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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作者：陈方正
来源：《读书》2014年第06期
初次接触到牛津教授道斯（E.R.Dodds）的新书《希腊人与非理性》，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当时觉得书名很吸引人，读来也似乎顺理成章，但整体意义却摸不着头脑，只好搁置一旁。将近四十年后，蒙余英时教授相赠长篇论文预印本Between the Heavenly and the Human（一九九八），其中特别引用道斯的大作，方才有拨云雾见青天，豁然开朗之感。余先生的文章已经很完整，却迟迟未见发表，似乎颇有藏之名山，以待来者之意，日久就不免淡忘了。直到最近两三年，才又不时听到此文行将扩展为中文专著出版的消息，而重新燃起先睹为快的期待。因此，上月此书出现于案头的时候，心中泛起“千呼万唤始出来”之感是再自然不过。算起来，余先生这本《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从最初构思、酝酿以迄今日面世，已经相隔十六七年光阴，即使撇除他埋首于《朱熹的历史世界》那几年不计，亦可谓“十年辛苦不寻常”矣。
此书与《朱熹的历史世界》迥然不同，篇幅不及后者四分之一，作者所花时间、精力，似乎反而加倍，这是什么缘故呢？此中关键当在于本书“引论”劈头提出来的大问题，即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确切意义何在。也就是说，到底何谓“天”，何谓“人”，何谓“合一”？历来对此问题的讨论、著述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而观点则南辕北辙，各出机杼，迄无定说。余著独特之处在于：首先，它虽然是一部思想史，与传统哲学观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出发点则牢牢立足于史学，处处以证据为依归，有意识地抗拒了以观念释观念，或求观念之发挥的倾向。其次，它所应用的材料虽然以传世典籍为主，但又竭力突破此藩篱，征引了大量最近出土文献。第三，它所援引的观念、论点远远超出国学传统，最明显的是以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轴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为整体理论框架，并且大量引用日本和西方学者论著、意见，乃至萨满教（Shamanism）与古希腊宗教演变的关系。纵观全书，其格局实不啻布下天罗地网，将上述中心问题层层包围，以狮子搏兔之势将它诡谲变幻，隐藏在重重历史障雾之中的真面目锁定，然后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所以问题虽然古老、简单而广为人知，但唯其如此，要探幽抉微，发千古之覆，以求得确切不移的答案，那有如庖丁解牛，自须视为止，行为迟，踌躇斟酌再三。英时先生以十年辛苦方得完成此大业，其中道理可能就在于此吧？
那么，此书对“天人合一”问题所得到的解答究竟为何呢？粗略而言，“天人合一”观念开始于远古巫文化的“降神”，至终则蜕变为孔、孟、荀、老庄等古代哲学家所倡导的精神与道德修养。这蜕变是个曲折漫长过程，它所代表的，就是雅斯贝斯所谓“轴心突破”，即人类多个主要文明在大约公元前八至公元前四世纪间，所各自发展的精神觉醒与哲学化运动。在中国，通过此运动，“天”、“人”、“礼乐”、“德”、“道”等关键观念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大变化。因此，从世界文明发展角度来看，此书也是一部“轴心突破”展现于中国的历史。
这段历史相当错综复杂，根据余书的分析，它大致经历了五个不同阶段。在远古即“民神杂糅”时期，“天人合一”指巫文化的“降神”，亦即上天神灵通过巫师作法，降附于人身，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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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作者：陈方正
来源：《读书》2014年第06期
初次接触到牛津教授道斯（E.R.Dodds）的新书《希腊人与非理性》，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当时觉得书名很吸引人，读来也似乎顺理成章，但整体意义却摸不着头脑，只好搁置一旁。将近四十年后，蒙余英时教授相赠长篇论文预印本Between the Heavenly and the Human（一九九八），其中特别引用道斯的大作，方才有拨云雾见青天，豁然开朗之感。余先生的文章已经很完整，却迟迟未见发表，似乎颇有藏之名山，以待来者之意，日久就不免淡忘了。直到最近两三年，才又不时听到此文行将扩展为中文专著出版的消息，而重新燃起先睹为快的期待。因此，上月此书出现于案头的时候，心中泛起“千呼万唤始出来”之感是再自然不过。算起来，余先生这本《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从最初构思、酝酿以迄今日面世，已经相隔十六七年光阴，即使撇除他埋首于《朱熹的历史世界》那几年不计，亦可谓“十年辛苦不寻常”矣。
此书与《朱熹的历史世界》迥然不同，篇幅不及后者四分之一，作者所花时间、精力，似乎反而加倍，这是什么缘故呢？此中关键当在于本书“引论”劈头提出来的大问题，即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确切意义何在。也就是说，到底何谓“天”，何谓“人”，何谓“合一”？历来对此问题的讨论、著述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而观点则南辕北辙，各出机杼，迄无定说。余著独特之处在于：首先，它虽然是一部思想史，与传统哲学观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出发点则牢牢立足于史学，处处以证据为依归，有意识地抗拒了以观念释观念，或求观念之发挥的倾向。其次，它所应用的材料虽然以传世典籍为主，但又竭力突破此藩篱，征引了大量最近出土文献。第三，它所援引的观念、论点远远超出国学传统，最明显的是以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轴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为整体理论框架，并且大量引用日本和西方学者论著、意见，乃至萨满教（Shamanism）与古希腊宗教演变的关系。纵观全书，其格局实不啻布下天罗地网，将上述中心问题层层包围，以狮子搏兔之势将它诡谲变幻，隐藏在重重历史障雾之中的真面目锁定，然后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所以问题虽然古老、简单而广为人知，但唯其如此，要探幽抉微，发千古之覆，以求得确切不移的答案，那有如庖丁解牛，自须视为止，行为迟，踌躇斟酌再三。英时先生以十年辛苦方得完成此大业，其中道理可能就在于此吧？
那么，此书对“天人合一”问题所得到的解答究竟为何呢？粗略而言，“天人合一”观念开始于远古巫文化的“降神”，至终则蜕变为孔、孟、荀、老庄等古代哲学家所倡导的精神与道德修养。这蜕变是个曲折漫长过程，它所代表的，就是雅斯贝斯所谓“轴心突破”，即人类多个主要文明在大约公元前八至公元前四世纪间，所各自发展的精神觉醒与哲学化运动。在中国，通过此运动，“天”、“人”、“礼乐”、“德”、“道”等关键观念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大变化。因此，从世界文明发展角度来看，此书也是一部“轴心突破”展现于中国的历史。
这段历史相当错综复杂，根据余书的分析，它大致经历了五个不同阶段。在远古即“民神杂糅”时期，“天人合一”指巫文化的“降神”，亦即上天神灵通过巫师作法，降附于人身，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