睡梦中猝死。当时“倒戈将军”冯玉祥便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想当然无端（武断）地一口咬定，说蒋百里是被日本妻子左梅打毒针毒死的！女儿蒋华知道这个消息，立即打电报坚决否认，澄清其事（但1980年再版的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仍未改此说）。日本女子左梅追随丈夫终生，跟从他抗日，早就自行断绝了与日本娘家亲人的一切来往，也不教孩子们说日本话。蒋百里死后，她忍受著因是日本女子而遭人白眼的炎凉世态，一直留在中国为蒋家守寡，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在北京去世。
溥杰娶日本郡主嵯峨浩
嫁给前清皇弟溥杰的日本郡主嵯峨浩，是才貌双全的贵族。在溥杰出狱后也仍回到婆家团聚，并最后死在中国。她回娘家日本的时期，坚决要求大女儿跟中国男子恋爱、嫁一个中国丈夫：“你父亲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的女儿！应该按照中国人的礼节，遵父命嫁给中国人！”结果竟造成大女儿和日本男友双双殉情。当时周恩来得知后，还过问此事。
一对连襟：周作人与周建人 中立者周作人，左一羽太信子，右一其弟羽太重九
周作人跟羽太信子的异国婚姻，被认为是不祥又不幸的结合。
羽太信子原是周作人留学日本时，在东京寄宿舍的“下女”也就是服务员，属于下层家庭出身。信子又矮又胖，相貌一般（如图）。1909年信子与周作人在日本成婚。那时的周氏兄弟还是贫穷的“支那（清国）留学生”。而羽太家人口多 —— 有祖母、父母、一弟二妹。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在中国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10日还写信给日本羽太家，并寄十圆银大洋当路费）。
1919年周氏兄弟接来老母全家，在北京市八道弯大宅院三代团聚以后，老母鲁氏不管家了，大媳妇朱安也没有能力管家，于是二媳妇羽太信子一手掌持财务。由此以往，矛盾丛生，1923年鲁迅被迫迁出八道弯大宅院。
鲁迅与弟媳羽太信子的关系，究竟如何？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今, 仍然是个谜！谁也无法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與论倾向是:羽太信子“不是个好女人, 好虚荣、花钱大手大脚”。鲁迅与周作人每月600块大洋, 交给这个內当家的, 挥霍无度，还得让鲁迅不断向好友借钱。最后, 因鲁迅不能满足其花销, 以至于兄弟失和, 闹出了“偷看洗澡事件”、“调戏弟媳事件”、“窗下偷听房事”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家丑。
日本女子素以勤劳忍隐著称。羽太家并不富裕, 这样家境长大的女子, 一般来说不该是贵族小姐型的。当然周作人碰上日本悍妇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另一方面，鲁迅母亲却说：这个日本媳妇（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也相当孝敬，比如，鲁迅母亲患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婆婆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非常满意。信子对丈夫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很周到。
另外，徐淦《忘年交琐记》长文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后期的表现，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周作人）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
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又，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三个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才让全家人用膳。1961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母语日本话），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据徐淦记述，羽太信子是“说不上几句像样的绍兴话”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鲜为人知，就是羽太信子的妹妹芳子，居然又成为周建人之发妻。
