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莫高窟隋代洞窟里出现较多的弥勒图像，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考察发现第262窟弥勒上生经变、第419窟弥勒经变中的七宝供养榜题和来自《法华经》的榜题，丰富了我们对敦煌隋代弥勒图像的认识。文中还分析了隋代弥勒经变中对称分布的树下思惟、摩顶授记的图像来源，并指出第314窟西壁龛外两侧下方的树下思惟、摩顶授记图像也是脱胎于弥勒经变。 关键词：弥勒经变；思惟菩萨；摩顶授记 中图分类号：K87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2-0035-04 莫高窟隋代洞窟中有1铺弥勒下生经变和8铺弥勒上生经变，下生经变见于第62窟南壁，有魔王劝化、迦叶禅定等画面[1]。上生经变分布在第262、416、417、419、423、425、433、436等窟，主要描绘弥勒在兜率天宫说法情景，多绘于窟顶：弥勒着菩萨装，交脚坐于表示兜率天宫的大殿内，作说法印，殿两侧楼阁上层有天人奏乐，下层有天王守护，殿外两侧有弥勒为刚往生者摩顶授记、弥勒作思惟状等内容。最为奇特的是，一些作为主尊的弥勒手持净瓶（第417、419、425窟）。持净瓶弥勒在中原并不流行，主要出现在中亚一带，敦煌也仅见于隋代的弥勒说法图、弥勒经变中{1}。本文则介绍在石窟考察中新发现的一些弥勒图像。 一 第262窟弥勒上生经变 第262窟为一南北宽约1.8m的小型窟，进深不明（东壁坍毁。敦煌石窟多数为平面方形，则东西进深约1.8m）。窟顶前部为人字披顶，后部为平顶，西壁开一龛。人字披西披的壁画因漫漶，过去未曾确认其内容，《敦煌石窟内容总录》记录为“窟顶前部画说法图（残）”[2]。主要内容有：中央为交脚菩萨说法，正中单开间的殿堂内绘有一交脚菩萨，左手说法印，右手置胸前，持物不明，两侧各有二身菩萨以为胁侍；殿堂两侧各与一双层楼阁相连，下层各绘一天王，北侧楼阁的上层绘有二供养天人，南侧相对位置则已漫漶无法辨识；紧邻殿堂楼阁的两侧各绘一组站立的天人(菩萨)像；南侧天人群像之南绘有思惟菩萨一身（图版1）；北侧与思惟像相对位置依稀可见一菩萨坐像及跪于其前的人物。 菩萨在楼阁中说法的画面，虽然也有可能是表现释迦未诞生前在兜率天宫之场景，但是更多是表现弥勒菩萨天宫说法。敦煌隋代弥勒上生经变一般以交脚菩萨说法图为主、左右两侧分别配置思惟菩萨、摩顶授记。第262窟人字披西披壁画内容虽然残破，但是从构图和残存画面的内容上仍可以判定这是一铺弥勒上生经变。 二 第419窟弥勒上生经变的榜题 第419窟是一个进深约4.3、宽约3.9m的中型窟，西壁开一方形敞口龛；窟顶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后部平顶中央画弥勒兜率天宫说法，弥勒菩萨交脚坐于五开间歇山顶式殿堂中，左手执净瓶于胸前，右手屈肘仰掌，两侧各一胁侍菩萨、二天王。殿堂两侧各有一座四层楼阁，内绘奏乐、供养天人。殿堂楼阁南、北两侧，分别画乘凤车的帝释天妃（西王母）、乘龙车的帝释天（东王公），并有飞天、翼兽等簇着拥随行。北侧帝释天下方画一菩萨坐在束腰草座上，伸出右手为跪在膝前的俗人摩顶授记，左手置胸前，不持物，背后有一棵大树，两旁侍立供养菩萨三身；与之对称的帝释天妃下方画一菩萨坐在束腰草座上思惟，背后有一棵大树，前面有二供养菩萨侍立（无俗人礼拜场面）。该弥勒上生经变的人物比较多，以下几组内容似乎未见提及。 1.迦叶神通。弥勒经变北侧东王公上方有二身飞行的比丘，前面一身双手持经卷，后面一身双手不持物，而是张开双臂作挥舞状。值得注意的是，后面的比丘身上有一团火（图版2）。身上出火是佛、弟子等的一种神通，见于许多佛经。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弥勒大成佛经》提到弥勒佛、迦叶都显示“身上出火”等十八般神通，其中迦叶神通是“尔时摩诃迦叶踊身虚空，作十八变：或现大身，满虚空中，大复现小，如葶苈子，小复现大。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履地如水，履水如地。坐卧空中，身不陷坠。