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上面写道：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
毛泽东早就有过预言：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中国共产党进入北平，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也就是说，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大城市里办公了。
毛泽东秘密进北平
进入北平的准备工作是从1949年的2月就开始的。中共中央进北平的行动由周恩来主管。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协助周恩来统筹，具体负责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为了更慎重，还专门成立了中央转移委员会。
根据原定计划，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先期到达北平，安排打前站的全部工作。这时候，中共中央机关代号为“劳动大学”，因此，李克农手下设立的三个临时处都放在劳动大学的名称里。一是在市内弓弦胡同的劳动大学筹备处，专门办理交涉和备置用具等；二是设在颐和园北边青龙桥的劳动大学收发处。这个收发处，可不是一般的收收发发，而是专门调查社会情况和布置警卫的保卫机构，也办理中央机关来京人员的住宿介绍等具体事宜。还有一个是设立在香山的劳动大学招待处，他们的主要任务也不仅仅是招待，更重要的是负责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布置和租借等。一句话，这是一个为党中央进北平打前站的临时机构。
香山公安分局接到命令，协助劳动大学的收发处和招待处的工作。这有力地说明在中共中央搬至北平的过程中，安全是第一等的工作。
进北平这么一个大城市，说实话，谁心里也没有底。但是，谁心里也不能没有底，也就是说，豁出命去，也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北平市政府和北平驻军都联合起来，为党中央搬家一事全力以赴。为此成立了以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为首的组织委员会。这个组织委员会除了叶剑英外，还有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当然，还少不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他们对中共中央来北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戒、阅兵以及城市庆祝等都做了极严密的部署，沿途的每一段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分工。
从唐县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从涿县到长辛店，由四野的42军负责：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的41军负责；从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处的对空警戒，均由刘亚楼负责。
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克农联名将研究结果电告给了西柏坡，并建议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休息，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到涿县后改乘火车到北平。
1949年3月24日，新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从北平城中打来电话，说请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今晚乘火车进北平；明天下午安排了西苑机场阅兵式，并且邀请了各界人士。叶剑英说：“这也算我们对各界的欢迎吧。”
天黑以后，叶剑英和滕代远乘坐给毛泽东准备的专列来到涿县，准备接毛泽东进城。因为没有战争，再加上北平铁路局的工人大力保护，北平到涿县的铁路还没有被破坏。叶剑英到时，坐吉普车从西柏坡到达涿县的毛泽东正在和河北的领导同志研究如何接管城市的问题。叶剑英一进门，就把进北平的具体安排报告了毛泽东：先坐火车进北平，经过丰台，停在清华园火车站；下火车后，坐汽车去颐和园，好好睡个午觉；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周恩来又和叶剑英具体研究了从涿县出发的问题。因为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要阅兵，并与民主人士见面，时间太紧，火车必须在凌晨开出。
最后商定3月25日凌晨2点钟，毛泽东等人先乘火车进北平。
1949年3月21日，毛泽东进北平的日子已经选定在后天，电报打到北平的六国饭店，住在六国饭店的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专门为这事召开了一次会议。
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市委书记彭真、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以及中央的代表李维汉都出席了。
这次会议除了详细安排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北平的路线外，还专门提出了阅兵问题。由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任总指挥，第四野战军出三个步兵团、一个摩托化团、两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营。领袖到场时，以36门礼炮各鸣4响演习弹，共144响以示庆祝。
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搞一个庆祝活动，由北平市委、市政府主持。报到中央那里，当即遭到了否决。
毛泽东说：“不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到全国取得最后胜利时，再组织群众很好地庆祝庆祝。”
党中央认为：西苑机场阅兵就是最好的欢迎大会了。
于是，没有彩旗，没有鲜花，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静悄悄地前往北平城。
1949年3月21日的早晨，第四野战军保卫部的钱益民部长和作战科的尹健科长带领着300辆大卡车、20辆中型和小型吉普车，分头从北平和天津驶进了西柏坡。这是刚参加完平津战役的四野汽车团，党中央就是乘他们的这些车辆搬进北平的。汽车团为党中央搬家来回行驶了13万公里，全部安全正点。在以后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历时8年，行程100万公里，被誉为“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直到40多年后，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汽车团仍然担负着中央军委和三总部机关的运输任务。
代号“劳动大学”的党中央机关全部到达北平的香山后，为了感谢帮助搬家的汽车团，汪东兴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对汽车团说：“谢谢你们圆满地完成了为中央的搬家任务。中央刚搬到北平，没有什么招待你们的，给你们一人一元钱，这就算中央给你们的招待吧。”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了。
3月23日上午11时，小车队出发。很快，中央首长的车队离开了战略决战的指挥部西柏坡。
第一辆是带路的警卫员的车。
警卫班的几个战士和毛主席坐在第二辆车里。因为沿途是马车走的土路，尘土很大，毛泽东是戴上眼镜、口罩，穿上雨衣，全副武装地坐在中吉普里的。
第三辆车还是一辆警卫车，紧跟在毛主席的车后，一直保持着很近的距离。刘少奇坐在第四辆车上，这是车队中唯一的一辆小卧车。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和王光美分别坐在两辆吉普车上。排在第六位置上的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中吉普。往后是朱德一家，再往后是任弼时一家、陆定一一家、胡乔木一家，第十一辆也就是最后一辆压阵的是叶子龙一家。 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和一个步兵排分别坐在5辆大卡车上，沿途护卫。
3月22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涿县时，天已经黑透了。在涿县结束了到达北平的汽车之旅，毛主席一行按计划坐火车驶向北平。
虽然专列只有七八节车厢，很短，但是因为铁轨、因为安全和其他一些原因，专列开得很慢，本来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却晚点了很长时间，到清华园时天已经大亮。
北平这边不知道专列到底出了什么情况，也联系不上，急得团团转。
李克农和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商量：“不知道路上有没有变化，又联系不上，干脆把前门火车站也布置上警卫，万一中央首长因为情况变化，从前门火车站下车呢？”
因为当时的北平，火车站就是前门火车站。以后修好了北京火车站，前门火车站才废弃不用了。
谭政文表示同意。他让公安处治安科长朱寄云赶到前门火车站组织现场保卫。
朱寄云科长立即电话通知了有关单位。
很快，北平公安局行动起来了。侦讯处副科长闵步瀛、外一分局邢相生以及北平纠察总队2大队队长朱俊斌带队赶到了前门火车站。这个2大队平时没什么纠察勤务，在营房学习训练，一旦有紧急任务，立即拉出来，是公安局的预备队。
前门火车站的安全警卫很快布置好了，朱俊斌立即向闵步瀛报告：“临时接管火车站完毕。站内和附近公路全部实行了戒严。”
这时，清华园那边的警卫也没有撤。
大家都在翘首以待。
直到毛泽东等人按原计划从清华园下车后，前门火车站才撤销警戒。
当天晚上，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
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的情报都干什么去了啊？”
便衣警卫被误抓
终于到了3月25日这一天，浩浩荡荡的受阅部队已经按照预定计划在西苑机场集结完毕。他们的身后，坦克、装甲车、大炮，一律崭新的美式装备，雄赳赳地顺笔直的跑道延伸过去，叫人不得不感叹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的“丰功伟绩”。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马上就要开始阅兵式了。一个身穿傅作义军队衣服的人，对如此激动的场面似乎没什么反应，他这儿��那边转转，显得很随便很悠闲。
执行路线警卫的战士很快就注意上了他。
警卫战士走过去，平端着亮着刺刀的长枪。“干什么的？举起手来。”每个字都透着威严。
确实，他在执行一种别人没有的权力。可疑人微微一笑，掏出一个小纸片：“这是我的……证。”
“什么证不证的，这里戒严了，你还闲逛？”说着，警卫战士上前去抓他。
可疑人一拍腰里插着的两支短枪。“你敢抓我，我毙了你！”
警卫战士一看两个黑黑的枪口全对着自己，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抓还是不抓？
“走，带我找你们连长去！”可疑人毫无惧色地说道。
警卫战士越加迷惑起来，枪也握得更加紧了。
警卫战士带着可疑人找到了师长吴烈，站在旁边的参谋长一看，好家伙，竟然把便衣队长高富有抓来了！参谋长厉声说：“上岗前不是讲过，有这证的不能抓吗？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劳动大学的吗？”
劳动大学？那是党中央的代号，警卫战士知道是知道，但他没见过那证件啊，他只管规规矩矩在那站岗，一看他东游西逛不像是好人，立马就要抓起来。再说上边也讲了，抓错了不要紧，等过了这一阵再放了。所以，他才放心大胆地抓的。
便衣队因为隶属于中央社会部，所以也用“劳动大学”的代号。便衣队有三套衣服，去吃喝嫖赌的场合穿国民党军官服；遇上查坏人到老百姓中间去穿礼帽大褂；见自己人时穿自己的军装。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今天高富有是在西苑机场执行便衣警卫，所以就穿了便衣。没想到，却被执行警卫的战士盯上了。
高富有是在1937年从彭德怀的前线主力部队总指挥部的特务团调到军委警卫营的。在延安，他被选进警卫部队，从此，一直担任毛泽东的内卫工作。后来，赤胆忠心的他当了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连长。这个工作是最胆大心细的人才能担任的。高富有熟悉首长的活动规律，有丰富的警卫经验。毛泽东从城南庄准备往西柏坡去时，就是高富有先去西柏坡布置警卫的。找房子，挖防空洞，安排哨兵，调查群众中有没有坏分子，清理政治环境。高富曾说过：“西柏坡比起北平的警卫来，要好搞得多，人少，社会也没那么复杂，反革命活动起来就很难。不像北平，什么人都有，警卫太难了。”
但是，无论有多难，也要把警卫毛主席的任务完成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毛泽东进城前半个月，李克农对高富有下了进城的指示。这时，北平城里已经进去了中央警卫团的先遣部队。警卫现场不见了
联络官
3月21日，毛泽东进北平的日子定下来以后，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在香山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由中央社会部工作队队长王范主持。负责香山的郊5分局局长徐守身和负责海淀的郊6分局局长张锋也来了。
便衣队长高富有自然是必到的人物。会议决定，以高富有的便衣队为主，郊5、郊6分局加上中央办公厅和驻防西郊的吴烈师联合建立三个检查站，分别设在西直门、海淀和青龙桥。同时成立颐和园调查组、香山分驻所、颐和园及西苑派出所。这一系列工作要求在3月23日建立完毕，24日领发证件，勘察地形，对清华园附近、华北农村实验场周围和海淀街西口较复杂的零散居民区调查摸底。并于领发证件的当天晚上在海淀区的公路沿途，以及重点路口要害部位和复杂地区部署好警卫力量。
