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2月17日 08: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17日第906期 作者：杨继军 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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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学术界极大的重视，被认为是理解企业、地区和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极为有用的范式。与此相关的讨论既包括价值链参与度的测算、价值链分工的就业效应，也涵盖了价值链分工下贸易利益的重新分解以及相应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对各国经济外生冲击的传导逐渐进入学术视野，需要廓清的理论问题是，全球价值链是各国遭遇外生冲击的“放大器”，还是“减震器”？其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什么？价值链分工下各国如何顺势而为，保持经济的平稳有序发展？
“生产的全球解构”与“贸易的全球整合”
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国际运输能力的提升、贸易自由化的演进，生产过程对于空间距离不再敏感，生产的国际分割不再受束缚，于是形成价值链在不同地理分布、不同生产者主体之间的切割，“全球价值链”由此出现。全球价值链兼具分散化与集聚化双重属性，是产业与贸易的融合，并最终使得“生产的全球解构”与“贸易的全球整合”平行发展。即便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阻断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总体进程。但是，全球价值链在各国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各类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存在较大差异。Banga指出，全球增加值有67%是由OECD国家完成的，25%是由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完成的，8%是由其他发展中国家完成的。但是，Gereffi发现，先进工业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竞争力正在削弱，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在增强，出口增加值在提高。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每个国家仅专注于商品生产中的某几个环节或流程，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多，垂直生产链不断延伸，中间品贸易比重提高，“无国界生产体系”逐步形成。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下，贸易的主导方式既不是产业间的，也不是产业内的，而是建立在中间产品基础上的“过程贸易”，“所见未必为所得”，传统的总量贸易规模逐渐为贸易增加值所替代，贸易的福利效应不再仅仅局限于进出口额，而是深入到本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具体位置，贸易不平衡将会被重估。与此同时，随着生产的边界变得模糊，以边界为基础的贸易政策带来的扭曲被放大，以寻求国内规制与国际协定之间融合的新一代贸易政策呼之欲出。
生产中的互补性增强 系统性贸易冲击的敏感度上升
经济周期的联动是指，随着各国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等联系的增加，其在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的表现方面也呈现出趋同性。换言之，繁荣或者衰退在不同国家之间是传递的。全球价值链下，各国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往往是一国从他国进口中间品作为本国生产的投入品，经加工后再出口至第三国，第三国再将其作为投入品进行加工，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最终产品出口至最终目的地为止。若其中某个国家的某个环节出现梗阻，就会波及其他国家的其他环节，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全球价值链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全球价值链下各国经济周期的联动性增强。
全球价值链下，专业化分工更加精细，每个国家都是生产网络中的节点，各国在生产中的互补性增强，对系统性贸易冲击的敏感度上升。当市场上一种商品的消费需求引起供应链断裂后，位于上游位置的中间产品的进口必然减少，并沿着价值链渐次向中下游企业传递，引起全球生产网络内其他国家厂商的调整，其结果是最终需求环节一次小的变化会在价值链分工中被放大，这就是全球价值链的“乘数机制”和“长鞭效应”。已有研究表明，当双边贸易以水平分工为主导时，贸易的替代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贸易增多会使国际经济的联动性下降；当双边贸易以垂直分工下的价值链贸易为主时，贸易的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各个国家将面临着共同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的正向效应愈发明显。
2008年始发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当美国居民财富缩水，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减少时，其直接的后果是中国的出口下降，但随之而来的是，整个供应链环节所涉及的所有国家出口都下降了。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商品出口同比下降了7.96%，进口减少了5.25%，经济增长率下行；同期全球进出口贸易萎缩，经济增长率由2008年的1.45%下挫至2009年的-2.06%。此外，受固定运输成本和交易时滞的限制，供应商通常倾向于持有一定比例的存货，但是当经济不景气、市场需求萎缩时，供应商往往又会以更大的比例减少进口，其结果是放大了这一次外部冲击，贸易的“负杠杆效应”凸显，危机期间贸易下降的幅度超过了GDP下降的幅度，即所谓的“贸易大崩溃”。
价值链分工下各国经济联动性加强意味着，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时，可以利用他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顺风效应”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传递机制，尽早使本国经济企稳回升。例如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利用全球价值链重组和产品工序的分解，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正溢出效应”，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大稳健”。此外，还有研究指出，全球价值链扩大了本国经济的市场广度和深度，增强了外部市场消解本国内部冲击造成经济波动的能力；同时，专业化分工使得一国的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相分离，梗阻了外部冲击在国内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传递。
