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场主义散文的两个猜想(在中国散文学会现代散文发展趋向与在场主义研讨会上的发言)
沈荣均
因为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安排到我发言，所以申请提前发言。昨天晚上我三点钟酒就醒了，当时头脑很清醒，想了一些话，但是今天早上就搞忘了。刚才听陈老师发言，很受启发。因为我想大家应在谈论当下散文的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来讨论，不能泛泛而谈。我们作家也希望通过对话，能和评论家做一些交流。交流不能搞两拔，评论家说一拔，作家说一拔，理想的发言是大家能够互动。
陈老师认为目前在场主义的创作，没有超过“新散文”，这个我们是认同的。但是我们认为技术并不是重要的，因为散文不是炫技，散文的纯正，及人文精神和普适关怀这些内在的东西更为重要。“新散文”作家们从体制上对传统散文予以否定，我认为这是汉语散文在现代性转型的一个开端。但是，散文的现代性转型，是不是到新散文就止步不前了，或者说“新散文”从90年代后，这么多年又干了些什么？我的想法是，散文肯定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不管我们的研究者怎么看，不管我们的教授怎么讲，散文一直在发展——在路上。新散文代表作家的创作，包括周晓枫、格致、祝勇等，我们曾从技术层面作过一些研究，认为在技术上我们应是不如他们的，这是要认帐的。比如周晓枫老师的词汇拼装打破常规，显得特别的斑驳。格致老师喜欢用修辞，特别是喜欢不断地重复使用一些意象雷同的比喻和拟人手法，而且她还喜欢作病态的心理假设。再比如祝勇老师，他喜欢像建筑宫殿那样，把散文构建得很宏大。他们的散文总体上看起来，像建筑物、蜀绣、织锦一样，非常华丽，而且有陌生和新鲜感。
我们认为，如果散文这样搞下去，是不是散文最好的状态？或者说散文是不是就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我们也做了一些梳理，梳理后发现，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这几年，继“新散文”之后，我们有一些作家，觉得散文还是应该回到它本来的面目。汉语应该是很纯正的，要有汉语的气质。从技术上说，你再搞，也搞不出多大名堂，无非就是“技术散文”。那么散文本来应是什么模样的呢？是像《在场主义宣言》所提的“四个非”的文本特征和后来在场主义同仁新提出的“五性”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做两个猜想：
猜想一：在场主义，究竟是散文的“理想主义”还是散文的“乌托邦”。昨天我听晓虹老师说在场主义是不是散文的一种理想状态，给了我启发。前些天，我就跟闻道老师提起过，我说，从目前在场主义散文创作现状看，我并不抱乐观。是不是我们主张的“在场主义”是散文的一种“理想主义？”或者说，是散文的“乌托邦”？ 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场主义的几个代表作家，虽然个个都在暗自用力，但伦佑老师给在场主义散文建构的标尺又很高很严格，作家们短期内很难写出经典的代表作品，更别说超越了。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就应该“务实地放弃”在场主义散文之理想，实际上我们的在场主义作家们一直也在不懈努力（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去旁观去无路可走）。人类是应该有理想的。文学是，散文也是。文学的理想和社会的理想，总体应是一致的。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给了奥巴马。奥巴马任总统大概一年多吧（是不是一年多，记不太清楚了），为什么会把和平奖给他？我认为这应该是基于人类的理想，无核化，信仰自由，消除冲突，求大同，等等。他可能还没做出什么政绩，但能有这些想法，已经很了不起，所以诺贝尔和平奖奖给他，我认为比奖给别人合适。文学也应该有理想主义，无论是作家，诗人还是散文家。文学的理想，就是抒写“三性”——人性、理性、超越性。人性，是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对人的生存
