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光银
社会主义研究 2007年05期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6)06-0085-03
接班人的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问题，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曾努力的进行过探索与实践，但是都没有找到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中国共产党为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作了大量探索，走过弯路，有过沉痛的教训，但更有丰富和成功的经验。通过三代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关于接班人的理论和实践路子，实现了党的最高权力和平交接、平稳过渡的理想目标。梳理和回顾中共三代领导人在接班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演进历程，分析和总结其经验教训，这对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顺利发展，对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接班人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一
接班人理论是毛泽东于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的战略对策提出来的。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美国及其盟国的责任，是“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自由”。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问题上发生分歧。这些都使毛泽东认为苏联领导人已经背叛马克思主义，成为修正主义分子。在国内，毛泽东错误估计了国内形势，把阶级斗争扩大化，[1](P475)从此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不断发展升级。由于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误发展和对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对现有干部的教育提高问题，将来由谁或怎么样的人来接班的问题，因而接班人的问题显得更为重要。至1964年，毛泽东在71岁高龄之际，不能不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不能不考虑他和他的战友们花一生心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代代相传的问题。通过长期认真深入的思考，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方面形成了初步的理论：
培养接班人的目的和意义。培养接班人，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确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2]
培养接班人的标准。1964年6月在〈〈关于接班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怎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第三，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第四，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第五，自己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3](P18)毛泽东提出的五条标准，概括地说就是解决接班人的三个问题，即：真假马克思主义者问题，为什么人服务问题，政治品质问题。
培养接班人的途径。毛泽东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在革命的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2]他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对于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性[4]，让接班人在实践中学知识、长才干[5]；挑选接班人，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晚年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思想，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是泛指“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其二是特指挑选和培养党的最高领袖的接班人。
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实践，也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
关于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毛泽东要求党的各级领导“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实际工作中，党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三反”运动可能说是第一次实践，这次运动教育了广大的党员干部。干部参加劳动是毛泽东大力倡导并作为培养接班人的实践而付诸行动的。建国后，毛泽东将劳动与思想改造和培养接班人联系起来，将劳动的观点提到绝对的高度。毛泽东认为：“世界上一切坏事情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6](P28)干部参加劳动不仅作为教育现有干部的手段，更作为培养和锻炼接班人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方法。红卫兵运动则是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培养接班人的尝试，他曾多次强调：“要经历风雨，见世面，在战斗中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6](P28)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培养接班人的又一次新的尝试，也是对通过红卫兵运动培养接班人实践的继续和纠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其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它既能有效的制止红卫兵运动造成的动荡和损失，又能继续培养和锻炼千百万个革命事业接班人。
关于党的最高领袖的接班人培养。众所周知，刘少奇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位居第二位，仅次于毛泽东，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左”倾思潮发展，毛泽东、刘少奇分歧加大。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主观意愿出发，视刘少奇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此后刘少奇一直挨批、挨斗直至逝世。为填补刘少奇跌落的真空，毛泽东选择了林彪作为接班人。林彪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获得了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1969年党的“九大”上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党章。后来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对毛泽东暗下杀手，被识破后又匆忙出逃，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林彪的叛逃在精神上给毛泽东的打击很大，但为把“文革”继续下去，他又物色靠造反起家，“集工农兵于一身”的王洪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但由于“四人帮”集团的野心急剧膨胀，毛泽东也逐渐认清王洪文同“四人小宗派”是分不开的，不能担当重任，毛泽东最后一次对接班人的选择，把信任票投给了华国锋。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是值得称赞的，但其后来又提出“两个凡是”，受到党中央的批评，于 198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辞去中央主席职务。
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的实践中，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走的是一条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路子，形式与方法过于单调，给一些搞阴谋诡计的人钻了空子，因此在实践中并未真正彻底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只能由第二代领导核心去解决。
二
由于毛泽东在接班人实践方面的失误，耽误了12年的时间，使得原本应该解决的接班人问题成为十分迫切、急待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复出后，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之一，就是要解决接班人问题。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了”[7](P380)，并下决心从理论到实践来全面地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在接班人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是：
