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郦久蒋莉
《现代国际关系》 2001年12期
2001年7月16日，江泽民文席和普京总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中俄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更加稳定和繁荣的新阶段。
一、摒弃对抗思维探讨国际安全协作新模式
中俄自90年代以来，一直是根据两国的根本利益需要和变化着的世界来规划双边关系未来，促进两国关系一步步朝着既有利于双方、也有利于世界的方向发展。从1991年建立正常国家关系，到后来确立睦邻友好、建设性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直到本次首脑会晤签署新《条约》，这一进程充分反映了中俄两国元首、政府和人民决心开辟两国关系新未来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双方希望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民主、稳定的国际关系新体系的共识和追求。
中俄在各自的对外战略中，均不以夺取针对对方或在国际社会中的优势地位为宗旨，都坚持把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机结合起来。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中俄关系及国际关系、建立国际安全新秩序的基本准则，认为它既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也充分反映了新时期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俄罗斯2000年7月提出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也强调，俄外交的宗旨之一是“建立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首先包括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则）及平等的伙伴式国际关系为基础的稳定、公正和民主的国际秩序”（注：俄新社2000年7月11日电。）。中俄都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以实力角逐和夺取实力优势为核心的旧安全观，坚决放弃对抗和冷战的思维，破除“唯武器论”，提倡以谈判和对话方式维护和促进国际和平。
过去国际政治和军事集团化导致两极长期对立，造成在苏美“保证相互摧毁”前提下脆弱的“战略平衡”局面，和平实际上被笼罩在战争和冲突的阴影之中，世界大量的财富被两极对抗所消耗，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因此受到限制，国际贫富差距拉大。在新时期，中俄首先以史为鉴，坚决摒弃结盟对付第三国的冷战思维模式，不以“实力”作为谈判和解决问题的依据。从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入手，双方通过谈判切实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根本问题，尝试建立符合两国关系实际的信任机制，从而使双边关系达到了真正平等、互利、理性、稳定的水平。譬如中俄通过谈判大幅裁判两国边境驻军，使之达到维护边境安全所需的正常水平；通过“上海五国”机制，解决中国与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划界及边境地区安全问题。中俄双方从两国关系的发展中深切认识到，国际间的分歧也应以同样的方式来解决，军事结盟或炫耀武力难以保障国际安全，平等对话和协作才是建立彼此信任、保障国际安全的佳径。
中俄都以新观念、新视角看待不断变化的世界，所以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比较接近或一致，这为两国提供了开展各类协作的基础“平台”，但这种协作是“因事而发”，“事终而止”，不以立场相同而搭建针对它国的“联盟”。中俄一致反复强调维护反导条约的重要性，因为双方认为这是经过长期谈判达成的防止国际间更大规模军备竞赛、维护国际安全的基础性条约之一，如果轻易否定它，就会给国际削减和限制战略武器（包括外空武器）进程以沉重打击，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中俄一致认为美国扬言不惜废除反导条约搞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是危险的，会对现有的国际战略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但中俄不会因双方在上述问题上立场相近或一致而结成“反美联盟”，而是通过彼此的密切磋商和协作，力求使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中俄对北约作为旧军事组织的存在和扩大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应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散。北约在发展“和平伙伴关系”的幌子下行扩大成员之实，在东欧及其他地区制造“人为的”“安全边界”，实际上在为各有关地区制造矛盾，以便于美相机介入。新时期应有新思路，新机制，继续沿用旧思维、旧机制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新问题，必然会陷入保守和僵化，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对。布什政府大搞“单边主义”，在维护反导、核禁试、生物武器和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和公约方面的“自私自利”，不仅引起中俄两国的反对，也已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中俄不会再用“结盟”的旧模式套住双方的手脚，而是根据变化着的世界不断调整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地加强两国的战略协作，以应对国际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局面，这是中俄针对新时期国际安全环境变化所选择的恰当应对模式。
