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中国仍然处在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在软实力的建设中，应当高度关注国际话语权环境的建设问题。使中国声音“走出去”，要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的真实声音；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话语权的基本认识 在西方，很早就有人在探讨话语权问题，但开始在“权力”领域探讨话语权问题的，是1970年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提出了著名的论断：话语即权力。福柯认为，话语的外在功能，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因此，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对世界秩序的整理权，也就掌握了“权力”。在一定意义上讲，福柯的话语权理论，是对西方国家抢占思想意识制高点和主导权的现实的一种深刻反映；在强权政治时代和霸权主义时代，话语权就是强权和霸权的国际关系的现实的一种深刻反映；也揭示了话语权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讲，今天人们要争夺和提升的国际话语权，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权力。话语权不是天然的禀赋，而是争取甚至斗争的产物。 软实力强，则话语权强。一个世界大国，必定是文化大国，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实力，因此，文化软实力是话语权的直接表现。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科技教育、人文社科、新闻舆论等各个方面的软实力，都直接表现为话语权。尤其需要认识到的是，文化软实力常常表现为设置国际话语议题、制定国际话语规则、占领国际话语高地、引导国际话语走向的实力；文化软实力，既要靠舆论的广覆盖、强输入，也要靠价值观念的入脑人心。 硬实力强，则话语权强。首先，综合国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有话语权的国家，尤其是能够主导话语权的国家，主要是世界强国，世界强国必然是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反过来理解，所谓弱国无外交，在一定意义上说，便是弱国无话语权，弱国至少不能够主导国际话语权。其次，经济实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在综合国力中，对话语权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毫无疑问是经济实力，归根到底，只有经济基础雄厚，才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才有强大的话语权。第三，政治实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话语权对政治实力的要求，主要是对政治制度和政局稳定的要求，一个国家只有具有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政治制度和稳定的政局，才会对外发出统一的、强有力的声音；第四，军事实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在话语权中起重要支撑作用的，毫无疑问是军事实力。在世界上还存在战争的条件下，军队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特殊体现，没有强大的军事后盾，便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话语权。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状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硬实力得到了空前提升，从而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总体上也得到了空前提升。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声音已成为世界上谁也不能忽视的大国之音。但同时，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分析认识当今中国在国际上所拥有的话语权的实际情况，这是有针对性地加强话语权建设、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前提。 (一)西强东弱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GDP第二的身份，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就是第二，中国的经济话语权有限。世界上主要的经济规则话语权、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知识产权话语权、证券市场话语权、期货市场话语权、金融机构话语权、货币话语权、信誉评级机构话语权，等等，基本都是西方国家在主导。 “中国模式”的成功，并不符合西方国家的意愿，中国的政治话语权有限。在当今世界，所有的西方大国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中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上，仍然处于被围堵、被孤立的局面。 中国声音“走出去”的情况不容乐观。仅以传媒为例。一方面是中国声音在努力“走出去”，一方面是国际主流媒体和主流舆论对中国肆意进行围堵甚至妖魔化，中国的正面声音在海外传播仍然有限。根本的原因，还是力量对比的差距。据统计，西方几大通讯社几乎垄断了全球消息的来源及解读，80％～90％的消息是由西方几大通讯社提供的，以华语为载体的信息量，大约只占全球信息总量5％。 中国的军事话语权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军费只是美国军费的1/10；中国陆军还只是一支摩托化和半机械化的军队，信息化才刚刚起步，而美国已经在全球打了几场信息化战争；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与美国等军事强国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 (二)中国面临的主要话语权挑战 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挑战。在“中国模式”问题上，西方国家主要的疑惧有两个：一是对社会制度的疑惧，―是对国家利益的疑惧。对社会制度的疑瞑，是担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国家利益的疑惧，是担忧中国的发展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当然还要看到，西方一些左翼政党和人士往往从另一个视角怀疑“中国模式”，批评中国搞“野蛮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模式”面临着左、右两派政治势力的“夹击”。 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挑战。“普世价值”问题的挑战，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模式”问题的延续，主题仍然是社会制度，但是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形式显现出来，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主要的挑战，是说中国反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把中国妖魔化为专制、暴政、侵犯人权的国家。 关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问题的挑战。“中国威胁论”本质上是疑惧中国的崛起将重复西方列强崛起的老路，也就是以军事帝国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的方式，破坏现存世界秩序，划分势力范围，重新分配资源和市场，等等。“中国崩溃论”本质上是唱衰中国的一种奇谈怪论，认为“中国模式”将不可持续，中国的崩溃将给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中国责任论”本质上是指责中国只享受发展的成果，不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力量的国际义务。 