东踊西没，西踊东没，南踊北没，北踊南没，边踊中没，中踊边没，上踊下没，下踊上没。于虚空中化作琉璃窟。承佛神力，以梵音声说释迦牟尼佛十二部经。大众闻已，怪未曾有，八十亿人远尘离垢，于诸法中不受诸法，得阿罗汉。无数天人发菩提心，绕佛三匝还从空下。为佛作礼，说有为法皆悉无常。辞佛而退，还耆阇崛山本所住处。身上出火，入般涅槃。收身舍利，山顶起塔。”若第419窟身上出火的比丘与上述经文存在关联，则属于下生信仰之内容，值得关注。身上出火比丘是迦叶见弥勒时的十八种神通之一，还是涅槃前的荼毗？迦叶是在山中涅槃，而身有火焰的比丘是飞行空中的，可能还是弥勒见迦叶时，迦叶显现十八种神通之一吧。 2.“勇施菩萨”、“无量力菩萨”题记。弥勒经变的榜题多数已经漫漶，但有数处尚存若干文字，经变南侧树下思惟菩萨前方有二身胁侍菩萨，第一身菩萨题记为“勇施菩萨囗（氾？）仲贤供养”，第二身菩萨题记为“无量力菩萨囗囗囗囗”（图版3）。检索大藏经，同时提到勇施菩萨和无量力菩萨的，大约只有鸠摩罗什译《法华经》，该经序品中提到8万菩萨赴会，其中有18尊大菩萨名字：“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宝掌菩萨、药王菩萨、勇施菩萨、宝月菩萨、月光菩萨、满月菩萨、大力菩萨、无量力菩萨、越三界菩萨、跋陀婆罗菩萨、弥勒菩萨、宝积菩萨、导师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八万人俱。”按：疑伪经《大通方广经》也援引这些菩萨名。 3.“马宝供养”题记。主尊弥勒北侧胁侍菩萨题记：“□□菩萨马宝供养”（图版4）。马宝为七宝之一，在弥勒经典中，只有下生经典提到金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主藏宝、主兵宝等七宝。据鸠摩罗什所译之《佛说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经》和《佛说弥勒大成佛经》记载，弥勒下生成佛时，转轮圣王蠰佉王统领世间，拥有七宝。因此在唐代弥勒下生经变中一般都有七宝图像。问题是，第419窟窟顶的弥勒经变是依据《弥勒上生经》绘制的，内容主要描绘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说法的场景。而《上生经》并未提及七宝，何以榜题出现七宝内容？目前笔者只能简单推测是：这铺经变有结合《上生经》与《下生经》的意图，限于壁面，没有画出七宝。另一种可能是：“马宝”是人名，这一推测根据是经变南侧思惟菩萨前方第一身胁侍菩萨之“勇施菩萨囗（氾？）仲贤供养”题记，其中“囗（氾？）仲贤”可能是一位供养人，但将供养人题名写在经变画中，十分罕见。第419窟弥勒经变中的榜题值得进一步推敲。
三 第314窟思惟菩萨、摩顶授记图像 第314窟主室平面方形，西壁开龛，东西进深、南北宽均为3.1m，龛外南侧画维摩诘经变之文殊，下方画树下思惟菩萨（无眷属）（图版5）；龛外北侧画维摩诘经变之维摩诘，下画一菩萨坐树下，为一俗人摩顶授记（无眷属）（图版6）。龛内塑像为清代新塑，原塑像是释迦还是弥勒，无法考知；龛外两侧的思惟菩萨、摩顶授记当与弥勒信仰有关。其中摩顶授记图是莫高窟隋代新出现的图像，值得关注。 半跏思惟像至少在2世纪时已在印度出现，有时表示释迦太子出家后的修行，有时表示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的修行。半跏思惟像传入中国后却主要与弥勒菩萨联系起来，最好的证明就是石窟或造像碑上有很多以成对的半跏思惟像作为交脚菩萨胁侍的情形，如果主尊是交脚菩萨，则两侧的思惟菩萨就是弥勒的变化身。如日本私人收藏的一件北魏造像碑，正面上层主龛刻交脚菩萨，两侧小龛刻思惟菩萨各一身，下层龛刻释迦多宝并座说法像；另一件日本根津美术馆藏北魏四面造像碑，三面的龛内主尊是结跏趺坐佛（二说法、一禅定），另一面龛内主尊是交脚菩萨像，两侧龛刻思惟菩萨[3]。虽然有学者认为交脚菩萨也可能是释迦下生前在兜率天宫补处的形像，但有题记说明主尊交脚菩萨为弥勒，并以半跏思惟为胁侍的情形也不少。如云冈第17窟明窗东侧佛龛的上层龛刻一交脚菩萨、二胁侍思惟菩萨，下层释迦多宝并座说法像龛下有太和十三年（489）《比丘尼惠定造像记》，提到“发愿造释迦、多宝、弥勒像三区”{1}。