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的哲学思想，仔细浏览《坚守底线》这本书，对其从丰富的人生经历提炼出的做人做事理念而感到心灵上的触动；同时也让我对儒教文化圈的邻国日本又有了重新的认识。众所周知，儒学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深远，尤其是日本。在日本明治维新时代，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在教育主导思想由欧化主义向“儒教”主义转化，突出王阳明的儒家精神、孔子思想，并与现代化相结合，实践出今天的日本国强民富、社会安定、人民康乐长寿，国情国体充满东方浓厚特色。期间日本著名思想家元田永孚反对专尚西学而轻视儒学，专尚智识才气而轻视道德仁义，主张以儒教思想作为教育主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尽管首相更换频繁，但继续弘扬传统宗教与文化，不受外来极左极右势力冲击、分化和分裂，以及意识形态的困扰，也从未引进外来势力打自己，所以人民团结爱国。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利用儒家思想得出来的最佳成果。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仿佛一夜之间苦大仇深的民众被卷入了全民经商、下海的潮流，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股又一股“笑贫不笑娼”、“一切向钱看”、“有钱代表一切”、“读书无用论”的思潮汹涌而来，席卷整个社会。经济利益的竞争和追逐也造成了传统道德的破坏，一些民众包括企业家群体的心态表现出拜金主义、唯利是图、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浮躁冒进甚至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也因此出现大量弄虚作假、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价格炒作、以权谋私、内幕交易、为富不仁等不良现象。在社会精英群体中，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教育领域和社会领域，充斥着全盘西化的思潮，同时妖魔化中国传统文化，鼓吹和推崇西方各个领域的管理思想和体系，把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几乎全盘否定，视中华文化（其中包含儒学）为保守、传统、腐朽的根源。企业界也存在盲目地信任、推崇西方经营管理模式和体系，几乎很少宣扬和践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思想精粹。
在这种社会发展大背景下，阅读稻盛和夫的《坚守底线》，领会其中的思想和哲学，难免唏嘘不已；因为其中的思想本质和根源无疑一脉相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教，特别是阳明儒学。在当代，日本的儒学已经融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及生活方式之中，成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形态可以用“日用而不知”来概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思想文化史专业委员会会长王家骅在 《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 一书中充分肯定了儒学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特别是阳明儒学思想对日本近现代发展包括企业发展起到非常巨大的推动力。
阳明儒学，简称阳明学，是有“大明名儒”之誉的明朝大儒王阳明开创，不仅指导自己一生“立言、立功、立德”取得辉煌成就，也在哲学、教育、政治、军事、文学、书法等诸多领域颇有建树，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强音。王阳明(1472—1528),名守仁,字伯安,世人以阳明为其号,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生活在社会危机四伏的明朝中期,痛感官方哲学--朱子理学因其思想僵化而无法通过规范社会道德来挽救社会危机,故继承、发展了南宋大儒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提出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说以及“致良知”论,创立了体系完备的阳明儒学(亦称“阳明心学”、“王学”等)。其学说克服了朱熹理论中所存在的天理的外在强制性的理论缺陷,将“天理”移入“人心”,强调“天理”一旦转化为内在的道德意识即能有效地规范主体人的行为,使之弃恶趋善,从而为解决明朝的道德崩溃和社会危机开出了一剂猛药。
阳明儒学的历史贡献突出表现在对儒学的传承与创化发展，而并不是全盘继承孔儒之学。阳明儒学主要思想及特点：“一个实质、一个核心、四点精要、三大特色”。
阳明儒学的实质就是新“心学。阳明儒学实质上是在扬弃朱子学、发展陆子心学，重建心学，复兴心学，形成新“心学”的过程。阳明儒学讲学宗旨即“四句教”：“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阳明儒学的核心是良知之教。 “良知之教”为阳明学术之魂、之精髓。刘宗周在《传习录》之序中高度评价，“良知之教，如日中天”。
