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能享受骑行，问题的本源可能并不是“这座城市缺少一辆自行车”，因为这座城市至少还有千千万万辆自行车。问题是，这座城市，还能容得下自行车吗？
天还没亮，我就被老妈用衣服裹起来，抱到自行车后架上，任由她一路骑行带我去幼儿园。那时工厂刚把职工住房修到城市边缘，路上还能看到简陋的农舍，看到猪妈妈带着小猪散步。也就是在自行车后架上，我突然告诉老妈路边是杨树，因为树干上有眼睛，我妈惊奇不已。这是我作为乘客留下的关于自行车最早的记忆。
我第一辆自行车是儿童车，车轮比锅盖大不了多少。老爸在车身绑了一根木棍，扶着木棍带我练车。有一天我骑出好远，发现老爸在远处对我笑，我知道自己练成了。有一段时间，我热衷于骑儿童车跟老爸上路，他蹬一圈，我要蹬三五圈。一路上回头率颇高，行人纷纷说，这小孩身体真好。
上小学后，终于可以骑上老妈的24�甲孕谐担�立马感觉自己和大人平起平坐了。天津在1936年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自行车，随之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制造基地。天津的公交车又贵又不方便，地铁又是哪里穷往哪儿开。那时大家出行基本都靠脚蹬，距离都是按自行车的速度算。我从家到小学，骑车15分钟左右，到中学25分钟左右。后来上了大学，斜穿整个天津市，需要骑车一个小时左右。
自行车车库是每个社区的标配。一般是二层小楼，灯光昏暗尘土厚重。国外童话里有住着女巫的诡异木屋，自行车车库对小孩来说，就是社区里最神秘的地方。一楼总会有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大爷，打着昏暗的手电筒，呵斥前来探险的小朋友。一个季度只要交上很少钱，就能有这么厉害的老大爷帮你看车，想想都安全。
在天津，自行车地位很高，主要是人多势众。我小时候，就经常霸气十足地跟汽车抢行。尤其骑车熟练后，经常会玩花样。拐弯时，车身倾斜几乎贴近地面，但从不会真的摔倒。至于大撒把之类，更是玩得轻松。现在回想，自己也会惊出冷汗，当时惊出冷汗的恐怕是与我同行的汽车司机们。
天津关于自行车的段子很多，比如“自行车比汽车快”、“自行车不认识红绿灯”。每逢路口，骑车的人眼睛是只看前方的，身后的汽车再怎么哔哔，也无济于事。大学时，有山东同学认真地问我：“机非混行车道，是你们天津发明的吗？”
自行车曾经也算家庭大件必需品。新自行车要打钢号，就像汽车要上牌照一样。出门停车要交停车费，五分一毛的，快赶上一根冰棍的钱了。每年到了一定时候，路边“交自行车税”的宣传点就开始忙活起来，征税队伍甚至轰轰烈烈地开进工厂和学校。最多交上4块钱，就能换到手一个印着“税”字和年份的金属牌，每年款式都不同。
后来大发出租车普及开来，骑车碰到下雨天，为了避免挨淋，往往还会招手打辆大发，把自行车扛上车，用带钩的绳子绑住，指挥司机连人带自行车送到目的地。因此就有了天津奇观“骑车还打的，自行车乘大发人车混带”。后来出租车统一由大发改成夏利，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以后自行车怎么搭车？”
等上了大学，发现东北人最怕冷，南方人不会游泳，山东人都瘦瘦小小，而且大部分外地同学不会骑自行车，颠覆了自小形成的世界观。大学时，在校园里主要靠走，出门主要靠坐车，生活习惯已随同学不知不觉改变了。
慢慢地，小区楼下停着的自行车换成了汽车，道路两边都被占满，回家的路变得越来越堵、越来越难走。会骑自行车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本事了，你有汽车驾照吗？邻居们念叨的也是谁家孩子又买了辆几万块钱的小汽车。自行车车库还有，但顾客是上了年纪的人居多。
到北京工作后，发现“自行车王国”早就不见了。看新闻，1986年北京市自行车出行比例为62%，现在只剩下不到18%；1993年天津市自行车出行比例为61%，现在剩下37%。天津比北京强那么一点，恐怕是因为公共交通还没有那么方便吧。
在北京，我曾经尝试骑车上班。除了应付讨厌的雾霾之外，我不是被进站的公交车挤到一边，就是被抄自行车道的私家汽车挡住去路。最倒霉的是，骑到半路，车胎爆了，但三环路上去哪儿找修自行车的地方？最后只好把车扔在垃圾箱旁边，认倒霉了。跟熟悉交通领域的同事交流，同事总结“现在自行车就是没有路权”。曾经骑车在路上横冲直撞的我，现在面对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只能认。
一次，到某自行车创业团队做客，该团队由某知名企业家创立，意在为都市人群研发造型精致、时尚优雅的城市自行车。面对售价几千元的自行车，我脑袋里头冒出的问题却是：“这么贵的车，要是在三环路坏了，不还是没地方修？”我们没能享受骑行，问题的本源可能并不是“这座城市缺少一辆自行车”，因为这座城市至少还有千千万万辆自行车。问题是，这座城市，还能容得下自行车吗？
