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诸位同仁：
参加云南省作家协会组织的青创会，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青年朋友对写作还有兴趣，还在坚持写作，我真的很高兴。我今年已经40岁了。孔老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但是我特别喜欢和“有惑”的青年文学朋友们交流，希望听到“有惑”的青年朋友们的批评。
大会的组织者要我讲两句，我就姑妄讲之，大家也就姑妄听之。我是学理工科出身的，没有什么理论积淀，能讲的，无非自己的亲身体验，大家有同感，会心一笑，荒谬不经的地方，大家也笑一笑。林语堂先生说过：“幽默是人类心灵开放的花朵”，又说：“幽默是轻轻地挑逗人的情绪，像搔痒一样”。如果我的发言，能给大家搔搔痒，我就很快乐了。
我最先做起小说来，是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爱上一个女孩子，对中学生而言是犯大忌讳的。有幻想需要铺陈，有情感需要表达，又不敢写在日记里，因为日记是有可能被老师或家长翻查的，是有可能作为“犯错误”至少是“思想出轨”的证据使用的，于是便想到要做小说。小说是虚构的，就算被发现了，也完全可以抵赖。更何况，小说写出来，还可以在同学中传阅，这至少比直接给女生写情书来得隐蔽和文雅。
那时候，我生活在昭通师专的校园里，昭通师专的阅览室对教职员工家属是开放的，我因之读到了张承志、张贤亮、余华、铁凝等作家的作品。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阿勒克足球》；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余华的《世事如烟》；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等。
写小说自然是从模仿开始的，虽然我提到了刚才那些响当当的名字，但事实上，我的写作是从摹仿琼瑶和金庸开始的——时至今日，我并不因为自己对这两位作家的摹仿感到羞愧。琼瑶让我在阅读中演习了男欢女爱的细腻情感，粗浅地察觉到了男人的担当，我记得琼瑶有部小说名叫《在水一方》，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个作家，他发誓要写出一部惊世之作，从而让女主人公重新爱他——这至少让年少轻狂的我懂得了小说是可以征服美女的，而一个男人如果能写小说，至少是在从事某种伟大的事业；至于金庸，他让我以阅读武侠的方式逼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那就是“仁义礼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后来我在学习中国哲学的时候，读到张横渠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千古名言，禁不住心潮澎湃，并将张先生对后生的勉励确定为我此生的终极追求，不能不说是先前金庸小说打下的思想根底。
因为昭通师专良好的文学氛围，我较早地接触到了包括加谬、卡夫卡、马尔克斯等大师在内的西方现代文学，《西西弗的神话》、《城堡》、《审判》、《百年孤独》……口诵这些灼灼其华的标题，就足以让我在北京的那所工科院校里，俨然成为文学前卫。在某个领域的杰出感总是让人很快乐，所谓乐此不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幻想、观察和营造变成文字，继而变成铅字，从而赢得名声和尊重，这种成就感，我想，恐怕是在座的每一位朋友走上文学之路的最初诱惑吧！
在绘制机械图和写作爱情诗的间隙里，我有选择地阅读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法拉奇的《人》、欧文•斯通的《凡•高传》、钱钟书的《围城》以及沈从文的早期作品，同时较为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哲学，对王阳明先生的“心学”体系大为感佩，这一体系在我后来的创作中，深藏于文字背后，成为支撑我的文字的，看不见的经胳。
事情进行得似乎很顺利。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昆明钢铁集团总公司，做了一名“调研秘书”，这个职业类似于“中统”或“军统”，因为年轻，调查对象通常不对我等设防，因此可以弄到接近事实真像的素材，然后写成报告，供集团高层决策参考。我很快厌倦了这种工作，因为我幼稚的建议几乎从来不会引起高层的重视。一年以后，我回到故乡昭通，做了一名小报记者，几篇文章下来，俨然成了小镇名流。一方面站在最真实的大地上，一方面相对安静地沉湎于读书写作，我创作出了第一批勉强可以称之为小说的作品。贵人相助，黄尧老师、庆国老师、潘灵先生、李骞先生、杨昭先生、胡性能先生以及《十月》杂志的王占军先生、《边疆文学》的何真老师、王洪波老师，阅读、指导并发表了我的第一批作品。
28岁那年，同样是贵人相助，由原《边疆文学》主编张永权老师牵线搭桥，在热爱文学的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政委和国才的爱才之心和鼎力操办下，我参军入伍到了边防，36岁那年，我成了云南省作协最年轻的副主席。