二、致力世代友好奉行永不为敌的睦邻政策
中俄作为相邻大国，和则“两旺”，争则“两伤”，这是过去双边关系的深刻教训，也是国际关系的普遍启示。基于这样的认识，两国决心建立面向新世纪，面向未来的牢固的中俄关系基础，克服重重困难解决可能影响两国关系的棘手问题。
在新条约中，关于双边政治关系进一步突出了以下三点：
第一，正确对待和尊重两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中俄有着较大的文化历史源渊差异，也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经历，历史和现实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人文传统和精神等。目前，中俄都处于政治、经济制度的探索发展过程中，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十分重要。俄试图通过改革建立国家权力相对集中、公民享有直接选举权的社会民主制度，实行“渐进、可调控的自由市场经济”，奉行欧亚并重，适度向欧洲和独联体倾斜的外交方针，其最终目的是尽快恢复应有的大国强国地位。中国则坚持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在20多年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丰硕成果，和平外交政策开创了新局面，综合国力亦大幅提升。中俄在探索国家发展道路上，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两国都恪守互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的原则。作为两个大国，双方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即都不愿听命和依附于其他国家，也不愿与任何国家搞对抗。正如新条约第三条指出的：“缔约双方相互尊重对方根据本国国情所选择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人民日报》2001年7月17日，第1版。）两国愿通过相互尊重、借鉴和支持，达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目的。
第二，互以对方为地缘战略“支撑点”，在维护各自和对方的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加强协作。中俄有4249公里的边界线及横跨欧亚的26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对维护东亚地区和全球安全具有巨大战略意义。中俄长期友好相处，彼此信任，既可减少维护边界安全的开支，还可为两国各自和共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增加战略筹码。和平、友好、稳定、繁荣的俄罗斯可以成为中国北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成为地缘安全战略的可靠后方，相反，中国也可成为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发展的可借助因素及安全后方。作为两大邻国，中俄在一定程度上为对方提供安全是条约中的重要相互承诺。条约第八条第九条分别表明，中俄互不允许本国领土作为任何个人和组织从事损害对方安全利益的基地，如果一方安全受到威胁，双方“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人民日报》2001年7月17日，第1版。），以找到解除威胁的办法。这一承认对密切双方关系，加强相互安全合作有着特殊的意义。
第三，决心解决遗留领土问题，根除产生冲突的隐患。在国家关系中领土问题往往是最敏感、最易引发冲突、也是最难解决的，中俄之间亦不例外。两国领导人本着建立中俄长期友好合作的愿望，以双边关系大局为重，从一开始就没有回避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而是将其作为建立双边信任的中心环节认真对待，经过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完成了约98%R的边界划分和标界工作，所剩部分的谈判也在积极进行。条约第六条中双方即宣布“相互没有领土要求”（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人民日报》2001年7月17日，第1版。）。中俄两国元首在所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也指出，愿本着建设性和务实精神，就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加快制定相互都能接受的理想解决方案。普京的近期谈话中预言，中俄“能在一年内就所剩两处边界达成一致”（注：俄新社网站2001年7月18日。）。这一切都表明中俄两国以谈判方式解决边界问题，为长期睦邻友好关系夯实基础的决心。
三、加强互利合作推动全方位文明交流
中俄有着巨大的互利合作潜力。这体现在两国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双方迄今建立的良好关系，为充分开发和利用两国的合作潜力开辟了广阔前景，并逐步向规范化和实效化方向发展。
