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及其悖论 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是要素禀赋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论，其基本涵义是：随着自由贸易的发生，两国间产品的价格将趋于均等，并将使得两国间要素的价格也趋于均等。即自由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会使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两国的所有工人都能得到同样的工资率，所有的土地都能得到同样的土地报酬率，所有的资本都能得到同样的收益率，而不论两国生产要素的供给和禀赋状况有任何差别。很显然，对于后进国家如果依照要素禀赋理论去安排本国的产业结构，并允许自由贸易，随着贸易的进行，本国的要素报酬将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要素报酬水平。这就意味着依照要素禀赋理论，后进国家的经济将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对于后进国家来讲，依照要素禀赋理论来发展本国的经济无疑是很好的理论参照。 然而这一结论在现实中并没有出现，尤其是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两国贸易的深化，两国的工资水平差距反而在拉大。1970年，美中两国的人均工资水平差为4965美元，1980年为11976美元，1990年为22885美元，到了2000年，则达到34166美元，美中工资水平差额呈上升趋势。 再看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如表1.1所示，我国9年来进口价格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2004与1996年相比上升了21.7％，而出口价格指数不断下降，总下降率约为23.3％，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曲线呈现明显的恶化趋势。 可见，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在中美贸易中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我国同美国是要素禀赋显然不同的两个国家，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安排产业分工，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随着贸易的进行，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我国同美国的要素价格会趋同。然而，实际情况是两国的要素价格在拉大，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悖论。 二、我国外贸中不存在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原因分析 当然，我们知道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实现是有严格条件的。萨缪尔森在其《再论国际要素价格均等》(1949年)一文中解释认为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实现必须以下列条件为前提 (1)不变的产出物，即贸易发生前后两国生产同样两种产品，如粮食和纺织品。(2)不变的要素投入与同一且不变的技术，就是说生产每种商品都使用土地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两国生产每种商品的技术水平一样。(3)不同的要素密集度，即两种商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一种是土地密集型的，另一种则须是劳动密集型的。(4)不变的要素供给，即两国要素禀赋状况不变。(5)没有贸易壁垒与运输成本，商品在国际间完全自由流动，但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完全不流动。如果现实中，这些条件不具备，那么要素价格均等化就不可能实现。 实际上要素价格均等化能不能实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贸易能给参与贸易的国家带来什么?是利益还是损失々如果是利益就有贸易的必要，自然也有分工的必要；如果是损失，自然也就没有分工的必要。看利益还是损失，不单要看眼前的利益还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长远利益。从我国外贸实践来看，我们根据要素禀赋理论来安排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随着贸易的进行，我国劳动力要素的收益并没有像要素禀赋理论所推测的那样会缩小同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收益水平，反而拉大了同美国劳动力收益的差距。从商品的价格来看，也同样存在着国内外价格在拉大的情况，我国出口的商品价格越来越便宜，进口商品的价格越来越贵，贸易的交换利益越来越小，甚至于出现了贫困化增长，即国内经济增加的成果通过贸易而流向国外，被外国人所分享。 出现这种结果并不单单是因为我国的外贸实践不具备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的前提条件。因为按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即使我们没有完全具备这些前提条件，但至少我们是逐渐在改善这些前提条件，我们的贸易政策正逐渐走向自由化，政府干预贸易的情况在减少，我们的交通条件在改善，技术水平在提高。因此，按照这些情况，随着贸易的进行，我们同资本丰富的国家的要素价格即使不能实现均等，也应该缩小同资本丰富的国家的要素价格，不至于拉大二者的差距，换句话说即使我们具备了要素禀赋理论的前提条件，仍难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对此，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理论上讲，要素禀赋理论并没有考虑到产品的差异和需求的差异，从产品上看，两个国家生产的商品的特征是不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而资本密集性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对劳动密集型商品的需求增加要小于对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的增加。从要素供给来看，中国的劳动力太丰富了，以至于可以假定我国劳动力供给弹性为无穷大，这样不管对劳动力的需求如何大，都不能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加上我国劳动法不健全，企业主法制观念淡薄，随意克扣工人工资以压低成本的现象随处可见，导致我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不涨反降。