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临近刘易斯拐点
程漫江 [ 2010-06-25 ]
中国面临刘易斯拐点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挑战
刘易斯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不同阶段决定了工业企业的边际劳动力成本，并由此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部门劳动力大量过剩，现代工业部门可以用最低工资水平获得劳动力无限制供给，工人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第二阶段，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可以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工业部门只有提高工资才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工人工资提高的上限是劳动力在工业部门中的边际生产力；第三阶段，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别消除，城乡保障差别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划分这三个阶段之间的两个拐点分别被称作第一和第二刘易斯拐点。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在相对长期内完成的，因此刘易斯拐点也不是一个确切的时点或者年份，而是一段时间区间。一般研究者往往从宏观经济结构比率上，例如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务农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等，来大致界定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区间。同时，相关劳动政策、立法的实施往往可以做为一些标志性事件。
日本、韩国等学者的一般研究认为，日本在1960-1970年间迈过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韩国在1980-1990年间迈过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从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下滑的斜率来看，日本和韩国都是在15%前后开始出现小幅平坦，10%左右出现短期的停滞，并在5%之后变得非常平坦。从务农人口在就业人口中占比下滑的斜率来看，日本和韩国都是在30-35%前后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并在15%之后逐渐稳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就已经下降到11.5%附近，此后几年一直徘徊在这一水平，但务农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在2008年仍为39.56%，考虑到农民工就业统计的不完善，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实际数字会略低一些，也已经接近了35%附近的水平。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来看，日本在1961年达到47%之后就开始逐步下降，而韩国在1985年之后接近40%，此后基本稳定，并在1995年之后逐步下降。中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在2007年占比达到49%，近两年已经呈现逐渐下降趋势。 中国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发生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出农民工从1997年的3,890万人增加到2005年1.3亿人，占乡村青壮年人口(20-50岁)比重从不到10%提高到40%左右。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研究认为，自2004年沿海部分地区发生民工短缺现象以来，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中国在2005年前后开始进入第一刘易斯拐点区间。据其调查统计，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22.0%。与上年相比，2004 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
可以认为，中国在2005年前后已经进入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区间。 图表1.农业产值在GDP中占比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2. 从事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3. 工业占比、出口占比、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长变化趋势
日本 韩国
1960 1965 工业占GDP比重，% 人均GDP (美元) GDP平均增速，% 出口占GDP比重，% 工业占GDP比重，% 人均GDP (美元) GDP平均增速，% 出口占GDP比重，% 工业占GDP比重，% 人均GDP (美元) GDP平均增速，% 出口占GDP比重，% 44.9 92 - - 46.5 471 8.8 10.7 16.5 156 - 3.2
35.1 97
1.9 - 46.4 920
10.5 20.2 106
5.9
8.3
1970
40.5 112
1975 1980 7.4 2.6 46.0 1,945 11.8 10.8 26.0 279 10.6 13.6 45.7 176 5.9 4.6 41.7 4,448 4.6 12.8 29.3 608 7.6 26.9
48.2 193
6.6 10.6 41.3 9,036
4.4 13.7 36.6 1,674 7.0
1985
42.9 292 10.8
9.9 39.9 11,153
3.1
1990 1995 2000 14.4 39.1 2,368 7.8 32.0 41.3 314 7.9 19.0 39.7 24,432 4.8 10.5 41.6 6,153 9.7 28.0 47.2 604 12.3 23.1 34.5 41,834 1.5 9.2 41.9 11,468 7.8 28.8
45.9 949
8.6
1985
42.9
292
10.8
9.9
39.9
11,153
3.1
1990
1995
2000 14.4 39.1 2,368 7.8 32.0 41.3 314 7.9 19.0 39.7 24,432 4.8 10.5 41.6 6,153 9.7 28.0 47.2 604 12.3 23.1 34.5 41,834 1.5 9.2 41.9 11,468 7.8 28.8
45.9
949
8.6
32.4
36,789
1.0
11.0
38.1
11,347
3.6
38.6
2005
47.7
1,715
9.6
37.4
30.5
35,627
1.3
14.3
37.7
17,551
4.5
39.3
2008
48.6
3,263
11.2
35.0
30.0
38,443
1.3
15.0
37.1
19,115
4.2
52.9
资料来源：CEIC，世界银行，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4. 中国外出农民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银国际研究
如果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人口负担轻，经济生产后有剩余，社会会存在比较高的储蓄率、积累率和投资率，经济增长函数中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本积累都可以得到满足，有助于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速。这种特定的人口结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额外部分，往往被叫做 “人口红利”。
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在1970-1975年突破10%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美国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工业化已完成（第二产业在GDP和就业中占比于1950-1955年达到顶峰而后持续下降），农业在GDP和就业中占比均在4%以下；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重在1985年前后超过10%，当时日本人均GDP超过1.1万美元，工业化也基本完成（第二产业在GDP和就业中占比于1970-1975年达到顶峰而后持续下降），农业在GDP和就业中占比分别为3.2%和9.3%；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在2000-2005年达到10%，在此期间人均GDP达到1.5万亿美元，工业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基本完成（第二产业在GDP和就业中占比于1990年前后达到顶峰而后持续下降）。主要工业化国家在人口老龄化到来之前基本完成工业化，实现了二元经济融合。
