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鹿原》的美学价值在于文本中多重话语焦虑的冲突与交融。作家循着“文化寻根”的路径，寻求民族文化性格中相对稳定或超稳定的平衡状态，却陷入传统文化遭遇现代语境的焦虑；作家从民族秘史和人性史的想象出发，力图发现民族前行的动力，却又按捺不住皈依宏大的正史叙述；在叙事方式上，作家从民间传奇性的故事讲述中吸取营养，在强烈的故事讲述中博取商业话语的青睐，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个体心灵世界的深度挖掘。这些历史与人性的多重焦虑，在文本中产生了独特的美学张力，也展示了作家在市场消费语境下的文学追求。 关键词：《白鹿原》；历史想象；人性；话语焦虑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文学在拆解宏大正史的同时，不断建构新的历史想象图景，实现人性的张扬与消费。《白鹿原》作为“新时期最厚重、最值得研究的力作”①，循着“文化寻根”的路径，努力切入民族文化性格中相对稳定或超稳定的平衡状态，也陷入传统文化遭遇现代语境的焦虑，在文本中具体表现为仁义文化与非仁义的焦虑。作家从民族秘史和人性史的想象出发，力图发现民族前行的动力，却又按捺不住皈依宏大的正史叙述。在叙事方式上，作家从民间传奇性的故事讲述中吸取营养，又吸取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在强烈的故事讲述中博取商业话语的青睐，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个体心灵世界的深度挖掘。这些多元而复杂的文学追求，使《白鹿原》为代表的历史叙述陷入多重焦虑状态。因此，分析和理解其中的历史想象和文化焦虑，对于拓宽文学视野，把握当代文学与历史的美学困境，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 陈忠实以宏大的民族史诗的建构和日常的中国经验，在乡村生活的细节书写中重温了儒家仁义文化的魅力，让人们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感受到作家对传统价值信念的审视和认同。“《白鹿原》是我对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别人没有写到的东西的感受。也可以说是对民族精神中鲜见的部分我有了重新的理解和认识。”②对于《白鹿原》而言，仁义既不是孔孟之道的经典阐释，也非程朱理学的现代搬用，而是实实在在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仁义。这是一种农业文明之下的实用主义文化，更多的与农村家族宗法制下的命运兴衰和生存状态相关。“在《白鹿原》中，我尽可能的将我们这个民族在50年间的不断剥离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民族心理历程充分的反映出来。我们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许多腐朽的东西有很深的根基，有的东西已经渗进我们的血液之中，而最优秀的东西和新生的东西要确立它的位置，只能是反复的剥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饱经剥离之痛苦过程中走向新生。”③剥离的过程正是仁义文化中日常生活的一面与原典精神的一面产生冲突，并在文化的焦虑中摸索前行的过程。 在白鹿原上，仁义则是民间最为实用的生活原则。它建立在悠久厚重的土地上，以儒家的“仁爱”哲学为基础的文化，是家与国统一在一种道德规范下的文化。朱先生坚持身穿粗布衣裳，躬耕南亩，协助白嘉轩修乡约，赈灾民，禁烟土，办学堂等。他的奇言、奇事，闪耀着中国文化经验的灵光。朱先生的仁义境界扎根于土地，并不是政治、阶级意识的符号，也不是儒家文化的神性符号，而是民间文化理想最完整的体现。当白鹿原上陷入了“翻鏊子”的争夺之中，白嘉轩向朱先生征求意见，得到的答案还是“你种你的庄稼你务你的牛犊儿骡驹儿就对了”。显然，这种仁义文化产生于乡土，比原典阐释的儒家文化更加鲜活，更加实用，也更加容易被乡民吸纳。 最能体现小说精魂的白鹿精灵，直接表现了仁义文化来自土地。白嘉轩连续六房女人都无法将宗族繁衍下去，却偶然在雪地里撒了一泡尿，发现一株白鹿模样的精灵。与《红楼梦》中的绛珠草一样，白鹿精灵成为引领全文的一个主线，也是整个小说中仁义的象征。在《白鹿原》中，白鹿是朱先生和白灵的化身，更是作家“再传统化”的集中用笔。白鹿传说的描述是传统的农耕文化理想，也是农民以土地为依托的“桃花源”式的传统理想。最终，一生为仁义文化、儒家文化鞠躬尽瘁的朱先生，化作奔腾的白鹿消失在白鹿原上，隐喻了仁义文化在消费语境下的命运，最多只能以民族想象的符码存在。 如果说朱先生体现的是仁义文化的至高精神境界，而白嘉轩则是仁义文化日常化的生活境界。他始终坚持耕读传家，像亲人一样对待长工鹿三一家。在对待年轻人的教育上，始终以仁义的准则加以培养，希望白家子弟接过族长的接力棒，将仁义传承下去。他不仅以朱先生为人格楷模，身体力行，凭借族权身份治村。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文化与乡村政治的紧密结合。通过他，朱先生的道德理想得以社会化。鹿子霖却是仁义文化的一个对立参照，在他身上，只有世俗的投机与卑琐，没有精神的俊逸与张扬。显然，白嘉轩张扬的仁义文化，本质是作家全力再传统化的现实打造。 然而，面对这一文化之根，作家又充满焦虑：小说在极力张扬宗法制度下的仁义精神时，又往往难以逃离其中非仁义的一面。一方面，白嘉轩极力以其仁义文化、乡约制度来维持和统治白鹿原这个乡土世界，一面又往往以民间最为原始的非仁义的实用生活智慧，来推进这种仁义文化的实施。