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际战略布局
“一带一路”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情况下，根据全球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战略支撑，是集“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于一体的重大战略举措。“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其基本要义是借用千古传颂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突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积极主动地发展同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一带一路”国际战略的由来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
称。这样的战略构想最早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之后写入三中全会《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在201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一带一路”是2015年区域发展的首要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建设“一带一路”，是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形成过程
“丝绸之路”， 有时也简称为丝路，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时张骞和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陆路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
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等。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从此，这条路线就成为了“国道”，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进行贸易。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做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2014年11月8日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习近平指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他在《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讲话中指出：第一，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率先实现亚洲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源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中国愿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第二，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建立亚洲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一带一路”兼顾各国需求，统筹陆海两大方向，涵盖面宽，包容性强，辐射作用大。第三，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的早期收获，优先部署中国同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第四，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丝路基金是开放的，欢迎亚洲域内外的投资者
积极参与。第五，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未来5年，中国将为周边国家提供2万个互联互通领域培训名额。
2014年11月11日，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发展设想，会议就《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达成共识。亚太自贸区的概念最早源于2004年前的APEC会议上提出，2006年前被写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但由于条件不成熟，一直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蓝图》或将作为领导人会议宣言的四份附件之一向社会公布。作为此次APEC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蓝图》将对硬件、制度、人员全方位互联互通给出明确时间表，设立出2025年实现亚太地区“无缝联通”的目标。在硬件互联互通方面，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和其他方式提高基础设施融资；发展更新包括交通、信息通信技术和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在制度互联互通方面，应对贸易便利化、结构性和监管改革、交通物流便利化问题。2020年实现各经济体经商成本节约25%，通商效率和便利度提高25%的目标。
（二）“一路一带”战略形成的依据
1. 历史选择的回归
两千多年前，各国人民就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开展商贸往来。从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到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喜爱。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腾飞，中国在更多方面有能力帮助别国，特别是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不仅可以输出丰富多彩、价廉物美的日常用品，而且能够向世界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设备。作为全球主要外汇储备国，中国能够携手各国共同应对金融风险，中国有实力投资海外，与急需资金的国家共同把握发展机遇。千百年来，不同的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上交相辉映、相互激荡，积淀形成了世人共知和推崇的和平、开放、包容、互信、互利的丝绸之路精神，而且不断注入时代内涵。作为多元文明碰撞与交流的遗产，丝路精神并非中国独享，它一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2. 多边合作的契机
“一带一路”战略将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中日韩自贸区等国际合作的整合升级，也是我国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推进多边跨
境贸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在2014年4月10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丝绸之路的复兴：对话亚洲领导人”分论坛开启了“一路一带”战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老挝总理通邢、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东帝汶总理沙纳纳、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加卢什卡、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以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进行了同台对话，共同探讨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构想提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力打造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描绘出一幅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经济大走廊，其东西贯穿欧亚大陆，南北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相连接的新蓝图。
3. 我国对外开放战略2.0版本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在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
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 “一带一路”战略形成的缘由
1. 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
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换挡期、阵痛期、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社会改革和发展到了矛盾集聚、风险积压、需要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期。
当前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三期”叠加。所谓“三期”，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这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资源和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增长点。习近平亲自挂帅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总揽全局的顶层设计决策机构的成立，足以表明中央再举改革开放大旗、应对国内国际挑战的决心和勇气。从当年改革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积极应对、主动出击，体现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进步，决策者的魄力和勇气，也反映了问题之复杂，困难之巨大，挑战之严峻，任务之艰巨。
2. 应对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对策
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世界工业生产收缩，制
造业处于下行期，原先具有全球产业竞争优势的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了结构性失衡，新兴经济体加剧了全球工业竞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速度有所下滑；世界资本流动减速，金融资产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一蹶不振，原先专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使全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下挫，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投资回报率普遍下降；经济增长的疲软严重拖累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持续低迷，出口形势急剧恶化，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正在经历深度调整。
世界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和调整，呈现如下明显特征：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变化，过去几十年引领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受困于高额的政府债务、投资机会的缺乏、欧债危机的冲击、产业创新的缓慢、紧缩的货币环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因素，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已经发生动摇，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始终保持着较高增长率，逐渐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世界工业生产格局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工业增长减速，部分产业空心化，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增长表现不俗，但作为工业增长引擎的制造业要想在全球工业生产格局中凸显领导力，仍尚待时日；三是世界资本流动格局发生逆转，原来的西方发达资本输出国大幅减少境外投资，加速全球资本的回流，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融资环境，偿还外债能力减弱，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加剧；四是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分化，美国、欧盟、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商品出口增长较快，日本出口形势则急剧恶化，而在商品进口方面，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继续保持领先，美国和欧盟进口则持续乏力疲软。在此情形下，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主要的对象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需要调整、转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周边的东盟、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需通过合作活力激活发展动力。
3. 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的需求
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来源和运输渠道比较集中和单一，这种原油进口格局与近年来南海局势的紧张，使得我国原油进口潜在的“马六甲之困”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形势加剧。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原油领域的竞争已经超过了纯商业的范围，甚至成了世界大国经济、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近年来美俄因乌克兰局势而交恶掀起的原油价格较量，就是最新的明证。研究表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
量快速增长，原油进口依存度飙升，进口主要来源地却愈趋集中。据海关统计，2003年至2013年十年间，我国进口原油从9100万吨逐年增加，到2009年突破两亿吨大关，2013年达到2.82亿吨。原油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非洲的苏丹等地，原油进口来源地区比较集中。原油进口量的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对外依存度高达58%，而据外媒报道，国家原油战略储备仅三天。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原油安全保障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国际原油市场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使原油进口国的原油供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原油进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战。尤其是我国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和马六甲海”，在中东局势动荡、美国插手南海的情况下，我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潜在威胁加剧。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4. 顺应国际贸易机制转型的趋势
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强劲的改革措施的推动下，近10%的平均年增长率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投资新机会，使中国变得更加繁荣。中国从闭关自守的计划经济转向一个更为市场化的贸易强国所产生的效力遍及全球经济，影响着从消费者选择到投资流动的方方面面。