“以邻为壑”最终必将陷入“以己为壑”
价值链分工时代，各国经济相互渗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任何“以邻为壑”的贸易措施，其结果只会扰乱国际经济的自然秩序，破坏全球经济系统自身的稳定性，“以邻为壑”最终必将陷入“以己为壑”。扩大贸易便利化可以增加贸易政策的透明度，提高可预测性，缩短供应商的流转周期，减少供应商对库存的依赖，增加对于外部冲击的弹性；贸易自由化有助于降低中间品进口关税，避免人为地割裂全球价值链的完整性，有助于各国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促使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配置。
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全球价值链衍生了政策的溢出效应，一国的政策不仅影响本国的生产，而且影响整个价值链中其他国家的生产，全球经济协调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Ruta和Saito所指出的：“全球价值链深化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政策合作变得愈发重要。”世界各国在继续致力于推崇多边贸易体制权威，遵守多边贸易体制“纪律”的同时，要以相互依赖关系和经济传递机制为纽带，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中最大化自身的国别竞争优势，加强彼此之间的政策协调，各区域贸易协定应奉行非歧视原则，避免造成全球价值链的碎片化，实现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良性互动。
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提升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参与度，充分整合国内价值链，提高增加值贸易与国内产业的结合度，使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形成良性互动，实现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要在利用全球价值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同时，谨慎防范外部冲击，积极化解外部风险。要主动参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在全球价值链中寻求贸易规则的话语权，适应以边界内规则和规制融合为核心的新型贸易政策。面对TTIP和TPP内部推行的高标准的贸易规则，要密切重视其中的条款、内容对于引导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所可能起到的标杆性作用，警惕其短期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起到的实质性阻碍作用。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责任编辑：常畅
2016年02月17日 08: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17日第906期 作者：杨继军 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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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学术界极大的重视，被认为是理解企业、地区和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极为有用的范式。与此相关的讨论既包括价值链参与度的测算、价值链分工的就业效应，也涵盖了价值链分工下贸易利益的重新分解以及相应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对各国经济外生冲击的传导逐渐进入学术视野，需要廓清的理论问题是，全球价值链是各国遭遇外生冲击的“放大器”，还是“减震器”？其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什么？价值链分工下各国如何顺势而为，保持经济的平稳有序发展？
“生产的全球解构”与“贸易的全球整合”
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国际运输能力的提升、贸易自由化的演进，生产过程对于空间距离不再敏感，生产的国际分割不再受束缚，于是形成价值链在不同地理分布、不同生产者主体之间的切割，“全球价值链”由此出现。全球价值链兼具分散化与集聚化双重属性，是产业与贸易的融合，并最终使得“生产的全球解构”与“贸易的全球整合”平行发展。即便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阻断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总体进程。但是，全球价值链在各国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各类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存在较大差异。Banga指出，全球增加值有67%是由OECD国家完成的，25%是由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完成的，8%是由其他发展中国家完成的。但是，Gereffi发现，先进工业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竞争力正在削弱，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在增强，出口增加值在提高。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每个国家仅专注于商品生产中的某几个环节或流程，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多，垂直生产链不断延伸，中间品贸易比重提高，“无国界生产体系”逐步形成。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下，贸易的主导方式既不是产业间的，也不是产业内的，而是建立在中间产品基础上的“过程贸易”，“所见未必为所得”，传统的总量贸易规模逐渐为贸易增加值所替代，贸易的福利效应不再仅仅局限于进出口额，而是深入到本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具体位置，贸易不平衡将会被重估。与此同时，随着生产的边界变得模糊，以边界为基础的贸易政策带来的扭曲被放大，以寻求国内规制与国际协定之间融合的新一代贸易政策呼之欲出。
生产中的互补性增强 系统性贸易冲击的敏感度上升
