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
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闭伟宁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不仅具备了必要的理论依据，而且也具备了充分的现实条件。前
者包括三个不同的层次：宏观上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中观上是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多线性的思想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及列宁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观点；微观上则是毛泽东思想中有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后者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中国独特的历史运动模式的影响；二是近代历次社会变革的尝试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危机；三是中国人民对民族富强的极度渴望及其对“公平”社会的执着追求；四是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五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和共产党的与时俱进。因此，中国需要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绝不需要也不可能补资本主义这堂“课”。
关键词：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理论依据；现实基础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继问世后，人们普遍承认由低级向高级演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迄今为止依次经历了五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种逻辑图式只是揭示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或者说一般规律，却没有展现社会形态更替过程的历史选择性。正因为这样，对于中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只经历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少人思想上确实存在一些困惑，有的甚至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而主张中国要补一补资本主义的“课”。有鉴于此，本文首先要介绍和讨论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理论依据，然后着重分析这一革命性变迁的现实基础，说明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各种主客观条件不断变化并最终聚合的结果。
一、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理论依据
首先要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不是人们一系列自发的、盲目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作者简介：闭伟宁，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专业责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社会学、发展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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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自觉实践的产物。而且，在这种实践的演进过程中，中国社会实践的主体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检验马克思主义，从而源源不断地为进一步的实践提供新的、科学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的运动和发展，必然使人类社会呈现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趋势。在他看来，社会形态是指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它的性质由最基础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因此他进一步指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
①阶段。”他还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系统深入的剖析，发现了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但是，马克思从来也没有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视为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直线式运动过程。相反，他对那种把社会阶段看成是简单经济关系的线性运动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指出“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辨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出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阶段同样年老了。”“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
②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他还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
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③可见，马克思早就意识到，在众多因素的影响和支配下，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多线式的。特别是到晚年的时候，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越来越清晰，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从原始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变的途径和结果的多样性。他说，“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
④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生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
⑤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
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社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
⑥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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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调不能把西欧社会发展的模式与道路任意推广。马克思在仔细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
⑦主义社会过渡的根源和进程之后声明，“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而不是说
“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⑧他还以古罗马历史为例，说明在罗马自由民与西欧农民土地都被剥夺的同等条件下，古罗马与西欧却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前者是奴隶制，后者是资本主义。此外，在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时候，他也因为注意到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异而各有侧重。
第三，提出仍处于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的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构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致力于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但重点一直放在西欧。为了验证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私有制古来有之并永远存续的唯心史观，驳斥“欧洲中心主义”，探讨东方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世界化过程中各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他们晚年把很多精力投向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
卡夫丁峡谷位于意大利中部山区，古罗马军队曾经在此被当地部落打败并被迫从由两杆矛枪架起的象征着耻辱的空档下通过，于是人们用“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给无产阶级带来无数灾难的制度，所以用跨越卡夫丁峡谷作为比喻，探讨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由于俄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还比较完整地保留农村公社、土地国有制和封建专制国家“三结合”的特点，所以马克思就以俄国为主要对象，经过深入思考后提出俄国应该有可能在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
⑨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他后来又重申，“在俄国，由
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
⑩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
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恩格斯也
指出，“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
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
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
但这里必须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像俄国这样的国家能否真正跨越资本主义阶段是不确定的，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由于“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所以“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
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一般情况下，“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
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克思强调指
出，从村社制度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发生一连串的变化。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社会形态演进的时候，始终坚持把同一性和多样性、可能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坚信人类社会必然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向前进发，最终一定会进入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则认为社会形态发展的顺序不是绝对的，诸如俄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具备了必要的内外-
部条件，就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因此，霍布斯鲍姆指出，“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观点从
来就不是单线式的，他也从来没有把它视为一种单纯的进步记录。”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
作中关于某一历史问题或某一历史进程的观点奉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哲学图式，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
究者附加上去的。”马克思对此也很有先见之明，曾指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
的侮辱”。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思想的启发下，列宁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但“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
获得胜利”，然后才波浪式地向全世界推进。他还对俄国国内外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社会主义
可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1917年俄历10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此后又经过巩固苏维埃政权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等一系列模式转换，证明了列宁主义的科学性。这里顺便指出，后来多为人们诟病的“斯大林模式”，实际上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曾经也为推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模式固然存在很大的弊端，但把社会主义在苏联受到挫折的原因过多归咎于此既经不起逻辑的推敲，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苏联解体的原因的确很复杂，但最根本的一条是执政的苏联共产党不能与时俱进。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和指导作用，促进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此后中国的革命，主要也是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开展起来的。但是，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许多方面如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规模及其发育水平等等均与众不同，导致中国革命必然具有十分明显的特殊性，所以既不能教条式地理解马列主义，更不能照搬俄国的经验，只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特色理论，创新实践模型。
