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和1996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概况
赵联赏
【专题名称】先秦、秦汉史
【专 题 号】K21
【复印期号】1998年01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1997年09期第9～14页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文化的体现，更是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因素融合的产物，通过服饰可以透视出各朝代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状况，正如郭沫若所言：古代服饰研究“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 自八十年代初，著名学者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一书问世以来，服饰研究被列入专题研究对象，并且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研究队伍日益加强，成果不断涌现。自《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后相继出版的服饰及相关学术专著主要有：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书社，1983年）、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周汛、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学林出版社，1984年）、《中国历代妇女妆饰》（三联书店〈香港〉、学林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常沙娜《敦煌历代服饰图案》（万里书店有限公司、轻工出版社联合出版，1986年）、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等。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
随着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各种“文化热”，服饰文化研究更加趋于活跃，各种包含有古代服饰研究专册在内的文化丛书相继出版，并创办了诸如《中国服装》一类的专门刊物。近年来，仅服饰方面的专著就出版了十几种，发表论文百余篇，这当中还不包括有章节介绍、涉及到某些服饰内容的著作和论文在内。
与此同时，服饰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深入，其中既有对服饰的起源、发展、变化、沿革等基本问题进行深入考证研究的；又有以服饰为基点，努力从文化理论、史学理论、美学理论、科学技术、文字学、民族学和人类文化学等不同的角度和高度对服饰进行多方面的阐述和论证。大致包括的内容有：服饰与礼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军事、服饰与民族、服饰与妇女、服饰与宗教、服饰与科技、服饰与审美、服饰与心态、服饰与地理环境等。体现出了服饰文化跨学科性的特点。
1995、1996两年可谓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收获之年。仅笔者所见，就有专著9部、论文20余篇，下面简略介绍如下：
一、专著
军戎服饰在古代服饰的研究中，一般按习惯分为戎服和甲胄两部分。七、八十年代以来，对各朝代甲胄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系统，成就显著，学术价值也比较高。相比之下，戎服的研究则略显薄弱，成果也相对较少。由刘永华编著的《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一书，针对这一问题，广泛搜集考古方面资料，进行深入考证。作者先后走访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经筛选、比较，与文献对照后，分门别类，将它们编入商代、西周、春秋战国、秦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辽、金、元、明、清等朝代的论述之中，完成了一部极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专著。全书共选用各种服饰图象资料400余幅。此书的特点在于，将考古发掘的原始材料经过整理鉴定之后，进行彩色复原，再对照文献进行研究阐述。该书图文并茂，可使读者对中国
古代军戎服饰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形象而立体的了解，是一部较具学术价值的专著。
服装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可向世人展现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特征。中国服装史同样是后人了解中国悠久灿烂文明的一个窗口。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服装史方面的著作已经出现了若干种，其内容繁简不一。由黄能馥、陈娟娟合著的《中国服饰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一书，以中华服饰的起源作为开篇，依次对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服装发展过程，作了较为细致的介绍。内容包括服装制度、服装形式、服装面料、服装纹样、首饰配饰等，全书共用各种插图千余幅，分类详细，图文并茂，是一部较好的高级教科书。同样作为教科书、由孔德明撰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用具·职官》（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一书，是作者根据教学的需要和对古代文化的独好，通过多年的积累、研究、探索，终于完成了这部集知识性、学术性为一体的专著，值得一读。 文化人类学是现代兴起的、对人类活动进行综合研究的新学科。由华梅编撰的《人类服饰文化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从人类文化学的大领域入手，以服饰的历史年代为纵线，广泛联系服饰在人类生活中的影响作用，将古今、中外人类的服饰从起源、发展、沿革逐一进行分析论述，为拓宽服饰研究领域做了尝试。
