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卷 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1月
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评析
邵大伟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武汉430074)
摘 要:,、观点和方法,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认识、:的历史视角;关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坚持研究总体性的社会历史,强调历史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8204(2005)0120023204
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西方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认识、理解及其做出的分析和评价。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尽管研究领域不同,学术观点各异,但其历史理论却是建筑在一个共同基础之上,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
一、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沿革与发展现状
从总体上看,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二战前的萌芽、二战后至50年代的形成和发展、60至70年代的繁荣以及80年代后的逐渐衰落等几个阶段。在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或学派中,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尤“以其强大的阵容、独到的理论见解和一批令人钦佩的学术成果而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1]。
一般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时,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历史研究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事实上,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历史问题研究的并不是专业史学家,而是一些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梅林、饶勒斯、葛兰西等。如饶勒斯(J.Jaures)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法国大革命进行的分析和研究;“比马克思以后的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更注重历史学”[2]的葛兰西,在其著名的政治理论著作《狱中札记》中,也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历史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历史研究,提出并阐释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文化霸权”等重要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并在史学家中真正得到广泛传播和接纳,是20世纪20-30年代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遭遇空前的经济社会危机,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极大推动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敌对、怀疑态度,实践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新马克
思主义职业史学家脱颖而出。这个时期最为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英国的阿・莫尔顿和莫里斯・多布,他们分别撰写了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人民的英国史》(1938年)和(1946年)——后者以马克《资本主义发展研究》
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早期资本主义进行了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这两部作品为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在西方世界普遍发展起来,涌现出如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研究、布吕阿的巴黎公社史研究、儒日里的法国工人运动史研究,以及意大利关于民族复兴运动、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和经济史研究等重要研究成果。但从作为整体的研究水平和学术成就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在西方诸历史流派中影响最大。除上述的莫尔顿和多布外,其主要代表人物还包括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雷蒙德・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维克托・基尔南、约翰・萨维尔、
拉菲尔・萨缪尔、拉尔夫・密里本德和佩里・安德森,等等。他们以1946年成立的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和1952年创办的《过去与现在》杂志为主要活动阵地,通过举办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等形式,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基础深入进行历史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在国际史坛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辨”传统逐渐走向衰竭,一直影响相对较弱的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从整个社会主义思想领域内长期过分的沉寂中崛起,迎来了理论发展的黄金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创作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作品,如希尔顿的
(1966年)、《中世纪社会:19世纪的西米德兰斯》《中世纪英
(1969年);希尔的国农奴制的衰落》《英国革命前的社会和清
(1964年)、(1965年)、教主义》《英国革命的精神起源》《弥尔
(1979年);汤普森的顿和英国革命》《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4-10-20
作者简介:邵大伟(1963-),男,河南柘城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在读研究生。
・23・
(1963年)、(1971年)、《18世纪英国下层民众的道德经济》
(1975年)、(1978《辉格党人和猎手》《理论的贫困及其他》
年);霍布斯鲍姆19世纪三部曲中的前两部《革命的年代》(1962年)和(1975年)、(1969年)、《资本的年代》《盗匪》《工
(1969年);密里本德的政治史研究著作业与帝国》《议会社会(1961年)、(1972年)、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马克(1977年);安德森的思主义与政治学》《从古代社会向封建社
(1974年)、(1974年)、会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谱系》《西方
(1976年),等等。马克思主义探讨》在西方其它国家尤其是在
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也获得了长足进展,如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吉诺维斯对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阶级关系的研究;加特曼的美国工人文化研究;威兰茨、方纳和蒙哥马利关于美国劳工阶级意识形成问题的研究等。而沃勒斯
(1974年)中关于世界坦在其宏观历史著作《现代世界体系》
