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阅读报告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政策与经济的不协调和社会导向与实际情况的相悖不断加剧了城镇与乡村、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社会进步与社会信任、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的恶化。社会的断裂现象很多人都体验过，却没多少人去认真观察和剖析，更是少有人去为之做出努力来解决这种断裂现象。
一、断裂的体验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法国访问的时候，我们曾向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提出一个问题：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图海纳的回答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赛。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于社会结构之外。（孙立平著《断裂》第1页） 《断裂》的开篇第一段话就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因为身处贵州的我的家庭就是在这场马拉松赛中的掉队者之一。掉队的原因很多很多，在这里就不谈了，我想谈的是掉队的体验，20年的生活体验足以能让我有资格谈这种苦涩的体验。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完全可以用一个时代来形容，这并不是说真的有那么长时间的差距，只是那种生活体验有着天壤之别。 举一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2003年我随父母来过一次江苏，那时候电视机在江苏的农村已经完全普及，可以说是每家至少一台。但我回到家乡第一次接触却是2008年，还只是极少数的较富裕的人家买得起，至于普及，那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了，至少在刚过去的春节我回家时还没看到那一天，而现在确已经是2016年了。即便4年后的2020年贵州乡村普及了电视，那也整整落后江苏17年，更不用说北上广这些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了。然而，依我看来，别说是4年，就算是10年，我也不敢肯定贵州的乡村能够普及电视，别忘了，那里还有着无数的少数民族原始村落，而我所在的是汉族村落，这是以我的眼光来看的，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比我描述的还要落后多少。更为让我至今难忘的是扛着竹竿去拍打木质电杆上的裸露电线这个场景，那样做，只是为了在漆黑的夜晚带来光明。这种事情，村里的少年一直孜孜不倦地重复着，我们只是想透过电视见见外面的世界。直到2011年，我们终于再也不用去做那么危险的事了，因为那个时候贵州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是的，那个时候才改造，那个时候离今天5年，所以我才记得如此清楚。
之所以用这么大的篇幅来描述这样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只是想清晰地展现一下西部地区的农村生活的一个缩影。这只是西部十二省之一的贵州省的18091个行政村的复杂生活的一个缩影，但它所体现的社会问题值得人深思。总之一句话，西部落后地区的家庭的生活水平要达到东部地区的水平所需付出的努力难以估量，并且，这并不是一个家庭努力就够了的，毕竟社会基础设施不是一个家庭的力量能够改变的。这道东西部之间的鸿沟一直横在那里，没有人能预测到会不会消失或者什么时候消失。
二、断裂的现象
《断裂》中提到了许多孙立平先生所看到的中国社会断裂现象的体现。诸如城乡之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消费模式与制度安排之间、资源重聚与底层社会之间、“城乡二
元结构”与劳动力流动之间、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秩序之间等等。在这些断裂之中，或因为分配不均，或因为政府政策不合时宜，或因为社会关注不足，不管因为什么，这些断裂现象都是不可磨灭的存在，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将这三个因素考虑进来，可以看出，就大部分农民来说，近些年来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加。（孙立平著《断裂》第26页）
而最近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完成的一份《变革时代经济形势及资本市场分析》报告则指出，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几乎没有上涨，并将其作为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所谓劳动力成本没有上涨，说得通俗点就是工人的工资没有提高。尽管经济学家可以将这种状况看做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和加强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的一个条件，但从社会的意义上说，这意味着，这些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的收入，没有伴随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增加，换言之，是他们并没有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受益。（第26页；孙立平；2003年；北京。）
再看城市中的下岗失业人员。近些年来，尽管正式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3%左右，但专家测算，实际的下岗失业人员总数可能达到4000万～5000万人。就这些人员来说，快速的经济增长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能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主要是社会保障标准的提高。（孙立平著《断裂》第27页）
这是一个存在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断裂。下表是中国近十年来的经济增长率和
从表格中不难看出，相比于国际，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不难看出，社会财富的增长要远远快于人口的增加。照这样的情况看来，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福利量是增加的而不是降低的。
然而，福利的增加却并没有强烈地在人民的生活中体现出来。社会底层人员的收入在这几年确实增加了，但这和那么高的经济增速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上，并且，伴随着收入增高，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换句话说，人民并没有积累到多少财富。看似农民、农民工、以及一些白领的薪资在不断涨，其实这并不能说明生活水平和幸福感的提升。
但是，也不能因为底层人员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显著提升就停止经济建设。孙立平先生把这种现象说成是一种悖论，我觉得形容得很恰当。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现实的层面上陷入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之中：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从中受益；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这样的一种逻辑，在深深困扰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我们的经济政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社会的走向。（孙立平著《断裂》第24页）