妇女服饰研究，是古代服饰研究中的重要部分。近年来，随着现实生活的需求，古代妇女服饰研究更加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孟晖《中原女子服饰史稿》（作家出版社，1995年）一书，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中原汉族妇女服饰为研究对象，将该地区汉族妇女服饰的演变特点，以“锦绣中原”、“胡风入华”、“两宋风流”、“金缕曲”四方面内容做为概括。其中锦绣中原部分介绍了衣裳、深衣、裈、袴等中华民族传统服饰，自商代至南朝期间的发展和应用概况；胡风入华部分则着重揭示十六国时期至唐代兴起、流行的窄衣小袖、花钿革靴、幂帷帽和罗裙露胸等，以及带有浓郁西北少数民族韵味的服饰对中原地区妇女服饰的影响；两宋风流以抹胸、裙、背子等内容为主，叙述了五代至两宋时期妇女服饰的风格；金缕曲则以左衽袄裙、纽扣立领等服饰特色，阐述了辽金元、明清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妇女服饰的影响,以及妇女服饰逐渐同化的趋势。
对中国古代服饰历史的综合研究，始终是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出版的绝大部分专著都是围绕这一重大主题而撰著的。周汛、高春明合著的《中国古代服饰大观》（重庆出版社，1995年）一书，便是此类专著之一。全书共计26万余字，共选用彩色和黑白插图260多幅。全文分为十二编，依次为：首服、发式、化妆、首饰、耳饰、项饰、衣服、裤裳、腰佩、鞋袜、工艺等。作者在书中广泛引用正史、笔记、游记、稗钞、传世佳画、考古发掘资料，内容丰富，并具有史料与出土文物相结合、学术研究与历史文化普及相结合的特点。在内容章节的编排上也打破了传统的以时代分章节的模式，将所介绍的对象按其类属，单独立目，从头至尾，一物一议，给读者以脉络鲜明，内容连贯的感觉。《衣冠灿烂—中国古代服饰巡礼》（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是赵超、熊存瑞的合著。该书作为王仁湘主编的《华夏文明探秘丛书》之一，对古老中国丰富多彩的服饰，做了概括性的描述。由赵联赏撰著的《霓裳·锦衣·礼道——中国古代服饰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一书，是一部古代服饰与历史文化相结合，详细阐述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专著，全书21万多字。作者同样采用文物映证文献的研究方法，对宏富而又千资百态的各类服饰制度进行了剖析，书中认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以“礼”为核心，以实用性与欣赏性为文化心态，集霓裳、锦衣、礼道于一体，反映着人们的身份地位、等级差别、心理习尚，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也正是在这种政治色彩的熏染下，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各朝各代帝后衣冠考究、威严仪重，文武官员之服典雅华贵，庶民百姓布衣黔首的历史格局。
辞典为人们了解知识、研究问题进供了巨大的帮助。周汛、高春明在多年研究服饰文化、出版了多种服饰专著的基础上，再次合力撰著《中国衣冠服饰大辞书》（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一书。该书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历代衣冠服饰文化的专科辞书，分总类、冠巾、
上衣、下裳、鞋袜、发式、化妆、饰物、腰佩、衣料、染采、纹样、工艺、其它及文献等15个门类；所收词类上起先秦，下迄民国，内容包括历代服饰名称、款式、质料、色彩、纹饰、产生年代、沿革变迁、礼议制度、穿着方式、使用场合及相关习俗。书前刊有《中国衣冠服饰史述略》一文；书中收有《中国服饰史年表》、《衣冠服饰等秩表》、《历代服饰禁例》、《历代时世妆》、《古今尺度对照表》及《中国服饰沿革简明图表》等附录。全书共180余万字，另有彩色照片200余幅，黑白插图千余幅。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彩色和黑白照片大多都是各地博物馆收藏的珍贵文物，可供读者鉴赏与研究。
二、专论
1、断代研究
服饰的断代研究，近几年来得到了加强。表明服饰研究已经从以前习惯的纵向研究，转向了比较具体深入的横向研究。这一转变，主要是由于各地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加，为广大服饰研究者提供了文献以外的直观性材料，使服饰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可信。