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经济越来越呈多样化并正在日益增长。中国加入WTO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这个贸易组织的结构和特征，这将对中国与其它国家、特别是与邻国的关系产生直接影响。许多亚洲国家正面临经济衰退，这些国家希望通过增加出口来重振经济。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既代表着对这些国家实现目标的竞争性挑战，也代表着这些国家可以从中国强劲的经济表现中获益的机会。
可以说，WTO这一被大多数成员国一致遵守国家经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但是，近年来国际经贸机制又在发生深刻变化并有新的动向。在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相互交织背景下，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这进一步加剧了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取得进展的难度，世贸组织甚至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这加速了以区域贸易安排（RTA）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也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发展时期。以TPP、TTIP为代表的“美国自贸区网络”和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
代表的“亚洲自贸区网络”是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最重要的两条发展路径，正折射出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并对全球现有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自贸区谈判折射出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随着各国经济的市场化、金融的创新和科技进步，制约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等跨国流动的壁垒大大削减，贸易形式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多边贸易逐渐减弱。在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的背景下，各成员方纷纷转向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时期，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更加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在新一轮自由贸易区协定发展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掀起了自贸区热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欧日自贸区以及中欧自贸区等积极酝酿，并逐渐取代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平台。这些举措实质上已折射出当今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一个以自由贸易协定（FTA）为主体的国际贸易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两大贸易网络将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亚太地区是最重要的利益争夺点。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存在两条正在发展的路径：一是东盟等16国开展的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代表的“亚洲自贸区版图”；二是美国主导的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代表的“美国自贸区版图”。在发展前景上，TPP、TTIP、RCEP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经济规模巨大，集聚了全球多个主要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格局影响巨大。
一是以TPP、TTIP为代表的“美国自贸区网络”。奥巴马政府在第一届任期内，已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2011年11月10日，日本也正式决定加入TPP谈判，但我国没有被邀请参与。利用八国集团峰会的机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盟领导人又宣布共同计划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2013年7月8日，TTIP首轮谈判在华盛顿正式启动。其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模式，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TTIP谈判则将创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重点致力于解决市场准入和监管法规、非关税壁垒以及市场规则等三个关键性问题。
无论是TPP还是TTIP协定，其涵盖国家多、经济总量大，无疑会对全球贸易格局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TPP将整合亚太的两大经济区域合作组织，发展成为涵盖APEC大多数成员在内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成为亚太地区的小型世界贸易组织，对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TTIP将成为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基础，进而影响到整个全球化规则的制定。
二是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代表的“亚洲自贸区网络”。当前，全球范围内各种高层次的自由贸易协定加速酝酿，除了以美国主导的TPP、TTIP协定外，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合作程度也在逐渐加深。2012年11月柬埔寨东亚领导人峰会期间，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16个亚太国家领导人开启RCEP谈判。2013年5月，在文莱进一步启动RCEP谈判进程，预计2015年底完成谈判。RCEP协定不仅包括消除内部贸易壁垒、创造和完善自由投资环境、扩大服务贸易，还涉及竞争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领域，涵盖当今最有活力的几个经济体，将成为WTO外的最大自贸区。显而易见，RCEP协定的建立将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也备受关注。中日韩三国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支柱，也是全球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一旦建成，将成为继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区域组织，其GDP总量与实物贸易额将占全球约20%的比重。
在新形势下，我国需要积极调整对外经济战略，力争使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成为我国开拓国际贸易空间的新契机，成为我国扩大对外合作新的红利所在。为此，一方面，我国应加强多双边和区域贸易合作，成为新的世界贸易格局的重要参与方，积极参与和支持东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进一步深化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贸易和投资合作；另一方面，作为WTO成员方，我国应积极参与WTO框架内的多边贸易谈判，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向前发展。此外，我国还要加快构建“中国自贸区网络”路线图，深化与自贸伙伴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推进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设试点。
总之，不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未来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仍将相互交织，国际贸易格局将逐步出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与中
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紧密联系的。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
5. 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要求
中美战略博弈日益白热化，美国“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形成越来越激烈的对冲。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推行所谓的“重返”亚洲再平衡策略，意图围堵中国的发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外交、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如推行“巧实力”外交，强化“美日安保”，企图拉拢日、韩、菲、澳等国缔结“小北约”，打造环绕中国东部的“三条岛链”，构建从日本东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新月形”包围圈，明里暗里插手东海、南海问题，驻军澳大利亚、重返菲律宾，炒作海空一体战、离岸作战，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欲继续主导亚太政经格局，遏制中国发展。
与此同时，凭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和累积的国家综合实力，新兴的复兴中的中国积极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机制，倡导成立了许多新的地区或国际组织。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多边安全机制等前提下，新一届中国领导提出了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全新的亚洲安全观和亚洲梦，并首倡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时，中国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对话渠道和合作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G20、APEC等国际事务，参与协调地区事务如东盟10+3、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机制，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发起并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欧论坛、中东欧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10+1、亚信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中-南美、加勒比海国家、中-南太平洋岛国等对话平台；推行中孟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区等区域合作建设项目，倡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投资开发银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丝路建设基金；加快自贸区建设和谈判进程，倡导缔结“亚太自贸区（FTAAP）”。而能把这些新思想理念和对话合作机制落到实处又能统领全局的，恰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构想。无论是和平发展、繁荣进步还是睦领友好、开放包容这些理念，也无论是政治、外交、军事、安全还
是经济、贸易、文化、科技这些领域，都可以在这“一带一路”战略中得到体现，落地生根，发挥实效。
在这一点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以开放包容原则加强“五通”的具体设想。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第二，加强道路联通。上海合作组织正在协商交通便利化协定，尽快签署并落实这一文件，将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在此基础上，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第三，加强贸易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第四，加强货币流通。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第五，加强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这“五通”从政策到民心，从道路到贸易，乃至货币，可谓虚实结合、重点突出，为“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方向，确立了机制，落实了内容。而贯穿并统领“五通”的，就是“丝路精神”，就是古代丝路各国共同创造的丝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战略堪称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妙招，“一子落而全盘活”的活棋，是理念价值与交流方式、合作机制、具体措施相结合的最佳载体。
二、“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
（一）“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形成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通过巩固、扩大我国与中亚、东南亚等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彼此相互开放，互利合作，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竞争
环境，促进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不断扩大经济发展规模和总量，造福于沿途各国人民。
