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演变过程
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有效供给不足的特征，资金需求一直有较大缺口，因此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具体来看，从1979年到1980年，主要表现为两大政策“双松”配合；1981年是财政政策紧，而货币政策松；1982年到1984年，表现为两大政策“双松”配合；1985年则是两大政策“双紧”配合；1986年到1988年，仍表现为两大政策的“双松”配合；1989年到1991年，是两大政策的“双紧”配合；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再次出现“双松”配合。该阶段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政策协调的外部环境尚不完善，表现为政策作用的微观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并且通常运用行政性手段来完成政策实施。二是在长期短缺经济环境影响下，政府还缺乏市场经济调控机制应用的经验，表现在两大政策协调方面，一直以直接调控为主，很少用财政和金融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而且“同松同紧”情况居多，没有更多的多元化政策搭配，这
也造成了政策协调的效果不佳，“一放就乱，一抓就死”成为常态。
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到1996年。该阶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开始迅速提高，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微观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也在提高。但与此同时，在有效供给不足的背景下，经济过热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风险积累。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与此同时，两大政策配合也逐渐获得制度改革方面的基础，其中1994年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逐渐奠定了公共财政的基础，而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也使得货币政策制定进一步得以独立。应该说这期间两大政策的协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调控手段多样化配合、调控技巧改善、驾驭宏观经济能力有所提高，这对于实现经济“软着陆”起到了较大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始于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不仅使得货币政策开始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新问题，而且也引发
了未来两大政策配合的新层面。
第三阶段是从1997年到2002年。1997年开始，由于增长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逐渐从资源约束过渡到需求约束，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经济调控的新问题。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促使中国经济的周期性低谷来临，物价走低、投资低迷、失业增加等通货紧缩迹象开始令人担忧。面对这种情况，1997年以后，财政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其中以扩张性为实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手段是通过增发长期国债，筹集资金用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而在此期间“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质则是通过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并在1998年初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限制。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这一阶段，政府首次面临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周期低谷，并且处于有效需求不足与结构性供给不足的两难境地，因此给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不仅提供了创
新的背景，也带来了众多新的难题。
第四阶段是从2003年至今。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政府从2004年逐步调整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和力度，适当调整长期建设国债规模和优化国债项目资金使用结构，向社会传递出政府合理控制投资的政策信号，并在2005年宣布财政政策再次转型，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特征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之相配合，从2003年起，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适当回收流动性，最终确定“稳中适度从紧”的政策思路。五年来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提高利率，这些都是紧缩银根的措施，旨在控制货币供应量。进入2007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中央政府也把2008年的宏观调控思路，定为“从紧货币政策”与“稳健财政政策的协调”，这也体现了政府对较大通胀压力的担忧。应该说，在此阶段，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实践，例如以应对流动性问题、推进外汇储备管理改革为目的而发行特别国债的行为，以及调低利息税以引导储蓄资金流向等政策。
综合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实践，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逐渐向市场化调控转型，为发展新型的两大政策协调机制奠定基础。进入21世纪，财政政策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框架下，从注重用政府投资性支出影响经济，逐渐过渡到税收、公债、转移性支出等多项工具的综合运用。而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货币政策也逐渐具有了市场经济国家的特
征，而不仅是传统的信贷控制。
第二，从两大政策的作用效果看，财政政策从强到弱，货币政策从弱到强。改革开放之初，财政政策居于主导地位，货币政策的作用几乎没有。1985年之后，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通过控制信贷规模而影响货币供应量，成为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1994年分税制改革也弱化了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使货币政策成为两大政策协调的主导方。1998年以后，由于货币政策作用不理想，扩张性财政政策才再次走上前台，但这并没有削弱政府对货币政策作用的期望。事实上，在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前后，货币政策仍是政策协调的主要一方。进入2007年，开放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面临了更多的困境，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财政政策应在宏观调控中担负更多的职责，这对两大政策协调提出了全新的挑
战。
第三，迄今为止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主要通过关注总需求管理，致力于实行经济总量稳定。我们知道，在凯恩斯主义政策理念影响下，财政与金融的协作问题，主要研究在封闭体系的自由利率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有效配合来促进总需求水平的稳定。对于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选择是相对有效的。然而对中国这样面临发展与转轨双重任务的经济体来说，则显得过于单一。长远来看，两大政策协调，还必须关注结构调整性的供给管理、
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制度优化等层面，这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演变过程