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政府在这样一种悖论中的行为的话，我想“身不由己”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词语了。政府或许没有察觉到存在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这种断裂现象，但即便发觉了，又能怎么办呢？难道就放任经济建设不管了吗？这显然不可能。之所以用 “身不由己”来形容政府的窘迫，是因为政府即便知道经济发展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多大的进步它也不敢放任经济建设不管，它不得不始终以快速的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甚至是首要的工作目标。
可悲的是，这正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断裂，这是一种极不利于社会进步的现象。
下面再举一个社会信任与社会进步中的断裂现象的例子。
如果一个人要在城市中租一套房子，他会去找谁？就大部分人来说，他可能会去找许多人，但偏偏不会去找那些房屋中介公司。只要你翻一翻那些买房的，卖房的，租房的，出租房子的各种各类的广告，就会发现，最后的一句话往往是“中介免谈”或“免中介”。为什么？因为现实生活给人们讲述了被中介机构坑骗的故事太多了。（孙立平著《断裂》第124页）
几乎被信任危机毁掉的另一个行业，就是保健品行业。根据有关报道，1995～1997年3年间，全国3000多家保健食品企业倒闭了2000多家，垮掉2/3。倒闭的原因何在？夸大其词、虚假宣传，甚至坑蒙拐骗，都是重要原因。（孙立平著《断裂》第125页）
横看世界，纵观历史，社会一直在进步。但我觉得，应该说是社会整体在进步，因为社会中一些美好的东西正在逐步消失，信任就是一个。为什么大陆游客会抢光香港奶粉？为什么人们购物时看的是美国标准？为什么任何商品加了“进口”二字销量就会大幅提升？那是因为由于国内食品安全监督机制而发生过诸多食品安全问题，社会已经失去公信力了。不单单是在食品卫生方面，在咨询行业，推销行业等诸多行业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信任危机。
社会中的这么多信任危机完全与社会在进步这个大趋势不符合，这就是社会信任与社会进步间的断裂，这样的断裂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甚至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
三、断裂的解决之道
写到这里，有故意拼凑文章结构的嫌疑。我也知道自己阅历不足，不足以谈断裂的解决之道，但想到不能白看了这本书，总得有点思想上的收获，要从中学到看社会的方法和角度，所以也就写点建议。断裂的现象极多，我无法一一列举，暂且针对某些问题浅谈浅谈吧。
先谈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大政策。可是如今的事实却与他老人家的愿景不吻合，当然也有可能他老人家早就料到会这样。就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可以从这几点下手。个人上，可以通过合理调节个人所得税来平衡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地区上，对于落后地区，政府应给予高等教育上的大力支持和基础交通设施的大力发展。这一点政府正在做，比如沪昆高铁的修建，大学招生名额的倾斜，后者还引发了江苏、湖北等地区的强烈抗议，对于这个问题，很感谢政府的支持，也只能希望招生名额外调的省份理解。尽管政府已经做了这些举措来平衡地区发展差异，但力度还远远不够。不管怎么说，社会公平一定要处理好，这样才有益于社会进步。
再谈信任危机的问题。首先，要提高民众对信任危机的意识，只有让大家意识到并且深刻了解其危害才能促进大家对解决信任危机的政策和制度的响应和遵从。其次，要制定健全的信用监督制度来规范大众的行为。再次，要加强制度执行的强度和力度，这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最后，要加强信任教育，培养公众诚信意识。
谈了这两种断裂问题的解决办法，才意识到在此之前我自己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怎么关注。看来，在之后的生活中得多留心观察社会，透过社会现象看本质，尽可能做点事来帮助粘合社会中的这些断裂现象。
《中国的忧伤》阅读报告
前言：
中国正在崛起。高楼在崛起、城市在崛起、财富在崛起、经济在崛起、国力在崛起，中
国近40年，尤其近二十年社会经济政治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0年的第二季度超越了日本，居世界第二。
中国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固然很大，值得肯定。但取得这些成绩、选择这条道路也是经历了血与火的种种教训，很不容易，所以特别值得珍惜，不能随便折腾。中国其实还存在许多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还是一个“跛足巨人”。如今的社会，很多人还在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只是为了能够活下去，也有许多人突破了道德的底线，让人感到无比哀伤。
一、承担对快乐后果的责任
我们几乎每一个行为、活动实际上都不是孤立的，都可能对他人或周围环境造成影响，所以我们行动时就必须考虑这种影响。（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108页）然而，生活中有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些影响，只考虑到自己的快乐，没有承担快乐的后果。就拿我们大学生来举两个例子吧。
“五一”长假期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生军事协会”组织了两队学生到宴请海坨山进行“野外生存训练”，其中一队成员在离开后留下了食品包装盒等垃圾，遭到众“驴友”网上声讨，后来协会会长等三位同学重返海坨山，花了九个小时清理垃圾，并带走了别人留下的垃圾。另一件与大学生环保有关的事情是，很多大学生毕业后未将自己喂养的宠物猫带走，使之成为了校园里的流浪猫。北京大学“流浪的天使”动物关爱协会就此呼吁临毕业的大学生将自己喂养的小猫带回家。
生存训练和饲养小猫本都是好事情，对参与者也常常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但不论是个人喜欢的宠物还是集体流连的青山，我们都不可以“玩完就完”。我们还要预想到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有些行为的可能后果。如果人类完全不注意自己对自然界和其他动物的行为的后果，那就有可能最终把“它们”玩完，同时也把我们“玩完”。这可能说的有点夸张了，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必须从每一件小事防范。我们对它们如果始亲终弃，我们自己也就有可能始乐终悲。事实上我们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自然可以享受我们愿意得到的乐趣，但也要承担我们可能不愿意或不习惯承担的责任。我们不能说，我只要其中的乐趣，而不管其中的责任。因为，这两者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承担责任也可能成为一种乐趣，或至少使我们安心。
