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2007～2011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为研究样本，通过添加交互项和选取不同的时间窗口的方法，研究了环境动态性、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GDP对税收收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外部环境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在动态性较弱的环境中，GDP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GDP对税收收入的解释程度高达695%，并且模型中GDP的系数高达0865；而在动态性较强的环境中，环境动态性对GDP和税收收入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同时GDP对税收收入的解释程度有所下降，仅有47%，模型中GDP的系数也降为0536。
关键词：环境动态性；经济增长；GDP；税收收入；调节作用
中图分类号：F211； F8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9-0001-06
Research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ax
Revenue with Environmental Dynamism Introduced Into
ZHANG Ling， QI Wei
（Schoo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dynamism， economic growth and tax revenue with the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from 2007 to 2011 by adding interaction and selecting different time window which influenced by emergency.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GD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ax revenu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cts as a moderator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ax revenue. In a low dynamic environment， there is a high relationship between GDP and economic growth. Furthermore， GDP can explain economic growth up to 69.5%， and the coefficient of GDP in regression model is 0.865； however in a high dynamic environment， as the environmental dynamism’s negative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tax revenue significantly， the explanation level of GDP to tax revenue has down to 47% even though GDP and tax revenue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At the same time， coefficient of GDP in regression model has down to 0.536.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dynamism； economic growth； GDP； tax revenue； moderating effect
1引言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一直延续至今的世界金融危机拉开序幕。随着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日益加深和金融创新工具的广泛运用，使得每个国家几乎都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波及。作为金砖五国之一的中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同样受到了此次危机的影响。上证指数开始大幅下跌，国内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也相继受到影响，产生剧烈下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相继推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来提振国内经济的活力。国内经济受到经济刺激计划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影响，经济环境产生了巨大变动[1]。经济环境的稳定与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动荡的环境中税收收入与GDP之间的关系又会如何变化，动态环境对其关系又有怎样的作用是值得研究的。
2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经济增长与税收相关研究
一直以来，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为众多学者所关注和研究。从研究对象的层次而言，有的学者直接以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总量和增量之间的关系[2，3]，如郝春虹、阳宗妤等。有的学者则从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如William Seyfried等对税收收入、经济周期和财富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4]。郭健、牛其林分别从政府支出和税收弹性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5，6]。在研究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不同学者由于选取研究对象存在差异，所使用研究数据以及模型方法也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在进行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时，多使用回归、向量误差修正和幂函数等模型，同时配合使用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也有学者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当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一方产生变动时，对另一方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及持续时间[2，7，8]。 从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于GDP和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由于切入角度、采用模型以及选取数据时点的不同，导致结论存在差异，有些结论甚至相互背离。同时，从整体而言，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协整且密切相关的。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一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经济增长作为税收的根本，是推动税收增长的重要因素。无论从宏观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是从财政收入的传导机制来看，经济的增长会带动消费、投资等各个环节的增长，同时也能扩大税基，提升税收收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有着显著正向作用。