而以释迦太子思惟像作为弥勒菩萨的胁侍在造像意义上来说是不合理的，因此，目前学者一般将思惟菩萨视为主尊弥勒在兜率天宫的分身。李玉珉先生在《半跏思惟像再探》一文中引用DavidL.Snellgrove的观点，认为“在佛教美术中，主尊两侧的胁侍往往可视为主尊的变身(manifestation)”[4]。笔者同意思惟菩萨为弥勒在兜率天宫的变化身。南北朝时期流行交脚菩萨为主尊、左右以半跏思惟菩萨为胁侍的弥勒三尊像的渊源，宫治昭先生撰文指出：“在云冈、敦煌的北魏石窟雕刻中，经常可以见到一对半跏思惟菩萨，作为交脚菩萨的二胁侍表现，其原形大概可以导源于这种迦毕试的佛教雕刻。”[5]也有学者认为弥勒经变中的思惟菩萨是下生图像。郭祐孟先生在解释莫高窟第419窟窟顶弥勒上生经变时，认为思惟菩萨是表现弥勒下生后在成就佛道前的修行：“回头看第419窟，我们不妨依时间顺序试做如下的推演：补处弥勒现在兜率天宫说法，若行者愿生其前，则得菩萨授记，当来弥勒下生时，必在树下思惟圣谛后成佛。”[6] 笔者认为敦煌隋代弥勒经变中的思惟菩萨属于上生图像，而不是下生图像。隋代弥勒上生经变中，有的思惟菩萨前面跪着一身俗装人物（第416、417窟。另外，第423窟弥勒上生经变中，思惟菩萨前面是双手执供器的供养菩萨），这一人物至关重要，笔者认为这是表示往生者在兜率天宫礼拜弥勒。据《上生经》记载，在兜率天宫，“百千天子……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于阎浮提广修福业，来生此处，此处名兜率陀天，今此天主名曰弥勒，汝当归依。应声即礼……是时（弥勒）菩萨随其宿缘，为说妙法。”第416、417窟思惟菩萨前面跪着的俗装人物当是“应声即礼（弥勒菩萨）”者，即思惟菩萨仍是兜率天宫的弥勒。 在以半跏思惟像为主尊的造像中，有的是释迦，这要结合其他图像进行判定，如在佛传故事画中的思惟菩萨就应考虑是释迦出家后、成佛前的思惟修行。另外，在中原北朝时期的几个造像碑上还出现了树下思惟菩萨前有一合掌跪姿人物的图像，如日本久保总记念美术馆藏北周武成元年（559）石造四面像、北周显武将军别将天水郡公曹权松造石塔中，有树下半跏思惟像[7]。宫治昭先生在论及佛传中的思惟菩萨时，提到一件日本私人收藏的犍陀罗佛传图像，左侧龛内是佛说法图，右侧龛内是思惟菩萨。思惟菩萨前面有一胡跪人物，有侍者打着伞盖。“合掌跪在太子面前的贵人，那是太子的父亲净饭王。根据佛传文献记载，得知太子休息处出现树影静止不动的奇迹，父王因而赶来礼拜太子”[8]。但在隋代敦煌弥勒经变中出现的思惟菩萨及其前面的俗人，仍可判定为弥勒和礼拜弥勒的信仰者。 半跏思惟像的起源及其身份的判断虽然复杂，但是已经有许多学者关注到这一形象而有相当丰富的讨论。相反，摩顶授记像也许因目前仅见于敦煌，且数量相当少，而没有学者论述过其出现的原因。其实，在上生图像中，思惟菩萨与授记菩萨均可用《上生经》来解释。该经提到，在释迦说法会上，“世尊记曰：汝等及未来世修福持戒，皆当往生弥勒菩萨前，为弥勒菩萨之所摄受。”敦煌弥勒上生经变将思惟像与授记像成对表现在经变两侧，尽管第314窟思惟像和授记像脱离了交脚菩萨而独立存在，但可以依稀看出与弥勒图像存在着关联。 四 弥勒经变与其他经变的关联问题 关于敦煌隋窟中弥勒上生经变的思想或信仰依据，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李玉珉先生认为从第417、433、436窟的弥勒经变皆与药师经变一并绘制于窟顶，位置呈对应关系来看，药师信仰与弥勒信仰存在关联[9]。郭祐孟先生在研究第419、420窟中的法华图像时，以法华意旨整合说明窟中各图像的意蕴，并引《法华经·劝发品》中“若有人受持读诵解其义趣，是人命终为千佛授手……即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萨所”一段经文作为第419等窟弥勒图像的依据[6]。敦煌隋代弥勒上生经变中出现的授记图，过去学者多半将之与法华思想相联系，认为由于《法华经》中曾经提到持诵《法华》者当生弥勒佛前、得佛授记，故而弥勒菩萨摩顶授记的图像表现的是持诵《法华经》而得弥勒授记的思想。