这种对后果的责任承担并不是说要等后果出现以后才来承担，而是说，预先就要考虑到一个行为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不利后果而先行避免；即使很难避免的，也要努力采取措施尽量减轻这种后果的危害性，甚至要包括对不是直接明显的后果负责。如果是集体活动，组织者则更有责任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而先行防范。所以说，玩完不能“玩完”，善始还需善终，而且最好不要等到后果出现之后再来“善后”。
在欧美，年青的一代往往比年长的一代具有更强烈的保护环境和动物的意识，大学生更是环保的先锋。所以，我们也寄希望于中国的大学生们，包括他们的社团组织在中国的环保事业中发会议中先锋的作用。而且，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坚，他们还可以在这些事情上全面培养和训练自己的责任观念。（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110页）
二、通过法律运行正义避免王斌余式悲剧
在读到“农民工索要欠薪最终夺走5人生命”时，我是惊讶的，惊讶于一个人的愤怒所带来的危害。我也是迷惑的，迷惑于谁是正义的。我上网查了查这个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2005年5月甘肃陇东甘谷县农民工王斌余在宁夏石嘴山工地打工，因父亲修房子腿被砸断急需用钱治疗，便找包工头多次讨要拖欠工钱5000余元，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最终，不允许在工地上住，晚上没钱住店，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头吴新国家讨薪，被其妻、儿子及邻居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5人骂成“像条狗”，遭到
拳打脚踢。在无法忍耐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４人，重伤１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
王斌余和老板，谁是正义的？在“国家”产生之前，有着一个原始阶段，这个阶段的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有仇报仇”，个人去报复，个人去防卫别人的报复。换句话说，就是个人去行使“正义”。后来由于种种不便和危险，渐渐产生了“国家”，国家垄断了个人行使正义的权利，改变了这种暴力的方式，使国家的暴力成为了唯一“合法的暴力”，而它的“合法性”的道德根据应该说也就是基本的正义，只是如今由国家来代替个人行使正义。
国家代行正义的途径有很多，较好也是较普遍的一种无疑是通过法律，也就是说，通过法制而非人治来运行正义。良好法治的一个标志就是通过法律（当然法律后面总是有强力部门的支持）的正常运转就能满足正义的基本要求，而一般不必个人做出特别的作为——比如说欠薪要由主席去代要，或由自己去强取。
王斌余是具有法律意识的，因为他去找过劳动部门和法院，寄希望于法律能给自己公平，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未果，于是他只得自己去行使正义，维护自己的权益，最终酿成悲剧。人们可以责备他没有法纪观念，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对公共权力和法律机构缺乏信任，因为此前他去找过劳动部门和法院，但没有得到高度重视。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不信任？怎样去改变这种不信任？
法治并不能够徒法自行，还需要各个方面的人去实行，而人并不是只有理性的，还有种种情感、意志和利益的介入，也有境遇和运气的不同。所以，法治除了有赖所有人，尤其是统治者和执行者的意志和理性，也需要社会广泛的民意和人情的配合。法治的健全将是一个艰巨的渐进过程。但无论如何，只有通过法律运行正义，方能真正帮助千百万个“王斌余”，使他们不再出现那样的悲剧；也只有通过法律运行正义，方能为建设一个真正合作与和谐的社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10页）
三、野外探险与尊重生命
生命是顽强的，汶川大地震后72小时还有生还者，同时生命也是脆弱的，一个小小的意外就能夺人生命。2006年的五一长假，一支徒步穿越内蒙古库布齐沙漠的探险队遭到了意外：其中一个女孩突然倒下，最终死亡。这一韶华永逝的不幸事件不仅给他的亲人、队友带来了悲伤，也令知道此事的人们感到心疼。她可敬的父母亲人虽然尽量低调、尽量不影响和麻烦别人，但我们还是能感到他们内心深深的创痛。
生命宝贵，我们不能够轻掷而必须十分的珍重。我们可以从小倩的死吸取不少经验教训：比如说我们要尽量充分了解自己和队友的停情况，也要充分了解探险地点的地域和气候特点，以制定切实可行、且留有余地的计划，并尽量精心地做好各种准备和救援措施的预案，等等。那个女孩是中午发病，次日拂晓才得到外部的救援，虽然许多人尽心尽力，但整个过程还是暴露了我们个人、集体和制度的救援都还有经验和准备不足等许多弊端，有的方面甚至可以用“混乱”来形容。
我们必须尊重生命。不过，我在这里更想说的还是我们不要因噎废食。因为，尊重人的生命中的一种探索精神乃至冒险冲动也可以说是“尊重生命”的应有之义。（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26页）没有探险，就不会有新大陆的发现，就不会有许多世界纪录的打破；而即使世上再没有什么新大陆和新纪录，也还有一种生命力需要释放，有一种冒险的冲动需要满足。我们甚至也不能否认，有些人宁可过一种有可能壮年死于沟壑的冒险生活，也不愿过一种一生谨小慎微、高年病死床榻的生活。他们渴望一种生命力的冲刺乃至要将其逼至极限。他们希望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自然风景，更希望自己的生活中有常人没有的生活风景。所以，我们不可机械地理解“尊重生命”，尊重探险精神也是“尊重生命”。
可是，令人忧伤的是，在那起不幸事件之后，有关部门就关闭了对库布齐沙漠自发组织的探险，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关闭。鼓励一定的野外冒险活动并不是孤立莽撞。在
做出任何冒险行动之前，我们都要设想出多种退路，准备好多种自救和互救措施。（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27页）
尊重生命就要求尊重探险精神，政府不能因噎废食，扼杀人们的探险精神，而是应该健全野外救援机制，为人民的探险活动保驾护航。当然，更重要的是探险人员自己的重视与谨慎。
四、厕纸见证文明
曾有人言：看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准，最好是看它的厕所。每个人每天都要吃喝拉撒睡，而拉撒不像吃喝，它虽然是日常行为，确是不适合在大庭广众下进行的行为，它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129页）
确实，人在私密情况下的行为更好地反映了人的思想，不然为何有“慎独”这种修养要求。在经济和物质生活发展到较高阶段之后，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大概最重要的不是看人们吃什么，怎么吃，吃得多么精细和昂贵，而是看他们怎么平衡自己的身心、处理自己的身体，以及如何处理自己的排泄物。
国内超市、餐馆的厕所一般没有厕纸供应，而国外超市乃至一切商业和公共场所的厕所除了宽大洁净之外，一般都备有便后和洗手后的擦纸乃至抽水马桶的垫纸。
厕所的整洁、厕纸的供应似乎是个“硬件问题，但其实更是个“软件”问题。因为它不仅是管理层的问题，更需要众多使用厕所的人们的配合，而这种场合又是不便监督的，只能依靠众多人们的自觉性。故此也才说它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广泛的文明水平，我们可以据此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准。而有些不文明的习性并不是不能改变的，据说，中国最高学术机构有一个研究所的领导痛感厕所无纸对经常来所的外国学者的不便，开始实行厕所供纸，但刚备好的纸往往很快就不翼而飞，以致让经管人头疼乃至愤怒。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批评和提醒，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有一本畅销书叫《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固然不会说仅仅某一个细节就决定了成败，但众多的细节却有可能决定成败，或者说任何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构成的。而像厕所这样的事却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我们只有将其满足到一定程度才可以追求更高的东西。（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131页）
