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 AD3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在过去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民工荒。
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
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对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阶段划分，该模型中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 “刘易斯第一拐点”，该模型中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
产生
刘易斯认为，
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
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谓“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
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既定工资”即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 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此时，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
为“刘易斯拐点”。
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
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目前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 “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蔡昉：刘易斯拐点很可能会在2013年到来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08日 15:16 新华网
按照历史经验，劳动力市场制度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都不太起作用。刘易斯拐点很可能会在2013年就真正到来，所以这个制度建立越来越急迫
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时间窗口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民工荒不能保证农民工收入提高。根据市场信息不对称理论，由于雇主和雇员间信息地位不同，雇员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增速会出现不匹配。
随着中国人口进一步老龄化趋势，适龄工作的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劳动力供给方对于均衡价格即货币工资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从而出现员工从一个部门向另一部门流动，以获取更高收益，打破了原有的充分就业均衡状态。
因此，如果有市场失灵的话，劳动力市场最容易失灵。因为劳动力市场设计的生产要素载体是人，人力需要被保护，不能像产品，能经过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或在出现过剩时被当成垃圾倒掉。越是在发达的劳动力市场，越是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就越不是完全由供求关系来决定工资，而是由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决定。
劳动力市场制度是一种统称，里面包括了各种劳动法规、执法、工资制度，如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劳动条件仲裁制度等等。其中，直接涉及工资的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出现不可避免。有观点认为这引起过多工人诉求，如果谈不拢，会增加雇主与雇员间的摩擦。其实，在当前中国劳动力供求发生变化、出现民工荒的阶段，诉求更加强烈。
美国教授阿拉伯·赫尔曼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提出三个概念，即退出、表达与诉求，用来解释公民对政府服务不满、雇工对雇主不满。所谓退出，就是用脚投票，不过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情况下，工人很少会主动退出，也没退出机会，这时他们宁愿选择工资低点。
当刘易斯拐点到来，就业机会增多，农民工流动性大幅提高。具有了退出权利和机会的时候，农民工更加敢于表达，会有抱怨，实在不行就退出重新找工作，从而增加了劳动诉讼和纠纷。
中国于2008年建立劳动合同法，以增强劳动者权利保护意识。当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度上升。因此，最需要建立的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平台，形象地说就是雇主、工人(代表)、政府官员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坐在会议室里具体协商。日本将这种协商称为“春斗”，即在每年春季，企业、工人、政府进行集体协商。工人诉求越来越多是一个规律，这是任何国家都会出现的趋势，是否有这个平台结果会很不一样。
平台的搭建需要政府参与，中国需要充分运用现有的工会。为帮助工人与企业讨价还价，工会应该拿出数据，来说明物价上涨情况、工人生活成本提高幅度、工人贡献提高程度、宏观经济可以承受多少工资涨幅而不会影响物价等等。集体谈判各方把信息拿到一起讨论，使得工资决定变成一个科学决策过程。
按照历史经验，劳动力市场制度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都不太起作用。刘易斯拐点很可能会在2013年就真正到来，所以这个制度建立越来越急迫。这在以前是根本没有的，是历史性的变化。
同时，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建立保障劳动力工资收入制度，也会带来中国社会、企业的重大转型。
中国的人口红利结束时间，与韩国相近。但是韩国当前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远远超过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是在较早阶段出现劳动力短缺，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而中国又很难马上得到资本、技术比较优势，从而处于比较优势不明显的真空阶段。
这时，如果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则经营不下去的企业会成批出现，他们不得不另寻出
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现象，这些都是好的信号，会逼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否则就只能被淘汰。
不转型会带来惨痛教训。日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结束人口红利，在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遇到困难时，日本政府通过补贴这些落后、本应该消亡的企业来干预宏观经济。从而留下了很多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日本人称为“僵尸企业”。这些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使得日本全要素生产率一直不能得到提高。
这对中国是个警示。伴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而且越是低端的，上涨越快，缩小不同教育水平劳动者的报酬差距，相对降低了教育回报率，产生了负积率。
因此，在这个特殊阶段，政府要加强教育干预，把义务教育阶段拉长。甚至还要有激励上学的投入，政府这时将钱用在维持人力资本持续提高上，就是在促进更加可持续、更加长远的发展。(蔡昉(微博 专栏)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深远
人力资源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说过一句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的名言：世界大多数人是穷的，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 鉴于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靠农业谋生，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就意味着你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和立志作为穷人的经济学家，成了蔡昉的一种学术研究追求，并促使他长期致力于研究我国的农村问题。
早在1998年，蔡昉曾写过一篇《穷人的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文章。2007年，他又出版了书名为《穷人的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专著。蔡昉认为，解决中国穷人的问题，需要未雨绸缪，权衡各种政策的收益与成本，该书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可以说，他是中国经济学家中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经济学的人。
