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影响因素
文献综述
高管薪酬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1.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
Murphy (1985) 研究了美国大型上市公司500名CEO 的薪酬，分析了17年的数据，得出了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有着很强相关性的结论。另外，他还分析了其他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最后得出对高管薪酬弹性最强的是股价的波动[1]。
Holland (1998) 以国外大型企业近15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得出高管薪酬与企业价值是明显地正相关关系，并且随着高管股权的增加，高管薪酬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就越强。由此可以看出长期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的提升有着促进作用[2]。
Marina Gigliotti(2012) 以145家在米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意大利公司2004年至200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经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3]。
2. 高管薪酬与企业规模
20世纪90年代初期Rose 分析了高管薪酬与企业规模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他还分析了不同企业不同时间段CEO 的现金报酬对公司规模的影响，其结果始终处于0.25-0.35之间，这也说明如果公司规模扩大10%，则CEO 将会获得约为原来薪酬的1.03倍[4]。
Xian min Zhou(2006) 以欧洲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也同样得出了相同的结
论。高管人员为了谋求更高的薪酬，往往倾向于选择在规模较大的公司任职[5]。
3. 高管薪酬与资本结构
Chang (1992) 主要研究资本结构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他认为公司实际所有者希望提高负债水平来获得财务杠杆效应，增加企业价值；然而高管人员希望低负债经营，以此减少企业破产的可能性，进而获得稳定的收入。另外，他还用模型试图证明了资本结构可以使利益在高管和企业所有者之间转换，但是方向不明确[6]。
Berk (2007) 以高管人员和所有者对财务风险的承受能力为角度进行研究，对于企业所有者来说，风险越大收益越大，但是高水平的负债经营带给高管比较高的财务风险。因此，在高负债率的情况下，高管会索要高额报酬，负债率与高管报酬就表现出了正相关关系[7]。
4. 高管薪酬与董事会特征
Jensen (1993) 研究董事会规模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发现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
加，董事之间的矛盾就会扩大，进而就可能削弱董事对高管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当董事人数达到七个或八个以上时，董事会就不能发挥原有的效用，反而容易受高管的控制，所以高管薪酬会随着董事会规模扩大而增加[8]。
Mafrthy ，M.eam (2002) 等人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分析高管薪酬与董事会规模的关系，统计分析发现公司的董事会规模的大小对高管薪酬高低几乎没有什么影响[9]。
F.finkelsteins , Hambrick D.C(2005) 将董事划分为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研究外部董事比率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外部董事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10]。
5. 高管薪酬与高管个人特征变量
Barro (1990) ，Joscow ，Rose&Shepard(1993) 等学者从年龄、任职期间、是创始人还是外聘等几个角度对经理人的特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高管薪酬与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随着高管任期的增长，其对企业绩效的敏感度将会下降[11]。
Cordeiro 和Veliyath (2003) 实证研究了高管个人特征变量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随着高管任期时间的增加，相应高管的人力资本价值会升高，同时他们就会要求更高的薪酬来作为补偿[12]。
（二）国内研究现状
1.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
通过对相关研究进行统计，发现国内有关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是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不存在相关关系，主要代表学者是魏刚、耿明斋；二是两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代表是陈志广、马葵、董颖娜和崔国萍、张天翼。
魏刚(2000) 选取816家A 股公司1999年的年报数据为样本，以经验证据来考察公司经营绩效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得出高管人员薪酬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并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结论[13]。
陈志广(2002) 以沪市上市的575家公司2000年年报为研究对象，得出结论：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他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将高管薪酬同企业经营效益相联系，已经认识到薪酬激励对公司的重要性。这就是所谓的多劳者多得，对高管形成一种激励作用，促使其努力工作，提高经营业绩[14]。
耿明斋(2004) 选取2001年200多家上市公司，对其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描述与深入分析。得出结论：随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的提高，公司绩效并没有同步上升，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正线性相关关系[15]。
马葵(2008) 以2001-2005年上市公司的年报为数据来源，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建模研究。研究结论表明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营业利润、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经营性现金流为比较指标，证实在高管薪酬较高的企业，其企业业绩确实高于薪酬低的企业，即高管薪酬激励确实起到激励管理层的作用[16]。
李前兵（2011）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视角对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的研究。实证研究表明：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影响都显著，且都呈正相关，但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非家族上市公司大[17]。
