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称：浩劫
英文名称：Shoah
资源类型：DVDRip
发行时间：2003年
地区：美国
语言：英语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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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测软件软件：KV2005
版本号：9.00.607
病毒库日期：20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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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长达9个半小时、以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背景的纪录片，是导演克劳德.朗兹曼花费11年拍摄而成的。导演寻访当年事件的发生地，访问当年的大屠杀的经历者，除了幸存犹太人还有当时的纳粹分子。本片上映后被誉为“世界纪录片史上的最重大事件”，当年曾获多项国际纪录片大奖，斯皮尔伯格为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曾观摩本片不下十遍。西蒙.波伏瓦更是连看20遍才动笔写影评，本片除了是一部出色的纪录片外，更是对当年惨无人道的“灭绝营”大屠杀一份血泪的历史证词。
上帝的电影：浩劫（SHOAH）
“我必赐他们永兜拿！?
——《以赛亚书》
不论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或者奥斯维辛之后还能有诗，一切都已经过去。
1942年7月22日仅仅是一个时间，特布林卡仅仅是一个地名，写在一块小木牌上面，二战中死去的600万犹太人仅仅是一个数字。当听到时，不能让人感觉到那种惨痛。 1942年7月22日，第一列车开进特布林卡，23日，犹太人隔离区的局长自杀。
特布林卡是死亡流水线，虽然原始，但运转得很好。昆德拉说那些屠杀者是诗人和刽子手，他们更是计算精良的科学家。
郎兹曼围绕特布林卡、索比堡和贝尔泽克三个灭绝营拍摄了三百多个小时，最后将影片剪辑成了九个半小时的长度，最重要的动作只有一个：说。
西蒙娜·德·波伏瓦这样评价这部电影：“让地点说话，通过声音复活地点，以面孔表达话语无法表达的东西”。
郎兹曼说这样的表达这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没有任何遗留下来的资料，影象的或图片资料，只有死去120万人的特里林卡留下了一张从远处拍到的推土机的照片，如果不加说明，根本无法了解照片的涵义。
只能不停地说，说，说，没有别的技巧。
依靠活着的人的回忆，靠他们的诉说使得死去的再活。
不是控诉，也无法作为有法律效用的证词。
寂静无声的雪，和草地，覆盖了整个犹太人的受难史。
有很多声音，很多面孔。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揭露罪恶。一片宁静。
这些活着的犹太人，没有人俯身向下，对600万同胞尸骨流泪、呼唤，对纳粹的罪恶发出声嘶力竭的控诉。犹太人安静地说：“这里总是这么安静，没有人能说出这里的一切。”被说出来的只是沧海一粟。而且他们根本不想再说，就像那个移居美国的波兰女子，“回去？哦，不„„我将如何面对？”
“他们感谢上帝，为了存留下来的不再说它。„„他说，是因为他被迫要说。” 有一个犹太人刚开始接受采访时一直在笑。
“他为什么要笑？”
“你想让他怎样？哭吗？有哭有笑，但还是笑吧。”
“尸体掉出来的时候，„„他能做什么呢？他哭了。第三天，他看到了妻子和儿子，他要求德国人处决他。但是德国人说，你还不能死，你还有力气。„„那是1941年1月。” 这时他哭出来了。
他们大部分说意第绪语。
辛格说过：“意第绪语永远不死„„它是殉教者与圣人的语言，它是梦想者与希伯莱神秘哲学信徒的语言„„象征地说，意第绪语言是我们智慧而谦逊的语言：是一切受惊而仍怀希望的人类的语言。” 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根。
观看影片时的，由于听不懂他们的语言，而郎兹曼又坚持只有在翻译说话的时候，才打出字幕。他们的嘴，他们的眼睛，有的时候为了提醒我们注意他们的眼睛，他让眼睛在画面的上方时隐时现。一些人深感无聊，也许退场，这很好。这部片子不是拍给这种人看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学校的同学问了一些这样的问题。
一问：你怎么能保证语言和回忆没有欺骗性？
郎兹曼答：你认为哪一句话是假的，或者哪一滴眼泪不是真的？
不错，话语是会欺骗人，回忆是有选择性。华沙的波兰军官，德国刽子手的助手，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战前的那段时间，和朋友们登华沙郊外的山。管理全德铁路运输调度的纳粹官员坚持说自己不知道死亡列车的存在，犹太人是自己花钱，买的是集体票，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去死，就算全波兰的人都知道，他们也说自己不知道。
活下来的犹太人，因为受到的折磨而变成了哲人。（我和同学看完一致的话：怎么他们都那么有文化？）
郎兹曼看着曾经开死亡列车的波兰老人（他和他的波兰同事必须喝酒才能做这项工作）对翻译说：
“问问他为什么如此忧伤？”
“他说因为他见证了走向死亡。”
和好莱坞相提并论几乎是《浩劫》不能避免的命运。
“3000名妇女儿童一起被关在毒气室灭绝的情节，是虚构的，太戏剧化了。”
二问：很多人都是看了《辛德勒的名单》才对《浩劫》产生了兴趣，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三问：当时的技术手段不发达，如果是现在，你会不会运用一些其他技术（因为他觉得片子很“沉闷”）？
这些被好莱坞败坏了的人。他们抱怨影片过于沉闷，他们希望在大屠杀里寻找到娱乐。真正重要的东西全部被忽略，抱着惊人的冷漠，他们觉得看到的是一部沉闷、重复、无聊的
影片。他们由于自信，还忍不住要拎起砖头来拍几下。
只要看下面这个很明显的对照就能看出，如导演自己所言，如果有一个太阳是黑的，他自己敢于面对它，而别人做的只是玩笑：
在犹太人进毒气室之前，德国人一直欺骗他们说是在这里的工厂工作，到了以后要先消毒——他们必须脱光衣服去洗澡。直到进了毒气室之后他们才明白等待他们的命运。在《辛德勒的名单》里，我们看到，忐忑不安的犹太人走进了毒气室，迎接他们的真的是一场淋浴，于是笑逐言开。
中国在还有可能做出录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记录片的时候，做出的是《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片子是经典，喜闻乐见，老少咸宜。我们八十年代的人小时候应该都看过这些电影，但艺术化的夸张又有多少信服力？虽然发生的永远无法抹杀，但好像总是缺少了一块，缺少了一点真实的记录，像《浩劫》这样的东西，真是遗憾。
郎兹曼说，那些活下来的人早已死去，那些活下来的人是先烈、圣徒、英雄，是归来的游魂。
从小水道里返回隔离区的一个犹太人，他只听到一个女人从地狱里发出的呻吟，却怎么也找不到她，他走遍了整个隔离区，没有发现一个活着的犹太人。他说，我不想回去了，我想在这里等天亮德国人的到来„„我觉得我是最后一个犹太人。
全部人都死亡，就是这样噩梦一样的残酷。
当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另外一部曾让我感动落泪的片子：《美丽人生》，我承认即使抱着审视的怀疑，我仍然感到自己可能会被那部电影席卷。但当影片结束之前，那个小男孩在一个铁柜子里躲开了全欧洲最后一夜的灾难，并且没有受到任何心灵创伤地来到了一辆美国大兵的坦克前，大兵跳下来说，HEY，BOY，抱起了欧洲浩劫之余的柔弱的小生命。多么伪善。仿佛是希望存留了下来，最后为人们所记忆的就不是尸体，而是孩子。
“回忆？„„”
黑色的画面和闪过。
西装笔挺的前波兰流亡政府官员突然之间失态，从镜头前逃离。
移居美国的一对母女一起唱着民歌，唱着唱着母亲就掩着脸痛哭起来。
劳工队的犹太人曾走进毒气室，一个女人认出了他，对他说您不该这样死去，他又出去了，活到被解救。
他们都曾“下过地狱”。
绰号“安泰”的犹太人说：“回忆？我的心是有毒的，只要你舔一口我的心，马上就会被毒死。”
所以，我不能不写下来，我害怕这记忆会消磨。因为我不能忘记。那九个半小时已经离我远去，我能想起来相辉堂的黑暗，宽银幕上的面孔、草地，雪，火车，尖顶的毒气室，这些残存的片段，是最不能忍受的片段，但有一段是一对老年犹太夫妇在跳舞，在闪亮的烛光照耀着他们的笑，他们的笑容下隐藏着什么，他们曾到过哪里，他们怎样经历浩劫而生存下来。
导演说，“这不是一部关于生存的影片。”
这部电影说的是，怎么就到了这一步，怎么就到了最后的时刻？不能有任何挽回的余地。 这是关于死亡的影片：“挖到最后一个坑时，我认出了全家人。于是他躺到坑里，让德国人处决他。”
难道那些活下来的犹太人不值得记录吗，他们的生存难道没有价值吗，影片几乎没有涉
及到他们是怎样被解救的那“光荣”的一幕场景，这本来是可以被拍成英雄式的，振奋人心的。
但是相对于600万人的死，他们背负的过于沉重，他们好像是已经随着他们的同胞而死，他们是已经死去的人。
萨夫提说，在1942年，特布林卡第一次焚烧尸体，燃烧的火焰发出了五颜六色的光，这就是犹太人的末日审判，世界尽头。
“上帝啊，上帝啊，你为什么遗弃我？”
一个曾经在华沙歌剧院唱歌的犹太人站在这样的火中唱着。末日，末日。
帕斯皮蒂拉说：“没用了，没人信了。”
我想导演想的是，也许别人都遗忘，首先自己不能遗忘。这是一部对抗遗忘的影片。郎兹曼没有英国绅士那样虚假的风度，有时候他盘问，有时候他诱导，完全违背了所谓的记录片道德。他使用了偷拍的办法来记录下和德国军官的谈话，他甚至还找出了藏在小酒馆里的纳粹军官夫波茨。
这些犹太人，导演说，他们死的时候处于极度的孤独和恐惧之中，我拍这部片子的目的就是要人们陪他们再死一次。
他做到了。
提着《浩劫》胶片的男人说他深感敬畏，那九个半小时的我沉浸在黑暗和泪水中。 光荣属于郎兹曼，但《浩劫》是上帝的电影。
犹太人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民族清洗。犹太人大屠杀是二战中最多人熟悉的暴行之一。“Holocaust”是犹太人大屠杀英语和德语的名称，此字是来自希腊语，意思是用火牺牲。
背景
自1933年起，德国纳粹党开始了独裁执政，纳粹党开始一个大规模的反犹太活动。在同一年，纳粹德国政府撤销所有犹太裔公务员的职位。在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Laws) 将“犹太人”作出定义。根据纽伦堡法案，凡有一个犹太裔祖父母以上的德国人都会被视为“犹太人”。纽伦堡法案还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民权利。