没能享受骑行，问题的本源可能并不是“这座城市缺少一辆自行车”，因为这座城市至少还有千千万万辆自行车。问题是，这座城市，还能容得下自行车吗？
天还没亮，我就被老妈用衣服裹起来，抱到自行车后架上，任由她一路骑行带我去幼儿园。那时工厂刚把职工住房修到城市边缘，路上还能看到简陋的农舍，看到猪妈妈带着小猪散步。也就是在自行车后架上，我突然告诉老妈路边是杨树，因为树干上有眼睛，我妈惊奇不已。这是我作为乘客留下的关于自行车最早的记忆。
我第一辆自行车是儿童车，车轮比锅盖大不了多少。老爸在车身绑了一根木棍，扶着木棍带我练车。有一天我骑出好远，发现老爸在远处对我笑，我知道自己练成了。有一段时间，我热衷于骑儿童车跟老爸上路，他蹬一圈，我要蹬三五圈。一路上回头率颇高，行人纷纷说，这小孩身体真好。
上小学后，终于可以骑上老妈的24�甲孕谐担�立马感觉自己和大人平起平坐了。天津在1936年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自行车，随之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制造基地。天津的公交车又贵又不方便，地铁又是哪里穷往哪儿开。那时大家出行基本都靠脚蹬，距离都是按自行车的速度算。我从家到小学，骑车15分钟左右，到中学25分钟左右。后来上了大学，斜穿整个天津市，需要骑车一个小时左右。
自行车车库是每个社区的标配。一般是二层小楼，灯光昏暗尘土厚重。国外童话里有住着女巫的诡异木屋，自行车车库对小孩来说，就是社区里最神秘的地方。一楼总会有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大爷，打着昏暗的手电筒，呵斥前来探险的小朋友。一个季度只要交上很少钱，就能有这么厉害的老大爷帮你看车，想想都安全。
在天津，自行车地位很高，主要是人多势众。我小时候，就经常霸气十足地跟汽车抢行。尤其骑车熟练后，经常会玩花样。拐弯时，车身倾斜几乎贴近地面，但从不会真的摔倒。至于大撒把之类，更是玩得轻松。现在回想，自己也会惊出冷汗，当时惊出冷汗的恐怕是与我同行的汽车司机们。
天津关于自行车的段子很多，比如“自行车比汽车快”、“自行车不认识红绿灯”。每逢路口，骑车的人眼睛是只看前方的，身后的汽车再怎么哔哔，也无济于事。大学时，有山东同学认真地问我：“机非混行车道，是你们天津发明的吗？”
自行车曾经也算家庭大件必需品。新自行车要打钢号，就像汽车要上牌照一样。出门停车要交停车费，五分一毛的，快赶上一根冰棍的钱了。每年到了一定时候，路边“交自行车税”的宣传点就开始忙活起来，征税队伍甚至轰轰烈烈地开进工厂和学校。最多交上4块钱，就能换到手一个印着“税”字和年份的金属牌，每年款式都不同。
后来大发出租车普及开来，骑车碰到下雨天，为了避免挨淋，往往还会招手打辆大发，把自行车扛上车，用带钩的绳子绑住，指挥司机连人带自行车送到目的地。因此就有了天津奇观“骑车还打的，自行车乘大发人车混带”。后来出租车统一由大发改成夏利，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以后自行车怎么搭车？”
等上了大学，发现东北人最怕冷，南方人不会游泳，山东人都瘦瘦小小，而且大部分外地同学不会骑自行车，颠覆了自小形成的世界观。大学时，在校园里主要靠走，出门主要靠坐车，生活习惯已随同学不知不觉改变了。
慢慢地，小区楼下停着的自行车换成了汽车，道路两边都被占满，回家的路变得越来越堵、越来越难走。会骑自行车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本事了，你有汽车驾照吗？邻居们念叨的也是谁家孩子又买了辆几万块钱的小汽车。自行车车库还有，但顾客是上了年纪的人居多。
到北京工作后，发现“自行车王国”早就不见了。看新闻，1986年北京市自行车出行比例为62%，现在只剩下不到18%；1993年天津市自行车出行比例为61%，现在剩下37%。天津比北京强那么一点，恐怕是因为公共交通还没有那么方便吧。
在北京，我曾经尝试骑车上班。除了应付讨厌的雾霾之外，我不是被进站的公交车挤到一边，就是被抄自行车道的私家汽车挡住去路。最倒霉的是，骑到半路，车胎爆了，但三环路上去哪儿找修自行车的地方？最后只好把车扔在垃圾箱旁边，认倒霉了。跟熟悉交通领域的同事交流，同事总结“现在自行车就是没有路权”。曾经骑车在路上横冲直撞的我，现在面对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只能认。
一次，到某自行车创业团队做客，该团队由某知名企业家创立，意在为都市人群研发造型精致、时尚优雅的城市自行车。面对售价几千元的自行车，我脑袋里头冒出的问题却是：“这么贵的车，要是在三环路坏了，不还是没地方修？”我们没能享受骑行，问题的本源可能并不是“这座城市缺少一辆自行车”，因为这座城市至少还有千千万万辆自行车。问题是，这座城市，还能容得下自行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