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对我国科研原创缺失深层原因的思考

2008-09-06 19:20:40| 分类：哲学思考 | 标签： |字号大中小订阅

原创与发明、创造和创新在意义上很相近，但原创并不完全等于发明、创造和创新。原创是指原始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要高于一般性创新，是创新的源头和价值导向。正因为于此，原创对于科技发展，人类进步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进行科学研究要十分重视研究的原创性，但目前在我国的科技界存在着很严重的“原创缺失”的问题，其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在物理、化学、医学等学科，我国现在是且“仍将是”一个“旁观者”了，而尚未进入世界科技进步的先进行列；二是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仍未拿下一块诺贝尔科学奖牌。”[1]我国科研原创缺失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中科研队伍作为科研活动的主体，其存在的缺陷是造成该问题的第一个因素，而当前体制（包括学术体制、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中存在的弊病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又一个因素，另外社会中存在的不良风气是造成这个问题的第三

个因素。

下面就对这三个因素展开进行说明：

一、当前科研队伍中存在的缺陷。目前在从事科研活动的人员中普遍存在知识面偏窄、专业知识缺乏、急功近利思想严重、进行科学研究的动机不纯、科学素养不高、创新思维缺乏和进

行创新性研究的自信心不足等对原创研究极为不利的缺陷。

二、当前体制中存在的弊病。体制中存在的弊病集中体现在学术体制、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三个方面。学术体制中存在的弊病：多数人搞科研是为了完成工作量，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学术成果的评价机制也存在极大问题，“认为作品发表在核心期刊、权威核心期刊上才算精品。”[2]由此导致学风败坏、学术研究不认真、研究态度不端正、论文剽窃现象严重等问题。科研体制中存在的弊病：我国科研体制的一个严重弊端是官僚化，受“官本位”的影响太严重。行政化的科研管理从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科研活动的开展。教育体制中存在的弊病：应试教育模式下，以三中心（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

缺乏独立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进而进行创新性研究的能力。

三、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不良风气。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思想中无论是积极的部分还是消极的部分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深远的影响。传统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是造成原创缺失的社会思想原因，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枪打出头鸟”这样的想法从思想观念上给我们的原创研究带来了

不利和制造了障碍。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前科研队伍中存在的缺陷、体制中存在的弊病和社会中存在的不良

风气是导致我国“原创缺失”问题的三大主要和根本原因。

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2008-09-06 19:17:01| 分类：哲学思考 | 标签： |字号大中小订阅

一、什么是科学精神？什么是人文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有人强调科学精神是科学方法，如李醒民说：“科学精神及其哲学和文化意蕴也集中地通过科学活动中所运用的方法体现出来。”有人强调科学家的素质，如刘大椿说：“科学精神包括：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求实态度；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对知识的渴求，对可操作程序的执着；对真理的热爱和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憎恶；对公正、普遍、创新等准则的遵循。”有人强调行为规范，如R·K·默顿说：“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当然，这儿所讲的“科学”不包括社

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什么是人文精神？有的理解为对人的关注，如王蒙说：“人文精神我们姑且可以假定为一种对人的关注。”有的理解为人对自己命运的把握，如曲卫国说：“所谓„人文精神‟一般指的是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有的理解为人的追求，如吴滨说：“有的人把人文精神弄得很玄虚，其实它就是人立于现实去追求理想、实现信仰。”有的理解为生活规范，如陈思和说：“人文精神应

该成为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一种规范。”

科学精神指科学活动方式本身所特有的气质。它包括四方面内容：（1）怀疑精神，指科学的理性批判态度。它等同于爱因斯坦和波普尔所倡导的批判理性主义，而与怀疑论和相对主义不可同日而语；（2）求实精神，指科学所信守的尊重事实的原则；（3）创造精神，指科学以创新

为目标的活动导向；（4）探索精神，指科学为自由而进行无止境探索的属性。

人文精神：一种主张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关怀人的现实生活，

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思想行为。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对立吗？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有不同的含义和现实意义，应当把它们统一起来为人类的自由事业

造福。

“第一，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科学精神是在追问自然存在的合理性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而人文学科的对象是人，人文精神是在追问人的存在的合理性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第二，科学精神是把客观对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认识和实践的最高准则与目的的，追求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人文精神则是把人本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作为认识和实践的最高准则与目的的，追求对人