五、缩小贫富差距根本在基础教育
人大代表牛汝极谈到，目前我国没有受到教育或受教育很少的人大多数是低收入者，因此，解决贫困问题、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发展教育。（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245页）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许多人提出了不少建议。这些建议和举措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贫困人员和群体给予一种直接和“托底”式的经济援助和支持。如果说这方面的举措是解民燃眉之急和贫困之苦的雪中送炭，那么，更为长远和根本的脱贫之策则是要建设普遍良好的基础义务教育体系。建立系统化的教育扶贫体系已迫在眉睫，需要健全教育资助制度和助学体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公平配置。在助学体系这一点上，现在国家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却还亟待解决。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国民教育也有长足的改进，但农村尤其西部偏远地区的中小学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城市里的基础教育比较，和高等教育及国家经济的发展比较，都还很不相称，甚至有些学校在师资、教育质量和学校风气方面反而不如过去。基础义务教育不仅是学生家长和老师的义务，更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如果学校条件得不到改进，学生家庭得不到资助和支持，就像《一个也不能少》的电影中那样主要是由一两个代课老师在努力，那么，学生肯定还是会流失、辍
学的。世界各国对教育的投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达到4.4%，而且这些投入大多用到基础教育之上，高等教育反而更多是放手让民间资金去兴办。而中国目前不仅还没有达到这个比重，并且所投入的教育资金不少是放在高等教育之上。
保证一个社会内每个人都事业成功、出人头地、一生美满幸福并不是政府的责任；但保证每个人都有大致相同的机会和起点，尤其是解除那些妨碍这种平当机会的人为障碍，却是政府的责任。（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247页）基础教育是真正的公共品，是面向所有人的，应该优先考虑和重点抓紧。一个本可成才的孩子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良好的早年教育，是很容易耽误甚至枯萎的，甚至可能变为社会之“累”，而如果及时地将他心中的火种点燃，他就会有自己一生奋斗的动力和资本。
总之，如何使我们国家的基础义务教育落到实处，如何让来到城里的农民工子弟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地上学，而留在乡下的孩子也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努力。
六、保护网上的理性空间
互联网带来的好处有目共睹，甚至不常上网的人也能得到不少好处，很多实用的知识和信息，只要上网搜索一下，总能找到不少，购物也能通过网络，网络上还有不少热心人帮人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网络使许多人因此得到了本来无从有机会表达的思想、观点和感情的渠道，我们有了一种“各抒己见”乃至“众声喧哗”的可能，也真正有了一种“天涯若比邻”的现实手段。（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86页）
但网络极大的包容性也会藏污纳垢。（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247页）就拿网上的辱骂来说吧。且不说那些让人感觉无聊的口水战和虚骄之语，还有一些更让人反感甚至觉得恶心的事情，那就是侮辱人格的谩骂，动不动就“傻B”、“混蛋”、“畜生”、甚至“我杀了你全家”、“把xxx给阉了”，以及一些更不堪的骂人话。由于在网络上我们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隐身人，而人性有如此，总是会有这样的谩骂者，所以，辱骂大概也是世界难免，但这种现象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中文网上世界里似有愈演愈烈之势，让人怀疑是否这种辱骂也将成为中国的一个网络特色。
为什么会这样？可能在我们政治文化的百年传统中本就有这样暴戾的因子，而我们更长远的精神传统中也还缺少一种导致宽容和理性的对我们自身黑暗的深刻认识。而有不少谩骂者可能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压抑而没有其他管道疏解，于是便利用网络来发泄各种怨气和愤怒。因此，已经有一些人纷纷呼吁要加强网络管理，不过，我这里恰恰想指出一个我认为客观上帮助了辱骂盛行的、来自网络管理上的一个原因，即管理者没有珍惜和爱护，有事反倒是在阻断和缩小网上理性成长的空间。（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87页）
谁也不能担保自己总是正确无误的。而一个错误观点的持有者，如果他是持一种尊重公共理性、愿意和批评者平等讨论的态度，他就有可能修正自己的错误或不至于使自己的错误产生危害。而一个蛮横的动辄骂人者，哪怕他有时候持的是一种正确的观点，也很可能由此走向自己的反面，或者拒人于千里之外。社会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存在不同的思想意见，而在以蛮横的方式对待意见的自然分歧。在言语的暴戾和行为的暴力之间，是可能存在一种联动关系的——我们为什么对这种危险反而掉以轻心？我们将让我们的孩子在怎样的网络环境里成长？（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88页）
我们应当意识到，对于一个正常社会、尤其是一个要致力于“和谐”的社会来说，一种尊重理性的态度比究竟持何种思想观点更为优先和重要，亦即人们如何思考、如何表达如何解决意见分歧的方式，比持一种什么样的实质观点更为优先和重要，因为它涉及一种作为基本前提的公共理性或话语规则。如果没有这种作为前提的公共理性和交往规则，如果我们没有学会以理服人，只是以力压人或以势摄人，我没就不会有正常的公民社会，也不会有网
络的健全发展。
总结
戴望舒在1942年抗战期间的一首诗中写道：“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着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那是一个战争不断蹂躏大地的年代。诗人向往着明亮的一角，渴望在那里我们所有的人“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后来的中国在1949年之后幸运地赢得了相当持久的一个甲子的大致和平，而目前的世界至少看来也还是令人欣慰地往和平和发展的方向走。但是，我们的父母之邦乃至我们的世界又还有种种让人感到忧虑和悲伤的地方。我们要努力让我们的心态（对人和处己的心态）和生态（社会和自然的生态）都健康起来，美丽起来。然后，我们才能指着这块从我们筚路蓝缕的先人就开始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说：“看，这是我们美丽的中国！”（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6页）