为了抗衡鹿子霖，白嘉轩在民风淳厚的白鹿原上种植鸦片致富。鸦片本是欲望的体现，也是传统仁义文化所不齿的对象。它在白嘉轩身上激起的欲望，对传统宗族道德、对“仁义”构成了严峻挑战。他严施酷刑，整治违反族规者，不仅烟鬼、赌徒、淫乱者要受严惩，就连他的爱子白孝文触犯戒律，他也毫不手软，在肉体上摧残，在精神上羞辱。在对待鹿黑娃和田小娥的婚姻问题上，“仁义”在他那里又成了摧残和压仰人性的道德专制。黑娃和小娥为了追求合理的生活而违反了族规，白嘉轩拒绝让他们入祠堂祭拜。小娥惨死后，白嘉轩造塔镇妖，让她“永世不得见天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仁义”文化的吃人性。 雷达指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④本质上，白嘉轩和鹿子霖并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仁义文化的两面。作家撇去以往二元对立的文化思维，书写其中的诸多矛盾体，充满了焦虑：仁义文化的背后是否真正的仁义，非仁义的背后是否又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尤其到了当下的市场经济话语世界中，人们又如何对待仁义和非仁义？正是这些文化焦虑，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复杂，也体现了《白鹿原》在文化阐释方面的摸索与局限。 二 作者在卷首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透过这个引文，我们可以看出陈忠实的史学追求。民族秘史的建构显然具有颠覆和解构的努力，它的关键在于通过把握民族文化的深层历史脉络，书写出一种迥异于正史的历史走向。“民族秘史”的书写并不是故作玄虚，兜售神秘主义的文化景观，而是书写生活在历史中人们的欲望世界，欲望的每次释放都成为情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陈忠实将众多人物放在“民族秘史”上过滤一遍，揭示出宗法农民文化历史最原始、最本真的形态。 小说最引人注意的是贯穿全文的性欲历史。性，在文中已不仅仅是感官刺激的手段，同时也是驱动小说“秘史”情节发展的主要缘由：白嘉轩连娶七房女人、鹿子霖乱伦、白孝文沉伦、鹿三老汉血刃田小娥，无一不是由“性”的推动而发展的。白鹿原陷入了巨大的性的情结萦绕之中，性成了一个巨大的神话。小说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开篇，不厌其烦地展开性行为和心态的描写，读者获得的感受不仅仅是纯生理的刺激，还有白嘉轩身上一种男性崇拜下的生命力的喷薄。正是白嘉轩性的豪壮，才有了黑娃一直惧怕的“腰杆硬”，隐喻了仁义之气的力量。从白嘉轩的性来看，正是作家对白嘉轩这个仁义之人的文化心理及其生存方式的理解与把握。 鹿子霖的性，也是支撑其文化性格的根本。小说中除了描写他与田小娥的性爱外，还特意安排他在众多“干儿”家晃动，且“干儿”的母亲无一例外都颇具几分姿色，“干儿”也无一例外具有鹿姓的体貌特征。显然，他们是鹿子霖的儿子。当鹿子霖与白嘉轩的争斗处于劣势时，他只好退缩到“性”的阵地中，希望从一次次猎艳的满足中缓解内心的郁结。因此，鹿子霖在白鹿原上与众多“干儿”母亲们的性，是他无力与白嘉轩抗衡的一种“力比多”的转移与释放，是宗法制度下农民文化实用生存哲学的独特体现。 黑娃身上的性，完全是一种人性本体与仁义文化的前后嫁接。黑娃与小娥的偷情，更多的是人性自然本体的一面。他与小娥这种虽是畸型却也是自由结合的婚姻并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承认，不能入祠堂，拜祖先，只能穷居于破窑之中。随后他带领村民游斗白嘉轩，砸毁祠堂，绝非是阶级革命意识的觉醒，而是对阻扰自己和小娥婚姻的权威的反抗，是情欲压抑下的爆发。革命历史的欲望化隐喻地展示了历史叙述的无序与偶然性。至于黑娃与高玉凤之间的性描写，作者用墨不多却显然规整有序。洞房之夜的黑娃一下子理智了许多，那一夜他在“完全是和平宁静的温馨，令人摇魂动魄却不致于疯狂”的性行为中，反思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妻子的“温柔庄重刚柔相济恰到好处，使黑娃在领受全部美好的同时，也感到可靠和安全”。于是他决心从新婚的第二天“开始念书”。这个曾经闹过农运，又被迫当过土匪的汉子，竟然在温柔乡中主动被仁义文化收编。性行为的方式竟然成为了人的生存方式的极端隐喻。作家对黑娃性行为的描写为读者打开了一条透视人物内心世界的通道，实际上体现了作家历史叙述中的焦虑与矛盾。在田小娥的身上，性是全书写得最惊心动魄的地方。田小娥早年作为郭举人的性奴隶，她与黑娃的相遇与偷情，更多的是一种性的反抗和对独立生活的追求。然而这一希望被白嘉轩为代表的仁义文化斩断。黑娃出逃后，鹿子霖趁机占有了她，她开始了以性为武器的反抗行为，她以性诱惑白孝文成奸，向白嘉轩的仁义展开报复。她活着的时候敢以最放纵的肉欲满足来反抗把她置于被损害地位的封建族规和礼教，死后又能够把杀死她的鹿三置于神情痴呆、行将就木的境地。她的尸体腐烂了，居然引发关中地区一场大瘟疫，她用年轻疯狂的生命表达了对“仁义”礼教的抗议，无疑具有了窦娥向社会发出抗议的决绝之举。 可见，这种隐秘的性史，构成了民族历史命运的重要驱动。性史的把握，一方面将几十年的民族发展从过去的政治、阶级等意识形态话语中剥离出来，文学开始在一个新的文化系统下激情折射人性的历史。另一方面，性欲的过分依赖，又使文本陷于欲望历史与宏大正史的焦虑之中。 与以往站在狭义的政治、阶级历史发展的视点不同，作家依托原始的民间力量来审视民族历史前行的驱动因素。