基于这种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特别是在以下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地实现了理论创新，而且正确地把它们运用于实践，使之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发展：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剖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说明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其他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二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列宁有关帝国主义阶段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科学论证了红色政权存在的理由，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三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四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深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基本矛盾的变化，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不仅论述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并行不悖，而且还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以上所述，一方面说明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理论依据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说明它们之间不仅是联系贯通的，而且都是围绕实践这一链条展开的。更具体地说，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构想，并不是哪个天才的凭空想象或某个幻想家的主观臆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人类社会历史与现状进行科学考察基础上提出的有关未来的展望；在这种构想启发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立足国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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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既为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现实基础
中国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而且还具备充分的现实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是某个政党或某个阶级的意志的产物，而是近代中国社会一连串变化的结果。不仅如此，它们之间往往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所以，只有按照“刺激—反应”的原理探讨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演变，同时分析中国实践主体为摆脱内忧外患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及其在此过程中思维与行动转换的具体逻辑，才能说明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实现机制。
1.早期现代化追求的困境
中国社会的剧变始于鸦片战争之后。此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高度集权的封建政治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的三大支柱，而“治乱循环”则是这个社会运行的基本特点。凭借由“家国同构”而形成的高度整合性和超强自我修复机能，加上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余年。在此期间，中国虽然也多次受到异质文化的强有力挑战，但由于挑战者的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结果不仅没有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反而增强了它的韧性，扩大了它的容量，整个社会的性质和特点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社会运行的“周期律”依然发挥作用。直到近代，随着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不断增强，才打乱了中国社会原有的运行轨迹。
从逻辑上说，面对西方最初的挑战，中国当时至少可以采取四种不同的应对策略：一是排斥，即坚决排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全力“御敌于国门之外”；二是同化，即先让西方文明进入，然后逐步对它进行中国式的改造，不仅使之为我所用，而且还让中华古典文明远播海外，泽被天下；三是顺应，即在与西方各国平等相待的前提下，彼此调整各自的行为，通过和解、妥协和容忍等方式使中国古典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互适应；四是顺从，即中国主动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全盘西化。然而这一切都是理论上的假设，实际上并不可能。
首先，谋求持续增值是资本的天性，而不断向外扩张则是实现资本增值的主要手段之一，所以即使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始终采取全面排斥的政策，也不可能使其知难而退。相反，它会以更大的耐心、更多的方式、更狡诈和暴烈的手段来突破中国的防线。其次，强大的综合实力是一种文化同化另一种文化的前提条件。当西方社会通过科技和制度的创新而在各个领域获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形成一种开放进取、生机勃勃局面的时候，中国却处于由“治”到“乱”的历史拐点上，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社会失序，完全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所谓同化根本无从谈起。再次，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确实也有过相互让步和妥协的情形，但相互之间的地位完全不对等，结果更是不一样。前者被迫接受以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者则步步为营，得陇望蜀。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相互适应。又次，由于中华古典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的差异，同时也由于巨大的历史惯性，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必然采取抗拒的方式；而在殖民主义的思维逻辑下，在帝国主义极力瓜分世界的背景下，即便中国愿意选择逐步顺从，西方列强也不可能停止侵略中国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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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从总体上讨论了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的基本格局。实际上，从晚清开始，中国与西方列强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不仅截然不同，而且它们都处于极其复杂的变化过程中，由此深刻地影响着双方具体互动的模式和过程，一方面产生了促成上述格局的推力，另一方面则逐步积蓄着打破这一格局的张力。
从中国方面看，清朝建立后，由于很快承认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大量任用汉族官员，实行比较积极的民族政策，注意与民休养生息，所以政权逐步得到巩固，经济文化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人口大幅度增加，实际控制疆域空前扩大，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到晚清期间，虽然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衰败迹象，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依然根深蒂固，文化认同及相应的国家认同并没有受到削弱，清王朝的政治权威也没有完全丧失，所以还能保持着相当强的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加之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使中国具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具备的丰富的战略资源。
从西方情况看，虽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开始了商品输出和殖民扩张的过程，但到19世纪中叶都仍处在自由竞争阶段，经济政治发展很不平衡，彼此之间竞争激烈，矛盾突出，尚未形成瓜分世界的国际同盟。而且，当时这些国家的社会规模都不是很大，经济上的控制力、政治上的影响力以及军事打击能力等都比较有限。这种情况必然使每个西方国家与中国接触的界面不宽，内容不广，程度不深。而且，每当双方发生重大利益冲突并诉诸武力的时候，前者虽然可以凭借“船坚炮利”迅速攻破后者的一些防御据点，但并不具备征服后者的能力。
上述情形对清政府和列强的行动策略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对列强而言，最佳的策略就是胁迫中国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以便最大限度地攫取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对清政府来说，由于让步和妥协可以换得暂时的稳定，不会导致政权直接崩溃，所以短期内让渡部分利益也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已经衰败不堪的清政府除了还能顾及眼前利益，苟延残喘，根本不可能顺应时势，励精图治，担当起领导中国现代化的重任。因此，这种选择无异于饮鸩止渴，其结果必然是主权独立逐步丧失，领土完整不断被破坏。特别是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向外扩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相应能力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因而必然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由此加快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穷则思变。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严酷现实，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改变现状的愿望，揭开了近代中国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序幕。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再到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中国在短短50余年间就变换了几种发展模式，其中既有局部性的改良和改革，也有整体性的变迁，但贯穿这一过程的主线都是“求富致强”、“御侮图存”，所以向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就构成了变革的基本内容，差别主要在于学习的重点和方式不同。客观地说，虽然每一次社会变革确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促进了现代性因素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增长，但是都不能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问题，民生状况不断恶化，整个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那么，中国的出路到底在何方？这是近代中国每个立志于救国救民的个人或团体都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可供中国选择的道路只有三条：一是回归传统；二是维持现状；三是逐步西化。第一条路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一些狂热的复古主义者希望走的路，保皇党、张勋和袁世凯都尝试走过这条路，但这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所以刚一露头就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了。第二条路是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最希望走的路，其结果是民族独立地位进一步丧失，广大人民群众继续受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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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抗。纵观中国近代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开始了由自发行为向有组织行为的转变。第三条路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希望走的路，但它不仅会招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烈抵制，而且也缺乏工人和农民的广泛支持，加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规模还很小，政治上相当软弱，所以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很快就陷入了军阀混战、列强趁火打劫、民不聊生的局面，说明要真正走上这条道路并非像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
既然回归传统和维持现状都不可能，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是如此艰难，那么谋求新的发展机遇就在情理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恰好为处于彷徨状态中的中国实践主体提供了一种新的希望。
2.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效应
对中国而言，学习俄国模式意味着要跨越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要实践主体作出一个确定的选择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如果他要进行选择，他也总是必须在他的生活范围里面、在绝不由他的独
自性所造成的一定的事物中间去进行选择的”。 所以，要考察中国实践主体面临新机遇时的抉择过程，就
必须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势进行更具体的考察。
与俄国不同，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绝大多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而且维系乡村社会运作的主要支柱依然是小农经济、乡绅政治和宗法观念。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影响力的确有所提高，但是作为社会新兴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都非常弱小。以产业工人为例，其总体规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也只有200余万人。不仅如此，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剥削压迫下，农民大量破产，无产阶级生活窘迫，民族资产阶级也倍感压抑。这一切都促使中国社会各阶级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进行反思，同时也开始探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不仅使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而且也促进了社会各阶级意识的觉醒，组织化程度逐步提高，纷纷通过组建政治团体来表达政治主张，争取政治利益。在这些政治团体中，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也最直接的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就当时情况而言，国共两党虽然分别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但是对列强欺凌、军阀混战、民众无权、民生艰难等社会现实都非常不满，所以都认为当务之急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相对而言，中国国民党较早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但在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前，它是相当涣散的，既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理论，也缺乏严密的机构和纪律，连党员登记、党内选举、定期会议等基本的组织程序都不健全，无法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致使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北洋军阀篡夺了。反观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申明为广大人民群众谋求利益是自己的根本宗旨，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自己的奋斗目标，提出民主集中制是自己的组织原则，表现出强烈的进取心和坚定的革命性。当然，在建党初期，共产党的规模很小，成份比较简单（最初只有数十个知识分子），缺乏政治经验，也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连活动经费都主要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因此，单凭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一党之力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个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
