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穆制度 西汉帝陵分布之谜 在咸阳原上有九座西汉帝陵，它们在排列上是否有规律？长期以来人们在不断争论探索。直线形状的排列不得不使人怀疑西汉帝陵是无规则随意分布的。长安城南面还有文帝和宣帝的霸陵和杜陵，为什么他们要远离祖先和后代葬到那里呢？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考。
西汉自高祖到平帝共有11个皇帝，他们的陵墓分别位于长安城北的咸阳原和城东南的白鹿原与杜东原。咸阳原上的9座汉陵，从西向东依次为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长陵和阳陵，白鹿原和杜东原上分别有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关于西汉帝陵的分布，有两个问题一直是人们在探讨的，一是咸阳原上的9座汉陵排列是否有规律？二是文帝和宣帝为什么要将陵墓另立一区？
咸阳原陵区从分布来看，西汉早期的长陵、安陵和阳陵均筑于长安城北，以渭河为界，三座帝陵与京师南北遥相对应。安陵和阳陵分别位于长安城西北和东北。帝陵葬于都城北部，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西汉中晚期的帝陵，分布于长安城西部或西北部的咸阳原上，有关专家认为原因有三。其一是古代人根据太阳出于东方、没于西方，想像人死后的归宿也是到西方去，故认为西方是冢墓之地。其二是根据昭穆序列，汉昭帝、成帝陵墓应在阳陵以东，但阳陵以东在汉文帝时就修筑了渭阳五庙，再在其东营筑陵庙是违背礼仪的。因此，景帝以后的诸帝陵不可能再在阳陵以东的渭北筑陵了，陵区只能向西延伸。其三是汉武帝营陵时，因其外祖父家在槐里，所以他的陵墓选址在槐里茂乡。茂陵在咸阳原西端，东距长陵60里，打破了原来的西汉帝陵茔域范围，同时也解决了咸阳原陵区阳陵以东“穆位”帝陵无法安置的问题。
昭穆制度是古代帝王陵布局的重要制度，按父子辈分排列，如果父为昭，子就为穆，孙复为昭。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西汉11个皇帝属于昭位的有高祖、景帝、昭帝、宣帝、成帝，属于穆位者有惠帝、文帝、武帝、元帝、哀帝和平帝。从昭穆序列可以看出，西汉帝陵两大陵区中，辈分相同者，因其昭穆序位相同，死后不能葬在同一陵区。如惠帝和文帝均为高祖之子，都属于穆位，惠帝死后葬于长陵之旁，文帝只能另辟陵区。辈分不同，隔辈继位者，由于其昭穆序位相同，死后也不能葬在同一陵区。如汉宣帝为昭帝堂孙，均为昭位，刘询继昭帝之位后，就不能在咸阳原上预建寿陵，只好在长安城东南的杜东原上营建杜陵。哀帝以前，西汉帝陵的昭穆制度一直保持着。平帝和哀帝本来同辈，均为元帝庶孙，都是穆位，按当时规定，平帝不应葬在咸阳原的帝陵区。但王莽掌权，为了掩人耳目，表示忠于自己的女婿，还是把平帝毒死后僭礼安葬在咸阳原上。这样就违背了当时的葬仪，所以平帝康陵在陵区的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咸阳原上的帝陵都是东西一字排开，唯有康陵在这条东西线以北，居于渭陵和延陵之后。
帝陵的昭穆序列和宗庙中的昭穆次序不同。帝陵区占地面积大，不能全按宗庙里的昭穆排列。为了保持帝陵区的统一性，又在大陵区中分成若干小区，以体现昭穆制度。咸阳原上的9座汉陵，以高祖长陵为祖位，穆西昭东，惠帝安陵、景帝阳陵和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均如此布局，凡昭位者在长陵之东，穆位者在长陵之西。汉武帝以后，由于景帝阳陵以东不能继续延伸，武帝决定把寿陵修筑在长安城西70里，使武帝以后属于昭位的帝陵以茂陵为祖位，均葬其东，属于穆位的帝陵仍以长陵为祖位，均葬其西。