在原来的计划中，清华园车站不是重点警卫目标，而是前门，准备让毛泽东等人在前门车站下车。但是那些天，打前站的工作人员觉得特务似乎在前门有动向，散兵游勇的活动过多，不安全，就坚决改在了清华园。
城外安排了两个地方当车站，除了清华园车站外，另一个备用。清华园车站是个废弃的车站，基本上不用。24日夜里，叶剑英与在涿县的周恩来通过电话后，清华园车站就热闹起来了，里里外外好几层警卫。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来了。北京市公安局长谭政文来了。高富有把他的便衣队从动物园拐弯处一直摆到香山，清华园到西苑机场一路上也有。 高富有沿途检查回来，看看没什么毛病，就盯在清华园车站不动了。毛泽东的专列停稳在清华园站台上时，高富有看了一下表，凌晨4点多钟，微明的曙色刚刚能照亮马路，北平这时候还在酣睡之中。周恩来一下火车，就看见了十分显眼的高富有。
“去把李克农找来。”周恩来吩咐。很快李克农也到了。周恩来问：“你们是怎么安排的？”李克农讲了讲大概。高富有把沿途看到吴烈师哨兵和公安局警察以及便衣队的情况汇报了一下。这时候，周恩来还要问一些具体情况，那是王范掌握的。李克农找王范，找不到了，哪儿也没有。王范是东北社会部部长，临时到北平帮助李克农搞警卫工作。他人很实在，工作也相当努力，是个好同志。解放后他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但是，他没有在中央首长身边干过，有些事他不懂。
高富有可不一样，他在首长身边那么多年，知道一个负责警卫的指挥员，不是光自己干的问题，而是要站在首长能见到的显眼处，让首长随时随地能找到你。这不是突出自己，而是工作需要。
所以，周恩来一下车，第一眼就看到了高富有。李克农问：“王范呢？”高富有说：“一大早见他了，再没见。”李克农说：“不管他了，去颐和园。”
进了颐和园，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一边欣赏沿途的优美风景，一边登上山坡，走进已经布置好的益寿堂。只见靠墙摆着好几盆不凉不热的洗脸水，洗脸巾和肥皂也预备好了。屋子正中是三张大圆桌子，桌面上铺着洁白的桌布，上面放着餐具和酒杯，还有两瓶白色葡萄酒。
毛泽东洗完脸，刚在桌边坐下，王范穿着炊事员的围裙端着鱼笑眯眯地来了。轻易不生气的李克农那个气哟，到了外屋，他压低了嗓子叫住王范：“王范，你干嘛去了？到处找不到你！”
“我？我去伙房看着做饭的了，我怕有人下毒药。”王范小声辩解。
“你是联络官，你失踪哪行？”李克农一顿好批，“你不会找一个人代替？而且，你下伙房起码要交代一下，什么也不说人就没影子了，刚才周副主席到处找不到你。”
这时候，在益寿堂里，五大书记由叶剑英、聂荣臻陪同，餐桌上气氛浓烈。叶剑英高高地举起酒杯，说：“请主席喝杯酒吧，今天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咱们都干了这一杯。”大家碰起杯来。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党中央曾一分为三，前委、后委和工委，分头进行战略转移。那时，延安人常说：“什么时候5个杯子碰到一块，蒋介石也就该倒霉了。”5个杯子指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在西柏坡，五大书记会合了。但是，那时战事紧张，人们忙得四脚朝天，哪有心思喝酒哇。
今天在北平的颐和园，5个杯子可是碰得痛快淋漓了。三张大圆桌子上的人谁也没有想到毒不毒的问题，唯独王范想到了。王范担心下毒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延安的时候，李树槐是朱德总司令的卫士长。朱总司令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总是紧跟着，时时不离左右。1940年，李树槐随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到前方视察。一天，朱德到一所抗日军政学校做报告，有个被日寇收买的勤务员在茶壶里放了毒药，然后提到讲台上，请朱德喝。李树槐有一个习惯，总司令出去不管吃什么，他都要先尝一尝，以保证总司令的安全，所以他早有准备，用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茶水代替了那壶茶。会后，那壶茶被6个人分喝了，一下子全部中毒，经过紧急抢救才得以脱险。因为这件事，李树槐被评为保卫英雄。这件事也成为中央警卫团警卫教材上的保留例子。
在中央警卫团还发生过一次中毒事件。1948年的中秋节，驻在石家庄东里村的中央警卫团团部会餐。说是会餐，只是做了一锅肉汤，多炒了几个菜。这些菜里没有肉，只浇了几勺肉汤而已。尽管如此，大家仍然敞开肚皮，吃了个欢欢喜喜。上防空哨监视敌人飞机的战士，没赶上会餐，等他们急急忙忙赶回团部大饱口福时，发现整个团部吃大灶的100来人，全上吐下泻，地上趴了一大片。一个司号长，七窍流血，没半个小时就失去了知觉。团卫生队除了一个医生外出值勤外，其他的医生护士都未能幸免。偏偏这时候敌人的飞机前来轰炸，而且属那天轰炸得最凶，10架走了另外10架又来，整整轰炸了一个上午。后来才知道地面有特务公开用红布打信号。
防空哨的值班战士听说特务下毒，气得不行，冲敌机一阵猛打。
结果把吃过的残余饭菜一化验，才知道是砒霜中毒。再一细查，中秋节炒的几个菜里全被下了砒霜。一问，每种菜里都浇过了一样的肉汤。保卫部门立即立案侦察。这时候，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跑来报告说：有个不认识的老头交给他一包白药粉，说这是强壮身体的药，吃了身体好，让他把白药粉给解放军叔叔吃。小男孩常常到中央警卫团来玩，知道伙房的情况。为了让每个解放军叔叔都身体好，他把白药粉放进了肉汤里。幸亏砒霜在肉汤里被稀释了，否则，非闹出几条或几十条人命不可。
那个反革命老头自然跑掉了，以后进北平才破了案。毛泽东得知情况后，说：“这是教训，以后过节不准会餐，要吃平时吃。”
从那时一直到建国初期，中央警卫团没有再会过餐。进了城以后，住在八大处的代号“劳动大学”的中央机关，也曾发生过120人的食物中毒事件。所以说单从防止下毒方面说，王范一直盯着厨房是对的。但从警卫毛泽东的现场看，找不到联络官，万一警卫现场出事，怎么办？所以他又是错的，大错特错。不过，无论如何，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入北平一路平安，这就足够了，王范就是再挨几顿批评也是高兴的。
毛泽东决定定都北平
1949年2月2日深夜，在西柏坡，周恩来找来4名干部，为首的是后来成为政务院秘书长的齐燕铭。另外三位分别是中央统战部第一交际处处长申伯纯；中央统战部第二交际处处长金城；中央统战部行政处处长周子健。
“你们马上出发到北平去。”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虽然是深夜，但周恩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倦意，仍旧精神十足。
这4个年轻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
要知道，党中央的计划是等时机成熟时就在西柏坡召开新政协会议，许多民主人士绕道香港来到西柏坡就是准备参加大会的。政协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就是由这4位年轻人负责的。 现在让他们去北平，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谁也没料到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得如此之快，北平此时已经和平解放，党中央机关决定迁到北平去办公。当然，还没有说定都的事。定都北平是两个多月后七届二中全会上才做的决定。所以，他们对去北平打前站没有一点儿的思想准备。
“叶剑英刚从北平发来一封电报，傅作义的部队已经全部从城里撤出来了，他叫我们派人去接收呢。”周恩来微微露出一点笑意，“给你们两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不能再多了。”其实，两个小时的准备算是奢侈了。战争年代，谁也没有多少坛坛罐罐，背包一卷就可以出发。
这时候，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已经传遍西柏坡。虽然说定都北平是两个月以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事，但是，党中央既然已经从陕北来到华北，无论如何不会老窝在一个小山村的，就是不在北平定都，也会很快进入北平。那一阵，人们还传说定都西安，当然，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后来，关于定都北平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蒋介石的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他定都南京：我们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在北平。”
1949年1月19日，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带着一行人从西柏坡来到已经解放了的北平西郊，为中共中央选择住地。
齐燕铭带着周建人、吴晗等民主人士坐上缴获的半新大卡车，前后三辆，组成一个小车队，在漆黑的午夜驶进了酣睡的华北大平原。
1949年2月3日的早晨，齐燕铭一行人，走进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
已经就任北平市市长两个多月的叶剑英，此刻住在城里的德国饭店，他听说中央派人未了，就赶紧从城里拨了一个电话：“你们来得太巧了，今天上午举行入城式，就由你们4个人代表中央吧。”
电话里的声音很小，但是叶剑英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格外悦耳。在入城式的检阅台前门箭楼上，叶剑英塞给齐燕铭一封刚刚收到的电报。
电报是周恩来在他们走后发来的。齐燕铭他们刚从西柏坡出发不久，周恩来就想起忘了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必须让这几个给党中央打前站的同志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当初只是笼统地跟他们交代，让他们先期进城筹备新政协，并且为党中央迁入北平做好物质上的准备，并没有讲具体接收的地点。
中南海和北京饭店，后来一处作为政协会场，一处作为政协代表的下榻之地。齐燕铭拿上周恩来的电报，忙向也在前门箭楼上的北平市警备司令员程子华打听中南海的情况。
进北平的卫戍部队，除了程子华手下的41军和中央警卫团一部分改成的公安大队外，就是北平市纠察总队了，再没有别的部队。毛泽东为了防止进北平发生李自成那样的失败，不仅要求全党去重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而且严格控制进城部队，除了卫戍人员外，所有的城外部队一律不许进城。
中南海的性质在北平解放前夕突然发生了变化。这事还是与程子华的部队有关。程子华作为东北先遣兵团的司令员，率领美式装备的10万大军入关后，很快打到北平西郊，甚至出现在傅作义的总指挥部新北京一带。因此，原本怕部队被花花北平腐蚀掉的傅作义，不得不改变坚决不进北平市区的初衷，而在夜间匆匆把指挥部搬进了中南海。这样，中南海就由名胜古迹变成了重要的军事机关。
接管这一军事机关的是北平市纠察总队，也就是宪兵队。
“先把中南海控制起来”
北平市纠察总队成立的通告是和做好入城准备工作的通告同一天发出的，都是在1948年12月28日。这时候距北平入城式还有一个多月呢。那时候，别说一个月，就是一天，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40年后，据当年北平市纠察总队的老同志证实，他们是在傅作义签字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1日入城的。而北平市军管会是在2月2日进城办公的。北平市纠察总队因为是由华北军区步兵学校改建的，所以全是排以上的干部。参谋长李青川说：“这是党中央临时决定的。”
1948年12月中旬，叶剑英把步兵学校的政委张明河找去，对他说：“我要当北平市长了，你当北平的纠察司令员怎么样？”叶剑英当时兼着华北军政大学的校长，而张明河的步兵学校，隶属于军政大学。叶剑英十分了解自己的这位下级，知道他曾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又有战斗经验。
张明河二话没说，表示同意。
叶剑英又详细交代说：“中央军委决定，在近期内要解决北平之敌。为适应这一形势，军委决定立即把步兵学校全体人员改编为平津卫戍区第一和第二两个纠察总队。校长赵再生带第二纠察总队进驻天津，你张明河带第一纠察总队进驻北平。北平没解放前先去良乡开始办公与执行纠察任务。”
张明河不仅在北平干过地下工作，还在北平上过学。所以，差不多也算是个老北京了。叶剑英把北平的纠察工作交给张明河，他是放心的。但是，纠察任务到底是什么？张明河不知道。叶剑英只是简单地说：“就是大体上执行宪兵的那一套任务。”张明河想：“当了一辈子兵，还从来不知道宪兵是什么东西。”
也难怪，人民解放军从它诞生在井冈山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农村兜圈子。而宪兵，是近代大城市的产物。因此，别说张明河，就是叶剑英也说不清宪兵的职责。咱部队就从来没有宪兵嘛。本来，华北军区成立平津卫戍司令部时要成立宪兵的。但是，中央的意思是要区别于国民党，毛泽东说：“我们不搞宪兵，宪兵叫国民党搞臭掉了。”但是，名字可以不叫宪兵，宪兵的任务还是要去执行的。
北平市军管会还在良乡的时候，叶剑英就叫张明河先分配好他手下的两个大队。张明河叫2大队守城外，1大队负责城内。
1大队有8个队，张明河完全按国民党宪兵19团的分布来安排他的队伍。宪兵19团在每条街道上都有分遣队并安有电话，分配很合理，没有必要另起炉灶。
张明河把他的安排向叶剑英汇报时，叶剑英表示同意，并对他说：“你一进城，一定要先把中南海控制起来。”“那没问题。”张明河说，“反正我张明河坚持一个原则，人家国民党能控制的地方我都能控制起来，还要比他们控制得好。” 按照分工，1大队2队的管辖范围基本上是西城区，中南海归西城区管。因此，中南海就由2队包了下来。大队长吕展从张明河那里接受指令，命令2队副指导员李光带一个班从中南海西门进去，把中南海警卫起来。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党中央要去住。
接管中南海
纠察总队一律身着黄色干部服，棉裤全是马裤，上衣有吊兜，佩着解放军的胸章和纠察总队的红字臂章，两个领口一边一个铜牌，上写“纠察”两字，虽然没有东北的黄军装高级，但也够风光了。