先秦时期的服饰研究是整个服饰研究的重点之一。宋镇豪的《从出土文物看春秋战国时代的服饰》（《文物天地》1996年第1—2期）一文，将中原、齐鲁、北方、秦、吴越、楚、巴蜀滇等文化地区，分为七大区域，根据以上区域考古发掘出现的服饰资料，进行研究考证。文章认为，尽管各地区的服饰形制有相互影响，互有所取之处，但总有其各自的风格品位。从宏观上看，大概可以说，中原周地和三晋服饰比较质朴，东方齐鲁服饰注重舒裕，北方中山和燕地服饰矜夸，西北秦地服饰厚实，东南吴越服饰拙而有式，南方楚地服饰轻丽，西南巴蜀滇服饰宽松，由上述不同地区服饰的不同特点，共同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服饰的时代特征。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不断发掘，为秦代政治、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殷实的形象资料。党焕英《秦俑服饰及其礼仪初探》（《文博》1995年第3期）一文，通过对各式秦俑发式和所着不同冠戴、袍服、铠甲、腰带、下裳、护腿、行滕、足履等服饰用品的研究后认为：秦俑的造型源于生活，是秦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服饰作为礼仪的表现形式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别尊卑，分等级”，它们在服饰上的不同类形，实际是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群地位和身份的体现。由曾布川宽著、黄雪美译《兵马俑与秦的军队》（《文博》1995年第5期）一文，则着重对秦兵马俑所着冠巾、铠甲的不同，进行了兵种、官阶等级的对照研究。
在汉代400余年的统治时期中，各类文化遗存相当可观，反映服饰内容的各种资料亦十分丰厚，并且在一定区域内得到具体反映。如郎保湘《洛阳汉墓出土的有关服饰文化资料》（《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一文，试图从洛阳出土的汉代民间男女服饰上，找出汉代服饰的一些主要特点。即汉代的袍、襦、裙、裤等服饰都“崇尚宽和长”、“男袍、女襦一般都是右衽”，服装颜色崇尚黄色。另外，汉代妇女发式流行倭堕髻和髾髻；首饰的质料以玉饰、珍珠、玛瑙、琥珀、翡翠等为多；鞋履的质地则多以木、麻、葛、棉等材料制做而成。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发达、开放辉煌的时代。这些特征在服饰上的表现更为突出，其中以妇女服饰又最具代表性。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2期）一文，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文章认为，唐代男子服饰多以圆领衣、幞头、靴子为主要服饰形式，变化不大；而妇女的服饰、化妆却呈现出奇特华美，繁盛开放的大唐特色。具休表现在服饰上有以下几点：①领式多样，体现封建礼法的松弛。②女着男装，体现唐代妇女的阳刚之美和妇女地位的提高。③胡服盛行，体现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这些特点在化妆上也十分突出，首先是各类髻式种类繁多、式样翻新；其次是注重化妆，标新立异。以上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唐代千姿百态服饰的盛况，而且影响深远，直至海外。服装颜色在古代不仅具有浓烈的政治迷信色彩，被统治者们所重视，同时它还是人类审美和不同人群等级标志的体现。纳春英的《官品服色制与唐人的色彩观》（《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一文，从服饰色彩入手，结合宗教文化，工艺技术分析了唐人对各种服色的取舍标准和审美心态。胡小丽、赵静《唐代妇女的眉式》（《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6期）一文，运用考古资料和唐诗文献记载，从另一个侧面论述了唐代不同时期妇女眉式的变化。作者还试图借此分析、窥视唐代社会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不同。
辽代契丹人髡发习俗，在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中已屡被印证，并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这一定论，指的是契丹男子的发式，而契丹女子是否也行发髡之俗？这个问题在学术界颇有争议。孙遇安在《宣化辽金墓壁墓画中的服饰》（《文物天地》1996年第1期）一文中，根据对宣化地区辽墓壁画中人物服饰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契丹女子在少女时实行髡发，成年以后则开始蓄发，而一些在社会上有身份地位的妇女又多用巾帼包头。
多年来，人们对太平天国的服饰形式，既忽略又陌生，其仪服的来历和发展就更没有多少人知晓。张伟然《太平天国仪服文化及其与戏剧赛会的关系》（《复旦学报》1996年第3期）—文，通过对有关资料的考证，大胆地提出，太平天国仪服制度，主要是参照戏剧、赛会中的道具和排场制定的。
2、专题研究
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服饰中各类制度问题的研究，一直比较受研究者们的重视。雷虹《中国服饰文化的制度形态》（《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服饰的质料、颜色、款式和丧服使用规定，以及由此而逐渐形成的社会心理、精神、物质文化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说明中国服饰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突出礼制。2、充分反映宗法家族制度。3、以社会观念积淀为基础。4、与生产力状况有直接关系。祭服与丧服在古代服制中算得上举足轻重了。江冰《恶衣服而至美黼冕——祭服与丧服的意义》（《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2期）一文，标题选用的是《论语》中孔子的一句原话。意思是：人们大都不重视日常的衣装，而却把用来祭祀天地、祖先的祭服，制做得非常讲究。文章以此为题，引据中外文献，在介绍祭服与丧服的种类、等差的同时，阐述了祭服与丧服在人们礼仪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服饰中的祭服与丧服“都远远地超越了服饰自身的实用功能”早已成为“一种礼仪、一种标志”，是“一种制度的体现”，从而被作为“一种精神的载体”。祭服与丧服都“深深地包含了中国文化中家庭宗法观念与国家封建权力结构等多方面的深刻涵义”，它早已成为了一种精神文化形式的符号了。
