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总部经济模式通过改变区域资源配置方式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进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部经济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
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竞争的实质体现为科技水平的竞争，核心技术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制造业水平显著提升，目前已有21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世界消费的制成品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制造”，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制造”附加值普遍较低，核心竞争力不强。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挑战，我国亟需改变当前的发展模式，增强利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竞争能力。总部经济有助于我国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逐步占据产业价值链高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首先，从企业内部价值链看，总部主要集中在企业价值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如技术创新、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核心职能是制定企业长期发展战略，配置企业内部资源，对企业的生产、销售、研发等活动进行统筹管理和协调。总部经济通过企业总部的聚集发展，能够推动制造业由一般的生产制造向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既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实现由“制造”向“创造”的转变，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二，总部经济有助于我国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我国城市间、区域间的资源差异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总部经济”提出了区域间功能分工与功能配套的新思路——大城市发展设计、研发、营销等企业总部环节，中小城市发展企业生产制造环节，这种基于功能链的垂直分工，能够实现我国不同区域资源的优势互补，产生资源再配置收益，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
图1 企业内部价值链示意图
（二）总部经济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全球人才、科技、知识等高端资源要素分布不均衡，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存量，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源，生产率不断提高、产品更新周期加快的同时，原材料和制造成本也日益攀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规模扩大的速度快、劳动力成本低廉，
许多跨国公司纷纷采
取“总部－制造基地”分离布局的模式，将制造组装业务转移到新兴市场或者最适宜加工组装的地区，仍将总部留在本国。例如，耐克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比弗顿市，在全球设有1000多个工厂，拥有2.5万名员工，仅中国就有17个签约运动鞋厂、130个签约运动服及配件厂[1]。总部经济模式不仅能够大大降低跨国公司的产品加工成本，提高跨国公司的竞争力，而且能够通过跨国公司“总部－制造基地”的链条加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高端资源要素区域分布不均衡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区域间也较为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性日益加强。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由于发展阶段、整体经济社会环境与大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对知识要素特别是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较弱。资料显示，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在大中城市就业人数占总数的80.8%，而在县、镇和农村就业人数仅占19.2%[2]。同时，中心城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规模急剧膨胀、人口不断增加，使这些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区土地资源严重紧缺，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交通和环境压力日益加大。
总部经济搭建了一条中心城市与发达地区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链条。企业将总部布局在战略资源丰富的中心城市，生存制造基地布局在常规资源丰富的周边地区，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由传统的产业分工、产品配套，深化到基于功能链的垂直分工与合作模式——中心城市发展设计、研发、营销、管理、决策等总部功能环节，周边地区发展生产制造环节，从而实现大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优势互补，产生不同空间资源的再配置收益。总部经济改变了政府主导并推动区域合作的模式，使企业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主体，通过“总部-制造基地”链条实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自主分工合作。
图2 总部经济推动区域合作思路的创新
从实践发展看，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以总部经济模式进行分工合作实现协调共赢发展的例子屡见不鲜。珠三角的起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与珠江三角洲之间形成的“总部－加工基地”区域经济合作关系。长三角则以上海为地区总部、以江、浙腹地为制造业基地形成产业功能链，由此使整个区域很快发展起来。环渤海地区以总部经济模式进行的区域合作也日益紧密，据调查，已有80多家北京企业把总部留在北京，把生产制造基地迁到唐山；首钢涉钢产业整体搬迁曹妃甸工业区，据河北省政府部门称，到2008年底，曹妃甸精品钢铁基地将形成485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2010年底，将形成97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3]，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应非常可观。
（三）总部经济有助于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
总部经济模式是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总部在企业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总部的聚集能够使企业充分利用科技创新资源，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进而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促进城市之间、区域之间合作创新体系的构建。
一是搭建创新平台，提升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总部集聚有助于企业共享创新资源，搭建一批创新资源配置更优、联合创新能力更强、具有良性自我发展机制的创新平台；条件成熟时，企业总部还可以联合建立科技孵化器和生产力促进中心，最大程度地提升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是完善创新体系，产生创新资源的集群效应。总部的创新活动，对专业技术服务、信息服务、咨询服务等各类服务业提出强烈需求，不断推动区域服务体系的完善；而完善的创新服务体系，能够形成良好的创新链条和创新网络，有效降低创新过程的时间成本、配套成本，进而吸引更多的总部聚集，促进总部集聚与创新服务体系进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三是产生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企业总部之间能够进行频繁的交流，为企业相互学习和促进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环境。此外，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机制也有助于加强总部企业间进行技术创新的合作，从而降低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成本。首先，企业总部聚集，为员工之间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分享创新信息、理念、知识提供了更多机会，有利于专业化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尤其是缄默经验类知识的交流，从而激发新思维、产生新方法、取得新成果。其次，企业总部间一旦形成这种有形或无形的创新网络，就会在不断的联系中得以强化，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使区域内企业总部都能够在创新生态环境中获取更多的创新营养。因此，总部经济聚集区内的知识与技术的学习扩散明显快于其他非集群化地区。