正是由于中国革命力量还相当弱小，而传统文化积淀却极其深厚，国际环境又十分恶劣，客观上要求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以促进革命的发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因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固然与共产国际-
的大力推动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两党当时面临着相似的困难，需要完成相同的任务。所以尽管国共两党党内均有些争议，但双方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从而逐步形成了大革命的高潮。然而，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共两党的分歧也越来越激烈化和公开化。双方对于中国的前途本来就存在主义之争、道路之争，只是现实的压力以及共产国际的斡旋使这些争议被暂时搁置；如果确实无法回避，双方往往采取探讨问题的方式进行妥协，因而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迫在眉睫的危机缺乏足够的警惕。
从苏俄和共产国际方面看，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很多领导人对中国国民党一直都寄予厚望，甚至把它看成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认为在它及其罗伯斯庇尔式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未来的政权也有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除了极力促成国共合作，苏俄在经费、武器装备、军事和党务人才等方面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如黄埔军校的开办费及所需枪械主要就是由苏俄资助的。对于北伐的胜利，斯大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讲，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就在于此。
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他还认为，“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
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很明显，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并不太了解，因而对中国革命性质和特点的判断也不太准确，对中国革命具体道路、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的认识更是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特别是在决策层中，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同时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俄国革命的经验作为评判和指导中国革命的标准，很少有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具备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承认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更没有人相信中国革命有可能走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忽视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以当国共关系已濒临破裂的时侯仍不采纳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工农武装的建议。直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斯大林等人才极不情愿地承认“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
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托洛茨基语）。
从中国国民党方面看，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期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基本都是因为“友邦”的出卖、政客军阀的欺诈或部属的背叛，只有苏俄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使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要实
现中国之自由平等，就“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他早就看到西方资
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认为“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
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但是他又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适用于中国，因为
中国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
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但国民党组织涣散、内外交困的现状，使他不得不痛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
政策。
但是，孙中山毕竟不是共产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建立三民主义的中国，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他对中国共产党和苏俄都存有戒心，据说多次表示“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
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不仅如此，他还为应对国共关系破裂进行了初步的人事和组织上的安排。
1924年10月他在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到，“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
宜也。”可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其联俄政策的延伸，目的是既能增进与苏俄的互信，又能促进中国国民党的改造，加强中国国民党的力量。他不同意党外合作，要求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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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民党，就是不希望共产党成为一种能够与之抗衡的独立的政治力量。
孙中山去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表面上仍支持三大政策，但已经若明若暗地倒向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对迅速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极为忌惮，对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极为恐惧，所以当北伐胜券在握的时候，便悍然背叛革命，大肆捕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将近34万人遇害。从中国共产党方面看，陈独秀等早期领导人起初也并不接受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但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在组织上
还是服从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借助中国国民党遍布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力，它广泛而深入地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自己的主张，发展组织，领导工农运动，迅速成长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此过程中，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契合国情，强烈要求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迫切希望建立工农武装。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右派心存幻想，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信心，担心国共关系会因此破裂，进而影响苏俄的利益，所以不支持武装工农。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又还处在幼年阶段，不仅缺乏足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而且在组织上和经济上也过多依赖于共产国际，加之一些主要领导人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所以既不能坚决抵制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决定，也不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范中国国民党右派的背叛。
国共两党之间、双方与共产国际之间关系的上述特点及相应的行动策略，既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也注定了大革命失败的命运。后一种结果以血淋淋的方式证明：中国国民党并不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蒋介石也不是中国的罗伯斯庇尔；先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于是，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通过200多次武装起义逐步建立了十几块红色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从此，有关两种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前途之争的焦点就由理论层面转向实践层面。
3.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的博弈过程与实践主体的最终选择
红色政权的存在与发展，虽然使中国原本就处于分离状态的政治格局变得更加复杂，但客观上也为实践主体提供了更大的比较和选择的空间。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主角，国共两党的一言一行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践主体对它们判断和选择，由此不仅逐渐决定它们各自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走向。
中国国民党虽然扮演执政党的角色，但它本身固有的性质和结构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地为劳苦大众谋求福利，无法妥善应对来自国内外的重重危机，所以从北伐胜利到逃往台湾之前，它的表现总体上乏善可陈。
内政方面，中国国民党为了维护自身的专制统治，不仅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的屠杀，而且也对其他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高压政策，轻则威胁利诱，重则罗织罪名、投诸牢狱，甚至采取包括暗杀在内的极端手段；为了巩固蒋介石在党内的独裁地位，它不仅极力排除异己，而且往往借助金钱和权术对地方实力派进行分化瓦解，结果在激化地方内部矛盾的同时，也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导致新军阀之间混战不休；为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作，支付巨额军费，它把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政策置之脑后，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致使民族工商业发展举步维艰、城市失业和贫困现象与日俱增，农村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大量破产；为了禁锢人民的思想，它把一些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货色拼凑起来，一方面拼命鼓吹“一-
个领袖一个党”，大搞“党化教育”，另一方面极力提倡“尊孔读经”，推崇宗法观念，煽动复古思潮，结果造成人们思想混乱，世风日下。因此，可以把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概括为“官僚贪污腐化，土豪劣绅横行不法，兵匪连结为祸，众生苦不堪言”。
外事方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威逼华北，觊觎全国。在这种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国民党不仅没有团结和动员一切力量去抵御外侮，反而死守“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积极剿共，把两党的恩怨置于国家民族大义之上。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国民党虽然一直在正面战场上抗击日军，但却又过多寄望于外交手段，致使立场经常显得有些摇摆；虽然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却不断制造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酿成诸如“皖南事变”等等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惨剧。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党又依仗美国的支持，罔顾国内各阶层、各党派民主建国的要求，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从而走向最终覆灭的道路。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表现就截然不同。它对内要求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增进公平；对外主张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这种原则下，它能够较好地根据国内外矛盾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使之尽可能顺应时势，合乎民心。这些情形，清晰地展示在中国共产党以下各个时期的思维和行动逻辑中：