创作似乎改变了我的命运，至少是改变了我的生存状态。在中国这样一个敬畏官员，恐惧武力的社会里，我身着武警中校制服，威风凛凛。而且坦率地说，如果没有稿费，没有转让长篇小说的影视改编权而获得的报酬，我不太可能在这个城市买房买车，不太可能在这个繁华而浮躁的城市里放置一张安静的书桌。前两天读到才气、文气、官气、霸气如傅斯年这样的大师，抗战中困居川南小镇李庄时，不得不靠出卖藏书以换取一顿米饭的时候，禁不住心如刀割。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已是极端地幸运了。
似乎是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似乎我可以做为一个“卖字为生，并且混得不错”的标本坚定诸位同仁功利写作的信心。其实我一直在想，不是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而是阅读和写作本身就意味着我的生存。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有人说过，所谓命运，命是注定的，是恒久不变的，而运是变动的，机遇的。我的理解，命运就是一条大河，运是浪花，命就是那奔流向前的河水本身。我想，作家，就像工人、农民、软件工程师、商品推销员，是一类不可或缺的社会职业。社会总需要一些人去写，这恐怕就是职业作家了。
但是把自己定位为职业作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猜测在座的很多朋友都想写电影剧本，写电视剧本，因为那似乎可以挣到大钱。以我的亲身体验而言，写剧本是很苦的差事，拿了人家的钱，就必须按人家的思路走，甚至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思路走，说到根本，是跟着观众的口味和领导的意识形态走。这样一来，创作变成了劳役，文学变成了生意，文人变成了“小手工者”，真正的“卖字”，一点都不快乐，以我们有限的生命来说，得不偿失。
切切不可将职业作家与御用文人相提并论，且不说“御用”二字已有自吹自擂之嫌——民国时代，最典型的御用文人是谁？毫无疑问，陈布雷，蒋介石即将兵败大陆的前夕，他自杀了，所谓“尸谏”。我们一些所谓的笔杆子，离陈布雷，离“御用”还差得很远，就跟“御前带刀侍卫”一样，起码也得有南侠展昭那样的功夫，才能在“御前”带起刀来。我认识的很多写作者，无论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多么清高，多么与政治不合作，对所谓的腐败多么的切齿痛恨，其实他们最终的梦想，无非就是能做个“御前带刀侍卫”。鲁迅先生有“帮忙”、“帮闲”及“帮凶”论，不得已，帮帮忙是可以的，若汲汲于“帮凶”，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桩还能留下个骂名，当心被当成擦屁股的手纸，那就连“回收再利用”的环保价值也没有了。鲁迅先生还说，中国人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状态，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状态。所以我更想说的，是不做奴隶的写作状态。或者说，是那种纯粹“私人写作”的状态，是那种作为个人存在理由的阅读和写作状态。
我想，作为阅读者和写作者，我们都曾有过那样的狂喜，在阅读中，在写作的某个断片上，刹那间如遭雷击，如美女回眸，如登天摘星，如梦中漫天飞花——我想，这就是我们孜孜不倦于阅读和写作的根本动机。如果阅读和写作不能给我们带来这种神秘的狂喜，我不知道我们如何能坚持阅读和写作。为什么说愤怒出诗人，贫困出作家？我想，正因为生活本身已如死水和枯木，只有阅读和写作能让死水荡漾，枯树开花，让我们烦琐而平庸的生活刹那间熠熠生辉，让我们于仰望星空时顿悟人之为人，我之为我，让我们于官价、房价、油价、股价的滚滚洪流之上，刹那间嫣然一笑，顿悟世间万物，无非梦中之梦，画中之画——山中之花，因我来时，一时灿然；当我含笑转身，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就是阅读和写作的秘密，恰恰因为这样的秘密不能时时被洞见而刺激了重逢的喜悦，就像阿甘所说，人生就像吃巧克力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滋味；恰恰因为这样的喜悦我们曾经遭遇，就像梦里佳人，惊鸿一瞥，便永生追逐，明知落花流水春去也，我们仍然大漠逐日，九死不悔，我们幻想着饮干黄河水，抛出手杖，化为桃林。
千古文人都有一个夸父逐日的桃花梦。
黄尧老师跟我说过，真正的文人，永远是精神上的流浪者。没有家，我们找一个家；有了家，我们抛掉这个家，继续漫漫长旅，寻找那永远也找不到的家——这些话，现在说来，似乎都有些像大话了。
幸福的是，网络世界的来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没有疆界的跑马场，当然，网络世界最终也只能是一个没有墓碑的坟场。