“核心”、“半边缘”、“边缘”和“外围”程的研究,更是的研究,[3)。,这,是历史与哲学在理论上的结合佩里・安德森以汤普森和阿尔都塞的长期激烈辩论及其结果为例指出,现在的“理论就是历史,具有它过去未曾有过的严密性;历史同样也是理论,在描述所有历史事变时,都以一种它过去极力回避的理论方法”[4](P28)。
进入80年代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极大衰落了。虽然有的史学家陆续发表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著作和论文,如霍布斯鲍姆的《帝国的年代》、《民族与民族
(1990年)、(1994年);安德森探寻西方主义》《极端的年代》
(1983年)等,马克思主义发展轨迹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但从总体上看,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曾经的辉煌已经逝去。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源于以下因素影响:首先是新自由主义的滥觞以及由此直接造成的西方政治思潮右转,使马克思主义在包括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遭到了冷遇;其次是苏东剧变及其随之而来的国际共运低潮,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队伍的分化。正如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布赖恩・帕尔默指出的那样,“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的政治发展甚至具有重大的影响……仍旧愿意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来捍卫的西方历史学家寥寥无几”[4];再次,老一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如多布、威廉斯、汤普森、密里本德等相继离世,其他健在学者也渐入老境,逐渐淡出史坛。而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尚未成长起来,他们无论在理论修养、思维方式还是在学术成就上,都无法与老一代学者相提并论。新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复兴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的自身努力。
二、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方法
总的来说,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如汤普森在其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就明确指出:“我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极大地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我的理论语汇相当大的部分来自这一传统。”[5]与此同时,尽管历史学家们的具体研究方法存在着很大差异,以下几个方面却是他们在历史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方法。一定意义上,这些方法也体现了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特色。
1.“从下向上看”的历史研究视角
传统历史研究的关注对象是帝王将相、英雄领袖等“精英”阶层,一般劳动大众并不为历史学家们所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变化所呈现的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缺陷,使下层人民的发展史和生活史逐渐进入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阈。在以下层民众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发展了一套迥异于狭隘的、以“事件史”研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研究方法,强调长时段、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从而为历史研究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然而,在实践中也正是因为他们过分注重这一研究范式,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该学派在对普通劳动者日常生活与思想的研究中,倾向于将其归结为心态史、物质文化史、精神状态史,而忽视了社会关系的政治方面以及下层民众日常生活、行为与斗争实践的意义。实际上,极、,具有这种特点的史学研。
“从下向上看。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把受剥削、受压迫的普通劳动者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坚持认为劳动者是历史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反对用孤立、封闭的办法来研究下层人民的历史,强调要从劳动大众的立场、观点出发,并把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斗争与整个社会关系、上层建筑的变迁结合起来考察和分析历史。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率先采用了这一研究方法,如希尔顿的农民研究、希尔关于英国革命前后人民大众的清教运动和文化活动研究、汤普森的英国工人文化研究以及霍布斯鲍姆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反叛斗争的研究等,都是“从下向上看”历史的杰出成果。在英国史学家的影响下,其它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如美国史学家也逐渐转向关注城市下层民众,尤其是劳工的各种社会特性,如他们的种族背景、宗教信仰、技艺传统、家庭生活、社团组织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新马克思主义“从下向上看”的历史理论,并不排斥对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的研究。如以政治史研究见长的佩里・安德森,就相对重视从政治角度来探讨历史问题,他认为在历史研究中
“必须牢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阶级之间的斗争最终是通过社会政治领域而不是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来解决。换言之,只要阶级存在,惟有建设国家或破坏国家才能确定生产关系的转变”,因此“一部‘自上而下的历史’一点也不比‘自下而上的历史’逊色。若无前者,后者最终将只是单面的历史”[6](P11)。
2.关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
用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下层劳动群众的发展过程,是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从根本上看,这一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分析存在着很大缺陷。他们过分关注于概念化的阶级定位,而忽视了对阶级关系和冲突的动态的定性研究。如在对生产方式层面的阶级分析中,他们就僵化地纠缠于复杂的阶级划分,因而使得对阶级的讨论,对阶级形成过程的讨论,变成了在阶级划分问题上的斗争。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则扩大了对阶级概念的传统理解,强调阶级并不是一种孤立的、静态的、非历史的现象,不是一种“简单的数据统计和等级阶层安排”,而是一个历史范畴和发展过程,是同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和社会生活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一种阶级关系。如同汤普森在《英国的特性》一文中指出的那样,“阶级是一种文化的和社会的形成,不能抽象、孤立地而必须按照与其它阶级的关系来给它下定义;阶级的定义最终是通过时间即行动、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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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冲突的过程作出的……阶级本身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发生”[7](P295)。