以《条约》为契机，中俄将在现有机制基础上，对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审视，并制定一系列新的合作蓝图。在经济与科技领域，两国政府正积极采取措施，加快启动已通过可行性论证的骨干合作项目，如合作开发俄伊尔库茨克—萨哈油气区，建设油气管线进入中国（并继续延伸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工程；加紧在两国境内建立或完善一批科技合作示范基地和科技园区，如在俄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拟建中俄科技园区，在北京、哈尔滨、西安、上海、烟台和无锡等地已经和拟建科技对口孵化区。在核能、电力、电信、信息产业、能源机械制造、联合制造民用飞机和船舶、和平开发宇宙空间等领域，中俄都在探讨新项目。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互补潜力巨大，双方的科研单位和企业都有浓厚的合作开发积极性，新条约的签定将会为其提供新动力。双方政府还准备加紧工作，以完善银行相互结算机制，改善投融资服务质量，提高中俄商业仲裁机制的效率，拓宽信息保障渠道，为两国经贸和科技的交流创造良好条件。
中俄边境地区经贸合作是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贸易额占到双边贸易总额约80亿美元的30%左右，约25亿美元。近年来两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为规范边境地区双边交流做了大量工作，签署了包括人员往来、商品进出口、界河环保、交通设施建设和利用、森林和动植物保护等一大批合作议定书，使双边的人员往来和货物交流渠道逐渐畅通和规范。俄方在远东地区举办了各类中俄双边或多边参加的经贸洽谈会、研讨会，中方的“哈（尔滨）洽会”、“乌（鲁木齐）交会”等立足边境地区，辐射两国邻近和内陆腹地的科工贸交易会有力地推动着中俄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中俄新条约对两国边境地区今后全面合作予以更加明确肯定和支持，这将对促进双方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繁荣产生长远影响。
在国际经济领域，双方将携手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不违反有关国际公认“游戏规则”和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前提下，对产生于双方间的经贸纠纷等尽力采取协商办法加以解决，避免任何形式的相互制裁措施。在加入国际组织等方面，双方将尽可能给对方以便利和帮助。如在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中国在成为该组织成员后，也将积极促进俄尽快加入。
中俄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有些方面也各具特色，双方将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彼此交流、借鉴和学习。现在每年都有成百上千个代表团组和演出团体到对方国家进行交流，这对加深中俄两国关系，促进民间了解非常重要。中俄司法部门之间已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特别是中俄公安和内务部门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震慑了犯罪分子，取得一定成效。今后，双方在这方面合作力度将会逐步加大。
四、消除不利因素开辟互信合作新阶段
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是双方不断克服各自及共同面临的困难，不断排除可能影响两国关系发展不利因素的结果。新条约的签署就是对这一过程的总结和继承，它表明中俄两国将一如既往、实事求是地克服双边关系发展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因势利导地推进两国关系朝着既定目标迈进。就最近的将来看，中俄关系可能面临的主要考验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能否防止第三国离间。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不仅在两国国内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迎，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认为这是两个相邻大国在新时期以新思维建立国家关系的成功探讨。但同时也有些仍未摆脱冷战思维影响的国家或政府，对中俄关系正常发展感到不安，在他们看来中俄越疏远，他们就越容易利用双方的距离“打牌”，所以千方百计在中俄关系中打进“楔子”，施出各种策略和手段，如资助反对中俄友好的个人或团体发表挑拨性文章，有意离间中俄。有的国家交替使用“拉俄孤中”或“亲中疏俄”策略，意在中俄间制造矛盾。迄今为止，中俄都成功地顶住了这些“离间”行为，使两国关系得以稳定发展。然而，中俄间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的同时，毕竟也有大量各自的利益侧重，在处理这些不同利益，特别是可能涉及到中俄间另一方的利益时，能否采取明智措施，有效防止第三国或明或暗的离间，将直接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对此，中俄两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二是能否排除狭隘民族（利己）主义干扰。俄政治研究所所长谢·马尔科夫指出，中俄条约的签署“将结束30年前曾一度引发冲突的政治争论，为两国建立全面互利合作关系创造良好前提”（注：Росси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СМИ.07.17.2001.）。中俄关系是本着“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双方通过签署条约正式宣布相互没有领土要求，这是“结清历史旧帐”的重要标志和庄严承诺。但目前俄仍有一些人无中生有地认为，中国会对俄提出领土要求，甚至认为中国“正在有计划地向俄进行经济移民”，并且妄自推断中国将来由于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必然会向俄进行“人口扩张”，将俄资源“据为己有”，等等。散布这些言论的目的就是要继续宣扬“中国威胁论”，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设置障碍。有些人完全是从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观念去看待中俄关系的发展趋势，用“俄国吃亏论”看待中俄经济合作，以便达到他们捞取政治选票或讨好西方某国等目的。对此亦应有所警惕。