他们是坐第一列由良乡开往北平的火车进来的。火车是运煤的货车。解放后担任北京军区作战部长的郭春暄当时是张明河的秘书，他回忆说：那时，火车车厢的里面外面都是人，好多战士趴在火车顶上。一路上，战士们看见铁路两边傅作义的部队在解放军的陪同下，正从北平往城外开拔。运煤的货车一直开到前门火车站，路上没停。每节车厢上都架着4挺机关枪，这与41军入城是一样的。41军入城，也是全副武装，子弹顶在膛里，还有三分之一的部队押运子弹入城。一进城，就先抢占了景山等处的制高点。
一句话，进城是准备打仗的。他们想，谁知道傅作义的葫芦里是真药还是假药。
那时候，先期来接管北平的彭真、叶剑英等人住在青龙桥，后来住在颐和园，由中央警卫团的何振才率一个排警卫。颐和园要接待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没有招待员，也没有炊事员，何振才就从战士中挑四五个人练习。接待是接待，火药味在那呢。尤其是哨兵。双方哨兵都在，面对面，一左一右。人家服装整齐，三大件驳壳枪、卡宾枪、匕首，样样发光。而我们的哨兵，虽说衣服换了换，但穿戴不如人家，枪更不如人家，不仅是老套筒子歪把小枪而且是杂牌，自然叫傅家兵瞧不起。纠察队员们可不管这些，你们是战败方，别看我们枪破，动起手来，你们也绝不是我们的对手。
刚进城守卫北京饭店的士兵，对谁都警惕，问不清来者何人就不敢放人进去。像傅作义、邓宝珊进门，士兵手一伸，问：“哪一位？”一听是傅作义，那火就大了。没有法子不大，过去在战场上华北部队吃了他多少亏啊。傅家军有汽车也有马，行动都是非常迅速的，而我们只有两条腿，常常吃亏。望着战友们的遗体，多少人发誓要与傅家军势不两立。如今这思想工作绝对不好做。负责北京饭店门口警卫的带队干部李耿说：“从蒋介石换下孙连仲，抗战胜利后我们一直跟傅作义打。他偷袭张家口，打绥远，打徐水。1947年以后我们在华北打的这些仗基本上是与他打的。纵队政委李志民领我们从定县出发时，我们就集体宣誓不消灭傅作义死不瞑目。部队诉苦诉到根上就诉到傅作义的身上。从张家口被他打出来，他的骑兵追我们，追过了桑干河上游，又派出飞机往山沟里一扫，打死我们多少人。1947年傅作义一个武装大游行，杀了多少老百姓，烧了多少房子。大家一听傅作义起义了，都说还要他干什么？”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在小酱坊胡同请林彪。那场面真紧张，外面扛机枪巡道，他家里有一个连的警卫。他一个岗我们一个岗，我们的哨兵把枪对准傅作义的哨兵，怕他们把咱们的人杀了。
想想，那时敌对情绪多大。
所以，一旦面对面碰上傅作义，那气能顺吗？后来，傅作义提了很多意见。意见归意见，战士才不管呢。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以战斗姿态站哨，杀气腾腾地盯着对方，只要有风吹草动，马上开火。后来想想，当玩笑一般，但当时战士是认真的。
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在1949年1月22日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强调：“北平20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点。”
从中也可以看出不只是下面紧张，上面也同样紧张。
副指导员李光带领纠察队员去接管中南海，也是以战斗的姿态准备的。那时，他并不知道上边的意图，发出命令的张明河也说不清。进城后的当天，刚刚放下背包，气还没有喘一口，李光就带一个班闯进了中南海。
到了中南海已是傍晚，这时候，傅作义的总部机关还在里面，又是人又是东西的，乱糟糟的。李光通过站岗的卫兵找到他们卫兵室的领班员，说：“我们要接收中南海。”
领班有些为难，关于北平和谈签字的事他知道，但是他说：“还没有弄好，今天马上交有困难。你们接倒是可以，可我们出不去。”李光心想：天已经黑透了，我们初未乍到，人生地不熟，和傅作义的兵住在一起，他们又有武器，万一出事就麻烦了。于是他问：“那你们什么时候能交？”“明天早晨交怎么样？”领班员回答。“我请示一下再说。”
李光用电话请示了大队长吕展，吕展又请示了总队司令员张明河。张明河同意推迟到第二天早晨再接收。商量妥天明接收的时间，李光带着一个班走了。所谓接收，也就是换人。他的岗全部撤，纠察总队在原岗上派上岗，几个大门上了岗就算完成了。
原来很简单的事，没想到节外生了枝。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李光带着昨天的那个班准时来到中南海门口。不知道是傅作义的总部刚刚装好车，还是他们认为要跟接收中南海的解放军讲一声，反正他们那一大溜装得满满的载重卡车还没有出发。这是傅作义的一个辎重营，车上拉的全是中南海里的盆盆罐罐。关于这一点，李光也用不着请示，上面早有精神。他说：“中南海里的东西，一草一木也不许往外运，必须全部扣下。没有命令，你们要带走任何东西也是不允许的。”
不是昨天那个领班员了，换了个大概是营长一类的官来交涉。李光想：管你是谁，反正都得按协议办。傅作义的营长说：“车上都是总务处的东西，是我们带到中南海的，不是原来中南海的东西。而且我们已经装好了车，马上要出发了。”
“不行！”李光斩钉截铁地说：“你们空人空车走我不管，装东西不行。”“那现在没有人卸车，又找不到人，你高抬贵手我们就过去了。”李光说：“如果你们联系好，我们上级允许你带走多少，你就带走多少，我可以同意。否则，只能空车出城。”对方见李光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分上了，再说什么也没用，只好懒洋洋地走了。没过多久，他们把所有车上的重载全部卸了下来，空车出城参加整编去了。李光立即派纠察队员在中南海的几个门上放上哨。 从此，中南海就开始了自己的光荣历史，而它最初的警卫是纠察总队的战士。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份光荣。
毛泽东进驻“太液秋风”
纠察总队司令员张明河进城后把纠察总队队部放在府右街南口的头一栋房子里。没几天，齐燕铭来了。
张明河过去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与齐燕铭很熟，是老朋友了。张明河明白他无事不登三宝殿，肯定是为什么事，而八成是和中南海有关。一阵寒暄后，齐燕铭说：“我来就是接收中南海这地方的，你的部队归我管，我怎么说你怎么动。”
“嗨！我的部队归他管，这齐燕铭的玩笑开得出格了一点，他是地方官，虽在中央机关，但管的也只是和纸砚笔墨有关的以及一些杂事，指挥军队，无论如何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
张明河肚子里这一大堆话自然没说出来，只是简单地问：“为什么？”“将来李德胜要来住。”齐燕铭依然平平淡淡地说。
“哎！那了得！”张明河叫了起来。
齐燕铭见张明河大吃一惊，不由得又笑了。这李德胜，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给自己起的化名。“毛泽东要住进中南海，可、可是，中南海从清朝到现在就没有清理过，里面乱七八糟，没有办法住嘛。”张明河说。“没有办法住也要住。”齐燕铭肯定地说。
张明河对中南海很熟，他在北平读第六中学时经常进出中南海。后来从事地下工作，被国民党从飞行集会上抓住还曾经在中南海关过。从那时起，张明河就知道中南海不平常的历史。传说早在辽金时期，辽国的萧太后就将它命名为太液池，明代又改名为金海，并分出南海、中海和北海。偏南水面上有一座蜈蚣桥，把中海和南海分开。乾隆皇帝特意题了“太液秋风”四个大字，使这里成为燕京八景之一。清朝亡了以后，这里也逐渐破败，除了袁世凯在这里当过几天大总统外，基本上没有人住在里面。傅作义当初进北平的时候，也是坚决不住中南海的，他和他的部队住在西郊被称作新北京的原日本兵营里。后来，要不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打到西郊，他还不会搬进城去的，更不会在中南海里办公。
而现在，毛泽东要住进中南海！
“中南海不清理不行，全是垃圾。再说，水里面有没有炸弹什么的也不知道。如果李德胜一定要住，那也必须清理以后才能住进去。”张明河这么一说，齐燕铭也不敢作主了。
“这样，我去跟彭真报告，请他出面安排。”齐燕铭想了一下说。
他很快向彭真报告了情况。
彭真对张明河说：“找部队把中南海和北海挖一挖。”因为齐燕铭对张明河没有隶属关系，要调动张明河的部队，必须经过北平市。
北平市纠察总队接收中南海主要是把守几个门，再派出巡逻队在里面巡逻，其他不过问，也顾不上问，一天执勤下来就已累得晕头转向。不说别的，单是中南海这么大的面积，不死记路线的话，连回宿舍的路都会找不到。
关于迷方向的问题，后来担任中央办公厅收发处长的刘栩然也谈过。他说：“中南海是圆的，坐车从新华门进去，一到丰泽园就转向，过了好多天以后才慢慢熟悉了。”
一句话，挖中南海当时根本顾不上。张明河记得挖中南海是1950年10月1日以前。中央警卫团一营教导员杜泽洲记得是1950年的三四月份，开春了，但仍然很冷。
中南海的清扫计划由中央社会部行政处处长周子健负责。正当他为庞大的清扫任务发愁时，华北军区派来了一支卡车队，开始夜以继日地往外拉中南海的淤泥。
中南海又叫太液池，名字很好听，但少说也有上百年没人动过池里的淤泥了，水面上漂着一层杂物，池水散发出一股腥臭味。放干了一池污水后，刚刚住进中南海的战士们抬来大电网，捕捞污泥中挣扎的大大小小的鱼儿们。那些日子，他们天天白水煮鱼。吃到后来，鲜活的鱼鲜味变成了鱼腥味。等到海中的紫黑的淤泥被大自然风干得差不多了，华北军区又派来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挖掘淤泥。
张明河记得，那时部队搜捕任务不那么繁重了，就集中全部力量挖中南海和北海。中央警卫团也专门抽调来一个营。边上挖深两米，中间挖桌子那么深，里面子弹、手榴弹不少，甚至还有枪。足足挖了20天。
40多年后，参加过挖中南海的山西农村兵王茂春说：“活那么久都没受过那个累，说40天任务，结果为了赶在五一前，20天就完工了。”至于这时候毛泽东是不是住在中南海里，挖海泥的战士们并不知道。毛主席到底是哪一天到中南海去住的，当时没人知道。不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中对此有记载。1949年6月15日，为召开新政协会议，毛泽东暂住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正式住进去，当在9月21日新政协开会前夕。
曾经担任过北平市公安局公安总队参谋长的李明，那时也是纠察总队的。他说：“纠察总队在中南海守了半年，大约6月份撤出来的，那时，中南海里已经准备开政协筹备会了。中央警卫团派了几个连队接替纠察总队的中南海防区。党中央基本上从香山搬到了中南海办公。但是，毛泽东这时并没有长住中南海，而是办完公后回香山等地，直到中南海挖过又把所有的水面扫过雷以后，他才算正式住进了中南海。”当夏天浓绿的风驻足中南海时，那满池的碧绿才真正有了太液池的味道。这时，毛泽东才搬了进来。在这之前，他住在哪里呢？
为党中央号房子
在距离北平入城式还有半个月的时候，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带着工作人员刘达就来到了北平西郊，为党中央找房子。
范离到达北平后，经过周密的调查，提出党中央住地的具体意见，然后向住在颐和园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做了详细汇报。叶剑英据此给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范离和刘达两位同志侦察和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地区的选择，以香山为适当，只需牵动一家慈幼院就可基本解决。”这封信由范离带着，回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去了。
为了确定党中央的住地，李克农又带着一行13人来北平进行全面调查。他们于2月3日动身，2月5日到达北平。 当北平解放的消息传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把在延安就是交际处处长的金城找来告诉他，中央让他带两个人进城去号房子，过一段时间中央要搬到北平去。
于是，金城带着王福林和齐吉树，担当起给党中央号房子的重任。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来过北平，但北平的房子情况他们是知道的，这对他们号房子任务的完成是个很有利的条件。
找到军管会驻地，金城把介绍信交给叶剑英。叶剑英说：“欢迎你们给中央找房子，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大力协助。”
为了安全，叶剑英安排他们住进饭店。叶剑英对问题想得细，他说：“号房子光靠腿不行，给你们一辆小卧车吧。”他还特意派了一个熟悉城里情况的司机。
于是，金城他们三个人每天坐上车，大街小巷地转悠开了。北平城街道很窄，胡同又多，好在那时车不多，街上奔跑的大部分是人力车，所以，再窄的胡同也不会发生堵车。
齐吉树回忆说：那时吃了饭就坐车出去，每一条胡同都跑。有时也跟老百姓打听，最多是问蹬三轮的。当然，不问也知道，一看门楼就不一样。门有开的，也有关的。每一套房子都进去转一转，大部分房子是空的，人全逃掉了，个别房子有年轻人守门，我们就告诉他们另找地方去住，军管会接收了这房子。
大概忙了个把月的工夫，一百五六十栋房子登记在册了。直到再也没有什么房子好找，金城宣布：号房子结束。
这时候，中央直属机关又陆续来了不少人，边修缮边清理，防止有什么枪支弹药或者炸弹。全部整好后，就找北平市军管会联系，再由军队挨个安全检查后，封住、锁住。首长一进城，一方面交房子，一方面交安全。
齐吉树说：“除了中南海没编号，西山包括香山一带的房子，甚至有钱人和知名人士建的别墅、花园，也全编上了号码。”
周恩未一进北平就住在中南海，金城他们号到的房子，都归周恩来调拨。宋庆龄的房子就是周恩来亲自选定的。那是在东单一条街的后头，房子挺漂亮，是国民党一个大官的房子。后来，宋庆龄搬到什刹海住。什刹海那房子也是当时号房子时的重点，有水，空气好，这也是周恩来安排的。张治中、张澜等高级民主人士的房子也都由周恩来一一交代，选择的都是最好的地点。
按说城里的房子很多，为什么党中央进城以后，不一步到位住进城里，而选择西郊的香山呢？
这中间的原因很多。
首先是有过教训的。1948年8月22日，国民党不分昼夜三次出动飞机轰炸石家庄。那时，敌人以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在石家庄。党中央进驻北平的时候，青岛还在国民党手中，青岛外面的海面上就停着美国的第七舰队，飞机飞来北平很容易。因此，北平市区随时面临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不仅仅是刚进城时，就是到抗美援朝的时候，防空袭的意识也很浓，住在城里一遭到轰炸就出不未了。而且城里的社会秩序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不说特务，光潜伏下来的特务电台就有300多部。