不过有很多人不同意上述观点。其中有人是部分不同意，认为汉武帝以后不再按昭穆制度；有人是全部不同意，认为西汉帝陵根本没有按照昭穆制度来分布。
部分不同意者说，汉初帝王陵墓是沿袭了先秦时期的“先王居中，以左右为昭穆”的族墓制度。从武帝开始，茂陵远离祖陵，其后诸帝陵杂乱无章地建在茂陵以东和安陵以西的区域，不再遵循“左昭右穆”的传统礼制，标志着重视宗族关系的族墓制的破坏和以皇帝为中心的墓制的确立。
全部不同意者认为，西汉帝陵陵址的选择非但没有事先规划，而且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完全出自于皇帝个人的好恶。族葬墓的最大特征就是必须保持血缘的纯洁性与墓葬区内容的单一性，严格排斥外族人进入公墓区。但在西汉咸阳陵区，渭陵与康陵之间有秦惠文王与悼武王陵；在渭水以南的汉陵区内不仅横亘着秦的芷阳陵区，内中有庄襄王陵，而且在杜陵附近的宜春苑中尚有一座亡国之君秦二世的陵墓。关于昭穆制度，汉以后文献记载大多含混不清，这种制度大概只盛于西汉初期。汉代的昭穆序列与汉陵的排列不同，不符合昭穆制度。而且汉代帝陵的正门基本上都是东向，整个咸阳帝陵的分布排列成坐西面东的一字形，很难看出昭穆序列。西汉的帝陵其实体现了以皇权为中心的思想，君临天下，万民俯首。陵区在整体设计上没有统一规划，但每座帝陵的规划却相当严格，都突出了皇权中心的思想。持这种观点者强调，汉元帝时的士大夫们已经对昭穆制度搞不清了，发生了异议，我们今天怎能据此遽下结论呢？
近年来又有人将这个话题提了出来，认为汉代帝陵的陵位用昭穆制度解说最为贴切，不过西汉的昭穆制度不是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样简单。汉初，以太上皇作为汉家之祖，高祖初定关中，都于栎阳，除秦社稷，高祖九年才正式移都长安，于未央宫举行大朝。以栎阳为都时，已经为太上皇预建陵墓，故太上皇死后即葬于栎阳之北原。刘邦死，太子即皇帝位时，群臣在吕后的授意下，硬是将刘邦改立为汉家之祖。这样，西汉前期昭穆安排以高祖十二年为界，前期以太上皇为祖为昭，以刘邦为穆，后期改以高祖刘邦为昭，以惠帝（或文帝）为穆，直至武帝。照这样来说，刘邦有了双重身份，相对于太上皇而言是处于穆位，而对于惠帝而言就处于昭位。在陵墓的安排上，前期以太上皇为昭，陵墓居中祖位，刘邦为穆，陵墓居其右，后期以刘邦为昭，以其陵墓为中，以惠帝为穆居其右，以景帝为昭居其左，又以武帝为穆居其右。
昭穆不同，帝陵与后陵的相对位置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帝陵在前，后陵居后，以南位为贵。在汉陵区的昭穆布局中，如果以祖位为南北中轴线的话，那么后陵当居于帝陵的外侧偏北，而且规模略小于帝陵。从实际来看，西汉前期陵墓位置合乎昭穆制度是可以断定的。
宣帝本始二年（前72），武帝被尊为世宗，其庙为世宗庙，这是重新立宗分脉的标志。依太上皇与刘邦变更昭穆之例，此次有可能将武帝改穆为昭，昭帝则改昭为穆。宣帝元康二年（前64），宣帝为其父史皇孙立皇考庙。昭帝和宣帝为祖孙关系，其间少一代皇帝，史皇孙虽然未当过皇帝，但极有可能被立为昭，而宣帝为穆。其理由是元帝时曾将昭帝和宣帝皆定为昭，证明史皇孙在其中充当了穆，已经将其列入昭穆行列。
元帝时，对昭穆又进行了重新规定，以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以此为准，其后元帝当为穆，成帝为昭，哀帝为穆，平帝为穆。
西汉中后期，出现两种昭穆关系，即一是以元帝所定，武帝为穆、昭帝为昭、史皇孙为穆、宣帝为昭、元帝为穆、成帝为昭、哀帝为穆、平帝为穆。一是宣帝所定，武帝为昭、昭帝为穆、史皇孙为昭、宣帝为穆、元帝为昭、成帝为穆、哀帝为昭、平帝为昭。宣帝所行的，实与高祖所定昭穆相同；元帝所定，实与惠帝所定相同。两相比较，宣帝所行昭穆与现存西汉诸陵昭穆更为合拍。汉末哀帝、平帝二帝后陵俱偏东，当为昭，与宣帝所定昭穆相合。
