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间谍门”事件尽管使得韩国国情院在印尼使团面前颜面扫地，也遭到国内媒体及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情院只是个庞大而无能的权力机构。仅凭少数失败案例是无法判断国情院的真实实力的，因为大部分不为人知的成功业绩均隐藏在幕后。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2011年2月16日，韩国国家情报院（NIS）人员潜入印度尼西亚总统特使团在首尔下榻的房间，试图从特使团的便携电脑上窃取机密，但不巧被特使团人员逮个正着而未得逞。在仓皇逃跑中，国情院人员不仅在现场留下指纹，还被宾馆监控设施记录了下来。媒体还称，韩国情报院是为了帮助韩国打开T-50高级教练机市场才派特工前去窃取谈判战略情报的。事发后，韩国国家情报院希望国民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而给予理解，同时对事件保持缄默。但韩国国家情报院几近业余的谍报水平不仅使韩国媒体及国民大失所望，一时间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 韩国国家情报院 韩国现代情报搜集活动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的朝鲜王朝。1902年，最初的情报网络以新闻社的名义建立，主要搜集国内政治和周边主要大国的情报。韩国国家情报院（以下简称为国情院）成立于1999年1月，其前身是1961年朴正熙政府创立的中央情报部，主要收集有关朝鲜的情报；1981年改名为国家安全企划部，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国情院直属于总统管辖，被外界视为韩国的“CIA”（美国中央情报局）。 国情院统管全国各军政谍报机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间谍情报体系，其特工队伍非常庞大。据全球安全组织、各国情报机构2009年最新公布的调查资料显示，韩国国情院在海外设立了39个情报站（其中1/3秘密设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工作人员超过6万人，每年的开支约7000亿至8000亿韩元（约合41.3亿～47.2亿元人民币）。 目前韩国国情院共设有三个职能部门和一个后勤部门。2009年国情院的三个职能部门实行了业务重组：第一部门，由过去国际情报部改为情报部，从第三部门接手朝鲜情报业务；第二部门，由国内事务部改为安保部，将监听、搜集产业情报的业务转交给第三部门，专门负责与国内和反共有关的搜捕工作；第三部门，由原来的朝鲜情报部改为科学谍报部，将该部门以往的对朝业务转交给第一部门，而专门承担搜集国内外产业情报的间谍业务和监听、卫星监视、网络反黑客等科学业务。媒体称，此次事件的参与者便是第三部门的成员。 韩国国情院的主要业务分别为：（1）搜集、分析、传播有关国内外安保的情报，如反共、防间谍、反恐以及反国际犯罪组织等；（2）保障国家机密文件、材料、设施以及地区的安全；（3）搜捕触犯内乱法、外患法、反叛法、不正当使用密码法、军事机密保护法以及国家安保法等国家法律的犯罪分子；（4）搜查国情院内部职员渎职等犯罪行为；（5）规划及协调有关情报和安保的业务；（6）搜集和分析关乎国家利益的环境、产业等海外情报，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 有些国情院工作人员以公开身份活动，但大多数还是秘密卧底，到处布设眼线。 政治色彩依然浓厚 1994年，韩国国会提出国家情报机构保持政治中立的要求；1999年1月修订的韩国国情院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国情院院长、次长以及其他职员不得加入任何政治团体，也不得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事实上，长期以来，韩国国情机构与政府间的关系一直都非常紧密。在上世纪60～70年代独裁政权时期，中央情报部（国情院前身）在国内有着极大的特权，成为独裁政权铲除政敌、镇压进步势力的重要工具。1973年7月，在时任朴正熙总统的授意下，中央情报部策划了暗杀金大中的行动（但刺杀未遂）。1979年10月26日晚，朴正熙在宫井洞被他的心腹、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击毙。 而到了金大中政府时期，国情院仍难逃为当时政权服务的命运。2005年，韩国媒体曝光国情院在金大中政府时期涉嫌监听数名高官的“窃听门”事件，致使国家情报院前第二次长李秀一为此自杀。 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后，国情院的院训从过去的“情报是力量”改为“面向自由和真理的无名献身”，表露其以搜集单纯情报为己任、摆脱政治影响的意愿。而这次“间谍门”事件，据报道，韩国特工试图窃取的是印尼关于进口韩国产高级教练机T-50、黑豹坦克等的价格等谈判情报，并不是一次政治活动，活动对象也非国内某一政党。可以说，此次行动并非服务于“政权安保”，而是服务于韩国的“国家安保”。 职能转变不易 长期以来，韩国国情院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反朝、反共、防谍以及情报搜集活动方面。但也有很例外的情况，即在金大中政府时期，国情院还曾扮演过“阳光政策”推动者的角色。