三是能否完善已有的互信机制。中俄已建立保持两国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基本运作机制，它包括中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及其6个分委会，两国政府部委、党派、社会和学术团体、企业等各级各部门之间的会晤机制。这些机制是中俄关系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推动中俄关系走向未来的主要动力源。但是这些互信合作机制还处在基础阶段，许多方面尚在摸索，因此如何完善这些机制，能否根据两国关系发展的实际需要建立新的更为有效的机制，将直接关系到中俄关系的未来前景。如果不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提出新思路，建立新机制，中俄关系就会渐渐失去推动力乃至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双方有关部门应当经常思考和注意的问题。
总之，中俄两大国从双边现实和长远利益出发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既是对变化了的世界的恰当反应，更主要的是向世界表明中俄致力于和平友好和维护国际安全的真诚愿望及决心，因此，条约的签署引起了国际社会正面而积极的反应。就连一些担心中俄“结盟”的国家在条约公布后也表示了理解，可见中俄两国在新时期如何建立国家关系方面的积极探索，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肯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中俄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因此“保持睦邻友好是很重要的”，它不会对美国及其有关发展计划“构成特别威胁”（注：新华社华盛顿2001年7月18日电。）。事实将会表明，使中俄友好成为新世纪国际关系中互利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不仅会造福于两国人民，也会造福于世界。
作者介绍：王郦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欧亚室研究员蒋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欧亚室副研究员
作者：王郦久蒋莉
《现代国际关系》 2001年12期
2001年7月16日，江泽民文席和普京总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中俄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更加稳定和繁荣的新阶段。
一、摒弃对抗思维探讨国际安全协作新模式
中俄自90年代以来，一直是根据两国的根本利益需要和变化着的世界来规划双边关系未来，促进两国关系一步步朝着既有利于双方、也有利于世界的方向发展。从1991年建立正常国家关系，到后来确立睦邻友好、建设性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直到本次首脑会晤签署新《条约》，这一进程充分反映了中俄两国元首、政府和人民决心开辟两国关系新未来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双方希望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民主、稳定的国际关系新体系的共识和追求。
中俄在各自的对外战略中，均不以夺取针对对方或在国际社会中的优势地位为宗旨，都坚持把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机结合起来。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中俄关系及国际关系、建立国际安全新秩序的基本准则，认为它既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也充分反映了新时期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俄罗斯2000年7月提出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也强调，俄外交的宗旨之一是“建立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首先包括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则）及平等的伙伴式国际关系为基础的稳定、公正和民主的国际秩序”（注：俄新社2000年7月11日电。）。中俄都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以实力角逐和夺取实力优势为核心的旧安全观，坚决放弃对抗和冷战的思维，破除“唯武器论”，提倡以谈判和对话方式维护和促进国际和平。
