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里的原罪
今天我们来谈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一个世纪前鲁迅、胡适他们谈论这个话题，历史的情景已经完全不同了。那时候，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民的尊严降低到狗以下的位格。知识人在危机的漩涡中焦灼地寻找民族落后的原因，从外国的船坚炮利追溯到本国的文化血脉，把整个国家的失败归结为文化上的劣根。现在看来，他们确实发现了传统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在那种历史情境下，这个方面被无度地夸大了，以至于看不到自家文化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在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看来，我们的文化是有毒的，用鲁迅的话说是吃人的。在五四运动中，作为民族血脉的文化成了民族的原罪，圣人孔子成了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他要为死后数千多年的国家命运负责。许多激进的学人甚至主张全盘西化，给这个民族来个大换血。没有什么好说的，胜者为王败者寇，你失败了，说明你的一切都是错的，二千多年的领先也抵不了二百年的落败。这种血脉里的原罪感一直伴随我们走到二十世纪的尽头。
如今，站在新世纪的坡地上，我们可以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首先，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中国近两百年积贫积弱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其次是我们对西方社会与文化以及整个世界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发现许多它们存在的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三十年来，特别是最近的十年间，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崛起，成了一个经济大国，国家的崛起给我们脚底下垫了些硬东西，让我们有了高一点的姿态。与此同时，国家的崛起也引起其他地区人们的不安，原来在全球利益格局中占尽便宜的西方社会，担心他们的好日子要到头了。美国总统就曾经露骨地说出这一点。此外，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咱们不仅要治国，而且还要平天下了。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船坚炮利，没有多少精神层面的建树与贡献，你干预这个世界就让人不放心。我们国家崛起是不是止于物质层面，在文化的层面我们有多少财富珍宝可以提供给全人类分享？这是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许多年来，我们经常看到对中国人的描述是 ：黄皮肤、黑头发、龙的传人。这只是对中国人生物属性的一种形象描述。实际上，这也是对亚裔黄种人的描述，同样适合于越南人、日本人、马来人。随着国际移民浪潮日甚一日地蔓延，将有更多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生活在美国、欧洲，并且入乡随俗地融入当地的文化。也有更多不同肤色的人到中国来生活。在这种情形下，生物学上种族的分际逐渐淡化，中国人的概念除了国籍意义之外，更多是文化上的意义。当你说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时，除了说你持有中国国籍外，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身份，你是浸染了中华文化的人，你的精神里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脉。然而，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内涵修养，却不是很多人说得清楚的。
上百年来高山仰止朝拜西方的结果，是我们对外来文化的了解甚于本国文化家底。我们对法国十九世纪文学的了解甚至超出法国人，我们对美国民主的认同甚至超出了美国人，差不多成了“抛弃自家无尽藏，沿街持钵效贫儿”的人，忘了自己是谁。
中国文化的基本理路
说起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自然想到博大精深这个词，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只是各种知识学说的堆积，它有十分清晰的理法、心法和行法。
基本理路框架
尽管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香火传承不断的国度，国学的典籍浩如烟海；尽管在中国文化的源头，有诸子百家争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数千年的流变中，又吸纳和衍生了一些学说流派，但都可以纳入一个基本的框架体系里。这就是《大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系谱。
