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之后

  在这个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异性恋者的未来都难以预测,同性恋者更是如此。而他们要承担更多,这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

  任何一个人都有选择和同性恋爱、结婚的权利,尽管这一权利缺乏社会政策配套还不能完全兑现,但必须承认,在现在,这样的话语已然是一种“正确”。攻击同性恋或剥夺他们的权利,被认为是一种在道德上并不正当的行为。

  于是,有一部分“同志”不再隐瞒,而选择了勇敢做自己,向父母和朋友“出柜”(Coming out,同性恋专用术语,指向他人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或性别认同的行为)。

  然而,“娜拉出走”之后,又怎样呢?他们能接受现实生活的考验吗?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近年来,我结识了不少“同志”朋友,并一直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获得他们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我将借着自己对这一群体的观察,在本文中讲述一下他们的生活、工作、感情状况,“出柜”后,他们心理状态的变化,以及“同志”伴侣“出柜”对双方家庭的影响。

  等 待

  两年前,29岁的松哥毕业于北京某语言大学的同声传译专业硕士,随后在武汉某高校任全职口译教师,同时兼职于口译培训机构,偶尔也在市场上做口译。工作方面,松哥已能独当一面,除了没有买房,生活过得并不差。

  研究生期间,松哥认识了比自己小3岁的学弟小宇,不久便确定了恋人关系。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两人的根本冲突才显露出来。松哥对小宇说,自己迟早要向父母“出柜”,只有这样,才能和自己爱的人光明正大相伴到老。相反,小宇认为如果父母知道自己的“同志”身份后一定会崩溃,况且自己还是家里的独生子。

  在和家里的一次通话中,松哥的母亲提到自己单位同事的女儿,称她和松哥年龄相仿,单身,长得也挺漂亮,在银行工作,问松哥要不要认识一下。听到这样的话,松哥心里一紧,随即答道:“妈,我这辈子就没有结婚的打算。”松哥告诉我,母亲听到这句话后,沉默了几秒才吞吞吐吐地说:“那,那怎么行,这样,等你春节回来咱们再讨论这个话题!”

  2014年春节,松哥在北京和小宇分别后,回到老家,可回家这件事,给他带来的不是一家人团聚的喜悦,而是“一股莫大的压力,几乎快令人窒息了。”

  几个月后,毕业季到来,松哥去武汉工作前和小宇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在认识到是否“出柜”是两人的根本分歧后,他们决定和平分手,结束一年多的感情。此后一个月,松哥开始反思这段经历,把自己和小宇的过往记录成一本“个人回忆录”,打印出来后向父母寄了回去。松哥以这种方式,明确地向父母坦白,自己喜欢男人。

  

  不出所料,父母如同遭遇了晴天霹雳。松哥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到家中,陪伴了父母近一个月。期间,松哥利用网络资源帮助父母了解了同性恋的相关知识,慢慢地,父母开始了解,儿子并不是所谓的“变态”。虽然父母的心情和态度不免反复无常,但好在松哥一直陪在他们身边,耐心疏导他们,父母的情绪才大体上保持了稳定。

  松哥说,“出柜”后的他“并没有感到很轻松,还要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但的确感到很踏实,做什么事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出柜”前,感觉做什么事都像在空中踩着云,飘着的;而现在,每一份努力都会踩在地上,一步一步朝未来迈进。”

  现在,松哥正积极健身、阅读、旅游、交友,内心也慢慢变得强大起来。松哥不断提高自己,就是希望当未来的伴侣出现时,自己在经济上、心理上、父母接受等方面都已做好准备,迎接他的到来。只是,他有一个原则,即对方和他一样,已经对父母公开,可以许诺他一个看得到的未来。

  遗 憾

  琨哥是一个“哥哥型”的“同志”,生于1986年;前男友小旺是“弟弟型”,比他小三岁。三年前,他们分手,结束了五年的异地恋。

  琨哥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小旺是云南人,两人8年前在“同志”交友网站上认识,相互了解几个月后,小旺来到北京和琨哥见面,确立了关系。那会儿,他们还在上大学,由于分隔两地,他们每年只有寒暑假才有几天真正相处的时间。在一起两年后,琨哥和小旺分别对父母出柜,春节期间还见了双方家长,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父母终究是接受了。