2.2环境的调节作用相关研究
环境研究在学术界非常普遍，其中外部环境对战略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最为普遍。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的研究主要分为环境动态性、异质性或复杂性、敌意性（威胁性）三个维度进行度量和研究，如Lumpkin、李雪松、Nandakumar等分别从环境动态性维度对企业战略和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并验证了环境调节作用的存在[9～11]。也有部分学者探究外部环境对公司治理、企业决策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环境对资源和资源配置对绩效的影响。如MingFang Li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环境动态性对所有权关系与企业绩效有正向的调节作用[12]；Hough等研究了动态性不同的外部环境对企业决策质量和决策理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13]。也有学者以行业环境为研究对象，对环境动态性在行业层面上所起到的作用进行研究，如李雪松、张玲等分别对生物制药和工业行业环境进行研究并且证明了环境调节作用的存在[10，14]。
环境的不确定性观点认为，经营者的管理行动依赖于环境所提供的信息，而环境动态性的增加将直接导致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当企业处于一个高的环境动态性时， 经营者将面临着一个模糊的、缺乏清楚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较好的战略选择的经营环境， 这些因素可能迫使经营者在只能对公司的经营环境作出有限的诊察的情况下， 快速作出战略决策[15]。因此，环境的动态性对组织结构的灵活性、资源配置的转变性、领导者的领导力和执行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企业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进行适当的调整，企业的绩效将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被淘汰。企业作为市场的基本组成单位，其所受到的影响同样是市场所受到的影响。因此，环境动态性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
从以往有关环境作用的文献来看，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环境的调节作用和解释作用，研究的主体主要针对于某一类型的企业或行业，研究的视角更多地关注微观或者中观层面，而对于更为宏观视角的研究则较少。同时动荡的经济环境会对税收与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直接对该问题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William Seyfried、刘新利等分别从税收和经济增长周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4，16]。
综上所述以及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提出如下假设：
H2：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之间关系起调节作用。
H2a：在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作用降低。
H2b：在动态性较低的环境中，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作用提高。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全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1个省、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自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都产生较大的变动，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时间跨度设定为2007～2011年，这样就构成一个31×5的平衡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项目组从国税总局获取的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使用SPSS21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3.2变量的度量
3.2.1环境动态性的度量
综合已有的文献来看，关于环境动态性的衡量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的数据。此类数据来源大多是针对企业或公司的高管，以其自身对环境的感知来评价环境的动态性，因此也称为感知环境。感知环境的度量由于受到问卷设计的差异以及受访者的主观意愿的影响，其信度、效度难以得到有效控制；二是通过对企业或者行业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获得度量环境动态性的相应指标，即通过客观数据对环境进行度量，因此也称为客观环境。客观环境度量一般采用企业财务数据或者行业数据，克服了无回应偏差等问题。测量环境动态性标准指标的方法是用行业值对某一时期回归， 得到相对于时间哑变量的标准差， 再除以行业平均值[17]，这是通过客观数据衡量环境动态性公认的方法。
动态性i=5j=1（xj-x）5x
在原模型中i为行业特征（销售收入，净利润）；j为年份：xj=（ij+1-ij）；ij为第j年行业特征。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2007～2011年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总额平均达到4164%。同时随着金税工程的开展，有关增值税的申报、征税、抵扣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标准。此外，增值税作为流转税，其税额的多少取决于流转过程中的增值程度和流转速度，因此能够有效衡量经济活动的活跃性。在本文研究中，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选取增值税税收作为度量环境动态性指标，并依照上述公式计算出各省的动态系数。
3.2.2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度量
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度量按照以往相关研究中所采用的变量，分别选取各省、直辖市的年度税收收入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均未剔除价格因素）。考虑到GDP和税收收入的数额较大，本文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降低它们的维度。分别取INGDP=LOG（GDP）， INTAX=LOG（TAX）。
3.2.3模型假设