被许多学者们赞誉为中国服装史改革先驱的、战国时的赵武灵王，与他的“胡服骑射”举措一起被载入史册，流传千古。他的这一行动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意义重大。韦荣慧《赵武灵王服制改革刍议》（《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从人类文明和民族服饰文化发展的轨迹，再次对赵武灵王的改革表示肯定。文章认为，赵王的服装改革，不仅为中国传统服装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后世各国、各地区、各民族服饰的互相交流奠定了基础。文章列举的事例有秦代中国服装传入日本，至今日本的某些服装仍被称之为“吴服”；西汉时期朝鲜学习汉人衣帻，流传至今；唐代是中国吸取外来服装、服饰最为广泛的时期，也是服饰交流的鼎盛时期。这些都与赵武灵王的服装改革有着一定的关系。而魏建震则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新研》（《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一文中，就赵武灵王的那次服装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异议。作者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研究后认为：变异胡服属于风俗改革，目的是利用胡俗改革之机，同化胡人，以招募北方广大地区的胡骑为己所用。这次改革并没有推行全国，当然也就不会具有什么社会影响。 对妇女服饰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向景安的《中国历代妇女服饰的演变与发展》（《文博》1995年第5期）。全文以断代为序，分别对先秦至民国悠悠五千年来的妇女服饰发展、演变历史作了扼要的概述。向景安的另外一篇《从现存文化中探讨中国古代妇女发式的演变》（《文博》1995年第4期），则是作者通过对一些地区出土的有关妇女发式进行研究后，进行的总结。文章将五千年来妇女发式的变化，概括为“被发”，“发髻”、“假发”三大类别，并且着
重对发髻和假发部分进行了深入探讨。
丝绸织物等纺织品的发展是服饰研究的一部分。蔡正邦《嫘祖蚕桑文化的形成与生态环境之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1期）一文，在对古时炎、黄、氐羌氏族之域和嫘祖所居西陵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考证后，最后论证西陵地区的生态环境孕育了我国丝绸文化，是中国丝绸的源头。赵丰的《丝绸起源的文化契机》（《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一文，则对中国丝绸的起源，作了文化背景上的探讨。文章认为：起初，先民们对野生蚕产生兴趣，逐渐把它与人的生死、天地的沟通联系起来。于是，蚕成了路神，桑成了通天的工具，人们开始对蚕加倍尊崇，由此对蚕进行有意护养，开始了蚕茧的利用，但这种利用只事鬼神。直至商或西周时人们才开始解放思想，真正开始利用蚕丝。刺绣和缂丝是中国古老手工艺术的精品。多年来，对这两种工艺艺术的研究也很多，孙佩兰《丝绸之路上的刺绣与缂丝》（《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刺绣和缂丝技术的考证后，认为绎丝技法是从埃及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赵丰《魏唐织锦中的异域神祇》（《考古》1995年第2期）一文，就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异域织物图案的出处，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丝绸纹案的影响是各地区、各民族互相的，中国的锦绫刺绣源远流长，渗入异域；同时，异域的文化也会反传到中国，从而影响中国丝绸织物的艺术风格。
此外，有关服饰方面的论述还有王莉的《带钩及其演变》（《文博》1996年第1期）一文，文章对带钩的起源、发展、沿革和最后的衰落，以及带钩在不同时期的款式，进行了考证。龙建春的《乌纱帽考论三题》（《文史知识》1995年第6期）一文，对乌纱帽这一尽人皆知的帽子进行考证。李凤民《清太宗常服袍》（《文物天地》1995年第2期）一文，对珍藏在沈阳故宫内的一件清太宗皇太极穿用多年的“黄色团龙纹常服袍”进行了考证。桑吉才让《形成舟曲藏族服饰独特的结构式样的历史渊源及其艺术特点》（《甘肃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就舟曲地区藏族服饰的历史渊源和其形成的客观条件，以及艺术特点与整体藏族服饰进行了比较研究。王正华《拉祜族服饰文化概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对拉祜族服饰的历史、类型、制做工艺、文化内涵及其演变做了有益的论述。
综上所述，1995、1996年的服饰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主要表现在：1、成果多（前文已述）2、研究方法可信，从成果的内容上看，大多数研究者都采取用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结合考证的形式进行研究，从而增加了论证的科学性。3、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对以服饰为主线的古代社会生活不断进行研究探讨，从而体现服饰在其中的影响。尽管在以往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有许多需要加强调整的方面：1、缺乏一部全面系统、具有一定权威性质，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中国古代服饰史。2、从上述论著和以往的研究成果上看，一般层次上的研究论著多，深入细致的分类研究论著少。3、有关服饰方面综合资料性的专著少。以上这些需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1995年和1996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概况