状况的普适关怀，是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那散文的理想又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要朝着人类自己愿意奔赴愿意为之百折不挠的命运宿命方向努力，回到人性的本来面目。传统散文搞歌功颂德，搞应景文字，搞风花雪月，在场主义肯定要拒绝这个。为什么呢？当下的时代是一个普遍重实利、轻理想的时代。世界正在加速度地工业化，而这种加速度也正让人类加剧末日世界的忧虑。散文则是让世界慢下来，让人类的内心更加充实，回归精神家园。现代化制造欲望，我们的身体被束缚、被缠绕，被困顿。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作家的幸福观更强调精神自由，可能给企业家、政治家不太一样。作家的希望就是让世界发展慢一点，城市化进程慢一点，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趋势慢一点。作家所做的努力，就是想保留人类最美好的东西，让我们都能够在一种自然的、幸福的状态下，抵达我们的理想。在场主义提出“五性”，就是试图以散文的形式，在精神上在心灵上最大限度地呵护人类自己。虽然，这可能是一种终极目标，但毕竟这是在场主义也是散文甚至可能是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它甚至可能只是“乌托邦”，永远难以抵达，但在场主义所做的努力，散文所做的努力，是不可抹杀的。
猜想之二：在场主义，对二十一世纪汉语散文的现代性转型能起大多作用。这其实是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在场主义能走多远？二是二十一世纪的汉语散文的现代性转型之路在哪里？现代性是一个很时髦的心理学命题，它的价值表现在它与时间的关系上。它首先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种新的感受和思考时间价值的方式。”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如何表现这种时间意识与空间发生断裂的时的焦虑感和危机意识，以及我们怎样试图从这种旋涡中挣脱出来的那种永恒与瞬间、历史感与现时感、向前的现代与向后的反思之间的张力体验，是“那种其主要特征与传统文化特征相对立的文化状态”，从而摆脱传统文化强加给人们的信条和集体信仰，获取“最大限度的思想自由”，促进理性和自省意识的觉醒。八十九年代，汉语文学自觉地开始了这样的实验。首先是朦胧诗、先锋小说和第三代诗歌等的叙事历险，从虚构的修辞性现实到对存在境遇的深度探测，先锋作家在叙事转型中出发。进入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后，人类的共识与认同，在文学上更多地得到表现。90年代的散文也开始涉足这种普遍的现代性观念，如个体反思，科学审视、自我确认等倾向。特别是“新散文”，也有叫“新感觉散文”、“新体验散文”的，在叙述方式突破“真实性” 原则，加进了“想像与虚构”，大量地运用意识流和象征手法及“反讽”语体，拓展了散文表现空间和汉语在叙述手段上的可能性。但有影响力的能代表汉语散文现代性转型的散文作品是少之又少，可算是汉语散文现代性转型的“破体”或者开启阶段。但“新散文”问题很大。主要的问题是太重视文本的革新，写作太过随意、与散文本来面目越来越远，尤其是缺少人文精神和“大关怀”。海德格尔说，“当代人的无家可归感来自于他同存在的历史本质的脱离”。这对散文是有启示意义的。在表现人类的悲剧命运、无家可归的孤独感上，于坚、苇岸、王小波等作家，走在前面。他们的散文作品，可认为是具有汉语散文现代性转型意义的代表性的经典之作。继“新散文”之后，散文并没有止步不前，“原散文”、“原生态散文”等草莽散文的出现，表明散文一直在路上。“在场主义”的横空出世，带来了新风，让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汉语散文为之一亮，可算是目前汉语散文现代性转型的精彩篇章。“在场主义”发现“散文性”，提出文本的“四个非”（散文转型的可能性文本尺度），提出要“回到散文的本来面目”，这可看作是在“新散文”对传统散文体制的否定的基础上，再来一次否定，可算是“否定之否定”，昨天我和陈剑晖老师还谈过这个话题。需要提到的是，在场主义并不是像大家所说的，是搞个“宣言”，喊个“口号”，就完了，而是一直在成长过程中。在场主义散文同仁，最近又提出“五性”，这是在场主义散文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在场主义散文与“新散文”最大的不同。“五性”的提出，就是基于汉语散文的现代性转型，它特别强调散文作家和作品的作为，强调散文的介入、担当，更加突出了人与自然和万物的命运纠葛，人与世界未来的悠关。叙述角度把作家放得很低，放在对自然万物的仰视角度，表现了对自然万物的尊重，对未来共同命运的焦虑和担忧。可以说，
在场主义率先在散文领域提出了这个观点，对汉语先锋小说、诗歌理论也是有启示意义的。虽然这些理论还缺少足够的论述，但能够提出来就是勇气。