其他法案将一个犹太人与一个非犹太人有性关系非法化。到1938年，纳粹德国已经禁止犹太人进入大多数专业。在1938年11月，纳粹党策划一个反犹太集会，称为“水晶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在这个集会中，有很多犹太人的商店和犹太会堂被破坏。
德国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而在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单止纳粹党的反犹太政策极端化，而且这些政策亦伸展到德国占领的地方。
犹太人大屠杀
德国在1939年9月尾并吞了波兰以后，纳粹德国将它们国内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集中在波兰的内陆﹐称为“普通政府”的地区。犹太人现在被放置在“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之内。最大规模的“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是位于华沙。在华沙的犹太人被迫在1940年11月15日前搬迁到被指定为犹太人的地区和将这个地区密封。继低地国家，法国，波罗的海国家和南斯拉夫受到纳粹德国的占领，更多犹太人受到纳粹德国的控制范围内。
由1941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开始以后，德国盖世太保跟随德军，对住在苏联乡区的犹太人作出大规模的大屠杀。盖世太保最初的杀人方法是用手枪射杀，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埋葬在万人坑里面。但是柏林想出了更有“人道”的杀人方法来减低秘密警察的压力。这个方法是用毒气杀人。初时秘密警察只用汽车的废气来杀犹太人。但是在1942年起德国采用了氰化氢气(Hydrogen Cyanide Gas)来有效地杀死最多犹太人。
在1941年12月，德国在波兰兴建6个杀人的集中营。当中的地点包括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这些地点被选择的原因是因为它们都是铁路的交汇点，与及它们都不是军事上重要的地点。所以，纳粹党可以秘密地进行这个杀人计划。
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落实“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法”以后，纳粹德国开始用这些集中营来杀犹太人。用货车车厢，犹太人被运到这6个杀人的集中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运到的犹太人会经过一个挑选过程。可以做苦工的男性会被送到苦工营，而其他的会被送到毒气室。被送死的犹太人以为他们是被送到浴室，但是入到浴室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浴室的莲蓬头只会放出毒气。其他的集中营只有杀人的任务而没有苦工营的。
在1944年，当德国知道它们的气势已尽的时候，它们加快集中营杀人的速度。当中包括被德军占领的匈牙利。
当盟军在1945年初解放波兰时，它们发现到这些杀人的集中营。整个二战中，大约580万欧裔犹太人被纳粹德
2006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分四次播放了《浩劫》。我曾托雨后老师录了录象带，可惜没录全。
DVD方面，《浩劫》曾有日二的糟糕版本，而且由于它的超长长度和超沉闷的观看性，一直没有D商敢染指。
《浩劫》的续集，纪录二战纳粹集中营唯一成功越狱的《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点》（2002）有多家D商出片。
2007年，众所瞩目的《浩劫》终于在九区浮出水面——
EE即将推出此片，D自英国二区著名的MOC电影大师收藏系列，原版3D9。
真期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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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Shoah 法国/1985/片长：370分钟）
导演：克劳德·朗兹曼/摄影：多米尼克·沙皮、吉米·格拉斯伯格、威廉·吕昌斯基/
录音：贝尔纳·奥布依/剪接：兹娃·泊斯泰克、安娜·鲁伊斯
《浩劫》（也译作《证词》）是纪录片史上的经典之作，法裔犹太导演克劳德·朗兹曼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寻访当年事件的发生地，访问当年的大屠杀的经历者，耗费十余年时间拍摄制作此片。影片长达九小时，是从300多个小时的原始素材中剪出来的，仅剪辑就花费五年时间。影片纪录的是关于德国纳粹在二战中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历史。本片上映后被誉为“世界纪录片史上的最重大事件”，当年曾获多项国际纪录片大奖，《浩劫》不仅是一部出色的纪录片，更是对当年纳粹惨无人道大屠杀的一份血泪的历史证词。斯皮尔伯格为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曾观摩本片不下十遍。实际上，这是一部远比《辛德勒的名单》更震撼的纪录纳粹大屠杀的电影。
1985年，当克劳德·朗兹曼终于完成了《浩劫》的时候，他觉得“有人看就不错了，大概3000人看过，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没想到在法国上映的时候，引起了空前巨大的反响，票房惊人的好，而且观众都是整整9个半小时从头看到尾。《浩劫》在电影院里，电视台轮流播放，成为一个播映神话。此后，《浩劫》在世界各地纷纷上映，影响更是与日俱增。至今全世界已有上百万人次的观众观看了这部纪录片，在欧美电影界和知识界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围绕着这部影片展开的讨论旷日持久，发表的有关专著、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被认为是80年代以来一部标志性的纪录片经典。
纪录片从波兰的海乌姆诺开始，这个位于波兰以北50英里、靠着纳雷河的地区，曾经居住着大量的犹太人。二战期间，这里成为波兰第一个使用毒气毁灭犹太人的地方，有四千万犹太人在海乌姆诺惨遭灭绝，仅有两个人幸存下来，他们是犹太理发师斯雷和西蒙·斯莱伯尼克，西蒙·斯莱伯尼克更是最后的幸存者，当时的他只有十三岁半。导演克劳德·朗兹曼来到当年事件的发生之地，寻访往事的亲历者。这其中除了幸存下来的两个犹太人，还包括当时的一些纳粹分子。
《浩劫》也被誉为“新纪录片运动”的代表作之一。新纪录电影主张长期以来，“非虚构电影”在西方曾经作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纪录电影”的定义。八十年代兴起的“新纪录电影”，则积极主张“采用一切虚构手段和策略以达到真实”。
“新纪录电影”尤其否认真实电影的观念和手法。如果说，真实电影注重展示“生活是怎样的”，那么“新纪录电影”则偏重揭示“生活是如何成为这样的”。因此，“新纪录电影”是一种反“真实电影”。二者之间的分歧正在于对“真实”的认识不同。在“新纪录电影”看来，“真实电影”以捕捉眼前正在发生的现实为宗旨，缺乏历史参照和深度，这种真实只能是
肤浅的真实。纪录现实不等于真实，捕捉事物的现象不等于揭示事物的本质。直接电影大师怀斯曼就曾感叹道：“我无法表现整体的真实”。由于拓展了表现手法和范围，“新纪录电影”吸引了大量观众。
较早提出“新纪录电影”理论的是美国学者林达·威廉姆斯发表于1993年的《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一文，林达·威廉姆斯认为：“纪录片不是故事片，也不应混同于故事片，但纪录片可以而且应该采用一切虚构手段与策略以揭示真实”。
著名纪录电影研究者单万里将“新纪录电影”的特征总结概括为：
积极主张虚构、否定传统意义的纪录电影、关注历史问题、拥有大量观众。
“新纪录电影”的重要导演有美国纪录片大师艾罗·莫里斯（《细蓝线》、《战争迷雾》）以及《浩劫》的导演克劳德·朗兹曼。
克劳德·朗兹曼是犹太人后裔，1925年11月27日生于巴黎。他既是著名电影艺术家，也是作家和哲学家。作为法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人物，朗兹曼曾是萨特的密友，至今主编由这位存在主义之父创办的《现代》杂志。克劳德·朗兹曼的电影工作开始于1973年的《为什么以色列》。后来，克劳德·朗兹曼又有四部作品诞生：1985年的《浩劫》，1994年的《擦哈》，1997年的《活人路过》和2002年的《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点》。克劳德·朗兹曼的所有作品均有关二战犹太人灭绝、犹太身份和以色列问题。其纪录片作品在全世界获得了许多重要奖项。
《浩劫》是克劳德·朗兹曼的代表作，很好地体现了“新纪录电影”的纪录观念。首先，克劳德·朗兹曼拒绝使用历史资料镜头。在过去的纪录纳粹大屠杀的纪录片中，大都是解说词+人物访谈+历史原址空镜头+资料汇编，大量援引盟军战地记者拍摄的集中营里的景象和缴获的纳粹拍摄的影片素材，如阿伦·雷乃的《夜与雾》和米哈依尔·罗姆的《普通法西斯》。对于克劳德·朗兹曼拒绝使用原始影象资料，戈达尔颇有微词。无论是犹太人自己拍的影象，还是纳粹拍摄的或者盟军进入集中营时拍摄，朗兹曼都弃而不用。他的影片中只有当下拍摄的部分。戈达尔认为朗兹曼意图中有含混的地方或其它他不愿意说出来的东西。
克劳德·朗兹曼另辟蹊境，他的方法是耗费大量时间在全世界寻找拍摄对象，这些当年
的历史见证人早已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这也是克劳德·朗兹曼的拍摄周期旷日持久的一个原因。最终，他经过多方调查，找到了他们当中的幸存者：当年负责运送犹太人到集中营的火车站长、具体实施屠杀计划的集中营看守、为行将进入毒气室的受害者最后剃头的理发师„„克劳德·朗兹曼将这些历史的证人一一带到现场，设法接近并直接叩问当事者的心灵，在复苏的记忆里使得历史事件得到当下的再生。
影片纪录幸存的犹太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克劳德·朗兹曼在中东某地找到当年集中营的一个犹太理发师斯雷。克劳德·朗兹曼把这个原本已经歇业的理发师带到了波兰特拉维夫的一家理发店，说服他象当年一样给一个顾客理发。当犹太理发师的手指接触到顾客的头发时，他记忆的闸门顿时打开了。在克劳德·朗兹曼的追问下，斯雷讲述了自己当年如何由于理发的手艺才侥幸地得以偷生，他被指派去给那些即将被送进毒气室的犹太妇女剃头，剪下来的头发将成为纳粹工业部门生产的原料。面对即将走完人生旅程却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甚至还抱着一丝生存的侥幸心理的犹太妇女，而知情的理发师认为用谎言来抚慰这些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人，是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惟一能做的善举。