阳明儒学的四点精要，是构成其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第一、“心即理”说。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事、心外之理乎？……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故我说个‘心即理’，便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功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第二、“知行合一”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此是我立言宗旨”。第三、“致良知”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门教人第一义”“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第四、“万物一体之仁”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 “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
阳明儒学的三大特色，即传教性、务实性、平民性。传教性：讲习、宣讲、传播、教化功能性强，是阳明学的最大特色。务实性：经世致用性强，大至精英匡时救弊，中至贤士立身行道，小到百姓日常生活，无不有指导意义、启迪作用。平民性：把儒学从神圣的殿堂拉回到民间，使之通俗化、大众化、平易化，成为平民儒学、大众儒学。
阳明儒学深刻影响中国、邻邦及东亚数百年近现代历史发展，其中对日本影响最大。阳明儒学早于明朝中后期便已传入日本，更于明治维新时期发展为显学，并成为明治时期日本志士仁人推倒幕府、变法图新、实现国家自强自立的理论工具和重要思想武器，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企业家，乃至整个日本社会。在日本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阳明儒学又转化为工商业精英的经营哲学，成就了一批杰出的企业家和优秀的企业，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京都论坛事务局局长矢崎胜彦多年研究“阳明儒学”而作的《良知之道》一书，正是在企业经营中参悟阳明儒学文化，用阳明“心学”来指导现代企业管理。在日本企业界中的阳明儒学忠实信徒有：岩崎弥太郎，世界500强企业，日本老牌工业企业--三菱重工的创立者；涩泽栄一，世界500强企业，日本第一国立银行创立者；松下幸之助，世界500强，日本松下公司的创立人；稻盛和夫。世界500强，日本京瓷、第二电电公司创始人等等。因此，在《坚守底线》中可以看到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里面到处是阳明儒学的影子，尤其是“良知”。比如稻盛和夫说，要判断某件事是不是有道理，不能只看其是不是符合逻辑，还应当看它是不是符合人类的道德标准，要思考其与人类价值的相关程度。
因此，在当前这样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在培训学院本职工作中，归本溯源，重视和宣导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尤其是阳明儒学，对于企业和员工的发展，特别是中高层管理干部思想观念的提高、胜任能力提升，都是无论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
第一次接触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的哲学思想，仔细浏览《坚守底线》这本书，对其从丰富的人生经历提炼出的做人做事理念而感到心灵上的触动；同时也让我对儒教文化圈的邻国日本又有了重新的认识。众所周知，儒学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深远，尤其是日本。在日本明治维新时代，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在教育主导思想由欧化主义向“儒教”主义转化，突出王阳明的儒家精神、孔子思想，并与现代化相结合，实践出今天的日本国强民富、社会安定、人民康乐长寿，国情国体充满东方浓厚特色。期间日本著名思想家元田永孚反对专尚西学而轻视儒学，专尚智识才气而轻视道德仁义，主张以儒教思想作为教育主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尽管首相更换频繁，但继续弘扬传统宗教与文化，不受外来极左极右势力冲击、分化和分裂，以及意识形态的困扰，也从未引进外来势力打自己，所以人民团结爱国。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利用儒家思想得出来的最佳成果。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仿佛一夜之间苦大仇深的民众被卷入了全民经商、下海的潮流，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股又一股“笑贫不笑娼”、“一切向钱看”、“有钱代表一切”、“读书无用论”的思潮汹涌而来，席卷整个社会。经济利益的竞争和追逐也造成了传统道德的破坏，一些民众包括企业家群体的心态表现出拜金主义、唯利是图、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浮躁冒进甚至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也因此出现大量弄虚作假、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价格炒作、以权谋私、内幕交易、为富不仁等不良现象。在社会精英群体中，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教育领域和社会领域，充斥着全盘西化的思潮，同时妖魔化中国传统文化，鼓吹和推崇西方各个领域的管理思想和体系，把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几乎全盘否定，视中华文化（其中包含儒学）为保守、传统、腐朽的根源。企业界也存在盲目地信任、推崇西方经营管理模式和体系，几乎很少宣扬和践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思想精粹。