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古典人文主义，它的理路是循着人的生命在世界之中展开而展开的。在先哲们看来，人生在世界之中的展开有两个向度：一是作为生命个体内涵的展开，即关于生命属性的表达、开显与完成；一是作为社会存在在人世间的开展，包括人在社会之中所要参与的各种活动、所要成就的各种事务以及所要承担的责任，等等。前者属于内修的范畴，关乎做人的内涵；后者属于外治的范畴，关乎做人的外延。内修是一条纵向的轴线，外治是横向轴线，将这两条轴线架构起来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坐标系统，我们中国人就是在这个坐标系统里来安身立命，并且建构自己的思想学说的。
按照《大学》的阐述，儒学的基本体系，包括三纲八目。 所谓三纲，说的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它既是《大学》的主旨，也是儒学的基本要义。《大学》开宗明义地提出：大学之道，就是要将天命赋予人性的隐秘的、内在的、深沉的品性揭示、开显出来，使人不断获得精神上的自新，次第超越不同的生存境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尽人性的可能性，把人给做透，做到极致，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圆满境地，成为一个神圣的人。从而推己及人，次第开展，照亮社会，让所有人都能够实现人性的圆满，建立一个人人皆是舜尧的大同社会。因此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升华人性，使之神圣化，达到完美的境地。所谓圣人，不是一个超人，而是一个达到人性完满境地的人。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有着极高明的人文指向。
《中庸》开篇指出：天命之谓性。所谓人性，是天命给予人的禀赋内涵。我们知道，生命不是我们自己讨来的，它是被给予的礼物。一般认为是父母的给予，但在中国传统思想里，给予者还包括天地、日月、山川、草木，等等。因此，人出生在什么方位、时辰、环境都相当重要。儒家有“万物皆备于我”的说法，佛家则有缘起“重重不尽”的表述，对一个人生命缘起的追溯，最终指向无限的事物，指向万物离形去知、同归于尽的道，或者说法界。作为被给予者，我们有义务将这个礼物打开，完整地接受给予者的恩惠，不能轻易地糟蹋它，辜负这一份深远的情义。
按照这种理解，人性是有深度的领域，尽管传统思想里存在着诸多分歧与争议，但其对人性的理解大体可以分为身、心、性三个维度。身体维度指的是身体组织器官及其功能属性，包括各种本能欲望与意识，在这个层面，人的存在看起来是一个个相互分离的个体。这个层面上产生的障碍为生理病；心则是意识后台感而遂通的深层觉性，是一个人的神明，西方心理学中的无意识都属于这个领域。这个层面上出现的障碍为心理病；性则是生命的本源，是生命与万物打成一片、融为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境地，属于道的范畴。道家所谓万物与我同根，人人与我同体，指的不是身的层面，而是性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出现的障碍为性理病。将身、心、性三个维度合并起来，就是性命的概念。古人喜欢用这个概念来谈论人的存在，其意涵比生命更加深邃。 其次，是要寻找各种立场观念的兼容性，中正公允地了解和处理事情，达到均衡和谐的境界。将所有盲人摸到的拼贴起来还是得不出一个活的象，将横看侧看下看上看的拼凑起来也还是得不出一个完整的庐山，将人体彻底解剖之后还是不能全然地认识生命的机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小于部分之和。必须要把将所有局部片面耦合起来的那个具有兼容性的道参悟到，才能够真正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中庸之道的核心在于全然与公允。
中庸的思维方式说出的是一种道，而不是一种理。理是线性推演的，指向一个结论，一个终极判断，理与理之间常常相互抵抗，相互否决，势不两立，企图逾越各自的有效范围一统天下，成为一种绝对化的独断。正是因此，理的论说只能是作为矫枉过正的权宜方便，不能成为最终依止的究竟。道是一个理域，是众多理的融会贯通，也是一种了然于心的悟性，它让各种理在其在理的范围内和分寸上成立，并发生恰如其分的作用。中庸之道只是去除各种简单和偏的颇倾向，即荀子所说的“解蔽”，而不追求与错误相悖反的正确，因为如果一种方向通往陷阱，那么与它相反的方向也会通往陷阱。
再次，要在动态过程中去机动把握无过之亦无不及的、恰到好处的分寸感，这是最为困难的。在精英决策中，相对容易实现，在群众性的运动，特别是狂飙骤雨一般的革命运动中，激进的口号往往拥有众多的追随者，中庸之道只能拿来收拾残局。在自由社会的时尚潮流中，经常可见的是从一种偏颇到另一种偏颇，以一种极端来纠正另一种极端，永远行走在错误和纠正错误的途中，从一个夜晚进入另一个夜晚。难怪孔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够真正掌握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殊胜之处，尤其表现在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问题上，作为主导者能否超越自身的视角与立场，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至关重要。美国总统在很多场合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这符合美国利益。甚至在联合国、在处理一些国际关系问题上也这么说。这在中国人看来未免弱智。为什么就一定只能站在美国立场上，为什么你就不能站到我们的立场上来看看？半个世纪以来，中东地区是世界最不得安宁的地方，直到现在也是爆炸声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已他们的智慧和暴力都解决不了问题。也许，这些问题将来要靠中国人的智慧来解决。
作为内修心法的中和之道