早在读研究生时，蔡昉的这种自觉性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在1983年假期，他和几位同学受当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委托，前往安徽和江苏两省进行“卖粮难”的调查。这是他第一次做专业性调查研究。在调研中，蔡昉亲眼看到了“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农民，仅仅因为包产到户这样简单的改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劳动表现，从而根本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中国农民的命运乃至中国的命运。他感受到了劳动积极性提高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以及调动这种积极性所产生的巨大制度力量。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期间，蔡昉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曾到过山西、河北、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进行调研，广泛地了解了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状与问题。随着调研的深入，蔡昉开始认真思索起中国的“三农”问题与农村发展的路径。
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家庭承包制只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时的权宜之计，但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在他与同学刘吉瑞合写的商榷文章《论我国承包农户的性质、特点及发展趋
势》中，他力图弄清家庭经营的生命力所在，并试图解释1980年代初为什么农民一旦选择了家庭承包制，就彻底抛弃了人民公社制度，同时却又开始寻求各种合作形式。
从那以后，蔡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和专著。在农业经济研究的规范化及与一般经济理论的合流方面、以及在土地制度、农村市场、农业发展政策、区域经济等方面，蔡昉的研究都成果显赫。
他的《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日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中国正在进行的农业改革》、《穷人的经济学》、《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等著作，以及《中国的粮食政策改革：对平等、稳定和效率的意义》、《比较优势和中国农业的国际化》、《中国农业发展的转折点》等论文，奠定了他在农业经济学和“三农”问题研究上的学术地位。
但是，蔡昉的研究其实还涉及到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形成了把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的研究特色，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林毅夫和李同合作的一书《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该书曾获北京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法文、俄文和越南文等多国文字，并被许多国家及地区的大学经济学系中用作发展经济学课程教材。此外，蔡昉对地区经济增长问题、流动人口问题、劳动就业等问题也都有自己的独到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深远
自1998年开始，蔡昉出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至今。他曾就我国就业政策问题指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其实就是最大的民生。作为“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蔡昉建议，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及与经济发展相关规章制度时，都要以促进就业最大化为原则，纠正单纯追求GDP总量及其增长的发展观。
从2006年开始，最先从珠三角开始，然后蔓延到沿海其他一些地区，我国逐渐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原来劳动力被认为是可以源源不断且无限供给的，但突然间一些企业面临了 “招不到工”问题，这是我国改革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经济现象。为此，蔡昉从“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后提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正面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进而得出享受了20多年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面临着由这种红利即将消失带来的发展模式的转型的结论。他的这一观点在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引起了不同的争议。
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而所谓“人口红利”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整个人口中，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人口负担比较轻，经济生产中有剩余，可以把它积累下来，从而社会有比较高的储蓄率、积累
率和投资率。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和资本积累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特定的人口结构带来的经济增长额外部分，就叫做“人口红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红利”的消失过程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候。
蔡昉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保持高增长，得益于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是取决于人口的结构。人口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在1983年至200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上升，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6.8％。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根据这一研究结论，蔡昉对社会上流行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就业同步增长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实际上，从农村改革那一天起，农民就已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先是转向乡镇企业，接着向小城镇转移，再接着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因此，经济增长的每一步都是吸纳了大量的城乡劳动力。虽然从个人来说，工资水平似乎增长不快，但从整个国家来说，由于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就业规模，总体上还是使得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缺陷。就此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的收益者，也是“人口红利”的收益者。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口生育意愿的下降，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迅速下降以及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过去上述两大因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资本积累的现状将不复存在。蔡昉据此预计，“人口红利”即将耗竭可能在2013年就会体现出来。“人口红利”如果消失，将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不会像原来那样源源不断而且那么廉价。因此，若没有其他措施，过去那种用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迫切需要转移到依靠生产力提高及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对此，我们要准确地判断，未雨绸缪。