把接班人问题的重要性提到战略的高度。1979年7月，邓小平提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7](P191)邓小平认为接班人的培养不仅仅是中央领导层，全国范围各级干部的培养与选拔也同样十分重要。1981年7月，他又指出：“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8](P386)邓小平把接班人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抓，认为国家的稳定，党的政策延续都需接班人来保证，这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提出了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接班人条件。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都论述了这一问题，具体可归纳为五个条件：第一，要选认真学习并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第二，要选党性强，不搞派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第三，要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联系群众，关心群众，作风正派，为人民办实事的人；第四，要选坚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思想解放的人；第五，要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符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的人。邓小平关于接班人条件的理论，是对毛泽东关于这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把接班人年轻化问题提到了非常突出的地位。纵观邓小平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论述，讲得最多的就是接班人的年轻化问题。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剖析了我国干部老化的现状与原因。他指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7](P272)他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文革”耽误了十年，这是直接原因；二是封建主义的影响；三是建国后我们一直没有妥善解决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针对这种现状，邓小平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长期积累的大问题。
邓小平在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实践方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
大胆破格提拔年轻干部，打破论资排辈现象。邓小平认为对那些真正有才能，会办事，人民信得过的干部要越级提拔，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只有放到一定岗位上锻炼，听其言，观其行，才能最后接班。邓小平还认为：大胆的选用年轻的同志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干部一选拔就成熟的，选好了人，加以培养扶持，使之成熟；如果选错了，也可以及时撤换，决不能因此而不敢大胆提拔任用年轻干部。这充分显示了邓小平在选拔年轻干部问题上，原则的坚定性与培养方法的灵活性高度一致，体现了他在接班人问题上求真务实的态度。
从“顾问制”到“退休制”的实践。如何妥善安置好党的宝贵财富老干部，这是邓小平在接班人理论与实践中所面临的巨大难题。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邓小平提出了从顾问制到退休制这样的思路。顾问委员会的设立，在组织上完成了中央高层新老干部的交替。他指出，老干部发挥作用的方面很多，但“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好接班人。”[8](P227)邓小平通过顾问制科学务实的解决中央领导层的新老更替，这种实践是符合中国政情的一个伟大创举。
从第二代领导核心到第三代领导核心顺利过渡。这是邓小平在接班人实践中面临的又一个难题。邓小平在吸取前人教训基础上，在党的最高权力移交的过程中采取果断措施：第一，及时撤换了在学潮和动乱中犯了错误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邓小平践行了关于“选错了及时撤换”的接班人理论，及时果断的纠正错误。第二，明确中央最高层领导者是一个集体，不是一个人。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7](P72)。从而把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大业交给了一个集体，而不是某一个人。有效的保障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延续性，从而保障了国家政局的稳定性。第三，从半退到全退，最高权力平稳过渡。这种最高权力的逐渐移交，既防止出现权力真空，保证党和国家的稳定，又使第三代领导集体有一个准备、适应的过程。实践证明这种最高权力的交接方式是积极稳妥成功的。
三
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培养选拔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接班人理论：
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培养大批接班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始终是从讲政治的高度，来对待造就接班人的问题。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将培养接班人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他强调说：务必在最近三五年有所突破，否则将影响大局，犯历史性错误。
提出选拔培养跨世纪接班人的基本条件。1996年6月 21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完整提出了跨世纪接班人五项要求：第一，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第二，具有开阔的眼界，熟悉国情，了解世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务实创新，开拓前进；第三，具有宽阔的胸襟，讲党性，顾大局，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公道正派，任人唯贤，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第四，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讲究领导艺术，审时度势，驾驭全局，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第五，具有优良的作风，廉洁勤政，艰苦奋斗，谦虚谨慎，联系群众，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
实践锻炼是选拔培养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江泽民指出：“培养不是党溺爱，也不是拔苗助长，而是要真正让年轻干部在工作实践中艰苦磨炼，增长才干和胆识。培养方式有多种方式，理论教育和学习是培养，基层锻炼是培养，使用也是培养，而且是更重要的培养。”[9](P19)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加强锻炼，对缺乏基层实际工作和群众工作锻炼的干部，要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到基层锻炼，越是发展潜力大的工作骨干，越要舍得放下去，使之增长才干并进一步重用。
江泽民同志从新的实际出发，为培养和选拔好跨世纪担当重任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
践行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理念。江泽民强调，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通过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国民教育，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开展“三讲”教育。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集中一段时间，以整风精神深入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大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素质，使党的干部坚持和发扬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使自己具有高尚的人格品质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扶持新一代领导集体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为使新一代领导的工作走上正规，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做法，就是最高权力的逐步移交。江泽民在作了充分准备后，逐步退出中央领导集体。这样江泽民从半退到全退，再次顺利、平稳的实现由第三代领导集体向第四代领导集体的过渡。有力地巩固了前两代领导人在接班人理论和实践的成果，打破了西方政治家的预言，符合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称赞。
四
通过中共三代领导人的长期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可以理直气壮的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已经初步解决并巩固了接班人理论和实践，找到了破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关于接班人难题的钥匙，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新贡献，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共三代领导人关于接班人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过挫折和失败，付出过惨重代价，有深刻的教训可以总结。从三代领导人在接班人的理论和实践的演进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理论和制度还不健全，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加强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任重而道远。
作者介绍：王光银(1965-)，杭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政治经济学院副院长，硕士，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史研究。