乔丽（2012）以2010年之前在深交所上市的创业板公司为样本，选取了144 家公司的高管薪酬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对其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得到的结论为高管薪酬与公司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18]。
崔国萍、张天翼(2013) 以2009-2011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线性回归，可以得出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公司规模、地区发达程度、高管权力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9]。
刘绍娓、万大艳（2013）选取 2003 -2010 年沪深两市296家国有和176家非国有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不同所有权结构的公司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水平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且随着高管持股数量的增加，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更高，但国有上市公司则相反[20]。
2. 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
谌新民和刘善敏(2003) 对2001年1036家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采用截面回归的统计方法，主要研究高管人员的任职状况、报酬结构。按照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分别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资产规模的大小影响高管薪酬，即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与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1]。
闰丽荣、刘芳(2006) 以中国发行A 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1-2004年的财务报告为数据来源，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公司规模等因素对高管薪酬具有较强的显著性影响[22]。
梁杰(2011) 以2009年978家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经实证分析，得出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另外，他还进一步对公司规模进行分区间研究，通过截面数据发现公司规模高低不同的区间，两者的显著性也存在明显差异[23]。
胡嘉慧（2013）在对我国创业板公司高管的薪酬研究中表明，影响高管薪酬的众多因素中，公司规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程度是最大的。这是因为公司规
模扩大后，其管理的复杂程度增加，所以公司应支付给高管人员更多的薪酬。此外，地区因素和行业因素对高管薪酬也会有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因行业和地域的不同呈现出差异性[24]。
3. 高管薪酬与资本结构
柯可等人(2009) 以876个公司为样本，研究得出CEO 报酬与负债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即负债和CEO 报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企业可以向外部借债，以
减轻所有者利益向CEO 转移的力度，同时限制高管的过度投资和职位消费[25]。
姜皓瑾(2012) 选取交通行业近两年公司的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发现高管薪酬与资产负债率呈现负的相关性。他认为随着公司债务的增多，公司按期偿还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导致风险增大，同时这也就制约了高管薪酬的提升。所以高管有可能为了保证偿债能力的稳定，以低负债水平运营公司，从而保证自身的薪酬[26]。
王玉（2014）以2011年沪市和深市的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数据为基础，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论：医药制造行业高管薪酬与与公司的负债程度没有显著的关系，但是其与公司绩效和公司创新能力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7]。
李瑶（2014）以中国45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了2012年企业财务报告为数据样本。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资本结构呈正相关关系，与流动负债比率呈“倒U 型”关系[28]。
4. 高管薪酬与董事会特征
张必武和石金涛（2005）以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2001年为数据来源的窗口期，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改革对高管薪酬水平及薪绩敏感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薪酬委员会设置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兼任对高管薪酬水平有显著正影响[29]。
史永隽(2007) 通过对国内外成果的研究，发现影响高管薪酬的因素中，董事会规模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这和国外研究的结果出现了差异，他认为国内可能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因素影响着高管薪酬[30]。
姜涛(2010) 认为董事会规模是从正向影响高管薪酬，表现为董事会规模越大，高管薪酬越高。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大，董事之间搭便车的动机就越强，对重大事项的决策职能就越弱，而且对高管的监管不到位，相反高管会加强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在这种环境下，高管就有机会谋取较高薪酬[31]。
史晓明(2011) 对1000多家公司的年报数据进行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董事会规模对高管薪酬产生正相关关系。他认为大规模的董事会协调成本较高，而且董事参与决策、监督管理层的积极性也会大打折扣，这就影响了董事会功能的正常发挥[32]。
5. 高管薪酬与高管个人特征变量
苏方国(2011) 采用学历、年龄和现职任职时间来综合衡量人力资本，并证明了人力资本与高管薪酬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3]。
秦鹤、王广亮（2014）以2012年13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murphy 的通用性人力资本模型，对高管薪酬与其自身人力资本因素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其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是正相关的关系[34]。