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发展历程不同，中国在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已经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在2008年达到9.5%，中国的小学毕业生人数在2000年达到最高点，中学毕业生人数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在2010年也将达到最高点，此后每年的新增劳动力人数将会逐年下滑。也就是说，中国在迈过第一个刘易斯拐点之后，仅有1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时期，可以利用宽松的储蓄和人力资本环境来实现产业技术升级。到2010年末，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4,000美元，但人口中位年龄将达到34.2岁，而日本人口中位年龄在1985年达到35.1岁时人均GDP1.1万美元，韩国与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相仿，但是他们的人均GDP已经接近2万美元。
按照目前各产业增加值增速和劳动力转移、增长速度，到2015年农业在中国GDP和就业中占比仍然达到8%和30%左右。诚然，中国存在人口基数大、地区发展不均衡的自身特点，仍然可以通过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发展的方式来延续增长。但面对未富先老的困境，中国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图表5. 65岁以上人口在人群中占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中银国际研究
刘易斯拐点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
1 劳资矛盾与劳动立法下推动工资水平上涨
在日本和韩国工业快速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出现过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并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日本和韩国政府都曾经陆续推行一系列的劳动立法，通过在社会最低工资、劳动保障、社会医疗等方面立法，用法律强制方式推动劳动者收入状况的改善，减缓社会贫富差距。
日本在1959年推出最低工资法，在1960年开始推行全覆盖式的社会保障政策，实现全民医疗和全民年金，设立农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基本法来扶持弱势企业，企业也逐渐开始实行年功序列制来防止熟练工人的跳槽，并于70年开始推行职业训练基本计划。韩国在全斗焕总统时期（1981-1987）进入工业化成熟期，在1985年之后开始逐步推行此前已经进行立法的全民医疗保险、国民年金和最低工资制等三项措施，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日本与韩国的福利保障制度类似，政府投入较少，社会保障制度侧重于由社团来承担保障责任，大企业保障体系完善，并成为保障其成员利益的最后单位。
近年来，中国城乡差距的存在导致全社会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9年已经达到0.47，社会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
2007年6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并颁布新《劳动法》， 2008年1月1日起实行。2010年以来，江苏、浙江、上海、北京陆续提高社会最低工资，提高幅度都在10%以上，部分省份超过20%，为2005年以来又一次大范围的调整；近两个月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社论不断深入；6月份，在中国雇用80万工人的富士康在珠三角地区将基层工人工资上调66%；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历时
六年修改完善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也有望于年内出台，这个标志性文件将类似于日本60年代推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的低端劳动力工资将进入快速上涨时期。
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今年两会上的提议，未来几年中国应建立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工资支付的保障机制和工资的集体协商机制；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够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40-50%的水平。目前全国主要省份平均最低工资标准（高低档平均）在630元/月，而社会平均工资在2,600元/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到社会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假定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完成全国总工会提出的建议目标，那么未来五年最低工资标准增长需要超越平均工资的增速，平均每年需要额外提高11%左右。同时，目前社会保险对中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民工覆盖率仍然较低，2009年雇主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7.6%和12.2%。未来五年中国将加快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险覆盖率有望较快提高，而社会保险费率（社会保险费占劳动工资比例）的目标水平估计在30%左右，这将明显提高企业的劳工成本。
图表6. 主要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经过社会立法的推动，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者在社会生产分配中获得比重迅速上升。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来看：日本从1961年的44%提高到1966年的47.6%，到1975年最高达到58.5%；韩国从1981年的38%提高到1983年的39.9%，并到1991年提高到45.9%。从制造业工资支出来看，日本整体制造业中工资成本占销售收入比重从1960年的11%提高到1975年的14.7%，其中劳动力密集型的服装业工资占比从1960年的13%提高到1975年的22%。韩国整体制造业的工资成本占销售收入比重从1981年的9.8%提高到1991年的14%。
过去一段时间，在工业化加速的进程中，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局面，从2000年51.8%下滑到2008年的46.7%，2005年以来，工资总额占工业企
业销售收入也持续在5%以下，即使考虑到社会保险费和其他劳务支出（合计约占工资基数的40%），劳动成本占销售收入比重也只不到7%。从这两项指标来看，中国劳动者报酬在收入中占比目前都处于较低水平。
我们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劳动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将提高到10%以上，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也会提高到50%以上。如果“十二五”期间年均GDP增速为8%，则劳动者报酬的年均增速应该达到10.6%。
图表7.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8.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占销售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CEIC，日本统计局，中银国际研究
2 劳动力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增大
经过第一个刘易斯拐点之后，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消失，在短时期内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难以实现，如果仍然继续推动制造业的扩张，维持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劳动力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日本CPI从1960年的0%上升到1963年的7.66%，韩国CPI从1987年的3%提高到1991年的9.3%。同时期全球范围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通胀，美国在1961-1963年的平均通胀率为1.5%，1987-1991年为3%。