的特性的开掘与弘扬。”——刘向军《人文精神的三种含义及其现实意义》

“科学精神尊重科学技术的价值，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强调依靠科学技术来推动社会发展。这种观念注重人的物质生活，强调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强调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的作用，强调依靠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重视生产的经济效益、产品的技术含量，重视自然环境的作用，强调掌握科学方法，掌握客观规律，追求科学真理，强调理性的作用。人文精神尊重人的价值，重视人文文化的作用，强调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来推动社会发展。这种观念注重人的精神生活，强调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性，强调人自身的作用、精神力量的作用，强调依靠人和人文文化来推动社会进步，重视生产的人文效益、产品的文化含量，重视人文文化氛围的作用，强调教育与组织人的方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追求人生真谛，重

视情感的作用。”——林德宏《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整合》

科学精神是求真的精神，使人追求真理，发现客观规律的一种精神；而人文精神是求善的

精神，是人追求价值，满足人们需求的一种精神。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统一的，这是因为人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人的主观作用与工具

的客观功能具有统一性。”——林德宏《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整合》

只有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结合，实现其统一，才能实现人类实践活动既符合规律又

符合价值。

三、如何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要解决当前人类发展所面临的环境、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

从而指引我们更好的进行实践活动。

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科学精神；而离开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只是一种残缺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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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新探

论文关键词：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融合

论文摘要：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所创造的人类精神世界中不朽的旋律，人文精神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揭示主体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往往相伴相随，认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需要进一步认识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多层面的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共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也是互补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既以实践为基础，也表明了实践的价值取向。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探析对象和发现自己的活动中形成的两种观念、方法与知识体系。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实践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当代人类实践的发展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既提出了紧迫要求，也奠定了现实的实践基础。应使对今天社会发展的现实状态，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运用要融和与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保持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及可持续发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立足当代人类实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要融汇中西，致力创新，加速分化，促进综合，在新的时代的条件下构建和谐与融合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促进人类精神的健康发展，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历史责任与现实要求。

一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所创造的人类精神世界中不朽的旋律。从古希腊开始，科学精神就在西方世界开始萌动，古希腊科学中的理性精神、分析精神非常的发达，柏拉图的理性主义还使理性负载着精神生活的意义，这样，亚里士多德才有可能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形式逻辑体系。而突出表现在近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更是把理性推崇到了万能的地位，认为理性可以达到人的一切目的。如在康德看来，意志行为惟有合乎理性。在近代科学发展中，由于客观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复兴，实证精神和分析精神的迅速发展，由此引起近代科学在各个领域的全面繁荣。突显出来科学精神的大旗更是在波澜壮阔的现代科学革命中表现出来。历史把科学精神推向了人类精神的核心地位。科学精神的演变与发展凝聚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而何谓科学精神？在美国科学史家默顿看来，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

有组织的怀疑主义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他进而认为，“科学的精神气质虽从未被整理过，但从科学家在习惯中，在无数论述科学精神的著作中，在对触犯精神气质的行为的道德谴责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道义一致性，可以推断出它的存在。”而从科学认识方法的视角，哲学家海德格尔则指出科学精神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物本—物化—对象化，这就是这种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核。”[1]在我国，明确提出科学精神并提倡“弘扬科学精神”的是任鸿隽。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推进，黄昌款、胡适、毛子水、屠正叔等对科学精神的研究从而使这问题进入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而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从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刻卜勒、牛顿、波义耳等人身上，总结出了科学精神的几个特点，它们分别是: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专心一致，实事求是等。当代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拓宽了科学精神的内涵，赋予科学精神以新的时代特征。科学精神是科学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表现出来的情操、气质、品格和特征，它是时代的科学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现代社会实践要求人们反思以往对科学认识的片面性，要求全面认识科学理性的作用。科学探索就是要透过事物的现象去把握其本质及内在的规律性，反对用任何形式束缚人们追求真理的思想和行为。科学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来理解它。科学精神体现着人类对客观性、真理性、合理性的追求与创造。它激励着人们驱除愚昧，求实创新，并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宣传和探讨“科学精神”的热潮,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充分展示了科学精神及其巨大作用。

