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代儒家人物品评是儒家人物品评审美性特点的孕育成形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人物品评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直接促成了“世说新语时代”的出现，这种审美直感的品评方式经久不衰，对于当今的工作生活仍具有极大意义。 关键词：道德 儒家 人物品评 汉代 影响 人物品评，初称“人物”，后多被称为人物品评，通俗地理解，就是对人物进行评论，就是以人为着眼点，通过各种方式对人之各域或全幅进行观察、体悟与评价。又称人物品藻、人物品鉴。 儒家人物道德品评是以作家道德为标准，主要采取鉴赏的方法，即通过感受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如形体、语言、风度、举止以及个性、才能等等，来察觉其内在生命中之天道呈现，如此则品评主体与被品评的个人在观察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审美观照的关系，这种品评方式“不是诉之理智的分析，而是诉之直观、想象和情感体验的。”[1]它强调感性、体验，品评者在“观”的活动中可以自由发挥自身的想象力，而创造出一个所谓的现实对象。综观人物品评的发展过程，汉代可以说是这一审美性特点的孕育成形阶段，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一、 审美性人物品评大量涌现 （一）承上启下的汉代儒家人物审美性品评 汉代人物品评根本上延承了先秦以来一直在深究的问题，即人的某种内在本性，但综观此阶段的人物品评，可发现它开始有意识地并进而非常明确地注重人所呈现的外在形貌仪表等，试图通过可见之形、可见之才，来发现内在的不可见之性，采取的原则方法也延承了先秦时期，主要为审美直感。汉代人物品评是基于社会伦理和政治上的实用需要而兴起，但审美直感本身具有无功利性内容，加上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使得汉代人物品评活动事实上超越了伦理政治的实用目的，而进入到了对人本身作为生命个体的显示状态的考察，萌生了关注人的生命状态、精神状态等的更纯粹的审美意识。联系先秦和魏晋，整体看来，汉代人物品评是人物品评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汉代人物品评继承了先秦时期人物品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即通过观人之言行等外在显现，察人之内在心志心态，例如通过眼神来观人这一点。《孟子・离娄上》中孟子直接把人眼睛的明暗与人品行的正邪直接对应起来，作为观察一个人的重要方法：“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焉；胸中不正，刚眸子�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哉！”，对此，《人物志・九征》中写道：“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五常既备，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可见汉代品人方法与先秦时有明显的一路相承。到《世说新语》时代，用此法观人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如《世说新语・巧艺》篇有“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由此例可见，《世说新语》与《人物志》也是直接相承，实为渊流，而我们现在也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可知人物品评方法影响之深远。 此外，魏晋人物品藻注重人物的“任诞”个性等，在汉末也有可见。如《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中记马武：“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再如张升“少好学，多关览，而任情不羁。其意相合者，则倾身交给，不问穷贱；如乖其志好者，虽王公大人，终不屈从。”[2]，可以说，汉代人物品评成为“以礼束情”到“任情废礼”的一大转变，为“世说新语时代”的出现做了铺垫。 （二）汉代人物品评的发展促成了人物品评活动的一个重要转折 到东汉，察举和征辟制度本身没有专职的选官人员等缺陷，使其渐成了世家大族互相吹捧、弄虚作假的工具，而诸多士人也因品评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过于的紧密，而不惜伤身害性、矫揉造作，或巧行欺诈，钓取美名，渐渐成为声名的奴隶，社会上出现了品藻乖滥、名实颠倒的状况，再加上“党锢之祸”，和抨击现实的清议之风，人物品评便渐从崇尚道德节操（其实是崇尚道德节操的形式）变为崇尚才干、刚勇，即“唯才是举”。当然，这一标准，仍是依附于汉魏之际国家分裂，各豪强互相攻杀的政治需要，但它使德、才得以分离，动乱中的士人因此而能够冲破儒家思想束缚，得以施展个体才能智慧，纵任个性，从正面促进了魏晋思想解放、士人注重追求精神自由的发展。 到正始时期，曹魏集团失去曹操时代的积极进取，趋于奢侈享乐，人物品评活动被用于标榜门第，标榜其精神上的清静自守；另一方面，一些士人为远离政治斗争也转向追求一种超脱自由的人生境界，于是，人物品评渐渐失去了它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但其内在的体悟人之生命气象、感悟人之为人的本身的、超功利的审美成分则是为潜流，使得人们顺此而把对人物品评的目光从政治伦理需要转向对人个性、智慧、才能、风神的重视，同时追求一种超脱物用，洞察一切，达到与道冥和、精神自由的神明境界，其审美特性更加突出。可以说，正是在汉代，更准确地说，是在汉末，完成了“政治性的人物品藻向审美性的人物品藻的转变”[3]，使以审美性人物品评著作《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世说新语时代”得以到来。 （三）“世说新语时代”出现 “世说新语时代”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世说新语》主要表现的是汉魏至两晋间文化名士的精神世界，它是一部审美之作[4]。 《世说新语》把“孔门四科”放在全书的首要位置，结构上表现出一定的儒家价值标准，但很多篇目则是根据人的性情、举止进行分类，如“豪爽”、“简傲”、“汰侈”等，几乎涉及人的外貌、品行、气质等各个方面；其作者始终以一种“赏心”去选取和观照世俗之事，不为政治说教也不为道德褒贬，而是让读者玩赏魏晋士人风貌。魏晋士人由于政治、社会思潮等种种原因，已不再把群体、社会看得至高无上，而是把个体、自我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人物品评展现了对人格个性美的张扬，及对人物风度、神韵的崇尚，本文仅略举几例稍加证明：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赏誉》第16则）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 （《赏誉》第16则） 此两句竭力描绘了人物的内在神韵，无关道德褒贬，此神韵带有着一种融合了老庄精神和玄学义理的超逸脱俗之美。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妇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容止》第7则） 此条是对人物仪容之美的品评，但抛开了儒家礼法的约束，赋予了人的仪容美以独立的意义。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任诞》第2则） 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任诞》第7则） 这两条是以言行观人，而此言行体现的是对虚伪礼教的大胆挑战和超越，从中可见阮籍任诞放达之个性显现。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雅量》第19则） 王羲之东床坦腹，不因择婿而矜持做作，郗鉴独具慧眼，赏其真率，可见时人对“真性情”的注重。 总之，可以说，《世说新语》是人物品评审美特性转变成为审美性人物品评的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一个个体情感和自我意识真诚显露的“世说新语时代”的出现，而这正是汉代人物品评审美特性发展的结果。 二、 汉代儒家人物品评审美直感方式经久不衰 汉代儒家人物品评的审美特性可以《人物志》作为一个集中而典型的代表。诚可如牟宗三先生所说，《人物志》“所尽之性，所穷之理，乃才质之性，才质之理。而穷与尽乃是品鉴地穷与尽。阳明由致良知以言穷理尽性，此所穷尽的是良知之天理之性，是吾人之道德的心性，此亦是无穷无尽者。”[5]但儒家道德践行与品评亦需要直感判断力[6]，则结合上引牟宗三先生所言之接续“而其穷尽是由道德的实践以穷尽之。此与《人物志》是不同之两领域。比而观之，可尽全幅内容真理之奥秘。”，可知此审美直感方式对于中国文化人生的意义与地位，依牟宗三先生所言，由这种方式便“可尽全幅内容真理之奥秘”（全幅即为中国人性之全幅）。而这一方式其实至今仍在我们的日常交际、各类评选等活动中运用着（比如入党或领导选拔前的民意调查多以谈谈感觉或印象的方式进行）。 但是，当今时代，很多人在充分运用着直感判断，却未能充分体现深厚的道德底蕴，道德缺失、心灵空虚，导致片面追求外在景观化、视觉化、追求浅层刺激的消费享乐主义盛行，面对这种现状，尤西林先生认为，对于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现代社会来说，审美已成为宗教――伦理的代用品融渗于日常生活，并成为现代性处境中维系境界提升人心的力量，他还将善美学[7]定位为伦理美学，“审美返回伦理，要求走出囿限于艺术静观形式感的流行审美观念，而返回现代人久已蹴了的人类源初深厚的生存行为审美。与派生而显赫流行的艺术审美相比，这种依附于生活行为的现实审美，才是最重要的。”[8]他强烈呼唤道德美学的回归，提醒当代世人，透过外在形式，体会那呈现于人类种种活动中的朴素活泼的生命，那运行其中的生生不息的天道。而这与汉代儒家人物品评的原则方法本质上实是一脉相承的。（作者单位：河北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注释： ①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55. ②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2773. ③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93. ④ 董晔.《世说新语》美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济南：山东大学.2007. ⑤ 牟宗三.之系统的解析.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49 ⑥ 参见拙文《论儒家人物品评的审美特性》 ⑦ 牟宗三提出，即从道德主体的心性修养出发，在践仁履善的生命行为中达到审美境界。 ⑧ 尤西林，心体与时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7-268. 参考文献： [1]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撰.北京：中华书局，1983. [2]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5. [3]尤西林，心体与时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牟宗三.才性与玄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5]董晔.《世说新语》美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3）. [6]赵云.《人物志》人物品鉴的审美解读.