本文选取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并通过引入交互项验证环境动态性对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分别选取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为了验证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以及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关系的作用，本文分别选择构建一元回归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 为检验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影响作用的程度和方向，构建模型1：
INTAXi=α+βINGDPi+eii=1，2，3…31 （1）
为检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构建模型2和模型3：
INTAXi=αi+β1i×INGDPi+β2iDYi+ei
i=1，2，3…31 （2）
INTAXi=αi+β1i×INGDPi+β2iDYi+β3iDYi*INGDPi+eii=1，2，3…31（3）
其中：INTAX表示2007～2011年5年税收收入总额平均值的对数；INGDP表示2007～2011年5年GDP平均值的对数；DY表示环境动态性程度；DY*INGDP为调节项；i表示第i个样本省份。
4实证结果
4.1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对31个省、直辖市2007～2011年税收收入和GDP数据依照前文所述进行相关处理，并计算出各省、直辖市环境的动态系数，依其中位数（02227）进行分组。DYi高于中位数，则分为动态性较高组，标记为1；其余则分为动态性较低组，标记为0。分组后的数据如表1所示。
表1给出了省、直辖市的名称、动态性以及2007～2011年的平均税收收入（对数化后）和GDP（对数化后）。表2给出了动态性强弱不同省份、直辖市中变量的Pearson检验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动态性分组中，动态性与其他两个变量均有不显著的相关性；并且在高动态分组中，动态性与税收收入、GDP之间是负相关；而在低动态分组中，动态性则是与两者正相关。GDP与税收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性，并且在动态性较高的组中，相关性减弱。42回归结果与分析
421环境动态性调节作用检验
分别根据模型1、模型2、模型3进行回归，检验GDP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以及环境动态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1、模型2、模型3的回归结果Reg1、Reg2、Reg3如表3所示。
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Reg1来看，模型的整体显著性和变量的显著性都通过检验。INGDP的系数0690，并且显著。表明在回归中，GDP对税收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符合假设，假设H1成立。
模型2中添加了环境动态性DY作为解释变量，从回归结果Reg2来看，模型整体的显著性和拟合程度通过检验，但环境动态性变量DY系数为正，且未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在模型2的基础上，模型3添加了环境动态性DY与GDP的交互项DY*INGDP作为解释变量，来验证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整体具有较高的拟合程度。添加了交互项之后的模型对税收收入有了更高的解释程度，且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均通过检验。但从VIF值VIF值为方差膨胀因子，用以判别回归模型中变量的多重共线性。VIF小于10，则表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VIF大于10，则表明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并且VIF越大，变量间的共线性越大。 来看，模型中解释变量存在高度的共线性。本文通过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取INGDP和DY标准化之后的值ZINGDP和ZDY构建交互项并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中Reg4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经过标准化处理后模型整体效果更佳。相较于只含有一个自变量的模型1的回归结果而言，在添加了环境动态性DY以及交互项的模型中，INGDP的系数仍然为正且有所提高；环境动态性DY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环境动态性DY对税收收入有着非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交互项DY*INGDP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与税收的关系有着负向调节的作用，假设H2得到验证，表明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关系有着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确定环境动态性调节作用的方向，本文通过分组检验的方法进行验证。依前文所述，按照动态性中位数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分为动态性高低两组，标记为1和0。分别利用模型1进行回归，来验证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影响。分组回归的结果如表4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两组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和自变量的显著性均通过检验。在动态性较高的分组1中，INGDP的系数相较于动态性较低分组中INGDP系数有所降低，表明在动态性较强的环境中，GDP对税收收入的作用得到减弱，这也验证了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之间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并且从方程的拟合系数来看，动态性较强组的拟合系数也低于动态性较弱分组。这也预示着在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用GDP一个指标来解释税收收入存在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建立更好的模型可能需要加入其他的自变量或者需要引入滞后阶，这也是在进行税收预测时为提高预测模型整体效果和预测精度较为普遍采取的措施。
422环境动态性调节作用验证
国内经济环境由于受到经济危机冲击而产生了巨大变动，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选取不同时间窗口的方法来验证环境调节作用存在的准确性。
本文将时间窗口选定为2006～2011年进行相关研究。2007年以前经济危机未爆发，国内经济处于稳定发展的环境中。2007年以后经济危机爆发，国内经济处于动荡的环境之中。因此选取2007年作为分割点。从图1可以看出，2006年中国经济处于稳定上升期，经济环境较为稳定；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逐渐在实体经济中显现，环境动态性增加。为便于比较，本文通过利用模型1对税收收入和GDP截面数据依年份进行回归，将得到2004～2011年的INGDP系数，通过对比分析自变量系数的变化程度来验证环境调节作用存在的有效性。考虑到篇幅，本文未将实证结果一一列出，只提取相应的系数进行分析。2004～2011年INGDP回归系数及其变动方向和程度分别如表5、图2、图3所示。