赵联赏
【专题名称】先秦、秦汉史
【专 题 号】K21
【复印期号】1998年01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1997年09期第9～14页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文化的体现，更是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因素融合的产物，通过服饰可以透视出各朝代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状况，正如郭沫若所言：古代服饰研究“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 自八十年代初，著名学者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一书问世以来，服饰研究被列入专题研究对象，并且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研究队伍日益加强，成果不断涌现。自《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后相继出版的服饰及相关学术专著主要有：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书社，1983年）、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周汛、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学林出版社，1984年）、《中国历代妇女妆饰》（三联书店〈香港〉、学林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常沙娜《敦煌历代服饰图案》（万里书店有限公司、轻工出版社联合出版，1986年）、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等。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
随着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各种“文化热”，服饰文化研究更加趋于活跃，各种包含有古代服饰研究专册在内的文化丛书相继出版，并创办了诸如《中国服装》一类的专门刊物。近年来，仅服饰方面的专著就出版了十几种，发表论文百余篇，这当中还不包括有章节介绍、涉及到某些服饰内容的著作和论文在内。
与此同时，服饰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深入，其中既有对服饰的起源、发展、变化、沿革等基本问题进行深入考证研究的；又有以服饰为基点，努力从文化理论、史学理论、美学理论、科学技术、文字学、民族学和人类文化学等不同的角度和高度对服饰进行多方面的阐述和论证。大致包括的内容有：服饰与礼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军事、服饰与民族、服饰与妇女、服饰与宗教、服饰与科技、服饰与审美、服饰与心态、服饰与地理环境等。体现出了服饰文化跨学科性的特点。
1995、1996两年可谓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收获之年。仅笔者所见，就有专著9部、论文20余篇，下面简略介绍如下：
一、专著
军戎服饰在古代服饰的研究中，一般按习惯分为戎服和甲胄两部分。七、八十年代以来，对各朝代甲胄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系统，成就显著，学术价值也比较高。相比之下，戎服的研究则略显薄弱，成果也相对较少。由刘永华编著的《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一书，针对这一问题，广泛搜集考古方面资料，进行深入考证。作者先后走访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经筛选、比较，与文献对照后，分门别类，将它们编入商代、西周、春秋战国、秦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辽、金、元、明、清等朝代的论述之中，完成了一部极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专著。全书共选用各种服饰图象资料400余幅。此书的特点在于，将考古发掘的原始材料经过整理鉴定之后，进行彩色复原，再对照文献进行研究阐述。该书图文并茂，可使读者对中国
古代军戎服饰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形象而立体的了解，是一部较具学术价值的专著。
服装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可向世人展现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特征。中国服装史同样是后人了解中国悠久灿烂文明的一个窗口。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服装史方面的著作已经出现了若干种，其内容繁简不一。由黄能馥、陈娟娟合著的《中国服饰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一书，以中华服饰的起源作为开篇，依次对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服装发展过程，作了较为细致的介绍。内容包括服装制度、服装形式、服装面料、服装纹样、首饰配饰等，全书共用各种插图千余幅，分类详细，图文并茂，是一部较好的高级教科书。同样作为教科书、由孔德明撰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用具·职官》（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一书，是作者根据教学的需要和对古代文化的独好，通过多年的积累、研究、探索，终于完成了这部集知识性、学术性为一体的专著，值得一读。 文化人类学是现代兴起的、对人类活动进行综合研究的新学科。由华梅编撰的《人类服饰文化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从人类文化学的大领域入手，以服饰的历史年代为纵线，广泛联系服饰在人类生活中的影响作用，将古今、中外人类的服饰从起源、发展、沿革逐一进行分析论述，为拓宽服饰研究领域做了尝试。
