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拙作《启蒙，从语言开始》（《杂文月刊》2014年12月上）一文中，笔者曾言及学习和运用语言，应“将语法、修辞、逻辑三者结合起来”。讲究语法是为了把话说得正确，没有语病;讲究逻辑是为了把话说得合理，令人信服;而讲究修辞则是为了把话说得生动形象，从而感染人，给人以美的享受。语法和逻辑都是有既定规则的，原则性比较强，不可随意违背。修辞则相对灵活得多，尽管有些修辞格亦有某些限定，但供言说者发挥的空间毕竟很大。
古人曰“修辞立其诚”。此语出自《周易》，可见够古老的了，也足见三千多年前的人，不仅十分重视修辞，而且把修辞定义在“立身诚实”的范畴内，要求人们说话为文均应发自内心，说出真话。想想看，倘若一个人能把谎言绘声绘色地说得理直气壮，你能赞扬他这“辞”是“修”得如何之好吗？
自古以来那些以诚为本、刚正不阿的文人，无不恪守“修辞立其诚”的教诲。在他们看来，修辞关乎一个人的人品。一个言辞浮华言过其实的人，其为人也必定会品性轻浮表里不一，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诚之人的。然而，人们毕竟又喜欢急功近利，喜欢以过分的修辞去博得欢心。所以，中国历来就不缺帮闲文人，将修辞演化为夸饰和卖弄的实在是屡见不鲜。那些极铺张华丽之能事的辞赋，那些歌功颂德肉麻吹捧的应制诗，都是此类恶性修辞的结果。新文化运动虽然挣脱了旧制度的桎梏，但这种恶习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改变，可谓谬种流传，害人不浅。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无论讴歌自己的所“爱”还是抨击自己的所“恨”，都情不自禁地运用一些极度夸饰的语言，这种夸饰有时竟达到一种蛮不讲理的地步。比如，“文革”期间有句歌词，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文革后，随着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修辞也终于开始突破政治的禁锢，告别那些虚张声势充满暴力的“文革”语言。巴金先生的提倡说真话，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开端，许多有思想有见地的作家纷纷在语言中找到了自己，重新返回“修辞立其诚”的正道。然而，积重难返，真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呢！假话、空话、套话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修辞的幌子下乔装打扮得更能迷惑人。如今又加上连篇的废话，修辞就越发失其诚了。许多作家而且还是著名作家，总喜欢将一些装腔作势的铺排和粉饰发挥到极致，毫无节制地添加一连串的修饰语，把句子像兜圈子似的绕来绕去。随着这种修辞术的泛滥，“痞子语言”也应运而生，并在文坛上大行其道。将政治话语、官方辞令以及谚语、民谣乃至粗俗不堪的脏话统统杂糅在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之中，油腔滑调，插科打诨，甚至造出一些文理不通的句子。如此滥施的修辞，有的学者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说它是一种“病态语言”，认为这种“粗鄙化使得文学话语的复杂性和精神深度消失殆尽”;但也有学者颇为赞赏，说它起到了“反讽效果”，认为这种“戏仿”是“将意义从制度化文本的单一、封闭、僵硬的话语结构中解放出来”，甚至赞美这种毫无节制的话语泡沫为“恣肆汪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究竟哪一种更符合事实呢，还是说都符合事实？我们姑且认定后者的“反讽”说成立。但这种几近歇斯底里的语言是否就标榜着一种真诚的修辞呢？恐怕未必。尽管梦话、醉话、疯话都可以形成对专制话语的一种“反叛”、一种“反讽，但却很难将其提升到美学层面上加以肯定，更不能将这类毫无节制的修辞奉为典范。那些被称作“恣肆汪洋”的辞藻泡沫一旦平息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水面上漂浮着的，无非是一片又一片文字拼凑的垃圾。
孔子曰“过犹不及”，此话颇有道理。任何社会行为都得讲究节制，语言修辞也不例外。否则，任“病态语言”肆意传播――从目前情况来看，此类“病毒”确呈不断扩散之势――我们又如何捍卫母语纯洁的传统呢？文品即人品，要做到这一点恐怕还真不容易，那就首先从“立身诚实”开始。