2003年以来，中国重工业程度不断加深，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机械设备在制造业产出与出口商品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工资水平的提高始终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整体通胀压力较小。然而，与此伴随的是社会资源过度集中于投资领域，政府对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投资明显不足，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可持续性面临重大挑战。2004-2008年，制造业人均增加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5.7%，而同期人均工资复合增长率达到17.3%，已明显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2008年以来，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许多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大幅放缓，但劳动工资增长下降幅度较小。以占出口四分之一的通信和电子设备业为例，2008年和2009年该行业人均增加值分别下降4.5%和增长2%，而人均工资在2008年同比增长23.6%，2009年增速估计仍然在10%以上。 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成本也将进入加速上升阶段，面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乏力，中国仍将面临较大的劳动力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
图表9. 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工资变动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10. 韩国劳动生产率和平均月薪变化（全部行业工人）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11.中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与人均工资增速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12. 中国重工业化倾向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面对低端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高，中国的未来几年将面对较大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大致来说，中国目前CPI构成中三分之一是食品，三分之一是制造业产成品，三分之一是服务项目，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这三部分的影响不完全相同。
食品价格更多受到粮食价格的影响，中国非常重视粮食安全，连年的丰收使得国家队粮食价格具有一定的抗风险控制能力，而且城镇化的加速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中国制造业整体出口依存度较高，产能过剩较为严重， 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向最终商品销售价格的传导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减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体现为资本利润率的下降。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价格的影响则会比较明显。劳动力成本在服务业营业收入中占比相对更高，在20%左右，而服务类商品在CPI中占比估计35%左右。简单静态分析，由于服务业提价相对比较容易（除政府管制行业外），假定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使服务业企业提高价格以保持利润额不变，那么劳动力成本每上升10%将推动服务价格上涨2%，考虑到价格传导可能不具完备性将推动CPI增速约提高0.5-0.7个百分点。 图表13. 劳动力成本与主要服务类消费价格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危机后2009年中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严重恶化了通胀预期，09年下半年持续加剧的房屋泡沫和2010年以来的杂粮价格飞涨已经需要政府出台严厉的管制措施才能得以控制。通胀作为一种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的工具，对以劳动报酬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非常不利。恶性通胀使得劳动者储蓄贬值将会严重损害消费能力的持续增长，使得中国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难以推行。在通胀预期恶化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必须持续保持偏紧的货币政策，有效控制通胀预期，避免劳动力成本推动下的通胀与恶性通胀预期交互影响的螺旋型上涨出现，引发恶性通胀和随后的滞涨局面。 图表14. 货币供应量、真实GDP增速和通胀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3 本币升值趋势持续
日本和韩国都相继采用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策略，国内制造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力于出口的快速增长，在刘易斯拐点前后时期，日本和韩国都出现了持续的出口顺差。同时伴随着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日元和韩元也出现持续升值的过程。1971年之前，布雷顿森林体系仍然存在，日元对美元汇率固定在350附近，但日元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仍然从1964年的53.6缓慢上升到1970年的59.7，到1973年快速上升到75.6。韩元汇率并未出现大幅的长期升值，但在1987-1989年间，韩元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也从86上升到111.8。
人民币加入WTO之后，经常帐户顺差持续扩大，2005年汇改以后，也出现了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趋势，后因为全球经济危机而重新维持与美元汇率的稳定，实际有效汇率也跟随美元波动。2010年以来，随着危机的逐渐平复，人民币升值预期再度加强，外汇占款增加迅速。未来几年，随着中国国内消费的增长，贸易顺差将会逐渐下降，但资本项下的流入仍将持续增长。通过推动人民币贸易结算、扩大境外人民币数量、加快减少贸易顺差，会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未来几年人民币将呈现缓慢升值的态势。
图表15. 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16. 日元、韩元名义有效汇率指数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17.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名义有效汇率指数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劳动力成本压力下的产业结构升级
日本、韩国在刘易斯拐点之后用了十多年时间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从最初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品，到中期资本密集型重化工、重工业，再到后来技术创新的电子电器、机械设备和交通设备。
日本的制造业结构来看，在1960年之前，食品饮料、纺织品等在日本制造业中比重较高。1960-65年前后，金属、化学、石化等重化工产品占比明显提高。1980年之后，随着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电子设备等占比持续提高。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相应的是出口结构和股票行业表现。1965年前后，日本出口品中金属、纺织品占比较高，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机械设备、电子设备、交通设备、家
用电气和汽车等出口比重持续提高。股票市场表现来看，1982年-1985年期间，表现最好的行业是信息通信和航空，一个是新兴行业，一个是因为日元升值。
韩国制造业结构变化跟日本非常类似，同样是食品饮料、纺织品等比重下降，而石化、金属及其制品、机械、电子设备、交通设备则成为其重要产业。在出口产品结构上也有类似的表现。从股市行业表现来看，1985-1990年间，表现最好的行业是造纸、交通仓储和金融。此外，建筑、批发、基本金属的表现也超过了大盘。 图表18. 日本制造业结构变动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19. 韩国制造业结构变动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中国未来几年将面对低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局面，我们利用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企业经营指标分析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不同制造业盈利的影响。由于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企业平均工资和就业人数可能未包括企业全部劳动成本和从业人员，估计的影响可能会偏低一些。