40 通过对比图1和图2可看出，INGDP系数变化同CPI、PPI的变化呈现出相似趋势。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经济状况良好，INGDP的系数也保持在稳定水平，并且有所增加。自2008年起，经济危机逐渐影响实体经济，国内物价指数开始走低，同时INGDP系数也出现大幅下降，且在随后三年里保持下降趋势。图3列出了INGDP系数2005～2011年的变动率，可以看出2009～2010年INGDP系数有所回升。同时，国内物价走势图也呈现出相似走势。2008年10月，国务院出台扩内需、促增长的经济措施，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提升国内经济的活力。根据经济学家的分析，经济政策从颁布到政策效果的显现通常需要6～18个月，而中国作为经济高速运行的新兴经济体，反应时间较短，通常为6个月[18]。由此分析，2009～2010年，国内物价指数和经济环境得到改善主要是受到国家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但是从经济的整个走势情况来看，尽管经济刺激政策对国内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稳定和提振作用，但此作用是短暂的，国内经济环境下滑的整体趋势并未得到有效改变。 通过对不同时间区间内数据进行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分析可以看出，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关系有调节作用。并且随着环境动态性的增强，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而在动态性较弱的环境中，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有着较高的影响作用。
5结论
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一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国内经济的发展状况又直接影响税基的变化。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受到执政当局和学者的关注。本文以2007～2011年国内31个省、直辖市的税收收入和GDP数据为样本，分别通过添加交互项和通过对突发事件所产生的冲击来划分不同的时间窗口作为对比，来验证环境动态性对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GDP对税收收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这与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学者研究成果相符。（2）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关系存在显著调节作用。（3）在动态性较低的环境中，GDP对税收收入的解释程度达到695%；而在在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关系有着显著负向调节，同时GDP对税收收入的解释程度只有47%。这也预示着在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用GDP一个指标来解释税收收入存在一定难度，建立更好的模型或需要引入滞后阶，或者需要添加更多的解释变量。
参考文献：
[1]成思危.美国金融危机的分析与启示[M].科学出版社，2012 .119-128.
[2]郝春虹.中国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4）：1-6，56.
[3]阳宗妤，彭清华，王峰，阳建辉. 1978～2007年我国税收与GDP增长关系研究：一个一阶自回归模型[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3）：82-87.
[4]William Seyfried，Louis Pantuosco. Estimating the Sensitivity of State Tax Revenue to Cyclical and Wealth Effects[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3（27）：114-124.
[5]郭健.政府支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2006（11）：82-86.
[6]牛其林.我国税收随经济周期性变动的合理性分析[J].税务与经济，2010（6）：72-78.
[7]杨得前.基于VEC模型的我国税收收入与GDP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1990～2007 [J].税务与经济，2009（5）：68-72.
[8]刘宏杰.中国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经验测度：基于VAR模型的经济计量分析（1978～2007）[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1）：73-78.
[9]G T Lumpkin， Gregory G Dess. Linking Two Dimensions of Enterpreneurial Orientation to Firm Performance：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 and Industry Life Cycl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1，16（5）：429-451.
[10]李雪松， 司有和， 龙勇.企业环境、知识管理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研究――以重庆生物制药行业为例[J].中国软科学，2008（4）：98-107.
[11]M K Nandakumar， Abby Ghobadian， Nicholas O’Regan. Business-level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nvironment and Structure[J].Management Decision， 2010， 48（6）：907-939.
[12]MingFang Li， Roy L Simerly.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 On the Ownership and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8（19）：169-179.
[13]Jill R Hough， Margaret A White. Environmental Dynamism an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Rationality：an Examination At the Decision Level[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24（5）：481-489.
[14]张玲，任贺.环境动态性对资本结构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J].软科学，2011，12（25）：41-44，58.
[15]曾德明，周蓉，陈立勇.环境动态性、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财贸研究，2004（11）：29-34.
[16]刘新利.税收与GDP周期关系分析[J].税务研究，2009（10）：12-21.
[17]L J Bourgeois.Strategic Goals， Perceived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Volatile Environment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5（28）：548-573.
[18]张五常.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金融前景[M].中信出版社，2009.23.
