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有罪》不是一部抨击法制的社会问题的小说，而是一部探索人物灵魂的小说。回顾艾伟的创作历程，其创作理路有着明显的由“外”向“内”的特点，即越来越转向小说人物的内省。盛子潮先生曾在1999年对艾伟的创作流露出深深的担忧：“他对精神成长的母题表现已在重复自己，那么，对这一母题的勘探，他还能走多远？”①如今，艾伟以“爱人”系列小说证明了他在人的“精神”领域里的探索的非凡成就，不仅顺利地完成了“精神成长”的历程，而且步入了“精神”――灵魂追问的化境。其“爱人”系列第一部――《爱人同志》是“触摸到时代与个人、政治与人性之间错综纠葛的小说文本，小说昭示我们的是在时代的变革与历史的错位之中一种个性生命的经验与痛楚，欲求与挣扎”②；而其第二部――《爱人有罪》则是一个为我们展示了在“原罪“笼罩下的凄美无限的极好小说文本。 《爱人有罪》的情节非常简单：俞智丽是个美丽、招摇过市的女孩，在黑夜笼罩下的树林里被强暴；鲁建是众多爱恋并常常尾随俞智丽的男青年中的一个替罪羊――被俞智丽错误地指认为强奸犯，在坐了八年大牢之后带着仇恨回到了俞的身边，从此开始了他们灵魂的苦旅。 然而，鲁建清楚地意识到他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屈辱已浸入他的血液、他的骨髓！他每天跟在俞智丽的后面，如影随形，一如当年。“不同的是,当年白鸽般的温顺柔情被乌鸦的不祥危险取而代之，他从一个渴望爱情垂怜的人变成了债主，要她为他八年所受的种种磨难买单。俞智丽确实买了单。她抛夫别女，像一只绵羊主动跳入了鲁建张大的嘴巴中。”③小说让俞智丽、鲁建在痛苦的折磨中生活着，前者的痛苦是深深的负罪感，而后者的痛苦则是屈辱感。负罪感与屈辱感成了一曲交响乐的两个声部――俞智丽主唱高音部，鲁建主唱低音部，而贯穿两个声部的主旋律则是对灵魂的追问。 俞智丽对灵魂的追问虽然低沉，但在我们思想深处唤起的思索却绵长久远。如慈善晚会后，她对自己做了深入的解剖。她没想到自己可以感动这么多人，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油然而生。多年来，她总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她感到有另一个自己存在，另一个自己比她想象的要光彩夺目得多，也比她想象的要有力量得多。当俞智丽在这些苦难人们的中间时，她总觉得有另一个自己在天上望着她，那是一个他们赞美的自己。小说对她的这种灵魂上的透视，符合她的思维逻辑。长期的自我否定，使她对他人的肯定产生了怀疑。在她的思维定势中，她将自己的灵魂定位于阴暗的角落，偶有一缕阳光，她就感动得心潮澎湃。我们对她的极度压抑不免生发出无限的同情，对她“圣女”的光影投去苦涩的一瞥，仿佛我们也被压抑的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天晚上，她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些时代楷模。在想象中，他们是多么高大，周身光芒闪耀，而她胆怯而拘谨，显得暗淡无光。她觉得同他们比，她什么都不是。她为自己这样的想象而羞愧――为她的虚荣心。她有了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她对这种感觉非常熟悉，这种感觉已跟随了她八年。“她不能原谅自己。她瞧不起自己的虚荣。她竟然会飘飘然，她竟然认为那个电视上的自己是真正的自己。她哪里有这么好，她欺骗了人们，欺骗了那对好心的老夫妇。是啊，她对不起他们。她怎么还有脸见到他们呢。她真的觉得自己肮脏不堪。……看着白茫茫的大雪，她想到了自己的生活。她对目前的生活又产生了怀疑。命运太不可捉摸，她的内心无法有一种恒定的感觉，她隐隐觉得自己的人生似乎不该再有快乐的东西，因为得到快乐是要偿还的。这是她的一种宿命，是她的一个生命密码。她相信这种不安的预感。她是一个悲观的人。”小说中这样的议论构成了艾伟独特的叙事方式，即对主人公灵魂的追问与反思。 