“一带一路”国内段覆盖了我国中西部的大多数省份，大部分地区，如何让中国广阔的内地，中西部地区由原先的“内陆腹地”变成“开放重地”,这是全方位开放要突破的的重点和难点。过去受地理区位空间条件制约，广大内陆地区发展水平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水平，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山东和福建等7个省市2013年进出口值3.29万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79%，而中西部地区的重庆、河南、安徽、云南、陕西、甘肃、贵州等7个省市占5.7%。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过去那些不发达的、被认为无法与沿海地区竞争的内陆地区，如非洲、南美以及包括亚洲腹地、荒凉的北极圈等在内的所谓地缘政治“空旷区”，正在全面卷入世界经济增长大潮，“第三次工业革命”、“页岩气革命”等，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世界经济的地理布局也将发生巨大变化。一旦基础设施改善，就会显示铁路运输在时间和成本方面具有新的优势。国际上不少大公司，例如惠普、富士康等，已经着手将其一些重要生产基地向内陆地区迁移，并尽可能以铁路运输替代海运、空运，以求抢速度、降成本。以前，沿边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地缘政治影响，为防止战争破坏，经济建设步伐放缓，基础设施建设受到限制。边疆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岗位较少、生活有待改善，特别是一些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处于贫困失业状态，容易滋生不满情绪，“一带一路”建设带动边疆地区和沿途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从而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包容、融合，消除各民族、宗教间的各种隔阂和误解，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经济繁荣和人文交流。最近领导人重点调研新疆、福建、宁夏、陕西等地区，明确了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战略地位，福建建设目标是通向中西部和东南亚的运输大通道，陕西要发展临空经济产业构筑空中丝路。通过“一带一路”进行战略调整和空间重新布局，打破原有的点状、块状的开放模式。“一带一路”把中国的大多数省纳入进来，连成片，形成带，横向看，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纵向看，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盟延伸。这样通过全方位的推进国内的各省区的互联互通沿途国家和地区这样一个相互的合作，那么通过产业的承接和转移，通过经济的不断调整和升级，缩小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多年来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美日，2013年，尽管我国对东盟、南非、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双边贸易额有了较大增长，我对欧盟、美国、日的双边贸易额仍占我外贸的1/3，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加上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风险日益显现，产能过剩压力加大，传统的经济贸易市场它的吸收能力有限。过剩产能对经济运行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超过65%。经济转型已经成为走出困局的唯一机会和选择，要把我国巨大的产品制造能力与沿途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需求联系起来。拿丝绸之路经济带分析，这一带包括了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3条经济走廊和新亚欧大陆桥。中巴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注重能源开发运输与国家安全，孟中印缅强调与东盟贸易往来，新亚欧大陆桥是中国直通欧洲的物流主通道。中国急缺的各类矿产资源，如油气、天然橡胶、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等得到满足，现在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进入中国，铁矿石依赖于澳大利亚和巴西，石油依赖于中东，渠道较为单一，与其他重要资源国的合作不深，新增了这些有效的陆路资源通道对中国十分重要。与中国情形不同，沿途国家需要大量的轻工品、家电、机电、高铁建设等高端装备正好多为中国过剩的产能，在国内消费加速启动难以推进、传统贸易伙伴难以消化过剩产能的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来开辟新的进出口市场、互通有无是一个新的合作发展思路
（二）“一带一路”战略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产业转移的需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要促进国际秩序朝着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绝大部分是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解决中国自己的城乡、区域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要为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当担相应的责任与使命。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中国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的优势，不仅为世
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劳务和巨大的市场，也积累了巨额的资产。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借壳（TTP）深入影响亚太地区，这个TPP正在积极落实区域性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整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和东南亚国协的主要成员国，想成为亚太区域内的小型世界贸易组织，虽然美国强调强调没有排斥中国的意图，但是由于中国农业、金融、科技产业、环境问题等方面都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需要一定的时间转型，必须慎重处理多国多边贸易协定。美国试图用TTP使中国边缘化，那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带动周边合作与发展，倒逼改革，掌握对外经贸合作的主动权，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不妥协也不冲突。特别是在货币问题上，推动与贸易夥伴的货币互换协定，降低亚太地区贸易过程中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世界金融体系总体上是被西方控制的，无论是亚洲开发银行还是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融资还存在许多困难，仅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开发银行就预测为8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城乡规划还是区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前提，是条件。这些都是立足长远的战略安排，需要政府支持，政府间的合作，加快互联互通。光靠中国是打造不出来的，而是需要周边国家共同的参与，才能给所有参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好处。所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外直接投资将增长近三倍，构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战略实现提供融资工具和资金保证。通过对对外金融资产进行合理多元化的管理和运用，可能变成政府、企业或个人的对外投资，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资源所在地投资建厂生产，带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发展，然后把产品卖到全球，其中一部分用来满足国内需要。从全球范围内来配置资源、市场，形成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商品、技术、人员、服务布局，以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如环境、排放、资源压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尽一个负责任大国责任，也在全球性的战略布局中收获中国的利益。
中国不可能持续保持贸易顺差，“十三五”时期甚至可能会出现逆差，需要用价格来出清国际收支差额。正如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杰夫·桑亚尔判断
的：在庞大并且长期的经常账户盈余驱动下，未来中国将由"世界工厂"转换成"世界投资人"。可见，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启动亚投行、丝路基金，把"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中国和推动世界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这种转向最主要体现在改变现有的外汇投资结构，即将目前外储主要投资于金融衍生品或国债等金融虚拟资产的形式，转变为投资到实体经济上，当然，风险也很大，对下一步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也是巨大的挑战。但是，“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三）“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促进欧亚非大陆腹地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
世界发展史表明，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及其流向始终受交通运输模式的制约甚至牵引。古代海运不发达，长途运输和交通主要依赖马队、驼队等为主要运输力量，连接中国长安、经中亚沙漠通达欧洲的古“丝绸之路”应运而生，其结果是亚洲内陆经济远较沿海地区发达，丝绸之路沿线的内陆地区长安在盛唐时期外国移民超过10%。进入近代以来，航海技术不断跃进，世界海运能力不断提升，使得原料、货物经海路从一个大陆远程运送至另一个大陆成为可能，一方面促进世界沿海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大都市的兴起，另一方面也导致以畜力为主的内陆商道的衰落以及内陆地区经济的衰退。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陷入停滞，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只是世界沿海地区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增长只不过是世界沿海地区的繁荣与增长，广大的世界内陆地区并未真正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例如，中国沿海省份较之内陆省份人均收入相差数倍，而欧美等国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较之中亚等内陆国家的人均收入更是相差数十倍之多。显然，仅靠沿海地区的繁荣已不足以刺激世界经济恢复增长。要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只能、也应该从促进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中寻找新的增长点、把世界市场扩大到各大陆贫困的腹地，而打造联通亚欧沿海地区与大陆腹地的一带一路战略将为此提供新型交通运输工具和传输能力，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内陆地区经济的促进和牵引作用将不次于海运对促进世界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曾经所起的作用，甚至能弥补海运的不足。毕竟，万吨巨轮只能靠泊海港，却无法把货物直接运往内陆，大陆腹地的货物须经过普通铁路、公路或内河
航运转运至沿海港口，再装船经海路远程运送至另一个大陆的沿海港口，然后经铁路、公路或内河航运转运至内陆消费地。中国从印度进口铁矿石就是这种运输模式。如果中印之间开通了高铁，印度腹地生产的铁矿石就可经高铁直接运送到中国的炼钢厂，不但节省时间，而且还能省去多次转运的麻烦，从而更节省运输成本。一带一路建设将创造牵引内陆地区及世界经济增长、繁荣的新物流模式和发展平台，沿途会形成发达的城镇和人口中心、经济活动中心，这些地方沉睡的丰富资源得到全面、合理开发，增大全球资源供应量，从而深刻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空间布局，世界地缘政治景观也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正是由于“一带一路”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国际社会尤其沿途国家十分赞赏和欢迎。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说法也被西方媒体热炒，被国内一些人简单地引用，这是一种误解，二者有本质区别。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马歇尔计划既是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也是其遏制苏联、发动冷战的经济工具，以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为先决条件，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目标。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美一方面将西欧国家收在旗下，成为其抗衡苏联的小兄弟，另一方面逐步确立了超级大国地位。由于其附加的条件，遭受战争摧残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被排除在外，人为地加剧了贫困、饥饿。其援欧款项大多用于购买美国产品和服务，为美国经济的扩张打开大门。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以发展为目标，弘扬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新丝路精神，对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对所有寻求发展的国家开放，绝不搞“集团政治”和对抗性的“结盟”。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有关各国自愿平等参与，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利互补。通过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更好地满足地区国家的发展需要，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正如习主席所说，“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
可见，在“一带一路”规划背后是中国日渐清晰的国家新战略，即推动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低调做事，通过投资、技术转让和援助，
一步一个脚印，带动国内腹地和沿途国家的发展，改善自身形象，取得各国信任，深化与沿途各国的经贸、人文、生态、科技、教育等各领域合作，从而实现全方位开放格局，为国内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当担一个稳健、成熟的世界大国应尽的地区责任与使命
三、“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规划框架及其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份愿景与行动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阐述了“一带一路”的主张与内涵，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
（一）“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规划框架
1. 共建原则
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2. 框架思路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
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需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基本形成，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
（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一带一路”理念一旦变成现实，将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它涵盖44亿人口，GDP规模达到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3%和29%。该区域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沿途多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多数国家后发优势强劲，发展空间大，处于上升期。“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作为基于地缘经济传统的现代发展，致力于建设陆海联通欧亚各国的商旅之路、贸易之路、合作之路与和平之路，具有惠及地区各国、促进世界发展的重大战略功能，但其固有的区域性、多样性、复杂性特征，也使这一构想的实施面临巨大挑战，需要以共同的愿景引领区域国家行动，以坚实的战略互信夯实合作基础。
1. 不断加深相关国家双多边战略互信
互信是国际合作的基础，是双赢与多赢的前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有着推动实现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一致目标，但域内各国特别是一些邻国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领土、文化等矛盾和问题，有些甚至处于冲突内乱之中，对采取实际措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构成重大制约。需要倡导和坚持共同、合作、综合、可持续的新安全观，通过加强战略交流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凝聚安全和发展共识，妥善管控分歧，使域内国家共同致力于和平发展，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创造条件。
