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天津人，1921年9月26日生于北京。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硕士研究生。1946年参加革命，从此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前曾任全国政协第五至八届常委。2006年10月13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在她的生命历程中，在西柏坡只不过很短的时间，但这里却给她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投笔从戎，参加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中国的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党和国民党经过激烈斗争，于1月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决定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调解、处理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由于需要同外国人打交道，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急需一名政治可靠、精通英语的翻译。 此时，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委领导人崔月犁想到了王光美。王光美大学读书时，就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于1945年通过四嫂王兰芬的关系，结识了崔月犁，同地下党有了联系。1946年2月的一天，崔月犁约见王光美，并给她说明来意。王光美毫无思想准备，她没有立即答应：“这件事实在太突然，请组织允许我考虑一下。” 王光美思前想后，她想到组织上派人要自己参加革命工作，是对自己的信任，这是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可又转念想到现在正在办理赴美国留学；如果去军调部当翻译，自己是学习高能物理的，接触的多是自然科学专业术语，并不熟悉军事、政治用语，能否胜任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王光美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接受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王光美到军调部后，开始主要从事笔译《备忘录》等，后来主要负责给叶剑英当翻译。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命令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北平军调部的工作愈来愈艰险，逐渐形同虚设。叶剑英根据中央指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军事干部首先调整，离开北平。10月，叶剑英派人找王光美谈话，征求她对自己未来工作的意见。她坚定地向组织表态：到延安去！投身到为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洪流中去！ 11月1日，王光美乘一架小型军用飞机前往延安。 到延安后，王光美被分配在军委外事组工作。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周恩来、叶剑英召集南京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调部返回延安的同志开会，动员撤出延安，并宣布外事人员合编一个队，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为副队长，王炳南任支部书记。王光美随大家转移到瓦窑堡，后渡过黄河，于同年4月到达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 5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这支外事人员队伍的基础上组成中共中央外事组。叶剑英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内设3个处，翻译处处长徐大年、副处长章文晋，研究处处长柯柏年，新闻处处长董越千。成员共有30多人。 转移途中，根据中央凡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要尽量到根据地参加土改运动的指导思想，王光美被分配到山西省兴县参加土改工作，王炳南担任队长。小山村生活艰苦，住窑洞，吃“科勒”（方言，用黄豆、高粱、糠皮加红枣磨成面制成的炒面），喝“糊糊”，加上语言不通，还要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斗争地主，这一切对于王光美都是严峻的考验。但王光美以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成为群众喜爱的一名土改工作队员。经过半年的基层工作锻炼，她成长成为一名协助分管妇女和青年工作的干部。 1948年春，王光美按组织通知，结束了土改工作队的工作，辗转到达西柏坡。这时，中央外事组已搬到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王光美居住在距西柏坡两公里的柏里村。 在西柏坡，王光美政治上入了党；生活上和刘少奇结为伉俪 王光美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就要吸收她入党，但王光美那时对党的认识很少，觉得自己还不符合条件。