  可是,尽管得到父母的认同,两人的感情依然面临着许多考验。长期异地,两人只能通过电话、短信交流(后来才出现微信)。大学毕业后,琨哥在北京做程序员,小旺也留在云南做销售。

  琨哥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才回家,陪小旺聊天的时间逐渐减少;如此一来,琨哥难免偶尔因为加班漏接了小旺的电话,为此,小旺曾几度大发脾气。多数情况下,琨哥都习惯性地“哄”着小旺,渐渐地,小旺习以为常。可是,小旺未能及时接听琨哥电话时,从没表示过丝毫歉意。由于身处异地,交流不便导致两人之间矛盾潜滋暗长,他们开始不时冷战。

  尽管如此,琨哥仍能够感受到小旺的付出。工作半年后,琨哥因程序出错被公司辞退,虽然很快找到了下家,自信心却备受打击,是小旺一直在电话里安慰琨哥,陪他度过了那段低落的日子。后来,琨哥动阑尾炎手术,小旺也请假从云南来到北京,就为了在琨哥住院期间能够陪伴他。

  两人原本计划,再坚持一年异地恋,小旺就去北京工作,和琨哥一起生活、奋斗。可是,三年前的一次意外,成了两人分手的导火索。小旺父亲心脏病突发,在送医的路上不幸去世。家里只剩下小旺和母亲。为了不让小旺离开母亲,琨哥向小旺提出分手,要小旺在云南家乡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男人。琨哥说,他实在做不到自私地把小旺从他母亲身边“夺走”。

  分手不久后,小旺有了新男友,云南本地某高校一名在读研究生,而琨哥至今一直单身。这对曾经的恋人,不时给彼此打个电话,用琨哥的话说,他们现在更像是“远方的亲人”。

  琨哥在回忆这段感情写道:

  在这个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异性恋者的未来都难以预测,同性恋者更是如此。而他们要承担更多,这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

  任何一个人都有选择和同性恋爱、结婚的权利,尽管这一权利缺乏社会政策配套还不能完全兑现,但必须承认,在现在,这样的话语已然是一种“正确”。攻击同性恋或剥夺他们的权利,被认为是一种在道德上并不正当的行为。

  于是,有一部分“同志”不再隐瞒,而选择了勇敢做自己,向父母和朋友“出柜”(Coming out,同性恋专用术语,指向他人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或性别认同的行为)。

  然而,“娜拉出走”之后,又怎样呢?他们能接受现实生活的考验吗?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近年来,我结识了不少“同志”朋友,并一直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获得他们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我将借着自己对这一群体的观察,在本文中讲述一下他们的生活、工作、感情状况,“出柜”后,他们心理状态的变化,以及“同志”伴侣“出柜”对双方家庭的影响。

  等 待

  两年前,29岁的松哥毕业于北京某语言大学的同声传译专业硕士,随后在武汉某高校任全职口译教师,同时兼职于口译培训机构,偶尔也在市场上做口译。工作方面,松哥已能独当一面,除了没有买房,生活过得并不差。

  研究生期间,松哥认识了比自己小3岁的学弟小宇,不久便确定了恋人关系。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两人的根本冲突才显露出来。松哥对小宇说,自己迟早要向父母“出柜”,只有这样,才能和自己爱的人光明正大相伴到老。相反,小宇认为如果父母知道自己的“同志”身份后一定会崩溃,况且自己还是家里的独生子。

  在和家里的一次通话中,松哥的母亲提到自己单位同事的女儿,称她和松哥年龄相仿,单身,长得也挺漂亮,在银行工作,问松哥要不要认识一下。听到这样的话,松哥心里一紧,随即答道:“妈,我这辈子就没有结婚的打算。”松哥告诉我,母亲听到这句话后,沉默了几秒才吞吞吐吐地说:“那,那怎么行,这样,等你春节回来咱们再讨论这个话题!”