据韩国监察院披露，在2000年南北最高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中，国情院通过秘密渠道与北方取得联络，在韩朝首脑峰会的前一天，国情院曾协助韩国某公司将1.9亿美元的秘密资金汇入朝鲜在澳门的账户中。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职能范围也不断得以扩大，即国情院需要保障的安全范围由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扩大到经济、生态（环境）、社会（毒品、国际恐怖主义、国际犯罪组织）及网络等领域。 自2009年2月元世勋担任院长以来，国情院进行了幅度较大的机构重组，即重新布置各个职能部门的业务范围，强化第三部门搜集国内外产业情报和监听、卫星监视、网络反黑客等职能。然而，国情院在短时期内较为频繁的人事变动及业务重组也给情报院的工作造成一定的混乱，难免影响谍报人员的行动能力。 媒体攻势难挡 国家的情报工作需要高度的保密性与隐蔽性，而在信息全球化和大众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韩国国情院工作面临着被媒体曝光并公诸于众的挑战与压力。此次事件中，韩国《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等主要媒体纷纷报道事件经过，将国情院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媒体报道的这种“透明化”原则，尽管为国情院工作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但也能向强势的国情院施加压力，促使和督促国情院与时俱进、完善和提高职能。 此次“间谍门”事件尽管使得韩国国情院在印尼使团面前颜面扫地，也遭到国内媒体及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情院只是个庞大而无能的权力机构。仅凭少数失败案例是无法判断国情院的真实实力的，因为大部分不为人知的成功业绩均隐藏在幕后。 值得关注的是，韩国国情院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谋求自身进步，如力争脱离政治影响而成为单纯的情报机构，注重国外通商情报等非传统安保因素等，为力求提高国家竞争力而做贡献。 除此之外，从印尼对此事件的处理态度中可以看出韩国和印尼之间的亲密程度。据印尼《雅加达环球报》报道，作为特使团代表访问首尔的经济筹备部部长哈达认为这是一场误会，并称失窃的电脑并没有任何国家机密，且被找回后没有发现任何内容被盗或复制的痕迹。本来极有可能上升为外交事件的韩国“间谍门”却被印尼政府低调处理了。可以看出，韩国李明博政府上台后提出的“新亚洲外交构想”已获成效，韩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经贸关系也得到了积极的发展。
此次“间谍门”事件尽管使得韩国国情院在印尼使团面前颜面扫地，也遭到国内媒体及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情院只是个庞大而无能的权力机构。仅凭少数失败案例是无法判断国情院的真实实力的，因为大部分不为人知的成功业绩均隐藏在幕后。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2011年2月16日，韩国国家情报院（NIS）人员潜入印度尼西亚总统特使团在首尔下榻的房间，试图从特使团的便携电脑上窃取机密，但不巧被特使团人员逮个正着而未得逞。在仓皇逃跑中，国情院人员不仅在现场留下指纹，还被宾馆监控设施记录了下来。媒体还称，韩国情报院是为了帮助韩国打开T-50高级教练机市场才派特工前去窃取谈判战略情报的。事发后，韩国国家情报院希望国民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而给予理解，同时对事件保持缄默。但韩国国家情报院几近业余的谍报水平不仅使韩国媒体及国民大失所望，一时间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 韩国国家情报院 韩国现代情报搜集活动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的朝鲜王朝。1902年，最初的情报网络以新闻社的名义建立，主要搜集国内政治和周边主要大国的情报。韩国国家情报院（以下简称为国情院）成立于1999年1月，其前身是1961年朴正熙政府创立的中央情报部，主要收集有关朝鲜的情报；1981年改名为国家安全企划部，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国情院直属于总统管辖，被外界视为韩国的“CIA”（美国中央情报局）。 国情院统管全国各军政谍报机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间谍情报体系，其特工队伍非常庞大。据全球安全组织、各国情报机构2009年最新公布的调查资料显示，韩国国情院在海外设立了39个情报站（其中1/3秘密设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工作人员超过6万人，每年的开支约7000亿至8000亿韩元（约合41.3亿～47.2亿元人民币）。 目前韩国国情院共设有三个职能部门和一个后勤部门。2009年国情院的三个职能部门实行了业务重组：第一部门，由过去国际情报部改为情报部，从第三部门接手朝鲜情报业务；第二部门，由国内事务部改为安保部，将监听、搜集产业情报的业务转交给第三部门，专门负责与国内和反共有关的搜捕工作；第三部门，由原来的朝鲜情报部改为科学谍报部，将该部门以往的对朝业务转交给第一部门，而专门承担搜集国内外产业情报的间谍业务和监听、卫星监视、网络反黑客等科学业务。