2. 加快推进沿线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发展的区域化趋势，是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地缘经济优势不仅体现为更低的安全和经济成本，也体现为区域国家面对世界其他区域、联盟或国家经济政治竞争的共同利益。“一带一路”将域内众多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致力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贸易畅通、货币流通、道路联通，协调经济贸易和金融政策，消除显性和隐性贸易壁垒，推动区域内国家经济自贸区建设，统一涵盖人员和商品往来、税收政策及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法律法规，构建互利共赢的一体化经济。当前，关键是以公路、水路、铁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投资为两翼，加强能源开发和海上贸易港口节点建设，尽早实现经济发展基础的互联互通。
3. 积极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架构
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和平，而持续的和平也转而支持更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复兴丝绸之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推进相关国家和地区互惠合作，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需要构建一个成熟稳定安全合作机制和框架，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享受和平红利。应当着眼维护地区和平互惠发展局面，以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等推动建设覆盖更广大地区的安全合作架构，共建安全、稳定的政治格局，为地区安全提供机制保障。需要高度重视解决好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问题，注重同地区国家尤其是中亚、西亚等伊斯兰教国家联手开展反恐合作，防范并打击极端宗教组织恐怖活动，确保域内国家安全和稳定。
4. 突出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建设重点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区域国家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条件，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落实的关键所在。应当着眼加强欧亚大陆的一体化经济合作，实现更大范围、更广空间的互惠发展，建立更加高效联通和多元化、立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沿岸沿线国家需要基于共同利益需求和目标定位，积极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合作，统一规划公路、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线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规划，使用先进融资、技术手段和资源，大力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为“一带一路”构想夯实发展基础。
5. 切实发挥好中国的主导作用
宏伟的战略构想，需要强大的牵引和推动。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倡导国，作为域内实力最强、体量最大的经济体，作为世界重要的战略力量中心，对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责无旁贷。应坚持大国责任、共同推动、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发展原则，充分发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中的话语权和引导力，运用充足的金融资本和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以安全合作为重点，以互利共赢为指向，全方位推进“一带一路”沿线沿岸国家一体化合作。要坚持经济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注重照顾相关国家特别是印度、俄罗斯等域内大国的利益关切。可考虑协调各国设立“一带一路”专门推进机构，定期不定期组织领导人会议进行集中政策磋商，建立“财长、防长、外长”“三合一”磋商模式，加强外交、经济、安全等具体合作，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落地。
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是一个宏伟的战略构想，它的建设过程不仅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涉及众多产业和巨量的要素调动。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机遇也充满了挑战，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并未雨绸缪。
（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面临的外部挑战
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经济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潮流，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深层次地稳步推进，为我们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带一路”建设在前进过程中也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从外部环境看，“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沿线国家需抵抗外部势力干扰
“一带一路”建设旨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和谐的亚洲，一个和谐的欧亚大陆。而一些国家正好与之相反。他们要的是一个离心离德、争端不休的欧亚大陆。殊不知，近些年这些国家的国力之所以相对下降，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多少年来这种唆使别人发生矛盾、纷争乃至武装冲突的事情做得太多了，在这方面消耗了太多的力量。2015年俄对欧美的出口将大幅度下降，同样，俄从欧美的进口也将大幅度减少，给欧美经济复苏带来负面影响。
“一带一路”的西头是欧洲，俄罗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国。2014年4月10日，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加强各国货物贸易，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行互联互通，把亚太和欧亚运输体系联系到一起，是现代丝绸之路“最吸引人的地方”，俄罗斯愿意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在俄罗斯经济遭遇重大困难，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的能力大幅度下降了。欧盟经济复苏受阻对“一带一路”建设同样有消极影响。
2. 沿线各国仍需加强政治互信
加强沿线国家间政治互信仍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2015年，“一带一路”建设开始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但这也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正式启动的一年。该联盟的目的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之间在十年内实行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它一旦建成，将涉及1.7亿人口，地理面积将是欧盟的4倍。有一段时间，俄罗斯担心“一带一路”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的形成与发展。2013年12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首次表示，俄大力打造和推动的欧亚联盟与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目标是一致的，双方将共同推动欧亚一体化建设。这说明，中俄两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存在的重要政治障碍已经解决。
但目前仍有人担心，“一带一路”开通会给中国商品“自由”进入俄罗斯开辟一个“通道”，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形成竞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欧盟发达国家和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的73%85%投于矿产和原料业，即使用于制造业的投资主要也用来生产棉纱、丝纤维等中间产品。这种投资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殖民主义复辟”。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消除疑虑，加强政治互信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
3. 沿线各国经济发展规模参差不齐
从经济角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非常不平衡，由此带来许多问题。“一带一路”的西头是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东头是中国等经济迅速发展的东亚国家。这些地区都有密度很高的铁路网，但西头和东头之间的中间这段（中国西部以及中亚、南亚等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与东西两头的情况很不协调。有的学者把这种状况称作“网球拍现象”：东头和西头就如两个网球拍的拍子，而中间这段则是两个网球拍拍把的对接处。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密度低，人口密度低，这“三低”使这个地区很难形成符合标准概
念的经济带。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最大障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会因为参加“一带一路”建设而得到发展，但整个区域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将是长期的远景。
4. 沿线基础设施建设亟需改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基础设施瓶颈，致使经贸合作缺乏运力支撑。基础设施之所以成为发展瓶颈有三个原因。一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长期严重不足。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国需要基础设施投资8.22万亿美元，但实际投入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多数国家存在巨大的投资缺口。二是由于制度和管理方面的缺陷，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效率低下，不作为和贪腐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威胁着丝绸之路的复兴。如何把这些人为的负面成本降到最低，是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三是一些国家的基础设施由于缺乏大批量商品贸易的运输需求，运输成本很高，还常常出现“空车”现象。解决这些问题一点不比解决投资缺口容易。
5. 沿途地区安全形势严峻
“一带一路”沿途地区内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呈扩张之势，地区安全形势严峻。近年来，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等恐怖主义组织一直在加强活动。世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以残暴的手段进行大规模的恐怖活动，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威胁。此外，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另一方面，又使人们面临着信息风险、国家主权、网络安全等问题，使境外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变得更加容易。有报导称，数千名来自英国、法国的恐怖分子加入“伊斯兰国”武装，网络蛊惑就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美国和北约的10多万军队撤出阿富汗后，地区安全形势会如何变化尚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面对的国内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既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国内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我国西部等与中亚等国家邻接的地区地域广袤，但经济不够发达，新疆沿途很多地方是荒漠,对外贸易、投资的能力有限，自身发展本就需要从外引进资金
和技术，因而与中亚国家的互补性不是很强。此外，这一地区的发展还受基础设施瓶颈的限制。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仅有2个航空口岸（乌鲁木齐和喀什）、8个陆路口岸（吉木乃、巴克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都拉塔、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卡拉苏）。其中，只有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与中亚国家有铁路相连。即使是已经通车的铁路，由于货运量太小还常常处于停运的状态。比如说，第二欧亚大陆桥开通的第三年，中国和整个中亚地区的贸易总额还不到3亿美元。这就说明，尽管大陆桥开通了，但是由于生意不兴旺，民间投资下降很快。这既有中亚国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问题，也有双方都存在的问题。就比如说，铁路轨距不一致，运输过程中需要换轨，费时费钱不说，而且一时又很难解决。
2. 跨区域协调机制缺失
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地方上的热情很高，纷纷把这一重要战略列入政府工作事项，但相互之间多层面的跨区域协调机制缺失，出现无序竞争状态。一方面是不少项目简单重复；另一方面是积极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省份经济实力不强，致使许多重要项目投入不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17个省区市中，意愿最高的第一类省区的经济规模仅占全国生产总值的5.5%；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而获邀参加发改委和外交部座谈会的8个省区市的占比也只有14.2%。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对外开放、对外合作的问题，也是国内实行改革的问题。比如说，有时铁路和公路已经建成了，但由于海关等制度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道路和贸易仍然不通，或不够畅通。据有关报道，我国长江经济带涉及9个省两个市，其间设有12个直属海关，报关单据互不承认，而这个地区进出口货值占全国总量的41%，报关单量占全国的47%。这样的设置无疑阻碍了经济带内货物和商品的流通。从2014年12月1日起，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实现流域全覆盖。改革后，“12关如1关”，全国近一半的进出口业务都能享受“可预见、低成本、高效便利”的通关环境。除长江经济带外，京津冀和广东省内也进行了通关一体化改革。2015年我国海关还计划将上述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向全国海关推开，完善海关内部协作、互认共享机制，让跨区域通关更便捷、物流更顺畅。
总之，“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应对危机、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家同
我国有着共同利益。我们一方面要注意“一带一路”建设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但更要注意它对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以及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要同样关注“一带一路”建设给沿线国家带来的重要利益，对亚洲以及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合作的促进作用。