由于北朝许多依据法华思想造的碑刻乃至石窟都同时表现了弥勒菩萨的形象，加上文献上也有法华思想与弥勒信仰相结合的关系，将弥勒授记与《法华经》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然而，考察绘有弥勒授记图像的隋代诸窟，残损较严重而无法确认各壁内容的第262、416窟暂且不论，第417、423、436、314窟都未出现法华经变或二佛并坐等与《法华经》有关图像，唯一法华经变与弥勒经变同时出现的只有第419窟，而且该窟弥勒经变榜题中的勇施菩萨和无量力菩萨也见于《法华经》。但从构图上看，无论是否与法华经变、药师经变相对应，弥勒经变都保持着自己特点，并未因为依据法华思想、药师信仰而有差异，第419窟勇施菩萨和无量力菩萨榜题也许是画工的误植。 ■ 参考文献： [1]王惠民.敦煌隋至初唐的弥勒图像考察[C]//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33-35． [2]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07． [3]金申．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16，39． [4]李玉珉.半跏思惟像再探[J].故宫学术季刊，1986(3)． [5]宫治昭.弥勒信仰与美术——从印度到中国[C]//艺术史研究:第8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230． [6]郭祐孟．敦煌隋代法华主题洞窟初探[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48． [7]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M].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361． [8][日]宫治昭著，李萍等译.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73． [9]李玉珉.敦煌药师经变研究[J].故宫学术季刊，1990(3).
内容摘要：莫高窟隋代洞窟里出现较多的弥勒图像，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考察发现第262窟弥勒上生经变、第419窟弥勒经变中的七宝供养榜题和来自《法华经》的榜题，丰富了我们对敦煌隋代弥勒图像的认识。文中还分析了隋代弥勒经变中对称分布的树下思惟、摩顶授记的图像来源，并指出第314窟西壁龛外两侧下方的树下思惟、摩顶授记图像也是脱胎于弥勒经变。 关键词：弥勒经变；思惟菩萨；摩顶授记 中图分类号：K87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2-0035-04 莫高窟隋代洞窟中有1铺弥勒下生经变和8铺弥勒上生经变，下生经变见于第62窟南壁，有魔王劝化、迦叶禅定等画面[1]。上生经变分布在第262、416、417、419、423、425、433、436等窟，主要描绘弥勒在兜率天宫说法情景，多绘于窟顶：弥勒着菩萨装，交脚坐于表示兜率天宫的大殿内，作说法印，殿两侧楼阁上层有天人奏乐，下层有天王守护，殿外两侧有弥勒为刚往生者摩顶授记、弥勒作思惟状等内容。最为奇特的是，一些作为主尊的弥勒手持净瓶（第417、419、425窟）。持净瓶弥勒在中原并不流行，主要出现在中亚一带，敦煌也仅见于隋代的弥勒说法图、弥勒经变中{1}。本文则介绍在石窟考察中新发现的一些弥勒图像。 一 第262窟弥勒上生经变 第262窟为一南北宽约1.8m的小型窟，进深不明（东壁坍毁。敦煌石窟多数为平面方形，则东西进深约1.8m）。窟顶前部为人字披顶，后部为平顶，西壁开一龛。人字披西披的壁画因漫漶，过去未曾确认其内容，《敦煌石窟内容总录》记录为“窟顶前部画说法图（残）”[2]。主要内容有：中央为交脚菩萨说法，正中单开间的殿堂内绘有一交脚菩萨，左手说法印，右手置胸前，持物不明，两侧各有二身菩萨以为胁侍；殿堂两侧各与一双层楼阁相连，下层各绘一天王，北侧楼阁的上层绘有二供养天人，南侧相对位置则已漫漶无法辨识；紧邻殿堂楼阁的两侧各绘一组站立的天人(菩萨)像；南侧天人群像之南绘有思惟菩萨一身（图版1）；北侧与思惟像相对位置依稀可见一菩萨坐像及跪于其前的人物。 