（责任编辑：赵毅峰）
摘要：以2007～2011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为研究样本，通过添加交互项和选取不同的时间窗口的方法，研究了环境动态性、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GDP对税收收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外部环境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在动态性较弱的环境中，GDP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GDP对税收收入的解释程度高达695%，并且模型中GDP的系数高达0865；而在动态性较强的环境中，环境动态性对GDP和税收收入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同时GDP对税收收入的解释程度有所下降，仅有47%，模型中GDP的系数也降为0536。
关键词：环境动态性；经济增长；GDP；税收收入；调节作用
中图分类号：F211； F8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9-0001-06
Research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ax
Revenue with Environmental Dynamism Introduced Into
ZHANG Ling， QI Wei
（Schoo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dynamism， economic growth and tax revenue with the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from 2007 to 2011 by adding interaction and selecting different time window which influenced by emergency.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GD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ax revenu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cts as a moderator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ax revenue. In a low dynamic environment， there is a high relationship between GDP and economic growth. Furthermore， GDP can explain economic growth up to 69.5%， and the coefficient of GDP in regression model is 0.865； however in a high dynamic environment， as the environmental dynamism’s negative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tax revenue significantly， the explanation level of GDP to tax revenue has down to 47% even though GDP and tax revenue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At the same time， coefficient of GDP in regression model has down to 0.536.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dynamism； economic growth； GDP； tax revenue； moderating effect
1引言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一直延续至今的世界金融危机拉开序幕。随着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日益加深和金融创新工具的广泛运用，使得每个国家几乎都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波及。作为金砖五国之一的中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同样受到了此次危机的影响。上证指数开始大幅下跌，国内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也相继受到影响，产生剧烈下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相继推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来提振国内经济的活力。国内经济受到经济刺激计划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影响，经济环境产生了巨大变动[1]。经济环境的稳定与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动荡的环境中税收收入与GDP之间的关系又会如何变化，动态环境对其关系又有怎样的作用是值得研究的。
2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经济增长与税收相关研究
一直以来，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为众多学者所关注和研究。从研究对象的层次而言，有的学者直接以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总量和增量之间的关系[2，3]，如郝春虹、阳宗妤等。有的学者则从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如William Seyfried等对税收收入、经济周期和财富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4]。郭健、牛其林分别从政府支出和税收弹性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5，6]。在研究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不同学者由于选取研究对象存在差异，所使用研究数据以及模型方法也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在进行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时，多使用回归、向量误差修正和幂函数等模型，同时配合使用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也有学者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当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一方产生变动时，对另一方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及持续时间[2，7，8]。 从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于GDP和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由于切入角度、采用模型以及选取数据时点的不同，导致结论存在差异，有些结论甚至相互背离。同时，从整体而言，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协整且密切相关的。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一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经济增长作为税收的根本，是推动税收增长的重要因素。无论从宏观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是从财政收入的传导机制来看，经济的增长会带动消费、投资等各个环节的增长，同时也能扩大税基，提升税收收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有着显著正向作用。