“一带一路”国际战略布局
“一带一路”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情况下，根据全球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战略支撑，是集“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于一体的重大战略举措。“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其基本要义是借用千古传颂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突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积极主动地发展同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一带一路”国际战略的由来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
称。这样的战略构想最早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之后写入三中全会《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在201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一带一路”是2015年区域发展的首要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建设“一带一路”，是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形成过程
“丝绸之路”， 有时也简称为丝路，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时张骞和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陆路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
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等。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从此，这条路线就成为了“国道”，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进行贸易。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做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2014年11月8日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习近平指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他在《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讲话中指出：第一，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率先实现亚洲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源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中国愿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第二，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建立亚洲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一带一路”兼顾各国需求，统筹陆海两大方向，涵盖面宽，包容性强，辐射作用大。第三，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的早期收获，优先部署中国同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第四，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丝路基金是开放的，欢迎亚洲域内外的投资者
积极参与。第五，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未来5年，中国将为周边国家提供2万个互联互通领域培训名额。
2014年11月11日，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发展设想，会议就《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达成共识。亚太自贸区的概念最早源于2004年前的APEC会议上提出，2006年前被写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但由于条件不成熟，一直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蓝图》或将作为领导人会议宣言的四份附件之一向社会公布。作为此次APEC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蓝图》将对硬件、制度、人员全方位互联互通给出明确时间表，设立出2025年实现亚太地区“无缝联通”的目标。在硬件互联互通方面，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和其他方式提高基础设施融资；发展更新包括交通、信息通信技术和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在制度互联互通方面，应对贸易便利化、结构性和监管改革、交通物流便利化问题。2020年实现各经济体经商成本节约25%，通商效率和便利度提高25%的目标。
（二）“一路一带”战略形成的依据
1. 历史选择的回归
两千多年前，各国人民就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开展商贸往来。从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到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喜爱。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腾飞，中国在更多方面有能力帮助别国，特别是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不仅可以输出丰富多彩、价廉物美的日常用品，而且能够向世界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设备。作为全球主要外汇储备国，中国能够携手各国共同应对金融风险，中国有实力投资海外，与急需资金的国家共同把握发展机遇。千百年来，不同的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上交相辉映、相互激荡，积淀形成了世人共知和推崇的和平、开放、包容、互信、互利的丝绸之路精神，而且不断注入时代内涵。作为多元文明碰撞与交流的遗产，丝路精神并非中国独享，它一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2. 多边合作的契机
“一带一路”战略将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中日韩自贸区等国际合作的整合升级，也是我国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推进多边跨
境贸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在2014年4月10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丝绸之路的复兴：对话亚洲领导人”分论坛开启了“一路一带”战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老挝总理通邢、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东帝汶总理沙纳纳、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加卢什卡、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以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进行了同台对话，共同探讨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构想提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力打造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描绘出一幅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经济大走廊，其东西贯穿欧亚大陆，南北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相连接的新蓝图。
3. 我国对外开放战略2.0版本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在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
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 “一带一路”战略形成的缘由
1. 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
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换挡期、阵痛期、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社会改革和发展到了矛盾集聚、风险积压、需要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期。
当前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三期”叠加。所谓“三期”，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这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资源和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增长点。习近平亲自挂帅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总揽全局的顶层设计决策机构的成立，足以表明中央再举改革开放大旗、应对国内国际挑战的决心和勇气。从当年改革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积极应对、主动出击，体现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进步，决策者的魄力和勇气，也反映了问题之复杂，困难之巨大，挑战之严峻，任务之艰巨。
2. 应对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对策
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世界工业生产收缩，制
造业处于下行期，原先具有全球产业竞争优势的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了结构性失衡，新兴经济体加剧了全球工业竞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速度有所下滑；世界资本流动减速，金融资产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一蹶不振，原先专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使全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下挫，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投资回报率普遍下降；经济增长的疲软严重拖累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持续低迷，出口形势急剧恶化，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正在经历深度调整。
世界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和调整，呈现如下明显特征：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变化，过去几十年引领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受困于高额的政府债务、投资机会的缺乏、欧债危机的冲击、产业创新的缓慢、紧缩的货币环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因素，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已经发生动摇，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始终保持着较高增长率，逐渐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世界工业生产格局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工业增长减速，部分产业空心化，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增长表现不俗，但作为工业增长引擎的制造业要想在全球工业生产格局中凸显领导力，仍尚待时日；三是世界资本流动格局发生逆转，原来的西方发达资本输出国大幅减少境外投资，加速全球资本的回流，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融资环境，偿还外债能力减弱，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加剧；四是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分化，美国、欧盟、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商品出口增长较快，日本出口形势则急剧恶化，而在商品进口方面，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继续保持领先，美国和欧盟进口则持续乏力疲软。在此情形下，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主要的对象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需要调整、转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周边的东盟、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需通过合作活力激活发展动力。
3. 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的需求
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来源和运输渠道比较集中和单一，这种原油进口格局与近年来南海局势的紧张，使得我国原油进口潜在的“马六甲之困”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形势加剧。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原油领域的竞争已经超过了纯商业的范围，甚至成了世界大国经济、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近年来美俄因乌克兰局势而交恶掀起的原油价格较量，就是最新的明证。研究表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
量快速增长，原油进口依存度飙升，进口主要来源地却愈趋集中。据海关统计，2003年至2013年十年间，我国进口原油从9100万吨逐年增加，到2009年突破两亿吨大关，2013年达到2.82亿吨。原油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非洲的苏丹等地，原油进口来源地区比较集中。原油进口量的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对外依存度高达58%，而据外媒报道，国家原油战略储备仅三天。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原油安全保障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国际原油市场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使原油进口国的原油供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原油进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战。尤其是我国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和马六甲海”，在中东局势动荡、美国插手南海的情况下，我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潜在威胁加剧。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4. 顺应国际贸易机制转型的趋势
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强劲的改革措施的推动下，近10%的平均年增长率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投资新机会，使中国变得更加繁荣。中国从闭关自守的计划经济转向一个更为市场化的贸易强国所产生的效力遍及全球经济，影响着从消费者选择到投资流动的方方面面。