再加上我国劳动力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以简单加工为主，技术含量低，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也低，劳动力长期从事简单性的劳动，不利于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长期经营劳动密集型的产品，随着该类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的下调，企业为了压低成本也会想办法压低劳动力价格，而劳动力价格的下调也不利于劳动力技能的培养和提高，企业会因此陷入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下降，企业为降低成本而压低劳动力价格，工人会因此而减少技能培训『的支出。长期下去，我国的产业自然会陷入“李嘉图低水平的陷阱”当中，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而导致上述结果的直接原因则与我国当前的外贸政策是分不开的，目前我国仍然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外贸政策，外贸政策多以鼓励出口为主，为了扩大出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贴息、出口补贴、退税等。以出口退税政策为例，出口货物退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出口货物在国内或区内生产、流通、出口环节已缴纳的间接税进行退还的～项税收制度，它是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的是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避免对跨国流动物品重复征税，促进我国的对外出口贸易。出口退税是用本应属于国家的财政收入来刺激出口，但多年来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支付，2004年的出口退税款改由中央、地方两级分担，现在，这一分担比例调整为中央负担92.5％，地方负担7.5％。由于出口产品出口前所征收的流转税是归入地方财政收入，而2004年以前的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利益的驱动促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促进出口，出口的增加不仅是地方政府的“业绩”，而且税收增加也不需为刺激出口的成本买单。由于出口鼓励政策很难在地方政府的层面上得到约束，造成我国出口贸易的非理性增长，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出口价格的持续下降，厂商严重依赖数量扩张而非质量竞争，外贸呈粗放型增长。
三、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取向 (一)推动从政策主导的过度出口向市场主导的适度出口转变 我国外贸发展战略和政策应当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根据国内外经济贸易环境的变化，适当调整。我们应该摒弃一贯实施的不断扩大出口创汇、奖出限入的进攻性外贸战略和政策，而代之以“市场主导，适度出口”、追求“贸易平衡”和“合理适度调节”的外贸战略和外贸政策，即由市场决定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和进出口总量，政府运用WTO认可和国际上通行的管理外贸和促进出口措施，运用扶持鼓励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政策及其他外贸调节措施，一般情况下不使用汇率政策调控进出口。摒弃为出口而出口、过分追求贸易顺差的做法。政府的外贸政策调节力度应适当，不使市场机制失效。 (二)实现从低价格、低层次竞争向“互利共赢”战略转型 我国一些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以低价“倾销”、低层次竞争为主要手段。因此，近年来我国的外贸存在“买哈哈贵，卖哈哈便宜”的怪圈。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外贸以简单的加工贸易为主，出口行业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低价值端，近年来成为初级产品的主要买家和低档商品的卖家。由于外向型经济规模过大，因此，当我们需要购进初级产品的时候，世界初级产品市场的价格就会一路上扬。而一旦我们卖出商品的时候，国际市场上的该产品价格就会大幅度的下挫。因此，我们的对外贸易很多时候是在做“赔本赚吆喝”的事情。针对这种现状，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施“互利共赢”战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核心和精髓，也是中国提升可持续贸易能力的必然选择。 (三)重塑比较优势，推动知识贸易的发展 当代经济下的国际分工与工业经济时代的国际分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代经济的“知识”和智力已成为每个国家更加重要的资源。从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来看，国际竞争优势的来源是，50年代靠资源，60年代靠成本，70年代靠质量，80年代靠时间，90年代靠服务，21世纪靠知识。我国知识资源禀赋丰富，创新能力强，完全可以重塑比较优势，培养和形成以“知识”与“智力”资源为基础的国际竞争优势，发展知识产业，开发知识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竞争。 (四)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 高新技术产业在当代国际贸易中的基础地位和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作用十分突出，我国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来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由于我国目前高新技术产业还处于幼稚发展时期，因此，需要采取战略性的贸易政策加以扶持。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指的是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大前提下，政府运用生产、出口补贴，进口税收、R&D投入等方式对本国的战略性行业进行扶持。政府通过对此类行业的扶持，增强其竞争力，实现垄断利润即“租”的转移，另外还可以起到打击竞争对手，夺取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及其贸易的发展中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现阶段我们也可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来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此提升我国的产业竞争力，从而能够更好地分享国际分工带来的巨大收益。