经济周期的联动是指，随着各国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等联系的增加，其在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的表现方面也呈现出趋同性。换言之，繁荣或者衰退在不同国家之间是传递的。全球价值链下，各国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往往是一国从他国进口中间品作为本国生产的投入品，经加工后再出口至第三国，第三国再将其作为投入品进行加工，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最终产品出口至最终目的地为止。若其中某个国家的某个环节出现梗阻，就会波及其他国家的其他环节，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全球价值链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全球价值链下各国经济周期的联动性增强。
全球价值链下，专业化分工更加精细，每个国家都是生产网络中的节点，各国在生产中的互补性增强，对系统性贸易冲击的敏感度上升。当市场上一种商品的消费需求引起供应链断裂后，位于上游位置的中间产品的进口必然减少，并沿着价值链渐次向中下游企业传递，引起全球生产网络内其他国家厂商的调整，其结果是最终需求环节一次小的变化会在价值链分工中被放大，这就是全球价值链的“乘数机制”和“长鞭效应”。已有研究表明，当双边贸易以水平分工为主导时，贸易的替代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贸易增多会使国际经济的联动性下降；当双边贸易以垂直分工下的价值链贸易为主时，贸易的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各个国家将面临着共同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的正向效应愈发明显。
2008年始发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当美国居民财富缩水，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减少时，其直接的后果是中国的出口下降，但随之而来的是，整个供应链环节所涉及的所有国家出口都下降了。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商品出口同比下降了7.96%，进口减少了5.25%，经济增长率下行；同期全球进出口贸易萎缩，经济增长率由2008年的1.45%下挫至2009年的-2.06%。此外，受固定运输成本和交易时滞的限制，供应商通常倾向于持有一定比例的存货，但是当经济不景气、市场需求萎缩时，供应商往往又会以更大的比例减少进口，其结果是放大了这一次外部冲击，贸易的“负杠杆效应”凸显，危机期间贸易下降的幅度超过了GDP下降的幅度，即所谓的“贸易大崩溃”。
价值链分工下各国经济联动性加强意味着，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时，可以利用他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顺风效应”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传递机制，尽早使本国经济企稳回升。例如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利用全球价值链重组和产品工序的分解，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正溢出效应”，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大稳健”。此外，还有研究指出，全球价值链扩大了本国经济的市场广度和深度，增强了外部市场消解本国内部冲击造成经济波动的能力；同时，专业化分工使得一国的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相分离，梗阻了外部冲击在国内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传递。
“以邻为壑”最终必将陷入“以己为壑”
价值链分工时代，各国经济相互渗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任何“以邻为壑”的贸易措施，其结果只会扰乱国际经济的自然秩序，破坏全球经济系统自身的稳定性，“以邻为壑”最终必将陷入“以己为壑”。扩大贸易便利化可以增加贸易政策的透明度，提高可预测性，缩短供应商的流转周期，减少供应商对库存的依赖，增加对于外部冲击的弹性；贸易自由化有助于降低中间品进口关税，避免人为地割裂全球价值链的完整性，有助于各国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促使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配置。
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全球价值链衍生了政策的溢出效应，一国的政策不仅影响本国的生产，而且影响整个价值链中其他国家的生产，全球经济协调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Ruta和Saito所指出的：“全球价值链深化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政策合作变得愈发重要。”世界各国在继续致力于推崇多边贸易体制权威，遵守多边贸易体制“纪律”的同时，要以相互依赖关系和经济传递机制为纽带，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中最大化自身的国别竞争优势，加强彼此之间的政策协调，各区域贸易协定应奉行非歧视原则，避免造成全球价值链的碎片化，实现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良性互动。
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提升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参与度，充分整合国内价值链，提高增加值贸易与国内产业的结合度，使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形成良性互动，实现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要在利用全球价值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同时，谨慎防范外部冲击，积极化解外部风险。要主动参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在全球价值链中寻求贸易规则的话语权，适应以边界内规则和规制融合为核心的新型贸易政策。面对TTIP和TPP内部推行的高标准的贸易规则，要密切重视其中的条款、内容对于引导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所可能起到的标杆性作用，警惕其短期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起到的实质性阻碍作用。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责任编辑：常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