过去国际政治和军事集团化导致两极长期对立，造成在苏美“保证相互摧毁”前提下脆弱的“战略平衡”局面，和平实际上被笼罩在战争和冲突的阴影之中，世界大量的财富被两极对抗所消耗，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因此受到限制，国际贫富差距拉大。在新时期，中俄首先以史为鉴，坚决摒弃结盟对付第三国的冷战思维模式，不以“实力”作为谈判和解决问题的依据。从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入手，双方通过谈判切实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根本问题，尝试建立符合两国关系实际的信任机制，从而使双边关系达到了真正平等、互利、理性、稳定的水平。譬如中俄通过谈判大幅裁判两国边境驻军，使之达到维护边境安全所需的正常水平；通过“上海五国”机制，解决中国与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划界及边境地区安全问题。中俄双方从两国关系的发展中深切认识到，国际间的分歧也应以同样的方式来解决，军事结盟或炫耀武力难以保障国际安全，平等对话和协作才是建立彼此信任、保障国际安全的佳径。
中俄都以新观念、新视角看待不断变化的世界，所以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比较接近或一致，这为两国提供了开展各类协作的基础“平台”，但这种协作是“因事而发”，“事终而止”，不以立场相同而搭建针对它国的“联盟”。中俄一致反复强调维护反导条约的重要性，因为双方认为这是经过长期谈判达成的防止国际间更大规模军备竞赛、维护国际安全的基础性条约之一，如果轻易否定它，就会给国际削减和限制战略武器（包括外空武器）进程以沉重打击，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中俄一致认为美国扬言不惜废除反导条约搞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是危险的，会对现有的国际战略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但中俄不会因双方在上述问题上立场相近或一致而结成“反美联盟”，而是通过彼此的密切磋商和协作，力求使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中俄对北约作为旧军事组织的存在和扩大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应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散。北约在发展“和平伙伴关系”的幌子下行扩大成员之实，在东欧及其他地区制造“人为的”“安全边界”，实际上在为各有关地区制造矛盾，以便于美相机介入。新时期应有新思路，新机制，继续沿用旧思维、旧机制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新问题，必然会陷入保守和僵化，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对。布什政府大搞“单边主义”，在维护反导、核禁试、生物武器和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和公约方面的“自私自利”，不仅引起中俄两国的反对，也已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中俄不会再用“结盟”的旧模式套住双方的手脚，而是根据变化着的世界不断调整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地加强两国的战略协作，以应对国际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局面，这是中俄针对新时期国际安全环境变化所选择的恰当应对模式。
二、致力世代友好奉行永不为敌的睦邻政策
中俄作为相邻大国，和则“两旺”，争则“两伤”，这是过去双边关系的深刻教训，也是国际关系的普遍启示。基于这样的认识，两国决心建立面向新世纪，面向未来的牢固的中俄关系基础，克服重重困难解决可能影响两国关系的棘手问题。
在新条约中，关于双边政治关系进一步突出了以下三点：
第一，正确对待和尊重两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中俄有着较大的文化历史源渊差异，也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经历，历史和现实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人文传统和精神等。目前，中俄都处于政治、经济制度的探索发展过程中，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十分重要。俄试图通过改革建立国家权力相对集中、公民享有直接选举权的社会民主制度，实行“渐进、可调控的自由市场经济”，奉行欧亚并重，适度向欧洲和独联体倾斜的外交方针，其最终目的是尽快恢复应有的大国强国地位。中国则坚持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在20多年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丰硕成果，和平外交政策开创了新局面，综合国力亦大幅提升。中俄在探索国家发展道路上，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两国都恪守互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的原则。作为两个大国，双方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即都不愿听命和依附于其他国家，也不愿与任何国家搞对抗。正如新条约第三条指出的：“缔约双方相互尊重对方根据本国国情所选择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人民日报》2001年7月17日，第1版。）两国愿通过相互尊重、借鉴和支持，达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目的。