在这种历史观念下，民族命运的发展，自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系统支撑，它既不是外在的政治阶级因素，也不是个人的理性行为，而是将其交给冥冥之中存在的民间神秘力量。神秘物象、人物的出现既是人物命运和历史发展的“玄机”，也是《白鹿原》展示人性的神秘和复杂的一种方式。白嘉轩费尽心机买到那块“宝地”，并且自始至终都相信雪地偶然相遇的“白鹿精灵”对他天启式的引导。白灵的出生、成长与死亡，似乎就是白鹿精灵的化身。朱先生神奇卜卦，死后的神奇预言，既潜在地表现民族历史前行的方向与动力，也凸显了人性深处的神秘和真实。作者以类似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手法，在人鬼的相通和冲突中展示人性深处的东西，揭示人性的悲剧和人生的苦难。田小娥死后，化为鬼魅附身鹿三，既展示了她向白嘉轩为代表的仁义礼教的反抗，也凸显了鹿三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这种描写和展示，给我们敞开了人的另一个生命空间，丰富了人们对待人性与生死的理解。 尽管文本中所表现的这些性史或民间秘史，体现了作家执着于消解宏大正史的努力，小说并不回避阶级革命和党派斗争，而是将其纳入民族秘史的框架中，带有向正史靠拢的潜在意图。为了表现他对鹿兆鹏、白灵等共产党人的敬仰，作者强调了他们身上的品质与“仁义”精神的相同。国民党的腐败使在两党斗争中一直持旁观态度的朱先生、白嘉轩、冷先生都表现了倾向性。朱先生在编写县志过程中对红军称谓的变化，通过算卦断定共产党将取胜，都凸显了共产党“仁者无敌于天下”的思想。当黑娃询问天下大事时，朱先生一反往日算卦只用隐晦朦胧言辞的惯例，明白无误地说：“天下注定是朱毛的。”如此描写显然带有总结历史经验的企图。 同时，小说中白嘉轩称鹿三为“世界上最好的一个长工”，朱先生为“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先生”，话语当中隐含着一种怅惘的挽歌情绪。在他看来，“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的演变过程，也是历史的演进过程”⑤。因此小说在历史真实和民族秘史的表现之间，还是以历史主义的尺度去理解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小说在极力书写人性的历史和民族秘史时，往往能够深入，而面对宏大政治史的真实书写时，却往往难以进入，甚至只有一些皮毛的交代。黑娃与田小娥偷情，闹农协，当土匪，都体现了人性的一面，当红军，拜朱先生为师，最后被共产党错杀，则显得相对简单而粗暴。同样对于鹿兆鹏而言，虽然也举义当红军，成为中共省委委员，却在人性方面很少展示。他和那有其名无其实的媳妇之间，本该有非常复杂的情感纠结，却都是一触即走。南帆指出：“一旦重新将《白鹿原》回想一遍，我们就会发现，政治势力这支线索与其他两支线索之间出现了游离与脱节。如果说宗法家族权威与叛逆者之间的搏斗形成白鹿原上一系列戏剧性故事，那么，政治势力与这两者却没有一座相互衔接的情节拱桥。”⑥ 因此，充盈在文本中的是历史真实与民族秘史表现之间的焦虑状态，导致了小说不可避免地陷于民族秘史的大写和历史真实的小写之间，也体现了小说对待历史的解构与建构之间的复杂心态。对待传统仁义文化，作者极力书写冷先生、朱先生对圣人境界的追求，文本当中不无炫耀的感觉，同时又满怀青春与希望地寄情于白灵与鹿家兄弟，描述他们自觉地入新学堂，接受“五四”以来的新学思想，这大概是作家先入为主的历史理性思维所致。于是，他的作品就陷入了自身的悖论：他展示历史必然性的意图被他的民族秘史所解构；他所要张扬的人性精神又被他的历史尺度所否定。正是这些焦虑和矛盾，使作家在历史诉求的逡巡中抖开了一些别人看不到的隐秘人生。 三 文化追求与历史诉求的焦虑，必然造成作家在文本中审美表现的焦虑。其努力书写出风云变幻的几十年历史图景，勾勒出人性在不同时代的具体表现，这是强烈变动的一面。另一方面，作家又努力写出民族文化品格中超稳定的一面。这在文学审美的追求上自然也产生了焦虑和矛盾。作家用传奇性、故事性的的民间传奇书写方式来充分表现民族文化品格和展开历史书写，而个体心理的深度挖掘则吸引作者采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二者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偿，体现了作家在美学追求上的焦虑状态。 传奇性、故事性是《白鹿原》中历史和人性叙述的主要表征。“传奇所追求的就是‘奇异’二字：立意奇异而不落俗套，故事奇异而可示人，情节奇异而曲折多变，笔法奇异而婉转有致。”⑦《白鹿原》立足于文化人类学、后现代文化诗学等历史哲学文化，以传奇为通道，构建了一个迥异于一般现代历史叙述的浑厚神奇的艺术世界。这些隐秘的过去既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体现，又极富刺激和猎奇色彩。 白氏家族仁义文化的彰显，从一开始便隐喻了其家世繁盛的结局，而鹿氏家族的非仁义也预示了其最终命运的凄惨。其中的一褒一贬正好符合民间故事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叙事框架。白嘉轩在连续六房女人都死去的困顿中意外发现一株白鹿精灵，并直接导致了白灵的出生和白氏家族的繁荣。小说采用民间传说的叙述手法表现了白鹿精灵产生的魔力： 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白鹿跑过以后，有人在田间发现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阴沟湿地里死成一堆的癞蛤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更使人惊奇不已的是，有人突然发现瘫痪在炕上的老娘正潇洒地提着擀杖在案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拣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粒，秃子老二的癞痢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得鲜若桃花…… 这段神奇的白鹿传说，显然直接从民间故事中顺手拈来，融注了丰富的民间智慧与想象。