妇女服饰研究，是古代服饰研究中的重要部分。近年来，随着现实生活的需求，古代妇女服饰研究更加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孟晖《中原女子服饰史稿》（作家出版社，1995年）一书，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中原汉族妇女服饰为研究对象，将该地区汉族妇女服饰的演变特点，以“锦绣中原”、“胡风入华”、“两宋风流”、“金缕曲”四方面内容做为概括。其中锦绣中原部分介绍了衣裳、深衣、裈、袴等中华民族传统服饰，自商代至南朝期间的发展和应用概况；胡风入华部分则着重揭示十六国时期至唐代兴起、流行的窄衣小袖、花钿革靴、幂帷帽和罗裙露胸等，以及带有浓郁西北少数民族韵味的服饰对中原地区妇女服饰的影响；两宋风流以抹胸、裙、背子等内容为主，叙述了五代至两宋时期妇女服饰的风格；金缕曲则以左衽袄裙、纽扣立领等服饰特色，阐述了辽金元、明清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妇女服饰的影响,以及妇女服饰逐渐同化的趋势。
对中国古代服饰历史的综合研究，始终是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出版的绝大部分专著都是围绕这一重大主题而撰著的。周汛、高春明合著的《中国古代服饰大观》（重庆出版社，1995年）一书，便是此类专著之一。全书共计26万余字，共选用彩色和黑白插图260多幅。全文分为十二编，依次为：首服、发式、化妆、首饰、耳饰、项饰、衣服、裤裳、腰佩、鞋袜、工艺等。作者在书中广泛引用正史、笔记、游记、稗钞、传世佳画、考古发掘资料，内容丰富，并具有史料与出土文物相结合、学术研究与历史文化普及相结合的特点。在内容章节的编排上也打破了传统的以时代分章节的模式，将所介绍的对象按其类属，单独立目，从头至尾，一物一议，给读者以脉络鲜明，内容连贯的感觉。《衣冠灿烂—中国古代服饰巡礼》（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是赵超、熊存瑞的合著。该书作为王仁湘主编的《华夏文明探秘丛书》之一，对古老中国丰富多彩的服饰，做了概括性的描述。由赵联赏撰著的《霓裳·锦衣·礼道——中国古代服饰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一书，是一部古代服饰与历史文化相结合，详细阐述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专著，全书21万多字。作者同样采用文物映证文献的研究方法，对宏富而又千资百态的各类服饰制度进行了剖析，书中认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以“礼”为核心，以实用性与欣赏性为文化心态，集霓裳、锦衣、礼道于一体，反映着人们的身份地位、等级差别、心理习尚，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也正是在这种政治色彩的熏染下，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各朝各代帝后衣冠考究、威严仪重，文武官员之服典雅华贵，庶民百姓布衣黔首的历史格局。
辞典为人们了解知识、研究问题进供了巨大的帮助。周汛、高春明在多年研究服饰文化、出版了多种服饰专著的基础上，再次合力撰著《中国衣冠服饰大辞书》（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一书。该书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历代衣冠服饰文化的专科辞书，分总类、冠巾、
上衣、下裳、鞋袜、发式、化妆、饰物、腰佩、衣料、染采、纹样、工艺、其它及文献等15个门类；所收词类上起先秦，下迄民国，内容包括历代服饰名称、款式、质料、色彩、纹饰、产生年代、沿革变迁、礼议制度、穿着方式、使用场合及相关习俗。书前刊有《中国衣冠服饰史述略》一文；书中收有《中国服饰史年表》、《衣冠服饰等秩表》、《历代服饰禁例》、《历代时世妆》、《古今尺度对照表》及《中国服饰沿革简明图表》等附录。全书共180余万字，另有彩色照片200余幅，黑白插图千余幅。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彩色和黑白照片大多都是各地博物馆收藏的珍贵文物，可供读者鉴赏与研究。
二、专论
1、断代研究
服饰的断代研究，近几年来得到了加强。表明服饰研究已经从以前习惯的纵向研究，转向了比较具体深入的横向研究。这一转变，主要是由于各地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加，为广大服饰研究者提供了文献以外的直观性材料，使服饰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可信。