在拙作《启蒙，从语言开始》（《杂文月刊》2014年12月上）一文中，笔者曾言及学习和运用语言，应“将语法、修辞、逻辑三者结合起来”。讲究语法是为了把话说得正确，没有语病;讲究逻辑是为了把话说得合理，令人信服;而讲究修辞则是为了把话说得生动形象，从而感染人，给人以美的享受。语法和逻辑都是有既定规则的，原则性比较强，不可随意违背。修辞则相对灵活得多，尽管有些修辞格亦有某些限定，但供言说者发挥的空间毕竟很大。
古人曰“修辞立其诚”。此语出自《周易》，可见够古老的了，也足见三千多年前的人，不仅十分重视修辞，而且把修辞定义在“立身诚实”的范畴内，要求人们说话为文均应发自内心，说出真话。想想看，倘若一个人能把谎言绘声绘色地说得理直气壮，你能赞扬他这“辞”是“修”得如何之好吗？
自古以来那些以诚为本、刚正不阿的文人，无不恪守“修辞立其诚”的教诲。在他们看来，修辞关乎一个人的人品。一个言辞浮华言过其实的人，其为人也必定会品性轻浮表里不一，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诚之人的。然而，人们毕竟又喜欢急功近利，喜欢以过分的修辞去博得欢心。所以，中国历来就不缺帮闲文人，将修辞演化为夸饰和卖弄的实在是屡见不鲜。那些极铺张华丽之能事的辞赋，那些歌功颂德肉麻吹捧的应制诗，都是此类恶性修辞的结果。新文化运动虽然挣脱了旧制度的桎梏，但这种恶习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改变，可谓谬种流传，害人不浅。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无论讴歌自己的所“爱”还是抨击自己的所“恨”，都情不自禁地运用一些极度夸饰的语言，这种夸饰有时竟达到一种蛮不讲理的地步。比如，“文革”期间有句歌词，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文革后，随着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修辞也终于开始突破政治的禁锢，告别那些虚张声势充满暴力的“文革”语言。巴金先生的提倡说真话，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开端，许多有思想有见地的作家纷纷在语言中找到了自己，重新返回“修辞立其诚”的正道。然而，积重难返，真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呢！假话、空话、套话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修辞的幌子下乔装打扮得更能迷惑人。如今又加上连篇的废话，修辞就越发失其诚了。许多作家而且还是著名作家，总喜欢将一些装腔作势的铺排和粉饰发挥到极致，毫无节制地添加一连串的修饰语，把句子像兜圈子似的绕来绕去。随着这种修辞术的泛滥，“痞子语言”也应运而生，并在文坛上大行其道。将政治话语、官方辞令以及谚语、民谣乃至粗俗不堪的脏话统统杂糅在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之中，油腔滑调，插科打诨，甚至造出一些文理不通的句子。如此滥施的修辞，有的学者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说它是一种“病态语言”，认为这种“粗鄙化使得文学话语的复杂性和精神深度消失殆尽”;但也有学者颇为赞赏，说它起到了“反讽效果”，认为这种“戏仿”是“将意义从制度化文本的单一、封闭、僵硬的话语结构中解放出来”，甚至赞美这种毫无节制的话语泡沫为“恣肆汪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究竟哪一种更符合事实呢，还是说都符合事实？我们姑且认定后者的“反讽”说成立。但这种几近歇斯底里的语言是否就标榜着一种真诚的修辞呢？恐怕未必。尽管梦话、醉话、疯话都可以形成对专制话语的一种“反叛”、一种“反讽，但却很难将其提升到美学层面上加以肯定，更不能将这类毫无节制的修辞奉为典范。那些被称作“恣肆汪洋”的辞藻泡沫一旦平息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水面上漂浮着的，无非是一片又一片文字拼凑的垃圾。
孔子曰“过犹不及”，此话颇有道理。任何社会行为都得讲究节制，语言修辞也不例外。否则，任“病态语言”肆意传播――从目前情况来看，此类“病毒”确呈不断扩散之势――我们又如何捍卫母语纯洁的传统呢？文品即人品，要做到这一点恐怕还真不容易，那就首先从“立身诚实”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