大革命失败的初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内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也可以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迅速夺取政权，但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挫折证明此路不通。经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才逐步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军阀混战不可避免，所以红色政权完全能够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生存。据此，他们提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这把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钥匙，不仅形成了一套极具特色的政治动员机制，唤起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而且也找到了一种解决组织活动经费困难的有效方式，为自己独立自主地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使红军队伍不断壮大，根据地日益扩展。虽然土地革命后来因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而遭到重大损失，主力红军也被迫陆续撤离根据地，但经历了长征洗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坚强。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努力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八年抗战中，它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始终坚持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建立抗日根据地，灵活开展游击战、袭扰战和运动战，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扫荡”，牵制和消灭了大量的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不仅如此，它还坚持在抗日根据地内推行民主，落实“二五”减租政策，努力减轻群众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为了顾全大局，它一直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次次进攻，有效地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日伪军、顽军的经济封锁，它向根据地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敌人困死饿垮抗日军民的企图。它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国内社会各阶层、爱国华侨和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普遍赞誉，被认为是中国民主与进步的象征，未来希望之所在。因此，一批又一批对国民党失去信心的爱国青年、民主人士冲破重重阻挠，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投身民族解放事业。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尊重全国人民的和平意愿，由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虽然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它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执行的决议，因为国共两党在诸如军队、国体、政体等关键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共识。所以，这个协定的意义主要在舆论方面，即任何一方首先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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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协定，都会受到舆论的谴责。由于中国国民党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以为可以依靠武力迅速解决中国共产党，迫不及待挑起内战，所以一开始就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让出各交通要道及沿线城市，依托广大乡村开展运动战，不断寻机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很快扭转了全国战场的攻守之势。同时，它还通过各种方式揭露国民党的专制和腐败，宣传自己的政策和主张，披露各个战场的胜利，牢牢地掌握了舆论上的主动权。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把“公平”理解为“均贫富，等贵贱”，同时又强烈期盼出现所谓圣主明君、清官廉吏，所以当解放区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厉行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成为现实，看到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亲民作风、地方干部的勤政廉洁、部队官兵的平等一致，体会到自己第一次有机会以主人的身份议论、参与和决定各种与本身有关的事务，他们由衷地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一种敬佩和感激之情，纷纷动员起来，积极支前，踊跃参军，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迅速发展壮大，仅用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彻底打败了中国国民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铺平了道路。
可见，中国国民党的由大变小、由强变弱，中国共产党的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确不是某些偶然的因素或事件所致，而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人民长期比较和选择的结果。
三、结论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确认中国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不仅具备了必要的理论依据，而且也具备了充分的现实条件。
理论上的支撑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宏观理论基础。唯物史观认为，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形态必然从低级向高级演进，这就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多线性的思想和他们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及列宁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观点，是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中层理论依据。特别是列宁的论断，不仅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理论依据，而且对中国革命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重大的启示。第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是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最全面、最具体、最直接的理论支柱。怎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完成了理论上的第一次飞跃，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系统而直接的理论武器。
现实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及相应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不仅直接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造就了“朝代更迭、治乱循环”的独特的历史运动模式，使中国无法率先实现现代化转型，也埋下了日后被动挨打的种子。其次，近代历次社会变革的尝试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危机。对中国而言，近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特殊时代，因为它内部正处在由治到乱的历史拐点上，外部则面临西方列强越来越猛烈的挑战。为应对时艰，中国不断进行改革的尝试，但收效甚微，根本不能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问题。再次，中国人民对民族富强的极度渴望及其对“公平”社会的执着追求。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强烈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他们不仅热切地期盼国家的独立和强盛，而-
且极其希望实现一个世代相传的梦想，即建立“均贫富、等贵贱”的公平社会，其价值取向很容易跟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第四，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事实上，社会主义思潮很早就传入中国，但由于缺乏一个可供直接观察借鉴的实践模型，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已经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存在，这就为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第五，中国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共产党的与时俱进。从历史的眼光看，国民党虽然也做过不少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情，但是由于它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维护没落的生产关系，所以社会基础本来就很不稳固。即便如此，由右派把持的中国国民党不仅没有践行三民主义，反而强化了专制统治，致使政治黑暗，贪腐成风，日寇趁虚而入，民生每况愈下。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党利令智昏，在各个领域倒行逆施，迅速崩溃势在必然。中国共产党恰恰相反。它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根据国情的特点和时势的变化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而逐步赢得了民心，夺取了政权。
最后还要强调两点：第一，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补资本主义这堂“课”。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曾经尝试过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发展模式，但没有一种能够行得通。直到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形态跨越发展以后，中国的社会现代化才开始步入正轨。尤其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闯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因此，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非一帆风顺，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这一切都只是探索的代价，把它直接当作否定现实的理由抑或所谓“补课”的依据都是非常荒谬的。第二，中国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实际只是指它在政权性质和生产关系层面上越过了资本主义阶段，并不意味着它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形态也同时实现了跨越。相反，正是由于原有的生产关系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不得不对它进行彻底的变革，以便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障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确实需要认真补上一堂课，内容就是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注释：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45、142-143、73-74页。
130页。④⑤⑥⑦⑧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448、432、450、430、130、129、431、3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第3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第502-503、500、502页。 参见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59、53页。 《列宁选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54、72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55页。 《斯大林选集》 （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487、490页。 转引自金一南： 《苦难辉煌》，北京，华艺出版社，2009，第18、12页。 《孙中山全集》 （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639、145页。 《孙中山全集》 （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25页。 《孙中山全集》 （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51-52页。 1922年6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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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TheoreticalandRealisticBasisofBypassing
DevelopmentofChineseSocialFormation
BiWeining
Abstract:TheauthorarguesChina’ssocialformationbypassingdevelopmentnotonlyhasnecessarytheoreticbasis,butalsohassufficientrealisticbasis.Theformershowsthreedifferentlevles:macroscopicallyspeakingitisthebasicaltheoryofhistoricalmaterialismofMarx;mediumviewisMarx&Engels’thoughtsontheimbalanceandmulti-lineardevelopmentofthesocialhistory,theidealofstriddenacrosstheCafdinCanyonandtheviewofLenin'’ssocialism"Firstlywinningthevictoryinoneorseveralcountries";microscopicallyistheMaoZedongThoughtonthenewdemocraticandsocialistrevolution.Thelattermainlyattemptforsocialtransformationofthemodernhistorycouldn'tsolvethefundamentalhistoriccrisis.Thirdly,indicatesfiveaspects:Firstly,theinfluenceoftheChina'suniquehistoricalmovementmode.Secondly,theChinesestrongeagerfornationalprosperityandpersistentpursuitofthesocial“justice”;Forth,thedemon⁃strationeffectoftheOctoberRevolution;Fifthly,Kuomintangrightistsactsagainstthehistoricaltrend,butCommunistPartyadvancementwithtimes.Basedontheaboveunderstandings,theauthorconcludesthatChinaneedstocontinuetoliberateanddeveloptheproductiveforce,butbynomeansandimpossibletolearnthecapitalism“lesson”.Keywords:China;socialformation;bypassingdevelopment;theoreticbasis;realisticbasis
（责任编辑：王道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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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