作者：王光银
社会主义研究 2007年05期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6)06-0085-03
接班人的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问题，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曾努力的进行过探索与实践，但是都没有找到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中国共产党为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作了大量探索，走过弯路，有过沉痛的教训，但更有丰富和成功的经验。通过三代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关于接班人的理论和实践路子，实现了党的最高权力和平交接、平稳过渡的理想目标。梳理和回顾中共三代领导人在接班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演进历程，分析和总结其经验教训，这对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顺利发展，对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接班人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一
接班人理论是毛泽东于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的战略对策提出来的。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美国及其盟国的责任，是“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自由”。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问题上发生分歧。这些都使毛泽东认为苏联领导人已经背叛马克思主义，成为修正主义分子。在国内，毛泽东错误估计了国内形势，把阶级斗争扩大化，[1](P475)从此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不断发展升级。由于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误发展和对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对现有干部的教育提高问题，将来由谁或怎么样的人来接班的问题，因而接班人的问题显得更为重要。至1964年，毛泽东在71岁高龄之际，不能不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不能不考虑他和他的战友们花一生心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代代相传的问题。通过长期认真深入的思考，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方面形成了初步的理论：
培养接班人的目的和意义。培养接班人，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确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2]
培养接班人的标准。1964年6月在〈〈关于接班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怎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第三，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第四，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第五，自己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3](P18)毛泽东提出的五条标准，概括地说就是解决接班人的三个问题，即：真假马克思主义者问题，为什么人服务问题，政治品质问题。
培养接班人的途径。毛泽东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在革命的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2]他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对于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性[4]，让接班人在实践中学知识、长才干[5]；挑选接班人，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晚年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思想，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是泛指“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其二是特指挑选和培养党的最高领袖的接班人。
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实践，也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
关于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毛泽东要求党的各级领导“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实际工作中，党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三反”运动可能说是第一次实践，这次运动教育了广大的党员干部。干部参加劳动是毛泽东大力倡导并作为培养接班人的实践而付诸行动的。建国后，毛泽东将劳动与思想改造和培养接班人联系起来，将劳动的观点提到绝对的高度。毛泽东认为：“世界上一切坏事情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6](P28)干部参加劳动不仅作为教育现有干部的手段，更作为培养和锻炼接班人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方法。红卫兵运动则是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培养接班人的尝试，他曾多次强调：“要经历风雨，见世面，在战斗中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6](P28)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培养接班人的又一次新的尝试，也是对通过红卫兵运动培养接班人实践的继续和纠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其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它既能有效的制止红卫兵运动造成的动荡和损失，又能继续培养和锻炼千百万个革命事业接班人。
关于党的最高领袖的接班人培养。众所周知，刘少奇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位居第二位，仅次于毛泽东，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左”倾思潮发展，毛泽东、刘少奇分歧加大。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主观意愿出发，视刘少奇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此后刘少奇一直挨批、挨斗直至逝世。为填补刘少奇跌落的真空，毛泽东选择了林彪作为接班人。林彪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获得了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1969年党的“九大”上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党章。后来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对毛泽东暗下杀手，被识破后又匆忙出逃，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林彪的叛逃在精神上给毛泽东的打击很大，但为把“文革”继续下去，他又物色靠造反起家，“集工农兵于一身”的王洪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但由于“四人帮”集团的野心急剧膨胀，毛泽东也逐渐认清王洪文同“四人小宗派”是分不开的，不能担当重任，毛泽东最后一次对接班人的选择，把信任票投给了华国锋。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是值得称赞的，但其后来又提出“两个凡是”，受到党中央的批评，于 198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辞去中央主席职务。
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的实践中，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走的是一条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路子，形式与方法过于单调，给一些搞阴谋诡计的人钻了空子，因此在实践中并未真正彻底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只能由第二代领导核心去解决。
二
由于毛泽东在接班人实践方面的失误，耽误了12年的时间，使得原本应该解决的接班人问题成为十分迫切、急待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复出后，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之一，就是要解决接班人问题。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了”[7](P380)，并下决心从理论到实践来全面地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在接班人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是：