2.2环境的调节作用相关研究
环境研究在学术界非常普遍，其中外部环境对战略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最为普遍。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的研究主要分为环境动态性、异质性或复杂性、敌意性（威胁性）三个维度进行度量和研究，如Lumpkin、李雪松、Nandakumar等分别从环境动态性维度对企业战略和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并验证了环境调节作用的存在[9～11]。也有部分学者探究外部环境对公司治理、企业决策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环境对资源和资源配置对绩效的影响。如MingFang Li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环境动态性对所有权关系与企业绩效有正向的调节作用[12]；Hough等研究了动态性不同的外部环境对企业决策质量和决策理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13]。也有学者以行业环境为研究对象，对环境动态性在行业层面上所起到的作用进行研究，如李雪松、张玲等分别对生物制药和工业行业环境进行研究并且证明了环境调节作用的存在[10，14]。
环境的不确定性观点认为，经营者的管理行动依赖于环境所提供的信息，而环境动态性的增加将直接导致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当企业处于一个高的环境动态性时， 经营者将面临着一个模糊的、缺乏清楚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较好的战略选择的经营环境， 这些因素可能迫使经营者在只能对公司的经营环境作出有限的诊察的情况下， 快速作出战略决策[15]。因此，环境的动态性对组织结构的灵活性、资源配置的转变性、领导者的领导力和执行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企业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进行适当的调整，企业的绩效将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被淘汰。企业作为市场的基本组成单位，其所受到的影响同样是市场所受到的影响。因此，环境动态性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
从以往有关环境作用的文献来看，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环境的调节作用和解释作用，研究的主体主要针对于某一类型的企业或行业，研究的视角更多地关注微观或者中观层面，而对于更为宏观视角的研究则较少。同时动荡的经济环境会对税收与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直接对该问题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William Seyfried、刘新利等分别从税收和经济增长周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4，16]。
综上所述以及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提出如下假设：
H2：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之间关系起调节作用。
H2a：在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作用降低。
H2b：在动态性较低的环境中，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作用提高。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全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1个省、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自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都产生较大的变动，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时间跨度设定为2007～2011年，这样就构成一个31×5的平衡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项目组从国税总局获取的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使用SPSS21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3.2变量的度量
3.2.1环境动态性的度量
综合已有的文献来看，关于环境动态性的衡量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的数据。此类数据来源大多是针对企业或公司的高管，以其自身对环境的感知来评价环境的动态性，因此也称为感知环境。感知环境的度量由于受到问卷设计的差异以及受访者的主观意愿的影响，其信度、效度难以得到有效控制；二是通过对企业或者行业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获得度量环境动态性的相应指标，即通过客观数据对环境进行度量，因此也称为客观环境。客观环境度量一般采用企业财务数据或者行业数据，克服了无回应偏差等问题。测量环境动态性标准指标的方法是用行业值对某一时期回归， 得到相对于时间哑变量的标准差， 再除以行业平均值[17]，这是通过客观数据衡量环境动态性公认的方法。
动态性i=5j=1（xj-x）5x
在原模型中i为行业特征（销售收入，净利润）；j为年份：xj=（ij+1-ij）；ij为第j年行业特征。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2007～2011年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总额平均达到4164%。同时随着金税工程的开展，有关增值税的申报、征税、抵扣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标准。此外，增值税作为流转税，其税额的多少取决于流转过程中的增值程度和流转速度，因此能够有效衡量经济活动的活跃性。在本文研究中，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选取增值税税收作为度量环境动态性指标，并依照上述公式计算出各省的动态系数。
3.2.2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度量
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度量按照以往相关研究中所采用的变量，分别选取各省、直辖市的年度税收收入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均未剔除价格因素）。考虑到GDP和税收收入的数额较大，本文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降低它们的维度。分别取INGDP=LOG（GDP）， INTAX=LOG（TAX）。
3.2.3模型假设