在这种情况，连小城石家庄都是住不得的，更不要说北平城了，那是绝对不能住的，只能选择西边的山里。而地处西山的香山，有着很多的别墅，足够劳动大学住的。香山从唐代开始，就有房子在这里了，尤其是清代的几个皇帝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行宫。虽然在1860年和1900年这里两次被英法军队和八国联军焚烧，破败不堪，但还是有为数众多的房子可供居住。1920年，熊希龄在香山静宜园创办了慈幼院，共留下来3000余间房子。这些房子，稍加修理就可以住人。
周恩来看过号房子的单子后，从保卫的观点出发，同意让毛泽东先住在香山。
为了最后确定党中央的驻地，2月3日，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又率领一行13人来到北平进行全面调查。2月7日，李克农和北平市警备区司令员程子华一起去香山踏勘，确定了香山为党中央的临时最佳驻地，并给了这里一个代号叫“劳动大学”。
2月8日，李克农给杨尚昆准备了一份来北平后各项情况的报告，说林彪已经允调吴烈师为警卫部队，最近即可调至香山一带驻守，另调工兵2连帮助修理工作……
香山，1948年12月14日解放，距离北平市的西直门20余公里，山高林密，不仅是优美的风景区，更是防空的好地方，同时，香山主峰海拔557米，是北平的制高点。从军事上说，香山是一块风水宝地。党中央驻进香山以后，在香山的最高峰鬼见愁设置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但是，香山离城较远，路又不好走，到中南海办公不方便。党中央决定在西郊新北京一带盖房子。在平山的时候，中央办公地点就没有放在城里，而是放在一个防空条件比较好的小山村里。到北平，中央机关也没打算安在城里，位于北平中心点上的中南海只能是临时的办公地点。
中央把新北京那块地方买了下来，一亩地给了不少钱。但是，谁的地谁还继续种，房子以后再盖。后来，计划改变，党中央办公地点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南海。
党中央在新北京那里建了新六所，为中央五大书记一人修一栋小楼，还有一栋小楼是工作人员住的，因此叫新六所。毛泽东从1952年到1959年，经常在这里住，后来就不住了。朱德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如此说来，进城很长一段时间后，毛泽东才正式住进中南海。
因为毛泽东一进城先住在香山，所以香山又被称作进城时的中南海。
最大的问题是治安
已经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辛任之，是公安局一成立就在的老人，他清楚地记得，党中央进北平定的是5月份，进来后准备很快开政协筹备会。给北平市公安局的任务很紧很死，一定要在党中央进来之前把北平的社会治安搞好。
1949年元旦，公安局侦讯处处长冯基平在香山召开了处务会议，侦讯处主要负责侦察、缉捕、审讯。冯基平要求进一步了解敌情。这时候，北平和平的希望还或明或暗，经公安局局长谭政文批准，侦讯处连续派出两批同志去尚未解放的北平搜集情报，再加上北平地下党陆续收集的情报，很快，一份完整的北平特务图就明晰了。 事实触目惊心！
北平解放前是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又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东北、华北甚至西北的一些国民党要员们以及几十个逃亡的县政府纷纷云集北平。
北平的特务组织，更是独树一帜。算下来，一共有114个单位，8500多名职业特务，再加上外围和掩护，有1.6万名，这是国民党鼎力扶助的结果。因为北平处在广大的解放区中，不仅需要它本身的特务机构，还需要有对付解放区的特务机构，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北平的特务多如牛毛。
残余的这些已经够新生的北平政府招架的了，偏偏北平又没有用战争的火焰去烧一遍，而且，和平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又为北平的大街小巷增添了足足5万的散兵游勇，每一个都可能是一个或几个案件的制造者。
别忘了，北平还有为数不少的外国间谍。
从清朝末年开始，美国就试图用科学技术的外包装，包裹上它的意识形态来改变中国的思想和意识。这是它的长期战略，不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才对中国感兴趣。北平曾被日本占领8年，日本间谍的势力也相当雄厚。当时，美国把所有战败国的间谍全网罗了起来，包括日本间谍。这些间谍，多掩护在外贸、学校、医院和天主教堂里。
这样，北平虽然在全国大城市中，排在上海之后，名列第二，但是它的特务机构的雄厚是上海望尘莫及的。
到了1948年7月左右，国民党制定了应变计划，三次布置特务组织公开南撤，实际上是分散潜伏。快围城的时候，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还专门飞到北平检查潜伏计划。国民党里专门搞行动的特务头子郑介民精心布置了若干个潜伏组。
天津是在敌人并没有多少准备的情况下打进去的，他们没想到破城如此之快。人民解放军一进天津，立即搜捕特务。因为特务档案没来得及毁掉，根据名单抓特务，一抓一个准。北平可没这么容易。和平解放，首先是稳定人心，包括稳定国民党军队的人心，因而不能马上抓人，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而且当时宣布都算起义，这种和平模式带来了一些问题，间谍特务机关能从容地把档案销毁。你接管吧，给你空房子、空柜子，档案柜里的材料全都销毁了，人也跑散了，一些人改名换姓潜伏下来。
史家胡同路北的国民党宪兵19团团部，除了地上几摊屎尿和还在冒着细细青烟的纸灰，什么也没有，2000多名宪兵一个不剩，跑得精光。
去接收宪兵2营营部的马永臣，发现这里的玻璃柜子里不仅没有文件，连钢盔都被砸得粉碎。
面对如此棘手的情况，怎么办？
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一方面把情况向党中央反映；一方面提出要迎接挑战，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这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1949年的北平，最大的问题就是治安。
还没有进城的时候，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北平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成立的通知就草拟好了，一进城就张榜公布了出来。以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十几个关于治安方面的布告一个接一个地贴了出来。
彭真对侦讯处处长冯基平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对大量流散民间的特务进行秘密自首登记怎么样？”
这也正是冯基平的想法，他说：“这个办法好。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特务都在观望，不知道会对他们怎么处理，他们还是希望取得合法的存在。我正琢磨怎么让这些特务向我们自首呢，秘密自首好。”
这样，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就开始了对国民党各系统的特务分子进行秘密自首登记的工作。一方面组织投诚的国民党驻北平的特务头子动员其下属投案自首：一方面又在掌握了敌情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调查，核实情况，对那些拒不登记的潜伏特务和阴谋武装暴乱的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这部分人当然是少数。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一传十，十传百，前来自首登记和挂号的特务分子有800多人。后来他们都去了清河大队学习和交待问题。根据他们揭发和侦讯处已掌握的情况，整个北平的特务组织已基本上被摸清了。
彭真认为，半夜抓人，震动太大，还是要确保稳定。于是，从3月11日军管会颁发特务公开登记的布告，对那些可以按材料抓的人，再给他们一个坦白的机会。结果又有上千名的特务坦白。
以后，又搞了反动党团登记。
虽然有很多中统特务没有去登记，但是，他们没有了掩护，孤立了。真正的特务并不多，中统除了中心组长是职业特务外，他的小组里好多是发展在各行业的特务。
国民党搞假民主，在北平郊区拉选票。因为参加中统给好处，好多农民为好处参加了中统。这些人都抓起来肯定不行，只有用登记的办法，去瓦解特务组织。对既不坦白又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务，北平市公安局搞了三次大搜捕。这样抓，有理有利有节，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冯基平向市委汇报说：“主要的特务基本上清了，仅入城后两个月连续破获重大潜伏特务案9起。”
接收双清别墅
1949年4月3日，北平市处理国民党流散官兵有一个工作总结。
在入城的头一个星期中，通过公开号召旧保甲及户籍警督促散兵动员散兵登记以及争取其原有军官号召其下级报到登记等，共收容了1700多名国民党官兵。到3月21日，收容和处理的流散官兵已经达到30912人，平均每天处理625人左右。收缴了长短枪691支、轻机枪3挺、战防枪4挺，各种弹药6321发、汽车30部，还有一批军用物资。
基本上安定了北平的秩序。
由于北平市公安局的出色工作，党中央提前来到了北平。
2月5日，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指示：“由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尚山羽等组成中央社会部工作组立即去北平西郊，为党中央打前站。”
尽管北平肃特工作很有成效，但是北平原来的水太混浊了，如有万一，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暂时不进城。从金城等人号到的房子看，香山一带完全可以安排下党中央。
中央社会部的工作队把西郊作为重点，开展了社会摸底调查。公安局也抽出力量参加了这一调查工作。 张建民刚到良乡报到时，北平市委才成立，叫他进城后到社会部去。几天后，给他开的介绍信却是去公安局侦讯处的。他是一路走着去香山的。同行的还有后来担任过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张烈。侦讯处人不多，几十个人，住在香山上快到碧云寺下面的一个地方。张建民被分配整理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情报，来自各个方面，需要综合汇集。
从广泛走访群众的摸底调查和对整理的文件进行分析中，他们发现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在青龙桥一带很活跃，但是情况掌握太少。北平市公安局专门对已捕获的两名特务进行复审，进一步搞清他们在青龙桥一带的人员、组织和活动情况。然后对青龙桥的特务逐一进行登记，将首要分子送清河大队受训。
当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北平的时候，北平城基本上是安定的了。
除毛泽东住在双清别墅外，中央首长居住和办公的地点定在香山寺。香山寺坐落在双清别墅上边的山坡上，位于现在香山公园大门的左侧。
双清别墅是香山慈幼院的创办人熊希龄的住所。熊希龄是民国初期的著名政治家，曾在袁世凯、段祺瑞政府两次出任内阁总理。但是，使他流芳百世的，不是他的政治，而是他的几乎与五四同时诞生的香山慈幼院。
这里淡雅幽静，清泉汇集一池，池边有六角小亭，亭北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竹影扶疏，山水树木无不顺应自然。清朝乾隆皇帝题写的“双清”二字还清楚地留在石壁上。
中央工作队到香山时，发现双清别墅住着250多名保定的流亡学生，香山寺等地方还有一些东北的流亡学生。此外，熊希龄走了，慈善性质的香山慈幼院的机构还在。动员他们迁出去是当务之急。这个工作由北平市军管会西北区负责。
当时，北平市军管会成立了5个分会，在长辛店的西南区，在黄村的东南区，在通州的东北区，在丰台的丰台区以及在青龙桥的西北区。最早跟着平西工作组进到青龙桥西北区的冯挚，他和平西工作组的另外几个人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动员那些保定中学生回老家去。
几百名保定中学生是在保定即将解放时跑到北平的，他们听了国民党的宣传，又不了解人民解放军。刚开始，国民党还管他们的饭，饱不饱总有吃的。后来西北郊一解放，国民党军缩进北平城，这些学生就没吃没喝了。本来他们中一部分人准备返回保定，但是又不知道解放了的保定会对他们怎么样，不敢轻易动身。
冯挚是燕京大学思想激进的学生，因为被盯上去了解放区，又因为对北平西郊一带熟悉，很快被派回来。其他几个人也大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学生动员学生，话常常能说到点子上，人家也爱听。但是，冯挚并不知道劝保定中学生回家乡的政治意义，直到完成这一任务后他才听说香山要作为党中央机关的临时住地。
经过宣传、解释、动员，再加上具体的帮助，解决了保定学生的吃饭问题。很快，双清别墅腾空了。
中央统战部交际处长金城对齐吉树说：“双清别墅的房子准备给毛主席住，需要修理，你去参加。”
齐吉树到过香山，那是号房子，也来不及细细打量。但是，他的总体印象是那里破烂不堪。这回听说毛主席要住，他很认真地打量了一下双清别墅。
乱七八糟！池子里一点水也没有，满院子烂树枝子。房子倒还像个房子，但只是一个空空的房壳子，电灯泡、电灯线全没有。墙皮斑驳，地面凹凸不平，又没有围墙，不大修一下根本不能住人。
齐吉树当然不会修房子的技术，他的工作是保管员，专管各种材料的供应。
孙仲元后来留在海淀公安分局当了分局长，那时他是中央警卫团便衣队4分队的分队长。他到香山分局报到后，被分到八大处检查站当站长兼派出所所长。修理双清别墅时，孙仲元负责组织民工建筑队，一些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则装扮成小工，怕有炸弹什么的，起到个监视作用。头一步是先把四面的围墙打好，晚上派上岗哨，防止散兵游勇蹿进双清别墅。
修缮双清别墅的工人师傅中有部队的工兵，也有地方上的民工，连轴干了十多天，终于在毛泽东来之前抢修完毕。
在当时的情况下，修理得算很可以了。
中直机关管理处来人接收了双清别墅，里里外外看了个仔细，大拇指一伸，表示十分满意。
（本刊删节）
[原载 长征出版社《从西柏坡到中南海》]
