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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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历法，简单说就是根据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计量较长的时间间隔，判断气候的变化，预示季节来临的法则。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历法改革史。
纵观中国古代历法，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大致说来包括推算朔望、二十四节气、安置闰月以及日月食和行星位置的计算等。当然，这些内容是随着天文学的发展逐步充实到历法中去的，而且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如果再将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细分的话，大致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古历时期：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所采用的历法；中法时期：从汉太初元年以后，到清代初期改历为止。这期间制订历法者有七十余家，均有成文载于二十四史的《历志》或《律历志》中。诸家历法虽多有改革，但其原则却没有大的改变；中西合法时期：从清代期苏会传教士汤若望上呈《新法历书》到辛亥革命为止；公历时期：辛亥革命之后，于1912年孙中山先生宣布采用格里高历（即公历，又称阳历），即进入了公历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采用公历的同时，考虑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还颁发中国传统的农历。
在我国，根据传说，在黄帝时代就已经有了历法，但不足为凭。帝尧时代有粗疏历法的传说，可能还稍有根据，据成书于春秋时代的典籍《尚书·尧典》所载，帝尧曾经组织了一批天文官员到东、南、西、北四方去观测星象，用来编制历法、预报季节，但有关历法的材料至今尚未发现。
成书年代不晚于春秋时代（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夏小正》按12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了当月星象、气象、物候，以及应该从事的农业和其他活动。例如，书中记载道：
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
三月，参则伏。
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
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悬在下则旦。
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
九月，内火，辰系于日。
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
由《夏小正》给出的记述可以推知，夏代历法的基本轮廓是，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除二月、十一月、十二月之外，每月均以某些显著星象的昏、旦中天，晨见、夕伏来表示节候，这虽然不能算是科学的历法，但称它为物候历和天文历的结合体可以的，或更确切地说，在观象授时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尚书·尧典》中也记载了古人利用显著星象于黄昏出现在正南天空来预报季节的方法，这就是著名的“四仲中星”，书中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推求可知，“四仲中星”至晚是商末周初时代的实际天象，可见，至迟在商末周初人们利用星象预报季节已经有相当把握了。
夏代已经有天干纪日法，即用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十天干周而复始地记日，夏朝末代的几个帝王有胤甲、履癸等名称就是佐证。商代在夏代天干纪日的基础上，发展为干支纪日，即将甲、乙、丙、丁……十天干和子、丑、寅、卯……十二地支顺序配对，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干支，六十日一周循环使用，在出土的商代武乙时的一块牛胛骨上面刻着完整的六十天干地支，两个月共计60天，这也许就是当时的日历。还发现，有一组胛骨卜辞记着两个月共计
唐代值得介绍的历法还有《大衍历》和《宣明历》。
唐代一行在大规模天体测量的基础上，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撰成《大衍历》的初稿，一行去世后，由张说和陈玄景等人整理成书。
《大衍历》用定气编制太阳运动表，一行为完成这项计算，发明了不等间二次差内插法。《大衍历》还用了具有正弦函数性质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法，来处理行星运动的不均性问题。《大衍历》以其革新号称“唐历之冠”，又以其条理清楚而成为后代历法的典范。
徐昂制订的《宣明历》颁发实行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是继《大衍历》之后，唐代的又一部优良历法，它给出的近点月以及交点月日数分别为27.55455日（今测值27.5545503日）和27.2122日（今测值27.2122206日）；它尤以提出日食三差，即时差、气差、刻差而著称，这就提高了推算日食的准确度。