我们以2009年数据为例进行了静态分析。假定2009年平均工资增长率相比实际情况（基准情况）高出10%，那么制造业利润相比基准情况下滑8.6%，利润率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降幅较大的行业是纺织业、服装、皮毛羽绒制品、家具、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通信和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工艺品及其他制造。另外我们也分析了社会保险费率提高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假定目前各行业社会保险费率在15%左右（按各地规定在25%-35%之间，但覆盖率仍然较低，我们估计目前全国平均社会保险费率在15%左右），假定未来三年年均提高5个百分点。相比基准情况，制造业利润将下滑3.8%，利润率下降0.2%左右，其中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通信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设备降幅相对较大。需要注意的是，由于2009年石油、化工、钢铁、有色等周期性行业盈利较差，以2009年数字静态分析估计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这些行业盈利的影响可能会偏大一些。 图表20.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利影响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城镇化进程是中国可以依赖的制度红利
理论上说，在经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后的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劳动力增加依赖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以过剩劳动力形式释放出来。反向来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是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也意味着城乡二元经济的融合、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差异的缩小。
尽管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农业在经济中比重快速下降，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一直比较滞后。由于对劳动力素质投资不足和社会保障体系缺失，大量农民工仍然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乡之间，并未真正实现人口的城乡和产业转移。
中国农业生产仍基本延续粗放经营方式，对化肥等物质投入依赖度较高，机械化程度较低，农业生产率提升比较缓慢，成为影响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根据官方统计计算，1992-2008年间，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化肥用量年均增长3.5%，而同期单位面积谷物产量年均增速只有1.7%。通过对比中美小麦、玉米成本结构我们发现，人工成本在中国粮食种植成本中占了三分之一，而在美国占比不到十分之一；相对应的，机械成本在中国小麦种植成本中不到四分之一，在中国玉米种植成本中占比只有13%，而在美国小麦和玉米种植成本中占比分别达到35%和25%。目前中国农业单位就业GDP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15.6%，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时30-40%的水平，而农业人均工资水平已经达到工业人均工资的48.8%和部分服务业的35.7%。从美国长期经验来看，农业产出的增长依赖于生产率的提高，而非投入尤其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1948-2009年美国农业产出年均增长1.57%，其中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均为负贡献，分别为-0.51和-0.09个百分点，物质消耗投入因素贡献了0.66个百分点，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1.52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近97%。 图表21. 中国农业化肥投入与谷物产量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22. 中国和美国小麦与玉米种植成本结构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23. 中国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24. 主要因素拉动美国农业产出增长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中国城镇化进程也呈现出粗放式扩张的特点，城镇劳动力扩张较快，而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却非常滞后，成为抑制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根据统计局信息，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达到46.6%，而非农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为33.5%，明显低于城镇化率。社会保障覆盖率水平更远远低于城镇化水平。2009年，中国劳动者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只有23.1%，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覆盖率仅16.5%，失业保险覆盖率为1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保体系覆盖的居民消费比率可以得到有效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 图表25. 中国城镇化率与非农户籍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26. 中国城镇化率与社会保障覆盖率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和经济结构调整可能带来的传统增长动力减缓，中国需要加快城镇化进程，一方面可以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另一方面为城镇新一轮产业升级补充劳动力，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城镇消费和基础设施投资。
从经验来看，过去几年来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拉动则更加明显。按照我们简单测算，过去十年城市化拉动中国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6个百分点，由此拉动GDP增长年均增长约0.7个百分点。其中大城市居民消费受惠最为明显，以北京、上海和天津为例，过去十年由
于人口机械增加拉动以上城市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5、2.2和1.7个百分点，由此拉动GDP增长约0.5、0.8和0.5个百分点。假定未来由于人口转移使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年均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约1.2个百分点，由此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
城镇化对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拉动不言而喻。“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小城镇化将加速推进，这将带动一部分基础设施投资；而城镇化进程中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也将刺激部分基础设施需求。以汽车为例，在城镇化进程中，汽车消费直接带动对道路交通的需求，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完成反过来也能刺激汽车消费。以电力为例，随着人均收入提高，人均电力消费将稳步增加，这将拉动电力供应和投资的增加。我们的研究显示，随着人均GDP和城镇化率提高，人均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也将不断提升。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不同地区之间、中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还存在巨大差距，部分中西部省份如河南、贵州、甘肃的人均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不到东部发达地区如上海、天津的四分之一。目前，多个省份出台了区域发展和产业转移规划，这些区域规划均涉及到加快周边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加速服务业的发展。在新产业集群形成之前，各地首先会大力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上投融资体制原因，地方政府未来投资冲动仍相当强烈。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例，目前全国4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25个城市正在进行轨道交通的前期工作，总规划里程超过5,000公里，总投资估算超过8,000亿元。
图表27. 城镇化率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28. 城镇化率与人均基础设施投资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作者：（程漫江 叶丙南 李涛）