《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阅读报告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政策与经济的不协调和社会导向与实际情况的相悖不断加剧了城镇与乡村、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社会进步与社会信任、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的恶化。社会的断裂现象很多人都体验过，却没多少人去认真观察和剖析，更是少有人去为之做出努力来解决这种断裂现象。
一、断裂的体验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法国访问的时候，我们曾向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提出一个问题：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图海纳的回答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赛。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于社会结构之外。（孙立平著《断裂》第1页） 《断裂》的开篇第一段话就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因为身处贵州的我的家庭就是在这场马拉松赛中的掉队者之一。掉队的原因很多很多，在这里就不谈了，我想谈的是掉队的体验，20年的生活体验足以能让我有资格谈这种苦涩的体验。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完全可以用一个时代来形容，这并不是说真的有那么长时间的差距，只是那种生活体验有着天壤之别。 举一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2003年我随父母来过一次江苏，那时候电视机在江苏的农村已经完全普及，可以说是每家至少一台。但我回到家乡第一次接触却是2008年，还只是极少数的较富裕的人家买得起，至于普及，那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了，至少在刚过去的春节我回家时还没看到那一天，而现在确已经是2016年了。即便4年后的2020年贵州乡村普及了电视，那也整整落后江苏17年，更不用说北上广这些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了。然而，依我看来，别说是4年，就算是10年，我也不敢肯定贵州的乡村能够普及电视，别忘了，那里还有着无数的少数民族原始村落，而我所在的是汉族村落，这是以我的眼光来看的，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比我描述的还要落后多少。更为让我至今难忘的是扛着竹竿去拍打木质电杆上的裸露电线这个场景，那样做，只是为了在漆黑的夜晚带来光明。这种事情，村里的少年一直孜孜不倦地重复着，我们只是想透过电视见见外面的世界。直到2011年，我们终于再也不用去做那么危险的事了，因为那个时候贵州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是的，那个时候才改造，那个时候离今天5年，所以我才记得如此清楚。
之所以用这么大的篇幅来描述这样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只是想清晰地展现一下西部地区的农村生活的一个缩影。这只是西部十二省之一的贵州省的18091个行政村的复杂生活的一个缩影，但它所体现的社会问题值得人深思。总之一句话，西部落后地区的家庭的生活水平要达到东部地区的水平所需付出的努力难以估量，并且，这并不是一个家庭努力就够了的，毕竟社会基础设施不是一个家庭的力量能够改变的。这道东西部之间的鸿沟一直横在那里，没有人能预测到会不会消失或者什么时候消失。
二、断裂的现象
《断裂》中提到了许多孙立平先生所看到的中国社会断裂现象的体现。诸如城乡之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消费模式与制度安排之间、资源重聚与底层社会之间、“城乡二
元结构”与劳动力流动之间、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秩序之间等等。在这些断裂之中，或因为分配不均，或因为政府政策不合时宜，或因为社会关注不足，不管因为什么，这些断裂现象都是不可磨灭的存在，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将这三个因素考虑进来，可以看出，就大部分农民来说，近些年来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加。（孙立平著《断裂》第26页）
而最近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完成的一份《变革时代经济形势及资本市场分析》报告则指出，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几乎没有上涨，并将其作为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所谓劳动力成本没有上涨，说得通俗点就是工人的工资没有提高。尽管经济学家可以将这种状况看做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和加强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的一个条件，但从社会的意义上说，这意味着，这些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的收入，没有伴随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增加，换言之，是他们并没有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受益。（第26页；孙立平；2003年；北京。）
再看城市中的下岗失业人员。近些年来，尽管正式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3%左右，但专家测算，实际的下岗失业人员总数可能达到4000万～5000万人。就这些人员来说，快速的经济增长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能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主要是社会保障标准的提高。（孙立平著《断裂》第27页）
这是一个存在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断裂。下表是中国近十年来的经济增长率和
从表格中不难看出，相比于国际，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不难看出，社会财富的增长要远远快于人口的增加。照这样的情况看来，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福利量是增加的而不是降低的。
然而，福利的增加却并没有强烈地在人民的生活中体现出来。社会底层人员的收入在这几年确实增加了，但这和那么高的经济增速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上，并且，伴随着收入增高，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换句话说，人民并没有积累到多少财富。看似农民、农民工、以及一些白领的薪资在不断涨，其实这并不能说明生活水平和幸福感的提升。
但是，也不能因为底层人员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显著提升就停止经济建设。孙立平先生把这种现象说成是一种悖论，我觉得形容得很恰当。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现实的层面上陷入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之中：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从中受益；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这样的一种逻辑，在深深困扰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我们的经济政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社会的走向。（孙立平著《断裂》第24页）