宋代在三百余年内颁发过18种历法，其中以南宋杨忠辅制定的《统天历》最优。《统天历》取回归年长为365.2425日，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数值，欧洲著名的《格里高历》，即当今世界通行的公历，其回归年长亦取365.2425日（公元1582年颁发），但比《统天历》晚了383年。《统天历》还指出了回归年的长度在逐渐变化，其数值是古大今小。
宋代最富有革新的历法，莫过于北宋时期沈括提出的十二气历。我国历代颁发的历法，均将十二个月分配于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如遇闰月，所含闰月之季即四个月；而天文学上又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节令，做为春、夏、秋、冬四季的开始。所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历法上难以统一。针对这一弊端，沈括提出了以“十二气”为一年的历法，后世称它为《十二气历》。沈括在他的名著《梦溪笔谈》中写道：“直以立春之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月。十二气常一大一小相间，纵有两小相并，一岁不过一次。”《十二气历》实为一种阳历，它既与实际星象和季节相合，又能更简便地服务于生产活动，可惜，由于传统习惯势力太大而未能颁发实行。
中国古代历法，历经各代制历家的改革，至元代郭守敬、王恂等人制订的《授时历》达到了高峰。郭守敬、王恂等人在制订《授时历》过程中，既总结、借鉴前人的经验，又研制大批观天仪器；在此基础上郭守敬主持并参加了全国规模的天文观测，他在全国建立了27个观测点，其分布范围是空前的，南起北纬15°，北至北纬65°；东边起东经138°，西至东经102°。这些地点的观测成果为制订优良的《授时历》奠定了基础。《授时历》博采众家之长，如朔望月、近点月、交点月等数值，采用了金代赵之微《重修大明历》的数据；回归年长则取《统天历》的数值等。《授时历》创新之处颇多，如废弃了沿用已久的上元积年；取消了用分数表示天文数据尾数的旧飞；创三次差内插法求取太阳每日在黄道上的视运行速度和月球每日绕地球的运转速度；用类似于球面三角的弧矢割圆术，由太阳的黄经求其赤经、赤纬，推算白赤交角等。
《授时历》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制成，次年正式颁发实行，一直延用到明亡（公元1644年），长达363年，足见《授时历》的精密。
明代末年，一批懂天文学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中国学者向他们学习了欧洲天文学的计算方法。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和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公元1629年6月21日）日食，钦天监预报有错，而徐光启按西法预报均得应验。于是，崇祯皇帝接受礼部建议，授权徐光启组织历局，修订历法。徐光启除选用中国制历家之外，还聘用了耶稣会士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人来历局工作。历经五年的努力，撰成46种137卷的《崇祯历书》，该历书引进了欧洲天文学知识、计算方法和度量单位等，例如采用了第谷的宇宙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体系；引入了圆形地球、地理经度和地理纬度的明确概念；引入了球面和平面的三角学的准确公式；采用欧洲通用的度量单位，分圆周为360°，分一日为96刻，24小时 ，度、时以下60进位制等。徐光启的编历，不仅是中国古代制历的一次大改革，也为中国天文学由古代向现代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崇祯历书》撰完后，明已近灭亡，未能用来编历。清初，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删改为103卷，连同他编撰的新历本一起上呈清政府，得到颁发实行。新历本定名为《时宪书》。删改后的《崇祯历书》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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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夏小正》这本古代文献由“经”和“传”两个部分组成。“经”是正文，“传”是注解。《夏小正》经文全篇共400余字，按12个月份排列，记载着每个月份的物侯、气象、天文，以及各个月份应该进行的生产事项，如渔猎、农耕、蚕桑、制衣、养马等。看来，它是一个统集关于生产活动的安排日程表和经验总结。弄清它产生的时代，对于我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应该是很有用的。那末，它究竟是哪个时代的文献呢？
有人认为它是西汉时代所编写的，因为《夏小正》最初出现在西汉戴德编纂的《大戴礼记》中。《隋书·经籍志》就把《夏小正》定为“戴德撰”。这当然是不足信的。《大戴礼记》一书固然收入了西汉时的一些著作，如《孔察篇》说：“秦王……怨毒盈世，……子孙诛绝。”这样是大秦朝的话，只有西汉人才能写得出来。但以西汉，经过秦“焚书”之后，一些埋藏的古籍正在陆续发现，《大戴礼记》也必然搜集了一些较古的文献。
《夏小正》采用夏代的历法记事，《今本竹书纪年》中又有夏禹元年“颁夏时于邦国”一语，历来不少人就认为，它是夏王朝的职官所纪，是夏代的文献。但是根据考古学的材料，夏代从时间上推算相当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些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陶器上仅有很简单的符号字。说夏代已能用文字对天文、气象、物侯和如此系统的记录，实难令人相信。