直到有一天，理发师在这些妇女中见到了自己同村的一个邻居。这个可怜的妇女由于在这个地狱见到了熟人因而在绝望的脸上出现了希望，理发师使她产生了虚幻的安全感。当斯雷回忆到这里时，再也说不下去了。朗兹曼却平静地追问：你必须说下去，你必须这样做。这也是朗兹曼对一个镜头前的当事人都说的话。
《浩劫》的同期声对话非常多。朗兹曼的主要纪录方法是把当事人带到现场，激发当事人，在特定的环境中向观众说出尚残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从而达到复活历史，揭示真实的目的。影片所有的事件所有的细节全部都是由被访者一点一点口述出来的，摄影师很巧妙地捕捉到了每一个被访者非常细微的神情变化，于是这种更具说服力的真实的表情和语言便自然而然地抓住了观众。影片中人的脸孔，眼睛都在说话，都是情节。正如西蒙·德·波伏瓦所说：“克劳德·朗兹曼的伟大艺术是让地点说话„„让无法表达的内容由面孔说出”。别忘了，西蒙·德·波伏瓦是连看了20遍才动笔写下这篇影评。
《浩劫》纪录的另一个当事人是幸存者西蒙·斯莱伯尼克，一个当年13岁的犹太孩子。在朗兹曼的安排下，西蒙·斯莱伯尼克重返故乡波兰的切尔莫诺镇。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至今还记得这个当年曾带着手铐在河对岸的集中营大声唱歌的犹太男孩。当年，13岁的西蒙·斯莱伯尼克由于跑得快，被集中营的军官选作听差，成天穿梭于各个营区传递信息。为防止孩子逃跑，他被命令在走动时必须不停地大声唱歌。
在当地波兰人的亲切如今已是古稀老人的西蒙·斯莱伯尼克的友善气氛中，朗兹曼询问这些当年历史的见证人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看法。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那些波兰老人刻意遮蔽在那次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自己不光彩的同谋地位。事实上，在纳粹铁蹄蹂躏下的欧洲，当时有很多人希望通过纳粹手来消灭犹太人，只是没想到纳粹的屠刀最后也落在他们自己的头上。在这里，克劳德·朗兹曼运用纪录片的自省策略，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屠杀行为有机地转化为一种当代的知识。
《浩劫》的制作过程就象艰难的考古工作，克劳德·朗兹曼为搜寻拍摄对象费尽心血。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朗兹曼不仅找到了大屠杀的幸存者，而且还发现了许多隐藏在德国民间的纳粹刽子手。贝尔泽克灭绝营地的一个刽子手夫波茨就是其中一个。朗兹曼通过多方调查，打听到夫波茨在德国巴伐利亚省慕尼黑市的一家酒馆中干活。于是，朗兹曼就假作拍摄广告片来到夫波茨工作的酒馆拍摄。在那里，朗兹曼共拍摄了三天，并一直避开夫波茨。就在人们都已对摄影机司空见惯时，朗兹曼走近柜台前的夫波茨，拿出了夫波茨上司席斯当年的照片问：“你还记得他吗？你还知道什么？你还在隐瞒吗？”一系列劈头盖脸的问题让夫波茨局促不安，他四处躲避镜头，戴上眼镜又拿下来，掏出香烟面对着墙猛吸。最后，夫波茨被判了10年徒刑。
克劳德·朗兹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浩劫》是陵墓结构，700万人看过《浩劫》，每一次放映都象一场葬礼，因为死难者是没有陵墓的。”
在04年之前，中国观众对《浩劫》它认识仅仅停留在各类关于纪录片的书刊和神奇传说中。
2004年，在北京国际纪录片展上，《浩劫》分两次放映，并在北京高校做过专题放映。克劳德·朗兹曼亲临北京和观众见面。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教授翻译的电影字幕，并在中央电视台做了关于《浩劫》的访谈节目。
2006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分四次播放了《浩劫》。我曾托雨后老师录了录象带，可惜没录全。
DVD方面，《浩劫》曾有日二的糟糕版本，而且由于它的超长长度和超沉闷的观看性，一直没有D商敢染指。
《浩劫》的续集，纪录二战纳粹集中营唯一成功越狱的《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点》又名'逃离索比堡'（2002）有多家D商出片。
2007年，众所瞩目的《浩劫》终于在九区浮出水面——
EE即将推出此片，D自英国二区著名的MOC电影大师收藏系列，原版3D9。
真期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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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朗兹曼
作者： 出处：
浏览次数：1745 加入日期：[04-12-29]
整列车犹太人被送往特布林卡灭绝营时，火车司机一次次在自己脖子上比划出扼杀的动作，却没有人能够了解
如果说浩劫本身有个结构，那一定是个陵墓的结构———那些死去的人是没有陵墓的，这部影片就是他们的陵墓。——克劳德·朗兹曼
“记忆中的小白房，在房中，每夜我做梦„„”波兰的涅尔河上，47岁的西蒙·斯雷尼再次唱起这支民歌。1945年西蒙13岁时，也在一条平底小船上唱着它沿河而上，到村边苜蓿草地旁喂党卫军养的兔子。涅尔河边的凯尔诺，是波兰第一个使用毒气灭绝犹太人的地方，在此共有40万犹太人遭灭绝。
西蒙是后一个阶段的幸存者。他父亲在他面前被枪决；在80公里外的罗兹隔离区，他母亲被“毒气卡车”毒死。党卫军让他进入一个犹太“劳动队”，保持灭绝营的正常运转，但他们也终有一死。1945年1月18日夜，苏联军队到达前两天，纳粹采取脑后枪决的方式处决最后的“犹太劳工”。西蒙也被处决了，子弹没有击中中枢神经。醒来后，他爬到一个猪圈里，一个波兰农民收留了他，红军的一个军医救了他一命，几个月后，西蒙与其他幸存者去了特拉维夫。
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朗兹曼在以色列找到了他，说服他跟自己回到凯尔诺。镜头里，西蒙站在一块草地边上，周围树林环绕———在波兰的乡村，这样的地方有很多，丝毫看不出什么特殊的迹象。“这里总是如此安静。”他喃喃说道，“以前，每天烧2000犹太人的时候，也这么安静。没有人叫喊，干活呗。很安静，没声，像现在一样。”
《浩劫》就这么开始。9个半小时之后，它会将人拖进更加复杂难解的心绪，和永无穷
尽的思考。
不可能的挑战
在座谈会上，有观众问朗兹曼：为什么如此长度的一部影片全由采访实拍和空镜头组成，而完全没有史料素材出现。朗兹曼不得不再度解释“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区别：“集中营是关押犹太人的地方，灭绝营则是屠杀犹太人的。我们看到的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资料中，绝大部分集中营的画面都是盟军进入德国境内时在集中营拍摄的。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极度瘦弱的人、成堆的尸体被推土机推进大坑„„这些不一定是屠杀的产物，而是德军在战争末期对集中营管理特别混乱的结果。由于战争末期，纳粹供给紧张没有食品，以及关押人数剧增引起伤寒、肺炎等传染病流行，使集中营死亡率特别高。死亡的不光是犹太人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人。”
灭绝营则是一条专用的屠杀流水线———火车源源不断地将犹太人从集中营运来，只需两三个小时，一列火车的犹太人便可以被“处理”干净。纳粹集中营大都在德国，而五处灭绝营则全位于纳粹占领的波兰境内：凯尔诺、贝泽克、特布林卡、索比堡和马尔达奈克。《浩劫》涉及了前四处灭绝营，然而无论哪一处，如今在物理意义上早已荡然无存。
“《浩劫》作为一部影片，在制作过程中的创造，比任何一部故事片都要多得多。之所以说它是纪录片，大约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真实人物、他们在说自己的事情。而创造的意思是，它讨论的内容绝大部分已经被摧毁了。”朗兹曼说。影片所探求和追述的，是“毁灭的毁灭”———纳粹刻意摧毁有关灭绝行为的痕迹和证据。比如西蒙·斯雷尼在影片中描述尸体的毁灭：“烧不掉的骨头，比如脚的大骨头，我们„„有个大箱子有两个把手，我们就给抬到那儿去。那儿有专人全给捣碎，骨粉非常细，我们再给装在袋子里，袋子够多了，就背到涅尔河上，那边有座桥，全倒在河里，就跟水走了，随着波浪。”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所谓的‘浩劫’是一次近乎完美的谋杀，因为大部分的痕迹都没有了：片中提到的贝泽克，从建筑上看是一点都没有了，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贝泽克是处死了80万人。特布林卡是处死了120万人，在几年的调研中，大家能找到的只有一张图片，是从远处拍的一辆推土机，除此之外任何资料都没有。索比堡、凯尔诺这些地方都没有任何影像资料留下来。面对这一切，怎样把它表现出来，怎么拍？拍什么？怎样让观众觉得是在面对死亡？这部影片走的是前人没走过的路，是对一种不可能的挑战。”这个挑战，朗兹曼经历了11年。
从埋伏到肉搏
《浩劫》耗时11年的制作，经历了很多阶段。开头的阶段是阅读，先是现有的历史著作，
再扩展到历史资料，阅读的范围之广，朗兹曼用“浩瀚”来形容：“那是读不完的。怎么选择？调研该怎么做？谁指引的道路是值得遵循的？”为了使整个历史图景更清晰，他尝试做了一个很大的表格，想把所有事情的关节点都弄清楚。他还从史料和著作中摘列出一个德国人的名单，大概有250－300个人。“因为我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人，所以把名单和可能碰到的一些人都列出来，为以后做准备。这个过程前后大概有两年，然后我颤抖着去了德国，不是因为害怕纳粹，而是不知道事情的结果会是什么样——能否见到那些人？见到又会怎样？我是否就能开始？从哪里开始？这些未知性令我非常害怕。”
影片中清楚地表现了采访前党卫军官的特殊性：采访地点外的大街上总是停一辆架着天线的面包车，车里是两位助手守着监视器，荧屏上，是朗兹曼携带的偷拍设备发送出来的影像。被拍摄的纳粹分子中，只有一个是与朗兹曼彼此认识的，“就是特布林卡那个纳粹军官，他说了不能引用他的名字，但他在拍摄中说到了我的名字，也留在影片中。”其他时候，观众可以从影片中听到的对朗兹曼的称呼，有时候叫索雷尔博士，有时候叫让·玛利·索雷尔。出于安全考虑，这些采访都以化名进行。为了让化名真切，朗兹曼伪造了一整套证件，从出生证到护照。出生证上他的出生地点，是法国一个叫卡恩的地区。朗兹曼特别解释：“因为这个地区在战争中遭到盟军的轰炸，二战前的所有档案资料都被焚毁，因此别人也无据可查。”