这种意见认为，西汉王朝在渭水南北遗留下来的庞大帝陵与众多的陪葬墓，并非杂乱的组合，而是有着深刻用意的排列。但西汉陵墓排列组合有多级系统，既复杂又有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说西汉诸陵是按昭穆制度排列的，今天固然有一部分陵墓是照着这个规律分布的，但也有一些陵墓无法套用这个制度。说西汉陵墓是完全没有规律的随意排列，我们发现似乎并不完全是这样。说西汉陵墓有多种昭穆制度的讲法，或许能说明帝陵排列存在着的多层次现象，但前提是这些多种昭穆制度必需成立，并在实际中应用了。笔者认为，西汉诸陵是否完全按照昭穆制度分布是可以商讨的，但应该不是没有规律的随意排列，或许西汉帝陵是有一种排列的标准，只是这种标准我们可能至今还没有认识。
在长安城东南也有一个陵区，包括文帝霸陵、宣帝杜陵以及薄太后的南陵和史皇孙的奉明园。那么，长安城东南另设一个陵区的原因是什么？
一种观点认为，文帝霸陵建在灞河之滨的原因大概与以下四方面情况相关。其一，惠帝和文帝为兄弟，辈分一样，惠帝已葬高祖长陵旁边，文帝若再葬入咸阳陵区，位置无法安排，只好另辟茔地。其二，吕后已以皇后身份与高祖合葬长陵，文帝当政后，其母薄姬也当上了皇太后，文帝肯定不会让其母薄太后以高祖妃嫔的身份屈从陪葬长陵。薄太后死，文帝就决定另辟陵区，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其三，文帝在长安城东北修筑了渭阳五庙，文帝霸陵与渭阳五庙南北相对，颇似京师两翼，对称分布于都城两边。其四，文帝预建寿陵要“依山为陵”，白鹿原北端非常合适，在此可以斩原为崖，凿崖为墓。
一种观点认为，文帝之所以要离开先祖的咸阳陵区而在渭水以南选择墓地，其实史书讲得很明白。文帝为了死后的安宁，所以反复强调要因山为陵。秦汉之际盗墓盛行，从战国时形成的厚葬风气愈刮愈炽，因为厚葬引起了盗墓之风，文帝以山为陵，取其坚固，正是怕身后暴尸中野。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帝时厚葬之风弥漫，针对当时“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丧生”的社会弊端，文帝主张节丧薄葬。《汉书》记载文帝修治霸陵时，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不起丘垄，务从简约。陵内不以金银铜锡为饰，专用瓦器随葬，以明节俭之志。葬在霸陵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薄葬是主要的。
汉宣帝刘询选陵址于长安城东南的杜东原上，一些学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宣帝刘询是武帝曾孙、昭帝堂孙，昭帝和宣帝在昭穆序列上一致，同一陵区内就无法安置了。其二，宣帝的祖母和父母都因“巫蛊”之祸遇害，葬于长安城东南，宣帝置寿陵于长安城东南，可能想靠近父母茔地。其三，宣帝在民间时“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特别喜爱杜东原这个地方，因此在这里筑陵可能与青少年时代的爱好有关。
一些人认为宣帝选陵址与昭穆制度无关。他之所以选址这里的原因是《三辅黄图》上说的，他在民间时就“好游户杜间，故葬此”。选择杜东原纯粹是个人爱好，因为他喜爱这里的风光。
到底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是几个原因综合下促使文帝和宣帝决定另外开辟墓区，这使得西汉帝陵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从目前来看，人们争论的焦点主要在是否与昭穆制度相关，史书关于墓区分开原因的记载是全信还是仅作为参考，同样是关于这一问题回答的依据，这是一个至今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