把阶级作为一种历史关系和过程来看待,目的是对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作出正确评价和科学解释。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突出强调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历史过程的中心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具有分析的和历史的优先性。他们认为,在出现了一定阶级意识的情况下,源于阶级斗争的阶级形成能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即使在缺乏阶级意识的条件下,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也能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在阶级斗争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重要概念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关系上,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承认生产方式是形成历史现象深层原因的基础上,尤其强调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对塑造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作用。如汤普森认为,单纯的经济现象如技术、人口等方面的变化只是“改变了生产关系的平衡”,但这些方式;,、。物质生活的变革,但是,特定的后果只能由斗争本身决定”[8](P205-206)。
显然,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充分看到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意义,以至于吉诺维斯指出,“如果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阶级斗争决定论,那它就什么也不是”[9](P40)。然而,决不能由此就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庸俗的阶级斗争决定论者。我们应当看到,在重视阶级斗争的同时,他们也仍然强调和肯定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条件对阶级素质形成,阶级力量对比,阶级斗争的规模、水平、形式、结果等方面的价值和作用。
3.强调文化、社会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及其相关的生产方式理论,指出拒绝这一原理实际上是抛弃了马克思的分析路线。但在此基础上,他们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模式本身存在着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他们强调,在历史研究中要看到存在与意识的相互作用,要充分重视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间环节的文化、社会因素的能动作用。多布率先向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发起了挑战,他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中指出,那种认为社会关系只是技术过程的被动反映,而忽视了社会关系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发挥逆向作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实际上,精神的、意识的因素有时在历史发展中能够产生决定作用。霍布斯鲍姆也有着相同看法,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并非历史发展的所有非经济现象都可以从特殊的经济现象中推演出来,某些个别的事件或时期并不能按照这类公式来确定。汤普森甚至更为明确地指出,“历史变革的最后结局不是因为特定的基础必然产生相应的‘上层建筑’,而是因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是通过社会和文化生活来实现的”[8](P206)。
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重视文化、社会因素作用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重构。他们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和技术作为生产方式基础的论断,指出生产方式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为此,多布赋予了生产方式以全新的政治—经济内涵;而为了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生产方式中所有其它色彩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是哪种色彩改变了主色调的更为全面的说明,汤普森提出了一个把社会生产关系同时看作是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的综合产物的更为完全的生产方式概念。
生产方式概念的重构及其具体运用,在希尔、希尔顿、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作品中有着鲜明体现。而实际上正是由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非常重视文化、社会因素的作用,使他们在理论界得到了“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称谓。不过,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非文化决定论者,诚如汤普森所指出的那样,“我反对经济主义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反对那种认为历史必然经过某些前定的发展阶段的目的论观念,我希望把更为丰富的文化范畴引进历史学。……历史的发展要受物质因素的限定,尽管这些限定并,。我所反]、发展起来的一种历史研究理论。与其它传统史学理论,包括法国年鉴学派等新史学理论相比,该理论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无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如其倡导的“从下向上看”历史的视角,强调通过物质力量(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来解释人类的历史变迁,还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趋向的肯定等等,在根本上都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问题的范畴。
从根本上看,该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分析方法的坚持,与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存在着密切关系。对于许多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马克思主义已不仅只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更是一种升华的信仰和行动的指南。这在著名历史学者霍布斯鲍姆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阴霾下加入英国共产党,并在20世纪50年代英共出现几千人退党的混乱时刻,放弃了垂手可得的物质利益和职业便利而毅然留在了党内。在此后几十年的著述生涯中,霍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背景使其研究工作举步维艰,但他仍然执著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并创作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历史理论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霍氏的成就不仅因为其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10](P272),也更因为他的“政治信仰的坚定性以及追求理想的高尚情操”及其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的忠诚和信仰。