四是通过总部创新成果的辐射，在更具成本优势的区域进行成果转化。一般而言，企业的研发创新职能主要由总部承担，创新成果产业化过程主要在生产制造基地完成。这样的创新分工，既有利于降低创新成果的转化成本，也实现了总部所在区域向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的创新成果辐射，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构建起新的创新合作体系，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
（四）总部经济为企业寻求更高水平发展提供了重要模式
企业总部与制造基地在空间上分离，能够实现不同区域优势资源在同一企业内部的集中配置。“总部－制造基地”分离布局的总部经济模式，是企业提升竞争力寻求更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第一，总部经济有助于解决欠发达地区企业面临的高端人才等战略资源瓶颈。欠发达地区由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在聚集高端人才等知识要素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企业的发展壮大面临着知识要素缺乏的瓶颈。总部经济模式下，企业可以通过将总部或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迁移，寻求更好更快的发展。例如，吉利汽车总部从宁波迁到杭州，经纬纺机总部从太原迁到北京之后，企业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第二，总部经济有助于大城市企业降低制造成本，实现本土扩张。大城市在规模快速扩张过程中，空间资源日益紧张，生产制造成本快速上升。企业采取总部经济的布局模式，将制造基地从大城市向郊区县甚至外地迁移，或者在制造成本较低的其他地区设立新的生产基地，但仍把企业总部和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留在大城市，这样既能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制造成本，又能充分利用大城市人才、知识、技术等战略资源密集的优势，实现企业本土扩展并完善生产体系，增强企业发展实力。例如，联合利华把生产基地转到合肥后，因运输成本、员工工资成本下降和生产整合效率提升，综合成本较原生产基地下降了30%。
第三，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可在全球取得资源配置收益。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自身实力不断增强，具备了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实施跨国经营、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559.1亿美元[4]，8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2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例如，华为2006年已完成亚太、欧洲、中东、北非等八大区布点，跻身
英国电信、法国电信、德国电信、荷兰KPN 等全球顶级通信运营商的供货商行列[5]；海尔从1996年开始实施海外投资战略，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南斯拉夫、伊朗等国投资设厂；联想集团也在墨西哥、印度、波兰等国外地区建立了生产工厂。这些企业通过“总部－制造基地”模式，将总部留在国内，在海外更具成本优势和广阔市场的地区投资建厂，实现了企业在全球范围的资源最优配置。
二、总部经济对总部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对总部所在中心城市的经济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它通过税收贡献效应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为所在地区带来丰厚的税收回报；通过产业乘数效应扩大所在区域的经济总量，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水平；通过消费带动作用，刺激需求；通过劳动就业效应，不仅增加就业机会，同时提升就业结构，增加高智力就业；通过社会资本效应，改善区域形象，提升区域品牌；等等。
（一）总部经济是中心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选择
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都面临着转型问题，需要进行发展战略的调整。从“制造型”走向“服务型”是城市转型的基本方向。美国学者J.O 威勒分析了美国20座大城市的资料，发现有60％的城市在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保持了持续繁荣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城市实现了产业总部化和服务化。纽约、新加坡、香港、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就通过总部经济模式实施产业高端环节战略，有效突破了各自的资源发展瓶颈，成功实现了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城市生产制造成本不断上升，中心城区制造业“空心化”现象严重，我国许多大城市也面临着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继续发展制造业面临严重资源瓶颈和成本压力，不得不将生产制造环节外迁，如北京“十五”期间外迁工业企业144家，“十一五”期间将进一步完成工业从城区向郊区的转移；截至2007年6月，深圳市仅罗湖、南山、宝安和龙岗四区，已经和计划外迁的企业多达522家，其中已经外迁的499家。大量制造业企业外迁使大城市面临制造业空心化的挑战。
总部经济倡导将不适宜大城市发展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出去，同时保留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价值链高端环节，不但能避开大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的劣势，而且为大城市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空间载体。因此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总部经济可以为中心城市探索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功能提升，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 发展总部经济，使城市实现总部化和产业服务化，解决了中心城市制造业空心化后的产业替代和产业接续问题，有利于推动大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总部聚集的趋势日益明显。如果这些城市能够抓住机遇，明确把发展总部经济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在吸引总部资源方面取得应有的份额，不但能够使总部经济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而且能够成为推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引擎”，加快进入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
（二）总部经济成为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企业总部一般从事的是决策、管理、研发、营销等知识型劳动，具有占地面积小，单位面积产出贡献大的特点，企业总部聚集发展，尤其是总部经济聚集区的形成提高了中心城区经济的集约性和规模化程度，有利于城市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总部经济聚集区不仅依托于城市的战略资源，各种企业总部的集聚本身就形成了新的战略资源，这些都使得总部经济聚集区成为城市经济的制高点。例如，北京商务中心区（CBD ）东扩之前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仅仅是朝阳区面积的百分之一，却有27家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入驻CBD ，全球500强有110家在此设有分支机构，CBD 实现了朝阳区税收的五分之一，利用外资的四分之一。另外，总部经济模式通过企业生产制造环节外迁，减少了第二产业产值总量和税收贡献率，而企业总部专职功能的强化为该区域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力，两方
面共同促进了中心城市GDP 和税收结构的高级化。