到了延安，经过参加军调部工作的考验，又经瓦窑堡基层的锻炼，王光美写了入党申请，由于要经过北平市委调查她的家庭情况，故拖了下来。到了西柏坡，由于王光美思想上进步很快，过了一段，入党申请被批准，入党介绍人是孙少礼、赖祖烈。 西柏坡由于机关集中，走动方便，王光美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 刘少奇自从1946年同王前分手后，生活一直无人照管，工作又一直处在紧张状态，因此身体常常不好。邓颖超、康克清等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王光美在延安时就与刘少奇相识并主动找他谈过话，经过断断续续近两年的接触和对刘少奇的了解，王光美从内心深处对刘少奇非常敬重，同时对他家庭婚姻生活的不幸也非常同情。 在外事组举办的一次舞会之后，刘少奇由王炳南陪同，特意来到王光美的宿舍。王光美的同屋吴青，因公外出，他们的谈话十分随便。刘少奇问王光美星期天都干什么，王光美信口答道：“我不喜欢打扑克，多半是在屋里看看书，或到不远的南庄去赶集、散步。”刘少奇临走时，告诉王光美：“你有空儿去我那里玩吧！” 这是一次难忘的隐藏在刘少奇、王光美心灵深处的开诚布公的谈话。 6月的一天，王光美来到了刘少奇办公和居住的小院。看见王光美推门走进办公室，刘少奇第一句话就是：“你真的来了！”接着关切地问道，“这么长时间没有你的消息，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 几句话，使王光美顿时心里热乎乎的，彼此的话题多了起来。 刘少奇爽直地表示了对王光美的爱慕之情后说：“我的年纪比较大，工作繁忙，又有孩子，希望你认真考虑。” 王光美有点不知所措，心想哪有光讲自己的缺点向女人求爱的。沉默一会儿，她扬起有些绯红的脸说：“年龄我倒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相差那么远，而且我也不了解你个人过去的婚姻等情况。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不知道该怎么相处，要注意些什么。” 刘少奇认真地告诉王光美：“你应该注意什么和想了解我的历史，你去找安子文、李克农同志；你想知道我过去的婚姻状况，你可去问邓大姐（邓颖超）。” 两人谈话都忘记了时间，刘少奇从抽屉里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心细的王光美感触之余，不假思索地说道：“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 不久，王光美通过中央机关管理后勤的赖祖烈，托人把表带到石家庄修好了。赖祖烈没有把表送给刘少奇，而是交给了王光美。不便于经常往刘少奇办公室跑的王光美，就向王炳南谈了修表的事，请他转交给了刘少奇。 王光美对待和刘少奇的结合，是十分慎重的。她真的找了安子文和李克农、邓颖超，征求了他们对自己婚姻选择的看法。安子文交代她和刘少奇在一起，要注意保密纪律，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领导同志之间谈话不要听等；邓颖超、李克农开始没有想到，问明情况后，都对王光美表示衷心的祝福。 刘少奇和王光美要结婚的事，在中央领导中间已不是什么秘密。王光美的父母都在北平，两年不通音信。恰巧，她的四哥王士光（即王光杰）从晋冀鲁豫军区来到西柏坡，找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王诤汇报解放区广播电台的工作，王光美便将和刘少奇结婚的事告诉了四哥。王士光严肃地告诉妹妹：“不要胡思乱想！”王光美也认真地说：“真的！”四哥说：“你懂什么！他是党的领袖！”王光美没有进一步解释，不再说什么了。 1948年，中国革命形势一日千里，战场捷报频传。此时，紧张繁忙的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也迎来了一件大喜事：刘少奇、王光美定于8月21日结婚。
婚礼如何举行？刘少奇告诉王光美，到时候把你的行李搬过来就是了，王光美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儿，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刘少奇坚持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新房就设在刘少奇那间8平米左右的简陋居室内。卧室里除了一张由两条长凳和一块木板支成的床以外，就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两个人的合影。室内设备虽然简陋，但经王光美布置，小屋也显得十分干净、清雅。 结婚那一天，刘少奇整整工作了一天，傍晚时才让身边工作人员到王光美住处，将行李搬到西柏坡。外事组的同志作为“娘家人”，带着写有大家签名的“新婚志喜”的粉红绸子贺幛，和自己动手制作的一个贺喜蛋糕，簇拥着将王光美送到了西柏坡。 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和王光美两家是世交，他得知刘少奇、王光美结婚的消息后，急忙赶画了一幅开口笑着的月亮望着简朴大方新房的写意漫画，表示祝贺。 为了庆祝刘少奇和王光美结婚，晚上，大家在中央大院里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晚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也来了。大家热闹异常，王光美和刘少奇在大家的要求下，共同唱了一首《南泥湾》。之后，首长和同志们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大家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晚会才结束。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以后，从中央军委外事组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刘少奇的秘书。