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 AD3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在过去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民工荒。
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
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对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阶段划分，该模型中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 “刘易斯第一拐点”，该模型中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
产生
刘易斯认为，
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
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谓“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
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既定工资”即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 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此时，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
为“刘易斯拐点”。
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
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目前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 “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蔡昉：刘易斯拐点很可能会在2013年到来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08日 15:16 新华网
按照历史经验，劳动力市场制度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都不太起作用。刘易斯拐点很可能会在2013年就真正到来，所以这个制度建立越来越急迫
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时间窗口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民工荒不能保证农民工收入提高。根据市场信息不对称理论，由于雇主和雇员间信息地位不同，雇员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增速会出现不匹配。
随着中国人口进一步老龄化趋势，适龄工作的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劳动力供给方对于均衡价格即货币工资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从而出现员工从一个部门向另一部门流动，以获取更高收益，打破了原有的充分就业均衡状态。
因此，如果有市场失灵的话，劳动力市场最容易失灵。因为劳动力市场设计的生产要素载体是人，人力需要被保护，不能像产品，能经过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或在出现过剩时被当成垃圾倒掉。越是在发达的劳动力市场，越是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就越不是完全由供求关系来决定工资，而是由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决定。
劳动力市场制度是一种统称，里面包括了各种劳动法规、执法、工资制度，如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劳动条件仲裁制度等等。其中，直接涉及工资的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出现不可避免。有观点认为这引起过多工人诉求，如果谈不拢，会增加雇主与雇员间的摩擦。其实，在当前中国劳动力供求发生变化、出现民工荒的阶段，诉求更加强烈。
美国教授阿拉伯·赫尔曼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提出三个概念，即退出、表达与诉求，用来解释公民对政府服务不满、雇工对雇主不满。所谓退出，就是用脚投票，不过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情况下，工人很少会主动退出，也没退出机会，这时他们宁愿选择工资低点。
当刘易斯拐点到来，就业机会增多，农民工流动性大幅提高。具有了退出权利和机会的时候，农民工更加敢于表达，会有抱怨，实在不行就退出重新找工作，从而增加了劳动诉讼和纠纷。
中国于2008年建立劳动合同法，以增强劳动者权利保护意识。当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度上升。因此，最需要建立的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平台，形象地说就是雇主、工人(代表)、政府官员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坐在会议室里具体协商。日本将这种协商称为“春斗”，即在每年春季，企业、工人、政府进行集体协商。工人诉求越来越多是一个规律，这是任何国家都会出现的趋势，是否有这个平台结果会很不一样。
平台的搭建需要政府参与，中国需要充分运用现有的工会。为帮助工人与企业讨价还价，工会应该拿出数据，来说明物价上涨情况、工人生活成本提高幅度、工人贡献提高程度、宏观经济可以承受多少工资涨幅而不会影响物价等等。集体谈判各方把信息拿到一起讨论，使得工资决定变成一个科学决策过程。
按照历史经验，劳动力市场制度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都不太起作用。刘易斯拐点很可能会在2013年就真正到来，所以这个制度建立越来越急迫。这在以前是根本没有的，是历史性的变化。
同时，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建立保障劳动力工资收入制度，也会带来中国社会、企业的重大转型。
中国的人口红利结束时间，与韩国相近。但是韩国当前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远远超过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是在较早阶段出现劳动力短缺，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而中国又很难马上得到资本、技术比较优势，从而处于比较优势不明显的真空阶段。
这时，如果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则经营不下去的企业会成批出现，他们不得不另寻出
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现象，这些都是好的信号，会逼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否则就只能被淘汰。
不转型会带来惨痛教训。日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结束人口红利，在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遇到困难时，日本政府通过补贴这些落后、本应该消亡的企业来干预宏观经济。从而留下了很多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日本人称为“僵尸企业”。这些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使得日本全要素生产率一直不能得到提高。
这对中国是个警示。伴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而且越是低端的，上涨越快，缩小不同教育水平劳动者的报酬差距，相对降低了教育回报率，产生了负积率。
因此，在这个特殊阶段，政府要加强教育干预，把义务教育阶段拉长。甚至还要有激励上学的投入，政府这时将钱用在维持人力资本持续提高上，就是在促进更加可持续、更加长远的发展。(蔡昉(微博 专栏)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深远
人力资源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说过一句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的名言：世界大多数人是穷的，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 鉴于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靠农业谋生，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就意味着你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和立志作为穷人的经济学家，成了蔡昉的一种学术研究追求，并促使他长期致力于研究我国的农村问题。
早在1998年，蔡昉曾写过一篇《穷人的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文章。2007年，他又出版了书名为《穷人的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专著。蔡昉认为，解决中国穷人的问题，需要未雨绸缪，权衡各种政策的收益与成本，该书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可以说，他是中国经济学家中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经济学的人。