总部经济模式对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能够扩大当地劳动就业总量和优化劳动就业结构。由于企业总部集中了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区段，属于高度密集的知识性活动，因此总部经济聚集区的形成，为所在区域提供了大量高技术就业岗位，促使高端人才向该区域流动，如东京新宿集中了30多万高素质就业人口。一方面，各类企业总部及其管理、营销、研发等高端职能部门为所在城市提供了大量高智力就业岗位，雇佣大量管理、营销和科研等高素质专业人才，总部经济聚集区成为所在城市不断吸纳高知识性人才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总部经济通过产业乘数效应，带动了围绕企业总部经营活动的相关产业的就业。如围绕企业总部的需求，带动了金融、会计、信息、中介、咨询、法律、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和住宅、交通、教育、餐饮等城市消费产业的发展，这些服务行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较制造业更强，从而增加了更多服务业的劳动就业，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城市的就业结构。
此外，总部经济对于所在城市的消费也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总部的商务活动、研发活动及保障商务活动、研发活动所必需的各种配套消费；二是企业总部高级白领的个人生活消费，包括居住、购物、交通、子女教育、健身、休闲娱乐等消费活动。
图3 总部的劳动就业带动示意图
总部经济聚集区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聚集区，不仅和一般产业聚集区一样，具有规模效应、溢出效应，同时，还通过各种乘数效应，扩大了这种影响，因此才能在较小的区域内，形成巨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不仅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的GDP 和税收贡献，也扩大和提升了城市就业和消费的规模和层次，成为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三）总部经济推动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总部经济对于推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大城市制造业外迁后的产业替代和产业接续问题，而且能够对现代服务业产生强劲需求，带动并促进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第一，总部经济推动城市制造业向高端环节升级。中心城市传统制造业的升级主要是生产型企业的经营重心由利润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转向产品研发设计、原料采购、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高端环节。制造业生产加工环节的高耗能、高污染以及劳动、土地资源的密集性，使得它在中心城区的发展受到很大的约束，同时生产加工环节所需的普通技术工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使得生产制造工厂的外迁具有可行性，因此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在成本驱动下迁往资源、土地和普通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城市郊区和工业区，而企业总部等价值链高端环节仍留在中心城区。这些企业总部的聚集，使不同业态的人才、知识、技术乃至资本得以共享，并产生很强的溢出效应，进一步促使其他企业进入聚集区，从而提升产品的性能、强化企业的客户管理和流程管理、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
更重要的是整合各种战略资源，
实现企业经营重心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提升，从而实现制造业的优化升级。
第二，总部经济带动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总部经济与现代服务业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发达的现代服务业是总部经济赖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能够增强对企业总部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企业总部的聚集发展能够产生大量的高端服务需求，促进各类现代服务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型现代服务业的快速成长与发展。企业总部具有决策、研发、营销、投资、运营等不同职能，而这些职能的实现对相应的服务业产生强烈的市场需求，成为这些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市场动力。如：企业总部战略决策功能对信息、决策咨询等相关服务产生需求；企业总部研发创新、设计功能对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服务等产生需求；企业总部营销活动对市场调查、广告、物流等服务业产生需求；企业总部投融资活动对银行、证券等金融业需求较大等（见图10）。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对全国近300家企业总部的调研显示，企业总部主要需求的现代服务业，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金融保险”（57.9％）、“会计审计服务”（42.6％）、“法律服务”（37.4％）、“信息技术服务”（31.6％）和“广告服务”（27.4％）；企业总部对各类服务业的年支出约占企业总部年销售额的1/10，某大型企业集团总部，每年对广告、会议、展示、论坛、会计、审计、法律、咨询等各类服务业的年支出达1.2亿元。围绕总部需求，能够形成较完整的知识型服务业体系，特别是金融保险、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信息技术、广告、中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能够在企业总部的需求带动下得到较好发
图4 不同职能企业总部对服务业的需求
（四） 总部经济有助于提升中心城市区域品牌形象
美国杜克大学富奎商学院Kevin Lane Keller教授在其《战略品牌管理》中首次指出，如产品和人一样，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 域也可以成为品牌，在这种情况下，品牌名被相对固化在一处地理名称上。在城市和区域竞争环境日益激烈的今天，城市品牌已经被视为一种宝贵的文化和经济资源，成为塑造和改变城市形象的重要力量。关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结果表明，除城市经济实力、基础设施、人才储备等因素之外，城市品牌以其独特性、延展性和实用性对城市经济竞争力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打造城市品牌，推行城市品牌战略已然成为一个城市发展的驱动力。城市品牌的形成受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其中经济因素无疑是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众多国际或区域性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的集聚，不仅改变了城市的外在形象，而且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和经济结构，进而使城市品牌形象从根本上得到提升。
企业总部的云集使中
心城市的产业占据全国甚至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经济结构更加开放，城市空间结构更加合理和集约，标志着城市功能将向国际化、高级化和服务型转变，以信息、技术、知识等高端产品为城市主要功能输出，从而大大提升了城市品牌价值。总部经济所形成的城市品牌效应，对于增强城市经济竞争力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总部集聚品牌成为吸引知名企业总部及高端部门入驻城市的名片，易于吸引更多的企业总部落户，强化城市的总部经济集聚功能，形成良性循环，使中心城市在经济竞争中发挥极化效应。调查表明，世界知名大企业在进行总部选址时更愿意选择在总部集中的城市或靠近总部集中的城市布局，以享受由总部集聚区带来的信息、创新、管理等溢出效益，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总部集聚品牌将大大提高人们对该城市未来发展的预期，有利于吸引资金、人才、技术等经济发展关键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使城市在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三、总部经济对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总部经济模式下，总部所在的中心城市将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总部经济对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
（一） 对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从经济层面考察，总部经济对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带动区域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制造基地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当地企业依据优越的自然禀赋条件逐步成长壮大而成，二是企业的生产制造环节从总部分离后直接落户于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地区。制造基地的形成能够直接带来区域产业总量的迅速增加，还能够对区域发展产生“增长极”效应，形成产业集群，扩充区域经济总量。与此同时，对于相对落后的区域而言，由于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制造基地在当地落户，所在地的各种资源得以迅速激活，制造基地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还能带动该区域更大范围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加快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更为重要的是，产业的发展能为区域向总部经济推进创造有利条件。例如我国佛山、顺德、永康等城市（城区）的发展就很有典型性。这些城市早期从生产制造起步，形成了强大的专业集群，带动城市专业知名度和城市品牌的提升，具备了吸引专业性人才的条件和发展特色总部经济的条件，近年来开始向特色总部经济转型。比如，目前佛山的陶瓷业特色总部经济、顺德的家电业特色总部经济、永康的五金业特色总部经济已经初具规模。