俞智丽之所以对灵魂有深沉的反思，是因为她对鲁建深深的负罪感。八年过去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她认为鲁建是有权找上门来的，她欠他，她把他八年的青春都断送了。俞智丽这一形象的塑造，或许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主张一种宗教式的伟大的忍受苦难的精神，并以此为价值基准着力批判资本主义的人性恶。同样，艾伟将俞智丽塑造为一个为了弥补罪过而具有惊人忍受能力的“圣母”形象。他认为他的写作受到心理学的影响――一种“受难―快乐”模式或“受虐―快乐”模式，认为这种身体受苦而灵魂出现喜悦可能是人具有的一种“心理学密码”④。 洪治纲先生认为从“罪”的本质上进行追问，无论是俞智丽还是鲁建，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罪，但是，他们都活在沉重的“罪责”之中，并因此而被现实轻易地改写了各自的命运。⑤不过，对鲁建而言，其粗鲁地与俞智丽发生性关系后的负罪感是转瞬即逝的。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看着她的身体，让他奇怪的是，他升起的不是恶念，而是柔情。面对她的完美，他竟然觉得自己有些卑琐，好像他此刻的行为失去了正当性，好像他真的是一个强奸犯。他想起八年前，她穿着裙子的样子，那时候，他多么想抚摸她柔软的腰肢啊。他有一种重回八年前的幻觉。”但很快地，鲁建觉得必须冒犯她。他认为不管她有多么美，多么神圣，他有权冒犯她。他粗暴地撕去了她的文胸，粗鲁地剥去了她的裤子，她闭上了眼睛，像一只羔羊一样等待屠夫的宰杀。他离她如此近，她听到他呼出的粗气，那粗气中有着混乱的痛苦。她等着他发泄，她想：如果他感到不平，感到屈辱，或者满怀仇恨，那就发泄出来吧。如果他想伤害她，就伤害她吧。 诚然，艾伟并没有极力推演执法部门对法律尊严的草率处理，也没有凸现权力意志对个人命运的藐视姿态，而是通过一种伦理化的道德转换，将本应由权力体系所承载的法律过错，巧妙地转化为个人的生命负重。作者所要表达的，其实不只是权力意志对个人命运的践踏或伤害，而是人物在面对“罪责”时的内心挣扎以及某些可能性的选择。所以，在《爱人有罪》里，权力始终处于一种隐秘的控制状态，叙述的主体则是被伦理化的罪责折磨得无所适从的灵魂。⑥这种灵魂的折磨与《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有相似之处。但拉斯科尔尼科夫受到的折磨更厉害，因为他无法让被杀的人活过来，无法弥补他犯下的罪责。而俞智丽还有机会弥补，这正是她能一再容忍鲁建性行为的原因。 有人认为：俞智丽与鲁建之间是一种“虐恋”的关系。俞的抛弃丈夫、孩子，不能用简单的赎罪意识来解释。这是一个生命力的表现。一个女人，当她内在的性爱力量被激发，她才会做出这种决绝的举动，这是这部作品中最精彩的一笔。⑦鲁建的性行为是明显的“施虐”行为，与“虐恋”是不同的。他的“施虐”是他对她充满欲望和仇恨的结果，而仇恨是占主导地位的。这在艾伟的小说文本中是非常清楚的：“他甚至希望在出去后真的强暴她一次。在他的幻想里，他已强暴了她无数次了。他要把她碾成粉末。他在监牢里如此受煎熬，都是因为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他悲剧的源头。”显然，鲁建的粗暴性行为的直接原因是他对俞智丽的刻骨仇恨。艾伟要肯定俞智丽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倡导的那种宗教式的忍受苦难的精神。尽管中国人缺少宗教情结，但作为人起码的良知、起码的罪责感在俞智丽身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与其说俞智丽是在“受虐”，倒不如说她是期盼在这种疯狂的性爱中涅�！艾伟正是希图以凄美的涅�来震撼读者的心灵，从而得到形而上的深邃东西，即艾伟自己说的“中国人如何解决‘罪’的问题”。 