中庸之道还有修身的心法，将人从各种偏颇乃至偏激的情感之中解脱出来，获得内心的安详与澄明，养就超越凡俗的圣人人格气象。这种心法在《中庸》里被称为中和：“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合乎中节谓之和。”
由于个我嗜欲与本位利益的计较，以及价值取向上先入为主的坚持，人的心态并没有向所有的可能性同等开放，内心始终处于一种趋鹜与拒避之中，并随着事物的变化而翻腾激荡，难以平复，回归于一种纯净的初心。儒家将没有情绪偏颇的心态称为“中”或“中正”。《大学》里对这种不得其正的状态做了描述：“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这种不得其正的状态，不仅遮蔽了人心性深处的天机，泯灭先天的智慧与明德，也伤害到人心性的良性循环，危及身心的健康。在儒家与道家看来，心性的存养是内修极其重要的方面，而存养需要一个下手的地方。在道家是“致虚极，守静笃”；在儒家则是在“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来行持。这个“中”其实就是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中的无邪状态，即所谓“孔颜乐处”，也是孟子所说的“良知”，浩然之气就是在这里存养起来的。通过在各种情绪尚未生发起来的中和心境中存养的功夫行持，能够变化人的气质，成就超越凡尘的圣人气象。当然儒家的存养，并不是死守一个枯寂无情的境界，窒息心灵的生机，而是在保任中让情绪“合乎中节”生发，如水流物生一般。
受佛教的影响，明代的王阳明晚年将儒家的入手处从知善知恶的“良知”上升到没有是非善恶之意识分别的层面：无善无恶心之体。接近于禅宗六祖“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的开示。
中和心法，其实是一种心性还原的功夫，这种还原深入下去会带来想象不到的超越，进入“万物并作”或“万物皆备于我”的不可思议境地，和出世间的层面，开显天人合一的道流。在这方面，立足现世的儒家浅尝辄止，道家与佛家则有更加深沉乃至“玄之又玄”的探索。
多元对话：一场没有终结的圆桌会议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在同一个框架体系内展开，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体系。在这个开放体系里，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学术流派，相互的质疑、争鸣与讨论一直都在进行之中。当我们试图描述我们的文化家底时，首先我们会看到，我们国家有着多元的文化传统，其中有儒、道、佛三大主脉，另外还有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其他杂家。有些国家、有的民族，传统是非常单一的。深入考察你就会发现，这些传统文化元素比较单一的民族，他们看问题往往只有一个视角，思想也往往一根筋，是线性的、单向度的、独断性的思维。视角少死角就多，视野也就变得狭窄，理解和处理事情的可回旋的空间就小。当遇上他们那套系统处理不了的问题时就跟你急，来横的，甚至把自己当人体炸弹与你同归于尽。
但是，生活在多元文化传统里面的人，考虑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视角，观察事物可以有不同的透视方式，因而能够释放出理解事物和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性，获得宽阔的解释空间和回旋余地。即便是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范畴的理解，我们可以有儒家的角度，也可以有道家的角度，还可以有佛家的角度，形成一种交叉透视的效应。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看不到的盲区，转换不同的角度就可以看到庐山多个侧面，离真面目更近一点，不至于把某一个侧面当成庐山的全部。用一个比喻来讲，在文化元素单一的民族国家，人们好象是在独自踱步思考问题，在自言自语；而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不同文化元素之间始终存在着对话关系，人们好像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终结的圆桌会议，不同的观念一直在辩驳之中。这种对话关系是一种源头活水，让我们思想始终处在一种交流状态，不至于僵化，陷入一种片面的知见、一个牛角尖里出不来，当一种解释不灵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进行切换。这是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传统里的人所得到的最大收益。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的脑筋算是最为活络的，善于因地制宜地变通。
以上跟大家交流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法、心法的一些体会，实际上，完整的体系还应当包含实践层面的行法，是关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可以交流。一个充分领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法、心法、行法的人，才称得上是文化意义上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时间关系，只能到此为止。 （根据演讲稿整理）
孔见，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赤贫的精神》、《韩少功评传》等。