田小娥死后化成鬼魅附身在鹿三身上，引来了关中地区的一场大瘟疫。朱先生的诸葛神算，尤其是死后对“文化大革命”的预知，都体现了类似民间文学的传奇性与故事性的追求。这些故事渗透出来的传奇色彩，着力推进了小说叙事的节奏，将人物命运置身于一个个的故事链中，有利于完成几十年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推进和人性展示。同时，故事的传奇性叙述，尤其是性与暴力的大胆呈示，不仅具有调节叙事节奏的落差、制造情节起伏的功能，完成一部“雄奇史诗”的叙述，而且在故事性的追求中布满消费性的奇观。它在努力解释人性真实的同时，悄悄融入文化娱乐的话语取悦于读者，满足了人们的猎奇与消费心理。 同时，小说在一系列传奇性的故事叙述当中，侧重于民族文化性格的宏观表现，却无法真正做到个体灵魂深度的挖掘与把握。作者逐个不厌其烦地讲述白嘉轩连娶七房女人的性爱历史，而面对六个年轻女性的死亡，白嘉轩却没有任何心理层面的触动与恐惧，这一切都在作家浓墨重彩的性爱描写中被简单化了。同样，黑娃闹农协、当红军、做土匪、入国军，最后拜朱先生为师念书，读者只能看到一个个传奇性的经历，作家似乎非常自如地穿梭于各个传奇故事的讲述，讲述了一个个人物的悲剧命运，却没有挖掘出他们的悲剧性格。读者很容易把握到宏观层面的话语力量，却无法感受到其中人物的心理转变。 于是，作为文学中人性深度表现的补偿，陈忠实在观照民族文化心理的同时，有意吸收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我在卡彭铁尔富于开创意义的行程面前震惊了，首先是对拥有生活的那种自信的局限被彻底打碎，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⑧在作家看来，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表现正是中国本土的“魔幻”，他自信自己写的是本民族的事情，生生死死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不会去玩什么概念移植和故作新潮，“我不会把人忽然就变成甲虫了，我们民族没有那种东西”。正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他开始以现代主义的方式关注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而不是单一的政治视角。“传奇的世界保持了它的允诺，提供给我们理想化的生活：我们的世界是铜的，但诗人们把它变成了金的。”⑨鹿三刺死自己的儿媳妇田小娥后，一直被田小娥的鬼魅附身，正是鹿三自身人性中善与恶、亲情与仁义礼教之间的纠葛与冲突。其中运用了魔幻的手法，并没有直接的内心刻画，而是通过神秘的画面来加以补偿，凸显人物的内心冲突。同样，朱先生只身退敌、赈济灾民等，都仅仅是一个传奇知识分子的写照，而其一次次神奇的预言成功，却将朱先生纳入一个深厚而神秘的民族文化当中，凸显了朱先生的文化人格与精神魅力。 正是这一系列的历史诉求与文化想象交织在文本当中，折射出作家、乃至我们民族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焦虑状态。作家逡巡于其中，历史的欲望化导致文本中四处流淌的激情，儒家文化的正统性又决定了作家不断加以控制和剥离，再加上消费话语的屡屡冲击，《白鹿原》于是成为一个欲说还休的民族文化符码，一个想象力丰富的话语世界。同时，历史建构和人性书写的焦虑与冲突，也导致文本在追求商业效益当中缺乏人性个体世界的深层把握，文化层面的书写显得张扬有余，而立体不够。 注释： ①④雷达：《废墟上的精魂——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②庞伟：《陈忠实话说〈白鹿原〉》，《陕西日报》1993年6月10日。 ③陈忠实：《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长篇卷》序言部分，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⑤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⑥南帆：《姓·性·政治》，《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⑦陈惠琴：《传奇的世界——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模式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⑧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⑨[英]吉利恩·比尔：《传奇》，肖遥、邹孜彦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作者单位：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本文系2009年教育部规划项目“新时期文学的焦虑叙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YJA751039） 责任编辑鄢然