艾伟超出一般人之处还在于他对人的灵魂的追问不是浅尝辄止的，他采取的是追击穷寇式的叙事策略。当俞智丽试图为鲁建献身以达到赎罪目的时，蓦然回首又发觉她正陷入新的“罪责”之中，她无法面对王光福与女儿。就这样，俞智丽在这种伦理困境中苦苦挣扎，其灵魂在地狱般的梦魇中扭曲变形，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而形成了艾伟独特的叙事方式的张力，这在小说结尾显得更为突出。当“大炮”说李大祥与俞智丽睡过觉后，鲁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失去了理智，揪住怀有身孕的俞智丽，“过去的经验一下子降临了，唤醒了她的身体。痛感，通过头发传遍全身。她看到了痛的形状，像黑色的根须，就好像她的头发在身体内生长。痛感把她的身体打开了。伴着全身的疼痛，是快感，快感像冰水划过身体，令她有了生命的感觉。为什么痛苦让我感到活着呢？天啊，天啊……欲望就是这一刻来到俞智丽的身体里的。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一下子软掉了。 ”当鲁建看到自己又开始回到过去，他感到不安而痛苦以致失声哭了出来。任何一个读者读到这里都会为主人公发自灵魂深处的痛楚而震撼，不得不叹服艾伟经营其小说叙事的能力。俞智丽没有否认鲁建的问话，是因为她认为尽管李大祥没有占有她的身体，但她已经一丝不挂地躺在宾馆的床上，心理上已接受了李的无耻要求，已构成了对鲁建的背叛，虽然她的初衷是为了解救鲁建。这一情节构成了《爱人有罪》典型的“二律背反”――要救鲁建必须答应李大祥的要求，答应了李大祥的要求就会将鲁建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鲁建的失声痛哭，正是他对又回到“施虐”的非人状态的锥心之痛。
艾伟对俞智丽灵魂的拷问一如既往的苛刻，惟其苛刻才更彰显俞的“圣母”本色。其心理描写简洁而深刻：“她觉得自己要死了。想起自己身体的反应，她感到羞耻。她觉得身体好像不是她的，身体失去了她的控制。身体总是在那个时刻堕落，下坠。下坠到某个黑暗的深处，下坠到死亡的边缘。就在她觉得要死去时，快乐不可抑制地降临了。她泪如泉涌。她同时感到羞耻。‘我真是个贱人，一钱不值的贱人。’可奇怪的是，当她这样骂自己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可怜的人，这种自我怜悯给她一种满足感。” 当鲁建与俞智丽悲剧的帷幕要落下的时候，艾伟对主人公灵魂的追问是那般残酷而犀利。当俞智丽看见鲁建与颜小玲睡在一起的时候，俞还是清醒的，她没有吃惊，好像她早料到自己会看到这一幕。她甚至没有激烈的反应，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应当说，这已相当残酷了。但是，艾伟为了给俞智丽涂抹上他心仪的“圣母”最后一丝凄美的光辉，以合乎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情节塑造了一个灵魂被极度压抑扭曲的形象。俞智丽醒来的时候，感到不可思议――她竟然这么无耻，竟然会激动。“她本可以逃走的，但她却迈不开步子，仿佛她心底隐藏着的东西被眼前的一切照亮了。那是一种下沉的感觉，一种极度无助和自怜的感觉，一种毁灭和死亡的感觉，一种想把自己的身体整个撕裂的感觉。她感到自己可怜到极点，也无耻到了极点。她感到自己无可救药了。”俞智丽在心里绝望地喊道：“我就是那么贱，那么无耻……”这是她悲剧之幕快要落下时的无助呐喊，是她进行灵魂的终极追问――“死亡就是把痛苦的灵魂驱逐出身体，让痛苦变成快乐。死亡就是灵魂高高在上，看着那具腐烂的肉体。她的身体确实是污秽的。她不喜欢自己的身体，她希望这身体消失。”身体与灵魂，是俞智丽清醒地意识到了的。她知道，自从她的身体被玷污后，唯有追求灵魂的保洁――不停地做好事才有可能找到生存下去的理由；她也明白，她的生理本能得以恢复的启蒙者鲁建对她的背叛意味着她的灵魂将空无依傍，因而她有毁灭与死亡的感觉。 施战军认为艾伟将鲁建安排为死亡的结局有落俗套之嫌， 可备一说，但我更欣赏艾伟的安排。