中国临近刘易斯拐点
程漫江 [ 2010-06-25 ]
中国面临刘易斯拐点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挑战
刘易斯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不同阶段决定了工业企业的边际劳动力成本，并由此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部门劳动力大量过剩，现代工业部门可以用最低工资水平获得劳动力无限制供给，工人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第二阶段，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可以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工业部门只有提高工资才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工人工资提高的上限是劳动力在工业部门中的边际生产力；第三阶段，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别消除，城乡保障差别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划分这三个阶段之间的两个拐点分别被称作第一和第二刘易斯拐点。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在相对长期内完成的，因此刘易斯拐点也不是一个确切的时点或者年份，而是一段时间区间。一般研究者往往从宏观经济结构比率上，例如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务农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等，来大致界定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区间。同时，相关劳动政策、立法的实施往往可以做为一些标志性事件。
日本、韩国等学者的一般研究认为，日本在1960-1970年间迈过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韩国在1980-1990年间迈过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从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下滑的斜率来看，日本和韩国都是在15%前后开始出现小幅平坦，10%左右出现短期的停滞，并在5%之后变得非常平坦。从务农人口在就业人口中占比下滑的斜率来看，日本和韩国都是在30-35%前后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并在15%之后逐渐稳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就已经下降到11.5%附近，此后几年一直徘徊在这一水平，但务农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在2008年仍为39.56%，考虑到农民工就业统计的不完善，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实际数字会略低一些，也已经接近了35%附近的水平。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来看，日本在1961年达到47%之后就开始逐步下降，而韩国在1985年之后接近40%，此后基本稳定，并在1995年之后逐步下降。中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在2007年占比达到49%，近两年已经呈现逐渐下降趋势。 中国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发生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出农民工从1997年的3,890万人增加到2005年1.3亿人，占乡村青壮年人口(20-50岁)比重从不到10%提高到40%左右。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研究认为，自2004年沿海部分地区发生民工短缺现象以来，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中国在2005年前后开始进入第一刘易斯拐点区间。据其调查统计，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22.0%。与上年相比，2004 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
可以认为，中国在2005年前后已经进入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区间。 图表1.农业产值在GDP中占比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2. 从事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3. 工业占比、出口占比、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长变化趋势
日本 韩国
1960 1965 工业占GDP比重，% 人均GDP (美元) GDP平均增速，% 出口占GDP比重，% 工业占GDP比重，% 人均GDP (美元) GDP平均增速，% 出口占GDP比重，% 工业占GDP比重，% 人均GDP (美元) GDP平均增速，% 出口占GDP比重，% 44.9 92 - - 46.5 471 8.8 10.7 16.5 156 - 3.2
35.1 97
1.9 - 46.4 920
10.5 20.2 106
5.9
8.3
1970
40.5 112
1975 1980 7.4 2.6 46.0 1,945 11.8 10.8 26.0 279 10.6 13.6 45.7 176 5.9 4.6 41.7 4,448 4.6 12.8 29.3 608 7.6 26.9
48.2 193
6.6 10.6 41.3 9,036
4.4 13.7 36.6 1,674 7.0
1985
42.9 292 10.8
9.9 39.9 11,153
3.1
1990 1995 2000 14.4 39.1 2,368 7.8 32.0 41.3 314 7.9 19.0 39.7 24,432 4.8 10.5 41.6 6,153 9.7 28.0 47.2 604 12.3 23.1 34.5 41,834 1.5 9.2 41.9 11,468 7.8 28.8
45.9 949
8.6
1985
42.9
292
10.8
9.9
39.9
11,153
3.1
1990
1995
2000 14.4 39.1 2,368 7.8 32.0 41.3 314 7.9 19.0 39.7 24,432 4.8 10.5 41.6 6,153 9.7 28.0 47.2 604 12.3 23.1 34.5 41,834 1.5 9.2 41.9 11,468 7.8 28.8
45.9
949
8.6
32.4
36,789
1.0
11.0
38.1
11,347
3.6
38.6
2005
47.7
1,715
9.6
37.4
30.5
35,627
1.3
14.3
37.7
17,551
4.5
39.3
2008
48.6
3,263
11.2
35.0
30.0
38,443
1.3
15.0
37.1
19,115
4.2
52.9
资料来源：CEIC，世界银行，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4. 中国外出农民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银国际研究
如果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人口负担轻，经济生产后有剩余，社会会存在比较高的储蓄率、积累率和投资率，经济增长函数中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本积累都可以得到满足，有助于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速。这种特定的人口结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额外部分，往往被叫做 “人口红利”。
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在1970-1975年突破10%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美国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工业化已完成（第二产业在GDP和就业中占比于1950-1955年达到顶峰而后持续下降），农业在GDP和就业中占比均在4%以下；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重在1985年前后超过10%，当时日本人均GDP超过1.1万美元，工业化也基本完成（第二产业在GDP和就业中占比于1970-1975年达到顶峰而后持续下降），农业在GDP和就业中占比分别为3.2%和9.3%；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在2000-2005年达到10%，在此期间人均GDP达到1.5万亿美元，工业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基本完成（第二产业在GDP和就业中占比于1990年前后达到顶峰而后持续下降）。主要工业化国家在人口老龄化到来之前基本完成工业化，实现了二元经济融合。