人文精神是从人文文化中提炼、概括出来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精髓。它以人为尺度，注重形象思维和整体综合，开掘主体生命内在的体验、感悟和直觉，人文精神突出了人主体地位，揭示主体价值。人文精神就其核心来说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的意义，人生的追求、目的、理想、信念、道德、价值等等。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人对自然、人对社会、人对他人、人对自己的基本态度上。人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热爱自然、尊重自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也要正确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中把握人的价值，人还要处理好人自我表现的超越性的问题。作为一种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注重对个体的关注，夸大物欲作用，忽视精神价值的单面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价值,也即通常所说的对人的“终极关怀”、“精神追求”等。有学者认为，人文精神就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理性意识、情感体验、生命追求、理论阐释、评价体系、价值观念和实践规范。人文精神，说到底就是指“一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实践原则，这种原则是评价一切实践活动结果的根本尺度。人文精神把人的利益、人的发展看作是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人文精神是推动起一种有别于科学认识的探究活动，去展现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它与外间世界的交相辉映。以人性、人文理念来观察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它活跃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中，是一种理性意识与非理性的体验的结合，人文精神的目标是追求善和美,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重视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它既表现为一定的知识形态，也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应承担消除人文危机的重任，为人类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开创一片新天地。

二

在古文明时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开始萌芽，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成为人们探求未知事物的手段、依据和目的，把自然、社会、人的思考混杂在一起。实际上，在那个时期，人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和自然的问题没有本质的区别。从古希腊教育

的角度看，古希腊人追求人文的同时也展开对科学的追求，追求科学的同时也展开对人文的追求。我们看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兼容并包的。古希腊既孕育人文精神又孕育科学精神，“科学”对“人文”并蓄。我国古代“天人相合”、“天人相通”说明了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应在自然条件下才能实现。在西方，古代科学精神始终是在哲学世界观的庇护制约下进行的，经院哲学曾一度占据了科学与人文的所有领域，而当人类文化发展到近现代，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野也逐渐凸现出来。近代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使得自然科学技术愈演愈烈，在近、现代的文化中，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之间的尖锐对立。理性与科技结合所形成的科技理性主义日益成为对人本主义的挤压。经由新康德主义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发展到极致，导致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分离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阵营。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流派割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补性和内在联系，形成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科学主义强调科学、客观性、真理性，主张“价值中立”。科学主义强调尊重科学，本来无可厚非，但把科学抬高到至上甚至唯一的地步，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绝对对立起来，以科学文化否定和反对人文文化，这就走到了极端。[2]科学主义推崇理性和科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力量,贬斥关于人的价值、尊严的空洞口号，片面主张知识就是力量。离开科学研究的比较单纯的境域（context）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境域中，某种科学方法就变得太荒谬而不可取了。就像没有人会认同“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原子弹、做核试验”一样，虽然其方法是高效的。[3]科技被推崇备至,科学精神曾一度压制了人文精神。由此,它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标准的文化模式，来改造其他文化。人本主义的思潮则鼓吹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和科学进步，主张抽象的个人价值、个人理想、个人本位和个人中心等，人文学科领域日益狭窄。各执一端的观点都对社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这就迫使我们重新厘定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人们在认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时普遍存在认识误区，长期以来，由于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分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离，科学与道德的分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往往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科学价值中立”、“为科学而科学”等观点又为这种分离提供解释和理论支持，以至这种分离成为一种传统。[4]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要么基本上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要么主张把在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有效用的科学方法。反应在科学与人文的隔离，教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吴国盛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科学的领地日渐狭窄；学科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科学的地位日渐下降；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推波助澜，人为地造成科学人文之分裂；自然科学自诩道德中立，人和主观性成了科学研究的敌人，使自然科学家们心安理得地拒绝人文关怀。科学活动深化人的认识,净化人的思想,美化人的心灵,凝练人的精神,塑造人的品格,从而内化为人的一种基本精神。同时，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渐渐脱离并对立起来。克服传统视野的狭隘性，在自然与社会、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中来把握科学精神，对科学技术批判是反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的霸权地位，以及把科学技术视为之至真、至善、至美化身的科学主义，它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汇提供了现实的依据。而实际上，科学主义所坚持的“为科学而科学”并不是完整科学精神，只是科学精神部分属性的反映。现代科技文明的发展昭示我们，科学技术一方面推动社会发展取得无与伦比的作用，问题的解决应是在推动科技发展的同时，采取措施，限制有意识科技成果的滥用，即确定“科技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增强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关怀。发展从文化背景来看是科技与人