因为只有鲁建死去，他才有可能在离开这个纷扰无穷的世界之前对俞智丽道一声“对不起”，伴随着一丝凄惨的苦笑――一笑泯恩仇！否则，鲁建与俞智丽绝不会灵魂安宁地生活在世上。 总之，艾伟对主人公灵魂的追问，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他将极易写成社会问题小说的题材写成了灵魂拷问的小说，写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罪与罚》，寓言式地回答了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罪感及如何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你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光之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艾伟以他道德承担的勇气定会为我们带来更加成熟的“爱人”系列第三部。那时，他的灵魂追问将会更具穿透力！ 注释： ①盛子潮：《艾伟小说的一种读法》，《南方文坛》1999年第5期。 ②刘婧婧：《活在虚无与真实之中――评艾伟的〈爱人同志〉》，《南方文坛》2003年第4期。 ③金仁顺：《黑羽毛，白鸽子――关于艾伟的〈爱人有罪〉》，《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④参见《艾伟长篇小说〈爱人有罪〉研讨会纪要》中艾伟的发言，载《文学港》2006年第4期。 ⑤⑥参见《艾伟长篇小说〈爱人有罪〉研讨会纪要》中洪治纲的发言，载《文学港》2006年第4期。 ⑦参见《艾伟长篇小说〈爱人有罪〉研讨会纪要》中王宏图的发言，载《文学港》2006年第4期。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 陈林
《爱人有罪》不是一部抨击法制的社会问题的小说，而是一部探索人物灵魂的小说。回顾艾伟的创作历程，其创作理路有着明显的由“外”向“内”的特点，即越来越转向小说人物的内省。盛子潮先生曾在1999年对艾伟的创作流露出深深的担忧：“他对精神成长的母题表现已在重复自己，那么，对这一母题的勘探，他还能走多远？”①如今，艾伟以“爱人”系列小说证明了他在人的“精神”领域里的探索的非凡成就，不仅顺利地完成了“精神成长”的历程，而且步入了“精神”――灵魂追问的化境。其“爱人”系列第一部――《爱人同志》是“触摸到时代与个人、政治与人性之间错综纠葛的小说文本，小说昭示我们的是在时代的变革与历史的错位之中一种个性生命的经验与痛楚，欲求与挣扎”②；而其第二部――《爱人有罪》则是一个为我们展示了在“原罪“笼罩下的凄美无限的极好小说文本。 《爱人有罪》的情节非常简单：俞智丽是个美丽、招摇过市的女孩，在黑夜笼罩下的树林里被强暴；鲁建是众多爱恋并常常尾随俞智丽的男青年中的一个替罪羊――被俞智丽错误地指认为强奸犯，在坐了八年大牢之后带着仇恨回到了俞的身边，从此开始了他们灵魂的苦旅。 然而，鲁建清楚地意识到他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屈辱已浸入他的血液、他的骨髓！他每天跟在俞智丽的后面，如影随形，一如当年。“不同的是,当年白鸽般的温顺柔情被乌鸦的不祥危险取而代之，他从一个渴望爱情垂怜的人变成了债主，要她为他八年所受的种种磨难买单。俞智丽确实买了单。她抛夫别女，像一只绵羊主动跳入了鲁建张大的嘴巴中。”③小说让俞智丽、鲁建在痛苦的折磨中生活着，前者的痛苦是深深的负罪感，而后者的痛苦则是屈辱感。负罪感与屈辱感成了一曲交响乐的两个声部――俞智丽主唱高音部，鲁建主唱低音部，而贯穿两个声部的主旋律则是对灵魂的追问。 俞智丽对灵魂的追问虽然低沉，但在我们思想深处唤起的思索却绵长久远。如慈善晚会后，她对自己做了深入的解剖。她没想到自己可以感动这么多人，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油然而生。