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有效供给不足的特征，资金需求一直有较大缺口，因此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具体来看，从1979年到1980年，主要表现为两大政策“双松”配合；1981年是财政政策紧，而货币政策松；1982年到1984年，表现为两大政策“双松”配合；1985年则是两大政策“双紧”配合；1986年到1988年，仍表现为两大政策的“双松”配合；1989年到1991年，是两大政策的“双紧”配合；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再次出现“双松”配合。该阶段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政策协调的外部环境尚不完善，表现为政策作用的微观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并且通常运用行政性手段来完成政策实施。二是在长期短缺经济环境影响下，政府还缺乏市场经济调控机制应用的经验，表现在两大政策协调方面，一直以直接调控为主，很少用财政和金融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而且“同松同紧”情况居多，没有更多的多元化政策搭配，这
也造成了政策协调的效果不佳，“一放就乱，一抓就死”成为常态。
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到1996年。该阶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开始迅速提高，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微观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也在提高。但与此同时，在有效供给不足的背景下，经济过热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风险积累。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与此同时，两大政策配合也逐渐获得制度改革方面的基础，其中1994年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逐渐奠定了公共财政的基础，而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也使得货币政策制定进一步得以独立。应该说这期间两大政策的协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调控手段多样化配合、调控技巧改善、驾驭宏观经济能力有所提高，这对于实现经济“软着陆”起到了较大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始于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不仅使得货币政策开始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新问题，而且也引发
了未来两大政策配合的新层面。
第三阶段是从1997年到2002年。1997年开始，由于增长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逐渐从资源约束过渡到需求约束，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经济调控的新问题。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促使中国经济的周期性低谷来临，物价走低、投资低迷、失业增加等通货紧缩迹象开始令人担忧。面对这种情况，1997年以后，财政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其中以扩张性为实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手段是通过增发长期国债，筹集资金用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而在此期间“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质则是通过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并在1998年初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限制。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这一阶段，政府首次面临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周期低谷，并且处于有效需求不足与结构性供给不足的两难境地，因此给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不仅提供了创
新的背景，也带来了众多新的难题。
第四阶段是从2003年至今。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政府从2004年逐步调整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和力度，适当调整长期建设国债规模和优化国债项目资金使用结构，向社会传递出政府合理控制投资的政策信号，并在2005年宣布财政政策再次转型，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特征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之相配合，从2003年起，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适当回收流动性，最终确定“稳中适度从紧”的政策思路。五年来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提高利率，这些都是紧缩银根的措施，旨在控制货币供应量。进入2007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中央政府也把2008年的宏观调控思路，定为“从紧货币政策”与“稳健财政政策的协调”，这也体现了政府对较大通胀压力的担忧。应该说，在此阶段，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实践，例如以应对流动性问题、推进外汇储备管理改革为目的而发行特别国债的行为，以及调低利息税以引导储蓄资金流向等政策。
综合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实践，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逐渐向市场化调控转型，为发展新型的两大政策协调机制奠定基础。进入21世纪，财政政策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框架下，从注重用政府投资性支出影响经济，逐渐过渡到税收、公债、转移性支出等多项工具的综合运用。而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货币政策也逐渐具有了市场经济国家的特
征，而不仅是传统的信贷控制。
第二，从两大政策的作用效果看，财政政策从强到弱，货币政策从弱到强。改革开放之初，财政政策居于主导地位，货币政策的作用几乎没有。1985年之后，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通过控制信贷规模而影响货币供应量，成为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1994年分税制改革也弱化了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使货币政策成为两大政策协调的主导方。1998年以后，由于货币政策作用不理想，扩张性财政政策才再次走上前台，但这并没有削弱政府对货币政策作用的期望。事实上，在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前后，货币政策仍是政策协调的主要一方。进入2007年，开放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面临了更多的困境，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财政政策应在宏观调控中担负更多的职责，这对两大政策协调提出了全新的挑
战。
第三，迄今为止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主要通过关注总需求管理，致力于实行经济总量稳定。我们知道，在凯恩斯主义政策理念影响下，财政与金融的协作问题，主要研究在封闭体系的自由利率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有效配合来促进总需求水平的稳定。对于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选择是相对有效的。然而对中国这样面临发展与转轨双重任务的经济体来说，则显得过于单一。长远来看，两大政策协调，还必须关注结构调整性的供给管理、
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制度优化等层面，这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