媒体称，此次事件的参与者便是第三部门的成员。 韩国国情院的主要业务分别为：（1）搜集、分析、传播有关国内外安保的情报，如反共、防间谍、反恐以及反国际犯罪组织等；（2）保障国家机密文件、材料、设施以及地区的安全；（3）搜捕触犯内乱法、外患法、反叛法、不正当使用密码法、军事机密保护法以及国家安保法等国家法律的犯罪分子；（4）搜查国情院内部职员渎职等犯罪行为；（5）规划及协调有关情报和安保的业务；（6）搜集和分析关乎国家利益的环境、产业等海外情报，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 有些国情院工作人员以公开身份活动，但大多数还是秘密卧底，到处布设眼线。 政治色彩依然浓厚 1994年，韩国国会提出国家情报机构保持政治中立的要求；1999年1月修订的韩国国情院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国情院院长、次长以及其他职员不得加入任何政治团体，也不得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事实上，长期以来，韩国国情机构与政府间的关系一直都非常紧密。在上世纪60～70年代独裁政权时期，中央情报部（国情院前身）在国内有着极大的特权，成为独裁政权铲除政敌、镇压进步势力的重要工具。1973年7月，在时任朴正熙总统的授意下，中央情报部策划了暗杀金大中的行动（但刺杀未遂）。1979年10月26日晚，朴正熙在宫井洞被他的心腹、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击毙。 而到了金大中政府时期，国情院仍难逃为当时政权服务的命运。2005年，韩国媒体曝光国情院在金大中政府时期涉嫌监听数名高官的“窃听门”事件，致使国家情报院前第二次长李秀一为此自杀。 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后，国情院的院训从过去的“情报是力量”改为“面向自由和真理的无名献身”，表露其以搜集单纯情报为己任、摆脱政治影响的意愿。而这次“间谍门”事件，据报道，韩国特工试图窃取的是印尼关于进口韩国产高级教练机T-50、黑豹坦克等的价格等谈判情报，并不是一次政治活动，活动对象也非国内某一政党。可以说，此次行动并非服务于“政权安保”，而是服务于韩国的“国家安保”。 职能转变不易 长期以来，韩国国情院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反朝、反共、防谍以及情报搜集活动方面。但也有很例外的情况，即在金大中政府时期，国情院还曾扮演过“阳光政策”推动者的角色。据韩国监察院披露，在2000年南北最高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中，国情院通过秘密渠道与北方取得联络，在韩朝首脑峰会的前一天，国情院曾协助韩国某公司将1.9亿美元的秘密资金汇入朝鲜在澳门的账户中。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职能范围也不断得以扩大，即国情院需要保障的安全范围由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扩大到经济、生态（环境）、社会（毒品、国际恐怖主义、国际犯罪组织）及网络等领域。 自2009年2月元世勋担任院长以来，国情院进行了幅度较大的机构重组，即重新布置各个职能部门的业务范围，强化第三部门搜集国内外产业情报和监听、卫星监视、网络反黑客等职能。然而，国情院在短时期内较为频繁的人事变动及业务重组也给情报院的工作造成一定的混乱，难免影响谍报人员的行动能力。 媒体攻势难挡 国家的情报工作需要高度的保密性与隐蔽性，而在信息全球化和大众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韩国国情院工作面临着被媒体曝光并公诸于众的挑战与压力。此次事件中，韩国《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等主要媒体纷纷报道事件经过，将国情院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媒体报道的这种“透明化”原则，尽管为国情院工作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但也能向强势的国情院施加压力，促使和督促国情院与时俱进、完善和提高职能。 此次“间谍门”事件尽管使得韩国国情院在印尼使团面前颜面扫地，也遭到国内媒体及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情院只是个庞大而无能的权力机构。仅凭少数失败案例是无法判断国情院的真实实力的，因为大部分不为人知的成功业绩均隐藏在幕后。 值得关注的是，韩国国情院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谋求自身进步，如力争脱离政治影响而成为单纯的情报机构，注重国外通商情报等非传统安保因素等，为力求提高国家竞争力而做贡献。 除此之外，从印尼对此事件的处理态度中可以看出韩国和印尼之间的亲密程度。据印尼《雅加达环球报》报道，作为特使团代表访问首尔的经济筹备部部长哈达认为这是一场误会，并称失窃的电脑并没有任何国家机密，且被找回后没有发现任何内容被盗或复制的痕迹。本来极有可能上升为外交事件的韩国“间谍门”却被印尼政府低调处理了。可以看出，韩国李明博政府上台后提出的“新亚洲外交构想”已获成效，韩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经贸关系也得到了积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