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2014年第11期
行政手段远远解决不了医患关系紧张问题
近几年,政府也在着手改善医疗行业的形象。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明确了公立医院向公益性回归的思路,抑制公立医院的逐利冲动、以医保控制医疗费用,以及规范医生的收入,乃至重塑医德。
这些思路里面,有治本的,也有治标的。在治本需要时间的情况下,行政化手段日益增多。其初衷和效果出现了相悖的现象。特别是,对医院行政化“打压”缓解“看病难”和“看病贵”似乎不但没有化解“民怨”,反而激起了“医怨”。
“北京有很多医院都规定门诊不能限号,我曾经尝试过一次,7小时看了50多个病人,尽管那天做了充分的准备,到最后真的没有精力了。”北京协和医院医生吴东说,后来他明确跟院长表示,如果政府逼迫医生不限号,他就辞职。“我今天是4个半小时内看了23个病人,初诊的要花二三十分钟,这个速度在很多医院是非常慢的,有的医院都可以看100个了。”
“现在有的医院还规定,医保患者首诊不准花超多少钱,医生还不能跟病人明说,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首诊既要把病人糊弄走,还不能让他投诉。”吴东说,政府用医保来控制医疗费用,但是不去研究哪个环节是可以省的,就是简单划一个饼,只能这么多,医院就划给科室,科室再划给医生,最后吃亏的还是病人。
一个医患双方都感到安全的医疗环境是社会底线,重建医患关系,公立医院的运行方式、医生的职业属性和价值、医患纠纷解决机制都需要重新梳理和塑造,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实现修复与弥合。这是目前日益增多的行政化控制手段远远解决不了的问题。
《南风窗》2014年第11期
行政手段远远解决不了医患关系紧张问题
近几年,政府也在着手改善医疗行业的形象。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明确了公立医院向公益性回归的思路,抑制公立医院的逐利冲动、以医保控制医疗费用,以及规范医生的收入,乃至重塑医德。
这些思路里面,有治本的,也有治标的。在治本需要时间的情况下,行政化手段日益增多。其初衷和效果出现了相悖的现象。特别是,对医院行政化“打压”缓解“看病难”和“看病贵”似乎不但没有化解“民怨”,反而激起了“医怨”。
“北京有很多医院都规定门诊不能限号,我曾经尝试过一次,7小时看了50多个病人,尽管那天做了充分的准备,到最后真的没有精力了。”北京协和医院医生吴东说,后来他明确跟院长表示,如果政府逼迫医生不限号,他就辞职。“我今天是4个半小时内看了23个病人,初诊的要花二三十分钟,这个速度在很多医院是非常慢的,有的医院都可以看100个了。”
“现在有的医院还规定,医保患者首诊不准花超多少钱,医生还不能跟病人明说,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首诊既要把病人糊弄走,还不能让他投诉。”吴东说,政府用医保来控制医疗费用,但是不去研究哪个环节是可以省的,就是简单划一个饼,只能这么多,医院就划给科室,科室再划给医生,最后吃亏的还是病人。
一个医患双方都感到安全的医疗环境是社会底线,重建医患关系,公立医院的运行方式、医生的职业属性和价值、医患纠纷解决机制都需要重新梳理和塑造,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实现修复与弥合。这是目前日益增多的行政化控制手段远远解决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