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经济越来越呈多样化并正在日益增长。中国加入WTO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这个贸易组织的结构和特征，这将对中国与其它国家、特别是与邻国的关系产生直接影响。许多亚洲国家正面临经济衰退，这些国家希望通过增加出口来重振经济。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既代表着对这些国家实现目标的竞争性挑战，也代表着这些国家可以从中国强劲的经济表现中获益的机会。
可以说，WTO这一被大多数成员国一致遵守国家经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但是，近年来国际经贸机制又在发生深刻变化并有新的动向。在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相互交织背景下，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这进一步加剧了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取得进展的难度，世贸组织甚至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这加速了以区域贸易安排（RTA）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也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发展时期。以TPP、TTIP为代表的“美国自贸区网络”和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
代表的“亚洲自贸区网络”是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最重要的两条发展路径，正折射出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并对全球现有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自贸区谈判折射出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随着各国经济的市场化、金融的创新和科技进步，制约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等跨国流动的壁垒大大削减，贸易形式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多边贸易逐渐减弱。在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的背景下，各成员方纷纷转向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时期，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更加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在新一轮自由贸易区协定发展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掀起了自贸区热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欧日自贸区以及中欧自贸区等积极酝酿，并逐渐取代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平台。这些举措实质上已折射出当今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一个以自由贸易协定（FTA）为主体的国际贸易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两大贸易网络将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亚太地区是最重要的利益争夺点。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存在两条正在发展的路径：一是东盟等16国开展的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代表的“亚洲自贸区版图”；二是美国主导的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代表的“美国自贸区版图”。在发展前景上，TPP、TTIP、RCEP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经济规模巨大，集聚了全球多个主要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格局影响巨大。
一是以TPP、TTIP为代表的“美国自贸区网络”。奥巴马政府在第一届任期内，已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2011年11月10日，日本也正式决定加入TPP谈判，但我国没有被邀请参与。利用八国集团峰会的机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盟领导人又宣布共同计划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2013年7月8日，TTIP首轮谈判在华盛顿正式启动。其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模式，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TTIP谈判则将创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重点致力于解决市场准入和监管法规、非关税壁垒以及市场规则等三个关键性问题。
无论是TPP还是TTIP协定，其涵盖国家多、经济总量大，无疑会对全球贸易格局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TPP将整合亚太的两大经济区域合作组织，发展成为涵盖APEC大多数成员在内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成为亚太地区的小型世界贸易组织，对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TTIP将成为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基础，进而影响到整个全球化规则的制定。
二是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代表的“亚洲自贸区网络”。当前，全球范围内各种高层次的自由贸易协定加速酝酿，除了以美国主导的TPP、TTIP协定外，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合作程度也在逐渐加深。2012年11月柬埔寨东亚领导人峰会期间，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16个亚太国家领导人开启RCEP谈判。2013年5月，在文莱进一步启动RCEP谈判进程，预计2015年底完成谈判。RCEP协定不仅包括消除内部贸易壁垒、创造和完善自由投资环境、扩大服务贸易，还涉及竞争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领域，涵盖当今最有活力的几个经济体，将成为WTO外的最大自贸区。显而易见，RCEP协定的建立将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也备受关注。中日韩三国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支柱，也是全球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一旦建成，将成为继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区域组织，其GDP总量与实物贸易额将占全球约20%的比重。
在新形势下，我国需要积极调整对外经济战略，力争使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成为我国开拓国际贸易空间的新契机，成为我国扩大对外合作新的红利所在。为此，一方面，我国应加强多双边和区域贸易合作，成为新的世界贸易格局的重要参与方，积极参与和支持东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进一步深化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贸易和投资合作；另一方面，作为WTO成员方，我国应积极参与WTO框架内的多边贸易谈判，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向前发展。此外，我国还要加快构建“中国自贸区网络”路线图，深化与自贸伙伴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推进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设试点。
总之，不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未来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仍将相互交织，国际贸易格局将逐步出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与中
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紧密联系的。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
5. 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要求
中美战略博弈日益白热化，美国“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形成越来越激烈的对冲。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推行所谓的“重返”亚洲再平衡策略，意图围堵中国的发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外交、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如推行“巧实力”外交，强化“美日安保”，企图拉拢日、韩、菲、澳等国缔结“小北约”，打造环绕中国东部的“三条岛链”，构建从日本东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新月形”包围圈，明里暗里插手东海、南海问题，驻军澳大利亚、重返菲律宾，炒作海空一体战、离岸作战，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欲继续主导亚太政经格局，遏制中国发展。
与此同时，凭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和累积的国家综合实力，新兴的复兴中的中国积极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机制，倡导成立了许多新的地区或国际组织。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多边安全机制等前提下，新一届中国领导提出了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全新的亚洲安全观和亚洲梦，并首倡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时，中国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对话渠道和合作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G20、APEC等国际事务，参与协调地区事务如东盟10+3、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机制，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发起并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欧论坛、中东欧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10+1、亚信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中-南美、加勒比海国家、中-南太平洋岛国等对话平台；推行中孟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区等区域合作建设项目，倡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投资开发银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丝路建设基金；加快自贸区建设和谈判进程，倡导缔结“亚太自贸区（FTAAP）”。而能把这些新思想理念和对话合作机制落到实处又能统领全局的，恰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构想。无论是和平发展、繁荣进步还是睦领友好、开放包容这些理念，也无论是政治、外交、军事、安全还
是经济、贸易、文化、科技这些领域，都可以在这“一带一路”战略中得到体现，落地生根，发挥实效。
在这一点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以开放包容原则加强“五通”的具体设想。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第二，加强道路联通。上海合作组织正在协商交通便利化协定，尽快签署并落实这一文件，将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在此基础上，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第三，加强贸易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第四，加强货币流通。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第五，加强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这“五通”从政策到民心，从道路到贸易，乃至货币，可谓虚实结合、重点突出，为“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方向，确立了机制，落实了内容。而贯穿并统领“五通”的，就是“丝路精神”，就是古代丝路各国共同创造的丝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战略堪称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妙招，“一子落而全盘活”的活棋，是理念价值与交流方式、合作机制、具体措施相结合的最佳载体。
二、“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
（一）“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形成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通过巩固、扩大我国与中亚、东南亚等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彼此相互开放，互利合作，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竞争
环境，促进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不断扩大经济发展规模和总量，造福于沿途各国人民。