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发展历程不同，中国在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已经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在2008年达到9.5%，中国的小学毕业生人数在2000年达到最高点，中学毕业生人数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在2010年也将达到最高点，此后每年的新增劳动力人数将会逐年下滑。也就是说，中国在迈过第一个刘易斯拐点之后，仅有1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时期，可以利用宽松的储蓄和人力资本环境来实现产业技术升级。到2010年末，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4,000美元，但人口中位年龄将达到34.2岁，而日本人口中位年龄在1985年达到35.1岁时人均GDP1.1万美元，韩国与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相仿，但是他们的人均GDP已经接近2万美元。
按照目前各产业增加值增速和劳动力转移、增长速度，到2015年农业在中国GDP和就业中占比仍然达到8%和30%左右。诚然，中国存在人口基数大、地区发展不均衡的自身特点，仍然可以通过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发展的方式来延续增长。但面对未富先老的困境，中国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图表5. 65岁以上人口在人群中占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中银国际研究
刘易斯拐点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
1 劳资矛盾与劳动立法下推动工资水平上涨
在日本和韩国工业快速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出现过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并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日本和韩国政府都曾经陆续推行一系列的劳动立法，通过在社会最低工资、劳动保障、社会医疗等方面立法，用法律强制方式推动劳动者收入状况的改善，减缓社会贫富差距。
日本在1959年推出最低工资法，在1960年开始推行全覆盖式的社会保障政策，实现全民医疗和全民年金，设立农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基本法来扶持弱势企业，企业也逐渐开始实行年功序列制来防止熟练工人的跳槽，并于70年开始推行职业训练基本计划。韩国在全斗焕总统时期（1981-1987）进入工业化成熟期，在1985年之后开始逐步推行此前已经进行立法的全民医疗保险、国民年金和最低工资制等三项措施，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日本与韩国的福利保障制度类似，政府投入较少，社会保障制度侧重于由社团来承担保障责任，大企业保障体系完善，并成为保障其成员利益的最后单位。
近年来，中国城乡差距的存在导致全社会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9年已经达到0.47，社会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
2007年6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并颁布新《劳动法》， 2008年1月1日起实行。2010年以来，江苏、浙江、上海、北京陆续提高社会最低工资，提高幅度都在10%以上，部分省份超过20%，为2005年以来又一次大范围的调整；近两个月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社论不断深入；6月份，在中国雇用80万工人的富士康在珠三角地区将基层工人工资上调66%；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历时
六年修改完善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也有望于年内出台，这个标志性文件将类似于日本60年代推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的低端劳动力工资将进入快速上涨时期。
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今年两会上的提议，未来几年中国应建立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工资支付的保障机制和工资的集体协商机制；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够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40-50%的水平。目前全国主要省份平均最低工资标准（高低档平均）在630元/月，而社会平均工资在2,600元/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到社会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假定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完成全国总工会提出的建议目标，那么未来五年最低工资标准增长需要超越平均工资的增速，平均每年需要额外提高11%左右。同时，目前社会保险对中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民工覆盖率仍然较低，2009年雇主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7.6%和12.2%。未来五年中国将加快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险覆盖率有望较快提高，而社会保险费率（社会保险费占劳动工资比例）的目标水平估计在30%左右，这将明显提高企业的劳工成本。
图表6. 主要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经过社会立法的推动，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者在社会生产分配中获得比重迅速上升。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来看：日本从1961年的44%提高到1966年的47.6%，到1975年最高达到58.5%；韩国从1981年的38%提高到1983年的39.9%，并到1991年提高到45.9%。从制造业工资支出来看，日本整体制造业中工资成本占销售收入比重从1960年的11%提高到1975年的14.7%，其中劳动力密集型的服装业工资占比从1960年的13%提高到1975年的22%。韩国整体制造业的工资成本占销售收入比重从1981年的9.8%提高到1991年的14%。
过去一段时间，在工业化加速的进程中，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局面，从2000年51.8%下滑到2008年的46.7%，2005年以来，工资总额占工业企
业销售收入也持续在5%以下，即使考虑到社会保险费和其他劳务支出（合计约占工资基数的40%），劳动成本占销售收入比重也只不到7%。从这两项指标来看，中国劳动者报酬在收入中占比目前都处于较低水平。
我们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劳动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将提高到10%以上，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也会提高到50%以上。如果“十二五”期间年均GDP增速为8%，则劳动者报酬的年均增速应该达到10.6%。
图表7.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8.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占销售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CEIC，日本统计局，中银国际研究
2 劳动力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增大
经过第一个刘易斯拐点之后，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消失，在短时期内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难以实现，如果仍然继续推动制造业的扩张，维持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劳动力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日本CPI从1960年的0%上升到1963年的7.66%，韩国CPI从1987年的3%提高到1991年的9.3%。同时期全球范围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通胀，美国在1961-1963年的平均通胀率为1.5%，1987-1991年为3%。
2003年以来，中国重工业程度不断加深，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机械设备在制造业产出与出口商品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工资水平的提高始终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整体通胀压力较小。然而，与此伴随的是社会资源过度集中于投资领域，政府对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投资明显不足，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可持续性面临重大挑战。2004-2008年，制造业人均增加值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5.7%，而同期人均工资复合增长率达到17.3%，已明显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2008年以来，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许多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大幅放缓，但劳动工资增长下降幅度较小。以占出口四分之一的通信和电子设备业为例，2008年和2009年该行业人均增加值分别下降4.5%和增长2%，而人均工资在2008年同比增长23.6%，2009年增速估计仍然在10%以上。 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成本也将进入加速上升阶段，面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乏力，中国仍将面临较大的劳动力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