先秦时期的服饰研究是整个服饰研究的重点之一。宋镇豪的《从出土文物看春秋战国时代的服饰》（《文物天地》1996年第1—2期）一文，将中原、齐鲁、北方、秦、吴越、楚、巴蜀滇等文化地区，分为七大区域，根据以上区域考古发掘出现的服饰资料，进行研究考证。文章认为，尽管各地区的服饰形制有相互影响，互有所取之处，但总有其各自的风格品位。从宏观上看，大概可以说，中原周地和三晋服饰比较质朴，东方齐鲁服饰注重舒裕，北方中山和燕地服饰矜夸，西北秦地服饰厚实，东南吴越服饰拙而有式，南方楚地服饰轻丽，西南巴蜀滇服饰宽松，由上述不同地区服饰的不同特点，共同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服饰的时代特征。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不断发掘，为秦代政治、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殷实的形象资料。党焕英《秦俑服饰及其礼仪初探》（《文博》1995年第3期）一文，通过对各式秦俑发式和所着不同冠戴、袍服、铠甲、腰带、下裳、护腿、行滕、足履等服饰用品的研究后认为：秦俑的造型源于生活，是秦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服饰作为礼仪的表现形式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别尊卑，分等级”，它们在服饰上的不同类形，实际是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群地位和身份的体现。由曾布川宽著、黄雪美译《兵马俑与秦的军队》（《文博》1995年第5期）一文，则着重对秦兵马俑所着冠巾、铠甲的不同，进行了兵种、官阶等级的对照研究。
在汉代400余年的统治时期中，各类文化遗存相当可观，反映服饰内容的各种资料亦十分丰厚，并且在一定区域内得到具体反映。如郎保湘《洛阳汉墓出土的有关服饰文化资料》（《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一文，试图从洛阳出土的汉代民间男女服饰上，找出汉代服饰的一些主要特点。即汉代的袍、襦、裙、裤等服饰都“崇尚宽和长”、“男袍、女襦一般都是右衽”，服装颜色崇尚黄色。另外，汉代妇女发式流行倭堕髻和髾髻；首饰的质料以玉饰、珍珠、玛瑙、琥珀、翡翠等为多；鞋履的质地则多以木、麻、葛、棉等材料制做而成。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发达、开放辉煌的时代。这些特征在服饰上的表现更为突出，其中以妇女服饰又最具代表性。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2期）一文，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文章认为，唐代男子服饰多以圆领衣、幞头、靴子为主要服饰形式，变化不大；而妇女的服饰、化妆却呈现出奇特华美，繁盛开放的大唐特色。具休表现在服饰上有以下几点：①领式多样，体现封建礼法的松弛。②女着男装，体现唐代妇女的阳刚之美和妇女地位的提高。③胡服盛行，体现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这些特点在化妆上也十分突出，首先是各类髻式种类繁多、式样翻新；其次是注重化妆，标新立异。以上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唐代千姿百态服饰的盛况，而且影响深远，直至海外。服装颜色在古代不仅具有浓烈的政治迷信色彩，被统治者们所重视，同时它还是人类审美和不同人群等级标志的体现。纳春英的《官品服色制与唐人的色彩观》（《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一文，从服饰色彩入手，结合宗教文化，工艺技术分析了唐人对各种服色的取舍标准和审美心态。胡小丽、赵静《唐代妇女的眉式》（《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6期）一文，运用考古资料和唐诗文献记载，从另一个侧面论述了唐代不同时期妇女眉式的变化。作者还试图借此分析、窥视唐代社会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不同。
辽代契丹人髡发习俗，在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中已屡被印证，并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这一定论，指的是契丹男子的发式，而契丹女子是否也行发髡之俗？这个问题在学术界颇有争议。孙遇安在《宣化辽金墓壁墓画中的服饰》（《文物天地》1996年第1期）一文中，根据对宣化地区辽墓壁画中人物服饰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契丹女子在少女时实行髡发，成年以后则开始蓄发，而一些在社会上有身份地位的妇女又多用巾帼包头。
多年来，人们对太平天国的服饰形式，既忽略又陌生，其仪服的来历和发展就更没有多少人知晓。张伟然《太平天国仪服文化及其与戏剧赛会的关系》（《复旦学报》1996年第3期）—文，通过对有关资料的考证，大胆地提出，太平天国仪服制度，主要是参照戏剧、赛会中的道具和排场制定的。
2、专题研究
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服饰中各类制度问题的研究，一直比较受研究者们的重视。雷虹《中国服饰文化的制度形态》（《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服饰的质料、颜色、款式和丧服使用规定，以及由此而逐渐形成的社会心理、精神、物质文化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说明中国服饰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突出礼制。2、充分反映宗法家族制度。3、以社会观念积淀为基础。4、与生产力状况有直接关系。祭服与丧服在古代服制中算得上举足轻重了。江冰《恶衣服而至美黼冕——祭服与丧服的意义》（《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2期）一文，标题选用的是《论语》中孔子的一句原话。意思是：人们大都不重视日常的衣装，而却把用来祭祀天地、祖先的祭服，制做得非常讲究。文章以此为题，引据中外文献，在介绍祭服与丧服的种类、等差的同时，阐述了祭服与丧服在人们礼仪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服饰中的祭服与丧服“都远远地超越了服饰自身的实用功能”早已成为“一种礼仪、一种标志”，是“一种制度的体现”，从而被作为“一种精神的载体”。祭服与丧服都“深深地包含了中国文化中家庭宗法观念与国家封建权力结构等多方面的深刻涵义”，它早已成为了一种精神文化形式的符号了。