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闭伟宁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不仅具备了必要的理论依据，而且也具备了充分的现实条件。前
者包括三个不同的层次：宏观上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中观上是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多线性的思想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及列宁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观点；微观上则是毛泽东思想中有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后者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中国独特的历史运动模式的影响；二是近代历次社会变革的尝试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危机；三是中国人民对民族富强的极度渴望及其对“公平”社会的执着追求；四是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五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和共产党的与时俱进。因此，中国需要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绝不需要也不可能补资本主义这堂“课”。
关键词：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理论依据；现实基础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继问世后，人们普遍承认由低级向高级演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迄今为止依次经历了五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种逻辑图式只是揭示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或者说一般规律，却没有展现社会形态更替过程的历史选择性。正因为这样，对于中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只经历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少人思想上确实存在一些困惑，有的甚至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而主张中国要补一补资本主义的“课”。有鉴于此，本文首先要介绍和讨论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理论依据，然后着重分析这一革命性变迁的现实基础，说明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各种主客观条件不断变化并最终聚合的结果。
一、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理论依据
首先要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不是人们一系列自发的、盲目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作者简介：闭伟宁，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专业责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社会学、发展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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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自觉实践的产物。而且，在这种实践的演进过程中，中国社会实践的主体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检验马克思主义，从而源源不断地为进一步的实践提供新的、科学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的运动和发展，必然使人类社会呈现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趋势。在他看来，社会形态是指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它的性质由最基础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因此他进一步指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
①阶段。”他还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系统深入的剖析，发现了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但是，马克思从来也没有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视为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直线式运动过程。相反，他对那种把社会阶段看成是简单经济关系的线性运动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指出“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辨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出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阶段同样年老了。”“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
②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他还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
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③可见，马克思早就意识到，在众多因素的影响和支配下，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多线式的。特别是到晚年的时候，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越来越清晰，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从原始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变的途径和结果的多样性。他说，“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
④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生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
⑤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
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社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
⑥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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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调不能把西欧社会发展的模式与道路任意推广。马克思在仔细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
⑦主义社会过渡的根源和进程之后声明，“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而不是说
“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⑧他还以古罗马历史为例，说明在罗马自由民与西欧农民土地都被剥夺的同等条件下，古罗马与西欧却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前者是奴隶制，后者是资本主义。此外，在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时候，他也因为注意到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异而各有侧重。
第三，提出仍处于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的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构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致力于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但重点一直放在西欧。为了验证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私有制古来有之并永远存续的唯心史观，驳斥“欧洲中心主义”，探讨东方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世界化过程中各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他们晚年把很多精力投向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
卡夫丁峡谷位于意大利中部山区，古罗马军队曾经在此被当地部落打败并被迫从由两杆矛枪架起的象征着耻辱的空档下通过，于是人们用“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给无产阶级带来无数灾难的制度，所以用跨越卡夫丁峡谷作为比喻，探讨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由于俄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还比较完整地保留农村公社、土地国有制和封建专制国家“三结合”的特点，所以马克思就以俄国为主要对象，经过深入思考后提出俄国应该有可能在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
⑨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他后来又重申，“在俄国，由
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
⑩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
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恩格斯也
指出，“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
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
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
但这里必须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像俄国这样的国家能否真正跨越资本主义阶段是不确定的，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由于“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所以“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
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一般情况下，“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
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克思强调指
出，从村社制度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发生一连串的变化。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社会形态演进的时候，始终坚持把同一性和多样性、可能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坚信人类社会必然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向前进发，最终一定会进入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则认为社会形态发展的顺序不是绝对的，诸如俄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具备了必要的内外-
部条件，就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因此，霍布斯鲍姆指出，“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观点从
来就不是单线式的，他也从来没有把它视为一种单纯的进步记录。”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
作中关于某一历史问题或某一历史进程的观点奉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哲学图式，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
究者附加上去的。”马克思对此也很有先见之明，曾指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
的侮辱”。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思想的启发下，列宁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但“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
获得胜利”，然后才波浪式地向全世界推进。他还对俄国国内外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社会主义
可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1917年俄历10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此后又经过巩固苏维埃政权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等一系列模式转换，证明了列宁主义的科学性。这里顺便指出，后来多为人们诟病的“斯大林模式”，实际上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曾经也为推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模式固然存在很大的弊端，但把社会主义在苏联受到挫折的原因过多归咎于此既经不起逻辑的推敲，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苏联解体的原因的确很复杂，但最根本的一条是执政的苏联共产党不能与时俱进。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和指导作用，促进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此后中国的革命，主要也是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开展起来的。但是，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许多方面如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规模及其发育水平等等均与众不同，导致中国革命必然具有十分明显的特殊性，所以既不能教条式地理解马列主义，更不能照搬俄国的经验，只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特色理论，创新实践模型。