一、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及其悖论 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是要素禀赋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论，其基本涵义是：随着自由贸易的发生，两国间产品的价格将趋于均等，并将使得两国间要素的价格也趋于均等。即自由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会使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两国的所有工人都能得到同样的工资率，所有的土地都能得到同样的土地报酬率，所有的资本都能得到同样的收益率，而不论两国生产要素的供给和禀赋状况有任何差别。很显然，对于后进国家如果依照要素禀赋理论去安排本国的产业结构，并允许自由贸易，随着贸易的进行，本国的要素报酬将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要素报酬水平。这就意味着依照要素禀赋理论，后进国家的经济将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对于后进国家来讲，依照要素禀赋理论来发展本国的经济无疑是很好的理论参照。 然而这一结论在现实中并没有出现，尤其是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两国贸易的深化，两国的工资水平差距反而在拉大。1970年，美中两国的人均工资水平差为4965美元，1980年为11976美元，1990年为22885美元，到了2000年，则达到34166美元，美中工资水平差额呈上升趋势。 再看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如表1.1所示，我国9年来进口价格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2004与1996年相比上升了21.7％，而出口价格指数不断下降，总下降率约为23.3％，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曲线呈现明显的恶化趋势。 可见，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在中美贸易中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我国同美国是要素禀赋显然不同的两个国家，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安排产业分工，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随着贸易的进行，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我国同美国的要素价格会趋同。然而，实际情况是两国的要素价格在拉大，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悖论。 二、我国外贸中不存在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原因分析 当然，我们知道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实现是有严格条件的。萨缪尔森在其《再论国际要素价格均等》(1949年)一文中解释认为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实现必须以下列条件为前提 (1)不变的产出物，即贸易发生前后两国生产同样两种产品，如粮食和纺织品。(2)不变的要素投入与同一且不变的技术，就是说生产每种商品都使用土地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两国生产每种商品的技术水平一样。(3)不同的要素密集度，即两种商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一种是土地密集型的，另一种则须是劳动密集型的。(4)不变的要素供给，即两国要素禀赋状况不变。(5)没有贸易壁垒与运输成本，商品在国际间完全自由流动，但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完全不流动。如果现实中，这些条件不具备，那么要素价格均等化就不可能实现。 实际上要素价格均等化能不能实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贸易能给参与贸易的国家带来什么?是利益还是损失々如果是利益就有贸易的必要，自然也有分工的必要；如果是损失，自然也就没有分工的必要。看利益还是损失，不单要看眼前的利益还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长远利益。从我国外贸实践来看，我们根据要素禀赋理论来安排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随着贸易的进行，我国劳动力要素的收益并没有像要素禀赋理论所推测的那样会缩小同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收益水平，反而拉大了同美国劳动力收益的差距。从商品的价格来看，也同样存在着国内外价格在拉大的情况，我国出口的商品价格越来越便宜，进口商品的价格越来越贵，贸易的交换利益越来越小，甚至于出现了贫困化增长，即国内经济增加的成果通过贸易而流向国外，被外国人所分享。 出现这种结果并不单单是因为我国的外贸实践不具备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的前提条件。因为按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即使我们没有完全具备这些前提条件，但至少我们是逐渐在改善这些前提条件，我们的贸易政策正逐渐走向自由化，政府干预贸易的情况在减少，我们的交通条件在改善，技术水平在提高。因此，按照这些情况，随着贸易的进行，我们同资本丰富的国家的要素价格即使不能实现均等，也应该缩小同资本丰富的国家的要素价格，不至于拉大二者的差距，换句话说即使我们具备了要素禀赋理论的前提条件，仍难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对此，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理论上讲，要素禀赋理论并没有考虑到产品的差异和需求的差异，从产品上看，两个国家生产的商品的特征是不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而资本密集性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对劳动密集型商品的需求增加要小于对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的增加。从要素供给来看，中国的劳动力太丰富了，以至于可以假定我国劳动力供给弹性为无穷大，这样不管对劳动力的需求如何大，都不能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加上我国劳动法不健全，企业主法制观念淡薄，随意克扣工人工资以压低成本的现象随处可见，导致我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不涨反降。