《古本竹书纪年》称夏禹“居阳城”，阳城在今河南西部的登封县内。近年来考古学家也认为，夏王朝的活动地区在河南的西部和山西的西南部。有人据此主张，《夏小正》是西周、春秋时代居于原来夏人领域、沿夏代历法者所作，它很可能是晋国的文献。《左传》记晋国史实多用夏历，便是明证。但《夏小正》中所记的事物都在淮海地区，如说“雀入于海为蛤”，“玄雉入于淮为蜃”。他们如果看不见淮河和海，是不会如此记载的。再如，正月经文中记有梅、杏、桃等开花，这在黄河流域听晋国也是不可能的。二月的经文里不有“剥鳟”一条。这个“鳟”就是如今的所子鳄，它居住在长江中下游，晋国也不会有这种东西。
夏朝灭亡后，夏王的子孙被封在杞国（今河南省杞县）。《礼记·礼运篇》载，孔子曾经想考察夏代的政治情况，因而到杞国去，但夏代的文献已大多散失，他只是“得夏时”罢了。这里所谓的“夏时”，大概就是《夏小正》一书。司马迁在写《史记·夏本纪》进又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根据以上资料，有人认为《夏小正》是杞国职官所记，而经过孔子审定的。
杞国的历史很长，它曾经是殷王朝的诸侯国，后来又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它的国土原在淮海地区，到春秋鲁僖公时期，杞国受到淮夷的侵犯而内迁了。如果《夏小正》是杞国的文献，那末它一定是在内迁之有早就写成。而且，《夏小正》文句简奥，大多数是二字、三字或四字就成一完整句子；还有《夏小正》经 文中用的一些借字，春秋以后很少用了。由此推定，它的成书年代必在春秋早期以前。
有的天文学家根据星象称动的规律，测出《夏小正》所言的天体现象，恰和周初即公元前一千年的观象相合。于是认为，这本书的编纂当在西周初年。有人推测，商代后期才有大量的甲骨文出现；《尚书·多士》篇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那末这本书的撰写可能在商代后期或商末周初，是当时居住在淮海地区、沿用夏代历法的杞国人整理记录而成。《夏小正》经文中有两处出现“王”字，一说“王始裘”，二说“王狩”。有人指出，在西周铜器散氏盘铭文中，“矢”作为宗周王畿附近一个小国，它已公然称“王”，远在淮海地区的杞国，当然更能称王了。
不过，《夏小正》的历法十分简单，它只是把一年分成12个月，没有置闰月的方法，更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概念；它所记载的自然界现象，以动植物的变化最多，可见这是一种较原始的观象授时的历书；它所记的生产活动，也只有农业、畜牧、渔
猎、采集，而没有提到“百工”之事，手工业生产在当时还很不发达；许多迹象表明，它很可能是夏朝流传下来的关地生产活动的世代经验的积累。况且，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桀后来“出奔南巢氏”，有人认为就在今安徽巢县一带。夏朝末年的统治中心，应该也有淮海地区。
究竟《夏小正》是什么时代的作品，这需从历史学、这需从历史学、文字学、地理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各个方面作综合考察，方能得出较右可靠的结论。
中国古代历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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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历法，简单说就是根据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计量较长的时间间隔，判断气候的变化，预示季节来临的法则。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历法改革史。
纵观中国古代历法，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大致说来包括推算朔望、二十四节气、安置闰月以及日月食和行星位置的计算等。当然，这些内容是随着天文学的发展逐步充实到历法中去的，而且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如果再将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细分的话，大致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古历时期：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所采用的历法；中法时期：从汉太初元年以后，到清代初期改历为止。这期间制订历法者有七十余家，均有成文载于二十四史的《历志》或《律历志》中。诸家历法虽多有改革，但其原则却没有大的改变；中西合法时期：从清代期苏会传教士汤若望上呈《新法历书》到辛亥革命为止；公历时期：辛亥革命之后，于1912年孙中山先生宣布采用格里高历（即公历，又称阳历），即进入了公历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采用公历的同时，考虑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还颁发中国传统的农历。
在我国，根据传说，在黄帝时代就已经有了历法，但不足为凭。帝尧时代有粗疏历法的传说，可能还稍有根据，据成书于春秋时代的典籍《尚书·尧典》所载，帝尧曾经组织了一批天文官员到东、南、西、北四方去观测星象，用来编制历法、预报季节，但有关历法的材料至今尚未发现。
成书年代不晚于春秋时代（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夏小正》按12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了当月星象、气象、物候，以及应该从事的农业和其他活动。例如，书中记载道：
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
三月，参则伏。
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