唐松、孙铮（2014）以2001-2011年间的非金融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高管薪酬的经济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后，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公司的高管都获得了显著较高的薪酬[35]。
闫永海（2016）文章以1997-2013年期间的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单变量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通过总样本和配对样本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女性总经理没有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性别对总经理薪酬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不同性别总经理的薪酬决定机制是有差异的。相对来说，女性 CEO 薪酬受企业规模的影响程度比较大，男性CEO 的薪酬受企业业绩的影响较大；男性CEO 权力越大，其薪酬越高，而女性CEO 则相反[36]。
（三）文献述评
总体来说，国外研究比国内要早，理论的研究也更为透彻，但是随着我国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并且高管薪酬披露制度不断完善，信息逐渐透明化，我国对高管薪酬这一问题也将有长远地研究与发展。然而，我国证券市场还未成熟，对上市公司信息批露的监管还不完善，并且仍不断有新情况的出现。
从研究发展的脉络来看，对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研究，从最早的单因素分析，发展到后来的多因素分析；从单纯的理论性探讨，发展到较多的实证研究及综合性研究；从简单地考虑単变量模型研究，发展到考虑多变量的综合模型研究，丰富和完善了影响因素体系的研究。最早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变量是公司绩效和规模、资本结构，其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等公司治理变量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随着研究的不断全面和深入，高管的人力资本特征也逐渐被纳入到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之内。
尽管国内外不少学者针对高管薪酬影响因素这一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得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结论，但从以往相关研究来看，还存在以下两个值得改进和深入的地方：第一，现有实证研究中，大部分都偏重于对某项或某类因素进行考察，或者仅对每个因素指定一个表征指标，致使部分有价值的变量没有考虑，还有待于拓展影响因素的综合研究；第二，对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大多是选取一系列财务和公司治理指标，釆用简单的多元回归的方法来考察它们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只是考察因素之间的单一影响路径，没有通过设置中介变量深入考察因素之间复杂的影响路径。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当在理论
模型、研究方法、变量设置等方面加以改进，以便更全面、准确、系统、深入地研究各种因素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机制，为上市公司制定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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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薪酬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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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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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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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and (1998) 以国外大型企业近15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得出高管薪酬与企业价值是明显地正相关关系，并且随着高管股权的增加，高管薪酬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就越强。由此可以看出长期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的提升有着促进作用[2]。
Marina Gigliotti(2012) 以145家在米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意大利公司2004年至200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经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3]。
2. 高管薪酬与企业规模
20世纪90年代初期Rose 分析了高管薪酬与企业规模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他还分析了不同企业不同时间段CEO 的现金报酬对公司规模的影响，其结果始终处于0.25-0.35之间，这也说明如果公司规模扩大10%，则CEO 将会获得约为原来薪酬的1.03倍[4]。
Xian min Zhou(2006) 以欧洲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也同样得出了相同的结
论。高管人员为了谋求更高的薪酬，往往倾向于选择在规模较大的公司任职[5]。
3. 高管薪酬与资本结构
Chang (1992) 主要研究资本结构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他认为公司实际所有者希望提高负债水平来获得财务杠杆效应，增加企业价值；然而高管人员希望低负债经营，以此减少企业破产的可能性，进而获得稳定的收入。另外，他还用模型试图证明了资本结构可以使利益在高管和企业所有者之间转换，但是方向不明确[6]。
Berk (2007) 以高管人员和所有者对财务风险的承受能力为角度进行研究，对于企业所有者来说，风险越大收益越大，但是高水平的负债经营带给高管比较高的财务风险。因此，在高负债率的情况下，高管会索要高额报酬，负债率与高管报酬就表现出了正相关关系[7]。
4. 高管薪酬与董事会特征
Jensen (1993) 研究董事会规模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发现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
加，董事之间的矛盾就会扩大，进而就可能削弱董事对高管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当董事人数达到七个或八个以上时，董事会就不能发挥原有的效用，反而容易受高管的控制，所以高管薪酬会随着董事会规模扩大而增加[8]。
Mafrthy ，M.eam (2002) 等人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分析高管薪酬与董事会规模的关系，统计分析发现公司的董事会规模的大小对高管薪酬高低几乎没有什么影响[9]。