在这种社会发展大背景下，阅读稻盛和夫的《坚守底线》，领会其中的思想和哲学，难免唏嘘不已；因为其中的思想本质和根源无疑一脉相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教，特别是阳明儒学。在当代，日本的儒学已经融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及生活方式之中，成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形态可以用“日用而不知”来概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思想文化史专业委员会会长王家骅在 《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 一书中充分肯定了儒学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特别是阳明儒学思想对日本近现代发展包括企业发展起到非常巨大的推动力。
阳明儒学，简称阳明学，是有“大明名儒”之誉的明朝大儒王阳明开创，不仅指导自己一生“立言、立功、立德”取得辉煌成就，也在哲学、教育、政治、军事、文学、书法等诸多领域颇有建树，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强音。王阳明(1472—1528),名守仁,字伯安,世人以阳明为其号,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生活在社会危机四伏的明朝中期,痛感官方哲学--朱子理学因其思想僵化而无法通过规范社会道德来挽救社会危机,故继承、发展了南宋大儒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提出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说以及“致良知”论,创立了体系完备的阳明儒学(亦称“阳明心学”、“王学”等)。其学说克服了朱熹理论中所存在的天理的外在强制性的理论缺陷,将“天理”移入“人心”,强调“天理”一旦转化为内在的道德意识即能有效地规范主体人的行为,使之弃恶趋善,从而为解决明朝的道德崩溃和社会危机开出了一剂猛药。
阳明儒学的历史贡献突出表现在对儒学的传承与创化发展，而并不是全盘继承孔儒之学。阳明儒学主要思想及特点：“一个实质、一个核心、四点精要、三大特色”。
阳明儒学的实质就是新“心学。阳明儒学实质上是在扬弃朱子学、发展陆子心学，重建心学，复兴心学，形成新“心学”的过程。阳明儒学讲学宗旨即“四句教”：“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阳明儒学的核心是良知之教。 “良知之教”为阳明学术之魂、之精髓。刘宗周在《传习录》之序中高度评价，“良知之教，如日中天”。
阳明儒学的四点精要，是构成其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第一、“心即理”说。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事、心外之理乎？……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故我说个‘心即理’，便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功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第二、“知行合一”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此是我立言宗旨”。第三、“致良知”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门教人第一义”“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第四、“万物一体之仁”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 “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
阳明儒学的三大特色，即传教性、务实性、平民性。传教性：讲习、宣讲、传播、教化功能性强，是阳明学的最大特色。务实性：经世致用性强，大至精英匡时救弊，中至贤士立身行道，小到百姓日常生活，无不有指导意义、启迪作用。平民性：把儒学从神圣的殿堂拉回到民间，使之通俗化、大众化、平易化，成为平民儒学、大众儒学。
阳明儒学深刻影响中国、邻邦及东亚数百年近现代历史发展，其中对日本影响最大。阳明儒学早于明朝中后期便已传入日本，更于明治维新时期发展为显学，并成为明治时期日本志士仁人推倒幕府、变法图新、实现国家自强自立的理论工具和重要思想武器，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企业家，乃至整个日本社会。在日本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阳明儒学又转化为工商业精英的经营哲学，成就了一批杰出的企业家和优秀的企业，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京都论坛事务局局长矢崎胜彦多年研究“阳明儒学”而作的《良知之道》一书，正是在企业经营中参悟阳明儒学文化，用阳明“心学”来指导现代企业管理。在日本企业界中的阳明儒学忠实信徒有：岩崎弥太郎，世界500强企业，日本老牌工业企业--三菱重工的创立者；涩泽栄一，世界500强企业，日本第一国立银行创立者；松下幸之助，世界500强，日本松下公司的创立人；稻盛和夫。世界500强，日本京瓷、第二电电公司创始人等等。因此，在《坚守底线》中可以看到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里面到处是阳明儒学的影子，尤其是“良知”。比如稻盛和夫说，要判断某件事是不是有道理，不能只看其是不是符合逻辑，还应当看它是不是符合人类的道德标准，要思考其与人类价值的相关程度。
因此，在当前这样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在培训学院本职工作中，归本溯源，重视和宣导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尤其是阳明儒学，对于企业和员工的发展，特别是中高层管理干部思想观念的提高、胜任能力提升，都是无论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