昭穆制度 西汉帝陵分布之谜 在咸阳原上有九座西汉帝陵，它们在排列上是否有规律？长期以来人们在不断争论探索。直线形状的排列不得不使人怀疑西汉帝陵是无规则随意分布的。长安城南面还有文帝和宣帝的霸陵和杜陵，为什么他们要远离祖先和后代葬到那里呢？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考。
西汉自高祖到平帝共有11个皇帝，他们的陵墓分别位于长安城北的咸阳原和城东南的白鹿原与杜东原。咸阳原上的9座汉陵，从西向东依次为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长陵和阳陵，白鹿原和杜东原上分别有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关于西汉帝陵的分布，有两个问题一直是人们在探讨的，一是咸阳原上的9座汉陵排列是否有规律？二是文帝和宣帝为什么要将陵墓另立一区？
咸阳原陵区从分布来看，西汉早期的长陵、安陵和阳陵均筑于长安城北，以渭河为界，三座帝陵与京师南北遥相对应。安陵和阳陵分别位于长安城西北和东北。帝陵葬于都城北部，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西汉中晚期的帝陵，分布于长安城西部或西北部的咸阳原上，有关专家认为原因有三。其一是古代人根据太阳出于东方、没于西方，想像人死后的归宿也是到西方去，故认为西方是冢墓之地。其二是根据昭穆序列，汉昭帝、成帝陵墓应在阳陵以东，但阳陵以东在汉文帝时就修筑了渭阳五庙，再在其东营筑陵庙是违背礼仪的。因此，景帝以后的诸帝陵不可能再在阳陵以东的渭北筑陵了，陵区只能向西延伸。其三是汉武帝营陵时，因其外祖父家在槐里，所以他的陵墓选址在槐里茂乡。茂陵在咸阳原西端，东距长陵60里，打破了原来的西汉帝陵茔域范围，同时也解决了咸阳原陵区阳陵以东“穆位”帝陵无法安置的问题。
昭穆制度是古代帝王陵布局的重要制度，按父子辈分排列，如果父为昭，子就为穆，孙复为昭。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西汉11个皇帝属于昭位的有高祖、景帝、昭帝、宣帝、成帝，属于穆位者有惠帝、文帝、武帝、元帝、哀帝和平帝。从昭穆序列可以看出，西汉帝陵两大陵区中，辈分相同者，因其昭穆序位相同，死后不能葬在同一陵区。如惠帝和文帝均为高祖之子，都属于穆位，惠帝死后葬于长陵之旁，文帝只能另辟陵区。辈分不同，隔辈继位者，由于其昭穆序位相同，死后也不能葬在同一陵区。如汉宣帝为昭帝堂孙，均为昭位，刘询继昭帝之位后，就不能在咸阳原上预建寿陵，只好在长安城东南的杜东原上营建杜陵。哀帝以前，西汉帝陵的昭穆制度一直保持着。平帝和哀帝本来同辈，均为元帝庶孙，都是穆位，按当时规定，平帝不应葬在咸阳原的帝陵区。但王莽掌权，为了掩人耳目，表示忠于自己的女婿，还是把平帝毒死后僭礼安葬在咸阳原上。这样就违背了当时的葬仪，所以平帝康陵在陵区的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咸阳原上的帝陵都是东西一字排开，唯有康陵在这条东西线以北，居于渭陵和延陵之后。
帝陵的昭穆序列和宗庙中的昭穆次序不同。帝陵区占地面积大，不能全按宗庙里的昭穆排列。为了保持帝陵区的统一性，又在大陵区中分成若干小区，以体现昭穆制度。咸阳原上的9座汉陵，以高祖长陵为祖位，穆西昭东，惠帝安陵、景帝阳陵和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均如此布局，凡昭位者在长陵之东，穆位者在长陵之西。汉武帝以后，由于景帝阳陵以东不能继续延伸，武帝决定把寿陵修筑在长安城西70里，使武帝以后属于昭位的帝陵以茂陵为祖位，均葬其东，属于穆位的帝陵仍以长陵为祖位，均葬其西。
不过有很多人不同意上述观点。其中有人是部分不同意，认为汉武帝以后不再按昭穆制度；有人是全部不同意，认为西汉帝陵根本没有按照昭穆制度来分布。