关于中国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危害别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挑战。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说要抵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宣称，如果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达到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那将是世界资源、环境的灾难。美国政要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责难，充分反映了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偏见。 关于中国扩充军备威胁世界和平的挑战。“中国威胁论”最煽情、最蛊惑人心的论调，就是鼓吹中国扩充军备威胁他国、威胁世界和平。美国打造了11个超级航母舰队，世界见怪不怪，而中国改造一艘中型航母，
却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中国的军费开支以及在军事上的每一个稍微不凡的举动，都必然成为世界主流媒体的头条新闻。 进・步加大提升话语权的建设力度 一十年的反恐战争，罕见的金融危机，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有一定程度的衰退，它们在国际话语权方面遏制中国的能力也随之下降。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各种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成长方兴未艾，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成长空间十分可观。同时，中国现有的硬实力，也为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将赢得更好的提升环境。因此，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进一步加强国际话语权的建设。 将中国声音“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工程，纳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不间断地组织实施。要为这个长期的战略工程设置项目、投入经费、培养人才、打造平台、营造环境、主动出击。 项目是抓手，要靠实施具体项目来带动工程，使工程从隐形转为显形，从软任务转为硬任务。经费是保障，应设立有关“走出去”的滚动型的专项资金，还应用国家名义或民间团体名义设立多种基金，以多渠道重点扶持“走出去”的工程。人才是关键，一定要把培养“走出去”人才，纳入党和政府的人才培养与使用规划，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走出去”人才。平台是基础。第一，要进一步发挥已有传统媒体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创办多语种的传统媒体。第二，要利用科技手段，开拓新兴媒体，特别要把互联网平台作为最重要的战略平台，下最大的气力来打造，在这个平台上整合中国的主流媒体和主流声音并使之能够便捷地“走出去”。第三，要充分利用图书、电影、电视节目、音乐、舞蹈、戏剧，以及讲台、会议、论坛交流等手段与阵地，形成全方位中国声音“走出去”的通道。第四，要特别重视开展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通过人员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密切交往，增进与各国人民的感情交流，向各国人民展示民主、开放、进步的真实的中国。第五，要广泛开展人文交流，通过深层次的文化对话与碰撞，尤其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对话与碰撞，向世界传递中国五千年一脉相承的和谐文化的价值观传统，揭示中国今天倡导建设和谐世界的价值观真谛。环境是氛围。使中国声音“走出去”，提升国际话语权，决不只是外事部门、外宣部门和媒体的事，而是中国人民共同的事业，是全国一盘棋的系统工程。要在全国营造良好的舆论和观念环境，教育全体人民深刻认识到外部环境和国际话语权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意义。 出击是手段。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寻找共同话语，从西方国家手中争取话语权；另一方面，要以我为主，打主动仗，努力掌握国际话语的主动权。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得到广泛承认和使用，奠定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今天，和平与发展、多极世界、和谐世界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博鳌论坛、金砖国家峰会等议题的设置，也为中国赢得了特有的国际话语权。第二，积极主持或参与国际话语权规则的制定。应该牢固树立这样的观念：规则权就是话语权。在国际关系中，并非总能获得设置议题的机遇，更多的议题是其他国家提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主持或参与国际话语权规则的制定，本身就是争取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步骤，至少可以摆脱被别国“定义”或“定位”的被动状况。冷战后出现的一些热点议题，如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全球治理、反恐、防核扩散、互联网安全与信息自由、金融制度改革，等等，中国都应当积极参与相关规则的制定或修订，避免因被边缘化而丧失话语权。 “中国模式”对世界是一种贡献和机遇。要向国际社会清楚表明，中国探索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既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也是对世界的繁荣发展作出的贡献和提供的机遇。“中国模式”无意挑战西方的发展模式和现今的世界秩序，中国选择现在的发展模式，既是立足于自己的国情，也是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个繁荣发展的中国，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国际社会。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中国的这条道路，也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符合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要向国际社会清楚表明，中国在根本上是―个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多种国内发展问题的挑战；但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也在自觉地、尽己所能地承担国际义务。 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要向国际社会清楚表明，中国的科学发展之路，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建设的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之路，就是立足于使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等自然禀赋基本可以承载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中国的发展是受科学发展观指引和约束的发展，不会威胁别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 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要向国际社会清楚表明，中国的国际战略是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根据时代发展与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