基于这种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特别是在以下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地实现了理论创新，而且正确地把它们运用于实践，使之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发展：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剖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说明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其他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二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列宁有关帝国主义阶段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科学论证了红色政权存在的理由，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三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四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深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基本矛盾的变化，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不仅论述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并行不悖，而且还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以上所述，一方面说明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理论依据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说明它们之间不仅是联系贯通的，而且都是围绕实践这一链条展开的。更具体地说，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构想，并不是哪个天才的凭空想象或某个幻想家的主观臆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人类社会历史与现状进行科学考察基础上提出的有关未来的展望；在这种构想启发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立足国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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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既为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现实基础
中国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而且还具备充分的现实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是某个政党或某个阶级的意志的产物，而是近代中国社会一连串变化的结果。不仅如此，它们之间往往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所以，只有按照“刺激—反应”的原理探讨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演变，同时分析中国实践主体为摆脱内忧外患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及其在此过程中思维与行动转换的具体逻辑，才能说明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实现机制。
1.早期现代化追求的困境
中国社会的剧变始于鸦片战争之后。此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高度集权的封建政治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的三大支柱，而“治乱循环”则是这个社会运行的基本特点。凭借由“家国同构”而形成的高度整合性和超强自我修复机能，加上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余年。在此期间，中国虽然也多次受到异质文化的强有力挑战，但由于挑战者的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结果不仅没有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反而增强了它的韧性，扩大了它的容量，整个社会的性质和特点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社会运行的“周期律”依然发挥作用。直到近代，随着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不断增强，才打乱了中国社会原有的运行轨迹。
从逻辑上说，面对西方最初的挑战，中国当时至少可以采取四种不同的应对策略：一是排斥，即坚决排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全力“御敌于国门之外”；二是同化，即先让西方文明进入，然后逐步对它进行中国式的改造，不仅使之为我所用，而且还让中华古典文明远播海外，泽被天下；三是顺应，即在与西方各国平等相待的前提下，彼此调整各自的行为，通过和解、妥协和容忍等方式使中国古典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互适应；四是顺从，即中国主动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全盘西化。然而这一切都是理论上的假设，实际上并不可能。
首先，谋求持续增值是资本的天性，而不断向外扩张则是实现资本增值的主要手段之一，所以即使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始终采取全面排斥的政策，也不可能使其知难而退。相反，它会以更大的耐心、更多的方式、更狡诈和暴烈的手段来突破中国的防线。其次，强大的综合实力是一种文化同化另一种文化的前提条件。当西方社会通过科技和制度的创新而在各个领域获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形成一种开放进取、生机勃勃局面的时候，中国却处于由“治”到“乱”的历史拐点上，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社会失序，完全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所谓同化根本无从谈起。再次，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确实也有过相互让步和妥协的情形，但相互之间的地位完全不对等，结果更是不一样。前者被迫接受以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者则步步为营，得陇望蜀。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相互适应。又次，由于中华古典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的差异，同时也由于巨大的历史惯性，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必然采取抗拒的方式；而在殖民主义的思维逻辑下，在帝国主义极力瓜分世界的背景下，即便中国愿意选择逐步顺从，西方列强也不可能停止侵略中国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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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从总体上讨论了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的基本格局。实际上，从晚清开始，中国与西方列强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不仅截然不同，而且它们都处于极其复杂的变化过程中，由此深刻地影响着双方具体互动的模式和过程，一方面产生了促成上述格局的推力，另一方面则逐步积蓄着打破这一格局的张力。
从中国方面看，清朝建立后，由于很快承认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大量任用汉族官员，实行比较积极的民族政策，注意与民休养生息，所以政权逐步得到巩固，经济文化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人口大幅度增加，实际控制疆域空前扩大，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到晚清期间，虽然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衰败迹象，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依然根深蒂固，文化认同及相应的国家认同并没有受到削弱，清王朝的政治权威也没有完全丧失，所以还能保持着相当强的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加之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使中国具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具备的丰富的战略资源。
从西方情况看，虽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开始了商品输出和殖民扩张的过程，但到19世纪中叶都仍处在自由竞争阶段，经济政治发展很不平衡，彼此之间竞争激烈，矛盾突出，尚未形成瓜分世界的国际同盟。而且，当时这些国家的社会规模都不是很大，经济上的控制力、政治上的影响力以及军事打击能力等都比较有限。这种情况必然使每个西方国家与中国接触的界面不宽，内容不广，程度不深。而且，每当双方发生重大利益冲突并诉诸武力的时候，前者虽然可以凭借“船坚炮利”迅速攻破后者的一些防御据点，但并不具备征服后者的能力。
上述情形对清政府和列强的行动策略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对列强而言，最佳的策略就是胁迫中国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以便最大限度地攫取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对清政府来说，由于让步和妥协可以换得暂时的稳定，不会导致政权直接崩溃，所以短期内让渡部分利益也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已经衰败不堪的清政府除了还能顾及眼前利益，苟延残喘，根本不可能顺应时势，励精图治，担当起领导中国现代化的重任。因此，这种选择无异于饮鸩止渴，其结果必然是主权独立逐步丧失，领土完整不断被破坏。特别是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向外扩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相应能力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因而必然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由此加快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穷则思变。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严酷现实，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改变现状的愿望，揭开了近代中国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序幕。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再到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中国在短短50余年间就变换了几种发展模式，其中既有局部性的改良和改革，也有整体性的变迁，但贯穿这一过程的主线都是“求富致强”、“御侮图存”，所以向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就构成了变革的基本内容，差别主要在于学习的重点和方式不同。客观地说，虽然每一次社会变革确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促进了现代性因素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增长，但是都不能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问题，民生状况不断恶化，整个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那么，中国的出路到底在何方？这是近代中国每个立志于救国救民的个人或团体都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可供中国选择的道路只有三条：一是回归传统；二是维持现状；三是逐步西化。第一条路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一些狂热的复古主义者希望走的路，保皇党、张勋和袁世凯都尝试走过这条路，但这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所以刚一露头就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了。第二条路是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最希望走的路，其结果是民族独立地位进一步丧失，广大人民群众继续受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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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抗。纵观中国近代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开始了由自发行为向有组织行为的转变。第三条路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希望走的路，但它不仅会招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烈抵制，而且也缺乏工人和农民的广泛支持，加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规模还很小，政治上相当软弱，所以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很快就陷入了军阀混战、列强趁火打劫、民不聊生的局面，说明要真正走上这条道路并非像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
既然回归传统和维持现状都不可能，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是如此艰难，那么谋求新的发展机遇就在情理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恰好为处于彷徨状态中的中国实践主体提供了一种新的希望。
2.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效应
对中国而言，学习俄国模式意味着要跨越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要实践主体作出一个确定的选择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如果他要进行选择，他也总是必须在他的生活范围里面、在绝不由他的独
自性所造成的一定的事物中间去进行选择的”。 所以，要考察中国实践主体面临新机遇时的抉择过程，就
必须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势进行更具体的考察。
与俄国不同，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绝大多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而且维系乡村社会运作的主要支柱依然是小农经济、乡绅政治和宗法观念。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影响力的确有所提高，但是作为社会新兴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都非常弱小。以产业工人为例，其总体规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也只有200余万人。不仅如此，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剥削压迫下，农民大量破产，无产阶级生活窘迫，民族资产阶级也倍感压抑。这一切都促使中国社会各阶级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进行反思，同时也开始探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不仅使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而且也促进了社会各阶级意识的觉醒，组织化程度逐步提高，纷纷通过组建政治团体来表达政治主张，争取政治利益。在这些政治团体中，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也最直接的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就当时情况而言，国共两党虽然分别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但是对列强欺凌、军阀混战、民众无权、民生艰难等社会现实都非常不满，所以都认为当务之急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相对而言，中国国民党较早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但在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前，它是相当涣散的，既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理论，也缺乏严密的机构和纪律，连党员登记、党内选举、定期会议等基本的组织程序都不健全，无法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致使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北洋军阀篡夺了。反观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申明为广大人民群众谋求利益是自己的根本宗旨，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自己的奋斗目标，提出民主集中制是自己的组织原则，表现出强烈的进取心和坚定的革命性。当然，在建党初期，共产党的规模很小，成份比较简单（最初只有数十个知识分子），缺乏政治经验，也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连活动经费都主要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因此，单凭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一党之力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个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