文融合的产物。科学的人文精神有着极大的启发性和感召力，能够整合人与自然趋向,确保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具有科学的人文精神才能确保人的价值、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得以真正实现。新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在技术上的表征。[5]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和科学技术的关系，提倡褒扬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提高人的地位，探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之路。

三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共生的，都是承认与尊重客观实际、提炼与抽取客观现象的本质、探索与揭示客观规律的，其基础在于社会实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在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这一活动的基本形式——生产劳动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有共同的基础，其共同的根基就是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人，而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也是人。许多科学家还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这样主体层面的科学精神中也包含了人文精神。科学界的优秀分子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人类的责任，从主体层面把科学精神理解为科学家的精神，是人文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精神价值。杰出科学家身上体现出的精神品质,如怀疑精神、敬业精神、奋斗精神、献身精神。这都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结合的体现。在人类社会实践层面,人们要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和深入实践的行动，自觉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统一建构。要在自然——人——社会相统一的基础上，发展和发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相通性，建立一种真正的大科学观，这种大科学观中蕴含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气质和广博内容,从而具有更加广阔的科学视野和实践价值。[6]这就告诉我们，只有撇开种种理论上的谬误，回到马克思说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本身，才会确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本来就是统一的。科学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精神同艺术精神、道德精神等其他文化精神是不可分割的融合在一起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往往相伴相随，科学精神根植于人文精神之中。科学作为一项探求知识和真理的认识活动，体现的对真理的无私追求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人类向着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前进。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控制论奠基人维纳有一本著作，书名就叫《把人当人来用》，希望改变把人当机器来用的状况，这不也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7]科学精神就是人类一切美好、崇高、值得肯定的精神品质,其中包含了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互补的，这能保证实践的正确取向和成功。有学者认为，科学精神以物为尺度，人文精神以人为中心；前者追求的是真实的世界，后者追求的是美好的世界；前者是张扬着理性至上的理念，而后者却在理性之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最终价值是一致的，即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提高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具有互补性。人类在改造世界的活动过程中能够同时受到两种精神的指引，忽视了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把握科学精神，把科学精神理解为单纯追求正实现。新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在技术上的表征。[5]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和科学技术的关系，提倡褒扬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提高人的地位，探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之路。

三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共生的，都是承认与尊重客观实际、提炼与抽取客观现象的本质、探索与揭示客观规律的，其基础在于社会实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在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这一活动的基本形式——生产劳动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有共同的基础，其共同的根基就是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人，而从事人

文学科研究的也是人。许多科学家还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这样主体层面的科学精神中也包含了人文精神。科学界的优秀分子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人类的责任，从主体层面把科学精神理解为科学家的精神，是人文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精神价值。杰出科学家身上体现出的精神品质,如怀疑精神、敬业精神、奋斗精神、献身精神。这都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结合的体现。在人类社会实践层面,人们要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和深入实践的行动，自觉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统一建构。要在自然——人——社会相统一的基础上，发展和发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相通性，建立一种真正的大科学观，这种大科学观中蕴含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气质和广博内容,从而具有更加广阔的科学视野和实践价值。[6]这就告诉我们，只有撇开种种理论上的谬误，回到马克思说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本身，才会确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本来就是统一的。科学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精神同艺术精神、道德精神等其他文化精神是不可分割的融合在一起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往往相伴相随，科学精神根植于人文精神之中。科学作为一项探求知识和真理的认识活动，体现的对真理的无私追求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人类向着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前进。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控制论奠基人维纳有一本著作，书名就叫《把人当人来用》，希望改变把人当机器来用的状况，这不也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7]科学精神就是人类一切美好、崇高、值得肯定的精神品质,其中包含了人文精神。

原创缺失的深层原因

从世界科技进步的历史进程看，我国科研原创缺失有两个明显标征：一是在物理、化学、医学等学科，我国现在是且“仍将是”一个“旁观者”了，而尚未进入世界科技进步的先进行列；二是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仍未拿下一块诺贝尔科学奖牌。

影响我国健步进入世界科技进步的先进行列和前列，且拿下几个诺贝尔奖的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起作用的。我认为政府好近功、国人官瘾重、体制积弊多、社会缺宽容，就是其中四个根由，值得认真剖视和矫正。