当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也没有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开放和发展的思想体系。他们坚持认为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神圣化,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主张在理论研究的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汤普森就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已经完成的,包容一切的,自证自明的思想体系”;霍布斯鲍姆也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理论或学说,而是一个发展过程”[11](P115),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对于我们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提供了潜在的答案,而并不能提供确切的答案,它将不可避免地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正是在这种科学态度的引导下,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提出了许多富于新意和创新精神的理论概念和主张。例如,它对于阶级和阶级意识的重新界定,对于阶级关系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动态考察;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的物质解释的前提下,从文化、社会等经济活动之外的领域对奴隶制度、封建社会进程以及工人运动史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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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还注意兼收并蓄其它史学研究的长处和经验,并通过与其它领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对话、交流,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和方法体系。诚如伊格尔斯在评价具有代表性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特点是“把一系列意识形态包括在普遍接受的证据准则之中,其中包括容忍与历史研究中占优势的意识形态相反的意识形态,并可以进行有意义的争论,有时还存在富有成效的相互影响”[12](P172)。在实践中,正是因为与不同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延续不断的碰撞和沟通,才使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成为既兼具了西方史学的长处,同时也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区别的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论。
概而言之,除前文所述研究方法上的特色外,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与其它史学研究相比还具有以下两个特点:(1)坚持研究总体性的社会的历史,即总体史。与传统政治史、经济史、,,才能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观察。这一研究角度的确立,对于该理论系统分析社会的性质、变化以及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确实具有重要作用。(2)强调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结合。鉴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重视本身工作所提出的理论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致力于理清或解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却疏于研究由历史学家提出的经验问题”,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历史问题的探讨中,积极寻求历史与理论的有机结合。通过具体历史问题的考察,它试图进行较为深刻的理论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理论结论。总的来看,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多数作品既是历史研究著作,同时也是带有浓厚理论色彩的理论著作。如汤普森关于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就是在运用丰富多彩的史料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文化、习俗等予以全方位展示的基础上,着重阐释了阶级、阶级意识及阶级斗争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
综上所述,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实践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该理论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例如,在50年代中期国际共运的思想混乱时期,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和其他思潮的影响,有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曾打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旗帜,试图用抽象的自由、民主概念
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
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和原则。此外,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提出的许多概念也缺乏严密性、系统性,所作出的某些结论尚嫌武断,甚至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例如,汤普森对阶级经历的界定就存在这个问题。他一会认为“经历”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统一的桥梁,一会又将其纳入纯文化的内涵之中[12](P171),从而使其成为一个混沌不清的概念。再如,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内容涵盖到社会存在框架之内的做法,也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概念的混乱,因而难以对许多具体历史问题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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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责任编辑 辛世俊)
AnalysisofthePresent-dayNewWesternMarxistHistoricTheory
SHAODa2wei
(CentralTelevisionStation,Wuhan430074China)
Abstract:ThenewMarxisthistorictheoryistheunderstanding,analysisandevaluationofsomespecifichistoryquestions
.Theirmainstudywaysare:hehistoricbysomeWesternnewMarxisthistorianswithMarxisttheory,view2pointsandways
‘lowtohigh’theanalysiswayswithregardtoclassrelationandclassstruggle;stressingtheroleofculturalvisualanglefrom
societyfactorinthehistoriccourse.Adheringtothestudyofthetotalsocietyhistoryandstressingthecombinationofhistoric
.studywiththeoreticstudyareitstw
oremarkablefeatures
Keywords:ThenewMarxisthistorictheory;Marxism;Western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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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卷 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1月