我只能讲这么多了。大家笑一笑，算是对我的鼓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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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云南省作家协会组织的青创会，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青年朋友对写作还有兴趣，还在坚持写作，我真的很高兴。我今年已经40岁了。孔老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但是我特别喜欢和“有惑”的青年文学朋友们交流，希望听到“有惑”的青年朋友们的批评。
大会的组织者要我讲两句，我就姑妄讲之，大家也就姑妄听之。我是学理工科出身的，没有什么理论积淀，能讲的，无非自己的亲身体验，大家有同感，会心一笑，荒谬不经的地方，大家也笑一笑。林语堂先生说过：“幽默是人类心灵开放的花朵”，又说：“幽默是轻轻地挑逗人的情绪，像搔痒一样”。如果我的发言，能给大家搔搔痒，我就很快乐了。
我最先做起小说来，是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爱上一个女孩子，对中学生而言是犯大忌讳的。有幻想需要铺陈，有情感需要表达，又不敢写在日记里，因为日记是有可能被老师或家长翻查的，是有可能作为“犯错误”至少是“思想出轨”的证据使用的，于是便想到要做小说。小说是虚构的，就算被发现了，也完全可以抵赖。更何况，小说写出来，还可以在同学中传阅，这至少比直接给女生写情书来得隐蔽和文雅。
那时候，我生活在昭通师专的校园里，昭通师专的阅览室对教职员工家属是开放的，我因之读到了张承志、张贤亮、余华、铁凝等作家的作品。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阿勒克足球》；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余华的《世事如烟》；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等。
写小说自然是从模仿开始的，虽然我提到了刚才那些响当当的名字，但事实上，我的写作是从摹仿琼瑶和金庸开始的——时至今日，我并不因为自己对这两位作家的摹仿感到羞愧。琼瑶让我在阅读中演习了男欢女爱的细腻情感，粗浅地察觉到了男人的担当，我记得琼瑶有部小说名叫《在水一方》，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个作家，他发誓要写出一部惊世之作，从而让女主人公重新爱他——这至少让年少轻狂的我懂得了小说是可以征服美女的，而一个男人如果能写小说，至少是在从事某种伟大的事业；至于金庸，他让我以阅读武侠的方式逼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那就是“仁义礼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后来我在学习中国哲学的时候，读到张横渠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千古名言，禁不住心潮澎湃，并将张先生对后生的勉励确定为我此生的终极追求，不能不说是先前金庸小说打下的思想根底。
因为昭通师专良好的文学氛围，我较早地接触到了包括加谬、卡夫卡、马尔克斯等大师在内的西方现代文学，《西西弗的神话》、《城堡》、《审判》、《百年孤独》……口诵这些灼灼其华的标题，就足以让我在北京的那所工科院校里，俨然成为文学前卫。在某个领域的杰出感总是让人很快乐，所谓乐此不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幻想、观察和营造变成文字，继而变成铅字，从而赢得名声和尊重，这种成就感，我想，恐怕是在座的每一位朋友走上文学之路的最初诱惑吧！
在绘制机械图和写作爱情诗的间隙里，我有选择地阅读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法拉奇的《人》、欧文•斯通的《凡•高传》、钱钟书的《围城》以及沈从文的早期作品，同时较为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哲学，对王阳明先生的“心学”体系大为感佩，这一体系在我后来的创作中，深藏于文字背后，成为支撑我的文字的，看不见的经胳。
事情进行得似乎很顺利。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昆明钢铁集团总公司，做了一名“调研秘书”，这个职业类似于“中统”或“军统”，因为年轻，调查对象通常不对我等设防，因此可以弄到接近事实真像的素材，然后写成报告，供集团高层决策参考。我很快厌倦了这种工作，因为我幼稚的建议几乎从来不会引起高层的重视。一年以后，我回到故乡昭通，做了一名小报记者，几篇文章下来，俨然成了小镇名流。一方面站在最真实的大地上，一方面相对安静地沉湎于读书写作，我创作出了第一批勉强可以称之为小说的作品。贵人相助，黄尧老师、庆国老师、潘灵先生、李骞先生、杨昭先生、胡性能先生以及《十月》杂志的王占军先生、《边疆文学》的何真老师、王洪波老师，阅读、指导并发表了我的第一批作品。
28岁那年，同样是贵人相助，由原《边疆文学》主编张永权老师牵线搭桥，在热爱文学的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政委和国才的爱才之心和鼎力操办下，我参军入伍到了边防，36岁那年，我成了云南省作协最年轻的副主席。