政府好近功。好大喜功是秦始皇以降历代皇朝的一大政治特色。鸦片战争带来的民族大辱，使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和政府正派官员，把目力和功夫绝对地置于当下现实问题的政治解决上。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的情状及同世界发展进程的巨大差距，激发着国家领导者一天等于２０年的“大跃进”情怀和必在若干年内赶超欧美的雄心。即便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大跃进”遗风还依旧难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烈的“政绩”观念，又令一些届别和层级的政府，把功夫用在目下的“数字政绩”上。在依然是政府主导型的科研体制下，政府好近功对科技进步的历史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不愿意或舍不得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基础研究这个不能立竿见影的事业上，化大功夫、下大本钱至今，我国每年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只占ＧＤＰ的１．１％，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同比的３％左右；另一方面，它也势必要求科技界、学术界同政府一样，在短期内“快出成果，出大成果”。科学技术和学术事业，是长期累积方有创新和突破的事业。对这样的事业，政府如果没有起码的支持强度和足够的支持时间，原

创性、突破性的大成果，又从何而来呢﹖

国人官瘾重。学而优则仕，且以读书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这在俺中国真可谓“刻骨铭心”！１９１６年，陈独秀先生在其《新青年》一文中这样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这种陈腐发财观念和现存“官本位”制度之疾的结合，使得“几个„博导‟竞争一个副处长，高级研究员争当科长，研究生热衷考公务员”业已成为“非新闻”的生动现实，表明包括一些科研人员在内的国人之官瘾，该有多重可以想见，在一个“大家想当官真正不想当的也有，但不多，真不想当人家又逼你当”的国度或氛围中，还能有多少大创造和真学问呢﹖官有官道，学有学路，“双肩挑”其实是极难兼得的。爱因斯坦说得好：“企图兼有智慧和权力，极少能获得成功，即使成功，也不过是县花一现。”

梁启超留下了皇皇１４００余万字的著述，这是他远离官场、潜心著述的结果。梁氏深察旧中国官场“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懒惰与巧滑”，“很容易堕落”，“终非安身立命之所”，“现在政界万万不可多与为缘”。梁启超还用其观察结果劝诫子女们莫做官，只做学问。梁启超一家，走出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位国家级院士。这一极有可能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文化事件，真是发人深省啊。

体制积弊多。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积弊对我国精神生产力之发达、科技学术事业之繁荣的消极影响，已有多人作过精到分析，此不赘述。我经２０余年观察思考，认为从科学技术体制本身看，影响科研创新的主要弊端有三方面。在立项选题上，“长官意志”和计划色彩依然过重偏浓，自由自主选题立项尚得不到应有的价值重视和有规制依据的经费支持，使得跟踪、追风、低水准重复研究层出不穷。在资源分配上，有限的科技资源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上的配置甚不合理，忽视基础研究的历史倾向长期得不到实质性改进。当代国外科技资源在“三类研究”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上的配置之比，已大体稳定在１４：２４：６２上，而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Ｒ＆Ｄ投入之比，竟从１９８５年的５％下降为目前的２％。在成果处置上，我国科研“量化”管理大受青睐并大行其道后，鉴定、评价和奖励标准重数量轻质量之流弊，自觉不自觉地鼓励了短平快成果的成批生产，扼制了原创性、独创性成果的孕育和生发。

社会缺宽容。科学研究和政治决策施行着两条相悖的原则：前者是多数服从少数，后者乃少数服从多数。科学要有进展，往往是极少数人推翻所有人的观念才能前进。科学的创新过程，就是一个理性的否定、创造性的破坏和历史性的超越之过程。没有怀疑、批判、解构精神，没有超常、超凡、超我、超群、超前的卓识和胆略，就不会有影响科技发展历史进程的原创性、独创性的科研成果。科学、学术事业的发展，需要政治的、社会的理性宽容。现代理性宽容，既坚决排斥那种蛮不讲理的所谓“大批判”和政治性的裁决及低层次纷争，也不太欣赏那种恩赐式的宽恕，它的本质是高度尊重他人的平等自由和权利。爱因斯坦指出：“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无论哪种可能的信念”，特别是“高度尊重各种形式的理智的追求和精神的努力”。他认为，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认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尊重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思维独立和学术自由，是精神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根本条件。学术活动及其成果应当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整个国家都应努力创设“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坚持自己思想之权利”这样一个社会宽容环境。“先接后管”中研院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５日夜，陈毅指挥下的部队已在岳阳路中央研究院门前设岗。大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休息的士兵席地而卧，不进楼院一步。中研院的人员以食品慰劳士兵，也均被婉谢。与国民党军队对比之下的极大反差，给人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有许多科学家也欣然走上街头，汇入庆祝上海解放的人流之中。在游行队伍高举的画像中，有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也有陈毅司令员的。