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评析
邵大伟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武汉430074)
摘 要:,、观点和方法,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认识、:的历史视角;关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坚持研究总体性的社会历史,强调历史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8204(2005)0120023204
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西方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认识、理解及其做出的分析和评价。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尽管研究领域不同,学术观点各异,但其历史理论却是建筑在一个共同基础之上,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
一、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沿革与发展现状
从总体上看,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二战前的萌芽、二战后至50年代的形成和发展、60至70年代的繁荣以及80年代后的逐渐衰落等几个阶段。在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或学派中,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尤“以其强大的阵容、独到的理论见解和一批令人钦佩的学术成果而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1]。
一般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时,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历史研究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事实上,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历史问题研究的并不是专业史学家,而是一些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梅林、饶勒斯、葛兰西等。如饶勒斯(J.Jaures)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法国大革命进行的分析和研究;“比马克思以后的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更注重历史学”[2]的葛兰西,在其著名的政治理论著作《狱中札记》中,也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历史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历史研究,提出并阐释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文化霸权”等重要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并在史学家中真正得到广泛传播和接纳,是20世纪20-30年代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遭遇空前的经济社会危机,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极大推动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敌对、怀疑态度,实践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新马克
思主义职业史学家脱颖而出。这个时期最为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英国的阿・莫尔顿和莫里斯・多布,他们分别撰写了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人民的英国史》(1938年)和(1946年)——后者以马克《资本主义发展研究》
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早期资本主义进行了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这两部作品为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在西方世界普遍发展起来,涌现出如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研究、布吕阿的巴黎公社史研究、儒日里的法国工人运动史研究,以及意大利关于民族复兴运动、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和经济史研究等重要研究成果。但从作为整体的研究水平和学术成就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在西方诸历史流派中影响最大。除上述的莫尔顿和多布外,其主要代表人物还包括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雷蒙德・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维克托・基尔南、约翰・萨维尔、
拉菲尔・萨缪尔、拉尔夫・密里本德和佩里・安德森,等等。他们以1946年成立的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和1952年创办的《过去与现在》杂志为主要活动阵地,通过举办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等形式,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基础深入进行历史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在国际史坛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辨”传统逐渐走向衰竭,一直影响相对较弱的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从整个社会主义思想领域内长期过分的沉寂中崛起,迎来了理论发展的黄金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创作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作品,如希尔顿的
(1966年)、《中世纪社会:19世纪的西米德兰斯》《中世纪英
(1969年);希尔的国农奴制的衰落》《英国革命前的社会和清
(1964年)、(1965年)、教主义》《英国革命的精神起源》《弥尔
(1979年);汤普森的顿和英国革命》《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4-10-20
作者简介:邵大伟(1963-),男,河南柘城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在读研究生。
・23・
(1963年)、(1971年)、《18世纪英国下层民众的道德经济》
(1975年)、(1978《辉格党人和猎手》《理论的贫困及其他》
年);霍布斯鲍姆19世纪三部曲中的前两部《革命的年代》(1962年)和(1975年)、(1969年)、《资本的年代》《盗匪》《工
(1969年);密里本德的政治史研究著作业与帝国》《议会社会(1961年)、(1972年)、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马克(1977年);安德森的思主义与政治学》《从古代社会向封建社
(1974年)、(1974年)、会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谱系》《西方
(1976年),等等。马克思主义探讨》在西方其它国家尤其是在
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也获得了长足进展,如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吉诺维斯对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阶级关系的研究;加特曼的美国工人文化研究;威兰茨、方纳和蒙哥马利关于美国劳工阶级意识形成问题的研究等。而沃勒斯
(1974年)中关于世界坦在其宏观历史著作《现代世界体系》
