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经》时代，文学本身的审美特征还没有被人充分认识，其作品的大多数是人们自发的创作。不过，《诗经・秦风・蒹葭》倒是一个特例，因为它创造了耐人寻味的意境，展现了一种朦胧美，这在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中，相当少见。
以前的文学研究往往集中在这三个方面：其一，爱情怀人赏析，包括诗的主旨的确定、心理学层面的分析、感悟式的审判赏析；其二，作为一种人类悲剧模式的简析；其三，对《蒹葭》的集评、集释、考证等。但是从文学创作与批评史的角度探讨其审美特质的文章，却不多见。本文打算从这个意义上对这个问题作些探讨。
关于《蒹葭》的主题，向来众说纷纭。古文经学家认为这是“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１］汉之郑玄、清之魏源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学说。但“五四”之后，许多学者对这种深求微言大义的说法提出反驳。余冠英就认为“这是一首情歌”；邓荃、林庚、冯沅君等都认为“这是寻访意中人而无所遇的诗”；闻一多先生曾说，《蒹葭》究竟“隐逸还是怀春”难以确定；钱钟书说“在水一方”为“企慕之象征”，略嫌西化。现在一般把《蒹葭》看诗的确非常美，但我以为这是审美高度的美，与单纯的感受式的美感还是不同的。诗的开始就以清丽的笔触描绘了一副晚秋蒹葭怀人图：在已经苍凉凄清的晚秋早晨，蒹葭依然非常茂盛，晶莹的露水凝结成霜花。主人公徘徊在迂回曲折的河流岸边，仿佛寻找自己所爱的人。自己思念的
人究竟在何处，他不知道。他想沿着曲折的河流逆流而上去找她，但道路既险阻又遥远；想顺流而下寻找自己的梦中人，但又仿佛在河流的中央，可望而不可即。全诗就笼罩在这样一种苍茫凄清的氛围与格调中，主人公不断地反复咏叹，从拂晓到日出，他都难以从这种情景中摆脱出来。由此，人们把它看作一首失恋的恋歌应该说大致不成问题。
但是，问题恰恰就在这里，首先“所谓伊人”的“伊人”究竟是女性还是男性，诗中并没有指明。“伊人”就是所思念的人，通过诗歌表面的情况来了解抒情主体，也无法得到确定性的答案。根据其使用法，一般认为伊人往往用在女性或者隐士身上。但是文本只可能有一个情况，像《毛诗正义》讲的“所谓是知周礼之贤人，乃在大水之一边”，［１］这肯定是牵强附会。倒是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者提供了情况。刘毓庆先生在考察水的神话意象时发现，水与原始的婚姻制度密切相关，这是原始人类要生存下去所必须进行的性禁忌与原始女性隔离制度。女性一般被隔离在四周有水，中央是陆的高地，后来演化成水上学宫，天子叫辟雍，诸侯叫泮宫。例嫁给他。舜则
“嫠降二女于沩
作求偶不得而苦闷惆怅的恋歌的人居多。如尧把舜看作自己的接班人，将两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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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诘的诗中除有画外，还有乐理和禅趣，诗人的禅悟常常把精神的境界升华，为客观事物增加了更高一层的美感。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浅议王维诗中的浪漫主义情结
文／郑千里 丁 薇
常和谐。更为重要的，《蒹葭》有可能根本就超越了诗人单纯对于恋人的思念，而转化成为对于所要求的人生意境的追求，如果主人公由于现实的阻隔真正实现了一种跃升，那便是成为一种理想。所谓“伊人”不过是这理想的现实投影，这是不能相处在一起的恋爱男女的常见现象。正是他的追求如此执着，在现实与理想的交织痛苦中这位男性痛定思安，恋人已经虚化，痛苦已经过去，在理想的虚无找到了它的意中虚象，伊人已经从实体转向了意象，经过萧瑟凄凉的蒹葭秋水，它得到了无限升华，成为审美的境界了。这种虚实相生的境界，昭示了意境学说的无限活力与光辉前途，以致后来成为中国艺术的根本精神。
文学的基本特质就是审美，诗人的审美直觉引导了文学批评的方向，对于超越先秦时代过分功利的政教文化传统，形成一种真正意义的文学审美传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为此，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才能明了它的重要性。现在中国文学的教材一般对于《诗经》的强调集中在《国风》，而对于《雅》《颂》的注意
不够。《国风》的诗歌大多是言志作品，美刺作品也不在少数，总之，诗之言志与美刺几乎是其基本功能，文学的审美几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后来儒家的诗教传统就是沿用了这个政教文化传统；道家是反儒家的，但也是反文艺的，虽然庄子的文风开辟了艺术的、审美的文化传统；而墨家与法家本来就是反文艺的。在春秋战国时代，《诗经》本来就是士大夫显示自己修养的工具，他们大多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庆舍之士谓卢蒲葵曰：男女辨姓，子不辟（避）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说尽了春秋士大夫的功利态度。即使圣如孔子也说过“兴观群怨”，又极功利地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４］罗根泽先生说，“诗人的意见可以分为五类，言志主义只有两类，功用主义倒有三类。志不仅包括性情，也包括理智，理智的发展偏于事功，所以严格地说，言志之中还有一半的功用成份。最早的批评家更偏重功用一方面。”［５］明了当时的社会文化