第二，增加区域劳动力就业。一般而言，除了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由企业总部委派之外，制造基地所需的普通劳动者通常实行本土化，以充分利用当地人力资源的比较成本优势，因此，制造基地将大量吸纳所在区域的劳动力，并通过产业乘数效应进一步扩大区域就业总量。区域就业结构也将因为制造基地的形成而发生变化，制造基地将主要从两种途径来影响当地就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制造基地通过学习培训、研究开发、技术推广等方式培育一批生产技术专门型人才和企业管理型人才；另一方面，制造基地生产技术的溢出效应及竞争机制将进一步推动基地外围人才素质的提升。
第三，促进区域税源扩展。制造基地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或大型企业集团设立的加工制造企业，具有投资规模大、生产资料进出大、市场交易量大的特点，与此相适应，这类企业创造的销售额、利润额大都数额不菲，能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税收贡献。除了税基大外，制造基地企业一般涉及的税目众多，几乎涵盖了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等我国所有税收科目，能有效促进所在区域税源结构多样化。此外，制造基地一经落户特定区域，固定资产天然的弱流动性决定了该纳税大户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而，制造基地一旦形成，将逐步成为其所在区域的重要税源，成为地方财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第四，拉动区域社会消费。制造基地总体上从四个方面来影响区域消费总量：一是制造基地形成后企业职工的新增个人生活消费；二是企业集体新增消费，主要是指企业一般性
日常消费；三是因为制造基地的形成或入驻而新增的社会公共消费，如地方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四是由于制造基地的“产业聚集效应”，关联产业和就业人数相继增加，从而带来的新增消费。同时，制造基地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当地的消费结构。制造基地通过营造一种新型竞争环境，促使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不仅仅停留在吃、穿、住、用、行等方面，而更加注重向享受型、发展型等消费需求转变，从而实现消费结构的高级化。
（二）对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挑战
制造基地的功能特征决定了制造基地将给所在区域的能源、环境及社会管理等方面带来很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制造基地给所在区域资源可持续利用带来的挑战。制造基地的功能特征决定了其对能源、矿产、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的较强依赖性。制造基地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是很大，伴随制造基地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及成本比较优势都将逐渐发生变化。尽管制造基地的形成或迁移是基于区域自然资源的成本比较优势，但是过度的开发利用将导致区域自然资源储量迅速减少，成本比较优势也将逐渐减弱。因此，在有效发挥区域资源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必须对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的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科学的开发，保持区域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第二，制造基地给所在区域环境保护带来的挑战。在制造基地实现企业经济效应增值和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区域环境保护。一是制造基地在迁移和建设过程中，可能直接造成对土地、植被等的破坏，其破坏程度与制造基地的开垦占地面积正相关。二是生产基地将带动与之形成产业链配套关系的更多制造企业入驻该区域，众多制造企业的各项生产活动将产生大量污染物，使得所在区域的“三废污染”有可能日趋严峻，从而加剧区域生态系统恶化趋势。三是制造基地的聚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口、交通、居住及水源等条件的改变，整体环境质量下降。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完全杜绝由制造基地造成的环境污染似乎不可能，关键是如何在利用制造基地促进工业化和区域环境保护之间实现一种平衡。比如制定高于其它地区的地方环境标准，鼓励和推进制造基地企业引进国际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0系列），促进企业生产制造的国际化及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制造基地对所在区域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体系提出更高要求。随着以制造基地为中心的居民的逐步增加与聚集，在为住房、商贸、交通、餐饮、医疗、文化、教育及休闲娱乐等服务业提供巨大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对区域道路交通、居住等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体系在总量和质量上都形成新的挑战。
从总体上看，制造基地对所在区域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能够有效地促进所在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阶段性、可控性等特点。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积极承接大城市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发展制造基地的同时，可以通过高起点设置准入门槛，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引进循环经济模式等措施，降低生产制造基地给区域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一个城市或地区是选择发展总部环节、打造企业总部聚集区，还是选择生产制造环节、成为制造基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要取决于该城市和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承担生产制造功能的中小城市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要积极改善区域基础设施条件，注重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加快产业优化升级步伐，提高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为从“制造基地”向“总部基地”转型、升级创造条件、积蓄力量。
四、总结
作为一种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发达条件下的新型经济组织模式，总部经济发展模式将企业的总部和生产制造基地两大功能进行空间分离，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重新布局企业功能单元，不仅使有条件集聚众多企业总部的中心城市能够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空间资源紧缺的发展瓶颈，通过总部经济带来的税收贡献效应、产业乘数效应、消费带动效应、
劳动就业效应、社会资本效应等实现城市经济再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成功实现经济战略转型，同时还有利于中心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区域品牌形象的改善和提高，从而使中心城市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得以加强。
对于制造基地所在区域而言，总部经济模式除具有带动区域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劳动力就业、增加税收、拉动消费等积极意义，制造业的集中分布还可能对这些区域的资源、环境及社会管理带来不利影响，值得注意。另外，总部经济模式通过“总部—制造基地”的分离布局，搭建了一条中心城市与发达地区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链条，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新途径，而且有助于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和区域企业运行效率。