正是由于中国革命力量还相当弱小，而传统文化积淀却极其深厚，国际环境又十分恶劣，客观上要求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以促进革命的发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因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固然与共产国际-
的大力推动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两党当时面临着相似的困难，需要完成相同的任务。所以尽管国共两党党内均有些争议，但双方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从而逐步形成了大革命的高潮。然而，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共两党的分歧也越来越激烈化和公开化。双方对于中国的前途本来就存在主义之争、道路之争，只是现实的压力以及共产国际的斡旋使这些争议被暂时搁置；如果确实无法回避，双方往往采取探讨问题的方式进行妥协，因而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迫在眉睫的危机缺乏足够的警惕。
从苏俄和共产国际方面看，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很多领导人对中国国民党一直都寄予厚望，甚至把它看成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认为在它及其罗伯斯庇尔式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未来的政权也有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除了极力促成国共合作，苏俄在经费、武器装备、军事和党务人才等方面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如黄埔军校的开办费及所需枪械主要就是由苏俄资助的。对于北伐的胜利，斯大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讲，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就在于此。
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他还认为，“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
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很明显，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并不太了解，因而对中国革命性质和特点的判断也不太准确，对中国革命具体道路、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的认识更是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特别是在决策层中，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同时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俄国革命的经验作为评判和指导中国革命的标准，很少有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具备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承认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更没有人相信中国革命有可能走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忽视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以当国共关系已濒临破裂的时侯仍不采纳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工农武装的建议。直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斯大林等人才极不情愿地承认“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
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托洛茨基语）。
从中国国民党方面看，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期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基本都是因为“友邦”的出卖、政客军阀的欺诈或部属的背叛，只有苏俄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使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要实
现中国之自由平等，就“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他早就看到西方资
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认为“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
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但是他又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适用于中国，因为
中国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
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但国民党组织涣散、内外交困的现状，使他不得不痛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
政策。
但是，孙中山毕竟不是共产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建立三民主义的中国，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他对中国共产党和苏俄都存有戒心，据说多次表示“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
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不仅如此，他还为应对国共关系破裂进行了初步的人事和组织上的安排。
1924年10月他在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到，“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
宜也。”可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其联俄政策的延伸，目的是既能增进与苏俄的互信，又能促进中国国民党的改造，加强中国国民党的力量。他不同意党外合作，要求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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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民党，就是不希望共产党成为一种能够与之抗衡的独立的政治力量。
孙中山去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表面上仍支持三大政策，但已经若明若暗地倒向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对迅速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极为忌惮，对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极为恐惧，所以当北伐胜券在握的时候，便悍然背叛革命，大肆捕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将近34万人遇害。从中国共产党方面看，陈独秀等早期领导人起初也并不接受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但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在组织上
还是服从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借助中国国民党遍布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力，它广泛而深入地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自己的主张，发展组织，领导工农运动，迅速成长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此过程中，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契合国情，强烈要求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迫切希望建立工农武装。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右派心存幻想，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信心，担心国共关系会因此破裂，进而影响苏俄的利益，所以不支持武装工农。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又还处在幼年阶段，不仅缺乏足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而且在组织上和经济上也过多依赖于共产国际，加之一些主要领导人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所以既不能坚决抵制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决定，也不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范中国国民党右派的背叛。
国共两党之间、双方与共产国际之间关系的上述特点及相应的行动策略，既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也注定了大革命失败的命运。后一种结果以血淋淋的方式证明：中国国民党并不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蒋介石也不是中国的罗伯斯庇尔；先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于是，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通过200多次武装起义逐步建立了十几块红色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从此，有关两种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前途之争的焦点就由理论层面转向实践层面。
3.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的博弈过程与实践主体的最终选择
红色政权的存在与发展，虽然使中国原本就处于分离状态的政治格局变得更加复杂，但客观上也为实践主体提供了更大的比较和选择的空间。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主角，国共两党的一言一行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践主体对它们判断和选择，由此不仅逐渐决定它们各自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走向。
中国国民党虽然扮演执政党的角色，但它本身固有的性质和结构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地为劳苦大众谋求福利，无法妥善应对来自国内外的重重危机，所以从北伐胜利到逃往台湾之前，它的表现总体上乏善可陈。
内政方面，中国国民党为了维护自身的专制统治，不仅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的屠杀，而且也对其他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高压政策，轻则威胁利诱，重则罗织罪名、投诸牢狱，甚至采取包括暗杀在内的极端手段；为了巩固蒋介石在党内的独裁地位，它不仅极力排除异己，而且往往借助金钱和权术对地方实力派进行分化瓦解，结果在激化地方内部矛盾的同时，也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导致新军阀之间混战不休；为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作，支付巨额军费，它把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政策置之脑后，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致使民族工商业发展举步维艰、城市失业和贫困现象与日俱增，农村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大量破产；为了禁锢人民的思想，它把一些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货色拼凑起来，一方面拼命鼓吹“一-
个领袖一个党”，大搞“党化教育”，另一方面极力提倡“尊孔读经”，推崇宗法观念，煽动复古思潮，结果造成人们思想混乱，世风日下。因此，可以把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概括为“官僚贪污腐化，土豪劣绅横行不法，兵匪连结为祸，众生苦不堪言”。
外事方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威逼华北，觊觎全国。在这种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国民党不仅没有团结和动员一切力量去抵御外侮，反而死守“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积极剿共，把两党的恩怨置于国家民族大义之上。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国民党虽然一直在正面战场上抗击日军，但却又过多寄望于外交手段，致使立场经常显得有些摇摆；虽然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却不断制造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酿成诸如“皖南事变”等等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惨剧。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党又依仗美国的支持，罔顾国内各阶层、各党派民主建国的要求，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从而走向最终覆灭的道路。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表现就截然不同。它对内要求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增进公平；对外主张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这种原则下，它能够较好地根据国内外矛盾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使之尽可能顺应时势，合乎民心。这些情形，清晰地展示在中国共产党以下各个时期的思维和行动逻辑中：