王维，字摩诘，盛唐艺术家。一生半官半隐，仕时官至右丞，“布施仁义，活国济人”；隐时逸居蓝田辋川，多写隐逸生活和谈禅说佛之作。“浮舟往来，弹琴赋诗”，“谈玄终日以为乐”，因此，在他的艺术作品中，常常渗透着一种浓郁的佛学思想和浪漫主义的情结。
摩诘擅诗、画、乐、舞、书，唯诗流传。诗是中华文化的血脉，是民族精神的浓缩。偶尔孤灯翻黄卷，读读摩诘的诗，如品香茗，观丹青，味淡而悠长。作为吮吸着盛唐社会高度发展的文化乳汁成长起来的全能艺术家，以诗人的敏感捕捉异样感背景，便可以了解《蒹葭》及其诗人的审美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论意义。
总之，《蒹葭》是耐人寻味的，它的空灵飘渺的非凡意境，它的朦胧模糊的韵外之致，它的包含人性的永恒追求，使得它魅力无穷、千古流传。
参考文献：
［１］毛亨：《毛诗注疏》卷第六（六之四）［Ａ］，见《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２２页。
［２］刘毓庆：《中国文学中水之神话意象的考察》［Ｊ］，《文艺研究》，１９９６．１。
［３］左丘明：《左传》［Ｍ］，岳麓书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０２５页。
［４］孔子：《论语选录》［Ａ］，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６页
［５］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Ｍ］，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６页。
作者简介：李 展，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山
东泰安泰山学院中文系教师。
编辑；李晓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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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经》时代，文学本身的审美特征还没有被人充分认识，其作品的大多数是人们自发的创作。不过，《诗经・秦风・蒹葭》倒是一个特例，因为它创造了耐人寻味的意境，展现了一种朦胧美，这在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中，相当少见。
以前的文学研究往往集中在这三个方面：其一，爱情怀人赏析，包括诗的主旨的确定、心理学层面的分析、感悟式的审判赏析；其二，作为一种人类悲剧模式的简析；其三，对《蒹葭》的集评、集释、考证等。但是从文学创作与批评史的角度探讨其审美特质的文章，却不多见。本文打算从这个意义上对这个问题作些探讨。
关于《蒹葭》的主题，向来众说纷纭。古文经学家认为这是“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１］汉之郑玄、清之魏源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学说。但“五四”之后，许多学者对这种深求微言大义的说法提出反驳。余冠英就认为“这是一首情歌”；邓荃、林庚、冯沅君等都认为“这是寻访意中人而无所遇的诗”；闻一多先生曾说，《蒹葭》究竟“隐逸还是怀春”难以确定；钱钟书说“在水一方”为“企慕之象征”，略嫌西化。现在一般把《蒹葭》看诗的确非常美，但我以为这是审美高度的美，与单纯的感受式的美感还是不同的。诗的开始就以清丽的笔触描绘了一副晚秋蒹葭怀人图：在已经苍凉凄清的晚秋早晨，蒹葭依然非常茂盛，晶莹的露水凝结成霜花。主人公徘徊在迂回曲折的河流岸边，仿佛寻找自己所爱的人。自己思念的
人究竟在何处，他不知道。他想沿着曲折的河流逆流而上去找她，但道路既险阻又遥远；想顺流而下寻找自己的梦中人，但又仿佛在河流的中央，可望而不可即。全诗就笼罩在这样一种苍茫凄清的氛围与格调中，主人公不断地反复咏叹，从拂晓到日出，他都难以从这种情景中摆脱出来。由此，人们把它看作一首失恋的恋歌应该说大致不成问题。
但是，问题恰恰就在这里，首先“所谓伊人”的“伊人”究竟是女性还是男性，诗中并没有指明。“伊人”就是所思念的人，通过诗歌表面的情况来了解抒情主体，也无法得到确定性的答案。根据其使用法，一般认为伊人往往用在女性或者隐士身上。但是文本只可能有一个情况，像《毛诗正义》讲的“所谓是知周礼之贤人，乃在大水之一边”，［１］这肯定是牵强附会。倒是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者提供了情况。刘毓庆先生在考察水的神话意象时发现，水与原始的婚姻制度密切相关，这是原始人类要生存下去所必须进行的性禁忌与原始女性隔离制度。女性一般被隔离在四周有水，中央是陆的高地，后来演化成水上学宫，天子叫辟雍，诸侯叫泮宫。例嫁给他。舜则
“嫠降二女于沩
作求偶不得而苦闷惆怅的恋歌的人居多。如尧把舜看作自己的接班人，将两个女儿