为了拍摄参与过灭绝行动、现在德国酒吧工作的一个前党卫军官，他们预先写信给酒吧老板说：在拍一个有关啤酒的节目，鉴于该酒吧是慕尼黑最好的酒吧之一，一定要拍而且得长时间地拍摄。老板同意了，他们带着移动轨道———非常正规的架势———在酒吧里整整拍了两天，除了他们的目标，什么都拍。“对自己做过什么事情，他非常清楚；酒吧里他的同事也非常清楚，但对他都是一种相当保护的态度。那就是一场埋伏的战役，有各种各样的试探。他的自我保护也特别强烈，那两天中不停地窥探我们到底在拍什么，一直到最后的时刻，对他才能稍微有些拍摄。”朗兹曼回忆着。在影片里，这个人对任何提问保持沉默，偶尔看向镜头的目光有些慌张，又透着阴森。
只有在影片最后，采访前华沙犹太隔离区的副局长格拉斯勒博士，是摄影机直接拍摄的。并非他接受了拍摄请求，反而是一次更加戏剧性的过程。“之前我们在德国北部试图接触一个叫库本的人，他的级别比现在影片中所有纳粹都高，在纽伦堡被判了死刑，最后时刻被美军特赦。在与库本的试探中，偷拍被发现了，并且导致身体意义的战斗。收发设备和偷拍机被毁坏或抢走，我也在医院住了很多天。”朗兹曼把这次遭遇称为“11年战争中的一场小战役”。没有了偷拍设备，朗兹曼只能另做谋略。他观察了格拉斯勒很长时间，并派一个德国女合作者跟他接触过，了解了他所有的生活习惯———什么时候去哪里、见什么人。“我带着摄影师、录音师和另外两个合作者，选择了一个格拉斯勒独自在家的时刻，突然敲门，做出一副和蔼可亲令人无法拒绝的模样。并没有说要问他的情况，而是说想了解犹太人捷尼亚科夫(犹太管理委员会负责人)的情况。”但一旦开始交谈，朗兹曼图穷匕现，提问步步紧逼，令他的回答结结巴巴、面孔扭曲、目光游移。
“归来的游魂”
犹太人幸存者的证词，在影片里占了最大的篇幅。他们大多曾是“犹太劳工队”的成员，在灭绝营担任过屠杀、清理过程中各种环节的工作。莫克·扎伊德和伊茨哈克·杜金当初的任务是打开维纳的万人坑，挖出9万具犹太人尸体并焚毁。在打开最后一个壕沟的时候，扎伊德认出了自己的全家：母亲、三个姐妹和她们的孩子。“往深处挖的时候，越深尸体越平，最后像个薄片，抓住弄出来的时候就碎了。”
在一个更加著名的长镜头里，理发师亚伯拉罕·邦巴一边给顾客理发，一边接受朗兹曼的采访。他曾被德国人挑选到特布林卡灭绝营。在妇女们被送进毒气室之前，他把她们的头发剪下来。“我在毒气室剃头期间，有辆从我的城市捷斯托绍瓦来的列车，我认识其中的大部分妇女„„住在同一条街上，有几个还是要好的朋友。她们一看见我就把我围住：‘亚伯，你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要把我们怎么样？’我能说什么？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在一起，也是我们城市的好理发师。当他妻子和妹妹进入毒气室的时候„„”理发师陷入沉默，3分多钟，理发室里只有剪刀的声音在响。在朗兹曼不舍的追问下，理发师满眼是泪，嗫嚅着：“太可怕了„„别说了„„”
“我觉得‘幸存者’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宁愿把这些人叫做‘归来的游魂’。对我来说，所有在影片里说话的犹太人已经‘死’掉了，他们只是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游荡而已。”朗兹曼说自己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如何选择犹太证人。“这个作品要讨论的，不是让这些人说他们怎么活了下来、他们如何避免死掉，它讲的就是死亡。也正因此我很快就知道，这部影片中不会出现大屠杀的任何原因，没有必要讲这些人为什么死———所有的事情开始时便已太迟，没有了补救的方法，它直接从死亡开始。在这个原则下，我对犹太人的选择，从一开始就知道主要要选那些所谓‘特别劳动队’的人。他们跟德国人有一层接触，他们又是对本民族大屠杀的直接目击者，他们对两方面的证词都是最重要的。”
让这些犹太人开口，无疑是巨大的困难。尽管是被迫，他们的工作多少也是对本族人屠杀的一部分。朗兹曼耐心地劝说，不懈地追问，却并不是要索取他们的忏悔。“确实，所有的隔离区都有犹太人警察，犹太警察在屠杀中是否起了润滑、推动的作用？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分清主次。大屠杀是德国人干的，不是犹太人干的；像捷尼亚科夫这样的犹太人是否帮了德国人的忙，我认为这完全是次要的。”朗兹曼对他们的评价反倒是近乎完美：“我认为所有这些作证的犹太人在影片中表现出了完整的人性，他们是圣人、是英雄，也是烈士———像刚才说的，他们在当时已经‘死去’，所以是烈士。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不希望人们对《浩劫》有误解。”
朗兹曼在影片里还采访了特布林卡灭绝营周围的农民，采访了运输犹太人的火车司机。整车的犹太人被送到车站时，他们都还对自己片刻后的劫数懵然无知。农民们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他们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却帮不上任何忙；火车司机曾一次次向犹太人在自己脖子上比划出扼杀的动作，却没有人了解。人们或许难免觉得他们麻木、懦弱、无良，但在《浩劫》当中，他们与“犹太劳工队”的幸存者一样，都是证人。是他们令险些湮没的历史凝住。
“这部影片是他们的陵墓”
朗兹曼是犹太人。童年时期，他在法国就切身经历过反犹主义活动。朗兹曼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在反犹主义一露头的时候，便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纳粹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他们一家早已制作了很多假证明，全家都以假身份生存，使得家里没有任何人遭到流放或死于大屠杀。“但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比如迫于各种环境，父母离散。母亲在战争期间一直住在巴黎，曾在一个壁橱里躲藏了一年。而我和父亲、兄长住在奥维涅山区。战争开始之后父亲、哥哥很快参加了抵抗运动，我当时未成年，在1943年参加了法共领导下的青年团，高中时期打过游击，跟德国人有过身体意义上的战斗。”
但朗兹曼并不认为这些经历与他拍摄《浩劫》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尽管他至今还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是我做了《浩劫》而不是别的犹太人？
“20世纪初的一个登山者一心要去爬珠穆朗玛峰，并且最后死在了那里。因为登山要动用很多力量，有人问他为什么这般执著，回答是：就因为它在那儿。对《浩劫》来说也一样：那件事情在那儿，我就想拍，仅此而已。另外，肯定这是跟犹太问题相关的，我认为它是犹太人遭到的大灭绝。但最后形成的结果，很多人看了之后并没有只把它看作犹太人问题，实际上具有全人类性。”朗兹曼回忆说，在小时候和成长阶段，斩首、处死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杀戮场面便对自己很有吸引；再有就是焦虑：“我想明白人在清醒知道自己即将死亡，比如站着或坐着，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毒死，那状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所谓‘最后时刻’的焦虑相关的，我也关心‘最初时刻’。所以我也问别人，你看见的第一列火车是什么时候来的、第一次到这里是什么印象„„”
这样的动机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它却驱使朗兹曼为之煎熬了11年。
“做《浩劫》就像从北坡出发的一次艰难登顶。去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走别人没有走过的、需要自己寻找的路，有时候连工具都要自己制造，自己寻找方法，在不断的攀登与征服中到达顶点。在长达11年的制作过程中，我发现它的创作是一场没有任何怜悯可言的战争，对跟《浩劫》有关的任何人、影片中涉及的所有问题、整个制作过程，都是这样。有时候会卡住，没有任何办法继续。非常漫长的调研过程中卡过几次，拍摄过程中也有过，更别提剪接阶段，它持续了5年。”朗兹曼说，整个11年的工作并非时断时续，而是每一天都在做《浩劫》。但曾经有过3天什么都动不了，也有过8天，最长时有过1个月，完全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作品的目的肯定不是告知一些信息，肯定不是不为人知的一些消息的串联。在什么意义上，它能是一个电影艺术的作品？它的线索到底是什么？都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大脑来思考，而且要不断地思考。需要时间和非常大的耐心。”
最令朗兹曼自豪的，在影片制作中，时间是完全由他说了算。他没有向任何人、事做出任何妥协。这的确并非人人都能遇到的条件。
1985年，朗兹曼完成《浩劫》的时候，觉得“有人看就不错了，大概3000人看过，这件事就算过去。”但影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电影放映、电视播出、录像带与碟片，有人粗略计算过，全世界看过《浩劫》的人已有7000万。这一次，朗兹曼把自掏腰包制作的带中文字幕的拷贝留给了中国，或许这个数字能够再度增长。
“现在看这种事情仍然有点不可思议。我觉得每一次放映都像一次葬礼，我本人是充满内疚的。如果说浩劫本身有个结构，那一定是个陵墓的结构———那些死去的人是没有陵墓的，这部影片就是他们的陵墓
中文名称：浩劫
英文名称：Shoah
资源类型：DVDRip
发行时间：2003年
地区：美国
语言：英语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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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测软件软件：KV2005
版本号：9.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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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长达9个半小时、以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背景的纪录片，是导演克劳德.朗兹曼花费11年拍摄而成的。导演寻访当年事件的发生地，访问当年的大屠杀的经历者，除了幸存犹太人还有当时的纳粹分子。本片上映后被誉为“世界纪录片史上的最重大事件”，当年曾获多项国际纪录片大奖，斯皮尔伯格为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曾观摩本片不下十遍。西蒙.波伏瓦更是连看20遍才动笔写影评，本片除了是一部出色的纪录片外，更是对当年惨无人道的“灭绝营”大屠杀一份血泪的历史证词。
上帝的电影：浩劫（SHOAH）
“我必赐他们永兜拿！?