大革命失败的初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内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也可以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迅速夺取政权，但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挫折证明此路不通。经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才逐步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军阀混战不可避免，所以红色政权完全能够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生存。据此，他们提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这把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钥匙，不仅形成了一套极具特色的政治动员机制，唤起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而且也找到了一种解决组织活动经费困难的有效方式，为自己独立自主地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使红军队伍不断壮大，根据地日益扩展。虽然土地革命后来因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而遭到重大损失，主力红军也被迫陆续撤离根据地，但经历了长征洗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坚强。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努力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八年抗战中，它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始终坚持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建立抗日根据地，灵活开展游击战、袭扰战和运动战，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扫荡”，牵制和消灭了大量的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不仅如此，它还坚持在抗日根据地内推行民主，落实“二五”减租政策，努力减轻群众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为了顾全大局，它一直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次次进攻，有效地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日伪军、顽军的经济封锁，它向根据地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敌人困死饿垮抗日军民的企图。它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国内社会各阶层、爱国华侨和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普遍赞誉，被认为是中国民主与进步的象征，未来希望之所在。因此，一批又一批对国民党失去信心的爱国青年、民主人士冲破重重阻挠，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投身民族解放事业。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尊重全国人民的和平意愿，由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虽然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它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执行的决议，因为国共两党在诸如军队、国体、政体等关键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共识。所以，这个协定的意义主要在舆论方面，即任何一方首先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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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协定，都会受到舆论的谴责。由于中国国民党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以为可以依靠武力迅速解决中国共产党，迫不及待挑起内战，所以一开始就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让出各交通要道及沿线城市，依托广大乡村开展运动战，不断寻机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很快扭转了全国战场的攻守之势。同时，它还通过各种方式揭露国民党的专制和腐败，宣传自己的政策和主张，披露各个战场的胜利，牢牢地掌握了舆论上的主动权。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把“公平”理解为“均贫富，等贵贱”，同时又强烈期盼出现所谓圣主明君、清官廉吏，所以当解放区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厉行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成为现实，看到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亲民作风、地方干部的勤政廉洁、部队官兵的平等一致，体会到自己第一次有机会以主人的身份议论、参与和决定各种与本身有关的事务，他们由衷地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一种敬佩和感激之情，纷纷动员起来，积极支前，踊跃参军，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迅速发展壮大，仅用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彻底打败了中国国民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铺平了道路。
可见，中国国民党的由大变小、由强变弱，中国共产党的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确不是某些偶然的因素或事件所致，而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人民长期比较和选择的结果。
三、结论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确认中国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不仅具备了必要的理论依据，而且也具备了充分的现实条件。
理论上的支撑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宏观理论基础。唯物史观认为，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形态必然从低级向高级演进，这就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多线性的思想和他们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及列宁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观点，是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中层理论依据。特别是列宁的论断，不仅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理论依据，而且对中国革命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重大的启示。第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是中国社会形态跨越发展最全面、最具体、最直接的理论支柱。怎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完成了理论上的第一次飞跃，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系统而直接的理论武器。
现实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及相应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不仅直接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造就了“朝代更迭、治乱循环”的独特的历史运动模式，使中国无法率先实现现代化转型，也埋下了日后被动挨打的种子。其次，近代历次社会变革的尝试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危机。对中国而言，近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特殊时代，因为它内部正处在由治到乱的历史拐点上，外部则面临西方列强越来越猛烈的挑战。为应对时艰，中国不断进行改革的尝试，但收效甚微，根本不能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问题。再次，中国人民对民族富强的极度渴望及其对“公平”社会的执着追求。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强烈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他们不仅热切地期盼国家的独立和强盛，而-
且极其希望实现一个世代相传的梦想，即建立“均贫富、等贵贱”的公平社会，其价值取向很容易跟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第四，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事实上，社会主义思潮很早就传入中国，但由于缺乏一个可供直接观察借鉴的实践模型，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已经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存在，这就为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第五，中国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共产党的与时俱进。从历史的眼光看，国民党虽然也做过不少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情，但是由于它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维护没落的生产关系，所以社会基础本来就很不稳固。即便如此，由右派把持的中国国民党不仅没有践行三民主义，反而强化了专制统治，致使政治黑暗，贪腐成风，日寇趁虚而入，民生每况愈下。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党利令智昏，在各个领域倒行逆施，迅速崩溃势在必然。中国共产党恰恰相反。它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根据国情的特点和时势的变化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而逐步赢得了民心，夺取了政权。
最后还要强调两点：第一，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补资本主义这堂“课”。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曾经尝试过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发展模式，但没有一种能够行得通。直到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形态跨越发展以后，中国的社会现代化才开始步入正轨。尤其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闯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因此，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非一帆风顺，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这一切都只是探索的代价，把它直接当作否定现实的理由抑或所谓“补课”的依据都是非常荒谬的。第二，中国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实际只是指它在政权性质和生产关系层面上越过了资本主义阶段，并不意味着它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形态也同时实现了跨越。相反，正是由于原有的生产关系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不得不对它进行彻底的变革，以便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障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确实需要认真补上一堂课，内容就是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注释：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45、142-143、73-74页。
130页。④⑤⑥⑦⑧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448、432、450、430、130、129、431、3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第3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第502-503、500、502页。 参见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59、53页。 《列宁选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54、72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55页。 《斯大林选集》 （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487、490页。 转引自金一南： 《苦难辉煌》，北京，华艺出版社，2009，第18、12页。 《孙中山全集》 （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639、145页。 《孙中山全集》 （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25页。 《孙中山全集》 （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51-52页。 1922年6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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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TheoreticalandRealisticBasisofBypassing
DevelopmentofChineseSocialFormation
BiWeining
Abstract:TheauthorarguesChina’ssocialformationbypassingdevelopmentnotonlyhasnecessarytheoreticbasis,butalsohassufficientrealisticbasis.Theformershowsthreedifferentlevles:macroscopicallyspeakingitisthebasicaltheoryofhistoricalmaterialismofMarx;mediumviewisMarx&Engels’thoughtsontheimbalanceandmulti-lineardevelopmentofthesocialhistory,theidealofstriddenacrosstheCafdinCanyonandtheviewofLenin'’ssocialism"Firstlywinningthevictoryinoneorseveralcountries";microscopicallyistheMaoZedongThoughtonthenewdemocraticandsocialistrevolution.Thelattermainlyattemptforsocialtransformationofthemodernhistorycouldn'tsolvethefundamentalhistoriccrisis.Thirdly,indicatesfiveaspects:Firstly,theinfluenceoftheChina'suniquehistoricalmovementmode.Secondly,theChinesestrongeagerfornationalprosperityandpersistentpursuitofthesocial“justice”;Forth,thedemon⁃strationeffectoftheOctoberRevolution;Fifthly,Kuomintangrightistsactsagainstthehistoricaltrend,butCommunistPartyadvancementwithtimes.Basedontheaboveunderstandings,theauthorconcludesthatChinaneedstocontinuetoliberateanddeveloptheproductiveforce,butbynomeansandimpossibletolearnthecapitalism“lesson”.Keywords:China;socialformation;bypassingdevelopment;theoreticbasis;realisticbasis
（责任编辑：王道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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