部分不同意者说，汉初帝王陵墓是沿袭了先秦时期的“先王居中，以左右为昭穆”的族墓制度。从武帝开始，茂陵远离祖陵，其后诸帝陵杂乱无章地建在茂陵以东和安陵以西的区域，不再遵循“左昭右穆”的传统礼制，标志着重视宗族关系的族墓制的破坏和以皇帝为中心的墓制的确立。
全部不同意者认为，西汉帝陵陵址的选择非但没有事先规划，而且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完全出自于皇帝个人的好恶。族葬墓的最大特征就是必须保持血缘的纯洁性与墓葬区内容的单一性，严格排斥外族人进入公墓区。但在西汉咸阳陵区，渭陵与康陵之间有秦惠文王与悼武王陵；在渭水以南的汉陵区内不仅横亘着秦的芷阳陵区，内中有庄襄王陵，而且在杜陵附近的宜春苑中尚有一座亡国之君秦二世的陵墓。关于昭穆制度，汉以后文献记载大多含混不清，这种制度大概只盛于西汉初期。汉代的昭穆序列与汉陵的排列不同，不符合昭穆制度。而且汉代帝陵的正门基本上都是东向，整个咸阳帝陵的分布排列成坐西面东的一字形，很难看出昭穆序列。西汉的帝陵其实体现了以皇权为中心的思想，君临天下，万民俯首。陵区在整体设计上没有统一规划，但每座帝陵的规划却相当严格，都突出了皇权中心的思想。持这种观点者强调，汉元帝时的士大夫们已经对昭穆制度搞不清了，发生了异议，我们今天怎能据此遽下结论呢？
近年来又有人将这个话题提了出来，认为汉代帝陵的陵位用昭穆制度解说最为贴切，不过西汉的昭穆制度不是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样简单。汉初，以太上皇作为汉家之祖，高祖初定关中，都于栎阳，除秦社稷，高祖九年才正式移都长安，于未央宫举行大朝。以栎阳为都时，已经为太上皇预建陵墓，故太上皇死后即葬于栎阳之北原。刘邦死，太子即皇帝位时，群臣在吕后的授意下，硬是将刘邦改立为汉家之祖。这样，西汉前期昭穆安排以高祖十二年为界，前期以太上皇为祖为昭，以刘邦为穆，后期改以高祖刘邦为昭，以惠帝（或文帝）为穆，直至武帝。照这样来说，刘邦有了双重身份，相对于太上皇而言是处于穆位，而对于惠帝而言就处于昭位。在陵墓的安排上，前期以太上皇为昭，陵墓居中祖位，刘邦为穆，陵墓居其右，后期以刘邦为昭，以其陵墓为中，以惠帝为穆居其右，以景帝为昭居其左，又以武帝为穆居其右。
昭穆不同，帝陵与后陵的相对位置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帝陵在前，后陵居后，以南位为贵。在汉陵区的昭穆布局中，如果以祖位为南北中轴线的话，那么后陵当居于帝陵的外侧偏北，而且规模略小于帝陵。从实际来看，西汉前期陵墓位置合乎昭穆制度是可以断定的。
宣帝本始二年（前72），武帝被尊为世宗，其庙为世宗庙，这是重新立宗分脉的标志。依太上皇与刘邦变更昭穆之例，此次有可能将武帝改穆为昭，昭帝则改昭为穆。宣帝元康二年（前64），宣帝为其父史皇孙立皇考庙。昭帝和宣帝为祖孙关系，其间少一代皇帝，史皇孙虽然未当过皇帝，但极有可能被立为昭，而宣帝为穆。其理由是元帝时曾将昭帝和宣帝皆定为昭，证明史皇孙在其中充当了穆，已经将其列入昭穆行列。
元帝时，对昭穆又进行了重新规定，以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以此为准，其后元帝当为穆，成帝为昭，哀帝为穆，平帝为穆。
西汉中后期，出现两种昭穆关系，即一是以元帝所定，武帝为穆、昭帝为昭、史皇孙为穆、宣帝为昭、元帝为穆、成帝为昭、哀帝为穆、平帝为穆。一是宣帝所定，武帝为昭、昭帝为穆、史皇孙为昭、宣帝为穆、元帝为昭、成帝为穆、哀帝为昭、平帝为昭。宣帝所行的，实与高祖所定昭穆相同；元帝所定，实与惠帝所定相同。两相比较，宣帝所行昭穆与现存西汉诸陵昭穆更为合拍。汉末哀帝、平帝二帝后陵俱偏东，当为昭，与宣帝所定昭穆相合。