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悬在下则旦。
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
九月，内火，辰系于日。
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
由《夏小正》给出的记述可以推知，夏代历法的基本轮廓是，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除二月、十一月、十二月之外，每月均以某些显著星象的昏、旦中天，晨见、夕伏来表示节候，这虽然不能算是科学的历法，但称它为物候历和天文历的结合体可以的，或更确切地说，在观象授时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尚书·尧典》中也记载了古人利用显著星象于黄昏出现在正南天空来预报季节的方法，这就是著名的“四仲中星”，书中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推求可知，“四仲中星”至晚是商末周初时代的实际天象，可见，至迟在商末周初人们利用星象预报季节已经有相当把握了。
夏代已经有天干纪日法，即用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十天干周而复始地记日，夏朝末代的几个帝王有胤甲、履癸等名称就是佐证。商代在夏代天干纪日的基础上，发展为干支纪日，即将甲、乙、丙、丁……十天干和子、丑、寅、卯……十二地支顺序配对，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干支，六十日一周循环使用，在出土的商代武乙时的一块牛胛骨上面刻着完整的六十天干地支，两个月共计60天，这也许就是当时的日历。还发现，有一组胛骨卜辞记着两个月共计
唐代值得介绍的历法还有《大衍历》和《宣明历》。
唐代一行在大规模天体测量的基础上，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撰成《大衍历》的初稿，一行去世后，由张说和陈玄景等人整理成书。
《大衍历》用定气编制太阳运动表，一行为完成这项计算，发明了不等间二次差内插法。《大衍历》还用了具有正弦函数性质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法，来处理行星运动的不均性问题。《大衍历》以其革新号称“唐历之冠”，又以其条理清楚而成为后代历法的典范。
徐昂制订的《宣明历》颁发实行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是继《大衍历》之后，唐代的又一部优良历法，它给出的近点月以及交点月日数分别为27.55455日（今测值27.5545503日）和27.2122日（今测值27.2122206日）；它尤以提出日食三差，即时差、气差、刻差而著称，这就提高了推算日食的准确度。
宋代在三百余年内颁发过18种历法，其中以南宋杨忠辅制定的《统天历》最优。《统天历》取回归年长为365.2425日，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数值，欧洲著名的《格里高历》，即当今世界通行的公历，其回归年长亦取365.2425日（公元1582年颁发），但比《统天历》晚了383年。《统天历》还指出了回归年的长度在逐渐变化，其数值是古大今小。
宋代最富有革新的历法，莫过于北宋时期沈括提出的十二气历。我国历代颁发的历法，均将十二个月分配于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如遇闰月，所含闰月之季即四个月；而天文学上又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节令，做为春、夏、秋、冬四季的开始。所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历法上难以统一。针对这一弊端，沈括提出了以“十二气”为一年的历法，后世称它为《十二气历》。沈括在他的名著《梦溪笔谈》中写道：“直以立春之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月。十二气常一大一小相间，纵有两小相并，一岁不过一次。”《十二气历》实为一种阳历，它既与实际星象和季节相合，又能更简便地服务于生产活动，可惜，由于传统习惯势力太大而未能颁发实行。
中国古代历法，历经各代制历家的改革，至元代郭守敬、王恂等人制订的《授时历》达到了高峰。郭守敬、王恂等人在制订《授时历》过程中，既总结、借鉴前人的经验，又研制大批观天仪器；在此基础上郭守敬主持并参加了全国规模的天文观测，他在全国建立了27个观测点，其分布范围是空前的，南起北纬15°，北至北纬65°；东边起东经138°，西至东经102°。这些地点的观测成果为制订优良的《授时历》奠定了基础。《授时历》博采众家之长，如朔望月、近点月、交点月等数值，采用了金代赵之微《重修大明历》的数据；回归年长则取《统天历》的数值等。《授时历》创新之处颇多，如废弃了沿用已久的上元积年；取消了用分数表示天文数据尾数的旧飞；创三次差内插法求取太阳每日在黄道上的视运行速度和月球每日绕地球的运转速度；用类似于球面三角的弧矢割圆术，由太阳的黄经求其赤经、赤纬，推算白赤交角等。
《授时历》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制成，次年正式颁发实行，一直延用到明亡（公元1644年），长达363年，足见《授时历》的精密。