图表9. 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工资变动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10. 韩国劳动生产率和平均月薪变化（全部行业工人）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11.中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与人均工资增速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12. 中国重工业化倾向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面对低端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高，中国的未来几年将面对较大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大致来说，中国目前CPI构成中三分之一是食品，三分之一是制造业产成品，三分之一是服务项目，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这三部分的影响不完全相同。
食品价格更多受到粮食价格的影响，中国非常重视粮食安全，连年的丰收使得国家队粮食价格具有一定的抗风险控制能力，而且城镇化的加速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中国制造业整体出口依存度较高，产能过剩较为严重， 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向最终商品销售价格的传导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减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体现为资本利润率的下降。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价格的影响则会比较明显。劳动力成本在服务业营业收入中占比相对更高，在20%左右，而服务类商品在CPI中占比估计35%左右。简单静态分析，由于服务业提价相对比较容易（除政府管制行业外），假定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使服务业企业提高价格以保持利润额不变，那么劳动力成本每上升10%将推动服务价格上涨2%，考虑到价格传导可能不具完备性将推动CPI增速约提高0.5-0.7个百分点。 图表13. 劳动力成本与主要服务类消费价格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危机后2009年中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严重恶化了通胀预期，09年下半年持续加剧的房屋泡沫和2010年以来的杂粮价格飞涨已经需要政府出台严厉的管制措施才能得以控制。通胀作为一种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的工具，对以劳动报酬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非常不利。恶性通胀使得劳动者储蓄贬值将会严重损害消费能力的持续增长，使得中国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难以推行。在通胀预期恶化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必须持续保持偏紧的货币政策，有效控制通胀预期，避免劳动力成本推动下的通胀与恶性通胀预期交互影响的螺旋型上涨出现，引发恶性通胀和随后的滞涨局面。 图表14. 货币供应量、真实GDP增速和通胀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3 本币升值趋势持续
日本和韩国都相继采用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策略，国内制造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力于出口的快速增长，在刘易斯拐点前后时期，日本和韩国都出现了持续的出口顺差。同时伴随着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日元和韩元也出现持续升值的过程。1971年之前，布雷顿森林体系仍然存在，日元对美元汇率固定在350附近，但日元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仍然从1964年的53.6缓慢上升到1970年的59.7，到1973年快速上升到75.6。韩元汇率并未出现大幅的长期升值，但在1987-1989年间，韩元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也从86上升到111.8。
人民币加入WTO之后，经常帐户顺差持续扩大，2005年汇改以后，也出现了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趋势，后因为全球经济危机而重新维持与美元汇率的稳定，实际有效汇率也跟随美元波动。2010年以来，随着危机的逐渐平复，人民币升值预期再度加强，外汇占款增加迅速。未来几年，随着中国国内消费的增长，贸易顺差将会逐渐下降，但资本项下的流入仍将持续增长。通过推动人民币贸易结算、扩大境外人民币数量、加快减少贸易顺差，会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未来几年人民币将呈现缓慢升值的态势。
图表15. 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16. 日元、韩元名义有效汇率指数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17.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名义有效汇率指数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劳动力成本压力下的产业结构升级
日本、韩国在刘易斯拐点之后用了十多年时间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从最初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品，到中期资本密集型重化工、重工业，再到后来技术创新的电子电器、机械设备和交通设备。
日本的制造业结构来看，在1960年之前，食品饮料、纺织品等在日本制造业中比重较高。1960-65年前后，金属、化学、石化等重化工产品占比明显提高。1980年之后，随着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电子设备等占比持续提高。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相应的是出口结构和股票行业表现。1965年前后，日本出口品中金属、纺织品占比较高，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机械设备、电子设备、交通设备、家
用电气和汽车等出口比重持续提高。股票市场表现来看，1982年-1985年期间，表现最好的行业是信息通信和航空，一个是新兴行业，一个是因为日元升值。
韩国制造业结构变化跟日本非常类似，同样是食品饮料、纺织品等比重下降，而石化、金属及其制品、机械、电子设备、交通设备则成为其重要产业。在出口产品结构上也有类似的表现。从股市行业表现来看，1985-1990年间，表现最好的行业是造纸、交通仓储和金融。此外，建筑、批发、基本金属的表现也超过了大盘。 图表18. 日本制造业结构变动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19. 韩国制造业结构变动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中国未来几年将面对低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局面，我们利用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企业经营指标分析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不同制造业盈利的影响。由于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企业平均工资和就业人数可能未包括企业全部劳动成本和从业人员，估计的影响可能会偏低一些。