摘要：《白鹿原》的美学价值在于文本中多重话语焦虑的冲突与交融。作家循着“文化寻根”的路径，寻求民族文化性格中相对稳定或超稳定的平衡状态，却陷入传统文化遭遇现代语境的焦虑；作家从民族秘史和人性史的想象出发，力图发现民族前行的动力，却又按捺不住皈依宏大的正史叙述；在叙事方式上，作家从民间传奇性的故事讲述中吸取营养，在强烈的故事讲述中博取商业话语的青睐，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个体心灵世界的深度挖掘。这些历史与人性的多重焦虑，在文本中产生了独特的美学张力，也展示了作家在市场消费语境下的文学追求。 关键词：《白鹿原》；历史想象；人性；话语焦虑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文学在拆解宏大正史的同时，不断建构新的历史想象图景，实现人性的张扬与消费。《白鹿原》作为“新时期最厚重、最值得研究的力作”①，循着“文化寻根”的路径，努力切入民族文化性格中相对稳定或超稳定的平衡状态，也陷入传统文化遭遇现代语境的焦虑，在文本中具体表现为仁义文化与非仁义的焦虑。作家从民族秘史和人性史的想象出发，力图发现民族前行的动力，却又按捺不住皈依宏大的正史叙述。在叙事方式上，作家从民间传奇性的故事讲述中吸取营养，又吸取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在强烈的故事讲述中博取商业话语的青睐，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个体心灵世界的深度挖掘。这些多元而复杂的文学追求，使《白鹿原》为代表的历史叙述陷入多重焦虑状态。因此，分析和理解其中的历史想象和文化焦虑，对于拓宽文学视野，把握当代文学与历史的美学困境，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 陈忠实以宏大的民族史诗的建构和日常的中国经验，在乡村生活的细节书写中重温了儒家仁义文化的魅力，让人们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感受到作家对传统价值信念的审视和认同。“《白鹿原》是我对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别人没有写到的东西的感受。也可以说是对民族精神中鲜见的部分我有了重新的理解和认识。”②对于《白鹿原》而言，仁义既不是孔孟之道的经典阐释，也非程朱理学的现代搬用，而是实实在在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仁义。这是一种农业文明之下的实用主义文化，更多的与农村家族宗法制下的命运兴衰和生存状态相关。“在《白鹿原》中，我尽可能的将我们这个民族在50年间的不断剥离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民族心理历程充分的反映出来。我们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许多腐朽的东西有很深的根基，有的东西已经渗进我们的血液之中，而最优秀的东西和新生的东西要确立它的位置，只能是反复的剥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饱经剥离之痛苦过程中走向新生。”③剥离的过程正是仁义文化中日常生活的一面与原典精神的一面产生冲突，并在文化的焦虑中摸索前行的过程。 在白鹿原上，仁义则是民间最为实用的生活原则。它建立在悠久厚重的土地上，以儒家的“仁爱”哲学为基础的文化，是家与国统一在一种道德规范下的文化。朱先生坚持身穿粗布衣裳，躬耕南亩，协助白嘉轩修乡约，赈灾民，禁烟土，办学堂等。他的奇言、奇事，闪耀着中国文化经验的灵光。朱先生的仁义境界扎根于土地，并不是政治、阶级意识的符号，也不是儒家文化的神性符号，而是民间文化理想最完整的体现。当白鹿原上陷入了“翻鏊子”的争夺之中，白嘉轩向朱先生征求意见，得到的答案还是“你种你的庄稼你务你的牛犊儿骡驹儿就对了”。显然，这种仁义文化产生于乡土，比原典阐释的儒家文化更加鲜活，更加实用，也更加容易被乡民吸纳。 最能体现小说精魂的白鹿精灵，直接表现了仁义文化来自土地。白嘉轩连续六房女人都无法将宗族繁衍下去，却偶然在雪地里撒了一泡尿，发现一株白鹿模样的精灵。与《红楼梦》中的绛珠草一样，白鹿精灵成为引领全文的一个主线，也是整个小说中仁义的象征。在《白鹿原》中，白鹿是朱先生和白灵的化身，更是作家“再传统化”的集中用笔。白鹿传说的描述是传统的农耕文化理想，也是农民以土地为依托的“桃花源”式的传统理想。最终，一生为仁义文化、儒家文化鞠躬尽瘁的朱先生，化作奔腾的白鹿消失在白鹿原上，隐喻了仁义文化在消费语境下的命运，最多只能以民族想象的符码存在。 如果说朱先生体现的是仁义文化的至高精神境界，而白嘉轩则是仁义文化日常化的生活境界。他始终坚持耕读传家，像亲人一样对待长工鹿三一家。在对待年轻人的教育上，始终以仁义的准则加以培养，希望白家子弟接过族长的接力棒，将仁义传承下去。他不仅以朱先生为人格楷模，身体力行，凭借族权身份治村。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文化与乡村政治的紧密结合。通过他，朱先生的道德理想得以社会化。鹿子霖却是仁义文化的一个对立参照，在他身上，只有世俗的投机与卑琐，没有精神的俊逸与张扬。显然，白嘉轩张扬的仁义文化，本质是作家全力再传统化的现实打造。 然而，面对这一文化之根，作家又充满焦虑：小说在极力张扬宗法制度下的仁义精神时，又往往难以逃离其中非仁义的一面。一方面，白嘉轩极力以其仁义文化、乡约制度来维持和统治白鹿原这个乡土世界，一面又往往以民间最为原始的非仁义的实用生活智慧，来推进这种仁义文化的实施。为了抗衡鹿子霖，白嘉轩在民风淳厚的白鹿原上种植鸦片致富。鸦片本是欲望的体现，也是传统仁义文化所不齿的对象。