“核心”、“半边缘”、“边缘”和“外围”程的研究,更是的研究,[3)。,这,是历史与哲学在理论上的结合佩里・安德森以汤普森和阿尔都塞的长期激烈辩论及其结果为例指出,现在的“理论就是历史,具有它过去未曾有过的严密性;历史同样也是理论,在描述所有历史事变时,都以一种它过去极力回避的理论方法”[4](P28)。
进入80年代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极大衰落了。虽然有的史学家陆续发表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著作和论文,如霍布斯鲍姆的《帝国的年代》、《民族与民族
(1990年)、(1994年);安德森探寻西方主义》《极端的年代》
(1983年)等,马克思主义发展轨迹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但从总体上看,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曾经的辉煌已经逝去。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源于以下因素影响:首先是新自由主义的滥觞以及由此直接造成的西方政治思潮右转,使马克思主义在包括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遭到了冷遇;其次是苏东剧变及其随之而来的国际共运低潮,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队伍的分化。正如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布赖恩・帕尔默指出的那样,“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的政治发展甚至具有重大的影响……仍旧愿意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来捍卫的西方历史学家寥寥无几”[4];再次,老一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如多布、威廉斯、汤普森、密里本德等相继离世,其他健在学者也渐入老境,逐渐淡出史坛。而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尚未成长起来,他们无论在理论修养、思维方式还是在学术成就上,都无法与老一代学者相提并论。新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复兴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的自身努力。
二、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方法
总的来说,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如汤普森在其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就明确指出:“我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极大地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我的理论语汇相当大的部分来自这一传统。”[5]与此同时,尽管历史学家们的具体研究方法存在着很大差异,以下几个方面却是他们在历史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方法。一定意义上,这些方法也体现了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特色。
1.“从下向上看”的历史研究视角
传统历史研究的关注对象是帝王将相、英雄领袖等“精英”阶层,一般劳动大众并不为历史学家们所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变化所呈现的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缺陷,使下层人民的发展史和生活史逐渐进入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阈。在以下层民众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发展了一套迥异于狭隘的、以“事件史”研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研究方法,强调长时段、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从而为历史研究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然而,在实践中也正是因为他们过分注重这一研究范式,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该学派在对普通劳动者日常生活与思想的研究中,倾向于将其归结为心态史、物质文化史、精神状态史,而忽视了社会关系的政治方面以及下层民众日常生活、行为与斗争实践的意义。实际上,极、,具有这种特点的史学研。
“从下向上看。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把受剥削、受压迫的普通劳动者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坚持认为劳动者是历史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反对用孤立、封闭的办法来研究下层人民的历史,强调要从劳动大众的立场、观点出发,并把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斗争与整个社会关系、上层建筑的变迁结合起来考察和分析历史。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率先采用了这一研究方法,如希尔顿的农民研究、希尔关于英国革命前后人民大众的清教运动和文化活动研究、汤普森的英国工人文化研究以及霍布斯鲍姆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反叛斗争的研究等,都是“从下向上看”历史的杰出成果。在英国史学家的影响下,其它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如美国史学家也逐渐转向关注城市下层民众,尤其是劳工的各种社会特性,如他们的种族背景、宗教信仰、技艺传统、家庭生活、社团组织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新马克思主义“从下向上看”的历史理论,并不排斥对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的研究。如以政治史研究见长的佩里・安德森,就相对重视从政治角度来探讨历史问题,他认为在历史研究中
“必须牢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阶级之间的斗争最终是通过社会政治领域而不是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来解决。换言之,只要阶级存在,惟有建设国家或破坏国家才能确定生产关系的转变”,因此“一部‘自上而下的历史’一点也不比‘自下而上的历史’逊色。若无前者,后者最终将只是单面的历史”[6](P11)。
2.关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
用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下层劳动群众的发展过程,是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从根本上看,这一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分析存在着很大缺陷。他们过分关注于概念化的阶级定位,而忽视了对阶级关系和冲突的动态的定性研究。如在对生产方式层面的阶级分析中,他们就僵化地纠缠于复杂的阶级划分,因而使得对阶级的讨论,对阶级形成过程的讨论,变成了在阶级划分问题上的斗争。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则扩大了对阶级概念的传统理解,强调阶级并不是一种孤立的、静态的、非历史的现象,不是一种“简单的数据统计和等级阶层安排”,而是一个历史范畴和发展过程,是同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和社会生活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一种阶级关系。如同汤普森在《英国的特性》一文中指出的那样,“阶级是一种文化的和社会的形成,不能抽象、孤立地而必须按照与其它阶级的关系来给它下定义;阶级的定义最终是通过时间即行动、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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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冲突的过程作出的……阶级本身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发生”[7](P295)。