“一带一路”国内段覆盖了我国中西部的大多数省份，大部分地区，如何让中国广阔的内地，中西部地区由原先的“内陆腹地”变成“开放重地”,这是全方位开放要突破的的重点和难点。过去受地理区位空间条件制约，广大内陆地区发展水平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水平，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山东和福建等7个省市2013年进出口值3.29万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79%，而中西部地区的重庆、河南、安徽、云南、陕西、甘肃、贵州等7个省市占5.7%。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过去那些不发达的、被认为无法与沿海地区竞争的内陆地区，如非洲、南美以及包括亚洲腹地、荒凉的北极圈等在内的所谓地缘政治“空旷区”，正在全面卷入世界经济增长大潮，“第三次工业革命”、“页岩气革命”等，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世界经济的地理布局也将发生巨大变化。一旦基础设施改善，就会显示铁路运输在时间和成本方面具有新的优势。国际上不少大公司，例如惠普、富士康等，已经着手将其一些重要生产基地向内陆地区迁移，并尽可能以铁路运输替代海运、空运，以求抢速度、降成本。以前，沿边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地缘政治影响，为防止战争破坏，经济建设步伐放缓，基础设施建设受到限制。边疆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岗位较少、生活有待改善，特别是一些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处于贫困失业状态，容易滋生不满情绪，“一带一路”建设带动边疆地区和沿途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从而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包容、融合，消除各民族、宗教间的各种隔阂和误解，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经济繁荣和人文交流。最近领导人重点调研新疆、福建、宁夏、陕西等地区，明确了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战略地位，福建建设目标是通向中西部和东南亚的运输大通道，陕西要发展临空经济产业构筑空中丝路。通过“一带一路”进行战略调整和空间重新布局，打破原有的点状、块状的开放模式。“一带一路”把中国的大多数省纳入进来，连成片，形成带，横向看，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纵向看，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盟延伸。这样通过全方位的推进国内的各省区的互联互通沿途国家和地区这样一个相互的合作，那么通过产业的承接和转移，通过经济的不断调整和升级，缩小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多年来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美日，2013年，尽管我国对东盟、南非、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双边贸易额有了较大增长，我对欧盟、美国、日的双边贸易额仍占我外贸的1/3，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加上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风险日益显现，产能过剩压力加大，传统的经济贸易市场它的吸收能力有限。过剩产能对经济运行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超过65%。经济转型已经成为走出困局的唯一机会和选择，要把我国巨大的产品制造能力与沿途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需求联系起来。拿丝绸之路经济带分析，这一带包括了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3条经济走廊和新亚欧大陆桥。中巴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注重能源开发运输与国家安全，孟中印缅强调与东盟贸易往来，新亚欧大陆桥是中国直通欧洲的物流主通道。中国急缺的各类矿产资源，如油气、天然橡胶、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等得到满足，现在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进入中国，铁矿石依赖于澳大利亚和巴西，石油依赖于中东，渠道较为单一，与其他重要资源国的合作不深，新增了这些有效的陆路资源通道对中国十分重要。与中国情形不同，沿途国家需要大量的轻工品、家电、机电、高铁建设等高端装备正好多为中国过剩的产能，在国内消费加速启动难以推进、传统贸易伙伴难以消化过剩产能的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来开辟新的进出口市场、互通有无是一个新的合作发展思路
（二）“一带一路”战略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产业转移的需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要促进国际秩序朝着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绝大部分是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解决中国自己的城乡、区域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要为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当担相应的责任与使命。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中国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的优势，不仅为世
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劳务和巨大的市场，也积累了巨额的资产。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借壳（TTP）深入影响亚太地区，这个TPP正在积极落实区域性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整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和东南亚国协的主要成员国，想成为亚太区域内的小型世界贸易组织，虽然美国强调强调没有排斥中国的意图，但是由于中国农业、金融、科技产业、环境问题等方面都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需要一定的时间转型，必须慎重处理多国多边贸易协定。美国试图用TTP使中国边缘化，那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带动周边合作与发展，倒逼改革，掌握对外经贸合作的主动权，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不妥协也不冲突。特别是在货币问题上，推动与贸易夥伴的货币互换协定，降低亚太地区贸易过程中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世界金融体系总体上是被西方控制的，无论是亚洲开发银行还是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融资还存在许多困难，仅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开发银行就预测为8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城乡规划还是区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前提，是条件。这些都是立足长远的战略安排，需要政府支持，政府间的合作，加快互联互通。光靠中国是打造不出来的，而是需要周边国家共同的参与，才能给所有参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好处。所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外直接投资将增长近三倍，构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战略实现提供融资工具和资金保证。通过对对外金融资产进行合理多元化的管理和运用，可能变成政府、企业或个人的对外投资，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资源所在地投资建厂生产，带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发展，然后把产品卖到全球，其中一部分用来满足国内需要。从全球范围内来配置资源、市场，形成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商品、技术、人员、服务布局，以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如环境、排放、资源压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尽一个负责任大国责任，也在全球性的战略布局中收获中国的利益。
中国不可能持续保持贸易顺差，“十三五”时期甚至可能会出现逆差，需要用价格来出清国际收支差额。正如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杰夫·桑亚尔判断
的：在庞大并且长期的经常账户盈余驱动下，未来中国将由"世界工厂"转换成"世界投资人"。可见，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启动亚投行、丝路基金，把"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中国和推动世界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这种转向最主要体现在改变现有的外汇投资结构，即将目前外储主要投资于金融衍生品或国债等金融虚拟资产的形式，转变为投资到实体经济上，当然，风险也很大，对下一步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也是巨大的挑战。但是，“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三）“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促进欧亚非大陆腹地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
世界发展史表明，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及其流向始终受交通运输模式的制约甚至牵引。古代海运不发达，长途运输和交通主要依赖马队、驼队等为主要运输力量，连接中国长安、经中亚沙漠通达欧洲的古“丝绸之路”应运而生，其结果是亚洲内陆经济远较沿海地区发达，丝绸之路沿线的内陆地区长安在盛唐时期外国移民超过10%。进入近代以来，航海技术不断跃进，世界海运能力不断提升，使得原料、货物经海路从一个大陆远程运送至另一个大陆成为可能，一方面促进世界沿海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大都市的兴起，另一方面也导致以畜力为主的内陆商道的衰落以及内陆地区经济的衰退。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陷入停滞，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只是世界沿海地区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增长只不过是世界沿海地区的繁荣与增长，广大的世界内陆地区并未真正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例如，中国沿海省份较之内陆省份人均收入相差数倍，而欧美等国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较之中亚等内陆国家的人均收入更是相差数十倍之多。显然，仅靠沿海地区的繁荣已不足以刺激世界经济恢复增长。要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只能、也应该从促进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中寻找新的增长点、把世界市场扩大到各大陆贫困的腹地，而打造联通亚欧沿海地区与大陆腹地的一带一路战略将为此提供新型交通运输工具和传输能力，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内陆地区经济的促进和牵引作用将不次于海运对促进世界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曾经所起的作用，甚至能弥补海运的不足。毕竟，万吨巨轮只能靠泊海港，却无法把货物直接运往内陆，大陆腹地的货物须经过普通铁路、公路或内河
航运转运至沿海港口，再装船经海路远程运送至另一个大陆的沿海港口，然后经铁路、公路或内河航运转运至内陆消费地。中国从印度进口铁矿石就是这种运输模式。如果中印之间开通了高铁，印度腹地生产的铁矿石就可经高铁直接运送到中国的炼钢厂，不但节省时间，而且还能省去多次转运的麻烦，从而更节省运输成本。一带一路建设将创造牵引内陆地区及世界经济增长、繁荣的新物流模式和发展平台，沿途会形成发达的城镇和人口中心、经济活动中心，这些地方沉睡的丰富资源得到全面、合理开发，增大全球资源供应量，从而深刻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空间布局，世界地缘政治景观也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正是由于“一带一路”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国际社会尤其沿途国家十分赞赏和欢迎。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说法也被西方媒体热炒，被国内一些人简单地引用，这是一种误解，二者有本质区别。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马歇尔计划既是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也是其遏制苏联、发动冷战的经济工具，以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为先决条件，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目标。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美一方面将西欧国家收在旗下，成为其抗衡苏联的小兄弟，另一方面逐步确立了超级大国地位。由于其附加的条件，遭受战争摧残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被排除在外，人为地加剧了贫困、饥饿。其援欧款项大多用于购买美国产品和服务，为美国经济的扩张打开大门。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以发展为目标，弘扬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新丝路精神，对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对所有寻求发展的国家开放，绝不搞“集团政治”和对抗性的“结盟”。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有关各国自愿平等参与，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利互补。通过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更好地满足地区国家的发展需要，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正如习主席所说，“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
可见，在“一带一路”规划背后是中国日渐清晰的国家新战略，即推动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低调做事，通过投资、技术转让和援助，
一步一个脚印，带动国内腹地和沿途国家的发展，改善自身形象，取得各国信任，深化与沿途各国的经贸、人文、生态、科技、教育等各领域合作，从而实现全方位开放格局，为国内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当担一个稳健、成熟的世界大国应尽的地区责任与使命
三、“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规划框架及其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份愿景与行动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阐述了“一带一路”的主张与内涵，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
（一）“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规划框架
1. 共建原则
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2. 框架思路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
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需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基本形成，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
（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一带一路”理念一旦变成现实，将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它涵盖44亿人口，GDP规模达到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3%和29%。该区域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沿途多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多数国家后发优势强劲，发展空间大，处于上升期。“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作为基于地缘经济传统的现代发展，致力于建设陆海联通欧亚各国的商旅之路、贸易之路、合作之路与和平之路，具有惠及地区各国、促进世界发展的重大战略功能，但其固有的区域性、多样性、复杂性特征，也使这一构想的实施面临巨大挑战，需要以共同的愿景引领区域国家行动，以坚实的战略互信夯实合作基础。
1. 不断加深相关国家双多边战略互信
互信是国际合作的基础，是双赢与多赢的前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有着推动实现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一致目标，但域内各国特别是一些邻国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领土、文化等矛盾和问题，有些甚至处于冲突内乱之中，对采取实际措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构成重大制约。需要倡导和坚持共同、合作、综合、可持续的新安全观，通过加强战略交流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凝聚安全和发展共识，妥善管控分歧，使域内国家共同致力于和平发展，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创造条件。