总部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总部经济模式通过改变区域资源配置方式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进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部经济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
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竞争的实质体现为科技水平的竞争，核心技术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制造业水平显著提升，目前已有21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世界消费的制成品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制造”，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制造”附加值普遍较低，核心竞争力不强。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挑战，我国亟需改变当前的发展模式，增强利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竞争能力。总部经济有助于我国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逐步占据产业价值链高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首先，从企业内部价值链看，总部主要集中在企业价值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如技术创新、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核心职能是制定企业长期发展战略，配置企业内部资源，对企业的生产、销售、研发等活动进行统筹管理和协调。总部经济通过企业总部的聚集发展，能够推动制造业由一般的生产制造向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既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实现由“制造”向“创造”的转变，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二，总部经济有助于我国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我国城市间、区域间的资源差异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总部经济”提出了区域间功能分工与功能配套的新思路——大城市发展设计、研发、营销等企业总部环节，中小城市发展企业生产制造环节，这种基于功能链的垂直分工，能够实现我国不同区域资源的优势互补，产生资源再配置收益，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
图1 企业内部价值链示意图
（二）总部经济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全球人才、科技、知识等高端资源要素分布不均衡，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存量，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源，生产率不断提高、产品更新周期加快的同时，原材料和制造成本也日益攀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规模扩大的速度快、劳动力成本低廉，
许多跨国公司纷纷采
取“总部－制造基地”分离布局的模式，将制造组装业务转移到新兴市场或者最适宜加工组装的地区，仍将总部留在本国。例如，耐克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比弗顿市，在全球设有1000多个工厂，拥有2.5万名员工，仅中国就有17个签约运动鞋厂、130个签约运动服及配件厂[1]。总部经济模式不仅能够大大降低跨国公司的产品加工成本，提高跨国公司的竞争力，而且能够通过跨国公司“总部－制造基地”的链条加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高端资源要素区域分布不均衡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区域间也较为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性日益加强。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由于发展阶段、整体经济社会环境与大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对知识要素特别是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较弱。资料显示，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在大中城市就业人数占总数的80.8%，而在县、镇和农村就业人数仅占19.2%[2]。同时，中心城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规模急剧膨胀、人口不断增加，使这些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区土地资源严重紧缺，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交通和环境压力日益加大。
总部经济搭建了一条中心城市与发达地区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链条。企业将总部布局在战略资源丰富的中心城市，生存制造基地布局在常规资源丰富的周边地区，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由传统的产业分工、产品配套，深化到基于功能链的垂直分工与合作模式——中心城市发展设计、研发、营销、管理、决策等总部功能环节，周边地区发展生产制造环节，从而实现大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优势互补，产生不同空间资源的再配置收益。总部经济改变了政府主导并推动区域合作的模式，使企业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主体，通过“总部-制造基地”链条实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自主分工合作。
图2 总部经济推动区域合作思路的创新
从实践发展看，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以总部经济模式进行分工合作实现协调共赢发展的例子屡见不鲜。珠三角的起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与珠江三角洲之间形成的“总部－加工基地”区域经济合作关系。长三角则以上海为地区总部、以江、浙腹地为制造业基地形成产业功能链，由此使整个区域很快发展起来。环渤海地区以总部经济模式进行的区域合作也日益紧密，据调查，已有80多家北京企业把总部留在北京，把生产制造基地迁到唐山；首钢涉钢产业整体搬迁曹妃甸工业区，据河北省政府部门称，到2008年底，曹妃甸精品钢铁基地将形成485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2010年底，将形成97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3]，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应非常可观。
（三）总部经济有助于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
总部经济模式是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总部在企业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总部的聚集能够使企业充分利用科技创新资源，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进而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促进城市之间、区域之间合作创新体系的构建。
一是搭建创新平台，提升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总部集聚有助于企业共享创新资源，搭建一批创新资源配置更优、联合创新能力更强、具有良性自我发展机制的创新平台；条件成熟时，企业总部还可以联合建立科技孵化器和生产力促进中心，最大程度地提升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是完善创新体系，产生创新资源的集群效应。总部的创新活动，对专业技术服务、信息服务、咨询服务等各类服务业提出强烈需求，不断推动区域服务体系的完善；而完善的创新服务体系，能够形成良好的创新链条和创新网络，有效降低创新过程的时间成本、配套成本，进而吸引更多的总部聚集，促进总部集聚与创新服务体系进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三是产生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企业总部之间能够进行频繁的交流，为企业相互学习和促进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环境。此外，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机制也有助于加强总部企业间进行技术创新的合作，从而降低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成本。首先，企业总部聚集，为员工之间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分享创新信息、理念、知识提供了更多机会，有利于专业化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尤其是缄默经验类知识的交流，从而激发新思维、产生新方法、取得新成果。其次，企业总部间一旦形成这种有形或无形的创新网络，就会在不断的联系中得以强化，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使区域内企业总部都能够在创新生态环境中获取更多的创新营养。因此，总部经济聚集区内的知识与技术的学习扩散明显快于其他非集群化地区。