美与时代 ２００４．１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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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Ｗ
Ｅ
Ｎ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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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诘的诗中除有画外，还有乐理和禅趣，诗人的禅悟常常把精神的境界升华，为客观事物增加了更高一层的美感。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浅议王维诗中的浪漫主义情结
文／郑千里 丁 薇
常和谐。更为重要的，《蒹葭》有可能根本就超越了诗人单纯对于恋人的思念，而转化成为对于所要求的人生意境的追求，如果主人公由于现实的阻隔真正实现了一种跃升，那便是成为一种理想。所谓“伊人”不过是这理想的现实投影，这是不能相处在一起的恋爱男女的常见现象。正是他的追求如此执着，在现实与理想的交织痛苦中这位男性痛定思安，恋人已经虚化，痛苦已经过去，在理想的虚无找到了它的意中虚象，伊人已经从实体转向了意象，经过萧瑟凄凉的蒹葭秋水，它得到了无限升华，成为审美的境界了。这种虚实相生的境界，昭示了意境学说的无限活力与光辉前途，以致后来成为中国艺术的根本精神。
文学的基本特质就是审美，诗人的审美直觉引导了文学批评的方向，对于超越先秦时代过分功利的政教文化传统，形成一种真正意义的文学审美传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为此，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才能明了它的重要性。现在中国文学的教材一般对于《诗经》的强调集中在《国风》，而对于《雅》《颂》的注意
不够。《国风》的诗歌大多是言志作品，美刺作品也不在少数，总之，诗之言志与美刺几乎是其基本功能，文学的审美几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后来儒家的诗教传统就是沿用了这个政教文化传统；道家是反儒家的，但也是反文艺的，虽然庄子的文风开辟了艺术的、审美的文化传统；而墨家与法家本来就是反文艺的。在春秋战国时代，《诗经》本来就是士大夫显示自己修养的工具，他们大多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庆舍之士谓卢蒲葵曰：男女辨姓，子不辟（避）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说尽了春秋士大夫的功利态度。即使圣如孔子也说过“兴观群怨”，又极功利地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４］罗根泽先生说，“诗人的意见可以分为五类，言志主义只有两类，功用主义倒有三类。志不仅包括性情，也包括理智，理智的发展偏于事功，所以严格地说，言志之中还有一半的功用成份。最早的批评家更偏重功用一方面。”［５］明了当时的社会文化
王维，字摩诘，盛唐艺术家。一生半官半隐，仕时官至右丞，“布施仁义，活国济人”；隐时逸居蓝田辋川，多写隐逸生活和谈禅说佛之作。“浮舟往来，弹琴赋诗”，“谈玄终日以为乐”，因此，在他的艺术作品中，常常渗透着一种浓郁的佛学思想和浪漫主义的情结。
摩诘擅诗、画、乐、舞、书，唯诗流传。诗是中华文化的血脉，是民族精神的浓缩。偶尔孤灯翻黄卷，读读摩诘的诗，如品香茗，观丹青，味淡而悠长。作为吮吸着盛唐社会高度发展的文化乳汁成长起来的全能艺术家，以诗人的敏感捕捉异样感背景，便可以了解《蒹葭》及其诗人的审美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论意义。
总之，《蒹葭》是耐人寻味的，它的空灵飘渺的非凡意境，它的朦胧模糊的韵外之致，它的包含人性的永恒追求，使得它魅力无穷、千古流传。
参考文献：
［１］毛亨：《毛诗注疏》卷第六（六之四）［Ａ］，见《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２２页。
［２］刘毓庆：《中国文学中水之神话意象的考察》［Ｊ］，《文艺研究》，１９９６．１。
［３］左丘明：《左传》［Ｍ］，岳麓书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０２５页。
［４］孔子：《论语选录》［Ａ］，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６页
［５］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Ｍ］，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６页。
作者简介：李 展，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山
东泰安泰山学院中文系教师。
编辑；李晓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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