F.finkelsteins , Hambrick D.C(2005) 将董事划分为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研究外部董事比率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外部董事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10]。
5. 高管薪酬与高管个人特征变量
Barro (1990) ，Joscow ，Rose&Shepard(1993) 等学者从年龄、任职期间、是创始人还是外聘等几个角度对经理人的特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高管薪酬与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随着高管任期的增长，其对企业绩效的敏感度将会下降[11]。
Cordeiro 和Veliyath (2003) 实证研究了高管个人特征变量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随着高管任期时间的增加，相应高管的人力资本价值会升高，同时他们就会要求更高的薪酬来作为补偿[12]。
（二）国内研究现状
1.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
通过对相关研究进行统计，发现国内有关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是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不存在相关关系，主要代表学者是魏刚、耿明斋；二是两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代表是陈志广、马葵、董颖娜和崔国萍、张天翼。
魏刚(2000) 选取816家A 股公司1999年的年报数据为样本，以经验证据来考察公司经营绩效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得出高管人员薪酬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并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结论[13]。
陈志广(2002) 以沪市上市的575家公司2000年年报为研究对象，得出结论：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他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将高管薪酬同企业经营效益相联系，已经认识到薪酬激励对公司的重要性。这就是所谓的多劳者多得，对高管形成一种激励作用，促使其努力工作，提高经营业绩[14]。
耿明斋(2004) 选取2001年200多家上市公司，对其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描述与深入分析。得出结论：随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的提高，公司绩效并没有同步上升，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正线性相关关系[15]。
马葵(2008) 以2001-2005年上市公司的年报为数据来源，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建模研究。研究结论表明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营业利润、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经营性现金流为比较指标，证实在高管薪酬较高的企业，其企业业绩确实高于薪酬低的企业，即高管薪酬激励确实起到激励管理层的作用[16]。
李前兵（2011）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视角对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的研究。实证研究表明：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影响都显著，且都呈正相关，但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非家族上市公司大[17]。
乔丽（2012）以2010年之前在深交所上市的创业板公司为样本，选取了144 家公司的高管薪酬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对其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得到的结论为高管薪酬与公司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18]。
崔国萍、张天翼(2013) 以2009-2011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线性回归，可以得出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公司规模、地区发达程度、高管权力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9]。
刘绍娓、万大艳（2013）选取 2003 -2010 年沪深两市296家国有和176家非国有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不同所有权结构的公司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水平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且随着高管持股数量的增加，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更高，但国有上市公司则相反[20]。
2. 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
谌新民和刘善敏(2003) 对2001年1036家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采用截面回归的统计方法，主要研究高管人员的任职状况、报酬结构。按照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分别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资产规模的大小影响高管薪酬，即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与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1]。
闰丽荣、刘芳(2006) 以中国发行A 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1-2004年的财务报告为数据来源，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公司规模等因素对高管薪酬具有较强的显著性影响[22]。
梁杰(2011) 以2009年978家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经实证分析，得出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另外，他还进一步对公司规模进行分区间研究，通过截面数据发现公司规模高低不同的区间，两者的显著性也存在明显差异[23]。
胡嘉慧（2013）在对我国创业板公司高管的薪酬研究中表明，影响高管薪酬的众多因素中，公司规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程度是最大的。这是因为公司规
模扩大后，其管理的复杂程度增加，所以公司应支付给高管人员更多的薪酬。此外，地区因素和行业因素对高管薪酬也会有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因行业和地域的不同呈现出差异性[24]。
3. 高管薪酬与资本结构
柯可等人(2009) 以876个公司为样本，研究得出CEO 报酬与负债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即负债和CEO 报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企业可以向外部借债，以