早在读研究生时，蔡昉的这种自觉性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在1983年假期，他和几位同学受当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委托，前往安徽和江苏两省进行“卖粮难”的调查。这是他第一次做专业性调查研究。在调研中，蔡昉亲眼看到了“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农民，仅仅因为包产到户这样简单的改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劳动表现，从而根本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中国农民的命运乃至中国的命运。他感受到了劳动积极性提高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以及调动这种积极性所产生的巨大制度力量。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期间，蔡昉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曾到过山西、河北、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进行调研，广泛地了解了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状与问题。随着调研的深入，蔡昉开始认真思索起中国的“三农”问题与农村发展的路径。
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家庭承包制只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时的权宜之计，但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在他与同学刘吉瑞合写的商榷文章《论我国承包农户的性质、特点及发展趋
势》中，他力图弄清家庭经营的生命力所在，并试图解释1980年代初为什么农民一旦选择了家庭承包制，就彻底抛弃了人民公社制度，同时却又开始寻求各种合作形式。
从那以后，蔡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和专著。在农业经济研究的规范化及与一般经济理论的合流方面、以及在土地制度、农村市场、农业发展政策、区域经济等方面，蔡昉的研究都成果显赫。
他的《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日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中国正在进行的农业改革》、《穷人的经济学》、《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等著作，以及《中国的粮食政策改革：对平等、稳定和效率的意义》、《比较优势和中国农业的国际化》、《中国农业发展的转折点》等论文，奠定了他在农业经济学和“三农”问题研究上的学术地位。
但是，蔡昉的研究其实还涉及到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形成了把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的研究特色，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林毅夫和李同合作的一书《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该书曾获北京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法文、俄文和越南文等多国文字，并被许多国家及地区的大学经济学系中用作发展经济学课程教材。此外，蔡昉对地区经济增长问题、流动人口问题、劳动就业等问题也都有自己的独到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深远
自1998年开始，蔡昉出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至今。他曾就我国就业政策问题指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其实就是最大的民生。作为“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蔡昉建议，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及与经济发展相关规章制度时，都要以促进就业最大化为原则，纠正单纯追求GDP总量及其增长的发展观。
从2006年开始，最先从珠三角开始，然后蔓延到沿海其他一些地区，我国逐渐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原来劳动力被认为是可以源源不断且无限供给的，但突然间一些企业面临了 “招不到工”问题，这是我国改革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经济现象。为此，蔡昉从“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后提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正面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进而得出享受了20多年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面临着由这种红利即将消失带来的发展模式的转型的结论。他的这一观点在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引起了不同的争议。
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而所谓“人口红利”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整个人口中，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人口负担比较轻，经济生产中有剩余，可以把它积累下来，从而社会有比较高的储蓄率、积累
率和投资率。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和资本积累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特定的人口结构带来的经济增长额外部分，就叫做“人口红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红利”的消失过程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候。
蔡昉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保持高增长，得益于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是取决于人口的结构。人口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在1983年至200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上升，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6.8％。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根据这一研究结论，蔡昉对社会上流行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就业同步增长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实际上，从农村改革那一天起，农民就已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先是转向乡镇企业，接着向小城镇转移，再接着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因此，经济增长的每一步都是吸纳了大量的城乡劳动力。虽然从个人来说，工资水平似乎增长不快，但从整个国家来说，由于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就业规模，总体上还是使得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缺陷。就此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的收益者，也是“人口红利”的收益者。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口生育意愿的下降，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迅速下降以及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过去上述两大因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资本积累的现状将不复存在。蔡昉据此预计，“人口红利”即将耗竭可能在2013年就会体现出来。“人口红利”如果消失，将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不会像原来那样源源不断而且那么廉价。因此，若没有其他措施，过去那种用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迫切需要转移到依靠生产力提高及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对此，我们要准确地判断，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