[责任编辑 袁小玲]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上面写道：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
毛泽东早就有过预言：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中国共产党进入北平，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也就是说，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大城市里办公了。
毛泽东秘密进北平
进入北平的准备工作是从1949年的2月就开始的。中共中央进北平的行动由周恩来主管。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协助周恩来统筹，具体负责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为了更慎重，还专门成立了中央转移委员会。
根据原定计划，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先期到达北平，安排打前站的全部工作。这时候，中共中央机关代号为“劳动大学”，因此，李克农手下设立的三个临时处都放在劳动大学的名称里。一是在市内弓弦胡同的劳动大学筹备处，专门办理交涉和备置用具等；二是设在颐和园北边青龙桥的劳动大学收发处。这个收发处，可不是一般的收收发发，而是专门调查社会情况和布置警卫的保卫机构，也办理中央机关来京人员的住宿介绍等具体事宜。还有一个是设立在香山的劳动大学招待处，他们的主要任务也不仅仅是招待，更重要的是负责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布置和租借等。一句话，这是一个为党中央进北平打前站的临时机构。
香山公安分局接到命令，协助劳动大学的收发处和招待处的工作。这有力地说明在中共中央搬至北平的过程中，安全是第一等的工作。
进北平这么一个大城市，说实话，谁心里也没有底。但是，谁心里也不能没有底，也就是说，豁出命去，也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北平市政府和北平驻军都联合起来，为党中央搬家一事全力以赴。为此成立了以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为首的组织委员会。这个组织委员会除了叶剑英外，还有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当然，还少不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他们对中共中央来北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戒、阅兵以及城市庆祝等都做了极严密的部署，沿途的每一段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分工。
从唐县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从涿县到长辛店，由四野的42军负责：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的41军负责；从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处的对空警戒，均由刘亚楼负责。
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克农联名将研究结果电告给了西柏坡，并建议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休息，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到涿县后改乘火车到北平。
1949年3月24日，新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从北平城中打来电话，说请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今晚乘火车进北平；明天下午安排了西苑机场阅兵式，并且邀请了各界人士。叶剑英说：“这也算我们对各界的欢迎吧。”
天黑以后，叶剑英和滕代远乘坐给毛泽东准备的专列来到涿县，准备接毛泽东进城。因为没有战争，再加上北平铁路局的工人大力保护，北平到涿县的铁路还没有被破坏。叶剑英到时，坐吉普车从西柏坡到达涿县的毛泽东正在和河北的领导同志研究如何接管城市的问题。叶剑英一进门，就把进北平的具体安排报告了毛泽东：先坐火车进北平，经过丰台，停在清华园火车站；下火车后，坐汽车去颐和园，好好睡个午觉；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周恩来又和叶剑英具体研究了从涿县出发的问题。因为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要阅兵，并与民主人士见面，时间太紧，火车必须在凌晨开出。
最后商定3月25日凌晨2点钟，毛泽东等人先乘火车进北平。
1949年3月21日，毛泽东进北平的日子已经选定在后天，电报打到北平的六国饭店，住在六国饭店的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专门为这事召开了一次会议。
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市委书记彭真、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以及中央的代表李维汉都出席了。
这次会议除了详细安排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北平的路线外，还专门提出了阅兵问题。由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任总指挥，第四野战军出三个步兵团、一个摩托化团、两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营。领袖到场时，以36门礼炮各鸣4响演习弹，共144响以示庆祝。
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搞一个庆祝活动，由北平市委、市政府主持。报到中央那里，当即遭到了否决。
毛泽东说：“不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到全国取得最后胜利时，再组织群众很好地庆祝庆祝。”
党中央认为：西苑机场阅兵就是最好的欢迎大会了。
于是，没有彩旗，没有鲜花，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静悄悄地前往北平城。
1949年3月21日的早晨，第四野战军保卫部的钱益民部长和作战科的尹健科长带领着300辆大卡车、20辆中型和小型吉普车，分头从北平和天津驶进了西柏坡。这是刚参加完平津战役的四野汽车团，党中央就是乘他们的这些车辆搬进北平的。汽车团为党中央搬家来回行驶了13万公里，全部安全正点。在以后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历时8年，行程100万公里，被誉为“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直到40多年后，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汽车团仍然担负着中央军委和三总部机关的运输任务。
代号“劳动大学”的党中央机关全部到达北平的香山后，为了感谢帮助搬家的汽车团，汪东兴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对汽车团说：“谢谢你们圆满地完成了为中央的搬家任务。中央刚搬到北平，没有什么招待你们的，给你们一人一元钱，这就算中央给你们的招待吧。”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了。
3月23日上午11时，小车队出发。很快，中央首长的车队离开了战略决战的指挥部西柏坡。
第一辆是带路的警卫员的车。
警卫班的几个战士和毛主席坐在第二辆车里。因为沿途是马车走的土路，尘土很大，毛泽东是戴上眼镜、口罩，穿上雨衣，全副武装地坐在中吉普里的。
第三辆车还是一辆警卫车，紧跟在毛主席的车后，一直保持着很近的距离。刘少奇坐在第四辆车上，这是车队中唯一的一辆小卧车。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和王光美分别坐在两辆吉普车上。排在第六位置上的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中吉普。往后是朱德一家，再往后是任弼时一家、陆定一一家、胡乔木一家，第十一辆也就是最后一辆压阵的是叶子龙一家。 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和一个步兵排分别坐在5辆大卡车上，沿途护卫。
3月22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涿县时，天已经黑透了。在涿县结束了到达北平的汽车之旅，毛主席一行按计划坐火车驶向北平。
虽然专列只有七八节车厢，很短，但是因为铁轨、因为安全和其他一些原因，专列开得很慢，本来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却晚点了很长时间，到清华园时天已经大亮。
北平这边不知道专列到底出了什么情况，也联系不上，急得团团转。
李克农和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商量：“不知道路上有没有变化，又联系不上，干脆把前门火车站也布置上警卫，万一中央首长因为情况变化，从前门火车站下车呢？”
因为当时的北平，火车站就是前门火车站。以后修好了北京火车站，前门火车站才废弃不用了。
谭政文表示同意。他让公安处治安科长朱寄云赶到前门火车站组织现场保卫。
朱寄云科长立即电话通知了有关单位。
很快，北平公安局行动起来了。侦讯处副科长闵步瀛、外一分局邢相生以及北平纠察总队2大队队长朱俊斌带队赶到了前门火车站。这个2大队平时没什么纠察勤务，在营房学习训练，一旦有紧急任务，立即拉出来，是公安局的预备队。
前门火车站的安全警卫很快布置好了，朱俊斌立即向闵步瀛报告：“临时接管火车站完毕。站内和附近公路全部实行了戒严。”
这时，清华园那边的警卫也没有撤。
大家都在翘首以待。
直到毛泽东等人按原计划从清华园下车后，前门火车站才撤销警戒。
当天晚上，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
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的情报都干什么去了啊？”
便衣警卫被误抓
终于到了3月25日这一天，浩浩荡荡的受阅部队已经按照预定计划在西苑机场集结完毕。他们的身后，坦克、装甲车、大炮，一律崭新的美式装备，雄赳赳地顺笔直的跑道延伸过去，叫人不得不感叹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的“丰功伟绩”。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马上就要开始阅兵式了。一个身穿傅作义军队衣服的人，对如此激动的场面似乎没什么反应，他这儿��那边转转，显得很随便很悠闲。
执行路线警卫的战士很快就注意上了他。
警卫战士走过去，平端着亮着刺刀的长枪。“干什么的？举起手来。”每个字都透着威严。
确实，他在执行一种别人没有的权力。可疑人微微一笑，掏出一个小纸片：“这是我的……证。”
“什么证不证的，这里戒严了，你还闲逛？”说着，警卫战士上前去抓他。
可疑人一拍腰里插着的两支短枪。“你敢抓我，我毙了你！”
警卫战士一看两个黑黑的枪口全对着自己，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抓还是不抓？
“走，带我找你们连长去！”可疑人毫无惧色地说道。
警卫战士越加迷惑起来，枪也握得更加紧了。
警卫战士带着可疑人找到了师长吴烈，站在旁边的参谋长一看，好家伙，竟然把便衣队长高富有抓来了！参谋长厉声说：“上岗前不是讲过，有这证的不能抓吗？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劳动大学的吗？”
劳动大学？那是党中央的代号，警卫战士知道是知道，但他没见过那证件啊，他只管规规矩矩在那站岗，一看他东游西逛不像是好人，立马就要抓起来。再说上边也讲了，抓错了不要紧，等过了这一阵再放了。所以，他才放心大胆地抓的。
便衣队因为隶属于中央社会部，所以也用“劳动大学”的代号。便衣队有三套衣服，去吃喝嫖赌的场合穿国民党军官服；遇上查坏人到老百姓中间去穿礼帽大褂；见自己人时穿自己的军装。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今天高富有是在西苑机场执行便衣警卫，所以就穿了便衣。没想到，却被执行警卫的战士盯上了。
高富有是在1937年从彭德怀的前线主力部队总指挥部的特务团调到军委警卫营的。在延安，他被选进警卫部队，从此，一直担任毛泽东的内卫工作。后来，赤胆忠心的他当了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连长。这个工作是最胆大心细的人才能担任的。高富有熟悉首长的活动规律，有丰富的警卫经验。毛泽东从城南庄准备往西柏坡去时，就是高富有先去西柏坡布置警卫的。找房子，挖防空洞，安排哨兵，调查群众中有没有坏分子，清理政治环境。高富曾说过：“西柏坡比起北平的警卫来，要好搞得多，人少，社会也没那么复杂，反革命活动起来就很难。不像北平，什么人都有，警卫太难了。”
但是，无论有多难，也要把警卫毛主席的任务完成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毛泽东进城前半个月，李克农对高富有下了进城的指示。这时，北平城里已经进去了中央警卫团的先遣部队。警卫现场不见了
联络官
3月21日，毛泽东进北平的日子定下来以后，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在香山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由中央社会部工作队队长王范主持。负责香山的郊5分局局长徐守身和负责海淀的郊6分局局长张锋也来了。
便衣队长高富有自然是必到的人物。会议决定，以高富有的便衣队为主，郊5、郊6分局加上中央办公厅和驻防西郊的吴烈师联合建立三个检查站，分别设在西直门、海淀和青龙桥。同时成立颐和园调查组、香山分驻所、颐和园及西苑派出所。这一系列工作要求在3月23日建立完毕，24日领发证件，勘察地形，对清华园附近、华北农村实验场周围和海淀街西口较复杂的零散居民区调查摸底。并于领发证件的当天晚上在海淀区的公路沿途，以及重点路口要害部位和复杂地区部署好警卫力量。