四是通过总部创新成果的辐射，在更具成本优势的区域进行成果转化。一般而言，企业的研发创新职能主要由总部承担，创新成果产业化过程主要在生产制造基地完成。这样的创新分工，既有利于降低创新成果的转化成本，也实现了总部所在区域向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的创新成果辐射，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构建起新的创新合作体系，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
（四）总部经济为企业寻求更高水平发展提供了重要模式
企业总部与制造基地在空间上分离，能够实现不同区域优势资源在同一企业内部的集中配置。“总部－制造基地”分离布局的总部经济模式，是企业提升竞争力寻求更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第一，总部经济有助于解决欠发达地区企业面临的高端人才等战略资源瓶颈。欠发达地区由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在聚集高端人才等知识要素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企业的发展壮大面临着知识要素缺乏的瓶颈。总部经济模式下，企业可以通过将总部或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迁移，寻求更好更快的发展。例如，吉利汽车总部从宁波迁到杭州，经纬纺机总部从太原迁到北京之后，企业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第二，总部经济有助于大城市企业降低制造成本，实现本土扩张。大城市在规模快速扩张过程中，空间资源日益紧张，生产制造成本快速上升。企业采取总部经济的布局模式，将制造基地从大城市向郊区县甚至外地迁移，或者在制造成本较低的其他地区设立新的生产基地，但仍把企业总部和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留在大城市，这样既能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制造成本，又能充分利用大城市人才、知识、技术等战略资源密集的优势，实现企业本土扩展并完善生产体系，增强企业发展实力。例如，联合利华把生产基地转到合肥后，因运输成本、员工工资成本下降和生产整合效率提升，综合成本较原生产基地下降了30%。
第三，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可在全球取得资源配置收益。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自身实力不断增强，具备了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实施跨国经营、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559.1亿美元[4]，8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2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例如，华为2006年已完成亚太、欧洲、中东、北非等八大区布点，跻身
英国电信、法国电信、德国电信、荷兰KPN 等全球顶级通信运营商的供货商行列[5]；海尔从1996年开始实施海外投资战略，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南斯拉夫、伊朗等国投资设厂；联想集团也在墨西哥、印度、波兰等国外地区建立了生产工厂。这些企业通过“总部－制造基地”模式，将总部留在国内，在海外更具成本优势和广阔市场的地区投资建厂，实现了企业在全球范围的资源最优配置。
二、总部经济对总部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对总部所在中心城市的经济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它通过税收贡献效应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为所在地区带来丰厚的税收回报；通过产业乘数效应扩大所在区域的经济总量，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水平；通过消费带动作用，刺激需求；通过劳动就业效应，不仅增加就业机会，同时提升就业结构，增加高智力就业；通过社会资本效应，改善区域形象，提升区域品牌；等等。
（一）总部经济是中心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选择
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都面临着转型问题，需要进行发展战略的调整。从“制造型”走向“服务型”是城市转型的基本方向。美国学者J.O 威勒分析了美国20座大城市的资料，发现有60％的城市在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保持了持续繁荣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城市实现了产业总部化和服务化。纽约、新加坡、香港、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就通过总部经济模式实施产业高端环节战略，有效突破了各自的资源发展瓶颈，成功实现了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城市生产制造成本不断上升，中心城区制造业“空心化”现象严重，我国许多大城市也面临着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继续发展制造业面临严重资源瓶颈和成本压力，不得不将生产制造环节外迁，如北京“十五”期间外迁工业企业144家，“十一五”期间将进一步完成工业从城区向郊区的转移；截至2007年6月，深圳市仅罗湖、南山、宝安和龙岗四区，已经和计划外迁的企业多达522家，其中已经外迁的499家。大量制造业企业外迁使大城市面临制造业空心化的挑战。
总部经济倡导将不适宜大城市发展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出去，同时保留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价值链高端环节，不但能避开大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的劣势，而且为大城市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空间载体。因此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总部经济可以为中心城市探索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功能提升，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 发展总部经济，使城市实现总部化和产业服务化，解决了中心城市制造业空心化后的产业替代和产业接续问题，有利于推动大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总部聚集的趋势日益明显。如果这些城市能够抓住机遇，明确把发展总部经济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在吸引总部资源方面取得应有的份额，不但能够使总部经济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而且能够成为推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引擎”，加快进入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
（二）总部经济成为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企业总部一般从事的是决策、管理、研发、营销等知识型劳动，具有占地面积小，单位面积产出贡献大的特点，企业总部聚集发展，尤其是总部经济聚集区的形成提高了中心城区经济的集约性和规模化程度，有利于城市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总部经济聚集区不仅依托于城市的战略资源，各种企业总部的集聚本身就形成了新的战略资源，这些都使得总部经济聚集区成为城市经济的制高点。例如，北京商务中心区（CBD ）东扩之前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仅仅是朝阳区面积的百分之一，却有27家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入驻CBD ，全球500强有110家在此设有分支机构，CBD 实现了朝阳区税收的五分之一，利用外资的四分之一。另外，总部经济模式通过企业生产制造环节外迁，减少了第二产业产值总量和税收贡献率，而企业总部专职功能的强化为该区域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力，两方
面共同促进了中心城市GDP 和税收结构的高级化。