血脉里的原罪
今天我们来谈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一个世纪前鲁迅、胡适他们谈论这个话题，历史的情景已经完全不同了。那时候，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民的尊严降低到狗以下的位格。知识人在危机的漩涡中焦灼地寻找民族落后的原因，从外国的船坚炮利追溯到本国的文化血脉，把整个国家的失败归结为文化上的劣根。现在看来，他们确实发现了传统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在那种历史情境下，这个方面被无度地夸大了，以至于看不到自家文化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在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看来，我们的文化是有毒的，用鲁迅的话说是吃人的。在五四运动中，作为民族血脉的文化成了民族的原罪，圣人孔子成了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他要为死后数千多年的国家命运负责。许多激进的学人甚至主张全盘西化，给这个民族来个大换血。没有什么好说的，胜者为王败者寇，你失败了，说明你的一切都是错的，二千多年的领先也抵不了二百年的落败。这种血脉里的原罪感一直伴随我们走到二十世纪的尽头。
如今，站在新世纪的坡地上，我们可以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首先，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中国近两百年积贫积弱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其次是我们对西方社会与文化以及整个世界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发现许多它们存在的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三十年来，特别是最近的十年间，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崛起，成了一个经济大国，国家的崛起给我们脚底下垫了些硬东西，让我们有了高一点的姿态。与此同时，国家的崛起也引起其他地区人们的不安，原来在全球利益格局中占尽便宜的西方社会，担心他们的好日子要到头了。美国总统就曾经露骨地说出这一点。此外，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咱们不仅要治国，而且还要平天下了。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船坚炮利，没有多少精神层面的建树与贡献，你干预这个世界就让人不放心。我们国家崛起是不是止于物质层面，在文化的层面我们有多少财富珍宝可以提供给全人类分享？这是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许多年来，我们经常看到对中国人的描述是 ：黄皮肤、黑头发、龙的传人。这只是对中国人生物属性的一种形象描述。实际上，这也是对亚裔黄种人的描述，同样适合于越南人、日本人、马来人。随着国际移民浪潮日甚一日地蔓延，将有更多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生活在美国、欧洲，并且入乡随俗地融入当地的文化。也有更多不同肤色的人到中国来生活。在这种情形下，生物学上种族的分际逐渐淡化，中国人的概念除了国籍意义之外，更多是文化上的意义。当你说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时，除了说你持有中国国籍外，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身份，你是浸染了中华文化的人，你的精神里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脉。然而，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内涵修养，却不是很多人说得清楚的。
上百年来高山仰止朝拜西方的结果，是我们对外来文化的了解甚于本国文化家底。我们对法国十九世纪文学的了解甚至超出法国人，我们对美国民主的认同甚至超出了美国人，差不多成了“抛弃自家无尽藏，沿街持钵效贫儿”的人，忘了自己是谁。
中国文化的基本理路
说起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自然想到博大精深这个词，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只是各种知识学说的堆积，它有十分清晰的理法、心法和行法。
基本理路框架
尽管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香火传承不断的国度，国学的典籍浩如烟海；尽管在中国文化的源头，有诸子百家争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数千年的流变中，又吸纳和衍生了一些学说流派，但都可以纳入一个基本的框架体系里。这就是《大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系谱。
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古典人文主义，它的理路是循着人的生命在世界之中展开而展开的。在先哲们看来，人生在世界之中的展开有两个向度：一是作为生命个体内涵的展开，即关于生命属性的表达、开显与完成；一是作为社会存在在人世间的开展，包括人在社会之中所要参与的各种活动、所要成就的各种事务以及所要承担的责任，等等。前者属于内修的范畴，关乎做人的内涵；后者属于外治的范畴，关乎做人的外延。内修是一条纵向的轴线，外治是横向轴线，将这两条轴线架构起来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坐标系统，我们中国人就是在这个坐标系统里来安身立命，并且建构自己的思想学说的。