多年来，她总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她感到有另一个自己存在，另一个自己比她想象的要光彩夺目得多，也比她想象的要有力量得多。当俞智丽在这些苦难人们的中间时，她总觉得有另一个自己在天上望着她，那是一个他们赞美的自己。小说对她的这种灵魂上的透视，符合她的思维逻辑。长期的自我否定，使她对他人的肯定产生了怀疑。在她的思维定势中，她将自己的灵魂定位于阴暗的角落，偶有一缕阳光，她就感动得心潮澎湃。我们对她的极度压抑不免生发出无限的同情，对她“圣女”的光影投去苦涩的一瞥，仿佛我们也被压抑的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天晚上，她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些时代楷模。在想象中，他们是多么高大，周身光芒闪耀，而她胆怯而拘谨，显得暗淡无光。她觉得同他们比，她什么都不是。她为自己这样的想象而羞愧――为她的虚荣心。她有了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她对这种感觉非常熟悉，这种感觉已跟随了她八年。“她不能原谅自己。她瞧不起自己的虚荣。她竟然会飘飘然，她竟然认为那个电视上的自己是真正的自己。她哪里有这么好，她欺骗了人们，欺骗了那对好心的老夫妇。是啊，她对不起他们。她怎么还有脸见到他们呢。她真的觉得自己肮脏不堪。……看着白茫茫的大雪，她想到了自己的生活。她对目前的生活又产生了怀疑。命运太不可捉摸，她的内心无法有一种恒定的感觉，她隐隐觉得自己的人生似乎不该再有快乐的东西，因为得到快乐是要偿还的。这是她的一种宿命，是她的一个生命密码。她相信这种不安的预感。她是一个悲观的人。”小说中这样的议论构成了艾伟独特的叙事方式，即对主人公灵魂的追问与反思。 俞智丽之所以对灵魂有深沉的反思，是因为她对鲁建深深的负罪感。八年过去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她认为鲁建是有权找上门来的，她欠他，她把他八年的青春都断送了。俞智丽这一形象的塑造，或许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主张一种宗教式的伟大的忍受苦难的精神，并以此为价值基准着力批判资本主义的人性恶。同样，艾伟将俞智丽塑造为一个为了弥补罪过而具有惊人忍受能力的“圣母”形象。他认为他的写作受到心理学的影响――一种“受难―快乐”模式或“受虐―快乐”模式，认为这种身体受苦而灵魂出现喜悦可能是人具有的一种“心理学密码”④。 洪治纲先生认为从“罪”的本质上进行追问，无论是俞智丽还是鲁建，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罪，但是，他们都活在沉重的“罪责”之中，并因此而被现实轻易地改写了各自的命运。⑤不过，对鲁建而言，其粗鲁地与俞智丽发生性关系后的负罪感是转瞬即逝的。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看着她的身体，让他奇怪的是，他升起的不是恶念，而是柔情。面对她的完美，他竟然觉得自己有些卑琐，好像他此刻的行为失去了正当性，好像他真的是一个强奸犯。他想起八年前，她穿着裙子的样子，那时候，他多么想抚摸她柔软的腰肢啊。他有一种重回八年前的幻觉。”但很快地，鲁建觉得必须冒犯她。他认为不管她有多么美，多么神圣，他有权冒犯她。他粗暴地撕去了她的文胸，粗鲁地剥去了她的裤子，她闭上了眼睛，像一只羔羊一样等待屠夫的宰杀。他离她如此近，她听到他呼出的粗气，那粗气中有着混乱的痛苦。她等着他发泄，她想：如果他感到不平，感到屈辱，或者满怀仇恨，那就发泄出来吧。如果他想伤害她，就伤害她吧。 诚然，艾伟并没有极力推演执法部门对法律尊严的草率处理，也没有凸现权力意志对个人命运的藐视姿态，而是通过一种伦理化的道德转换，将本应由权力体系所承载的法律过错，巧妙地转化为个人的生命负重。