把阶级作为一种历史关系和过程来看待,目的是对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作出正确评价和科学解释。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突出强调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历史过程的中心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具有分析的和历史的优先性。他们认为,在出现了一定阶级意识的情况下,源于阶级斗争的阶级形成能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即使在缺乏阶级意识的条件下,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也能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在阶级斗争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重要概念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关系上,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承认生产方式是形成历史现象深层原因的基础上,尤其强调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对塑造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作用。如汤普森认为,单纯的经济现象如技术、人口等方面的变化只是“改变了生产关系的平衡”,但这些方式;,、。物质生活的变革,但是,特定的后果只能由斗争本身决定”[8](P205-206)。
显然,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充分看到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意义,以至于吉诺维斯指出,“如果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阶级斗争决定论,那它就什么也不是”[9](P40)。然而,决不能由此就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庸俗的阶级斗争决定论者。我们应当看到,在重视阶级斗争的同时,他们也仍然强调和肯定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条件对阶级素质形成,阶级力量对比,阶级斗争的规模、水平、形式、结果等方面的价值和作用。
3.强调文化、社会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及其相关的生产方式理论,指出拒绝这一原理实际上是抛弃了马克思的分析路线。但在此基础上,他们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模式本身存在着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他们强调,在历史研究中要看到存在与意识的相互作用,要充分重视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间环节的文化、社会因素的能动作用。多布率先向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发起了挑战,他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中指出,那种认为社会关系只是技术过程的被动反映,而忽视了社会关系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发挥逆向作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实际上,精神的、意识的因素有时在历史发展中能够产生决定作用。霍布斯鲍姆也有着相同看法,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并非历史发展的所有非经济现象都可以从特殊的经济现象中推演出来,某些个别的事件或时期并不能按照这类公式来确定。汤普森甚至更为明确地指出,“历史变革的最后结局不是因为特定的基础必然产生相应的‘上层建筑’,而是因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是通过社会和文化生活来实现的”[8](P206)。
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重视文化、社会因素作用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重构。他们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和技术作为生产方式基础的论断,指出生产方式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为此,多布赋予了生产方式以全新的政治—经济内涵;而为了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生产方式中所有其它色彩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是哪种色彩改变了主色调的更为全面的说明,汤普森提出了一个把社会生产关系同时看作是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的综合产物的更为完全的生产方式概念。
生产方式概念的重构及其具体运用,在希尔、希尔顿、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作品中有着鲜明体现。而实际上正是由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非常重视文化、社会因素的作用,使他们在理论界得到了“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称谓。不过,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非文化决定论者,诚如汤普森所指出的那样,“我反对经济主义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反对那种认为历史必然经过某些前定的发展阶段的目的论观念,我希望把更为丰富的文化范畴引进历史学。……历史的发展要受物质因素的限定,尽管这些限定并,。我所反]、发展起来的一种历史研究理论。与其它传统史学理论,包括法国年鉴学派等新史学理论相比,该理论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无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如其倡导的“从下向上看”历史的视角,强调通过物质力量(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来解释人类的历史变迁,还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趋向的肯定等等,在根本上都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问题的范畴。
从根本上看,该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分析方法的坚持,与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存在着密切关系。对于许多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马克思主义已不仅只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更是一种升华的信仰和行动的指南。这在著名历史学者霍布斯鲍姆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阴霾下加入英国共产党,并在20世纪50年代英共出现几千人退党的混乱时刻,放弃了垂手可得的物质利益和职业便利而毅然留在了党内。在此后几十年的著述生涯中,霍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背景使其研究工作举步维艰,但他仍然执著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并创作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历史理论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霍氏的成就不仅因为其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10](P272),也更因为他的“政治信仰的坚定性以及追求理想的高尚情操”及其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的忠诚和信仰。