在原来的计划中，清华园车站不是重点警卫目标，而是前门，准备让毛泽东等人在前门车站下车。但是那些天，打前站的工作人员觉得特务似乎在前门有动向，散兵游勇的活动过多，不安全，就坚决改在了清华园。
城外安排了两个地方当车站，除了清华园车站外，另一个备用。清华园车站是个废弃的车站，基本上不用。24日夜里，叶剑英与在涿县的周恩来通过电话后，清华园车站就热闹起来了，里里外外好几层警卫。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来了。北京市公安局长谭政文来了。高富有把他的便衣队从动物园拐弯处一直摆到香山，清华园到西苑机场一路上也有。 高富有沿途检查回来，看看没什么毛病，就盯在清华园车站不动了。毛泽东的专列停稳在清华园站台上时，高富有看了一下表，凌晨4点多钟，微明的曙色刚刚能照亮马路，北平这时候还在酣睡之中。周恩来一下火车，就看见了十分显眼的高富有。
“去把李克农找来。”周恩来吩咐。很快李克农也到了。周恩来问：“你们是怎么安排的？”李克农讲了讲大概。高富有把沿途看到吴烈师哨兵和公安局警察以及便衣队的情况汇报了一下。这时候，周恩来还要问一些具体情况，那是王范掌握的。李克农找王范，找不到了，哪儿也没有。王范是东北社会部部长，临时到北平帮助李克农搞警卫工作。他人很实在，工作也相当努力，是个好同志。解放后他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但是，他没有在中央首长身边干过，有些事他不懂。
高富有可不一样，他在首长身边那么多年，知道一个负责警卫的指挥员，不是光自己干的问题，而是要站在首长能见到的显眼处，让首长随时随地能找到你。这不是突出自己，而是工作需要。
所以，周恩来一下车，第一眼就看到了高富有。李克农问：“王范呢？”高富有说：“一大早见他了，再没见。”李克农说：“不管他了，去颐和园。”
进了颐和园，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一边欣赏沿途的优美风景，一边登上山坡，走进已经布置好的益寿堂。只见靠墙摆着好几盆不凉不热的洗脸水，洗脸巾和肥皂也预备好了。屋子正中是三张大圆桌子，桌面上铺着洁白的桌布，上面放着餐具和酒杯，还有两瓶白色葡萄酒。
毛泽东洗完脸，刚在桌边坐下，王范穿着炊事员的围裙端着鱼笑眯眯地来了。轻易不生气的李克农那个气哟，到了外屋，他压低了嗓子叫住王范：“王范，你干嘛去了？到处找不到你！”
“我？我去伙房看着做饭的了，我怕有人下毒药。”王范小声辩解。
“你是联络官，你失踪哪行？”李克农一顿好批，“你不会找一个人代替？而且，你下伙房起码要交代一下，什么也不说人就没影子了，刚才周副主席到处找不到你。”
这时候，在益寿堂里，五大书记由叶剑英、聂荣臻陪同，餐桌上气氛浓烈。叶剑英高高地举起酒杯，说：“请主席喝杯酒吧，今天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咱们都干了这一杯。”大家碰起杯来。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党中央曾一分为三，前委、后委和工委，分头进行战略转移。那时，延安人常说：“什么时候5个杯子碰到一块，蒋介石也就该倒霉了。”5个杯子指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在西柏坡，五大书记会合了。但是，那时战事紧张，人们忙得四脚朝天，哪有心思喝酒哇。
今天在北平的颐和园，5个杯子可是碰得痛快淋漓了。三张大圆桌子上的人谁也没有想到毒不毒的问题，唯独王范想到了。王范担心下毒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延安的时候，李树槐是朱德总司令的卫士长。朱总司令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总是紧跟着，时时不离左右。1940年，李树槐随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到前方视察。一天，朱德到一所抗日军政学校做报告，有个被日寇收买的勤务员在茶壶里放了毒药，然后提到讲台上，请朱德喝。李树槐有一个习惯，总司令出去不管吃什么，他都要先尝一尝，以保证总司令的安全，所以他早有准备，用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茶水代替了那壶茶。会后，那壶茶被6个人分喝了，一下子全部中毒，经过紧急抢救才得以脱险。因为这件事，李树槐被评为保卫英雄。这件事也成为中央警卫团警卫教材上的保留例子。
在中央警卫团还发生过一次中毒事件。1948年的中秋节，驻在石家庄东里村的中央警卫团团部会餐。说是会餐，只是做了一锅肉汤，多炒了几个菜。这些菜里没有肉，只浇了几勺肉汤而已。尽管如此，大家仍然敞开肚皮，吃了个欢欢喜喜。上防空哨监视敌人飞机的战士，没赶上会餐，等他们急急忙忙赶回团部大饱口福时，发现整个团部吃大灶的100来人，全上吐下泻，地上趴了一大片。一个司号长，七窍流血，没半个小时就失去了知觉。团卫生队除了一个医生外出值勤外，其他的医生护士都未能幸免。偏偏这时候敌人的飞机前来轰炸，而且属那天轰炸得最凶，10架走了另外10架又来，整整轰炸了一个上午。后来才知道地面有特务公开用红布打信号。
防空哨的值班战士听说特务下毒，气得不行，冲敌机一阵猛打。
结果把吃过的残余饭菜一化验，才知道是砒霜中毒。再一细查，中秋节炒的几个菜里全被下了砒霜。一问，每种菜里都浇过了一样的肉汤。保卫部门立即立案侦察。这时候，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跑来报告说：有个不认识的老头交给他一包白药粉，说这是强壮身体的药，吃了身体好，让他把白药粉给解放军叔叔吃。小男孩常常到中央警卫团来玩，知道伙房的情况。为了让每个解放军叔叔都身体好，他把白药粉放进了肉汤里。幸亏砒霜在肉汤里被稀释了，否则，非闹出几条或几十条人命不可。
那个反革命老头自然跑掉了，以后进北平才破了案。毛泽东得知情况后，说：“这是教训，以后过节不准会餐，要吃平时吃。”
从那时一直到建国初期，中央警卫团没有再会过餐。进了城以后，住在八大处的代号“劳动大学”的中央机关，也曾发生过120人的食物中毒事件。所以说单从防止下毒方面说，王范一直盯着厨房是对的。但从警卫毛泽东的现场看，找不到联络官，万一警卫现场出事，怎么办？所以他又是错的，大错特错。不过，无论如何，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入北平一路平安，这就足够了，王范就是再挨几顿批评也是高兴的。
毛泽东决定定都北平
1949年2月2日深夜，在西柏坡，周恩来找来4名干部，为首的是后来成为政务院秘书长的齐燕铭。另外三位分别是中央统战部第一交际处处长申伯纯；中央统战部第二交际处处长金城；中央统战部行政处处长周子健。
“你们马上出发到北平去。”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虽然是深夜，但周恩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倦意，仍旧精神十足。
这4个年轻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
要知道，党中央的计划是等时机成熟时就在西柏坡召开新政协会议，许多民主人士绕道香港来到西柏坡就是准备参加大会的。政协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就是由这4位年轻人负责的。 现在让他们去北平，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谁也没料到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得如此之快，北平此时已经和平解放，党中央机关决定迁到北平去办公。当然，还没有说定都的事。定都北平是两个多月后七届二中全会上才做的决定。所以，他们对去北平打前站没有一点儿的思想准备。
“叶剑英刚从北平发来一封电报，傅作义的部队已经全部从城里撤出来了，他叫我们派人去接收呢。”周恩来微微露出一点笑意，“给你们两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不能再多了。”其实，两个小时的准备算是奢侈了。战争年代，谁也没有多少坛坛罐罐，背包一卷就可以出发。
这时候，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已经传遍西柏坡。虽然说定都北平是两个月以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事，但是，党中央既然已经从陕北来到华北，无论如何不会老窝在一个小山村的，就是不在北平定都，也会很快进入北平。那一阵，人们还传说定都西安，当然，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后来，关于定都北平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蒋介石的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他定都南京：我们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在北平。”
1949年1月19日，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带着一行人从西柏坡来到已经解放了的北平西郊，为中共中央选择住地。
齐燕铭带着周建人、吴晗等民主人士坐上缴获的半新大卡车，前后三辆，组成一个小车队，在漆黑的午夜驶进了酣睡的华北大平原。
1949年2月3日的早晨，齐燕铭一行人，走进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
已经就任北平市市长两个多月的叶剑英，此刻住在城里的德国饭店，他听说中央派人未了，就赶紧从城里拨了一个电话：“你们来得太巧了，今天上午举行入城式，就由你们4个人代表中央吧。”
电话里的声音很小，但是叶剑英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格外悦耳。在入城式的检阅台前门箭楼上，叶剑英塞给齐燕铭一封刚刚收到的电报。
电报是周恩来在他们走后发来的。齐燕铭他们刚从西柏坡出发不久，周恩来就想起忘了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必须让这几个给党中央打前站的同志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当初只是笼统地跟他们交代，让他们先期进城筹备新政协，并且为党中央迁入北平做好物质上的准备，并没有讲具体接收的地点。
中南海和北京饭店，后来一处作为政协会场，一处作为政协代表的下榻之地。齐燕铭拿上周恩来的电报，忙向也在前门箭楼上的北平市警备司令员程子华打听中南海的情况。
进北平的卫戍部队，除了程子华手下的41军和中央警卫团一部分改成的公安大队外，就是北平市纠察总队了，再没有别的部队。毛泽东为了防止进北平发生李自成那样的失败，不仅要求全党去重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而且严格控制进城部队，除了卫戍人员外，所有的城外部队一律不许进城。
中南海的性质在北平解放前夕突然发生了变化。这事还是与程子华的部队有关。程子华作为东北先遣兵团的司令员，率领美式装备的10万大军入关后，很快打到北平西郊，甚至出现在傅作义的总指挥部新北京一带。因此，原本怕部队被花花北平腐蚀掉的傅作义，不得不改变坚决不进北平市区的初衷，而在夜间匆匆把指挥部搬进了中南海。这样，中南海就由名胜古迹变成了重要的军事机关。
接管这一军事机关的是北平市纠察总队，也就是宪兵队。
“先把中南海控制起来”
北平市纠察总队成立的通告是和做好入城准备工作的通告同一天发出的，都是在1948年12月28日。这时候距北平入城式还有一个多月呢。那时候，别说一个月，就是一天，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40年后，据当年北平市纠察总队的老同志证实，他们是在傅作义签字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1日入城的。而北平市军管会是在2月2日进城办公的。北平市纠察总队因为是由华北军区步兵学校改建的，所以全是排以上的干部。参谋长李青川说：“这是党中央临时决定的。”
1948年12月中旬，叶剑英把步兵学校的政委张明河找去，对他说：“我要当北平市长了，你当北平的纠察司令员怎么样？”叶剑英当时兼着华北军政大学的校长，而张明河的步兵学校，隶属于军政大学。叶剑英十分了解自己的这位下级，知道他曾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又有战斗经验。
张明河二话没说，表示同意。
叶剑英又详细交代说：“中央军委决定，在近期内要解决北平之敌。为适应这一形势，军委决定立即把步兵学校全体人员改编为平津卫戍区第一和第二两个纠察总队。校长赵再生带第二纠察总队进驻天津，你张明河带第一纠察总队进驻北平。北平没解放前先去良乡开始办公与执行纠察任务。”
张明河不仅在北平干过地下工作，还在北平上过学。所以，差不多也算是个老北京了。叶剑英把北平的纠察工作交给张明河，他是放心的。但是，纠察任务到底是什么？张明河不知道。叶剑英只是简单地说：“就是大体上执行宪兵的那一套任务。”张明河想：“当了一辈子兵，还从来不知道宪兵是什么东西。”
也难怪，人民解放军从它诞生在井冈山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农村兜圈子。而宪兵，是近代大城市的产物。因此，别说张明河，就是叶剑英也说不清宪兵的职责。咱部队就从来没有宪兵嘛。本来，华北军区成立平津卫戍司令部时要成立宪兵的。但是，中央的意思是要区别于国民党，毛泽东说：“我们不搞宪兵，宪兵叫国民党搞臭掉了。”但是，名字可以不叫宪兵，宪兵的任务还是要去执行的。
北平市军管会还在良乡的时候，叶剑英就叫张明河先分配好他手下的两个大队。张明河叫2大队守城外，1大队负责城内。
1大队有8个队，张明河完全按国民党宪兵19团的分布来安排他的队伍。宪兵19团在每条街道上都有分遣队并安有电话，分配很合理，没有必要另起炉灶。
张明河把他的安排向叶剑英汇报时，叶剑英表示同意，并对他说：“你一进城，一定要先把中南海控制起来。”“那没问题。”张明河说，“反正我张明河坚持一个原则，人家国民党能控制的地方我都能控制起来，还要比他们控制得好。” 按照分工，1大队2队的管辖范围基本上是西城区，中南海归西城区管。因此，中南海就由2队包了下来。大队长吕展从张明河那里接受指令，命令2队副指导员李光带一个班从中南海西门进去，把中南海警卫起来。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党中央要去住。
接管中南海
纠察总队一律身着黄色干部服，棉裤全是马裤，上衣有吊兜，佩着解放军的胸章和纠察总队的红字臂章，两个领口一边一个铜牌，上写“纠察”两字，虽然没有东北的黄军装高级，但也够风光了。