它在白嘉轩身上激起的欲望，对传统宗族道德、对“仁义”构成了严峻挑战。他严施酷刑，整治违反族规者，不仅烟鬼、赌徒、淫乱者要受严惩，就连他的爱子白孝文触犯戒律，他也毫不手软，在肉体上摧残，在精神上羞辱。在对待鹿黑娃和田小娥的婚姻问题上，“仁义”在他那里又成了摧残和压仰人性的道德专制。黑娃和小娥为了追求合理的生活而违反了族规，白嘉轩拒绝让他们入祠堂祭拜。小娥惨死后，白嘉轩造塔镇妖，让她“永世不得见天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仁义”文化的吃人性。 雷达指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④本质上，白嘉轩和鹿子霖并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仁义文化的两面。作家撇去以往二元对立的文化思维，书写其中的诸多矛盾体，充满了焦虑：仁义文化的背后是否真正的仁义，非仁义的背后是否又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尤其到了当下的市场经济话语世界中，人们又如何对待仁义和非仁义？正是这些文化焦虑，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复杂，也体现了《白鹿原》在文化阐释方面的摸索与局限。 二 作者在卷首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透过这个引文，我们可以看出陈忠实的史学追求。民族秘史的建构显然具有颠覆和解构的努力，它的关键在于通过把握民族文化的深层历史脉络，书写出一种迥异于正史的历史走向。“民族秘史”的书写并不是故作玄虚，兜售神秘主义的文化景观，而是书写生活在历史中人们的欲望世界，欲望的每次释放都成为情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陈忠实将众多人物放在“民族秘史”上过滤一遍，揭示出宗法农民文化历史最原始、最本真的形态。 小说最引人注意的是贯穿全文的性欲历史。性，在文中已不仅仅是感官刺激的手段，同时也是驱动小说“秘史”情节发展的主要缘由：白嘉轩连娶七房女人、鹿子霖乱伦、白孝文沉伦、鹿三老汉血刃田小娥，无一不是由“性”的推动而发展的。白鹿原陷入了巨大的性的情结萦绕之中，性成了一个巨大的神话。小说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开篇，不厌其烦地展开性行为和心态的描写，读者获得的感受不仅仅是纯生理的刺激，还有白嘉轩身上一种男性崇拜下的生命力的喷薄。正是白嘉轩性的豪壮，才有了黑娃一直惧怕的“腰杆硬”，隐喻了仁义之气的力量。从白嘉轩的性来看，正是作家对白嘉轩这个仁义之人的文化心理及其生存方式的理解与把握。 鹿子霖的性，也是支撑其文化性格的根本。小说中除了描写他与田小娥的性爱外，还特意安排他在众多“干儿”家晃动，且“干儿”的母亲无一例外都颇具几分姿色，“干儿”也无一例外具有鹿姓的体貌特征。显然，他们是鹿子霖的儿子。当鹿子霖与白嘉轩的争斗处于劣势时，他只好退缩到“性”的阵地中，希望从一次次猎艳的满足中缓解内心的郁结。因此，鹿子霖在白鹿原上与众多“干儿”母亲们的性，是他无力与白嘉轩抗衡的一种“力比多”的转移与释放，是宗法制度下农民文化实用生存哲学的独特体现。 黑娃身上的性，完全是一种人性本体与仁义文化的前后嫁接。黑娃与小娥的偷情，更多的是人性自然本体的一面。他与小娥这种虽是畸型却也是自由结合的婚姻并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承认，不能入祠堂，拜祖先，只能穷居于破窑之中。随后他带领村民游斗白嘉轩，砸毁祠堂，绝非是阶级革命意识的觉醒，而是对阻扰自己和小娥婚姻的权威的反抗，是情欲压抑下的爆发。革命历史的欲望化隐喻地展示了历史叙述的无序与偶然性。至于黑娃与高玉凤之间的性描写，作者用墨不多却显然规整有序。洞房之夜的黑娃一下子理智了许多，那一夜他在“完全是和平宁静的温馨，令人摇魂动魄却不致于疯狂”的性行为中，反思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妻子的“温柔庄重刚柔相济恰到好处，使黑娃在领受全部美好的同时，也感到可靠和安全”。于是他决心从新婚的第二天“开始念书”。这个曾经闹过农运，又被迫当过土匪的汉子，竟然在温柔乡中主动被仁义文化收编。性行为的方式竟然成为了人的生存方式的极端隐喻。作家对黑娃性行为的描写为读者打开了一条透视人物内心世界的通道，实际上体现了作家历史叙述中的焦虑与矛盾。在田小娥的身上，性是全书写得最惊心动魄的地方。田小娥早年作为郭举人的性奴隶，她与黑娃的相遇与偷情，更多的是一种性的反抗和对独立生活的追求。然而这一希望被白嘉轩为代表的仁义文化斩断。黑娃出逃后，鹿子霖趁机占有了她，她开始了以性为武器的反抗行为，她以性诱惑白孝文成奸，向白嘉轩的仁义展开报复。她活着的时候敢以最放纵的肉欲满足来反抗把她置于被损害地位的封建族规和礼教，死后又能够把杀死她的鹿三置于神情痴呆、行将就木的境地。她的尸体腐烂了，居然引发关中地区一场大瘟疫，她用年轻疯狂的生命表达了对“仁义”礼教的抗议，无疑具有了窦娥向社会发出抗议的决绝之举。 可见，这种隐秘的性史，构成了民族历史命运的重要驱动。性史的把握，一方面将几十年的民族发展从过去的政治、阶级等意识形态话语中剥离出来，文学开始在一个新的文化系统下激情折射人性的历史。另一方面，性欲的过分依赖，又使文本陷于欲望历史与宏大正史的焦虑之中。 与以往站在狭义的政治、阶级历史发展的视点不同，作家依托原始的民间力量来审视民族历史前行的驱动因素。在这种历史观念下，民族命运的发展，自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系统支撑，它既不是外在的政治阶级因素，也不是个人的理性行为，而是将其交给冥冥之中存在的民间神秘力量。