减轻所有者利益向CEO 转移的力度，同时限制高管的过度投资和职位消费[25]。
姜皓瑾(2012) 选取交通行业近两年公司的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发现高管薪酬与资产负债率呈现负的相关性。他认为随着公司债务的增多，公司按期偿还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导致风险增大，同时这也就制约了高管薪酬的提升。所以高管有可能为了保证偿债能力的稳定，以低负债水平运营公司，从而保证自身的薪酬[26]。
王玉（2014）以2011年沪市和深市的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数据为基础，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论：医药制造行业高管薪酬与与公司的负债程度没有显著的关系，但是其与公司绩效和公司创新能力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7]。
李瑶（2014）以中国45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了2012年企业财务报告为数据样本。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资本结构呈正相关关系，与流动负债比率呈“倒U 型”关系[28]。
4. 高管薪酬与董事会特征
张必武和石金涛（2005）以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2001年为数据来源的窗口期，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改革对高管薪酬水平及薪绩敏感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薪酬委员会设置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兼任对高管薪酬水平有显著正影响[29]。
史永隽(2007) 通过对国内外成果的研究，发现影响高管薪酬的因素中，董事会规模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这和国外研究的结果出现了差异，他认为国内可能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因素影响着高管薪酬[30]。
姜涛(2010) 认为董事会规模是从正向影响高管薪酬，表现为董事会规模越大，高管薪酬越高。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大，董事之间搭便车的动机就越强，对重大事项的决策职能就越弱，而且对高管的监管不到位，相反高管会加强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在这种环境下，高管就有机会谋取较高薪酬[31]。
史晓明(2011) 对1000多家公司的年报数据进行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董事会规模对高管薪酬产生正相关关系。他认为大规模的董事会协调成本较高，而且董事参与决策、监督管理层的积极性也会大打折扣，这就影响了董事会功能的正常发挥[32]。
5. 高管薪酬与高管个人特征变量
苏方国(2011) 采用学历、年龄和现职任职时间来综合衡量人力资本，并证明了人力资本与高管薪酬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3]。
秦鹤、王广亮（2014）以2012年13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murphy 的通用性人力资本模型，对高管薪酬与其自身人力资本因素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其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是正相关的关系[34]。
唐松、孙铮（2014）以2001-2011年间的非金融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高管薪酬的经济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后，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公司的高管都获得了显著较高的薪酬[35]。
闫永海（2016）文章以1997-2013年期间的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单变量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通过总样本和配对样本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女性总经理没有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性别对总经理薪酬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不同性别总经理的薪酬决定机制是有差异的。相对来说，女性 CEO 薪酬受企业规模的影响程度比较大，男性CEO 的薪酬受企业业绩的影响较大；男性CEO 权力越大，其薪酬越高，而女性CEO 则相反[36]。
（三）文献述评
总体来说，国外研究比国内要早，理论的研究也更为透彻，但是随着我国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并且高管薪酬披露制度不断完善，信息逐渐透明化，我国对高管薪酬这一问题也将有长远地研究与发展。然而，我国证券市场还未成熟，对上市公司信息批露的监管还不完善，并且仍不断有新情况的出现。
从研究发展的脉络来看，对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研究，从最早的单因素分析，发展到后来的多因素分析；从单纯的理论性探讨，发展到较多的实证研究及综合性研究；从简单地考虑単变量模型研究，发展到考虑多变量的综合模型研究，丰富和完善了影响因素体系的研究。最早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变量是公司绩效和规模、资本结构，其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等公司治理变量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随着研究的不断全面和深入，高管的人力资本特征也逐渐被纳入到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之内。
尽管国内外不少学者针对高管薪酬影响因素这一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得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结论，但从以往相关研究来看，还存在以下两个值得改进和深入的地方：第一，现有实证研究中，大部分都偏重于对某项或某类因素进行考察，或者仅对每个因素指定一个表征指标，致使部分有价值的变量没有考虑，还有待于拓展影响因素的综合研究；第二，对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大多是选取一系列财务和公司治理指标，釆用简单的多元回归的方法来考察它们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只是考察因素之间的单一影响路径，没有通过设置中介变量深入考察因素之间复杂的影响路径。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当在理论
模型、研究方法、变量设置等方面加以改进，以便更全面、准确、系统、深入地研究各种因素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机制，为上市公司制定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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