他们是坐第一列由良乡开往北平的火车进来的。火车是运煤的货车。解放后担任北京军区作战部长的郭春暄当时是张明河的秘书，他回忆说：那时，火车车厢的里面外面都是人，好多战士趴在火车顶上。一路上，战士们看见铁路两边傅作义的部队在解放军的陪同下，正从北平往城外开拔。运煤的货车一直开到前门火车站，路上没停。每节车厢上都架着4挺机关枪，这与41军入城是一样的。41军入城，也是全副武装，子弹顶在膛里，还有三分之一的部队押运子弹入城。一进城，就先抢占了景山等处的制高点。
一句话，进城是准备打仗的。他们想，谁知道傅作义的葫芦里是真药还是假药。
那时候，先期来接管北平的彭真、叶剑英等人住在青龙桥，后来住在颐和园，由中央警卫团的何振才率一个排警卫。颐和园要接待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没有招待员，也没有炊事员，何振才就从战士中挑四五个人练习。接待是接待，火药味在那呢。尤其是哨兵。双方哨兵都在，面对面，一左一右。人家服装整齐，三大件驳壳枪、卡宾枪、匕首，样样发光。而我们的哨兵，虽说衣服换了换，但穿戴不如人家，枪更不如人家，不仅是老套筒子歪把小枪而且是杂牌，自然叫傅家兵瞧不起。纠察队员们可不管这些，你们是战败方，别看我们枪破，动起手来，你们也绝不是我们的对手。
刚进城守卫北京饭店的士兵，对谁都警惕，问不清来者何人就不敢放人进去。像傅作义、邓宝珊进门，士兵手一伸，问：“哪一位？”一听是傅作义，那火就大了。没有法子不大，过去在战场上华北部队吃了他多少亏啊。傅家军有汽车也有马，行动都是非常迅速的，而我们只有两条腿，常常吃亏。望着战友们的遗体，多少人发誓要与傅家军势不两立。如今这思想工作绝对不好做。负责北京饭店门口警卫的带队干部李耿说：“从蒋介石换下孙连仲，抗战胜利后我们一直跟傅作义打。他偷袭张家口，打绥远，打徐水。1947年以后我们在华北打的这些仗基本上是与他打的。纵队政委李志民领我们从定县出发时，我们就集体宣誓不消灭傅作义死不瞑目。部队诉苦诉到根上就诉到傅作义的身上。从张家口被他打出来，他的骑兵追我们，追过了桑干河上游，又派出飞机往山沟里一扫，打死我们多少人。1947年傅作义一个武装大游行，杀了多少老百姓，烧了多少房子。大家一听傅作义起义了，都说还要他干什么？”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在小酱坊胡同请林彪。那场面真紧张，外面扛机枪巡道，他家里有一个连的警卫。他一个岗我们一个岗，我们的哨兵把枪对准傅作义的哨兵，怕他们把咱们的人杀了。
想想，那时敌对情绪多大。
所以，一旦面对面碰上傅作义，那气能顺吗？后来，傅作义提了很多意见。意见归意见，战士才不管呢。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以战斗姿态站哨，杀气腾腾地盯着对方，只要有风吹草动，马上开火。后来想想，当玩笑一般，但当时战士是认真的。
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在1949年1月22日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强调：“北平20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点。”
从中也可以看出不只是下面紧张，上面也同样紧张。
副指导员李光带领纠察队员去接管中南海，也是以战斗的姿态准备的。那时，他并不知道上边的意图，发出命令的张明河也说不清。进城后的当天，刚刚放下背包，气还没有喘一口，李光就带一个班闯进了中南海。
到了中南海已是傍晚，这时候，傅作义的总部机关还在里面，又是人又是东西的，乱糟糟的。李光通过站岗的卫兵找到他们卫兵室的领班员，说：“我们要接收中南海。”
领班有些为难，关于北平和谈签字的事他知道，但是他说：“还没有弄好，今天马上交有困难。你们接倒是可以，可我们出不去。”李光心想：天已经黑透了，我们初未乍到，人生地不熟，和傅作义的兵住在一起，他们又有武器，万一出事就麻烦了。于是他问：“那你们什么时候能交？”“明天早晨交怎么样？”领班员回答。“我请示一下再说。”
李光用电话请示了大队长吕展，吕展又请示了总队司令员张明河。张明河同意推迟到第二天早晨再接收。商量妥天明接收的时间，李光带着一个班走了。所谓接收，也就是换人。他的岗全部撤，纠察总队在原岗上派上岗，几个大门上了岗就算完成了。
原来很简单的事，没想到节外生了枝。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李光带着昨天的那个班准时来到中南海门口。不知道是傅作义的总部刚刚装好车，还是他们认为要跟接收中南海的解放军讲一声，反正他们那一大溜装得满满的载重卡车还没有出发。这是傅作义的一个辎重营，车上拉的全是中南海里的盆盆罐罐。关于这一点，李光也用不着请示，上面早有精神。他说：“中南海里的东西，一草一木也不许往外运，必须全部扣下。没有命令，你们要带走任何东西也是不允许的。”
不是昨天那个领班员了，换了个大概是营长一类的官来交涉。李光想：管你是谁，反正都得按协议办。傅作义的营长说：“车上都是总务处的东西，是我们带到中南海的，不是原来中南海的东西。而且我们已经装好了车，马上要出发了。”
“不行！”李光斩钉截铁地说：“你们空人空车走我不管，装东西不行。”“那现在没有人卸车，又找不到人，你高抬贵手我们就过去了。”李光说：“如果你们联系好，我们上级允许你带走多少，你就带走多少，我可以同意。否则，只能空车出城。”对方见李光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分上了，再说什么也没用，只好懒洋洋地走了。没过多久，他们把所有车上的重载全部卸了下来，空车出城参加整编去了。李光立即派纠察队员在中南海的几个门上放上哨。 从此，中南海就开始了自己的光荣历史，而它最初的警卫是纠察总队的战士。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份光荣。
毛泽东进驻“太液秋风”
纠察总队司令员张明河进城后把纠察总队队部放在府右街南口的头一栋房子里。没几天，齐燕铭来了。
张明河过去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与齐燕铭很熟，是老朋友了。张明河明白他无事不登三宝殿，肯定是为什么事，而八成是和中南海有关。一阵寒暄后，齐燕铭说：“我来就是接收中南海这地方的，你的部队归我管，我怎么说你怎么动。”
“嗨！我的部队归他管，这齐燕铭的玩笑开得出格了一点，他是地方官，虽在中央机关，但管的也只是和纸砚笔墨有关的以及一些杂事，指挥军队，无论如何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
张明河肚子里这一大堆话自然没说出来，只是简单地问：“为什么？”“将来李德胜要来住。”齐燕铭依然平平淡淡地说。
“哎！那了得！”张明河叫了起来。
齐燕铭见张明河大吃一惊，不由得又笑了。这李德胜，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给自己起的化名。“毛泽东要住进中南海，可、可是，中南海从清朝到现在就没有清理过，里面乱七八糟，没有办法住嘛。”张明河说。“没有办法住也要住。”齐燕铭肯定地说。
张明河对中南海很熟，他在北平读第六中学时经常进出中南海。后来从事地下工作，被国民党从飞行集会上抓住还曾经在中南海关过。从那时起，张明河就知道中南海不平常的历史。传说早在辽金时期，辽国的萧太后就将它命名为太液池，明代又改名为金海，并分出南海、中海和北海。偏南水面上有一座蜈蚣桥，把中海和南海分开。乾隆皇帝特意题了“太液秋风”四个大字，使这里成为燕京八景之一。清朝亡了以后，这里也逐渐破败，除了袁世凯在这里当过几天大总统外，基本上没有人住在里面。傅作义当初进北平的时候，也是坚决不住中南海的，他和他的部队住在西郊被称作新北京的原日本兵营里。后来，要不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打到西郊，他还不会搬进城去的，更不会在中南海里办公。
而现在，毛泽东要住进中南海！
“中南海不清理不行，全是垃圾。再说，水里面有没有炸弹什么的也不知道。如果李德胜一定要住，那也必须清理以后才能住进去。”张明河这么一说，齐燕铭也不敢作主了。
“这样，我去跟彭真报告，请他出面安排。”齐燕铭想了一下说。
他很快向彭真报告了情况。
彭真对张明河说：“找部队把中南海和北海挖一挖。”因为齐燕铭对张明河没有隶属关系，要调动张明河的部队，必须经过北平市。
北平市纠察总队接收中南海主要是把守几个门，再派出巡逻队在里面巡逻，其他不过问，也顾不上问，一天执勤下来就已累得晕头转向。不说别的，单是中南海这么大的面积，不死记路线的话，连回宿舍的路都会找不到。
关于迷方向的问题，后来担任中央办公厅收发处长的刘栩然也谈过。他说：“中南海是圆的，坐车从新华门进去，一到丰泽园就转向，过了好多天以后才慢慢熟悉了。”
一句话，挖中南海当时根本顾不上。张明河记得挖中南海是1950年10月1日以前。中央警卫团一营教导员杜泽洲记得是1950年的三四月份，开春了，但仍然很冷。
中南海的清扫计划由中央社会部行政处处长周子健负责。正当他为庞大的清扫任务发愁时，华北军区派来了一支卡车队，开始夜以继日地往外拉中南海的淤泥。
中南海又叫太液池，名字很好听，但少说也有上百年没人动过池里的淤泥了，水面上漂着一层杂物，池水散发出一股腥臭味。放干了一池污水后，刚刚住进中南海的战士们抬来大电网，捕捞污泥中挣扎的大大小小的鱼儿们。那些日子，他们天天白水煮鱼。吃到后来，鲜活的鱼鲜味变成了鱼腥味。等到海中的紫黑的淤泥被大自然风干得差不多了，华北军区又派来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挖掘淤泥。
张明河记得，那时部队搜捕任务不那么繁重了，就集中全部力量挖中南海和北海。中央警卫团也专门抽调来一个营。边上挖深两米，中间挖桌子那么深，里面子弹、手榴弹不少，甚至还有枪。足足挖了20天。
40多年后，参加过挖中南海的山西农村兵王茂春说：“活那么久都没受过那个累，说40天任务，结果为了赶在五一前，20天就完工了。”至于这时候毛泽东是不是住在中南海里，挖海泥的战士们并不知道。毛主席到底是哪一天到中南海去住的，当时没人知道。不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中对此有记载。1949年6月15日，为召开新政协会议，毛泽东暂住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正式住进去，当在9月21日新政协开会前夕。
曾经担任过北平市公安局公安总队参谋长的李明，那时也是纠察总队的。他说：“纠察总队在中南海守了半年，大约6月份撤出来的，那时，中南海里已经准备开政协筹备会了。中央警卫团派了几个连队接替纠察总队的中南海防区。党中央基本上从香山搬到了中南海办公。但是，毛泽东这时并没有长住中南海，而是办完公后回香山等地，直到中南海挖过又把所有的水面扫过雷以后，他才算正式住进了中南海。”当夏天浓绿的风驻足中南海时，那满池的碧绿才真正有了太液池的味道。这时，毛泽东才搬了进来。在这之前，他住在哪里呢？
为党中央号房子
在距离北平入城式还有半个月的时候，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带着工作人员刘达就来到了北平西郊，为党中央找房子。
范离到达北平后，经过周密的调查，提出党中央住地的具体意见，然后向住在颐和园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做了详细汇报。叶剑英据此给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范离和刘达两位同志侦察和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地区的选择，以香山为适当，只需牵动一家慈幼院就可基本解决。”这封信由范离带着，回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去了。
为了确定党中央的住地，李克农又带着一行13人来北平进行全面调查。他们于2月3日动身，2月5日到达北平。 当北平解放的消息传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把在延安就是交际处处长的金城找来告诉他，中央让他带两个人进城去号房子，过一段时间中央要搬到北平去。
于是，金城带着王福林和齐吉树，担当起给党中央号房子的重任。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来过北平，但北平的房子情况他们是知道的，这对他们号房子任务的完成是个很有利的条件。
找到军管会驻地，金城把介绍信交给叶剑英。叶剑英说：“欢迎你们给中央找房子，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大力协助。”
为了安全，叶剑英安排他们住进饭店。叶剑英对问题想得细，他说：“号房子光靠腿不行，给你们一辆小卧车吧。”他还特意派了一个熟悉城里情况的司机。
于是，金城他们三个人每天坐上车，大街小巷地转悠开了。北平城街道很窄，胡同又多，好在那时车不多，街上奔跑的大部分是人力车，所以，再窄的胡同也不会发生堵车。
齐吉树回忆说：那时吃了饭就坐车出去，每一条胡同都跑。有时也跟老百姓打听，最多是问蹬三轮的。当然，不问也知道，一看门楼就不一样。门有开的，也有关的。每一套房子都进去转一转，大部分房子是空的，人全逃掉了，个别房子有年轻人守门，我们就告诉他们另找地方去住，军管会接收了这房子。
大概忙了个把月的工夫，一百五六十栋房子登记在册了。直到再也没有什么房子好找，金城宣布：号房子结束。
这时候，中央直属机关又陆续来了不少人，边修缮边清理，防止有什么枪支弹药或者炸弹。全部整好后，就找北平市军管会联系，再由军队挨个安全检查后，封住、锁住。首长一进城，一方面交房子，一方面交安全。
齐吉树说：“除了中南海没编号，西山包括香山一带的房子，甚至有钱人和知名人士建的别墅、花园，也全编上了号码。”
周恩未一进北平就住在中南海，金城他们号到的房子，都归周恩来调拨。宋庆龄的房子就是周恩来亲自选定的。那是在东单一条街的后头，房子挺漂亮，是国民党一个大官的房子。后来，宋庆龄搬到什刹海住。什刹海那房子也是当时号房子时的重点，有水，空气好，这也是周恩来安排的。张治中、张澜等高级民主人士的房子也都由周恩来一一交代，选择的都是最好的地点。
按说城里的房子很多，为什么党中央进城以后，不一步到位住进城里，而选择西郊的香山呢？
这中间的原因很多。
首先是有过教训的。1948年8月22日，国民党不分昼夜三次出动飞机轰炸石家庄。那时，敌人以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在石家庄。党中央进驻北平的时候，青岛还在国民党手中，青岛外面的海面上就停着美国的第七舰队，飞机飞来北平很容易。因此，北平市区随时面临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不仅仅是刚进城时，就是到抗美援朝的时候，防空袭的意识也很浓，住在城里一遭到轰炸就出不未了。而且城里的社会秩序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不说特务，光潜伏下来的特务电台就有300多部。