——《以赛亚书》
不论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或者奥斯维辛之后还能有诗，一切都已经过去。
1942年7月22日仅仅是一个时间，特布林卡仅仅是一个地名，写在一块小木牌上面，二战中死去的600万犹太人仅仅是一个数字。当听到时，不能让人感觉到那种惨痛。 1942年7月22日，第一列车开进特布林卡，23日，犹太人隔离区的局长自杀。
特布林卡是死亡流水线，虽然原始，但运转得很好。昆德拉说那些屠杀者是诗人和刽子手，他们更是计算精良的科学家。
郎兹曼围绕特布林卡、索比堡和贝尔泽克三个灭绝营拍摄了三百多个小时，最后将影片剪辑成了九个半小时的长度，最重要的动作只有一个：说。
西蒙娜·德·波伏瓦这样评价这部电影：“让地点说话，通过声音复活地点，以面孔表达话语无法表达的东西”。
郎兹曼说这样的表达这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没有任何遗留下来的资料，影象的或图片资料，只有死去120万人的特里林卡留下了一张从远处拍到的推土机的照片，如果不加说明，根本无法了解照片的涵义。
只能不停地说，说，说，没有别的技巧。
依靠活着的人的回忆，靠他们的诉说使得死去的再活。
不是控诉，也无法作为有法律效用的证词。
寂静无声的雪，和草地，覆盖了整个犹太人的受难史。
有很多声音，很多面孔。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揭露罪恶。一片宁静。
这些活着的犹太人，没有人俯身向下，对600万同胞尸骨流泪、呼唤，对纳粹的罪恶发出声嘶力竭的控诉。犹太人安静地说：“这里总是这么安静，没有人能说出这里的一切。”被说出来的只是沧海一粟。而且他们根本不想再说，就像那个移居美国的波兰女子，“回去？哦，不„„我将如何面对？”
“他们感谢上帝，为了存留下来的不再说它。„„他说，是因为他被迫要说。” 有一个犹太人刚开始接受采访时一直在笑。
“他为什么要笑？”
“你想让他怎样？哭吗？有哭有笑，但还是笑吧。”
“尸体掉出来的时候，„„他能做什么呢？他哭了。第三天，他看到了妻子和儿子，他要求德国人处决他。但是德国人说，你还不能死，你还有力气。„„那是1941年1月。” 这时他哭出来了。
他们大部分说意第绪语。
辛格说过：“意第绪语永远不死„„它是殉教者与圣人的语言，它是梦想者与希伯莱神秘哲学信徒的语言„„象征地说，意第绪语言是我们智慧而谦逊的语言：是一切受惊而仍怀希望的人类的语言。” 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根。
观看影片时的，由于听不懂他们的语言，而郎兹曼又坚持只有在翻译说话的时候，才打出字幕。他们的嘴，他们的眼睛，有的时候为了提醒我们注意他们的眼睛，他让眼睛在画面的上方时隐时现。一些人深感无聊，也许退场，这很好。这部片子不是拍给这种人看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学校的同学问了一些这样的问题。
一问：你怎么能保证语言和回忆没有欺骗性？
郎兹曼答：你认为哪一句话是假的，或者哪一滴眼泪不是真的？
不错，话语是会欺骗人，回忆是有选择性。华沙的波兰军官，德国刽子手的助手，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战前的那段时间，和朋友们登华沙郊外的山。管理全德铁路运输调度的纳粹官员坚持说自己不知道死亡列车的存在，犹太人是自己花钱，买的是集体票，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去死，就算全波兰的人都知道，他们也说自己不知道。
活下来的犹太人，因为受到的折磨而变成了哲人。（我和同学看完一致的话：怎么他们都那么有文化？）
郎兹曼看着曾经开死亡列车的波兰老人（他和他的波兰同事必须喝酒才能做这项工作）对翻译说：
“问问他为什么如此忧伤？”
“他说因为他见证了走向死亡。”
和好莱坞相提并论几乎是《浩劫》不能避免的命运。
“3000名妇女儿童一起被关在毒气室灭绝的情节，是虚构的，太戏剧化了。”
二问：很多人都是看了《辛德勒的名单》才对《浩劫》产生了兴趣，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三问：当时的技术手段不发达，如果是现在，你会不会运用一些其他技术（因为他觉得片子很“沉闷”）？
这些被好莱坞败坏了的人。他们抱怨影片过于沉闷，他们希望在大屠杀里寻找到娱乐。真正重要的东西全部被忽略，抱着惊人的冷漠，他们觉得看到的是一部沉闷、重复、无聊的
影片。他们由于自信，还忍不住要拎起砖头来拍几下。
只要看下面这个很明显的对照就能看出，如导演自己所言，如果有一个太阳是黑的，他自己敢于面对它，而别人做的只是玩笑：
在犹太人进毒气室之前，德国人一直欺骗他们说是在这里的工厂工作，到了以后要先消毒——他们必须脱光衣服去洗澡。直到进了毒气室之后他们才明白等待他们的命运。在《辛德勒的名单》里，我们看到，忐忑不安的犹太人走进了毒气室，迎接他们的真的是一场淋浴，于是笑逐言开。
中国在还有可能做出录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记录片的时候，做出的是《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片子是经典，喜闻乐见，老少咸宜。我们八十年代的人小时候应该都看过这些电影，但艺术化的夸张又有多少信服力？虽然发生的永远无法抹杀，但好像总是缺少了一块，缺少了一点真实的记录，像《浩劫》这样的东西，真是遗憾。
郎兹曼说，那些活下来的人早已死去，那些活下来的人是先烈、圣徒、英雄，是归来的游魂。
从小水道里返回隔离区的一个犹太人，他只听到一个女人从地狱里发出的呻吟，却怎么也找不到她，他走遍了整个隔离区，没有发现一个活着的犹太人。他说，我不想回去了，我想在这里等天亮德国人的到来„„我觉得我是最后一个犹太人。
全部人都死亡，就是这样噩梦一样的残酷。
当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另外一部曾让我感动落泪的片子：《美丽人生》，我承认即使抱着审视的怀疑，我仍然感到自己可能会被那部电影席卷。但当影片结束之前，那个小男孩在一个铁柜子里躲开了全欧洲最后一夜的灾难，并且没有受到任何心灵创伤地来到了一辆美国大兵的坦克前，大兵跳下来说，HEY，BOY，抱起了欧洲浩劫之余的柔弱的小生命。多么伪善。仿佛是希望存留了下来，最后为人们所记忆的就不是尸体，而是孩子。
“回忆？„„”
黑色的画面和闪过。
西装笔挺的前波兰流亡政府官员突然之间失态，从镜头前逃离。
移居美国的一对母女一起唱着民歌，唱着唱着母亲就掩着脸痛哭起来。
劳工队的犹太人曾走进毒气室，一个女人认出了他，对他说您不该这样死去，他又出去了，活到被解救。
他们都曾“下过地狱”。
绰号“安泰”的犹太人说：“回忆？我的心是有毒的，只要你舔一口我的心，马上就会被毒死。”
所以，我不能不写下来，我害怕这记忆会消磨。因为我不能忘记。那九个半小时已经离我远去，我能想起来相辉堂的黑暗，宽银幕上的面孔、草地，雪，火车，尖顶的毒气室，这些残存的片段，是最不能忍受的片段，但有一段是一对老年犹太夫妇在跳舞，在闪亮的烛光照耀着他们的笑，他们的笑容下隐藏着什么，他们曾到过哪里，他们怎样经历浩劫而生存下来。
导演说，“这不是一部关于生存的影片。”
这部电影说的是，怎么就到了这一步，怎么就到了最后的时刻？不能有任何挽回的余地。 这是关于死亡的影片：“挖到最后一个坑时，我认出了全家人。于是他躺到坑里，让德国人处决他。”
难道那些活下来的犹太人不值得记录吗，他们的生存难道没有价值吗，影片几乎没有涉
及到他们是怎样被解救的那“光荣”的一幕场景，这本来是可以被拍成英雄式的，振奋人心的。
但是相对于600万人的死，他们背负的过于沉重，他们好像是已经随着他们的同胞而死，他们是已经死去的人。
萨夫提说，在1942年，特布林卡第一次焚烧尸体，燃烧的火焰发出了五颜六色的光，这就是犹太人的末日审判，世界尽头。
“上帝啊，上帝啊，你为什么遗弃我？”
一个曾经在华沙歌剧院唱歌的犹太人站在这样的火中唱着。末日，末日。
帕斯皮蒂拉说：“没用了，没人信了。”
我想导演想的是，也许别人都遗忘，首先自己不能遗忘。这是一部对抗遗忘的影片。郎兹曼没有英国绅士那样虚假的风度，有时候他盘问，有时候他诱导，完全违背了所谓的记录片道德。他使用了偷拍的办法来记录下和德国军官的谈话，他甚至还找出了藏在小酒馆里的纳粹军官夫波茨。
这些犹太人，导演说，他们死的时候处于极度的孤独和恐惧之中，我拍这部片子的目的就是要人们陪他们再死一次。
他做到了。
提着《浩劫》胶片的男人说他深感敬畏，那九个半小时的我沉浸在黑暗和泪水中。 光荣属于郎兹曼，但《浩劫》是上帝的电影。
犹太人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民族清洗。犹太人大屠杀是二战中最多人熟悉的暴行之一。“Holocaust”是犹太人大屠杀英语和德语的名称，此字是来自希腊语，意思是用火牺牲。
背景
自1933年起，德国纳粹党开始了独裁执政，纳粹党开始一个大规模的反犹太活动。在同一年，纳粹德国政府撤销所有犹太裔公务员的职位。在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Laws) 将“犹太人”作出定义。根据纽伦堡法案，凡有一个犹太裔祖父母以上的德国人都会被视为“犹太人”。纽伦堡法案还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民权利。
其他法案将一个犹太人与一个非犹太人有性关系非法化。到1938年，纳粹德国已经禁止犹太人进入大多数专业。在1938年11月，纳粹党策划一个反犹太集会，称为“水晶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在这个集会中，有很多犹太人的商店和犹太会堂被破坏。
德国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而在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单止纳粹党的反犹太政策极端化，而且这些政策亦伸展到德国占领的地方。
犹太人大屠杀
德国在1939年9月尾并吞了波兰以后，纳粹德国将它们国内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集中在波兰的内陆﹐称为“普通政府”的地区。犹太人现在被放置在“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之内。最大规模的“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是位于华沙。在华沙的犹太人被迫在1940年11月15日前搬迁到被指定为犹太人的地区和将这个地区密封。继低地国家，法国，波罗的海国家和南斯拉夫受到纳粹德国的占领，更多犹太人受到纳粹德国的控制范围内。