关于在场主义散文的两个猜想(在中国散文学会现代散文发展趋向与在场主义研讨会上的发言)
沈荣均
因为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安排到我发言，所以申请提前发言。昨天晚上我三点钟酒就醒了，当时头脑很清醒，想了一些话，但是今天早上就搞忘了。刚才听陈老师发言，很受启发。因为我想大家应在谈论当下散文的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来讨论，不能泛泛而谈。我们作家也希望通过对话，能和评论家做一些交流。交流不能搞两拔，评论家说一拔，作家说一拔，理想的发言是大家能够互动。
陈老师认为目前在场主义的创作，没有超过“新散文”，这个我们是认同的。但是我们认为技术并不是重要的，因为散文不是炫技，散文的纯正，及人文精神和普适关怀这些内在的东西更为重要。“新散文”作家们从体制上对传统散文予以否定，我认为这是汉语散文在现代性转型的一个开端。但是，散文的现代性转型，是不是到新散文就止步不前了，或者说“新散文”从90年代后，这么多年又干了些什么？我的想法是，散文肯定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不管我们的研究者怎么看，不管我们的教授怎么讲，散文一直在发展——在路上。新散文代表作家的创作，包括周晓枫、格致、祝勇等，我们曾从技术层面作过一些研究，认为在技术上我们应是不如他们的，这是要认帐的。比如周晓枫老师的词汇拼装打破常规，显得特别的斑驳。格致老师喜欢用修辞，特别是喜欢不断地重复使用一些意象雷同的比喻和拟人手法，而且她还喜欢作病态的心理假设。再比如祝勇老师，他喜欢像建筑宫殿那样，把散文构建得很宏大。他们的散文总体上看起来，像建筑物、蜀绣、织锦一样，非常华丽，而且有陌生和新鲜感。
我们认为，如果散文这样搞下去，是不是散文最好的状态？或者说散文是不是就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我们也做了一些梳理，梳理后发现，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这几年，继“新散文”之后，我们有一些作家，觉得散文还是应该回到它本来的面目。汉语应该是很纯正的，要有汉语的气质。从技术上说，你再搞，也搞不出多大名堂，无非就是“技术散文”。那么散文本来应是什么模样的呢？是像《在场主义宣言》所提的“四个非”的文本特征和后来在场主义同仁新提出的“五性”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做两个猜想：
猜想一：在场主义，究竟是散文的“理想主义”还是散文的“乌托邦”。昨天我听晓虹老师说在场主义是不是散文的一种理想状态，给了我启发。前些天，我就跟闻道老师提起过，我说，从目前在场主义散文创作现状看，我并不抱乐观。是不是我们主张的“在场主义”是散文的一种“理想主义？”或者说，是散文的“乌托邦”？ 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场主义的几个代表作家，虽然个个都在暗自用力，但伦佑老师给在场主义散文建构的标尺又很高很严格，作家们短期内很难写出经典的代表作品，更别说超越了。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就应该“务实地放弃”在场主义散文之理想，实际上我们的在场主义作家们一直也在不懈努力（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去旁观去无路可走）。人类是应该有理想的。文学是，散文也是。文学的理想和社会的理想，总体应是一致的。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给了奥巴马。奥巴马任总统大概一年多吧（是不是一年多，记不太清楚了），为什么会把和平奖给他？我认为这应该是基于人类的理想，无核化，信仰自由，消除冲突，求大同，等等。他可能还没做出什么政绩，但能有这些想法，已经很了不起，所以诺贝尔和平奖奖给他，我认为比奖给别人合适。文学也应该有理想主义，无论是作家，诗人还是散文家。文学的理想，就是抒写“三性”——人性、理性、超越性。人性，是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对人的生存