在这种情况，连小城石家庄都是住不得的，更不要说北平城了，那是绝对不能住的，只能选择西边的山里。而地处西山的香山，有着很多的别墅，足够劳动大学住的。香山从唐代开始，就有房子在这里了，尤其是清代的几个皇帝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行宫。虽然在1860年和1900年这里两次被英法军队和八国联军焚烧，破败不堪，但还是有为数众多的房子可供居住。1920年，熊希龄在香山静宜园创办了慈幼院，共留下来3000余间房子。这些房子，稍加修理就可以住人。
周恩来看过号房子的单子后，从保卫的观点出发，同意让毛泽东先住在香山。
为了最后确定党中央的驻地，2月3日，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又率领一行13人来到北平进行全面调查。2月7日，李克农和北平市警备区司令员程子华一起去香山踏勘，确定了香山为党中央的临时最佳驻地，并给了这里一个代号叫“劳动大学”。
2月8日，李克农给杨尚昆准备了一份来北平后各项情况的报告，说林彪已经允调吴烈师为警卫部队，最近即可调至香山一带驻守，另调工兵2连帮助修理工作……
香山，1948年12月14日解放，距离北平市的西直门20余公里，山高林密，不仅是优美的风景区，更是防空的好地方，同时，香山主峰海拔557米，是北平的制高点。从军事上说，香山是一块风水宝地。党中央驻进香山以后，在香山的最高峰鬼见愁设置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但是，香山离城较远，路又不好走，到中南海办公不方便。党中央决定在西郊新北京一带盖房子。在平山的时候，中央办公地点就没有放在城里，而是放在一个防空条件比较好的小山村里。到北平，中央机关也没打算安在城里，位于北平中心点上的中南海只能是临时的办公地点。
中央把新北京那块地方买了下来，一亩地给了不少钱。但是，谁的地谁还继续种，房子以后再盖。后来，计划改变，党中央办公地点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南海。
党中央在新北京那里建了新六所，为中央五大书记一人修一栋小楼，还有一栋小楼是工作人员住的，因此叫新六所。毛泽东从1952年到1959年，经常在这里住，后来就不住了。朱德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如此说来，进城很长一段时间后，毛泽东才正式住进中南海。
因为毛泽东一进城先住在香山，所以香山又被称作进城时的中南海。
最大的问题是治安
已经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辛任之，是公安局一成立就在的老人，他清楚地记得，党中央进北平定的是5月份，进来后准备很快开政协筹备会。给北平市公安局的任务很紧很死，一定要在党中央进来之前把北平的社会治安搞好。
1949年元旦，公安局侦讯处处长冯基平在香山召开了处务会议，侦讯处主要负责侦察、缉捕、审讯。冯基平要求进一步了解敌情。这时候，北平和平的希望还或明或暗，经公安局局长谭政文批准，侦讯处连续派出两批同志去尚未解放的北平搜集情报，再加上北平地下党陆续收集的情报，很快，一份完整的北平特务图就明晰了。 事实触目惊心！
北平解放前是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又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东北、华北甚至西北的一些国民党要员们以及几十个逃亡的县政府纷纷云集北平。
北平的特务组织，更是独树一帜。算下来，一共有114个单位，8500多名职业特务，再加上外围和掩护，有1.6万名，这是国民党鼎力扶助的结果。因为北平处在广大的解放区中，不仅需要它本身的特务机构，还需要有对付解放区的特务机构，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北平的特务多如牛毛。
残余的这些已经够新生的北平政府招架的了，偏偏北平又没有用战争的火焰去烧一遍，而且，和平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又为北平的大街小巷增添了足足5万的散兵游勇，每一个都可能是一个或几个案件的制造者。
别忘了，北平还有为数不少的外国间谍。
从清朝末年开始，美国就试图用科学技术的外包装，包裹上它的意识形态来改变中国的思想和意识。这是它的长期战略，不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才对中国感兴趣。北平曾被日本占领8年，日本间谍的势力也相当雄厚。当时，美国把所有战败国的间谍全网罗了起来，包括日本间谍。这些间谍，多掩护在外贸、学校、医院和天主教堂里。
这样，北平虽然在全国大城市中，排在上海之后，名列第二，但是它的特务机构的雄厚是上海望尘莫及的。
到了1948年7月左右，国民党制定了应变计划，三次布置特务组织公开南撤，实际上是分散潜伏。快围城的时候，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还专门飞到北平检查潜伏计划。国民党里专门搞行动的特务头子郑介民精心布置了若干个潜伏组。
天津是在敌人并没有多少准备的情况下打进去的，他们没想到破城如此之快。人民解放军一进天津，立即搜捕特务。因为特务档案没来得及毁掉，根据名单抓特务，一抓一个准。北平可没这么容易。和平解放，首先是稳定人心，包括稳定国民党军队的人心，因而不能马上抓人，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而且当时宣布都算起义，这种和平模式带来了一些问题，间谍特务机关能从容地把档案销毁。你接管吧，给你空房子、空柜子，档案柜里的材料全都销毁了，人也跑散了，一些人改名换姓潜伏下来。
史家胡同路北的国民党宪兵19团团部，除了地上几摊屎尿和还在冒着细细青烟的纸灰，什么也没有，2000多名宪兵一个不剩，跑得精光。
去接收宪兵2营营部的马永臣，发现这里的玻璃柜子里不仅没有文件，连钢盔都被砸得粉碎。
面对如此棘手的情况，怎么办？
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一方面把情况向党中央反映；一方面提出要迎接挑战，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这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1949年的北平，最大的问题就是治安。
还没有进城的时候，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北平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成立的通知就草拟好了，一进城就张榜公布了出来。以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十几个关于治安方面的布告一个接一个地贴了出来。
彭真对侦讯处处长冯基平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对大量流散民间的特务进行秘密自首登记怎么样？”
这也正是冯基平的想法，他说：“这个办法好。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特务都在观望，不知道会对他们怎么处理，他们还是希望取得合法的存在。我正琢磨怎么让这些特务向我们自首呢，秘密自首好。”
这样，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就开始了对国民党各系统的特务分子进行秘密自首登记的工作。一方面组织投诚的国民党驻北平的特务头子动员其下属投案自首：一方面又在掌握了敌情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调查，核实情况，对那些拒不登记的潜伏特务和阴谋武装暴乱的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这部分人当然是少数。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一传十，十传百，前来自首登记和挂号的特务分子有800多人。后来他们都去了清河大队学习和交待问题。根据他们揭发和侦讯处已掌握的情况，整个北平的特务组织已基本上被摸清了。
彭真认为，半夜抓人，震动太大，还是要确保稳定。于是，从3月11日军管会颁发特务公开登记的布告，对那些可以按材料抓的人，再给他们一个坦白的机会。结果又有上千名的特务坦白。
以后，又搞了反动党团登记。
虽然有很多中统特务没有去登记，但是，他们没有了掩护，孤立了。真正的特务并不多，中统除了中心组长是职业特务外，他的小组里好多是发展在各行业的特务。
国民党搞假民主，在北平郊区拉选票。因为参加中统给好处，好多农民为好处参加了中统。这些人都抓起来肯定不行，只有用登记的办法，去瓦解特务组织。对既不坦白又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务，北平市公安局搞了三次大搜捕。这样抓，有理有利有节，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冯基平向市委汇报说：“主要的特务基本上清了，仅入城后两个月连续破获重大潜伏特务案9起。”
接收双清别墅
1949年4月3日，北平市处理国民党流散官兵有一个工作总结。
在入城的头一个星期中，通过公开号召旧保甲及户籍警督促散兵动员散兵登记以及争取其原有军官号召其下级报到登记等，共收容了1700多名国民党官兵。到3月21日，收容和处理的流散官兵已经达到30912人，平均每天处理625人左右。收缴了长短枪691支、轻机枪3挺、战防枪4挺，各种弹药6321发、汽车30部，还有一批军用物资。
基本上安定了北平的秩序。
由于北平市公安局的出色工作，党中央提前来到了北平。
2月5日，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指示：“由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尚山羽等组成中央社会部工作组立即去北平西郊，为党中央打前站。”
尽管北平肃特工作很有成效，但是北平原来的水太混浊了，如有万一，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暂时不进城。从金城等人号到的房子看，香山一带完全可以安排下党中央。
中央社会部的工作队把西郊作为重点，开展了社会摸底调查。公安局也抽出力量参加了这一调查工作。 张建民刚到良乡报到时，北平市委才成立，叫他进城后到社会部去。几天后，给他开的介绍信却是去公安局侦讯处的。他是一路走着去香山的。同行的还有后来担任过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张烈。侦讯处人不多，几十个人，住在香山上快到碧云寺下面的一个地方。张建民被分配整理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情报，来自各个方面，需要综合汇集。
从广泛走访群众的摸底调查和对整理的文件进行分析中，他们发现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在青龙桥一带很活跃，但是情况掌握太少。北平市公安局专门对已捕获的两名特务进行复审，进一步搞清他们在青龙桥一带的人员、组织和活动情况。然后对青龙桥的特务逐一进行登记，将首要分子送清河大队受训。
当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北平的时候，北平城基本上是安定的了。
除毛泽东住在双清别墅外，中央首长居住和办公的地点定在香山寺。香山寺坐落在双清别墅上边的山坡上，位于现在香山公园大门的左侧。
双清别墅是香山慈幼院的创办人熊希龄的住所。熊希龄是民国初期的著名政治家，曾在袁世凯、段祺瑞政府两次出任内阁总理。但是，使他流芳百世的，不是他的政治，而是他的几乎与五四同时诞生的香山慈幼院。
这里淡雅幽静，清泉汇集一池，池边有六角小亭，亭北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竹影扶疏，山水树木无不顺应自然。清朝乾隆皇帝题写的“双清”二字还清楚地留在石壁上。
中央工作队到香山时，发现双清别墅住着250多名保定的流亡学生，香山寺等地方还有一些东北的流亡学生。此外，熊希龄走了，慈善性质的香山慈幼院的机构还在。动员他们迁出去是当务之急。这个工作由北平市军管会西北区负责。
当时，北平市军管会成立了5个分会，在长辛店的西南区，在黄村的东南区，在通州的东北区，在丰台的丰台区以及在青龙桥的西北区。最早跟着平西工作组进到青龙桥西北区的冯挚，他和平西工作组的另外几个人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动员那些保定中学生回老家去。
几百名保定中学生是在保定即将解放时跑到北平的，他们听了国民党的宣传，又不了解人民解放军。刚开始，国民党还管他们的饭，饱不饱总有吃的。后来西北郊一解放，国民党军缩进北平城，这些学生就没吃没喝了。本来他们中一部分人准备返回保定，但是又不知道解放了的保定会对他们怎么样，不敢轻易动身。
冯挚是燕京大学思想激进的学生，因为被盯上去了解放区，又因为对北平西郊一带熟悉，很快被派回来。其他几个人也大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学生动员学生，话常常能说到点子上，人家也爱听。但是，冯挚并不知道劝保定中学生回家乡的政治意义，直到完成这一任务后他才听说香山要作为党中央机关的临时住地。
经过宣传、解释、动员，再加上具体的帮助，解决了保定学生的吃饭问题。很快，双清别墅腾空了。
中央统战部交际处长金城对齐吉树说：“双清别墅的房子准备给毛主席住，需要修理，你去参加。”
齐吉树到过香山，那是号房子，也来不及细细打量。但是，他的总体印象是那里破烂不堪。这回听说毛主席要住，他很认真地打量了一下双清别墅。
乱七八糟！池子里一点水也没有，满院子烂树枝子。房子倒还像个房子，但只是一个空空的房壳子，电灯泡、电灯线全没有。墙皮斑驳，地面凹凸不平，又没有围墙，不大修一下根本不能住人。
齐吉树当然不会修房子的技术，他的工作是保管员，专管各种材料的供应。
孙仲元后来留在海淀公安分局当了分局长，那时他是中央警卫团便衣队4分队的分队长。他到香山分局报到后，被分到八大处检查站当站长兼派出所所长。修理双清别墅时，孙仲元负责组织民工建筑队，一些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则装扮成小工，怕有炸弹什么的，起到个监视作用。头一步是先把四面的围墙打好，晚上派上岗哨，防止散兵游勇蹿进双清别墅。
修缮双清别墅的工人师傅中有部队的工兵，也有地方上的民工，连轴干了十多天，终于在毛泽东来之前抢修完毕。
在当时的情况下，修理得算很可以了。
中直机关管理处来人接收了双清别墅，里里外外看了个仔细，大拇指一伸，表示十分满意。
（本刊删节）
[原载 长征出版社《从西柏坡到中南海》]
[责任编辑 袁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