终日工作、生活在一起，他们彼此更加了解，感情更加深厚。 难忘西柏坡，文物寄深情 进京以后，由于工作繁忙，西柏坡成为王光美梦牵魂萦的地方。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使王光美一家遭受一场难以预料的劫难。王光美和刘少奇再也没有一同回到西柏坡。直到平反后，1992年5月25日，时年71岁的王光美终于实现了她的夙愿，重返西柏坡。 她径直走进中共中央旧址大院，一间间土屋，一片片绿地，一棵棵树木都收入她的视线。她走进每一个小院，目光在不停地搜寻着，抚摸着一件件仿佛仍有余温的文物，看着那熟悉的一切，她不禁潸然泪下。在刘少奇旧居的办公室里，她满怀深情地望着屋内的陈设，抚摸着刘少奇的文件箱，深情地说：“少奇同志留下的东西不多了。”她指着箱子上面“奇字第三号”的字样回忆说，这个箱子是刘少奇同志从延安时就开始使用的，曾存放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土地法问题的指示》、《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以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等重要手稿和文件。刘少奇同志十分珍爱这个箱子，进京后，这只白茬木箱也随同刘少奇一家进了中南海。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同志受到迫害，全家被勒令搬出中南海，造反派让他们用这个看起来十分破旧的木箱子，装些零碎的小东西，离开中南海。后来，保姆赵淑君用花纸把这个箱子裱糊了起来，才得以保存下来（1980年6月20日，王光美亲手将这个箱子赠给了西柏坡纪念馆。箱子运回西柏坡后，工作人员用清水洗去裱糊在箱子上的纸，箱盖上清楚地显露出用毛笔写的“奇字第三号”的字样）。临离开时，王光美为西柏坡题词“难忘的西柏坡”。 2002年年底，为响应胡锦涛总书记“重新修改西柏坡陈列展览”的指示，西柏坡纪念馆工作人员再一次叩响了王光美家的门。王光美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并将保存多年的刘少奇的一套灰色中山装、一套睡衣、一个垫肩、一个皮箱、一个航空箱、一块绣有龙的精制桌布捐赠给西柏坡纪念馆。 2004年7月，当“两个务必”巡展在北京首展时，已是83岁高龄的王光美让她的秘书和负责展览的工作人员联系，捐献出了刘少奇建国初期存放土改材料的文件箱和建国后使用的公文包两件珍贵的文物。 王光美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连同她一生永远美好的回忆存入了西柏坡纪念馆，让那一件件珍贵文物和那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作为教材，在西柏坡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发挥永远的作用。 责任编辑 杨小波
王光美，天津人，1921年9月26日生于北京。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硕士研究生。1946年参加革命，从此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前曾任全国政协第五至八届常委。2006年10月13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在她的生命历程中，在西柏坡只不过很短的时间，但这里却给她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投笔从戎，参加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中国的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党和国民党经过激烈斗争，于1月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决定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调解、处理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由于需要同外国人打交道，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急需一名政治可靠、精通英语的翻译。 此时，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委领导人崔月犁想到了王光美。王光美大学读书时，就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于1945年通过四嫂王兰芬的关系，结识了崔月犁，同地下党有了联系。1946年2月的一天，崔月犁约见王光美，并给她说明来意。王光美毫无思想准备，她没有立即答应：“这件事实在太突然，请组织允许我考虑一下。” 王光美思前想后，她想到组织上派人要自己参加革命工作，是对自己的信任，这是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可又转念想到现在正在办理赴美国留学；如果去军调部当翻译，自己是学习高能物理的，接触的多是自然科学专业术语，并不熟悉军事、政治用语，能否胜任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王光美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接受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王光美到军调部后，开始主要从事笔译《备忘录》等，后来主要负责给叶剑英当翻译。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命令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北平军调部的工作愈来愈艰险，逐渐形同虚设。