作者所要表达的，其实不只是权力意志对个人命运的践踏或伤害，而是人物在面对“罪责”时的内心挣扎以及某些可能性的选择。所以，在《爱人有罪》里，权力始终处于一种隐秘的控制状态，叙述的主体则是被伦理化的罪责折磨得无所适从的灵魂。⑥这种灵魂的折磨与《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有相似之处。但拉斯科尔尼科夫受到的折磨更厉害，因为他无法让被杀的人活过来，无法弥补他犯下的罪责。而俞智丽还有机会弥补，这正是她能一再容忍鲁建性行为的原因。 有人认为：俞智丽与鲁建之间是一种“虐恋”的关系。俞的抛弃丈夫、孩子，不能用简单的赎罪意识来解释。这是一个生命力的表现。一个女人，当她内在的性爱力量被激发，她才会做出这种决绝的举动，这是这部作品中最精彩的一笔。⑦鲁建的性行为是明显的“施虐”行为，与“虐恋”是不同的。他的“施虐”是他对她充满欲望和仇恨的结果，而仇恨是占主导地位的。这在艾伟的小说文本中是非常清楚的：“他甚至希望在出去后真的强暴她一次。在他的幻想里，他已强暴了她无数次了。他要把她碾成粉末。他在监牢里如此受煎熬，都是因为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他悲剧的源头。”显然，鲁建的粗暴性行为的直接原因是他对俞智丽的刻骨仇恨。艾伟要肯定俞智丽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倡导的那种宗教式的忍受苦难的精神。尽管中国人缺少宗教情结，但作为人起码的良知、起码的罪责感在俞智丽身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与其说俞智丽是在“受虐”，倒不如说她是期盼在这种疯狂的性爱中涅�！艾伟正是希图以凄美的涅�来震撼读者的心灵，从而得到形而上的深邃东西，即艾伟自己说的“中国人如何解决‘罪’的问题”。 艾伟超出一般人之处还在于他对人的灵魂的追问不是浅尝辄止的，他采取的是追击穷寇式的叙事策略。当俞智丽试图为鲁建献身以达到赎罪目的时，蓦然回首又发觉她正陷入新的“罪责”之中，她无法面对王光福与女儿。就这样，俞智丽在这种伦理困境中苦苦挣扎，其灵魂在地狱般的梦魇中扭曲变形，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而形成了艾伟独特的叙事方式的张力，这在小说结尾显得更为突出。当“大炮”说李大祥与俞智丽睡过觉后，鲁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失去了理智，揪住怀有身孕的俞智丽，“过去的经验一下子降临了，唤醒了她的身体。痛感，通过头发传遍全身。她看到了痛的形状，像黑色的根须，就好像她的头发在身体内生长。痛感把她的身体打开了。伴着全身的疼痛，是快感，快感像冰水划过身体，令她有了生命的感觉。为什么痛苦让我感到活着呢？天啊，天啊……欲望就是这一刻来到俞智丽的身体里的。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一下子软掉了。 ”当鲁建看到自己又开始回到过去，他感到不安而痛苦以致失声哭了出来。任何一个读者读到这里都会为主人公发自灵魂深处的痛楚而震撼，不得不叹服艾伟经营其小说叙事的能力。俞智丽没有否认鲁建的问话，是因为她认为尽管李大祥没有占有她的身体，但她已经一丝不挂地躺在宾馆的床上，心理上已接受了李的无耻要求，已构成了对鲁建的背叛，虽然她的初衷是为了解救鲁建。这一情节构成了《爱人有罪》典型的“二律背反”――要救鲁建必须答应李大祥的要求，答应了李大祥的要求就会将鲁建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鲁建的失声痛哭，正是他对又回到“施虐”的非人状态的锥心之痛。