状况的普适关怀，是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那散文的理想又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要朝着人类自己愿意奔赴愿意为之百折不挠的命运宿命方向努力，回到人性的本来面目。传统散文搞歌功颂德，搞应景文字，搞风花雪月，在场主义肯定要拒绝这个。为什么呢？当下的时代是一个普遍重实利、轻理想的时代。世界正在加速度地工业化，而这种加速度也正让人类加剧末日世界的忧虑。散文则是让世界慢下来，让人类的内心更加充实，回归精神家园。现代化制造欲望，我们的身体被束缚、被缠绕，被困顿。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作家的幸福观更强调精神自由，可能给企业家、政治家不太一样。作家的希望就是让世界发展慢一点，城市化进程慢一点，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趋势慢一点。作家所做的努力，就是想保留人类最美好的东西，让我们都能够在一种自然的、幸福的状态下，抵达我们的理想。在场主义提出“五性”，就是试图以散文的形式，在精神上在心灵上最大限度地呵护人类自己。虽然，这可能是一种终极目标，但毕竟这是在场主义也是散文甚至可能是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它甚至可能只是“乌托邦”，永远难以抵达，但在场主义所做的努力，散文所做的努力，是不可抹杀的。
猜想之二：在场主义，对二十一世纪汉语散文的现代性转型能起大多作用。这其实是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在场主义能走多远？二是二十一世纪的汉语散文的现代性转型之路在哪里？现代性是一个很时髦的心理学命题，它的价值表现在它与时间的关系上。它首先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种新的感受和思考时间价值的方式。”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如何表现这种时间意识与空间发生断裂的时的焦虑感和危机意识，以及我们怎样试图从这种旋涡中挣脱出来的那种永恒与瞬间、历史感与现时感、向前的现代与向后的反思之间的张力体验，是“那种其主要特征与传统文化特征相对立的文化状态”，从而摆脱传统文化强加给人们的信条和集体信仰，获取“最大限度的思想自由”，促进理性和自省意识的觉醒。八十九年代，汉语文学自觉地开始了这样的实验。首先是朦胧诗、先锋小说和第三代诗歌等的叙事历险，从虚构的修辞性现实到对存在境遇的深度探测，先锋作家在叙事转型中出发。进入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后，人类的共识与认同，在文学上更多地得到表现。90年代的散文也开始涉足这种普遍的现代性观念，如个体反思，科学审视、自我确认等倾向。特别是“新散文”，也有叫“新感觉散文”、“新体验散文”的，在叙述方式突破“真实性” 原则，加进了“想像与虚构”，大量地运用意识流和象征手法及“反讽”语体，拓展了散文表现空间和汉语在叙述手段上的可能性。但有影响力的能代表汉语散文现代性转型的散文作品是少之又少，可算是汉语散文现代性转型的“破体”或者开启阶段。但“新散文”问题很大。主要的问题是太重视文本的革新，写作太过随意、与散文本来面目越来越远，尤其是缺少人文精神和“大关怀”。海德格尔说，“当代人的无家可归感来自于他同存在的历史本质的脱离”。这对散文是有启示意义的。在表现人类的悲剧命运、无家可归的孤独感上，于坚、苇岸、王小波等作家，走在前面。他们的散文作品，可认为是具有汉语散文现代性转型意义的代表性的经典之作。继“新散文”之后，散文并没有止步不前，“原散文”、“原生态散文”等草莽散文的出现，表明散文一直在路上。“在场主义”的横空出世，带来了新风，让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汉语散文为之一亮，可算是目前汉语散文现代性转型的精彩篇章。“在场主义”发现“散文性”，提出文本的“四个非”（散文转型的可能性文本尺度），提出要“回到散文的本来面目”，这可看作是在“新散文”对传统散文体制的否定的基础上，再来一次否定，可算是“否定之否定”，昨天我和陈剑晖老师还谈过这个话题。需要提到的是，在场主义并不是像大家所说的，是搞个“宣言”，喊个“口号”，就完了，而是一直在成长过程中。在场主义散文同仁，最近又提出“五性”，这是在场主义散文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在场主义散文与“新散文”最大的不同。“五性”的提出，就是基于汉语散文的现代性转型，它特别强调散文作家和作品的作为，强调散文的介入、担当，更加突出了人与自然和万物的命运纠葛，人与世界未来的悠关。叙述角度把作家放得很低，放在对自然万物的仰视角度，表现了对自然万物的尊重，对未来共同命运的焦虑和担忧。可以说，
在场主义率先在散文领域提出了这个观点，对汉语先锋小说、诗歌理论也是有启示意义的。虽然这些理论还缺少足够的论述，但能够提出来就是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