叶剑英根据中央指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军事干部首先调整，离开北平。10月，叶剑英派人找王光美谈话，征求她对自己未来工作的意见。她坚定地向组织表态：到延安去！投身到为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洪流中去！ 11月1日，王光美乘一架小型军用飞机前往延安。 到延安后，王光美被分配在军委外事组工作。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周恩来、叶剑英召集南京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调部返回延安的同志开会，动员撤出延安，并宣布外事人员合编一个队，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为副队长，王炳南任支部书记。王光美随大家转移到瓦窑堡，后渡过黄河，于同年4月到达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 5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这支外事人员队伍的基础上组成中共中央外事组。叶剑英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内设3个处，翻译处处长徐大年、副处长章文晋，研究处处长柯柏年，新闻处处长董越千。成员共有30多人。 转移途中，根据中央凡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要尽量到根据地参加土改运动的指导思想，王光美被分配到山西省兴县参加土改工作，王炳南担任队长。小山村生活艰苦，住窑洞，吃“科勒”（方言，用黄豆、高粱、糠皮加红枣磨成面制成的炒面），喝“糊糊”，加上语言不通，还要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斗争地主，这一切对于王光美都是严峻的考验。但王光美以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成为群众喜爱的一名土改工作队员。经过半年的基层工作锻炼，她成长成为一名协助分管妇女和青年工作的干部。 1948年春，王光美按组织通知，结束了土改工作队的工作，辗转到达西柏坡。这时，中央外事组已搬到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王光美居住在距西柏坡两公里的柏里村。 在西柏坡，王光美政治上入了党；生活上和刘少奇结为伉俪 王光美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就要吸收她入党，但王光美那时对党的认识很少，觉得自己还不符合条件。到了延安，经过参加军调部工作的考验，又经瓦窑堡基层的锻炼，王光美写了入党申请，由于要经过北平市委调查她的家庭情况，故拖了下来。到了西柏坡，由于王光美思想上进步很快，过了一段，入党申请被批准，入党介绍人是孙少礼、赖祖烈。 西柏坡由于机关集中，走动方便，王光美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 刘少奇自从1946年同王前分手后，生活一直无人照管，工作又一直处在紧张状态，因此身体常常不好。邓颖超、康克清等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王光美在延安时就与刘少奇相识并主动找他谈过话，经过断断续续近两年的接触和对刘少奇的了解，王光美从内心深处对刘少奇非常敬重，同时对他家庭婚姻生活的不幸也非常同情。 在外事组举办的一次舞会之后，刘少奇由王炳南陪同，特意来到王光美的宿舍。王光美的同屋吴青，因公外出，他们的谈话十分随便。刘少奇问王光美星期天都干什么，王光美信口答道：“我不喜欢打扑克，多半是在屋里看看书，或到不远的南庄去赶集、散步。”刘少奇临走时，告诉王光美：“你有空儿去我那里玩吧！” 这是一次难忘的隐藏在刘少奇、王光美心灵深处的开诚布公的谈话。 6月的一天，王光美来到了刘少奇办公和居住的小院。看见王光美推门走进办公室，刘少奇第一句话就是：“你真的来了！”接着关切地问道，“这么长时间没有你的消息，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 几句话，使王光美顿时心里热乎乎的，彼此的话题多了起来。 刘少奇爽直地表示了对王光美的爱慕之情后说：“我的年纪比较大，工作繁忙，又有孩子，希望你认真考虑。” 王光美有点不知所措，心想哪有光讲自己的缺点向女人求爱的。沉默一会儿，她扬起有些绯红的脸说：“年龄我倒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相差那么远，而且我也不了解你个人过去的婚姻等情况。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不知道该怎么相处，要注意些什么。” 刘少奇认真地告诉王光美：“你应该注意什么和想了解我的历史，你去找安子文、李克农同志；你想知道我过去的婚姻状况，你可去问邓大姐（邓颖超）。” 两人谈话都忘记了时间，刘少奇从抽屉里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心细的王光美感触之余，不假思索地说道：“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 不久，王光美通过中央机关管理后勤的赖祖烈，托人把表带到石家庄修好了。赖祖烈没有把表送给刘少奇，而是交给了王光美。不便于经常往刘少奇办公室跑的王光美，就向王炳南谈了修表的事，请他转交给了刘少奇。 王光美对待和刘少奇的结合，是十分慎重的。她真的找了安子文和李克农、邓颖超，征求了他们对自己婚姻选择的看法。安子文交代她和刘少奇在一起，要注意保密纪律，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领导同志之间谈话不要听等；邓颖超、李克农开始没有想到，问明情况后，都对王光美表示衷心的祝福。 刘少奇和王光美要结婚的事，在中央领导中间已不是什么秘密。王光美的父母都在北平，两年不通音信。恰巧，她的四哥王士光（即王光杰）从晋冀鲁豫军区来到西柏坡，找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王诤汇报解放区广播电台的工作，王光美便将和刘少奇结婚的事告诉了四哥。王士光严肃地告诉妹妹：“不要胡思乱想！”王光美也认真地说：“真的！”四哥说：“你懂什么！他是党的领袖！”王光美没有进一步解释，不再说什么了。 1948年，中国革命形势一日千里，战场捷报频传。此时，紧张繁忙的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也迎来了一件大喜事：刘少奇、王光美定于8月21日结婚。