本文选取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并通过引入交互项验证环境动态性对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分别选取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为了验证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以及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关系的作用，本文分别选择构建一元回归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 为检验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影响作用的程度和方向，构建模型1：
INTAXi=α+βINGDPi+eii=1，2，3…31 （1）
为检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构建模型2和模型3：
INTAXi=αi+β1i×INGDPi+β2iDYi+ei
i=1，2，3…31 （2）
INTAXi=αi+β1i×INGDPi+β2iDYi+β3iDYi*INGDPi+eii=1，2，3…31（3）
其中：INTAX表示2007～2011年5年税收收入总额平均值的对数；INGDP表示2007～2011年5年GDP平均值的对数；DY表示环境动态性程度；DY*INGDP为调节项；i表示第i个样本省份。
4实证结果
4.1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对31个省、直辖市2007～2011年税收收入和GDP数据依照前文所述进行相关处理，并计算出各省、直辖市环境的动态系数，依其中位数（02227）进行分组。DYi高于中位数，则分为动态性较高组，标记为1；其余则分为动态性较低组，标记为0。分组后的数据如表1所示。
表1给出了省、直辖市的名称、动态性以及2007～2011年的平均税收收入（对数化后）和GDP（对数化后）。表2给出了动态性强弱不同省份、直辖市中变量的Pearson检验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动态性分组中，动态性与其他两个变量均有不显著的相关性；并且在高动态分组中，动态性与税收收入、GDP之间是负相关；而在低动态分组中，动态性则是与两者正相关。GDP与税收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性，并且在动态性较高的组中，相关性减弱。42回归结果与分析
421环境动态性调节作用检验
分别根据模型1、模型2、模型3进行回归，检验GDP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以及环境动态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1、模型2、模型3的回归结果Reg1、Reg2、Reg3如表3所示。
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Reg1来看，模型的整体显著性和变量的显著性都通过检验。INGDP的系数0690，并且显著。表明在回归中，GDP对税收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符合假设，假设H1成立。
模型2中添加了环境动态性DY作为解释变量，从回归结果Reg2来看，模型整体的显著性和拟合程度通过检验，但环境动态性变量DY系数为正，且未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在模型2的基础上，模型3添加了环境动态性DY与GDP的交互项DY*INGDP作为解释变量，来验证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整体具有较高的拟合程度。添加了交互项之后的模型对税收收入有了更高的解释程度，且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均通过检验。但从VIF值VIF值为方差膨胀因子，用以判别回归模型中变量的多重共线性。VIF小于10，则表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VIF大于10，则表明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并且VIF越大，变量间的共线性越大。 来看，模型中解释变量存在高度的共线性。本文通过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取INGDP和DY标准化之后的值ZINGDP和ZDY构建交互项并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中Reg4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经过标准化处理后模型整体效果更佳。相较于只含有一个自变量的模型1的回归结果而言，在添加了环境动态性DY以及交互项的模型中，INGDP的系数仍然为正且有所提高；环境动态性DY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环境动态性DY对税收收入有着非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交互项DY*INGDP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与税收的关系有着负向调节的作用，假设H2得到验证，表明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关系有着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确定环境动态性调节作用的方向，本文通过分组检验的方法进行验证。依前文所述，按照动态性中位数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分为动态性高低两组，标记为1和0。分别利用模型1进行回归，来验证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影响。分组回归的结果如表4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两组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和自变量的显著性均通过检验。在动态性较高的分组1中，INGDP的系数相较于动态性较低分组中INGDP系数有所降低，表明在动态性较强的环境中，GDP对税收收入的作用得到减弱，这也验证了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之间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并且从方程的拟合系数来看，动态性较强组的拟合系数也低于动态性较弱分组。这也预示着在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用GDP一个指标来解释税收收入存在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建立更好的模型可能需要加入其他的自变量或者需要引入滞后阶，这也是在进行税收预测时为提高预测模型整体效果和预测精度较为普遍采取的措施。
422环境动态性调节作用验证
国内经济环境由于受到经济危机冲击而产生了巨大变动，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选取不同时间窗口的方法来验证环境调节作用存在的准确性。
本文将时间窗口选定为2006～2011年进行相关研究。2007年以前经济危机未爆发，国内经济处于稳定发展的环境中。2007年以后经济危机爆发，国内经济处于动荡的环境之中。因此选取2007年作为分割点。从图1可以看出，2006年中国经济处于稳定上升期，经济环境较为稳定；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逐渐在实体经济中显现，环境动态性增加。为便于比较，本文通过利用模型1对税收收入和GDP截面数据依年份进行回归，将得到2004～2011年的INGDP系数，通过对比分析自变量系数的变化程度来验证环境调节作用存在的有效性。考虑到篇幅，本文未将实证结果一一列出，只提取相应的系数进行分析。2004～2011年INGDP回归系数及其变动方向和程度分别如表5、图2、图3所示。