由1941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开始以后，德国盖世太保跟随德军，对住在苏联乡区的犹太人作出大规模的大屠杀。盖世太保最初的杀人方法是用手枪射杀，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埋葬在万人坑里面。但是柏林想出了更有“人道”的杀人方法来减低秘密警察的压力。这个方法是用毒气杀人。初时秘密警察只用汽车的废气来杀犹太人。但是在1942年起德国采用了氰化氢气(Hydrogen Cyanide Gas)来有效地杀死最多犹太人。
在1941年12月，德国在波兰兴建6个杀人的集中营。当中的地点包括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这些地点被选择的原因是因为它们都是铁路的交汇点，与及它们都不是军事上重要的地点。所以，纳粹党可以秘密地进行这个杀人计划。
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落实“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法”以后，纳粹德国开始用这些集中营来杀犹太人。用货车车厢，犹太人被运到这6个杀人的集中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运到的犹太人会经过一个挑选过程。可以做苦工的男性会被送到苦工营，而其他的会被送到毒气室。被送死的犹太人以为他们是被送到浴室，但是入到浴室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浴室的莲蓬头只会放出毒气。其他的集中营只有杀人的任务而没有苦工营的。
在1944年，当德国知道它们的气势已尽的时候，它们加快集中营杀人的速度。当中包括被德军占领的匈牙利。
当盟军在1945年初解放波兰时，它们发现到这些杀人的集中营。整个二战中，大约580万欧裔犹太人被纳粹德
2006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分四次播放了《浩劫》。我曾托雨后老师录了录象带，可惜没录全。
DVD方面，《浩劫》曾有日二的糟糕版本，而且由于它的超长长度和超沉闷的观看性，一直没有D商敢染指。
《浩劫》的续集，纪录二战纳粹集中营唯一成功越狱的《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点》（2002）有多家D商出片。
2007年，众所瞩目的《浩劫》终于在九区浮出水面——
EE即将推出此片，D自英国二区著名的MOC电影大师收藏系列，原版3D9。
真期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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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Shoah 法国/1985/片长：370分钟）
导演：克劳德·朗兹曼/摄影：多米尼克·沙皮、吉米·格拉斯伯格、威廉·吕昌斯基/
录音：贝尔纳·奥布依/剪接：兹娃·泊斯泰克、安娜·鲁伊斯
《浩劫》（也译作《证词》）是纪录片史上的经典之作，法裔犹太导演克劳德·朗兹曼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寻访当年事件的发生地，访问当年的大屠杀的经历者，耗费十余年时间拍摄制作此片。影片长达九小时，是从300多个小时的原始素材中剪出来的，仅剪辑就花费五年时间。影片纪录的是关于德国纳粹在二战中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历史。本片上映后被誉为“世界纪录片史上的最重大事件”，当年曾获多项国际纪录片大奖，《浩劫》不仅是一部出色的纪录片，更是对当年纳粹惨无人道大屠杀的一份血泪的历史证词。斯皮尔伯格为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曾观摩本片不下十遍。实际上，这是一部远比《辛德勒的名单》更震撼的纪录纳粹大屠杀的电影。
1985年，当克劳德·朗兹曼终于完成了《浩劫》的时候，他觉得“有人看就不错了，大概3000人看过，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没想到在法国上映的时候，引起了空前巨大的反响，票房惊人的好，而且观众都是整整9个半小时从头看到尾。《浩劫》在电影院里，电视台轮流播放，成为一个播映神话。此后，《浩劫》在世界各地纷纷上映，影响更是与日俱增。至今全世界已有上百万人次的观众观看了这部纪录片，在欧美电影界和知识界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围绕着这部影片展开的讨论旷日持久，发表的有关专著、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被认为是80年代以来一部标志性的纪录片经典。
纪录片从波兰的海乌姆诺开始，这个位于波兰以北50英里、靠着纳雷河的地区，曾经居住着大量的犹太人。二战期间，这里成为波兰第一个使用毒气毁灭犹太人的地方，有四千万犹太人在海乌姆诺惨遭灭绝，仅有两个人幸存下来，他们是犹太理发师斯雷和西蒙·斯莱伯尼克，西蒙·斯莱伯尼克更是最后的幸存者，当时的他只有十三岁半。导演克劳德·朗兹曼来到当年事件的发生之地，寻访往事的亲历者。这其中除了幸存下来的两个犹太人，还包括当时的一些纳粹分子。
《浩劫》也被誉为“新纪录片运动”的代表作之一。新纪录电影主张长期以来，“非虚构电影”在西方曾经作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纪录电影”的定义。八十年代兴起的“新纪录电影”，则积极主张“采用一切虚构手段和策略以达到真实”。
“新纪录电影”尤其否认真实电影的观念和手法。如果说，真实电影注重展示“生活是怎样的”，那么“新纪录电影”则偏重揭示“生活是如何成为这样的”。因此，“新纪录电影”是一种反“真实电影”。二者之间的分歧正在于对“真实”的认识不同。在“新纪录电影”看来，“真实电影”以捕捉眼前正在发生的现实为宗旨，缺乏历史参照和深度，这种真实只能是
肤浅的真实。纪录现实不等于真实，捕捉事物的现象不等于揭示事物的本质。直接电影大师怀斯曼就曾感叹道：“我无法表现整体的真实”。由于拓展了表现手法和范围，“新纪录电影”吸引了大量观众。
较早提出“新纪录电影”理论的是美国学者林达·威廉姆斯发表于1993年的《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一文，林达·威廉姆斯认为：“纪录片不是故事片，也不应混同于故事片，但纪录片可以而且应该采用一切虚构手段与策略以揭示真实”。
著名纪录电影研究者单万里将“新纪录电影”的特征总结概括为：
积极主张虚构、否定传统意义的纪录电影、关注历史问题、拥有大量观众。
“新纪录电影”的重要导演有美国纪录片大师艾罗·莫里斯（《细蓝线》、《战争迷雾》）以及《浩劫》的导演克劳德·朗兹曼。
克劳德·朗兹曼是犹太人后裔，1925年11月27日生于巴黎。他既是著名电影艺术家，也是作家和哲学家。作为法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人物，朗兹曼曾是萨特的密友，至今主编由这位存在主义之父创办的《现代》杂志。克劳德·朗兹曼的电影工作开始于1973年的《为什么以色列》。后来，克劳德·朗兹曼又有四部作品诞生：1985年的《浩劫》，1994年的《擦哈》，1997年的《活人路过》和2002年的《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点》。克劳德·朗兹曼的所有作品均有关二战犹太人灭绝、犹太身份和以色列问题。其纪录片作品在全世界获得了许多重要奖项。
《浩劫》是克劳德·朗兹曼的代表作，很好地体现了“新纪录电影”的纪录观念。首先，克劳德·朗兹曼拒绝使用历史资料镜头。在过去的纪录纳粹大屠杀的纪录片中，大都是解说词+人物访谈+历史原址空镜头+资料汇编，大量援引盟军战地记者拍摄的集中营里的景象和缴获的纳粹拍摄的影片素材，如阿伦·雷乃的《夜与雾》和米哈依尔·罗姆的《普通法西斯》。对于克劳德·朗兹曼拒绝使用原始影象资料，戈达尔颇有微词。无论是犹太人自己拍的影象，还是纳粹拍摄的或者盟军进入集中营时拍摄，朗兹曼都弃而不用。他的影片中只有当下拍摄的部分。戈达尔认为朗兹曼意图中有含混的地方或其它他不愿意说出来的东西。
克劳德·朗兹曼另辟蹊境，他的方法是耗费大量时间在全世界寻找拍摄对象，这些当年
的历史见证人早已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这也是克劳德·朗兹曼的拍摄周期旷日持久的一个原因。最终，他经过多方调查，找到了他们当中的幸存者：当年负责运送犹太人到集中营的火车站长、具体实施屠杀计划的集中营看守、为行将进入毒气室的受害者最后剃头的理发师„„克劳德·朗兹曼将这些历史的证人一一带到现场，设法接近并直接叩问当事者的心灵，在复苏的记忆里使得历史事件得到当下的再生。
影片纪录幸存的犹太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克劳德·朗兹曼在中东某地找到当年集中营的一个犹太理发师斯雷。克劳德·朗兹曼把这个原本已经歇业的理发师带到了波兰特拉维夫的一家理发店，说服他象当年一样给一个顾客理发。当犹太理发师的手指接触到顾客的头发时，他记忆的闸门顿时打开了。在克劳德·朗兹曼的追问下，斯雷讲述了自己当年如何由于理发的手艺才侥幸地得以偷生，他被指派去给那些即将被送进毒气室的犹太妇女剃头，剪下来的头发将成为纳粹工业部门生产的原料。面对即将走完人生旅程却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甚至还抱着一丝生存的侥幸心理的犹太妇女，而知情的理发师认为用谎言来抚慰这些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人，是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惟一能做的善举。
直到有一天，理发师在这些妇女中见到了自己同村的一个邻居。这个可怜的妇女由于在这个地狱见到了熟人因而在绝望的脸上出现了希望，理发师使她产生了虚幻的安全感。当斯雷回忆到这里时，再也说不下去了。朗兹曼却平静地追问：你必须说下去，你必须这样做。这也是朗兹曼对一个镜头前的当事人都说的话。