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中国仍然处在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在软实力的建设中，应当高度关注国际话语权环境的建设问题。使中国声音“走出去”，要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的真实声音；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话语权的基本认识 在西方，很早就有人在探讨话语权问题，但开始在“权力”领域探讨话语权问题的，是1970年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提出了著名的论断：话语即权力。福柯认为，话语的外在功能，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因此，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对世界秩序的整理权，也就掌握了“权力”。在一定意义上讲，福柯的话语权理论，是对西方国家抢占思想意识制高点和主导权的现实的一种深刻反映；在强权政治时代和霸权主义时代，话语权就是强权和霸权的国际关系的现实的一种深刻反映；也揭示了话语权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讲，今天人们要争夺和提升的国际话语权，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权力。话语权不是天然的禀赋，而是争取甚至斗争的产物。 软实力强，则话语权强。一个世界大国，必定是文化大国，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实力，因此，文化软实力是话语权的直接表现。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科技教育、人文社科、新闻舆论等各个方面的软实力，都直接表现为话语权。尤其需要认识到的是，文化软实力常常表现为设置国际话语议题、制定国际话语规则、占领国际话语高地、引导国际话语走向的实力；文化软实力，既要靠舆论的广覆盖、强输入，也要靠价值观念的入脑人心。 硬实力强，则话语权强。首先，综合国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有话语权的国家，尤其是能够主导话语权的国家，主要是世界强国，世界强国必然是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反过来理解，所谓弱国无外交，在一定意义上说，便是弱国无话语权，弱国至少不能够主导国际话语权。其次，经济实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在综合国力中，对话语权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毫无疑问是经济实力，归根到底，只有经济基础雄厚，才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才有强大的话语权。第三，政治实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话语权对政治实力的要求，主要是对政治制度和政局稳定的要求，一个国家只有具有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政治制度和稳定的政局，才会对外发出统一的、强有力的声音；第四，军事实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在话语权中起重要支撑作用的，毫无疑问是军事实力。在世界上还存在战争的条件下，军队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特殊体现，没有强大的军事后盾，便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话语权。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状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硬实力得到了空前提升，从而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总体上也得到了空前提升。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声音已成为世界上谁也不能忽视的大国之音。但同时，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分析认识当今中国在国际上所拥有的话语权的实际情况，这是有针对性地加强话语权建设、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前提。 (一)西强东弱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GDP第二的身份，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就是第二，中国的经济话语权有限。世界上主要的经济规则话语权、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知识产权话语权、证券市场话语权、期货市场话语权、金融机构话语权、货币话语权、信誉评级机构话语权，等等，基本都是西方国家在主导。 “中国模式”的成功，并不符合西方国家的意愿，中国的政治话语权有限。在当今世界，所有的西方大国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中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上，仍然处于被围堵、被孤立的局面。 中国声音“走出去”的情况不容乐观。仅以传媒为例。一方面是中国声音在努力“走出去”，一方面是国际主流媒体和主流舆论对中国肆意进行围堵甚至妖魔化，中国的正面声音在海外传播仍然有限。根本的原因，还是力量对比的差距。据统计，西方几大通讯社几乎垄断了全球消息的来源及解读，80％～90％的消息是由西方几大通讯社提供的，以华语为载体的信息量，大约只占全球信息总量5％。 中国的军事话语权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军费只是美国军费的1/10；中国陆军还只是一支摩托化和半机械化的军队，信息化才刚刚起步，而美国已经在全球打了几场信息化战争；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与美国等军事强国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 (二)中国面临的主要话语权挑战 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挑战。在“中国模式”问题上，西方国家主要的疑惧有两个：一是对社会制度的疑惧，―是对国家利益的疑惧。对社会制度的疑瞑，是担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国家利益的疑惧，是担忧中国的发展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当然还要看到，西方一些左翼政党和人士往往从另一个视角怀疑“中国模式”，批评中国搞“野蛮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模式”面临着左、右两派政治势力的“夹击”。 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挑战。“普世价值”问题的挑战，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模式”问题的延续，主题仍然是社会制度，但是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形式显现出来，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主要的挑战，是说中国反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把中国妖魔化为专制、暴政、侵犯人权的国家。 关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问题的挑战。“中国威胁论”本质上是疑惧中国的崛起将重复西方列强崛起的老路，也就是以军事帝国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的方式，破坏现存世界秩序，划分势力范围，重新分配资源和市场，等等。“中国崩溃论”本质上是唱衰中国的一种奇谈怪论，认为“中国模式”将不可持续，中国的崩溃将给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中国责任论”本质上是指责中国只享受发展的成果，不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力量的国际义务。 