周氏作人、建人兄弟，先后娶了羽太家的姐妹信子和芳子，兄弟又成了连襟，这种事情，在中日联姻的历史上，实在少有。
羽太信子的妹妹芳子又是怎样一个人呢？据鲁迅母亲说，老三周建人之妻芳子，长年和信子在一起，受信子影响很大，比如，贪享受、爱虚荣、怕艰苦，对周建人不够体贴，不太近人情，等等。总之没有什么好话。其他记载就阙如了。
后话：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对北京八道湾周氏故居本来很有感情，1949年他曾经与朋友来到八道湾附近，被告知房子近在咫尺，他就非常高兴地走去看。当时周作人还在监禁中，家中只有羽太信子。但是，第一次见到周海婴的羽太信子，竟对晚辈破口大骂，使周海婴顿时厌烦，从此再未登门。
又一对连襟：郭沫若与陶晶孙
郭沫若、郭安娜及其子女们
一代文豪郭沫若的异国情缘，成为他心里永远的痛。
1892年，郭沫若出生在四川乐山沙湾镇。1914年7月，他22岁时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预科毕业后转入了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攻读医学。安娜原名佐藤富子，1895年出生在日本仙台，父亲佐藤右卫门是基督教牧师。安娜21岁那年，母亲佐藤初没跟女儿商量便给她订了亲，安娜离家出走，来到了位于京桥区的东京圣路加病院，做了一名护士。在这所教会医院里相识后，浪漫才子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相爱、同居。这段中日联姻的故事，耳熟能详。
而陶晶孙作为郭沫若的连襟兄弟，他的异国情缘，则鲜为人知。
陶晶孙在日本帝国大学跟郭沫若一起学医，而且娶了佐藤富子的妹妹佐藤操。
陶晶孙原籍是无锡北塘人，生于1897年，不到10岁就随留学日本的父亲去了日本。28岁毕业后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助理，后来回国做了上海东南医学院教授。1930年父亲要他回故乡开设医院行医；谨遵父命，陶晶孙在故乡创立一所现代化医院，名为“厚生医院”。
陶晶孙多才多艺。他终生研究医学，是中国现代预防医学与寄生虫研究的先驱；他在小说、音乐、美术等方面都有一定造诣；而且精通日文和德文，翻译过一些文学作品。陶晶孙也参加过创造社，他的小说集《音乐会小曲》出版于1927年。
佐藤富子的妹妹佐藤操，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文艺、音乐；她与陶晶孙相识的时候，在仙台一所女子学校当英语教师。她跟陶晶孙的浪漫交游，由钢琴开始。说来话长，（本文篇幅所馅）容当另叙。
郭沫若娶的姐姐佐藤富子，改称中国姓名为郭安娜；陶晶孙娶的妹妹佐藤操，改称中国姓名为陶弥丽。无论命运如何坎坷多难，她们一直成为家庭的支柱，忠于中国丈夫，从一而终；并把中日联姻的结晶——混血儿子女全都抚养成人，受毕高等教育。姐妹俩都是典型的日本式贤妻良母，可敬可佩。
辜鸿铭、康有为的日本情缘
辜鸿铭认为:日本女子，即使是贫苦的下层女子身上，也有某种名贵的气质，她们柔弱、温顺、纯洁、敏感、真诚、高雅、甜蜜、勇敢、女人味十足；这种气质，本为古代（特别是汉唐）中国女子所有；可惜宋代以后，由于儒学（理学）变得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小气，逐渐阉杀了这种可贵的气质！因此，若想找回能够体现中华文明的理想女子，只有到日本去寻求了。辜鸿铭对日本女子的赞扬并非纸上谈兵，而有实践体验：他娶日本女子吉田贞为小妾，甚至到了没有她调理就不能入睡的程度。参见《闲话辜鸿铭 —— 一个文化怪人的心灵世界》2001年版。
康有为晚年娶了日本少女市冈鹤子为小妾。1911年6月7日，康有为应梁启超之邀，从新加坡移居日本，次年春，搬至须磨“奋豫园”，适逢妻子何旃理怀孕，儿女又年幼，便雇了16岁的神户少女市冈鹤子作女佣。1913年康有为回国不久，市冈鹤子也来到了上海。在辛家花园的游存庐，鹤子正式成了康有为的第四妾。1925初，28岁的鹤子怀了身孕，这年康有为68岁。秋，鹤子回日本生下一女, 取名凌子。有人传言康凌子并非康有为的骨肉。最终甚至到就鹤子老年时，但求一死以表清白。其坚贞壮烈如此！不下于蝴蝶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