当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也没有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开放和发展的思想体系。他们坚持认为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神圣化,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主张在理论研究的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汤普森就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已经完成的,包容一切的,自证自明的思想体系”;霍布斯鲍姆也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理论或学说,而是一个发展过程”[11](P115),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对于我们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提供了潜在的答案,而并不能提供确切的答案,它将不可避免地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正是在这种科学态度的引导下,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提出了许多富于新意和创新精神的理论概念和主张。例如,它对于阶级和阶级意识的重新界定,对于阶级关系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动态考察;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的物质解释的前提下,从文化、社会等经济活动之外的领域对奴隶制度、封建社会进程以及工人运动史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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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还注意兼收并蓄其它史学研究的长处和经验,并通过与其它领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对话、交流,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和方法体系。诚如伊格尔斯在评价具有代表性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特点是“把一系列意识形态包括在普遍接受的证据准则之中,其中包括容忍与历史研究中占优势的意识形态相反的意识形态,并可以进行有意义的争论,有时还存在富有成效的相互影响”[12](P172)。在实践中,正是因为与不同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延续不断的碰撞和沟通,才使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成为既兼具了西方史学的长处,同时也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区别的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论。
概而言之,除前文所述研究方法上的特色外,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与其它史学研究相比还具有以下两个特点:(1)坚持研究总体性的社会的历史,即总体史。与传统政治史、经济史、,,才能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观察。这一研究角度的确立,对于该理论系统分析社会的性质、变化以及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确实具有重要作用。(2)强调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结合。鉴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重视本身工作所提出的理论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致力于理清或解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却疏于研究由历史学家提出的经验问题”,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历史问题的探讨中,积极寻求历史与理论的有机结合。通过具体历史问题的考察,它试图进行较为深刻的理论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理论结论。总的来看,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多数作品既是历史研究著作,同时也是带有浓厚理论色彩的理论著作。如汤普森关于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就是在运用丰富多彩的史料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文化、习俗等予以全方位展示的基础上,着重阐释了阶级、阶级意识及阶级斗争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
综上所述,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实践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该理论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例如,在50年代中期国际共运的思想混乱时期,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和其他思潮的影响,有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曾打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旗帜,试图用抽象的自由、民主概念
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
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和原则。此外,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提出的许多概念也缺乏严密性、系统性,所作出的某些结论尚嫌武断,甚至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例如,汤普森对阶级经历的界定就存在这个问题。他一会认为“经历”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统一的桥梁,一会又将其纳入纯文化的内涵之中[12](P171),从而使其成为一个混沌不清的概念。再如,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内容涵盖到社会存在框架之内的做法,也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概念的混乱,因而难以对许多具体历史问题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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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辛世俊)
AnalysisofthePresent-dayNewWesternMarxistHistoricTheory
SHAODa2wei
(CentralTelevisionStation,Wuhan430074China)
Abstract:ThenewMarxisthistorictheoryistheunderstanding,analysisandevaluationofsomespecifichistoryquestions
.Theirmainstudywaysare:hehistoricbysomeWesternnewMarxisthistorianswithMarxisttheory,view2pointsandways
‘lowtohigh’theanalysiswayswithregardtoclassrelationandclassstruggle;stressingtheroleofculturalvisualanglefrom
societyfactorinthehistoriccourse.Adheringtothestudyofthetotalsocietyhistoryandstressingthecombinationofhistoric
.studywiththeoreticstudyareitstw
oremarkablefeatures
Keywords:ThenewMarxisthistorictheory;Marxism;Western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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