《浩劫》的同期声对话非常多。朗兹曼的主要纪录方法是把当事人带到现场，激发当事人，在特定的环境中向观众说出尚残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从而达到复活历史，揭示真实的目的。影片所有的事件所有的细节全部都是由被访者一点一点口述出来的，摄影师很巧妙地捕捉到了每一个被访者非常细微的神情变化，于是这种更具说服力的真实的表情和语言便自然而然地抓住了观众。影片中人的脸孔，眼睛都在说话，都是情节。正如西蒙·德·波伏瓦所说：“克劳德·朗兹曼的伟大艺术是让地点说话„„让无法表达的内容由面孔说出”。别忘了，西蒙·德·波伏瓦是连看了20遍才动笔写下这篇影评。
《浩劫》纪录的另一个当事人是幸存者西蒙·斯莱伯尼克，一个当年13岁的犹太孩子。在朗兹曼的安排下，西蒙·斯莱伯尼克重返故乡波兰的切尔莫诺镇。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至今还记得这个当年曾带着手铐在河对岸的集中营大声唱歌的犹太男孩。当年，13岁的西蒙·斯莱伯尼克由于跑得快，被集中营的军官选作听差，成天穿梭于各个营区传递信息。为防止孩子逃跑，他被命令在走动时必须不停地大声唱歌。
在当地波兰人的亲切如今已是古稀老人的西蒙·斯莱伯尼克的友善气氛中，朗兹曼询问这些当年历史的见证人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看法。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那些波兰老人刻意遮蔽在那次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自己不光彩的同谋地位。事实上，在纳粹铁蹄蹂躏下的欧洲，当时有很多人希望通过纳粹手来消灭犹太人，只是没想到纳粹的屠刀最后也落在他们自己的头上。在这里，克劳德·朗兹曼运用纪录片的自省策略，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屠杀行为有机地转化为一种当代的知识。
《浩劫》的制作过程就象艰难的考古工作，克劳德·朗兹曼为搜寻拍摄对象费尽心血。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朗兹曼不仅找到了大屠杀的幸存者，而且还发现了许多隐藏在德国民间的纳粹刽子手。贝尔泽克灭绝营地的一个刽子手夫波茨就是其中一个。朗兹曼通过多方调查，打听到夫波茨在德国巴伐利亚省慕尼黑市的一家酒馆中干活。于是，朗兹曼就假作拍摄广告片来到夫波茨工作的酒馆拍摄。在那里，朗兹曼共拍摄了三天，并一直避开夫波茨。就在人们都已对摄影机司空见惯时，朗兹曼走近柜台前的夫波茨，拿出了夫波茨上司席斯当年的照片问：“你还记得他吗？你还知道什么？你还在隐瞒吗？”一系列劈头盖脸的问题让夫波茨局促不安，他四处躲避镜头，戴上眼镜又拿下来，掏出香烟面对着墙猛吸。最后，夫波茨被判了10年徒刑。
克劳德·朗兹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浩劫》是陵墓结构，700万人看过《浩劫》，每一次放映都象一场葬礼，因为死难者是没有陵墓的。”
在04年之前，中国观众对《浩劫》它认识仅仅停留在各类关于纪录片的书刊和神奇传说中。
2004年，在北京国际纪录片展上，《浩劫》分两次放映，并在北京高校做过专题放映。克劳德·朗兹曼亲临北京和观众见面。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教授翻译的电影字幕，并在中央电视台做了关于《浩劫》的访谈节目。
2006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分四次播放了《浩劫》。我曾托雨后老师录了录象带，可惜没录全。
DVD方面，《浩劫》曾有日二的糟糕版本，而且由于它的超长长度和超沉闷的观看性，一直没有D商敢染指。
《浩劫》的续集，纪录二战纳粹集中营唯一成功越狱的《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点》又名'逃离索比堡'（2002）有多家D商出片。
2007年，众所瞩目的《浩劫》终于在九区浮出水面——
EE即将推出此片，D自英国二区著名的MOC电影大师收藏系列，原版3D9。
真期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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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朗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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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次数：1745 加入日期：[04-12-29]
整列车犹太人被送往特布林卡灭绝营时，火车司机一次次在自己脖子上比划出扼杀的动作，却没有人能够了解
如果说浩劫本身有个结构，那一定是个陵墓的结构———那些死去的人是没有陵墓的，这部影片就是他们的陵墓。——克劳德·朗兹曼
“记忆中的小白房，在房中，每夜我做梦„„”波兰的涅尔河上，47岁的西蒙·斯雷尼再次唱起这支民歌。1945年西蒙13岁时，也在一条平底小船上唱着它沿河而上，到村边苜蓿草地旁喂党卫军养的兔子。涅尔河边的凯尔诺，是波兰第一个使用毒气灭绝犹太人的地方，在此共有40万犹太人遭灭绝。
西蒙是后一个阶段的幸存者。他父亲在他面前被枪决；在80公里外的罗兹隔离区，他母亲被“毒气卡车”毒死。党卫军让他进入一个犹太“劳动队”，保持灭绝营的正常运转，但他们也终有一死。1945年1月18日夜，苏联军队到达前两天，纳粹采取脑后枪决的方式处决最后的“犹太劳工”。西蒙也被处决了，子弹没有击中中枢神经。醒来后，他爬到一个猪圈里，一个波兰农民收留了他，红军的一个军医救了他一命，几个月后，西蒙与其他幸存者去了特拉维夫。
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朗兹曼在以色列找到了他，说服他跟自己回到凯尔诺。镜头里，西蒙站在一块草地边上，周围树林环绕———在波兰的乡村，这样的地方有很多，丝毫看不出什么特殊的迹象。“这里总是如此安静。”他喃喃说道，“以前，每天烧2000犹太人的时候，也这么安静。没有人叫喊，干活呗。很安静，没声，像现在一样。”
《浩劫》就这么开始。9个半小时之后，它会将人拖进更加复杂难解的心绪，和永无穷
尽的思考。
不可能的挑战
在座谈会上，有观众问朗兹曼：为什么如此长度的一部影片全由采访实拍和空镜头组成，而完全没有史料素材出现。朗兹曼不得不再度解释“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区别：“集中营是关押犹太人的地方，灭绝营则是屠杀犹太人的。我们看到的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资料中，绝大部分集中营的画面都是盟军进入德国境内时在集中营拍摄的。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极度瘦弱的人、成堆的尸体被推土机推进大坑„„这些不一定是屠杀的产物，而是德军在战争末期对集中营管理特别混乱的结果。由于战争末期，纳粹供给紧张没有食品，以及关押人数剧增引起伤寒、肺炎等传染病流行，使集中营死亡率特别高。死亡的不光是犹太人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人。”
灭绝营则是一条专用的屠杀流水线———火车源源不断地将犹太人从集中营运来，只需两三个小时，一列火车的犹太人便可以被“处理”干净。纳粹集中营大都在德国，而五处灭绝营则全位于纳粹占领的波兰境内：凯尔诺、贝泽克、特布林卡、索比堡和马尔达奈克。《浩劫》涉及了前四处灭绝营，然而无论哪一处，如今在物理意义上早已荡然无存。
“《浩劫》作为一部影片，在制作过程中的创造，比任何一部故事片都要多得多。之所以说它是纪录片，大约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真实人物、他们在说自己的事情。而创造的意思是，它讨论的内容绝大部分已经被摧毁了。”朗兹曼说。影片所探求和追述的，是“毁灭的毁灭”———纳粹刻意摧毁有关灭绝行为的痕迹和证据。比如西蒙·斯雷尼在影片中描述尸体的毁灭：“烧不掉的骨头，比如脚的大骨头，我们„„有个大箱子有两个把手，我们就给抬到那儿去。那儿有专人全给捣碎，骨粉非常细，我们再给装在袋子里，袋子够多了，就背到涅尔河上，那边有座桥，全倒在河里，就跟水走了，随着波浪。”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所谓的‘浩劫’是一次近乎完美的谋杀，因为大部分的痕迹都没有了：片中提到的贝泽克，从建筑上看是一点都没有了，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贝泽克是处死了80万人。特布林卡是处死了120万人，在几年的调研中，大家能找到的只有一张图片，是从远处拍的一辆推土机，除此之外任何资料都没有。索比堡、凯尔诺这些地方都没有任何影像资料留下来。面对这一切，怎样把它表现出来，怎么拍？拍什么？怎样让观众觉得是在面对死亡？这部影片走的是前人没走过的路，是对一种不可能的挑战。”这个挑战，朗兹曼经历了11年。
从埋伏到肉搏
《浩劫》耗时11年的制作，经历了很多阶段。开头的阶段是阅读，先是现有的历史著作，
再扩展到历史资料，阅读的范围之广，朗兹曼用“浩瀚”来形容：“那是读不完的。怎么选择？调研该怎么做？谁指引的道路是值得遵循的？”为了使整个历史图景更清晰，他尝试做了一个很大的表格，想把所有事情的关节点都弄清楚。他还从史料和著作中摘列出一个德国人的名单，大概有250－300个人。“因为我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人，所以把名单和可能碰到的一些人都列出来，为以后做准备。这个过程前后大概有两年，然后我颤抖着去了德国，不是因为害怕纳粹，而是不知道事情的结果会是什么样——能否见到那些人？见到又会怎样？我是否就能开始？从哪里开始？这些未知性令我非常害怕。”