这种意见认为，西汉王朝在渭水南北遗留下来的庞大帝陵与众多的陪葬墓，并非杂乱的组合，而是有着深刻用意的排列。但西汉陵墓排列组合有多级系统，既复杂又有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说西汉诸陵是按昭穆制度排列的，今天固然有一部分陵墓是照着这个规律分布的，但也有一些陵墓无法套用这个制度。说西汉陵墓是完全没有规律的随意排列，我们发现似乎并不完全是这样。说西汉陵墓有多种昭穆制度的讲法，或许能说明帝陵排列存在着的多层次现象，但前提是这些多种昭穆制度必需成立，并在实际中应用了。笔者认为，西汉诸陵是否完全按照昭穆制度分布是可以商讨的，但应该不是没有规律的随意排列，或许西汉帝陵是有一种排列的标准，只是这种标准我们可能至今还没有认识。
在长安城东南也有一个陵区，包括文帝霸陵、宣帝杜陵以及薄太后的南陵和史皇孙的奉明园。那么，长安城东南另设一个陵区的原因是什么？
一种观点认为，文帝霸陵建在灞河之滨的原因大概与以下四方面情况相关。其一，惠帝和文帝为兄弟，辈分一样，惠帝已葬高祖长陵旁边，文帝若再葬入咸阳陵区，位置无法安排，只好另辟茔地。其二，吕后已以皇后身份与高祖合葬长陵，文帝当政后，其母薄姬也当上了皇太后，文帝肯定不会让其母薄太后以高祖妃嫔的身份屈从陪葬长陵。薄太后死，文帝就决定另辟陵区，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其三，文帝在长安城东北修筑了渭阳五庙，文帝霸陵与渭阳五庙南北相对，颇似京师两翼，对称分布于都城两边。其四，文帝预建寿陵要“依山为陵”，白鹿原北端非常合适，在此可以斩原为崖，凿崖为墓。
一种观点认为，文帝之所以要离开先祖的咸阳陵区而在渭水以南选择墓地，其实史书讲得很明白。文帝为了死后的安宁，所以反复强调要因山为陵。秦汉之际盗墓盛行，从战国时形成的厚葬风气愈刮愈炽，因为厚葬引起了盗墓之风，文帝以山为陵，取其坚固，正是怕身后暴尸中野。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帝时厚葬之风弥漫，针对当时“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丧生”的社会弊端，文帝主张节丧薄葬。《汉书》记载文帝修治霸陵时，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不起丘垄，务从简约。陵内不以金银铜锡为饰，专用瓦器随葬，以明节俭之志。葬在霸陵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薄葬是主要的。
汉宣帝刘询选陵址于长安城东南的杜东原上，一些学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宣帝刘询是武帝曾孙、昭帝堂孙，昭帝和宣帝在昭穆序列上一致，同一陵区内就无法安置了。其二，宣帝的祖母和父母都因“巫蛊”之祸遇害，葬于长安城东南，宣帝置寿陵于长安城东南，可能想靠近父母茔地。其三，宣帝在民间时“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特别喜爱杜东原这个地方，因此在这里筑陵可能与青少年时代的爱好有关。
一些人认为宣帝选陵址与昭穆制度无关。他之所以选址这里的原因是《三辅黄图》上说的，他在民间时就“好游户杜间，故葬此”。选择杜东原纯粹是个人爱好，因为他喜爱这里的风光。
到底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是几个原因综合下促使文帝和宣帝决定另外开辟墓区，这使得西汉帝陵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从目前来看，人们争论的焦点主要在是否与昭穆制度相关，史书关于墓区分开原因的记载是全信还是仅作为参考，同样是关于这一问题回答的依据，这是一个至今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