2. 加快推进沿线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发展的区域化趋势，是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地缘经济优势不仅体现为更低的安全和经济成本，也体现为区域国家面对世界其他区域、联盟或国家经济政治竞争的共同利益。“一带一路”将域内众多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致力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贸易畅通、货币流通、道路联通，协调经济贸易和金融政策，消除显性和隐性贸易壁垒，推动区域内国家经济自贸区建设，统一涵盖人员和商品往来、税收政策及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法律法规，构建互利共赢的一体化经济。当前，关键是以公路、水路、铁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投资为两翼，加强能源开发和海上贸易港口节点建设，尽早实现经济发展基础的互联互通。
3. 积极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架构
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和平，而持续的和平也转而支持更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复兴丝绸之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推进相关国家和地区互惠合作，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需要构建一个成熟稳定安全合作机制和框架，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享受和平红利。应当着眼维护地区和平互惠发展局面，以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等推动建设覆盖更广大地区的安全合作架构，共建安全、稳定的政治格局，为地区安全提供机制保障。需要高度重视解决好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问题，注重同地区国家尤其是中亚、西亚等伊斯兰教国家联手开展反恐合作，防范并打击极端宗教组织恐怖活动，确保域内国家安全和稳定。
4. 突出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建设重点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区域国家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条件，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落实的关键所在。应当着眼加强欧亚大陆的一体化经济合作，实现更大范围、更广空间的互惠发展，建立更加高效联通和多元化、立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沿岸沿线国家需要基于共同利益需求和目标定位，积极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合作，统一规划公路、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线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规划，使用先进融资、技术手段和资源，大力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为“一带一路”构想夯实发展基础。
5. 切实发挥好中国的主导作用
宏伟的战略构想，需要强大的牵引和推动。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倡导国，作为域内实力最强、体量最大的经济体，作为世界重要的战略力量中心，对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责无旁贷。应坚持大国责任、共同推动、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发展原则，充分发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中的话语权和引导力，运用充足的金融资本和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以安全合作为重点，以互利共赢为指向，全方位推进“一带一路”沿线沿岸国家一体化合作。要坚持经济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注重照顾相关国家特别是印度、俄罗斯等域内大国的利益关切。可考虑协调各国设立“一带一路”专门推进机构，定期不定期组织领导人会议进行集中政策磋商，建立“财长、防长、外长”“三合一”磋商模式，加强外交、经济、安全等具体合作，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落地。
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是一个宏伟的战略构想，它的建设过程不仅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涉及众多产业和巨量的要素调动。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机遇也充满了挑战，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并未雨绸缪。
（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面临的外部挑战
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经济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潮流，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深层次地稳步推进，为我们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带一路”建设在前进过程中也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从外部环境看，“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沿线国家需抵抗外部势力干扰
“一带一路”建设旨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和谐的亚洲，一个和谐的欧亚大陆。而一些国家正好与之相反。他们要的是一个离心离德、争端不休的欧亚大陆。殊不知，近些年这些国家的国力之所以相对下降，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多少年来这种唆使别人发生矛盾、纷争乃至武装冲突的事情做得太多了，在这方面消耗了太多的力量。2015年俄对欧美的出口将大幅度下降，同样，俄从欧美的进口也将大幅度减少，给欧美经济复苏带来负面影响。
“一带一路”的西头是欧洲，俄罗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国。2014年4月10日，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加强各国货物贸易，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行互联互通，把亚太和欧亚运输体系联系到一起，是现代丝绸之路“最吸引人的地方”，俄罗斯愿意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在俄罗斯经济遭遇重大困难，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的能力大幅度下降了。欧盟经济复苏受阻对“一带一路”建设同样有消极影响。
2. 沿线各国仍需加强政治互信
加强沿线国家间政治互信仍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2015年，“一带一路”建设开始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但这也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正式启动的一年。该联盟的目的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之间在十年内实行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它一旦建成，将涉及1.7亿人口，地理面积将是欧盟的4倍。有一段时间，俄罗斯担心“一带一路”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的形成与发展。2013年12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首次表示，俄大力打造和推动的欧亚联盟与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目标是一致的，双方将共同推动欧亚一体化建设。这说明，中俄两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存在的重要政治障碍已经解决。
但目前仍有人担心，“一带一路”开通会给中国商品“自由”进入俄罗斯开辟一个“通道”，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形成竞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欧盟发达国家和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的73%85%投于矿产和原料业，即使用于制造业的投资主要也用来生产棉纱、丝纤维等中间产品。这种投资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殖民主义复辟”。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消除疑虑，加强政治互信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
3. 沿线各国经济发展规模参差不齐
从经济角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非常不平衡，由此带来许多问题。“一带一路”的西头是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东头是中国等经济迅速发展的东亚国家。这些地区都有密度很高的铁路网，但西头和东头之间的中间这段（中国西部以及中亚、南亚等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与东西两头的情况很不协调。有的学者把这种状况称作“网球拍现象”：东头和西头就如两个网球拍的拍子，而中间这段则是两个网球拍拍把的对接处。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密度低，人口密度低，这“三低”使这个地区很难形成符合标准概
念的经济带。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最大障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会因为参加“一带一路”建设而得到发展，但整个区域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将是长期的远景。
4. 沿线基础设施建设亟需改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基础设施瓶颈，致使经贸合作缺乏运力支撑。基础设施之所以成为发展瓶颈有三个原因。一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长期严重不足。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国需要基础设施投资8.22万亿美元，但实际投入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多数国家存在巨大的投资缺口。二是由于制度和管理方面的缺陷，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效率低下，不作为和贪腐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威胁着丝绸之路的复兴。如何把这些人为的负面成本降到最低，是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三是一些国家的基础设施由于缺乏大批量商品贸易的运输需求，运输成本很高，还常常出现“空车”现象。解决这些问题一点不比解决投资缺口容易。
5. 沿途地区安全形势严峻
“一带一路”沿途地区内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呈扩张之势，地区安全形势严峻。近年来，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等恐怖主义组织一直在加强活动。世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以残暴的手段进行大规模的恐怖活动，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威胁。此外，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另一方面，又使人们面临着信息风险、国家主权、网络安全等问题，使境外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变得更加容易。有报导称，数千名来自英国、法国的恐怖分子加入“伊斯兰国”武装，网络蛊惑就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美国和北约的10多万军队撤出阿富汗后，地区安全形势会如何变化尚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面对的国内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既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国内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我国西部等与中亚等国家邻接的地区地域广袤，但经济不够发达，新疆沿途很多地方是荒漠,对外贸易、投资的能力有限，自身发展本就需要从外引进资金
和技术，因而与中亚国家的互补性不是很强。此外，这一地区的发展还受基础设施瓶颈的限制。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仅有2个航空口岸（乌鲁木齐和喀什）、8个陆路口岸（吉木乃、巴克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都拉塔、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卡拉苏）。其中，只有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与中亚国家有铁路相连。即使是已经通车的铁路，由于货运量太小还常常处于停运的状态。比如说，第二欧亚大陆桥开通的第三年，中国和整个中亚地区的贸易总额还不到3亿美元。这就说明，尽管大陆桥开通了，但是由于生意不兴旺，民间投资下降很快。这既有中亚国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问题，也有双方都存在的问题。就比如说，铁路轨距不一致，运输过程中需要换轨，费时费钱不说，而且一时又很难解决。
2. 跨区域协调机制缺失
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地方上的热情很高，纷纷把这一重要战略列入政府工作事项，但相互之间多层面的跨区域协调机制缺失，出现无序竞争状态。一方面是不少项目简单重复；另一方面是积极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省份经济实力不强，致使许多重要项目投入不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17个省区市中，意愿最高的第一类省区的经济规模仅占全国生产总值的5.5%；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而获邀参加发改委和外交部座谈会的8个省区市的占比也只有14.2%。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对外开放、对外合作的问题，也是国内实行改革的问题。比如说，有时铁路和公路已经建成了，但由于海关等制度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道路和贸易仍然不通，或不够畅通。据有关报道，我国长江经济带涉及9个省两个市，其间设有12个直属海关，报关单据互不承认，而这个地区进出口货值占全国总量的41%，报关单量占全国的47%。这样的设置无疑阻碍了经济带内货物和商品的流通。从2014年12月1日起，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实现流域全覆盖。改革后，“12关如1关”，全国近一半的进出口业务都能享受“可预见、低成本、高效便利”的通关环境。除长江经济带外，京津冀和广东省内也进行了通关一体化改革。2015年我国海关还计划将上述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向全国海关推开，完善海关内部协作、互认共享机制，让跨区域通关更便捷、物流更顺畅。
总之，“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应对危机、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家同
我国有着共同利益。我们一方面要注意“一带一路”建设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但更要注意它对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以及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要同样关注“一带一路”建设给沿线国家带来的重要利益，对亚洲以及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合作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