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政府在这样一种悖论中的行为的话，我想“身不由己”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词语了。政府或许没有察觉到存在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这种断裂现象，但即便发觉了，又能怎么办呢？难道就放任经济建设不管了吗？这显然不可能。之所以用 “身不由己”来形容政府的窘迫，是因为政府即便知道经济发展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多大的进步它也不敢放任经济建设不管，它不得不始终以快速的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甚至是首要的工作目标。
可悲的是，这正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断裂，这是一种极不利于社会进步的现象。
下面再举一个社会信任与社会进步中的断裂现象的例子。
如果一个人要在城市中租一套房子，他会去找谁？就大部分人来说，他可能会去找许多人，但偏偏不会去找那些房屋中介公司。只要你翻一翻那些买房的，卖房的，租房的，出租房子的各种各类的广告，就会发现，最后的一句话往往是“中介免谈”或“免中介”。为什么？因为现实生活给人们讲述了被中介机构坑骗的故事太多了。（孙立平著《断裂》第124页）
几乎被信任危机毁掉的另一个行业，就是保健品行业。根据有关报道，1995～1997年3年间，全国3000多家保健食品企业倒闭了2000多家，垮掉2/3。倒闭的原因何在？夸大其词、虚假宣传，甚至坑蒙拐骗，都是重要原因。（孙立平著《断裂》第125页）
横看世界，纵观历史，社会一直在进步。但我觉得，应该说是社会整体在进步，因为社会中一些美好的东西正在逐步消失，信任就是一个。为什么大陆游客会抢光香港奶粉？为什么人们购物时看的是美国标准？为什么任何商品加了“进口”二字销量就会大幅提升？那是因为由于国内食品安全监督机制而发生过诸多食品安全问题，社会已经失去公信力了。不单单是在食品卫生方面，在咨询行业，推销行业等诸多行业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信任危机。
社会中的这么多信任危机完全与社会在进步这个大趋势不符合，这就是社会信任与社会进步间的断裂，这样的断裂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甚至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
三、断裂的解决之道
写到这里，有故意拼凑文章结构的嫌疑。我也知道自己阅历不足，不足以谈断裂的解决之道，但想到不能白看了这本书，总得有点思想上的收获，要从中学到看社会的方法和角度，所以也就写点建议。断裂的现象极多，我无法一一列举，暂且针对某些问题浅谈浅谈吧。
先谈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大政策。可是如今的事实却与他老人家的愿景不吻合，当然也有可能他老人家早就料到会这样。就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可以从这几点下手。个人上，可以通过合理调节个人所得税来平衡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地区上，对于落后地区，政府应给予高等教育上的大力支持和基础交通设施的大力发展。这一点政府正在做，比如沪昆高铁的修建，大学招生名额的倾斜，后者还引发了江苏、湖北等地区的强烈抗议，对于这个问题，很感谢政府的支持，也只能希望招生名额外调的省份理解。尽管政府已经做了这些举措来平衡地区发展差异，但力度还远远不够。不管怎么说，社会公平一定要处理好，这样才有益于社会进步。
再谈信任危机的问题。首先，要提高民众对信任危机的意识，只有让大家意识到并且深刻了解其危害才能促进大家对解决信任危机的政策和制度的响应和遵从。其次，要制定健全的信用监督制度来规范大众的行为。再次，要加强制度执行的强度和力度，这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最后，要加强信任教育，培养公众诚信意识。
谈了这两种断裂问题的解决办法，才意识到在此之前我自己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怎么关注。看来，在之后的生活中得多留心观察社会，透过社会现象看本质，尽可能做点事来帮助粘合社会中的这些断裂现象。
《中国的忧伤》阅读报告
前言：
中国正在崛起。高楼在崛起、城市在崛起、财富在崛起、经济在崛起、国力在崛起，中
国近40年，尤其近二十年社会经济政治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0年的第二季度超越了日本，居世界第二。
中国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固然很大，值得肯定。但取得这些成绩、选择这条道路也是经历了血与火的种种教训，很不容易，所以特别值得珍惜，不能随便折腾。中国其实还存在许多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还是一个“跛足巨人”。如今的社会，很多人还在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只是为了能够活下去，也有许多人突破了道德的底线，让人感到无比哀伤。
一、承担对快乐后果的责任
我们几乎每一个行为、活动实际上都不是孤立的，都可能对他人或周围环境造成影响，所以我们行动时就必须考虑这种影响。（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108页）然而，生活中有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些影响，只考虑到自己的快乐，没有承担快乐的后果。就拿我们大学生来举两个例子吧。
“五一”长假期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生军事协会”组织了两队学生到宴请海坨山进行“野外生存训练”，其中一队成员在离开后留下了食品包装盒等垃圾，遭到众“驴友”网上声讨，后来协会会长等三位同学重返海坨山，花了九个小时清理垃圾，并带走了别人留下的垃圾。另一件与大学生环保有关的事情是，很多大学生毕业后未将自己喂养的宠物猫带走，使之成为了校园里的流浪猫。北京大学“流浪的天使”动物关爱协会就此呼吁临毕业的大学生将自己喂养的小猫带回家。
生存训练和饲养小猫本都是好事情，对参与者也常常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但不论是个人喜欢的宠物还是集体流连的青山，我们都不可以“玩完就完”。我们还要预想到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有些行为的可能后果。如果人类完全不注意自己对自然界和其他动物的行为的后果，那就有可能最终把“它们”玩完，同时也把我们“玩完”。这可能说的有点夸张了，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必须从每一件小事防范。我们对它们如果始亲终弃，我们自己也就有可能始乐终悲。事实上我们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自然可以享受我们愿意得到的乐趣，但也要承担我们可能不愿意或不习惯承担的责任。我们不能说，我只要其中的乐趣，而不管其中的责任。因为，这两者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承担责任也可能成为一种乐趣，或至少使我们安心。