我们以2009年数据为例进行了静态分析。假定2009年平均工资增长率相比实际情况（基准情况）高出10%，那么制造业利润相比基准情况下滑8.6%，利润率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降幅较大的行业是纺织业、服装、皮毛羽绒制品、家具、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通信和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工艺品及其他制造。另外我们也分析了社会保险费率提高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假定目前各行业社会保险费率在15%左右（按各地规定在25%-35%之间，但覆盖率仍然较低，我们估计目前全国平均社会保险费率在15%左右），假定未来三年年均提高5个百分点。相比基准情况，制造业利润将下滑3.8%，利润率下降0.2%左右，其中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通信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设备降幅相对较大。需要注意的是，由于2009年石油、化工、钢铁、有色等周期性行业盈利较差，以2009年数字静态分析估计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这些行业盈利的影响可能会偏大一些。 图表20.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利影响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城镇化进程是中国可以依赖的制度红利
理论上说，在经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后的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劳动力增加依赖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以过剩劳动力形式释放出来。反向来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是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也意味着城乡二元经济的融合、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差异的缩小。
尽管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农业在经济中比重快速下降，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一直比较滞后。由于对劳动力素质投资不足和社会保障体系缺失，大量农民工仍然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乡之间，并未真正实现人口的城乡和产业转移。
中国农业生产仍基本延续粗放经营方式，对化肥等物质投入依赖度较高，机械化程度较低，农业生产率提升比较缓慢，成为影响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根据官方统计计算，1992-2008年间，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化肥用量年均增长3.5%，而同期单位面积谷物产量年均增速只有1.7%。通过对比中美小麦、玉米成本结构我们发现，人工成本在中国粮食种植成本中占了三分之一，而在美国占比不到十分之一；相对应的，机械成本在中国小麦种植成本中不到四分之一，在中国玉米种植成本中占比只有13%，而在美国小麦和玉米种植成本中占比分别达到35%和25%。目前中国农业单位就业GDP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15.6%，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时30-40%的水平，而农业人均工资水平已经达到工业人均工资的48.8%和部分服务业的35.7%。从美国长期经验来看，农业产出的增长依赖于生产率的提高，而非投入尤其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1948-2009年美国农业产出年均增长1.57%，其中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均为负贡献，分别为-0.51和-0.09个百分点，物质消耗投入因素贡献了0.66个百分点，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1.52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近97%。 图表21. 中国农业化肥投入与谷物产量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22. 中国和美国小麦与玉米种植成本结构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23. 中国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24. 主要因素拉动美国农业产出增长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中国城镇化进程也呈现出粗放式扩张的特点，城镇劳动力扩张较快，而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却非常滞后，成为抑制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根据统计局信息，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达到46.6%，而非农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为33.5%，明显低于城镇化率。社会保障覆盖率水平更远远低于城镇化水平。2009年，中国劳动者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只有23.1%，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覆盖率仅16.5%，失业保险覆盖率为1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保体系覆盖的居民消费比率可以得到有效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 图表25. 中国城镇化率与非农户籍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26. 中国城镇化率与社会保障覆盖率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和经济结构调整可能带来的传统增长动力减缓，中国需要加快城镇化进程，一方面可以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另一方面为城镇新一轮产业升级补充劳动力，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城镇消费和基础设施投资。
从经验来看，过去几年来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拉动则更加明显。按照我们简单测算，过去十年城市化拉动中国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6个百分点，由此拉动GDP增长年均增长约0.7个百分点。其中大城市居民消费受惠最为明显，以北京、上海和天津为例，过去十年由
于人口机械增加拉动以上城市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5、2.2和1.7个百分点，由此拉动GDP增长约0.5、0.8和0.5个百分点。假定未来由于人口转移使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年均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约1.2个百分点，由此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
城镇化对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拉动不言而喻。“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小城镇化将加速推进，这将带动一部分基础设施投资；而城镇化进程中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也将刺激部分基础设施需求。以汽车为例，在城镇化进程中，汽车消费直接带动对道路交通的需求，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完成反过来也能刺激汽车消费。以电力为例，随着人均收入提高，人均电力消费将稳步增加，这将拉动电力供应和投资的增加。我们的研究显示，随着人均GDP和城镇化率提高，人均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也将不断提升。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不同地区之间、中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还存在巨大差距，部分中西部省份如河南、贵州、甘肃的人均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不到东部发达地区如上海、天津的四分之一。目前，多个省份出台了区域发展和产业转移规划，这些区域规划均涉及到加快周边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加速服务业的发展。在新产业集群形成之前，各地首先会大力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上投融资体制原因，地方政府未来投资冲动仍相当强烈。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例，目前全国4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25个城市正在进行轨道交通的前期工作，总规划里程超过5,000公里，总投资估算超过8,000亿元。
图表27. 城镇化率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28. 城镇化率与人均基础设施投资
资料来源：CEIC，中银国际研究
作者：（程漫江 叶丙南 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