艾伟对俞智丽灵魂的拷问一如既往的苛刻，惟其苛刻才更彰显俞的“圣母”本色。其心理描写简洁而深刻：“她觉得自己要死了。想起自己身体的反应，她感到羞耻。她觉得身体好像不是她的，身体失去了她的控制。身体总是在那个时刻堕落，下坠。下坠到某个黑暗的深处，下坠到死亡的边缘。就在她觉得要死去时，快乐不可抑制地降临了。她泪如泉涌。她同时感到羞耻。‘我真是个贱人，一钱不值的贱人。’可奇怪的是，当她这样骂自己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可怜的人，这种自我怜悯给她一种满足感。” 当鲁建与俞智丽悲剧的帷幕要落下的时候，艾伟对主人公灵魂的追问是那般残酷而犀利。当俞智丽看见鲁建与颜小玲睡在一起的时候，俞还是清醒的，她没有吃惊，好像她早料到自己会看到这一幕。她甚至没有激烈的反应，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应当说，这已相当残酷了。但是，艾伟为了给俞智丽涂抹上他心仪的“圣母”最后一丝凄美的光辉，以合乎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情节塑造了一个灵魂被极度压抑扭曲的形象。俞智丽醒来的时候，感到不可思议――她竟然这么无耻，竟然会激动。“她本可以逃走的，但她却迈不开步子，仿佛她心底隐藏着的东西被眼前的一切照亮了。那是一种下沉的感觉，一种极度无助和自怜的感觉，一种毁灭和死亡的感觉，一种想把自己的身体整个撕裂的感觉。她感到自己可怜到极点，也无耻到了极点。她感到自己无可救药了。”俞智丽在心里绝望地喊道：“我就是那么贱，那么无耻……”这是她悲剧之幕快要落下时的无助呐喊，是她进行灵魂的终极追问――“死亡就是把痛苦的灵魂驱逐出身体，让痛苦变成快乐。死亡就是灵魂高高在上，看着那具腐烂的肉体。她的身体确实是污秽的。她不喜欢自己的身体，她希望这身体消失。”身体与灵魂，是俞智丽清醒地意识到了的。她知道，自从她的身体被玷污后，唯有追求灵魂的保洁――不停地做好事才有可能找到生存下去的理由；她也明白，她的生理本能得以恢复的启蒙者鲁建对她的背叛意味着她的灵魂将空无依傍，因而她有毁灭与死亡的感觉。 施战军认为艾伟将鲁建安排为死亡的结局有落俗套之嫌， 可备一说，但我更欣赏艾伟的安排。因为只有鲁建死去，他才有可能在离开这个纷扰无穷的世界之前对俞智丽道一声“对不起”，伴随着一丝凄惨的苦笑――一笑泯恩仇！否则，鲁建与俞智丽绝不会灵魂安宁地生活在世上。 总之，艾伟对主人公灵魂的追问，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他将极易写成社会问题小说的题材写成了灵魂拷问的小说，写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罪与罚》，寓言式地回答了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罪感及如何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你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光之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艾伟以他道德承担的勇气定会为我们带来更加成熟的“爱人”系列第三部。那时，他的灵魂追问将会更具穿透力！ 注释： ①盛子潮：《艾伟小说的一种读法》，《南方文坛》1999年第5期。 ②刘婧婧：《活在虚无与真实之中――评艾伟的〈爱人同志〉》，《南方文坛》2003年第4期。 ③金仁顺：《黑羽毛，白鸽子――关于艾伟的〈爱人有罪〉》，《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④参见《艾伟长篇小说〈爱人有罪〉研讨会纪要》中艾伟的发言，载《文学港》2006年第4期。 ⑤⑥参见《艾伟长篇小说〈爱人有罪〉研讨会纪要》中洪治纲的发言，载《文学港》2006年第4期。 ⑦参见《艾伟长篇小说〈爱人有罪〉研讨会纪要》中王宏图的发言，载《文学港》2006年第4期。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 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