  2014年春节,松哥在北京和小宇分别后,回到老家,可回家这件事,给他带来的不是一家人团聚的喜悦,而是“一股莫大的压力,几乎快令人窒息了。”

  几个月后,毕业季到来,松哥去武汉工作前和小宇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在认识到是否“出柜”是两人的根本分歧后,他们决定和平分手,结束一年多的感情。此后一个月,松哥开始反思这段经历,把自己和小宇的过往记录成一本“个人回忆录”,打印出来后向父母寄了回去。松哥以这种方式,明确地向父母坦白,自己喜欢男人。

  

  不出所料,父母如同遭遇了晴天霹雳。松哥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到家中,陪伴了父母近一个月。期间,松哥利用网络资源帮助父母了解了同性恋的相关知识,慢慢地,父母开始了解,儿子并不是所谓的“变态”。虽然父母的心情和态度不免反复无常,但好在松哥一直陪在他们身边,耐心疏导他们,父母的情绪才大体上保持了稳定。

  松哥说,“出柜”后的他“并没有感到很轻松,还要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但的确感到很踏实,做什么事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出柜”前,感觉做什么事都像在空中踩着云,飘着的;而现在,每一份努力都会踩在地上,一步一步朝未来迈进。”

  现在,松哥正积极健身、阅读、旅游、交友,内心也慢慢变得强大起来。松哥不断提高自己,就是希望当未来的伴侣出现时,自己在经济上、心理上、父母接受等方面都已做好准备,迎接他的到来。只是,他有一个原则,即对方和他一样,已经对父母公开,可以许诺他一个看得到的未来。

  遗 憾

  琨哥是一个“哥哥型”的“同志”,生于1986年;前男友小旺是“弟弟型”,比他小三岁。三年前,他们分手,结束了五年的异地恋。

  琨哥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小旺是云南人,两人8年前在“同志”交友网站上认识,相互了解几个月后,小旺来到北京和琨哥见面,确立了关系。那会儿,他们还在上大学,由于分隔两地,他们每年只有寒暑假才有几天真正相处的时间。在一起两年后,琨哥和小旺分别对父母出柜,春节期间还见了双方家长,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父母终究是接受了。

  可是,尽管得到父母的认同,两人的感情依然面临着许多考验。长期异地,两人只能通过电话、短信交流(后来才出现微信)。大学毕业后,琨哥在北京做程序员,小旺也留在云南做销售。

  琨哥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才回家,陪小旺聊天的时间逐渐减少;如此一来,琨哥难免偶尔因为加班漏接了小旺的电话,为此,小旺曾几度大发脾气。多数情况下,琨哥都习惯性地“哄”着小旺,渐渐地,小旺习以为常。可是,小旺未能及时接听琨哥电话时,从没表示过丝毫歉意。由于身处异地,交流不便导致两人之间矛盾潜滋暗长,他们开始不时冷战。

  尽管如此,琨哥仍能够感受到小旺的付出。工作半年后,琨哥因程序出错被公司辞退,虽然很快找到了下家,自信心却备受打击,是小旺一直在电话里安慰琨哥,陪他度过了那段低落的日子。后来,琨哥动阑尾炎手术,小旺也请假从云南来到北京,就为了在琨哥住院期间能够陪伴他。

  两人原本计划,再坚持一年异地恋,小旺就去北京工作,和琨哥一起生活、奋斗。可是,三年前的一次意外,成了两人分手的导火索。小旺父亲心脏病突发,在送医的路上不幸去世。家里只剩下小旺和母亲。为了不让小旺离开母亲,琨哥向小旺提出分手,要小旺在云南家乡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男人。琨哥说,他实在做不到自私地把小旺从他母亲身边“夺走”。

  分手不久后,小旺有了新男友,云南本地某高校一名在读研究生,而琨哥至今一直单身。这对曾经的恋人,不时给彼此打个电话,用琨哥的话说,他们现在更像是“远方的亲人”。

  琨哥在回忆这段感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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