婚礼如何举行？刘少奇告诉王光美，到时候把你的行李搬过来就是了，王光美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儿，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刘少奇坚持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新房就设在刘少奇那间8平米左右的简陋居室内。卧室里除了一张由两条长凳和一块木板支成的床以外，就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两个人的合影。室内设备虽然简陋，但经王光美布置，小屋也显得十分干净、清雅。 结婚那一天，刘少奇整整工作了一天，傍晚时才让身边工作人员到王光美住处，将行李搬到西柏坡。外事组的同志作为“娘家人”，带着写有大家签名的“新婚志喜”的粉红绸子贺幛，和自己动手制作的一个贺喜蛋糕，簇拥着将王光美送到了西柏坡。 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和王光美两家是世交，他得知刘少奇、王光美结婚的消息后，急忙赶画了一幅开口笑着的月亮望着简朴大方新房的写意漫画，表示祝贺。 为了庆祝刘少奇和王光美结婚，晚上，大家在中央大院里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晚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也来了。大家热闹异常，王光美和刘少奇在大家的要求下，共同唱了一首《南泥湾》。之后，首长和同志们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大家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晚会才结束。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以后，从中央军委外事组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刘少奇的秘书。终日工作、生活在一起，他们彼此更加了解，感情更加深厚。 难忘西柏坡，文物寄深情 进京以后，由于工作繁忙，西柏坡成为王光美梦牵魂萦的地方。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使王光美一家遭受一场难以预料的劫难。王光美和刘少奇再也没有一同回到西柏坡。直到平反后，1992年5月25日，时年71岁的王光美终于实现了她的夙愿，重返西柏坡。 她径直走进中共中央旧址大院，一间间土屋，一片片绿地，一棵棵树木都收入她的视线。她走进每一个小院，目光在不停地搜寻着，抚摸着一件件仿佛仍有余温的文物，看着那熟悉的一切，她不禁潸然泪下。在刘少奇旧居的办公室里，她满怀深情地望着屋内的陈设，抚摸着刘少奇的文件箱，深情地说：“少奇同志留下的东西不多了。”她指着箱子上面“奇字第三号”的字样回忆说，这个箱子是刘少奇同志从延安时就开始使用的，曾存放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土地法问题的指示》、《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以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等重要手稿和文件。刘少奇同志十分珍爱这个箱子，进京后，这只白茬木箱也随同刘少奇一家进了中南海。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同志受到迫害，全家被勒令搬出中南海，造反派让他们用这个看起来十分破旧的木箱子，装些零碎的小东西，离开中南海。后来，保姆赵淑君用花纸把这个箱子裱糊了起来，才得以保存下来（1980年6月20日，王光美亲手将这个箱子赠给了西柏坡纪念馆。箱子运回西柏坡后，工作人员用清水洗去裱糊在箱子上的纸，箱盖上清楚地显露出用毛笔写的“奇字第三号”的字样）。临离开时，王光美为西柏坡题词“难忘的西柏坡”。 2002年年底，为响应胡锦涛总书记“重新修改西柏坡陈列展览”的指示，西柏坡纪念馆工作人员再一次叩响了王光美家的门。王光美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并将保存多年的刘少奇的一套灰色中山装、一套睡衣、一个垫肩、一个皮箱、一个航空箱、一块绣有龙的精制桌布捐赠给西柏坡纪念馆。 2004年7月，当“两个务必”巡展在北京首展时，已是83岁高龄的王光美让她的秘书和负责展览的工作人员联系，捐献出了刘少奇建国初期存放土改材料的文件箱和建国后使用的公文包两件珍贵的文物。 王光美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连同她一生永远美好的回忆存入了西柏坡纪念馆，让那一件件珍贵文物和那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作为教材，在西柏坡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大课堂发挥永远的作用。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