创作似乎改变了我的命运，至少是改变了我的生存状态。在中国这样一个敬畏官员，恐惧武力的社会里，我身着武警中校制服，威风凛凛。而且坦率地说，如果没有稿费，没有转让长篇小说的影视改编权而获得的报酬，我不太可能在这个城市买房买车，不太可能在这个繁华而浮躁的城市里放置一张安静的书桌。前两天读到才气、文气、官气、霸气如傅斯年这样的大师，抗战中困居川南小镇李庄时，不得不靠出卖藏书以换取一顿米饭的时候，禁不住心如刀割。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已是极端地幸运了。
似乎是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似乎我可以做为一个“卖字为生，并且混得不错”的标本坚定诸位同仁功利写作的信心。其实我一直在想，不是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而是阅读和写作本身就意味着我的生存。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有人说过，所谓命运，命是注定的，是恒久不变的，而运是变动的，机遇的。我的理解，命运就是一条大河，运是浪花，命就是那奔流向前的河水本身。我想，作家，就像工人、农民、软件工程师、商品推销员，是一类不可或缺的社会职业。社会总需要一些人去写，这恐怕就是职业作家了。
但是把自己定位为职业作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猜测在座的很多朋友都想写电影剧本，写电视剧本，因为那似乎可以挣到大钱。以我的亲身体验而言，写剧本是很苦的差事，拿了人家的钱，就必须按人家的思路走，甚至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思路走，说到根本，是跟着观众的口味和领导的意识形态走。这样一来，创作变成了劳役，文学变成了生意，文人变成了“小手工者”，真正的“卖字”，一点都不快乐，以我们有限的生命来说，得不偿失。
切切不可将职业作家与御用文人相提并论，且不说“御用”二字已有自吹自擂之嫌——民国时代，最典型的御用文人是谁？毫无疑问，陈布雷，蒋介石即将兵败大陆的前夕，他自杀了，所谓“尸谏”。我们一些所谓的笔杆子，离陈布雷，离“御用”还差得很远，就跟“御前带刀侍卫”一样，起码也得有南侠展昭那样的功夫，才能在“御前”带起刀来。我认识的很多写作者，无论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多么清高，多么与政治不合作，对所谓的腐败多么的切齿痛恨，其实他们最终的梦想，无非就是能做个“御前带刀侍卫”。鲁迅先生有“帮忙”、“帮闲”及“帮凶”论，不得已，帮帮忙是可以的，若汲汲于“帮凶”，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桩还能留下个骂名，当心被当成擦屁股的手纸，那就连“回收再利用”的环保价值也没有了。鲁迅先生还说，中国人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状态，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状态。所以我更想说的，是不做奴隶的写作状态。或者说，是那种纯粹“私人写作”的状态，是那种作为个人存在理由的阅读和写作状态。
我想，作为阅读者和写作者，我们都曾有过那样的狂喜，在阅读中，在写作的某个断片上，刹那间如遭雷击，如美女回眸，如登天摘星，如梦中漫天飞花——我想，这就是我们孜孜不倦于阅读和写作的根本动机。如果阅读和写作不能给我们带来这种神秘的狂喜，我不知道我们如何能坚持阅读和写作。为什么说愤怒出诗人，贫困出作家？我想，正因为生活本身已如死水和枯木，只有阅读和写作能让死水荡漾，枯树开花，让我们烦琐而平庸的生活刹那间熠熠生辉，让我们于仰望星空时顿悟人之为人，我之为我，让我们于官价、房价、油价、股价的滚滚洪流之上，刹那间嫣然一笑，顿悟世间万物，无非梦中之梦，画中之画——山中之花，因我来时，一时灿然；当我含笑转身，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就是阅读和写作的秘密，恰恰因为这样的秘密不能时时被洞见而刺激了重逢的喜悦，就像阿甘所说，人生就像吃巧克力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滋味；恰恰因为这样的喜悦我们曾经遭遇，就像梦里佳人，惊鸿一瞥，便永生追逐，明知落花流水春去也，我们仍然大漠逐日，九死不悔，我们幻想着饮干黄河水，抛出手杖，化为桃林。
千古文人都有一个夸父逐日的桃花梦。
黄尧老师跟我说过，真正的文人，永远是精神上的流浪者。没有家，我们找一个家；有了家，我们抛掉这个家，继续漫漫长旅，寻找那永远也找不到的家——这些话，现在说来，似乎都有些像大话了。
幸福的是，网络世界的来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没有疆界的跑马场，当然，网络世界最终也只能是一个没有墓碑的坟场。
我只能讲这么多了。大家笑一笑，算是对我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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