第二，互以对方为地缘战略“支撑点”，在维护各自和对方的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加强协作。中俄有4249公里的边界线及横跨欧亚的26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对维护东亚地区和全球安全具有巨大战略意义。中俄长期友好相处，彼此信任，既可减少维护边界安全的开支，还可为两国各自和共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增加战略筹码。和平、友好、稳定、繁荣的俄罗斯可以成为中国北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成为地缘安全战略的可靠后方，相反，中国也可成为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发展的可借助因素及安全后方。作为两大邻国，中俄在一定程度上为对方提供安全是条约中的重要相互承诺。条约第八条第九条分别表明，中俄互不允许本国领土作为任何个人和组织从事损害对方安全利益的基地，如果一方安全受到威胁，双方“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人民日报》2001年7月17日，第1版。），以找到解除威胁的办法。这一承认对密切双方关系，加强相互安全合作有着特殊的意义。
第三，决心解决遗留领土问题，根除产生冲突的隐患。在国家关系中领土问题往往是最敏感、最易引发冲突、也是最难解决的，中俄之间亦不例外。两国领导人本着建立中俄长期友好合作的愿望，以双边关系大局为重，从一开始就没有回避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而是将其作为建立双边信任的中心环节认真对待，经过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完成了约98%R的边界划分和标界工作，所剩部分的谈判也在积极进行。条约第六条中双方即宣布“相互没有领土要求”（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人民日报》2001年7月17日，第1版。）。中俄两国元首在所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也指出，愿本着建设性和务实精神，就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加快制定相互都能接受的理想解决方案。普京的近期谈话中预言，中俄“能在一年内就所剩两处边界达成一致”（注：俄新社网站2001年7月18日。）。这一切都表明中俄两国以谈判方式解决边界问题，为长期睦邻友好关系夯实基础的决心。
三、加强互利合作推动全方位文明交流
中俄有着巨大的互利合作潜力。这体现在两国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双方迄今建立的良好关系，为充分开发和利用两国的合作潜力开辟了广阔前景，并逐步向规范化和实效化方向发展。
以《条约》为契机，中俄将在现有机制基础上，对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审视，并制定一系列新的合作蓝图。在经济与科技领域，两国政府正积极采取措施，加快启动已通过可行性论证的骨干合作项目，如合作开发俄伊尔库茨克—萨哈油气区，建设油气管线进入中国（并继续延伸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工程；加紧在两国境内建立或完善一批科技合作示范基地和科技园区，如在俄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拟建中俄科技园区，在北京、哈尔滨、西安、上海、烟台和无锡等地已经和拟建科技对口孵化区。在核能、电力、电信、信息产业、能源机械制造、联合制造民用飞机和船舶、和平开发宇宙空间等领域，中俄都在探讨新项目。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互补潜力巨大，双方的科研单位和企业都有浓厚的合作开发积极性，新条约的签定将会为其提供新动力。双方政府还准备加紧工作，以完善银行相互结算机制，改善投融资服务质量，提高中俄商业仲裁机制的效率，拓宽信息保障渠道，为两国经贸和科技的交流创造良好条件。
中俄边境地区经贸合作是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贸易额占到双边贸易总额约80亿美元的30%左右，约25亿美元。近年来两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为规范边境地区双边交流做了大量工作，签署了包括人员往来、商品进出口、界河环保、交通设施建设和利用、森林和动植物保护等一大批合作议定书，使双边的人员往来和货物交流渠道逐渐畅通和规范。俄方在远东地区举办了各类中俄双边或多边参加的经贸洽谈会、研讨会，中方的“哈（尔滨）洽会”、“乌（鲁木齐）交会”等立足边境地区，辐射两国邻近和内陆腹地的科工贸交易会有力地推动着中俄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中俄新条约对两国边境地区今后全面合作予以更加明确肯定和支持，这将对促进双方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繁荣产生长远影响。
在国际经济领域，双方将携手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不违反有关国际公认“游戏规则”和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前提下，对产生于双方间的经贸纠纷等尽力采取协商办法加以解决，避免任何形式的相互制裁措施。在加入国际组织等方面，双方将尽可能给对方以便利和帮助。如在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中国在成为该组织成员后，也将积极促进俄尽快加入。
中俄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有些方面也各具特色，双方将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彼此交流、借鉴和学习。现在每年都有成百上千个代表团组和演出团体到对方国家进行交流，这对加深中俄两国关系，促进民间了解非常重要。中俄司法部门之间已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特别是中俄公安和内务部门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震慑了犯罪分子，取得一定成效。今后，双方在这方面合作力度将会逐步加大。