神秘物象、人物的出现既是人物命运和历史发展的“玄机”，也是《白鹿原》展示人性的神秘和复杂的一种方式。白嘉轩费尽心机买到那块“宝地”，并且自始至终都相信雪地偶然相遇的“白鹿精灵”对他天启式的引导。白灵的出生、成长与死亡，似乎就是白鹿精灵的化身。朱先生神奇卜卦，死后的神奇预言，既潜在地表现民族历史前行的方向与动力，也凸显了人性深处的神秘和真实。作者以类似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手法，在人鬼的相通和冲突中展示人性深处的东西，揭示人性的悲剧和人生的苦难。田小娥死后，化为鬼魅附身鹿三，既展示了她向白嘉轩为代表的仁义礼教的反抗，也凸显了鹿三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这种描写和展示，给我们敞开了人的另一个生命空间，丰富了人们对待人性与生死的理解。 尽管文本中所表现的这些性史或民间秘史，体现了作家执着于消解宏大正史的努力，小说并不回避阶级革命和党派斗争，而是将其纳入民族秘史的框架中，带有向正史靠拢的潜在意图。为了表现他对鹿兆鹏、白灵等共产党人的敬仰，作者强调了他们身上的品质与“仁义”精神的相同。国民党的腐败使在两党斗争中一直持旁观态度的朱先生、白嘉轩、冷先生都表现了倾向性。朱先生在编写县志过程中对红军称谓的变化，通过算卦断定共产党将取胜，都凸显了共产党“仁者无敌于天下”的思想。当黑娃询问天下大事时，朱先生一反往日算卦只用隐晦朦胧言辞的惯例，明白无误地说：“天下注定是朱毛的。”如此描写显然带有总结历史经验的企图。 同时，小说中白嘉轩称鹿三为“世界上最好的一个长工”，朱先生为“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先生”，话语当中隐含着一种怅惘的挽歌情绪。在他看来，“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的演变过程，也是历史的演进过程”⑤。因此小说在历史真实和民族秘史的表现之间，还是以历史主义的尺度去理解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小说在极力书写人性的历史和民族秘史时，往往能够深入，而面对宏大政治史的真实书写时，却往往难以进入，甚至只有一些皮毛的交代。黑娃与田小娥偷情，闹农协，当土匪，都体现了人性的一面，当红军，拜朱先生为师，最后被共产党错杀，则显得相对简单而粗暴。同样对于鹿兆鹏而言，虽然也举义当红军，成为中共省委委员，却在人性方面很少展示。他和那有其名无其实的媳妇之间，本该有非常复杂的情感纠结，却都是一触即走。南帆指出：“一旦重新将《白鹿原》回想一遍，我们就会发现，政治势力这支线索与其他两支线索之间出现了游离与脱节。如果说宗法家族权威与叛逆者之间的搏斗形成白鹿原上一系列戏剧性故事，那么，政治势力与这两者却没有一座相互衔接的情节拱桥。”⑥ 因此，充盈在文本中的是历史真实与民族秘史表现之间的焦虑状态，导致了小说不可避免地陷于民族秘史的大写和历史真实的小写之间，也体现了小说对待历史的解构与建构之间的复杂心态。对待传统仁义文化，作者极力书写冷先生、朱先生对圣人境界的追求，文本当中不无炫耀的感觉，同时又满怀青春与希望地寄情于白灵与鹿家兄弟，描述他们自觉地入新学堂，接受“五四”以来的新学思想，这大概是作家先入为主的历史理性思维所致。于是，他的作品就陷入了自身的悖论：他展示历史必然性的意图被他的民族秘史所解构；他所要张扬的人性精神又被他的历史尺度所否定。正是这些焦虑和矛盾，使作家在历史诉求的逡巡中抖开了一些别人看不到的隐秘人生。 三 文化追求与历史诉求的焦虑，必然造成作家在文本中审美表现的焦虑。其努力书写出风云变幻的几十年历史图景，勾勒出人性在不同时代的具体表现，这是强烈变动的一面。另一方面，作家又努力写出民族文化品格中超稳定的一面。这在文学审美的追求上自然也产生了焦虑和矛盾。作家用传奇性、故事性的的民间传奇书写方式来充分表现民族文化品格和展开历史书写，而个体心理的深度挖掘则吸引作者采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二者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偿，体现了作家在美学追求上的焦虑状态。 传奇性、故事性是《白鹿原》中历史和人性叙述的主要表征。“传奇所追求的就是‘奇异’二字：立意奇异而不落俗套，故事奇异而可示人，情节奇异而曲折多变，笔法奇异而婉转有致。”⑦《白鹿原》立足于文化人类学、后现代文化诗学等历史哲学文化，以传奇为通道，构建了一个迥异于一般现代历史叙述的浑厚神奇的艺术世界。这些隐秘的过去既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体现，又极富刺激和猎奇色彩。 白氏家族仁义文化的彰显，从一开始便隐喻了其家世繁盛的结局，而鹿氏家族的非仁义也预示了其最终命运的凄惨。其中的一褒一贬正好符合民间故事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叙事框架。白嘉轩在连续六房女人都死去的困顿中意外发现一株白鹿精灵，并直接导致了白灵的出生和白氏家族的繁荣。小说采用民间传说的叙述手法表现了白鹿精灵产生的魔力： 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白鹿跑过以后，有人在田间发现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阴沟湿地里死成一堆的癞蛤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更使人惊奇不已的是，有人突然发现瘫痪在炕上的老娘正潇洒地提着擀杖在案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拣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粒，秃子老二的癞痢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得鲜若桃花…… 这段神奇的白鹿传说，显然直接从民间故事中顺手拈来，融注了丰富的民间智慧与想象。