被许多学者们赞誉为中国服装史改革先驱的、战国时的赵武灵王，与他的“胡服骑射”举措一起被载入史册，流传千古。他的这一行动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意义重大。韦荣慧《赵武灵王服制改革刍议》（《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从人类文明和民族服饰文化发展的轨迹，再次对赵武灵王的改革表示肯定。文章认为，赵王的服装改革，不仅为中国传统服装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后世各国、各地区、各民族服饰的互相交流奠定了基础。文章列举的事例有秦代中国服装传入日本，至今日本的某些服装仍被称之为“吴服”；西汉时期朝鲜学习汉人衣帻，流传至今；唐代是中国吸取外来服装、服饰最为广泛的时期，也是服饰交流的鼎盛时期。这些都与赵武灵王的服装改革有着一定的关系。而魏建震则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新研》（《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一文中，就赵武灵王的那次服装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异议。作者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研究后认为：变异胡服属于风俗改革，目的是利用胡俗改革之机，同化胡人，以招募北方广大地区的胡骑为己所用。这次改革并没有推行全国，当然也就不会具有什么社会影响。 对妇女服饰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向景安的《中国历代妇女服饰的演变与发展》（《文博》1995年第5期）。全文以断代为序，分别对先秦至民国悠悠五千年来的妇女服饰发展、演变历史作了扼要的概述。向景安的另外一篇《从现存文化中探讨中国古代妇女发式的演变》（《文博》1995年第4期），则是作者通过对一些地区出土的有关妇女发式进行研究后，进行的总结。文章将五千年来妇女发式的变化，概括为“被发”，“发髻”、“假发”三大类别，并且着
重对发髻和假发部分进行了深入探讨。
丝绸织物等纺织品的发展是服饰研究的一部分。蔡正邦《嫘祖蚕桑文化的形成与生态环境之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1期）一文，在对古时炎、黄、氐羌氏族之域和嫘祖所居西陵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考证后，最后论证西陵地区的生态环境孕育了我国丝绸文化，是中国丝绸的源头。赵丰的《丝绸起源的文化契机》（《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一文，则对中国丝绸的起源，作了文化背景上的探讨。文章认为：起初，先民们对野生蚕产生兴趣，逐渐把它与人的生死、天地的沟通联系起来。于是，蚕成了路神，桑成了通天的工具，人们开始对蚕加倍尊崇，由此对蚕进行有意护养，开始了蚕茧的利用，但这种利用只事鬼神。直至商或西周时人们才开始解放思想，真正开始利用蚕丝。刺绣和缂丝是中国古老手工艺术的精品。多年来，对这两种工艺艺术的研究也很多，孙佩兰《丝绸之路上的刺绣与缂丝》（《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刺绣和缂丝技术的考证后，认为绎丝技法是从埃及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赵丰《魏唐织锦中的异域神祇》（《考古》1995年第2期）一文，就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异域织物图案的出处，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丝绸纹案的影响是各地区、各民族互相的，中国的锦绫刺绣源远流长，渗入异域；同时，异域的文化也会反传到中国，从而影响中国丝绸织物的艺术风格。
此外，有关服饰方面的论述还有王莉的《带钩及其演变》（《文博》1996年第1期）一文，文章对带钩的起源、发展、沿革和最后的衰落，以及带钩在不同时期的款式，进行了考证。龙建春的《乌纱帽考论三题》（《文史知识》1995年第6期）一文，对乌纱帽这一尽人皆知的帽子进行考证。李凤民《清太宗常服袍》（《文物天地》1995年第2期）一文，对珍藏在沈阳故宫内的一件清太宗皇太极穿用多年的“黄色团龙纹常服袍”进行了考证。桑吉才让《形成舟曲藏族服饰独特的结构式样的历史渊源及其艺术特点》（《甘肃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就舟曲地区藏族服饰的历史渊源和其形成的客观条件，以及艺术特点与整体藏族服饰进行了比较研究。王正华《拉祜族服饰文化概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对拉祜族服饰的历史、类型、制做工艺、文化内涵及其演变做了有益的论述。
综上所述，1995、1996年的服饰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主要表现在：1、成果多（前文已述）2、研究方法可信，从成果的内容上看，大多数研究者都采取用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结合考证的形式进行研究，从而增加了论证的科学性。3、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对以服饰为主线的古代社会生活不断进行研究探讨，从而体现服饰在其中的影响。尽管在以往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有许多需要加强调整的方面：1、缺乏一部全面系统、具有一定权威性质，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中国古代服饰史。2、从上述论著和以往的研究成果上看，一般层次上的研究论著多，深入细致的分类研究论著少。3、有关服饰方面综合资料性的专著少。以上这些需引起学者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