四、消除不利因素开辟互信合作新阶段
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是双方不断克服各自及共同面临的困难，不断排除可能影响两国关系发展不利因素的结果。新条约的签署就是对这一过程的总结和继承，它表明中俄两国将一如既往、实事求是地克服双边关系发展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因势利导地推进两国关系朝着既定目标迈进。就最近的将来看，中俄关系可能面临的主要考验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能否防止第三国离间。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不仅在两国国内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迎，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认为这是两个相邻大国在新时期以新思维建立国家关系的成功探讨。但同时也有些仍未摆脱冷战思维影响的国家或政府，对中俄关系正常发展感到不安，在他们看来中俄越疏远，他们就越容易利用双方的距离“打牌”，所以千方百计在中俄关系中打进“楔子”，施出各种策略和手段，如资助反对中俄友好的个人或团体发表挑拨性文章，有意离间中俄。有的国家交替使用“拉俄孤中”或“亲中疏俄”策略，意在中俄间制造矛盾。迄今为止，中俄都成功地顶住了这些“离间”行为，使两国关系得以稳定发展。然而，中俄间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的同时，毕竟也有大量各自的利益侧重，在处理这些不同利益，特别是可能涉及到中俄间另一方的利益时，能否采取明智措施，有效防止第三国或明或暗的离间，将直接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对此，中俄两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二是能否排除狭隘民族（利己）主义干扰。俄政治研究所所长谢·马尔科夫指出，中俄条约的签署“将结束30年前曾一度引发冲突的政治争论，为两国建立全面互利合作关系创造良好前提”（注：Росси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СМИ.07.17.2001.）。中俄关系是本着“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双方通过签署条约正式宣布相互没有领土要求，这是“结清历史旧帐”的重要标志和庄严承诺。但目前俄仍有一些人无中生有地认为，中国会对俄提出领土要求，甚至认为中国“正在有计划地向俄进行经济移民”，并且妄自推断中国将来由于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必然会向俄进行“人口扩张”，将俄资源“据为己有”，等等。散布这些言论的目的就是要继续宣扬“中国威胁论”，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设置障碍。有些人完全是从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观念去看待中俄关系的发展趋势，用“俄国吃亏论”看待中俄经济合作，以便达到他们捞取政治选票或讨好西方某国等目的。对此亦应有所警惕。
三是能否完善已有的互信机制。中俄已建立保持两国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基本运作机制，它包括中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及其6个分委会，两国政府部委、党派、社会和学术团体、企业等各级各部门之间的会晤机制。这些机制是中俄关系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推动中俄关系走向未来的主要动力源。但是这些互信合作机制还处在基础阶段，许多方面尚在摸索，因此如何完善这些机制，能否根据两国关系发展的实际需要建立新的更为有效的机制，将直接关系到中俄关系的未来前景。如果不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提出新思路，建立新机制，中俄关系就会渐渐失去推动力乃至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双方有关部门应当经常思考和注意的问题。
总之，中俄两大国从双边现实和长远利益出发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既是对变化了的世界的恰当反应，更主要的是向世界表明中俄致力于和平友好和维护国际安全的真诚愿望及决心，因此，条约的签署引起了国际社会正面而积极的反应。就连一些担心中俄“结盟”的国家在条约公布后也表示了理解，可见中俄两国在新时期如何建立国家关系方面的积极探索，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肯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中俄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因此“保持睦邻友好是很重要的”，它不会对美国及其有关发展计划“构成特别威胁”（注：新华社华盛顿2001年7月18日电。）。事实将会表明，使中俄友好成为新世纪国际关系中互利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不仅会造福于两国人民，也会造福于世界。
作者介绍：王郦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欧亚室研究员蒋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欧亚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