这种对后果的责任承担并不是说要等后果出现以后才来承担，而是说，预先就要考虑到一个行为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不利后果而先行避免；即使很难避免的，也要努力采取措施尽量减轻这种后果的危害性，甚至要包括对不是直接明显的后果负责。如果是集体活动，组织者则更有责任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而先行防范。所以说，玩完不能“玩完”，善始还需善终，而且最好不要等到后果出现之后再来“善后”。
在欧美，年青的一代往往比年长的一代具有更强烈的保护环境和动物的意识，大学生更是环保的先锋。所以，我们也寄希望于中国的大学生们，包括他们的社团组织在中国的环保事业中发会议中先锋的作用。而且，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坚，他们还可以在这些事情上全面培养和训练自己的责任观念。（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110页）
二、通过法律运行正义避免王斌余式悲剧
在读到“农民工索要欠薪最终夺走5人生命”时，我是惊讶的，惊讶于一个人的愤怒所带来的危害。我也是迷惑的，迷惑于谁是正义的。我上网查了查这个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2005年5月甘肃陇东甘谷县农民工王斌余在宁夏石嘴山工地打工，因父亲修房子腿被砸断急需用钱治疗，便找包工头多次讨要拖欠工钱5000余元，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最终，不允许在工地上住，晚上没钱住店，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头吴新国家讨薪，被其妻、儿子及邻居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5人骂成“像条狗”，遭到
拳打脚踢。在无法忍耐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４人，重伤１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
王斌余和老板，谁是正义的？在“国家”产生之前，有着一个原始阶段，这个阶段的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有仇报仇”，个人去报复，个人去防卫别人的报复。换句话说，就是个人去行使“正义”。后来由于种种不便和危险，渐渐产生了“国家”，国家垄断了个人行使正义的权利，改变了这种暴力的方式，使国家的暴力成为了唯一“合法的暴力”，而它的“合法性”的道德根据应该说也就是基本的正义，只是如今由国家来代替个人行使正义。
国家代行正义的途径有很多，较好也是较普遍的一种无疑是通过法律，也就是说，通过法制而非人治来运行正义。良好法治的一个标志就是通过法律（当然法律后面总是有强力部门的支持）的正常运转就能满足正义的基本要求，而一般不必个人做出特别的作为——比如说欠薪要由主席去代要，或由自己去强取。
王斌余是具有法律意识的，因为他去找过劳动部门和法院，寄希望于法律能给自己公平，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未果，于是他只得自己去行使正义，维护自己的权益，最终酿成悲剧。人们可以责备他没有法纪观念，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对公共权力和法律机构缺乏信任，因为此前他去找过劳动部门和法院，但没有得到高度重视。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不信任？怎样去改变这种不信任？
法治并不能够徒法自行，还需要各个方面的人去实行，而人并不是只有理性的，还有种种情感、意志和利益的介入，也有境遇和运气的不同。所以，法治除了有赖所有人，尤其是统治者和执行者的意志和理性，也需要社会广泛的民意和人情的配合。法治的健全将是一个艰巨的渐进过程。但无论如何，只有通过法律运行正义，方能真正帮助千百万个“王斌余”，使他们不再出现那样的悲剧；也只有通过法律运行正义，方能为建设一个真正合作与和谐的社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10页）
三、野外探险与尊重生命
生命是顽强的，汶川大地震后72小时还有生还者，同时生命也是脆弱的，一个小小的意外就能夺人生命。2006年的五一长假，一支徒步穿越内蒙古库布齐沙漠的探险队遭到了意外：其中一个女孩突然倒下，最终死亡。这一韶华永逝的不幸事件不仅给他的亲人、队友带来了悲伤，也令知道此事的人们感到心疼。她可敬的父母亲人虽然尽量低调、尽量不影响和麻烦别人，但我们还是能感到他们内心深深的创痛。
生命宝贵，我们不能够轻掷而必须十分的珍重。我们可以从小倩的死吸取不少经验教训：比如说我们要尽量充分了解自己和队友的停情况，也要充分了解探险地点的地域和气候特点，以制定切实可行、且留有余地的计划，并尽量精心地做好各种准备和救援措施的预案，等等。那个女孩是中午发病，次日拂晓才得到外部的救援，虽然许多人尽心尽力，但整个过程还是暴露了我们个人、集体和制度的救援都还有经验和准备不足等许多弊端，有的方面甚至可以用“混乱”来形容。
我们必须尊重生命。不过，我在这里更想说的还是我们不要因噎废食。因为，尊重人的生命中的一种探索精神乃至冒险冲动也可以说是“尊重生命”的应有之义。（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26页）没有探险，就不会有新大陆的发现，就不会有许多世界纪录的打破；而即使世上再没有什么新大陆和新纪录，也还有一种生命力需要释放，有一种冒险的冲动需要满足。我们甚至也不能否认，有些人宁可过一种有可能壮年死于沟壑的冒险生活，也不愿过一种一生谨小慎微、高年病死床榻的生活。他们渴望一种生命力的冲刺乃至要将其逼至极限。他们希望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自然风景，更希望自己的生活中有常人没有的生活风景。所以，我们不可机械地理解“尊重生命”，尊重探险精神也是“尊重生命”。
可是，令人忧伤的是，在那起不幸事件之后，有关部门就关闭了对库布齐沙漠自发组织的探险，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关闭。鼓励一定的野外冒险活动并不是孤立莽撞。在
做出任何冒险行动之前，我们都要设想出多种退路，准备好多种自救和互救措施。（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27页）
尊重生命就要求尊重探险精神，政府不能因噎废食，扼杀人们的探险精神，而是应该健全野外救援机制，为人民的探险活动保驾护航。当然，更重要的是探险人员自己的重视与谨慎。
四、厕纸见证文明
曾有人言：看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准，最好是看它的厕所。每个人每天都要吃喝拉撒睡，而拉撒不像吃喝，它虽然是日常行为，确是不适合在大庭广众下进行的行为，它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129页）
确实，人在私密情况下的行为更好地反映了人的思想，不然为何有“慎独”这种修养要求。在经济和物质生活发展到较高阶段之后，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大概最重要的不是看人们吃什么，怎么吃，吃得多么精细和昂贵，而是看他们怎么平衡自己的身心、处理自己的身体，以及如何处理自己的排泄物。
国内超市、餐馆的厕所一般没有厕纸供应，而国外超市乃至一切商业和公共场所的厕所除了宽大洁净之外，一般都备有便后和洗手后的擦纸乃至抽水马桶的垫纸。
厕所的整洁、厕纸的供应似乎是个“硬件问题，但其实更是个“软件”问题。因为它不仅是管理层的问题，更需要众多使用厕所的人们的配合，而这种场合又是不便监督的，只能依靠众多人们的自觉性。故此也才说它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广泛的文明水平，我们可以据此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准。而有些不文明的习性并不是不能改变的，据说，中国最高学术机构有一个研究所的领导痛感厕所无纸对经常来所的外国学者的不便，开始实行厕所供纸，但刚备好的纸往往很快就不翼而飞，以致让经管人头疼乃至愤怒。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批评和提醒，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有一本畅销书叫《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固然不会说仅仅某一个细节就决定了成败，但众多的细节却有可能决定成败，或者说任何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构成的。而像厕所这样的事却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我们只有将其满足到一定程度才可以追求更高的东西。（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131页）