田小娥死后化成鬼魅附身在鹿三身上，引来了关中地区的一场大瘟疫。朱先生的诸葛神算，尤其是死后对“文化大革命”的预知，都体现了类似民间文学的传奇性与故事性的追求。这些故事渗透出来的传奇色彩，着力推进了小说叙事的节奏，将人物命运置身于一个个的故事链中，有利于完成几十年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推进和人性展示。同时，故事的传奇性叙述，尤其是性与暴力的大胆呈示，不仅具有调节叙事节奏的落差、制造情节起伏的功能，完成一部“雄奇史诗”的叙述，而且在故事性的追求中布满消费性的奇观。它在努力解释人性真实的同时，悄悄融入文化娱乐的话语取悦于读者，满足了人们的猎奇与消费心理。 同时，小说在一系列传奇性的故事叙述当中，侧重于民族文化性格的宏观表现，却无法真正做到个体灵魂深度的挖掘与把握。作者逐个不厌其烦地讲述白嘉轩连娶七房女人的性爱历史，而面对六个年轻女性的死亡，白嘉轩却没有任何心理层面的触动与恐惧，这一切都在作家浓墨重彩的性爱描写中被简单化了。同样，黑娃闹农协、当红军、做土匪、入国军，最后拜朱先生为师念书，读者只能看到一个个传奇性的经历，作家似乎非常自如地穿梭于各个传奇故事的讲述，讲述了一个个人物的悲剧命运，却没有挖掘出他们的悲剧性格。读者很容易把握到宏观层面的话语力量，却无法感受到其中人物的心理转变。 于是，作为文学中人性深度表现的补偿，陈忠实在观照民族文化心理的同时，有意吸收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我在卡彭铁尔富于开创意义的行程面前震惊了，首先是对拥有生活的那种自信的局限被彻底打碎，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⑧在作家看来，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表现正是中国本土的“魔幻”，他自信自己写的是本民族的事情，生生死死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不会去玩什么概念移植和故作新潮，“我不会把人忽然就变成甲虫了，我们民族没有那种东西”。正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他开始以现代主义的方式关注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而不是单一的政治视角。“传奇的世界保持了它的允诺，提供给我们理想化的生活：我们的世界是铜的，但诗人们把它变成了金的。”⑨鹿三刺死自己的儿媳妇田小娥后，一直被田小娥的鬼魅附身，正是鹿三自身人性中善与恶、亲情与仁义礼教之间的纠葛与冲突。其中运用了魔幻的手法，并没有直接的内心刻画，而是通过神秘的画面来加以补偿，凸显人物的内心冲突。同样，朱先生只身退敌、赈济灾民等，都仅仅是一个传奇知识分子的写照，而其一次次神奇的预言成功，却将朱先生纳入一个深厚而神秘的民族文化当中，凸显了朱先生的文化人格与精神魅力。 正是这一系列的历史诉求与文化想象交织在文本当中，折射出作家、乃至我们民族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焦虑状态。作家逡巡于其中，历史的欲望化导致文本中四处流淌的激情，儒家文化的正统性又决定了作家不断加以控制和剥离，再加上消费话语的屡屡冲击，《白鹿原》于是成为一个欲说还休的民族文化符码，一个想象力丰富的话语世界。同时，历史建构和人性书写的焦虑与冲突，也导致文本在追求商业效益当中缺乏人性个体世界的深层把握，文化层面的书写显得张扬有余，而立体不够。 注释： ①④雷达：《废墟上的精魂——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②庞伟：《陈忠实话说〈白鹿原〉》，《陕西日报》1993年6月10日。 ③陈忠实：《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长篇卷》序言部分，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⑤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⑥南帆：《姓·性·政治》，《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⑦陈惠琴：《传奇的世界——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模式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⑧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⑨[英]吉利恩·比尔：《传奇》，肖遥、邹孜彦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作者单位：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本文系2009年教育部规划项目“新时期文学的焦虑叙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YJA751039） 责任编辑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