再加上我国劳动力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以简单加工为主，技术含量低，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也低，劳动力长期从事简单性的劳动，不利于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长期经营劳动密集型的产品，随着该类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的下调，企业为了压低成本也会想办法压低劳动力价格，而劳动力价格的下调也不利于劳动力技能的培养和提高，企业会因此陷入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下降，企业为降低成本而压低劳动力价格，工人会因此而减少技能培训『的支出。长期下去，我国的产业自然会陷入“李嘉图低水平的陷阱”当中，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而导致上述结果的直接原因则与我国当前的外贸政策是分不开的，目前我国仍然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外贸政策，外贸政策多以鼓励出口为主，为了扩大出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贴息、出口补贴、退税等。以出口退税政策为例，出口货物退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出口货物在国内或区内生产、流通、出口环节已缴纳的间接税进行退还的～项税收制度，它是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的是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避免对跨国流动物品重复征税，促进我国的对外出口贸易。出口退税是用本应属于国家的财政收入来刺激出口，但多年来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支付，2004年的出口退税款改由中央、地方两级分担，现在，这一分担比例调整为中央负担92.5％，地方负担7.5％。由于出口产品出口前所征收的流转税是归入地方财政收入，而2004年以前的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利益的驱动促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促进出口，出口的增加不仅是地方政府的“业绩”，而且税收增加也不需为刺激出口的成本买单。由于出口鼓励政策很难在地方政府的层面上得到约束，造成我国出口贸易的非理性增长，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出口价格的持续下降，厂商严重依赖数量扩张而非质量竞争，外贸呈粗放型增长。
三、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取向 (一)推动从政策主导的过度出口向市场主导的适度出口转变 我国外贸发展战略和政策应当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根据国内外经济贸易环境的变化，适当调整。我们应该摒弃一贯实施的不断扩大出口创汇、奖出限入的进攻性外贸战略和政策，而代之以“市场主导，适度出口”、追求“贸易平衡”和“合理适度调节”的外贸战略和外贸政策，即由市场决定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和进出口总量，政府运用WTO认可和国际上通行的管理外贸和促进出口措施，运用扶持鼓励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政策及其他外贸调节措施，一般情况下不使用汇率政策调控进出口。摒弃为出口而出口、过分追求贸易顺差的做法。政府的外贸政策调节力度应适当，不使市场机制失效。 (二)实现从低价格、低层次竞争向“互利共赢”战略转型 我国一些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以低价“倾销”、低层次竞争为主要手段。因此，近年来我国的外贸存在“买哈哈贵，卖哈哈便宜”的怪圈。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外贸以简单的加工贸易为主，出口行业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低价值端，近年来成为初级产品的主要买家和低档商品的卖家。由于外向型经济规模过大，因此，当我们需要购进初级产品的时候，世界初级产品市场的价格就会一路上扬。而一旦我们卖出商品的时候，国际市场上的该产品价格就会大幅度的下挫。因此，我们的对外贸易很多时候是在做“赔本赚吆喝”的事情。针对这种现状，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施“互利共赢”战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核心和精髓，也是中国提升可持续贸易能力的必然选择。 (三)重塑比较优势，推动知识贸易的发展 当代经济下的国际分工与工业经济时代的国际分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代经济的“知识”和智力已成为每个国家更加重要的资源。从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来看，国际竞争优势的来源是，50年代靠资源，60年代靠成本，70年代靠质量，80年代靠时间，90年代靠服务，21世纪靠知识。我国知识资源禀赋丰富，创新能力强，完全可以重塑比较优势，培养和形成以“知识”与“智力”资源为基础的国际竞争优势，发展知识产业，开发知识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竞争。 (四)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 高新技术产业在当代国际贸易中的基础地位和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作用十分突出，我国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来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由于我国目前高新技术产业还处于幼稚发展时期，因此，需要采取战略性的贸易政策加以扶持。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指的是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大前提下，政府运用生产、出口补贴，进口税收、R&D投入等方式对本国的战略性行业进行扶持。政府通过对此类行业的扶持，增强其竞争力，实现垄断利润即“租”的转移，另外还可以起到打击竞争对手，夺取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及其贸易的发展中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现阶段我们也可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来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此提升我国的产业竞争力，从而能够更好地分享国际分工带来的巨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