明代末年，一批懂天文学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中国学者向他们学习了欧洲天文学的计算方法。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和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公元1629年6月21日）日食，钦天监预报有错，而徐光启按西法预报均得应验。于是，崇祯皇帝接受礼部建议，授权徐光启组织历局，修订历法。徐光启除选用中国制历家之外，还聘用了耶稣会士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人来历局工作。历经五年的努力，撰成46种137卷的《崇祯历书》，该历书引进了欧洲天文学知识、计算方法和度量单位等，例如采用了第谷的宇宙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体系；引入了圆形地球、地理经度和地理纬度的明确概念；引入了球面和平面的三角学的准确公式；采用欧洲通用的度量单位，分圆周为360°，分一日为96刻，24小时 ，度、时以下60进位制等。徐光启的编历，不仅是中国古代制历的一次大改革，也为中国天文学由古代向现代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崇祯历书》撰完后，明已近灭亡，未能用来编历。清初，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删改为103卷，连同他编撰的新历本一起上呈清政府，得到颁发实行。新历本定名为《时宪书》。删改后的《崇祯历书》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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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正》这本古代文献由“经”和“传”两个部分组成。“经”是正文，“传”是注解。《夏小正》经文全篇共400余字，按12个月份排列，记载着每个月份的物侯、气象、天文，以及各个月份应该进行的生产事项，如渔猎、农耕、蚕桑、制衣、养马等。看来，它是一个统集关于生产活动的安排日程表和经验总结。弄清它产生的时代，对于我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应该是很有用的。那末，它究竟是哪个时代的文献呢？
有人认为它是西汉时代所编写的，因为《夏小正》最初出现在西汉戴德编纂的《大戴礼记》中。《隋书·经籍志》就把《夏小正》定为“戴德撰”。这当然是不足信的。《大戴礼记》一书固然收入了西汉时的一些著作，如《孔察篇》说：“秦王……怨毒盈世，……子孙诛绝。”这样是大秦朝的话，只有西汉人才能写得出来。但以西汉，经过秦“焚书”之后，一些埋藏的古籍正在陆续发现，《大戴礼记》也必然搜集了一些较古的文献。
《夏小正》采用夏代的历法记事，《今本竹书纪年》中又有夏禹元年“颁夏时于邦国”一语，历来不少人就认为，它是夏王朝的职官所纪，是夏代的文献。但是根据考古学的材料，夏代从时间上推算相当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些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陶器上仅有很简单的符号字。说夏代已能用文字对天文、气象、物侯和如此系统的记录，实难令人相信。
《古本竹书纪年》称夏禹“居阳城”，阳城在今河南西部的登封县内。近年来考古学家也认为，夏王朝的活动地区在河南的西部和山西的西南部。有人据此主张，《夏小正》是西周、春秋时代居于原来夏人领域、沿夏代历法者所作，它很可能是晋国的文献。《左传》记晋国史实多用夏历，便是明证。但《夏小正》中所记的事物都在淮海地区，如说“雀入于海为蛤”，“玄雉入于淮为蜃”。他们如果看不见淮河和海，是不会如此记载的。再如，正月经文中记有梅、杏、桃等开花，这在黄河流域听晋国也是不可能的。二月的经文里不有“剥鳟”一条。这个“鳟”就是如今的所子鳄，它居住在长江中下游，晋国也不会有这种东西。
夏朝灭亡后，夏王的子孙被封在杞国（今河南省杞县）。《礼记·礼运篇》载，孔子曾经想考察夏代的政治情况，因而到杞国去，但夏代的文献已大多散失，他只是“得夏时”罢了。这里所谓的“夏时”，大概就是《夏小正》一书。司马迁在写《史记·夏本纪》进又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根据以上资料，有人认为《夏小正》是杞国职官所记，而经过孔子审定的。
杞国的历史很长，它曾经是殷王朝的诸侯国，后来又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它的国土原在淮海地区，到春秋鲁僖公时期，杞国受到淮夷的侵犯而内迁了。如果《夏小正》是杞国的文献，那末它一定是在内迁之有早就写成。而且，《夏小正》文句简奥，大多数是二字、三字或四字就成一完整句子；还有《夏小正》经 文中用的一些借字，春秋以后很少用了。由此推定，它的成书年代必在春秋早期以前。
有的天文学家根据星象称动的规律，测出《夏小正》所言的天体现象，恰和周初即公元前一千年的观象相合。于是认为，这本书的编纂当在西周初年。有人推测，商代后期才有大量的甲骨文出现；《尚书·多士》篇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那末这本书的撰写可能在商代后期或商末周初，是当时居住在淮海地区、沿用夏代历法的杞国人整理记录而成。《夏小正》经文中有两处出现“王”字，一说“王始裘”，二说“王狩”。有人指出，在西周铜器散氏盘铭文中，“矢”作为宗周王畿附近一个小国，它已公然称“王”，远在淮海地区的杞国，当然更能称王了。
不过，《夏小正》的历法十分简单，它只是把一年分成12个月，没有置闰月的方法，更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概念；它所记载的自然界现象，以动植物的变化最多，可见这是一种较原始的观象授时的历书；它所记的生产活动，也只有农业、畜牧、渔
猎、采集，而没有提到“百工”之事，手工业生产在当时还很不发达；许多迹象表明，它很可能是夏朝流传下来的关地生产活动的世代经验的积累。况且，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桀后来“出奔南巢氏”，有人认为就在今安徽巢县一带。夏朝末年的统治中心，应该也有淮海地区。
究竟《夏小正》是什么时代的作品，这需从历史学、这需从历史学、文字学、地理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各个方面作综合考察，方能得出较右可靠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