把接班人问题的重要性提到战略的高度。1979年7月，邓小平提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7](P191)邓小平认为接班人的培养不仅仅是中央领导层，全国范围各级干部的培养与选拔也同样十分重要。1981年7月，他又指出：“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8](P386)邓小平把接班人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抓，认为国家的稳定，党的政策延续都需接班人来保证，这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提出了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接班人条件。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都论述了这一问题，具体可归纳为五个条件：第一，要选认真学习并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第二，要选党性强，不搞派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第三，要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联系群众，关心群众，作风正派，为人民办实事的人；第四，要选坚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思想解放的人；第五，要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符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的人。邓小平关于接班人条件的理论，是对毛泽东关于这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把接班人年轻化问题提到了非常突出的地位。纵观邓小平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论述，讲得最多的就是接班人的年轻化问题。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剖析了我国干部老化的现状与原因。他指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7](P272)他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文革”耽误了十年，这是直接原因；二是封建主义的影响；三是建国后我们一直没有妥善解决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针对这种现状，邓小平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长期积累的大问题。
邓小平在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实践方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
大胆破格提拔年轻干部，打破论资排辈现象。邓小平认为对那些真正有才能，会办事，人民信得过的干部要越级提拔，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只有放到一定岗位上锻炼，听其言，观其行，才能最后接班。邓小平还认为：大胆的选用年轻的同志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干部一选拔就成熟的，选好了人，加以培养扶持，使之成熟；如果选错了，也可以及时撤换，决不能因此而不敢大胆提拔任用年轻干部。这充分显示了邓小平在选拔年轻干部问题上，原则的坚定性与培养方法的灵活性高度一致，体现了他在接班人问题上求真务实的态度。
从“顾问制”到“退休制”的实践。如何妥善安置好党的宝贵财富老干部，这是邓小平在接班人理论与实践中所面临的巨大难题。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邓小平提出了从顾问制到退休制这样的思路。顾问委员会的设立，在组织上完成了中央高层新老干部的交替。他指出，老干部发挥作用的方面很多，但“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好接班人。”[8](P227)邓小平通过顾问制科学务实的解决中央领导层的新老更替，这种实践是符合中国政情的一个伟大创举。
从第二代领导核心到第三代领导核心顺利过渡。这是邓小平在接班人实践中面临的又一个难题。邓小平在吸取前人教训基础上，在党的最高权力移交的过程中采取果断措施：第一，及时撤换了在学潮和动乱中犯了错误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邓小平践行了关于“选错了及时撤换”的接班人理论，及时果断的纠正错误。第二，明确中央最高层领导者是一个集体，不是一个人。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7](P72)。从而把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大业交给了一个集体，而不是某一个人。有效的保障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延续性，从而保障了国家政局的稳定性。第三，从半退到全退，最高权力平稳过渡。这种最高权力的逐渐移交，既防止出现权力真空，保证党和国家的稳定，又使第三代领导集体有一个准备、适应的过程。实践证明这种最高权力的交接方式是积极稳妥成功的。
三
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培养选拔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接班人理论：
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培养大批接班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始终是从讲政治的高度，来对待造就接班人的问题。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将培养接班人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他强调说：务必在最近三五年有所突破，否则将影响大局，犯历史性错误。
提出选拔培养跨世纪接班人的基本条件。1996年6月 21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完整提出了跨世纪接班人五项要求：第一，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第二，具有开阔的眼界，熟悉国情，了解世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务实创新，开拓前进；第三，具有宽阔的胸襟，讲党性，顾大局，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公道正派，任人唯贤，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第四，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讲究领导艺术，审时度势，驾驭全局，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第五，具有优良的作风，廉洁勤政，艰苦奋斗，谦虚谨慎，联系群众，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
实践锻炼是选拔培养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江泽民指出：“培养不是党溺爱，也不是拔苗助长，而是要真正让年轻干部在工作实践中艰苦磨炼，增长才干和胆识。培养方式有多种方式，理论教育和学习是培养，基层锻炼是培养，使用也是培养，而且是更重要的培养。”[9](P19)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加强锻炼，对缺乏基层实际工作和群众工作锻炼的干部，要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到基层锻炼，越是发展潜力大的工作骨干，越要舍得放下去，使之增长才干并进一步重用。
江泽民同志从新的实际出发，为培养和选拔好跨世纪担当重任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
践行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理念。江泽民强调，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通过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国民教育，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开展“三讲”教育。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集中一段时间，以整风精神深入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大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素质，使党的干部坚持和发扬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使自己具有高尚的人格品质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扶持新一代领导集体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为使新一代领导的工作走上正规，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做法，就是最高权力的逐步移交。江泽民在作了充分准备后，逐步退出中央领导集体。这样江泽民从半退到全退，再次顺利、平稳的实现由第三代领导集体向第四代领导集体的过渡。有力地巩固了前两代领导人在接班人理论和实践的成果，打破了西方政治家的预言，符合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称赞。
四
通过中共三代领导人的长期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可以理直气壮的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已经初步解决并巩固了接班人理论和实践，找到了破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关于接班人难题的钥匙，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新贡献，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共三代领导人关于接班人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过挫折和失败，付出过惨重代价，有深刻的教训可以总结。从三代领导人在接班人的理论和实践的演进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理论和制度还不健全，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加强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任重而道远。
作者介绍：王光银(1965-)，杭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政治经济学院副院长，硕士，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