５月３１日，陈毅和粟裕以上海市军管会正副主任的名义签发命令，委任政务、军事、财经、文教四大部门接管委员会的负责干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陈毅亲自兼任文教委员会（简称文管会）主任，为什么做如此安排？担当副主任之一的夏衍在他的《懒寻旧梦录》一书中有所透露。

夏衍从北平来，离开北平之前，曾面见周恩来，得到三点指示：一是总方针要按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办事，文化教育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要尊重学者专家和艺术家，对他们一定要一一登门拜访，千万不要随便叫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二是对大学、科学单位的工作人员，除个别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三是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夏衍于５月２３日傍晚抵达丹阳，陈毅对他说：“文管会我当主任，实际工作由你负责，我挂个名，是为了你工作上方便，我这个名字还可以压压那些不听话的人。”显然，陈毅要在“兵”的氛围中，为“秀才”夏衍减少些“有理说不清”的遭遇。

６月５日下午，上海文化界人士举行盛大聚会，陈毅到会讲话，一口气讲了四个钟头，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表达与文化界人士团结合作的愿望，讲得真诚、生动、风趣。由此在上海文化界刮起了“陈毅旋风”，一时间倾倒了多少“陈毅迷”。

文管会下设高教处，负责科学部门的是该处副处长李亚农。他曾到中央研究院召集各所所长谈话，请他们提出对今后院务的意见。

中央研究院成立于１９２８年６月９日，转眼间即是建院２１周年纪念日。“２１”这个数没什么讲究，又值政权刚刚更迭，何况中研院属“伪机关”，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性来。从战乱中脱身出来之后的院中同人，可能是想找个由头聚上一聚，还是打算开会纪念一下。他们也给文管会发了个请帖，李亚农例行公事地把帖子交给文管会的办事人员，大家都没有认真对待。到开会前一天，陈毅在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帖子，责备手下人为什么不及早告诉他。他临时改变时间安排，通知李亚农说：“明天我来，这个会很重要。”

李亚农没想到日理万机的陈毅会做出如此安排，有点儿措手不及。６月９日早上，陈毅偕冯定、舒同、李亚农一班人等赴会，为了不惊扰科学家，他命令在离大门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下车，然后步入楼院。因为请帖上没有明确写陈毅的名字，他解嘲说这是“不请自到”。参加纪念会的人，除了院部机构和在沪研究所人员外，还有不在中研院供职的在沪院士张元济、柳诒徵、庄长恭、茅以升、顾颉刚等。会上首先由竺可桢报告本院的历史，评述了蔡元培、杨杏佛和丁文江的贡献。接着，就是陈毅讲话一个小时。据黄宗甄和徐京华先生的回忆，他讲话的基调是稳定人心，鼓舞士气。特别强调要把中国建成为世界强国，是需要科学、需要知识的。大会散过之后，陈毅请院士们留下来，又谈了一个小时。

安抚人心之后，上海军管会于６月１６日发布由陈毅和粟裕签署的命令，任命李亚农为军管会代表，对中研院执行军事监督及办理接管事宜。翌日即在院举行接管仪式。在李亚农主持下，分组展开清点。后来一切进展顺利，工作秩序正常。院中人员还自发组织政治学习、开展节约运动，并对设立未来的国家科学组织机构提出建议。至８月，市军管会决定成立“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以李亚农、吴学周、王家楫、周仁、罗宗洛、冯德培、陈宗器、倪达书、沈昭文、黄宗甄、徐京华、陈芳允、孙宝琳为委员，李亚农为主任委员。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１２月有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南下，中国科学院派办公厅副主任恽子强和秘书处处长黄宗甄随团前往上海、南京，接收原中央研究院所有科研机构，为研究所的改组做好组织准备。延至１９５０年５月，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原有研究所为基础的改组工作完成，“先接后管”，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工作真正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