总部经济模式对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能够扩大当地劳动就业总量和优化劳动就业结构。由于企业总部集中了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区段，属于高度密集的知识性活动，因此总部经济聚集区的形成，为所在区域提供了大量高技术就业岗位，促使高端人才向该区域流动，如东京新宿集中了30多万高素质就业人口。一方面，各类企业总部及其管理、营销、研发等高端职能部门为所在城市提供了大量高智力就业岗位，雇佣大量管理、营销和科研等高素质专业人才，总部经济聚集区成为所在城市不断吸纳高知识性人才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总部经济通过产业乘数效应，带动了围绕企业总部经营活动的相关产业的就业。如围绕企业总部的需求，带动了金融、会计、信息、中介、咨询、法律、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和住宅、交通、教育、餐饮等城市消费产业的发展，这些服务行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较制造业更强，从而增加了更多服务业的劳动就业，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城市的就业结构。
此外，总部经济对于所在城市的消费也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总部的商务活动、研发活动及保障商务活动、研发活动所必需的各种配套消费；二是企业总部高级白领的个人生活消费，包括居住、购物、交通、子女教育、健身、休闲娱乐等消费活动。
图3 总部的劳动就业带动示意图
总部经济聚集区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聚集区，不仅和一般产业聚集区一样，具有规模效应、溢出效应，同时，还通过各种乘数效应，扩大了这种影响，因此才能在较小的区域内，形成巨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不仅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的GDP 和税收贡献，也扩大和提升了城市就业和消费的规模和层次，成为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三）总部经济推动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总部经济对于推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大城市制造业外迁后的产业替代和产业接续问题，而且能够对现代服务业产生强劲需求，带动并促进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第一，总部经济推动城市制造业向高端环节升级。中心城市传统制造业的升级主要是生产型企业的经营重心由利润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转向产品研发设计、原料采购、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高端环节。制造业生产加工环节的高耗能、高污染以及劳动、土地资源的密集性，使得它在中心城区的发展受到很大的约束，同时生产加工环节所需的普通技术工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使得生产制造工厂的外迁具有可行性，因此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在成本驱动下迁往资源、土地和普通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城市郊区和工业区，而企业总部等价值链高端环节仍留在中心城区。这些企业总部的聚集，使不同业态的人才、知识、技术乃至资本得以共享，并产生很强的溢出效应，进一步促使其他企业进入聚集区，从而提升产品的性能、强化企业的客户管理和流程管理、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
更重要的是整合各种战略资源，
实现企业经营重心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提升，从而实现制造业的优化升级。
第二，总部经济带动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总部经济与现代服务业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发达的现代服务业是总部经济赖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能够增强对企业总部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企业总部的聚集发展能够产生大量的高端服务需求，促进各类现代服务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型现代服务业的快速成长与发展。企业总部具有决策、研发、营销、投资、运营等不同职能，而这些职能的实现对相应的服务业产生强烈的市场需求，成为这些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市场动力。如：企业总部战略决策功能对信息、决策咨询等相关服务产生需求；企业总部研发创新、设计功能对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服务等产生需求；企业总部营销活动对市场调查、广告、物流等服务业产生需求；企业总部投融资活动对银行、证券等金融业需求较大等（见图10）。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对全国近300家企业总部的调研显示，企业总部主要需求的现代服务业，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金融保险”（57.9％）、“会计审计服务”（42.6％）、“法律服务”（37.4％）、“信息技术服务”（31.6％）和“广告服务”（27.4％）；企业总部对各类服务业的年支出约占企业总部年销售额的1/10，某大型企业集团总部，每年对广告、会议、展示、论坛、会计、审计、法律、咨询等各类服务业的年支出达1.2亿元。围绕总部需求，能够形成较完整的知识型服务业体系，特别是金融保险、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信息技术、广告、中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能够在企业总部的需求带动下得到较好发
图4 不同职能企业总部对服务业的需求
（四） 总部经济有助于提升中心城市区域品牌形象
美国杜克大学富奎商学院Kevin Lane Keller教授在其《战略品牌管理》中首次指出，如产品和人一样，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 域也可以成为品牌，在这种情况下，品牌名被相对固化在一处地理名称上。在城市和区域竞争环境日益激烈的今天，城市品牌已经被视为一种宝贵的文化和经济资源，成为塑造和改变城市形象的重要力量。关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结果表明，除城市经济实力、基础设施、人才储备等因素之外，城市品牌以其独特性、延展性和实用性对城市经济竞争力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打造城市品牌，推行城市品牌战略已然成为一个城市发展的驱动力。城市品牌的形成受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其中经济因素无疑是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众多国际或区域性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的集聚，不仅改变了城市的外在形象，而且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和经济结构，进而使城市品牌形象从根本上得到提升。
企业总部的云集使中
心城市的产业占据全国甚至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经济结构更加开放，城市空间结构更加合理和集约，标志着城市功能将向国际化、高级化和服务型转变，以信息、技术、知识等高端产品为城市主要功能输出，从而大大提升了城市品牌价值。总部经济所形成的城市品牌效应，对于增强城市经济竞争力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总部集聚品牌成为吸引知名企业总部及高端部门入驻城市的名片，易于吸引更多的企业总部落户，强化城市的总部经济集聚功能，形成良性循环，使中心城市在经济竞争中发挥极化效应。调查表明，世界知名大企业在进行总部选址时更愿意选择在总部集中的城市或靠近总部集中的城市布局，以享受由总部集聚区带来的信息、创新、管理等溢出效益，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总部集聚品牌将大大提高人们对该城市未来发展的预期，有利于吸引资金、人才、技术等经济发展关键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使城市在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三、总部经济对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总部经济模式下，总部所在的中心城市将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总部经济对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
（一） 对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从经济层面考察，总部经济对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带动区域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制造基地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当地企业依据优越的自然禀赋条件逐步成长壮大而成，二是企业的生产制造环节从总部分离后直接落户于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地区。制造基地的形成能够直接带来区域产业总量的迅速增加，还能够对区域发展产生“增长极”效应，形成产业集群，扩充区域经济总量。与此同时，对于相对落后的区域而言，由于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制造基地在当地落户，所在地的各种资源得以迅速激活，制造基地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还能带动该区域更大范围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加快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更为重要的是，产业的发展能为区域向总部经济推进创造有利条件。例如我国佛山、顺德、永康等城市（城区）的发展就很有典型性。这些城市早期从生产制造起步，形成了强大的专业集群，带动城市专业知名度和城市品牌的提升，具备了吸引专业性人才的条件和发展特色总部经济的条件，近年来开始向特色总部经济转型。比如，目前佛山的陶瓷业特色总部经济、顺德的家电业特色总部经济、永康的五金业特色总部经济已经初具规模。
