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9-28 09:37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
权力转移与东亚国际体系变革
——19世纪末日本崛起与21世纪初中国崛起之比较
摘要：在国际关系史上，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对国际体系的变革具有重要影响。19世纪末日本崛起后，用武力摧毁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尝试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殖民帝国体系，但最终以失败告终。21世纪初，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地区再次出现大国实力对比的剧烈变化，权力正在悄然发生转移，但与19世纪末相比，当前东亚地区的权力转移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中国的崛起主要得益于现有体系，因此自身并无意改变现有秩序。这种情形之下，现有主导国家能否摒弃历史的惯性思维，对中国的崛起采取包容态度，是对东亚局势未来走向的重要考验。
关键词：权力转移；东亚；国际体系；中国；日本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历史问题争端研究”（13YJC770047）
作者简介：王秋彬（1977—），男，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
近代以来，东亚大国实力地位此消彼长，区域国际体系亦不断随之发生变革。19世纪末，随着中国的衰落与日本的崛起，日本对中国在东亚秩序的主导权提出了挑战，意欲建构以其为中心的等级制的殖民帝国体系，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当中日两败俱伤之际，外部大国美苏乘虚而入，在该地区建构起两极对峙的区域秩序，并使之成为美苏全球冷战秩序的组成部分。随着前苏联势力衰微直至解体，美国成为东亚地区唯一的主导性力量。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日本经济实力超过前苏联位居世界第二，美国一度遭到日本咄咄逼人的挑战，但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之后便一蹶不振，锐气受挫。中国的崛起，使得东亚国家间实力对比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化，权力转移将再度发生。本文通过比较19世纪末日本崛起与21世纪初中国崛起，探讨大国崛起后，东亚国际体系变革方式及其诸多影响因素。
一、19世纪末日本崛起与东亚封贡体系的瓦解
在东亚世界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坐拥万国来朝的荣耀，长期主导着古代东亚秩序。“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它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及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1］同时，整个东亚地区“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例如汉语表意文字系统、儒家关于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经典教义、科举制度，以及中国皇朝的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等等”［2］1。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力急剧衰落，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也日益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与破坏，但给这一体系致命一击的则是崛起之后的日本。中日间的权力转移最终导致了东亚封贡体系的瓦解。
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半个多世纪里，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1871），日本由原来的附属地位逐渐取得与中国平等的地位。与历史上中国的大多数邻国不同，日本与中国的藩属关系时断时续、若即若离，保持了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它在“足利时代（1336—1537）曾作为藩属国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自从丰臣秀吉挑起对明朝的战争，断绝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之后，德川幕府便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特殊的国际秩序，即‘大君外交体制’”［3］。但这个时候，日本尚无力挑战中国在东亚的主导权。1609年日本的萨摩藩出兵琉球，强迫中国属国琉球向它朝贡，当时萨摩藩出于对中国的恐惧，并不敢公开两者的朝贡关系，而是要求琉球国严守秘密，当中国册封使团抵达时，驻守琉球的萨摩藩代表则藏匿起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不敌西方列强而战败，被迫割地赔款，天朝至尊神话被打破，消息传到日本后，朝野为之震动。1853年，日本发生了佩里叩关的“黑船事件”，日本亦沦为列强扩张的对象。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后来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摆脱了衰亡的国运，走上现代化道路，并迅速强大起来。1820年，日本人均GDP与中国基本相当，但到1890年则大约是中国的2倍［4］。1871年，也就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三年之后，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规定：“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两国政事禁令，各有异同，其政事应听己国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谋干预，强请开办。”［5］从这些条文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基本上平等的条约，它的签署标志着日本获得了与中国对等的地位。
[责任编辑:蒋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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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8 09:37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
权力转移与东亚国际体系变革
——19世纪末日本崛起与21世纪初中国崛起之比较
摘要：在国际关系史上，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对国际体系的变革具有重要影响。19世纪末日本崛起后，用武力摧毁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尝试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殖民帝国体系，但最终以失败告终。21世纪初，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地区再次出现大国实力对比的剧烈变化，权力正在悄然发生转移，但与19世纪末相比，当前东亚地区的权力转移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中国的崛起主要得益于现有体系，因此自身并无意改变现有秩序。这种情形之下，现有主导国家能否摒弃历史的惯性思维，对中国的崛起采取包容态度，是对东亚局势未来走向的重要考验。
关键词：权力转移；东亚；国际体系；中国；日本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历史问题争端研究”（13YJC770047）
作者简介：王秋彬（1977—），男，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
近代以来，东亚大国实力地位此消彼长，区域国际体系亦不断随之发生变革。19世纪末，随着中国的衰落与日本的崛起，日本对中国在东亚秩序的主导权提出了挑战，意欲建构以其为中心的等级制的殖民帝国体系，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当中日两败俱伤之际，外部大国美苏乘虚而入，在该地区建构起两极对峙的区域秩序，并使之成为美苏全球冷战秩序的组成部分。随着前苏联势力衰微直至解体，美国成为东亚地区唯一的主导性力量。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日本经济实力超过前苏联位居世界第二，美国一度遭到日本咄咄逼人的挑战，但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之后便一蹶不振，锐气受挫。中国的崛起，使得东亚国家间实力对比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化，权力转移将再度发生。本文通过比较19世纪末日本崛起与21世纪初中国崛起，探讨大国崛起后，东亚国际体系变革方式及其诸多影响因素。
一、19世纪末日本崛起与东亚封贡体系的瓦解
在东亚世界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坐拥万国来朝的荣耀，长期主导着古代东亚秩序。“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它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及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1］同时，整个东亚地区“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例如汉语表意文字系统、儒家关于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经典教义、科举制度，以及中国皇朝的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等等”［2］1。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力急剧衰落，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也日益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与破坏，但给这一体系致命一击的则是崛起之后的日本。中日间的权力转移最终导致了东亚封贡体系的瓦解。
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半个多世纪里，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1871），日本由原来的附属地位逐渐取得与中国平等的地位。与历史上中国的大多数邻国不同，日本与中国的藩属关系时断时续、若即若离，保持了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它在“足利时代（1336—1537）曾作为藩属国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自从丰臣秀吉挑起对明朝的战争，断绝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之后，德川幕府便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特殊的国际秩序，即‘大君外交体制’”［3］。但这个时候，日本尚无力挑战中国在东亚的主导权。1609年日本的萨摩藩出兵琉球，强迫中国属国琉球向它朝贡，当时萨摩藩出于对中国的恐惧，并不敢公开两者的朝贡关系，而是要求琉球国严守秘密，当中国册封使团抵达时，驻守琉球的萨摩藩代表则藏匿起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不敌西方列强而战败，被迫割地赔款，天朝至尊神话被打破，消息传到日本后，朝野为之震动。1853年，日本发生了佩里叩关的“黑船事件”，日本亦沦为列强扩张的对象。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后来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摆脱了衰亡的国运，走上现代化道路，并迅速强大起来。1820年，日本人均GDP与中国基本相当，但到1890年则大约是中国的2倍［4］。1871年，也就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三年之后，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规定：“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两国政事禁令，各有异同，其政事应听己国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谋干预，强请开办。”［5］从这些条文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基本上平等的条约，它的签署标志着日本获得了与中国对等的地位。
[责任编辑:蒋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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