关于中国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危害别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挑战。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说要抵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宣称，如果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达到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那将是世界资源、环境的灾难。美国政要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责难，充分反映了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偏见。 关于中国扩充军备威胁世界和平的挑战。“中国威胁论”最煽情、最蛊惑人心的论调，就是鼓吹中国扩充军备威胁他国、威胁世界和平。美国打造了11个超级航母舰队，世界见怪不怪，而中国改造一艘中型航母，
却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中国的军费开支以及在军事上的每一个稍微不凡的举动，都必然成为世界主流媒体的头条新闻。 进・步加大提升话语权的建设力度 一十年的反恐战争，罕见的金融危机，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有一定程度的衰退，它们在国际话语权方面遏制中国的能力也随之下降。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各种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成长方兴未艾，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成长空间十分可观。同时，中国现有的硬实力，也为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将赢得更好的提升环境。因此，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进一步加强国际话语权的建设。 将中国声音“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工程，纳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不间断地组织实施。要为这个长期的战略工程设置项目、投入经费、培养人才、打造平台、营造环境、主动出击。 项目是抓手，要靠实施具体项目来带动工程，使工程从隐形转为显形，从软任务转为硬任务。经费是保障，应设立有关“走出去”的滚动型的专项资金，还应用国家名义或民间团体名义设立多种基金，以多渠道重点扶持“走出去”的工程。人才是关键，一定要把培养“走出去”人才，纳入党和政府的人才培养与使用规划，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走出去”人才。平台是基础。第一，要进一步发挥已有传统媒体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创办多语种的传统媒体。第二，要利用科技手段，开拓新兴媒体，特别要把互联网平台作为最重要的战略平台，下最大的气力来打造，在这个平台上整合中国的主流媒体和主流声音并使之能够便捷地“走出去”。第三，要充分利用图书、电影、电视节目、音乐、舞蹈、戏剧，以及讲台、会议、论坛交流等手段与阵地，形成全方位中国声音“走出去”的通道。第四，要特别重视开展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通过人员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密切交往，增进与各国人民的感情交流，向各国人民展示民主、开放、进步的真实的中国。第五，要广泛开展人文交流，通过深层次的文化对话与碰撞，尤其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对话与碰撞，向世界传递中国五千年一脉相承的和谐文化的价值观传统，揭示中国今天倡导建设和谐世界的价值观真谛。环境是氛围。使中国声音“走出去”，提升国际话语权，决不只是外事部门、外宣部门和媒体的事，而是中国人民共同的事业，是全国一盘棋的系统工程。要在全国营造良好的舆论和观念环境，教育全体人民深刻认识到外部环境和国际话语权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意义。 出击是手段。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寻找共同话语，从西方国家手中争取话语权；另一方面，要以我为主，打主动仗，努力掌握国际话语的主动权。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得到广泛承认和使用，奠定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今天，和平与发展、多极世界、和谐世界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博鳌论坛、金砖国家峰会等议题的设置，也为中国赢得了特有的国际话语权。第二，积极主持或参与国际话语权规则的制定。应该牢固树立这样的观念：规则权就是话语权。在国际关系中，并非总能获得设置议题的机遇，更多的议题是其他国家提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主持或参与国际话语权规则的制定，本身就是争取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步骤，至少可以摆脱被别国“定义”或“定位”的被动状况。冷战后出现的一些热点议题，如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全球治理、反恐、防核扩散、互联网安全与信息自由、金融制度改革，等等，中国都应当积极参与相关规则的制定或修订，避免因被边缘化而丧失话语权。 “中国模式”对世界是一种贡献和机遇。要向国际社会清楚表明，中国探索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既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也是对世界的繁荣发展作出的贡献和提供的机遇。“中国模式”无意挑战西方的发展模式和现今的世界秩序，中国选择现在的发展模式，既是立足于自己的国情，也是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个繁荣发展的中国，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国际社会。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中国的这条道路，也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符合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要向国际社会清楚表明，中国在根本上是―个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多种国内发展问题的挑战；但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也在自觉地、尽己所能地承担国际义务。 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要向国际社会清楚表明，中国的科学发展之路，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建设的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之路，就是立足于使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等自然禀赋基本可以承载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中国的发展是受科学发展观指引和约束的发展，不会威胁别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 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要向国际社会清楚表明，中国的国际战略是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根据时代发展与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