40 通过对比图1和图2可看出，INGDP系数变化同CPI、PPI的变化呈现出相似趋势。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经济状况良好，INGDP的系数也保持在稳定水平，并且有所增加。自2008年起，经济危机逐渐影响实体经济，国内物价指数开始走低，同时INGDP系数也出现大幅下降，且在随后三年里保持下降趋势。图3列出了INGDP系数2005～2011年的变动率，可以看出2009～2010年INGDP系数有所回升。同时，国内物价走势图也呈现出相似走势。2008年10月，国务院出台扩内需、促增长的经济措施，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提升国内经济的活力。根据经济学家的分析，经济政策从颁布到政策效果的显现通常需要6～18个月，而中国作为经济高速运行的新兴经济体，反应时间较短，通常为6个月[18]。由此分析，2009～2010年，国内物价指数和经济环境得到改善主要是受到国家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但是从经济的整个走势情况来看，尽管经济刺激政策对国内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稳定和提振作用，但此作用是短暂的，国内经济环境下滑的整体趋势并未得到有效改变。 通过对不同时间区间内数据进行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分析可以看出，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关系有调节作用。并且随着环境动态性的增强，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而在动态性较弱的环境中，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有着较高的影响作用。
5结论
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一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国内经济的发展状况又直接影响税基的变化。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受到执政当局和学者的关注。本文以2007～2011年国内31个省、直辖市的税收收入和GDP数据为样本，分别通过添加交互项和通过对突发事件所产生的冲击来划分不同的时间窗口作为对比，来验证环境动态性对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GDP对税收收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这与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学者研究成果相符。（2）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关系存在显著调节作用。（3）在动态性较低的环境中，GDP对税收收入的解释程度达到695%；而在在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关系有着显著负向调节，同时GDP对税收收入的解释程度只有47%。这也预示着在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用GDP一个指标来解释税收收入存在一定难度，建立更好的模型或需要引入滞后阶，或者需要添加更多的解释变量。
参考文献：
[1]成思危.美国金融危机的分析与启示[M].科学出版社，2012 .119-128.
[2]郝春虹.中国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4）：1-6，56.
[3]阳宗妤，彭清华，王峰，阳建辉. 1978～2007年我国税收与GDP增长关系研究：一个一阶自回归模型[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3）：82-87.
[4]William Seyfried，Louis Pantuosco. Estimating the Sensitivity of State Tax Revenue to Cyclical and Wealth Effects[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3（27）：114-124.
[5]郭健.政府支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2006（11）：82-86.
[6]牛其林.我国税收随经济周期性变动的合理性分析[J].税务与经济，2010（6）：72-78.
[7]杨得前.基于VEC模型的我国税收收入与GDP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1990～2007 [J].税务与经济，2009（5）：68-72.
[8]刘宏杰.中国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经验测度：基于VAR模型的经济计量分析（1978～2007）[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1）：73-78.
[9]G T Lumpkin， Gregory G Dess. Linking Two Dimensions of Enterpreneurial Orientation to Firm Performance：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 and Industry Life Cycl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1，16（5）：429-451.
[10]李雪松， 司有和， 龙勇.企业环境、知识管理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研究――以重庆生物制药行业为例[J].中国软科学，2008（4）：98-107.
[11]M K Nandakumar， Abby Ghobadian， Nicholas O’Regan. Business-level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nvironment and Structure[J].Management Decision， 2010， 48（6）：907-939.
[12]MingFang Li， Roy L Simerly.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 On the Ownership and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8（19）：169-179.
[13]Jill R Hough， Margaret A White. Environmental Dynamism an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Rationality：an Examination At the Decision Level[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24（5）：481-489.
[14]张玲，任贺.环境动态性对资本结构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J].软科学，2011，12（25）：41-44，58.
[15]曾德明，周蓉，陈立勇.环境动态性、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财贸研究，2004（11）：29-34.
[16]刘新利.税收与GDP周期关系分析[J].税务研究，2009（10）：12-21.
[17]L J Bourgeois.Strategic Goals， Perceived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Volatile Environment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5（28）：548-573.
[18]张五常.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金融前景[M].中信出版社，2009.23.
（责任编辑：赵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