第二，增加区域劳动力就业。一般而言，除了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由企业总部委派之外，制造基地所需的普通劳动者通常实行本土化，以充分利用当地人力资源的比较成本优势，因此，制造基地将大量吸纳所在区域的劳动力，并通过产业乘数效应进一步扩大区域就业总量。区域就业结构也将因为制造基地的形成而发生变化，制造基地将主要从两种途径来影响当地就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制造基地通过学习培训、研究开发、技术推广等方式培育一批生产技术专门型人才和企业管理型人才；另一方面，制造基地生产技术的溢出效应及竞争机制将进一步推动基地外围人才素质的提升。
第三，促进区域税源扩展。制造基地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或大型企业集团设立的加工制造企业，具有投资规模大、生产资料进出大、市场交易量大的特点，与此相适应，这类企业创造的销售额、利润额大都数额不菲，能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税收贡献。除了税基大外，制造基地企业一般涉及的税目众多，几乎涵盖了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等我国所有税收科目，能有效促进所在区域税源结构多样化。此外，制造基地一经落户特定区域，固定资产天然的弱流动性决定了该纳税大户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而，制造基地一旦形成，将逐步成为其所在区域的重要税源，成为地方财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第四，拉动区域社会消费。制造基地总体上从四个方面来影响区域消费总量：一是制造基地形成后企业职工的新增个人生活消费；二是企业集体新增消费，主要是指企业一般性
日常消费；三是因为制造基地的形成或入驻而新增的社会公共消费，如地方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四是由于制造基地的“产业聚集效应”，关联产业和就业人数相继增加，从而带来的新增消费。同时，制造基地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当地的消费结构。制造基地通过营造一种新型竞争环境，促使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不仅仅停留在吃、穿、住、用、行等方面，而更加注重向享受型、发展型等消费需求转变，从而实现消费结构的高级化。
（二）对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挑战
制造基地的功能特征决定了制造基地将给所在区域的能源、环境及社会管理等方面带来很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制造基地给所在区域资源可持续利用带来的挑战。制造基地的功能特征决定了其对能源、矿产、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的较强依赖性。制造基地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是很大，伴随制造基地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及成本比较优势都将逐渐发生变化。尽管制造基地的形成或迁移是基于区域自然资源的成本比较优势，但是过度的开发利用将导致区域自然资源储量迅速减少，成本比较优势也将逐渐减弱。因此，在有效发挥区域资源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必须对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的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科学的开发，保持区域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第二，制造基地给所在区域环境保护带来的挑战。在制造基地实现企业经济效应增值和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区域环境保护。一是制造基地在迁移和建设过程中，可能直接造成对土地、植被等的破坏，其破坏程度与制造基地的开垦占地面积正相关。二是生产基地将带动与之形成产业链配套关系的更多制造企业入驻该区域，众多制造企业的各项生产活动将产生大量污染物，使得所在区域的“三废污染”有可能日趋严峻，从而加剧区域生态系统恶化趋势。三是制造基地的聚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口、交通、居住及水源等条件的改变，整体环境质量下降。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完全杜绝由制造基地造成的环境污染似乎不可能，关键是如何在利用制造基地促进工业化和区域环境保护之间实现一种平衡。比如制定高于其它地区的地方环境标准，鼓励和推进制造基地企业引进国际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0系列），促进企业生产制造的国际化及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制造基地对所在区域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体系提出更高要求。随着以制造基地为中心的居民的逐步增加与聚集，在为住房、商贸、交通、餐饮、医疗、文化、教育及休闲娱乐等服务业提供巨大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对区域道路交通、居住等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体系在总量和质量上都形成新的挑战。
从总体上看，制造基地对所在区域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能够有效地促进所在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阶段性、可控性等特点。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积极承接大城市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发展制造基地的同时，可以通过高起点设置准入门槛，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引进循环经济模式等措施，降低生产制造基地给区域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一个城市或地区是选择发展总部环节、打造企业总部聚集区，还是选择生产制造环节、成为制造基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要取决于该城市和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承担生产制造功能的中小城市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要积极改善区域基础设施条件，注重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加快产业优化升级步伐，提高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为从“制造基地”向“总部基地”转型、升级创造条件、积蓄力量。
四、总结
作为一种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发达条件下的新型经济组织模式，总部经济发展模式将企业的总部和生产制造基地两大功能进行空间分离，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重新布局企业功能单元，不仅使有条件集聚众多企业总部的中心城市能够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空间资源紧缺的发展瓶颈，通过总部经济带来的税收贡献效应、产业乘数效应、消费带动效应、
劳动就业效应、社会资本效应等实现城市经济再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成功实现经济战略转型，同时还有利于中心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区域品牌形象的改善和提高，从而使中心城市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得以加强。
对于制造基地所在区域而言，总部经济模式除具有带动区域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劳动力就业、增加税收、拉动消费等积极意义，制造业的集中分布还可能对这些区域的资源、环境及社会管理带来不利影响，值得注意。另外，总部经济模式通过“总部—制造基地”的分离布局，搭建了一条中心城市与发达地区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链条，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新途径，而且有助于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和区域企业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