影片中清楚地表现了采访前党卫军官的特殊性：采访地点外的大街上总是停一辆架着天线的面包车，车里是两位助手守着监视器，荧屏上，是朗兹曼携带的偷拍设备发送出来的影像。被拍摄的纳粹分子中，只有一个是与朗兹曼彼此认识的，“就是特布林卡那个纳粹军官，他说了不能引用他的名字，但他在拍摄中说到了我的名字，也留在影片中。”其他时候，观众可以从影片中听到的对朗兹曼的称呼，有时候叫索雷尔博士，有时候叫让·玛利·索雷尔。出于安全考虑，这些采访都以化名进行。为了让化名真切，朗兹曼伪造了一整套证件，从出生证到护照。出生证上他的出生地点，是法国一个叫卡恩的地区。朗兹曼特别解释：“因为这个地区在战争中遭到盟军的轰炸，二战前的所有档案资料都被焚毁，因此别人也无据可查。”
为了拍摄参与过灭绝行动、现在德国酒吧工作的一个前党卫军官，他们预先写信给酒吧老板说：在拍一个有关啤酒的节目，鉴于该酒吧是慕尼黑最好的酒吧之一，一定要拍而且得长时间地拍摄。老板同意了，他们带着移动轨道———非常正规的架势———在酒吧里整整拍了两天，除了他们的目标，什么都拍。“对自己做过什么事情，他非常清楚；酒吧里他的同事也非常清楚，但对他都是一种相当保护的态度。那就是一场埋伏的战役，有各种各样的试探。他的自我保护也特别强烈，那两天中不停地窥探我们到底在拍什么，一直到最后的时刻，对他才能稍微有些拍摄。”朗兹曼回忆着。在影片里，这个人对任何提问保持沉默，偶尔看向镜头的目光有些慌张，又透着阴森。
只有在影片最后，采访前华沙犹太隔离区的副局长格拉斯勒博士，是摄影机直接拍摄的。并非他接受了拍摄请求，反而是一次更加戏剧性的过程。“之前我们在德国北部试图接触一个叫库本的人，他的级别比现在影片中所有纳粹都高，在纽伦堡被判了死刑，最后时刻被美军特赦。在与库本的试探中，偷拍被发现了，并且导致身体意义的战斗。收发设备和偷拍机被毁坏或抢走，我也在医院住了很多天。”朗兹曼把这次遭遇称为“11年战争中的一场小战役”。没有了偷拍设备，朗兹曼只能另做谋略。他观察了格拉斯勒很长时间，并派一个德国女合作者跟他接触过，了解了他所有的生活习惯———什么时候去哪里、见什么人。“我带着摄影师、录音师和另外两个合作者，选择了一个格拉斯勒独自在家的时刻，突然敲门，做出一副和蔼可亲令人无法拒绝的模样。并没有说要问他的情况，而是说想了解犹太人捷尼亚科夫(犹太管理委员会负责人)的情况。”但一旦开始交谈，朗兹曼图穷匕现，提问步步紧逼，令他的回答结结巴巴、面孔扭曲、目光游移。
“归来的游魂”
犹太人幸存者的证词，在影片里占了最大的篇幅。他们大多曾是“犹太劳工队”的成员，在灭绝营担任过屠杀、清理过程中各种环节的工作。莫克·扎伊德和伊茨哈克·杜金当初的任务是打开维纳的万人坑，挖出9万具犹太人尸体并焚毁。在打开最后一个壕沟的时候，扎伊德认出了自己的全家：母亲、三个姐妹和她们的孩子。“往深处挖的时候，越深尸体越平，最后像个薄片，抓住弄出来的时候就碎了。”
在一个更加著名的长镜头里，理发师亚伯拉罕·邦巴一边给顾客理发，一边接受朗兹曼的采访。他曾被德国人挑选到特布林卡灭绝营。在妇女们被送进毒气室之前，他把她们的头发剪下来。“我在毒气室剃头期间，有辆从我的城市捷斯托绍瓦来的列车，我认识其中的大部分妇女„„住在同一条街上，有几个还是要好的朋友。她们一看见我就把我围住：‘亚伯，你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要把我们怎么样？’我能说什么？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在一起，也是我们城市的好理发师。当他妻子和妹妹进入毒气室的时候„„”理发师陷入沉默，3分多钟，理发室里只有剪刀的声音在响。在朗兹曼不舍的追问下，理发师满眼是泪，嗫嚅着：“太可怕了„„别说了„„”
“我觉得‘幸存者’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宁愿把这些人叫做‘归来的游魂’。对我来说，所有在影片里说话的犹太人已经‘死’掉了，他们只是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游荡而已。”朗兹曼说自己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如何选择犹太证人。“这个作品要讨论的，不是让这些人说他们怎么活了下来、他们如何避免死掉，它讲的就是死亡。也正因此我很快就知道，这部影片中不会出现大屠杀的任何原因，没有必要讲这些人为什么死———所有的事情开始时便已太迟，没有了补救的方法，它直接从死亡开始。在这个原则下，我对犹太人的选择，从一开始就知道主要要选那些所谓‘特别劳动队’的人。他们跟德国人有一层接触，他们又是对本民族大屠杀的直接目击者，他们对两方面的证词都是最重要的。”
让这些犹太人开口，无疑是巨大的困难。尽管是被迫，他们的工作多少也是对本族人屠杀的一部分。朗兹曼耐心地劝说，不懈地追问，却并不是要索取他们的忏悔。“确实，所有的隔离区都有犹太人警察，犹太警察在屠杀中是否起了润滑、推动的作用？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分清主次。大屠杀是德国人干的，不是犹太人干的；像捷尼亚科夫这样的犹太人是否帮了德国人的忙，我认为这完全是次要的。”朗兹曼对他们的评价反倒是近乎完美：“我认为所有这些作证的犹太人在影片中表现出了完整的人性，他们是圣人、是英雄，也是烈士———像刚才说的，他们在当时已经‘死去’，所以是烈士。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不希望人们对《浩劫》有误解。”
朗兹曼在影片里还采访了特布林卡灭绝营周围的农民，采访了运输犹太人的火车司机。整车的犹太人被送到车站时，他们都还对自己片刻后的劫数懵然无知。农民们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他们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却帮不上任何忙；火车司机曾一次次向犹太人在自己脖子上比划出扼杀的动作，却没有人了解。人们或许难免觉得他们麻木、懦弱、无良，但在《浩劫》当中，他们与“犹太劳工队”的幸存者一样，都是证人。是他们令险些湮没的历史凝住。
“这部影片是他们的陵墓”
朗兹曼是犹太人。童年时期，他在法国就切身经历过反犹主义活动。朗兹曼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在反犹主义一露头的时候，便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纳粹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他们一家早已制作了很多假证明，全家都以假身份生存，使得家里没有任何人遭到流放或死于大屠杀。“但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比如迫于各种环境，父母离散。母亲在战争期间一直住在巴黎，曾在一个壁橱里躲藏了一年。而我和父亲、兄长住在奥维涅山区。战争开始之后父亲、哥哥很快参加了抵抗运动，我当时未成年，在1943年参加了法共领导下的青年团，高中时期打过游击，跟德国人有过身体意义上的战斗。”
但朗兹曼并不认为这些经历与他拍摄《浩劫》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尽管他至今还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是我做了《浩劫》而不是别的犹太人？
“20世纪初的一个登山者一心要去爬珠穆朗玛峰，并且最后死在了那里。因为登山要动用很多力量，有人问他为什么这般执著，回答是：就因为它在那儿。对《浩劫》来说也一样：那件事情在那儿，我就想拍，仅此而已。另外，肯定这是跟犹太问题相关的，我认为它是犹太人遭到的大灭绝。但最后形成的结果，很多人看了之后并没有只把它看作犹太人问题，实际上具有全人类性。”朗兹曼回忆说，在小时候和成长阶段，斩首、处死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杀戮场面便对自己很有吸引；再有就是焦虑：“我想明白人在清醒知道自己即将死亡，比如站着或坐着，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毒死，那状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所谓‘最后时刻’的焦虑相关的，我也关心‘最初时刻’。所以我也问别人，你看见的第一列火车是什么时候来的、第一次到这里是什么印象„„”
这样的动机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它却驱使朗兹曼为之煎熬了11年。
“做《浩劫》就像从北坡出发的一次艰难登顶。去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走别人没有走过的、需要自己寻找的路，有时候连工具都要自己制造，自己寻找方法，在不断的攀登与征服中到达顶点。在长达11年的制作过程中，我发现它的创作是一场没有任何怜悯可言的战争，对跟《浩劫》有关的任何人、影片中涉及的所有问题、整个制作过程，都是这样。有时候会卡住，没有任何办法继续。非常漫长的调研过程中卡过几次，拍摄过程中也有过，更别提剪接阶段，它持续了5年。”朗兹曼说，整个11年的工作并非时断时续，而是每一天都在做《浩劫》。但曾经有过3天什么都动不了，也有过8天，最长时有过1个月，完全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作品的目的肯定不是告知一些信息，肯定不是不为人知的一些消息的串联。在什么意义上，它能是一个电影艺术的作品？它的线索到底是什么？都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大脑来思考，而且要不断地思考。需要时间和非常大的耐心。”
最令朗兹曼自豪的，在影片制作中，时间是完全由他说了算。他没有向任何人、事做出任何妥协。这的确并非人人都能遇到的条件。
1985年，朗兹曼完成《浩劫》的时候，觉得“有人看就不错了，大概3000人看过，这件事就算过去。”但影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电影放映、电视播出、录像带与碟片，有人粗略计算过，全世界看过《浩劫》的人已有7000万。这一次，朗兹曼把自掏腰包制作的带中文字幕的拷贝留给了中国，或许这个数字能够再度增长。
“现在看这种事情仍然有点不可思议。我觉得每一次放映都像一次葬礼，我本人是充满内疚的。如果说浩劫本身有个结构，那一定是个陵墓的结构———那些死去的人是没有陵墓的，这部影片就是他们的陵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