按照《大学》的阐述，儒学的基本体系，包括三纲八目。 所谓三纲，说的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它既是《大学》的主旨，也是儒学的基本要义。《大学》开宗明义地提出：大学之道，就是要将天命赋予人性的隐秘的、内在的、深沉的品性揭示、开显出来，使人不断获得精神上的自新，次第超越不同的生存境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尽人性的可能性，把人给做透，做到极致，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圆满境地，成为一个神圣的人。从而推己及人，次第开展，照亮社会，让所有人都能够实现人性的圆满，建立一个人人皆是舜尧的大同社会。因此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升华人性，使之神圣化，达到完美的境地。所谓圣人，不是一个超人，而是一个达到人性完满境地的人。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有着极高明的人文指向。
《中庸》开篇指出：天命之谓性。所谓人性，是天命给予人的禀赋内涵。我们知道，生命不是我们自己讨来的，它是被给予的礼物。一般认为是父母的给予，但在中国传统思想里，给予者还包括天地、日月、山川、草木，等等。因此，人出生在什么方位、时辰、环境都相当重要。儒家有“万物皆备于我”的说法，佛家则有缘起“重重不尽”的表述，对一个人生命缘起的追溯，最终指向无限的事物，指向万物离形去知、同归于尽的道，或者说法界。作为被给予者，我们有义务将这个礼物打开，完整地接受给予者的恩惠，不能轻易地糟蹋它，辜负这一份深远的情义。
按照这种理解，人性是有深度的领域，尽管传统思想里存在着诸多分歧与争议，但其对人性的理解大体可以分为身、心、性三个维度。身体维度指的是身体组织器官及其功能属性，包括各种本能欲望与意识，在这个层面，人的存在看起来是一个个相互分离的个体。这个层面上产生的障碍为生理病；心则是意识后台感而遂通的深层觉性，是一个人的神明，西方心理学中的无意识都属于这个领域。这个层面上出现的障碍为心理病；性则是生命的本源，是生命与万物打成一片、融为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境地，属于道的范畴。道家所谓万物与我同根，人人与我同体，指的不是身的层面，而是性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出现的障碍为性理病。将身、心、性三个维度合并起来，就是性命的概念。古人喜欢用这个概念来谈论人的存在，其意涵比生命更加深邃。 其次，是要寻找各种立场观念的兼容性，中正公允地了解和处理事情，达到均衡和谐的境界。将所有盲人摸到的拼贴起来还是得不出一个活的象，将横看侧看下看上看的拼凑起来也还是得不出一个完整的庐山，将人体彻底解剖之后还是不能全然地认识生命的机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小于部分之和。必须要把将所有局部片面耦合起来的那个具有兼容性的道参悟到，才能够真正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中庸之道的核心在于全然与公允。
中庸的思维方式说出的是一种道，而不是一种理。理是线性推演的，指向一个结论，一个终极判断，理与理之间常常相互抵抗，相互否决，势不两立，企图逾越各自的有效范围一统天下，成为一种绝对化的独断。正是因此，理的论说只能是作为矫枉过正的权宜方便，不能成为最终依止的究竟。道是一个理域，是众多理的融会贯通，也是一种了然于心的悟性，它让各种理在其在理的范围内和分寸上成立，并发生恰如其分的作用。中庸之道只是去除各种简单和偏的颇倾向，即荀子所说的“解蔽”，而不追求与错误相悖反的正确，因为如果一种方向通往陷阱，那么与它相反的方向也会通往陷阱。
再次，要在动态过程中去机动把握无过之亦无不及的、恰到好处的分寸感，这是最为困难的。在精英决策中，相对容易实现，在群众性的运动，特别是狂飙骤雨一般的革命运动中，激进的口号往往拥有众多的追随者，中庸之道只能拿来收拾残局。在自由社会的时尚潮流中，经常可见的是从一种偏颇到另一种偏颇，以一种极端来纠正另一种极端，永远行走在错误和纠正错误的途中，从一个夜晚进入另一个夜晚。难怪孔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够真正掌握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殊胜之处，尤其表现在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问题上，作为主导者能否超越自身的视角与立场，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至关重要。美国总统在很多场合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这符合美国利益。甚至在联合国、在处理一些国际关系问题上也这么说。这在中国人看来未免弱智。为什么就一定只能站在美国立场上，为什么你就不能站到我们的立场上来看看？半个世纪以来，中东地区是世界最不得安宁的地方，直到现在也是爆炸声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已他们的智慧和暴力都解决不了问题。也许，这些问题将来要靠中国人的智慧来解决。
作为内修心法的中和之道