五、缩小贫富差距根本在基础教育
人大代表牛汝极谈到，目前我国没有受到教育或受教育很少的人大多数是低收入者，因此，解决贫困问题、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发展教育。（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245页）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许多人提出了不少建议。这些建议和举措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贫困人员和群体给予一种直接和“托底”式的经济援助和支持。如果说这方面的举措是解民燃眉之急和贫困之苦的雪中送炭，那么，更为长远和根本的脱贫之策则是要建设普遍良好的基础义务教育体系。建立系统化的教育扶贫体系已迫在眉睫，需要健全教育资助制度和助学体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公平配置。在助学体系这一点上，现在国家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却还亟待解决。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国民教育也有长足的改进，但农村尤其西部偏远地区的中小学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城市里的基础教育比较，和高等教育及国家经济的发展比较，都还很不相称，甚至有些学校在师资、教育质量和学校风气方面反而不如过去。基础义务教育不仅是学生家长和老师的义务，更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如果学校条件得不到改进，学生家庭得不到资助和支持，就像《一个也不能少》的电影中那样主要是由一两个代课老师在努力，那么，学生肯定还是会流失、辍
学的。世界各国对教育的投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达到4.4%，而且这些投入大多用到基础教育之上，高等教育反而更多是放手让民间资金去兴办。而中国目前不仅还没有达到这个比重，并且所投入的教育资金不少是放在高等教育之上。
保证一个社会内每个人都事业成功、出人头地、一生美满幸福并不是政府的责任；但保证每个人都有大致相同的机会和起点，尤其是解除那些妨碍这种平当机会的人为障碍，却是政府的责任。（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247页）基础教育是真正的公共品，是面向所有人的，应该优先考虑和重点抓紧。一个本可成才的孩子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良好的早年教育，是很容易耽误甚至枯萎的，甚至可能变为社会之“累”，而如果及时地将他心中的火种点燃，他就会有自己一生奋斗的动力和资本。
总之，如何使我们国家的基础义务教育落到实处，如何让来到城里的农民工子弟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地上学，而留在乡下的孩子也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努力。
六、保护网上的理性空间
互联网带来的好处有目共睹，甚至不常上网的人也能得到不少好处，很多实用的知识和信息，只要上网搜索一下，总能找到不少，购物也能通过网络，网络上还有不少热心人帮人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网络使许多人因此得到了本来无从有机会表达的思想、观点和感情的渠道，我们有了一种“各抒己见”乃至“众声喧哗”的可能，也真正有了一种“天涯若比邻”的现实手段。（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86页）
但网络极大的包容性也会藏污纳垢。（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247页）就拿网上的辱骂来说吧。且不说那些让人感觉无聊的口水战和虚骄之语，还有一些更让人反感甚至觉得恶心的事情，那就是侮辱人格的谩骂，动不动就“傻B”、“混蛋”、“畜生”、甚至“我杀了你全家”、“把xxx给阉了”，以及一些更不堪的骂人话。由于在网络上我们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隐身人，而人性有如此，总是会有这样的谩骂者，所以，辱骂大概也是世界难免，但这种现象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中文网上世界里似有愈演愈烈之势，让人怀疑是否这种辱骂也将成为中国的一个网络特色。
为什么会这样？可能在我们政治文化的百年传统中本就有这样暴戾的因子，而我们更长远的精神传统中也还缺少一种导致宽容和理性的对我们自身黑暗的深刻认识。而有不少谩骂者可能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压抑而没有其他管道疏解，于是便利用网络来发泄各种怨气和愤怒。因此，已经有一些人纷纷呼吁要加强网络管理，不过，我这里恰恰想指出一个我认为客观上帮助了辱骂盛行的、来自网络管理上的一个原因，即管理者没有珍惜和爱护，有事反倒是在阻断和缩小网上理性成长的空间。（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87页）
谁也不能担保自己总是正确无误的。而一个错误观点的持有者，如果他是持一种尊重公共理性、愿意和批评者平等讨论的态度，他就有可能修正自己的错误或不至于使自己的错误产生危害。而一个蛮横的动辄骂人者，哪怕他有时候持的是一种正确的观点，也很可能由此走向自己的反面，或者拒人于千里之外。社会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存在不同的思想意见，而在以蛮横的方式对待意见的自然分歧。在言语的暴戾和行为的暴力之间，是可能存在一种联动关系的——我们为什么对这种危险反而掉以轻心？我们将让我们的孩子在怎样的网络环境里成长？（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88页）
我们应当意识到，对于一个正常社会、尤其是一个要致力于“和谐”的社会来说，一种尊重理性的态度比究竟持何种思想观点更为优先和重要，亦即人们如何思考、如何表达如何解决意见分歧的方式，比持一种什么样的实质观点更为优先和重要，因为它涉及一种作为基本前提的公共理性或话语规则。如果没有这种作为前提的公共理性和交往规则，如果我们没有学会以理服人，只是以力压人或以势摄人，我没就不会有正常的公民社会，也不会有网
络的健全发展。
总结
戴望舒在1942年抗战期间的一首诗中写道：“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着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那是一个战争不断蹂躏大地的年代。诗人向往着明亮的一角，渴望在那里我们所有的人“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后来的中国在1949年之后幸运地赢得了相当持久的一个甲子的大致和平，而目前的世界至少看来也还是令人欣慰地往和平和发展的方向走。但是，我们的父母之邦乃至我们的世界又还有种种让人感到忧虑和悲伤的地方。我们要努力让我们的心态（对人和处己的心态）和生态（社会和自然的生态）都健康起来，美丽起来。然后，我们才能指着这块从我们筚路蓝缕的先人就开始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说：“看，这是我们美丽的中国！”（何怀宏著《中国的忧伤》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