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摘要：汉代儒家人物品评是儒家人物品评审美性特点的孕育成形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人物品评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直接促成了“世说新语时代”的出现，这种审美直感的品评方式经久不衰，对于当今的工作生活仍具有极大意义。 关键词：道德 儒家 人物品评 汉代 影响 人物品评，初称“人物”，后多被称为人物品评，通俗地理解，就是对人物进行评论，就是以人为着眼点，通过各种方式对人之各域或全幅进行观察、体悟与评价。又称人物品藻、人物品鉴。 儒家人物道德品评是以作家道德为标准，主要采取鉴赏的方法，即通过感受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如形体、语言、风度、举止以及个性、才能等等，来察觉其内在生命中之天道呈现，如此则品评主体与被品评的个人在观察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审美观照的关系，这种品评方式“不是诉之理智的分析，而是诉之直观、想象和情感体验的。”[1]它强调感性、体验，品评者在“观”的活动中可以自由发挥自身的想象力，而创造出一个所谓的现实对象。综观人物品评的发展过程，汉代可以说是这一审美性特点的孕育成形阶段，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一、 审美性人物品评大量涌现 （一）承上启下的汉代儒家人物审美性品评 汉代人物品评根本上延承了先秦以来一直在深究的问题，即人的某种内在本性，但综观此阶段的人物品评，可发现它开始有意识地并进而非常明确地注重人所呈现的外在形貌仪表等，试图通过可见之形、可见之才，来发现内在的不可见之性，采取的原则方法也延承了先秦时期，主要为审美直感。汉代人物品评是基于社会伦理和政治上的实用需要而兴起，但审美直感本身具有无功利性内容，加上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使得汉代人物品评活动事实上超越了伦理政治的实用目的，而进入到了对人本身作为生命个体的显示状态的考察，萌生了关注人的生命状态、精神状态等的更纯粹的审美意识。联系先秦和魏晋，整体看来，汉代人物品评是人物品评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汉代人物品评继承了先秦时期人物品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即通过观人之言行等外在显现，察人之内在心志心态，例如通过眼神来观人这一点。《孟子・离娄上》中孟子直接把人眼睛的明暗与人品行的正邪直接对应起来，作为观察一个人的重要方法：“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焉；胸中不正，刚眸子�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哉！”，对此，《人物志・九征》中写道：“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五常既备，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可见汉代品人方法与先秦时有明显的一路相承。到《世说新语》时代，用此法观人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如《世说新语・巧艺》篇有“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由此例可见，《世说新语》与《人物志》也是直接相承，实为渊流，而我们现在也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可知人物品评方法影响之深远。 此外，魏晋人物品藻注重人物的“任诞”个性等，在汉末也有可见。如《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中记马武：“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再如张升“少好学，多关览，而任情不羁。其意相合者，则倾身交给，不问穷贱；如乖其志好者，虽王公大人，终不屈从。”[2]，可以说，汉代人物品评成为“以礼束情”到“任情废礼”的一大转变，为“世说新语时代”的出现做了铺垫。 （二）汉代人物品评的发展促成了人物品评活动的一个重要转折 到东汉，察举和征辟制度本身没有专职的选官人员等缺陷，使其渐成了世家大族互相吹捧、弄虚作假的工具，而诸多士人也因品评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过于的紧密，而不惜伤身害性、矫揉造作，或巧行欺诈，钓取美名，渐渐成为声名的奴隶，社会上出现了品藻乖滥、名实颠倒的状况，再加上“党锢之祸”，和抨击现实的清议之风，人物品评便渐从崇尚道德节操（其实是崇尚道德节操的形式）变为崇尚才干、刚勇，即“唯才是举”。当然，这一标准，仍是依附于汉魏之际国家分裂，各豪强互相攻杀的政治需要，但它使德、才得以分离，动乱中的士人因此而能够冲破儒家思想束缚，得以施展个体才能智慧，纵任个性，从正面促进了魏晋思想解放、士人注重追求精神自由的发展。 到正始时期，曹魏集团失去曹操时代的积极进取，趋于奢侈享乐，人物品评活动被用于标榜门第，标榜其精神上的清静自守；另一方面，一些士人为远离政治斗争也转向追求一种超脱自由的人生境界，于是，人物品评渐渐失去了它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但其内在的体悟人之生命气象、感悟人之为人的本身的、超功利的审美成分则是为潜流，使得人们顺此而把对人物品评的目光从政治伦理需要转向对人个性、智慧、才能、风神的重视，同时追求一种超脱物用，洞察一切，达到与道冥和、精神自由的神明境界，其审美特性更加突出。可以说，正是在汉代，更准确地说，是在汉末，完成了“政治性的人物品藻向审美性的人物品藻的转变”[3]，使以审美性人物品评著作《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世说新语时代”得以到来。 （三）“世说新语时代”出现 “世说新语时代”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世说新语》主要表现的是汉魏至两晋间文化名士的精神世界，它是一部审美之作[4]。 《世说新语》把“孔门四科”放在全书的首要位置，结构上表现出一定的儒家价值标准，但很多篇目则是根据人的性情、举止进行分类，如“豪爽”、“简傲”、“汰侈”等，几乎涉及人的外貌、品行、气质等各个方面；其作者始终以一种“赏心”去选取和观照世俗之事，不为政治说教也不为道德褒贬，而是让读者玩赏魏晋士人风貌。魏晋士人由于政治、社会思潮等种种原因，已不再把群体、社会看得至高无上，而是把个体、自我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人物品评展现了对人格个性美的张扬，及对人物风度、神韵的崇尚，本文仅略举几例稍加证明：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赏誉》第16则）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 （《赏誉》第16则） 此两句竭力描绘了人物的内在神韵，无关道德褒贬，此神韵带有着一种融合了老庄精神和玄学义理的超逸脱俗之美。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妇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容止》第7则） 此条是对人物仪容之美的品评，但抛开了儒家礼法的约束，赋予了人的仪容美以独立的意义。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任诞》第2则） 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任诞》第7则） 这两条是以言行观人，而此言行体现的是对虚伪礼教的大胆挑战和超越，从中可见阮籍任诞放达之个性显现。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雅量》第19则） 王羲之东床坦腹，不因择婿而矜持做作，郗鉴独具慧眼，赏其真率，可见时人对“真性情”的注重。 总之，可以说，《世说新语》是人物品评审美特性转变成为审美性人物品评的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一个个体情感和自我意识真诚显露的“世说新语时代”的出现，而这正是汉代人物品评审美特性发展的结果。 二、 汉代儒家人物品评审美直感方式经久不衰 汉代儒家人物品评的审美特性可以《人物志》作为一个集中而典型的代表。诚可如牟宗三先生所说，《人物志》“所尽之性，所穷之理，乃才质之性，才质之理。而穷与尽乃是品鉴地穷与尽。阳明由致良知以言穷理尽性，此所穷尽的是良知之天理之性，是吾人之道德的心性，此亦是无穷无尽者。”[5]但儒家道德践行与品评亦需要直感判断力[6]，则结合上引牟宗三先生所言之接续“而其穷尽是由道德的实践以穷尽之。此与《人物志》是不同之两领域。比而观之，可尽全幅内容真理之奥秘。”，可知此审美直感方式对于中国文化人生的意义与地位，依牟宗三先生所言，由这种方式便“可尽全幅内容真理之奥秘”（全幅即为中国人性之全幅）。而这一方式其实至今仍在我们的日常交际、各类评选等活动中运用着（比如入党或领导选拔前的民意调查多以谈谈感觉或印象的方式进行）。 但是，当今时代，很多人在充分运用着直感判断，却未能充分体现深厚的道德底蕴，道德缺失、心灵空虚，导致片面追求外在景观化、视觉化、追求浅层刺激的消费享乐主义盛行，面对这种现状，尤西林先生认为，对于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现代社会来说，审美已成为宗教――伦理的代用品融渗于日常生活，并成为现代性处境中维系境界提升人心的力量，他还将善美学[7]定位为伦理美学，“审美返回伦理，要求走出囿限于艺术静观形式感的流行审美观念，而返回现代人久已蹴了的人类源初深厚的生存行为审美。与派生而显赫流行的艺术审美相比，这种依附于生活行为的现实审美，才是最重要的。”[8]他强烈呼唤道德美学的回归，提醒当代世人，透过外在形式，体会那呈现于人类种种活动中的朴素活泼的生命，那运行其中的生生不息的天道。而这与汉代儒家人物品评的原则方法本质上实是一脉相承的。（作者单位：河北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注释： ①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55. ②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2773. ③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93. ④ 董晔.《世说新语》美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济南：山东大学.2007. ⑤ 牟宗三.之系统的解析.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49 ⑥ 参见拙文《论儒家人物品评的审美特性》 ⑦ 牟宗三提出，即从道德主体的心性修养出发，在践仁履善的生命行为中达到审美境界。 ⑧ 尤西林，心体与时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7-268. 参考文献： [1]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撰.北京：中华书局，1983. [2]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5. [3]尤西林，心体与时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牟宗三.才性与玄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5]董晔.《世说新语》美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3）. [6]赵云.《人物志》人物品鉴的审美解读.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