中庸之道还有修身的心法，将人从各种偏颇乃至偏激的情感之中解脱出来，获得内心的安详与澄明，养就超越凡俗的圣人人格气象。这种心法在《中庸》里被称为中和：“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合乎中节谓之和。”
由于个我嗜欲与本位利益的计较，以及价值取向上先入为主的坚持，人的心态并没有向所有的可能性同等开放，内心始终处于一种趋鹜与拒避之中，并随着事物的变化而翻腾激荡，难以平复，回归于一种纯净的初心。儒家将没有情绪偏颇的心态称为“中”或“中正”。《大学》里对这种不得其正的状态做了描述：“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这种不得其正的状态，不仅遮蔽了人心性深处的天机，泯灭先天的智慧与明德，也伤害到人心性的良性循环，危及身心的健康。在儒家与道家看来，心性的存养是内修极其重要的方面，而存养需要一个下手的地方。在道家是“致虚极，守静笃”；在儒家则是在“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来行持。这个“中”其实就是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中的无邪状态，即所谓“孔颜乐处”，也是孟子所说的“良知”，浩然之气就是在这里存养起来的。通过在各种情绪尚未生发起来的中和心境中存养的功夫行持，能够变化人的气质，成就超越凡尘的圣人气象。当然儒家的存养，并不是死守一个枯寂无情的境界，窒息心灵的生机，而是在保任中让情绪“合乎中节”生发，如水流物生一般。
受佛教的影响，明代的王阳明晚年将儒家的入手处从知善知恶的“良知”上升到没有是非善恶之意识分别的层面：无善无恶心之体。接近于禅宗六祖“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的开示。
中和心法，其实是一种心性还原的功夫，这种还原深入下去会带来想象不到的超越，进入“万物并作”或“万物皆备于我”的不可思议境地，和出世间的层面，开显天人合一的道流。在这方面，立足现世的儒家浅尝辄止，道家与佛家则有更加深沉乃至“玄之又玄”的探索。
多元对话：一场没有终结的圆桌会议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在同一个框架体系内展开，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体系。在这个开放体系里，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学术流派，相互的质疑、争鸣与讨论一直都在进行之中。当我们试图描述我们的文化家底时，首先我们会看到，我们国家有着多元的文化传统，其中有儒、道、佛三大主脉，另外还有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其他杂家。有些国家、有的民族，传统是非常单一的。深入考察你就会发现，这些传统文化元素比较单一的民族，他们看问题往往只有一个视角，思想也往往一根筋，是线性的、单向度的、独断性的思维。视角少死角就多，视野也就变得狭窄，理解和处理事情的可回旋的空间就小。当遇上他们那套系统处理不了的问题时就跟你急，来横的，甚至把自己当人体炸弹与你同归于尽。
但是，生活在多元文化传统里面的人，考虑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视角，观察事物可以有不同的透视方式，因而能够释放出理解事物和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性，获得宽阔的解释空间和回旋余地。即便是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范畴的理解，我们可以有儒家的角度，也可以有道家的角度，还可以有佛家的角度，形成一种交叉透视的效应。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看不到的盲区，转换不同的角度就可以看到庐山多个侧面，离真面目更近一点，不至于把某一个侧面当成庐山的全部。用一个比喻来讲，在文化元素单一的民族国家，人们好象是在独自踱步思考问题，在自言自语；而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不同文化元素之间始终存在着对话关系，人们好像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终结的圆桌会议，不同的观念一直在辩驳之中。这种对话关系是一种源头活水，让我们思想始终处在一种交流状态，不至于僵化，陷入一种片面的知见、一个牛角尖里出不来，当一种解释不灵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进行切换。这是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传统里的人所得到的最大收益。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的脑筋算是最为活络的，善于因地制宜地变通。
以上跟大家交流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法、心法的一些体会，实际上，完整的体系还应当包含实践层面的行法，是关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可以交流。一个充分领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法、心法、行法的人，才称得上是文化意义上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时间关系，只能到此为止。 （根据演讲稿整理）
孔见，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赤贫的精神》、《韩少功评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