菩萨在楼阁中说法的画面，虽然也有可能是表现释迦未诞生前在兜率天宫之场景，但是更多是表现弥勒菩萨天宫说法。敦煌隋代弥勒上生经变一般以交脚菩萨说法图为主、左右两侧分别配置思惟菩萨、摩顶授记。第262窟人字披西披壁画内容虽然残破，但是从构图和残存画面的内容上仍可以判定这是一铺弥勒上生经变。 二 第419窟弥勒上生经变的榜题 第419窟是一个进深约4.3、宽约3.9m的中型窟，西壁开一方形敞口龛；窟顶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后部平顶中央画弥勒兜率天宫说法，弥勒菩萨交脚坐于五开间歇山顶式殿堂中，左手执净瓶于胸前，右手屈肘仰掌，两侧各一胁侍菩萨、二天王。殿堂两侧各有一座四层楼阁，内绘奏乐、供养天人。殿堂楼阁南、北两侧，分别画乘凤车的帝释天妃（西王母）、乘龙车的帝释天（东王公），并有飞天、翼兽等簇着拥随行。北侧帝释天下方画一菩萨坐在束腰草座上，伸出右手为跪在膝前的俗人摩顶授记，左手置胸前，不持物，背后有一棵大树，两旁侍立供养菩萨三身；与之对称的帝释天妃下方画一菩萨坐在束腰草座上思惟，背后有一棵大树，前面有二供养菩萨侍立（无俗人礼拜场面）。该弥勒上生经变的人物比较多，以下几组内容似乎未见提及。 1.迦叶神通。弥勒经变北侧东王公上方有二身飞行的比丘，前面一身双手持经卷，后面一身双手不持物，而是张开双臂作挥舞状。值得注意的是，后面的比丘身上有一团火（图版2）。身上出火是佛、弟子等的一种神通，见于许多佛经。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弥勒大成佛经》提到弥勒佛、迦叶都显示“身上出火”等十八般神通，其中迦叶神通是“尔时摩诃迦叶踊身虚空，作十八变：或现大身，满虚空中，大复现小，如葶苈子，小复现大。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履地如水，履水如地。坐卧空中，身不陷坠。东踊西没，西踊东没，南踊北没，北踊南没，边踊中没，中踊边没，上踊下没，下踊上没。于虚空中化作琉璃窟。承佛神力，以梵音声说释迦牟尼佛十二部经。大众闻已，怪未曾有，八十亿人远尘离垢，于诸法中不受诸法，得阿罗汉。无数天人发菩提心，绕佛三匝还从空下。为佛作礼，说有为法皆悉无常。辞佛而退，还耆阇崛山本所住处。身上出火，入般涅槃。收身舍利，山顶起塔。”若第419窟身上出火的比丘与上述经文存在关联，则属于下生信仰之内容，值得关注。身上出火比丘是迦叶见弥勒时的十八种神通之一，还是涅槃前的荼毗？迦叶是在山中涅槃，而身有火焰的比丘是飞行空中的，可能还是弥勒见迦叶时，迦叶显现十八种神通之一吧。 2.“勇施菩萨”、“无量力菩萨”题记。弥勒经变的榜题多数已经漫漶，但有数处尚存若干文字，经变南侧树下思惟菩萨前方有二身胁侍菩萨，第一身菩萨题记为“勇施菩萨囗（氾？）仲贤供养”，第二身菩萨题记为“无量力菩萨囗囗囗囗”（图版3）。检索大藏经，同时提到勇施菩萨和无量力菩萨的，大约只有鸠摩罗什译《法华经》，该经序品中提到8万菩萨赴会，其中有18尊大菩萨名字：“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宝掌菩萨、药王菩萨、勇施菩萨、宝月菩萨、月光菩萨、满月菩萨、大力菩萨、无量力菩萨、越三界菩萨、跋陀婆罗菩萨、弥勒菩萨、宝积菩萨、导师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八万人俱。”按：疑伪经《大通方广经》也援引这些菩萨名。 3.“马宝供养”题记。主尊弥勒北侧胁侍菩萨题记：“□□菩萨马宝供养”（图版4）。马宝为七宝之一，在弥勒经典中，只有下生经典提到金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主藏宝、主兵宝等七宝。据鸠摩罗什所译之《佛说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经》和《佛说弥勒大成佛经》记载，弥勒下生成佛时，转轮圣王蠰佉王统领世间，拥有七宝。因此在唐代弥勒下生经变中一般都有七宝图像。问题是，第419窟窟顶的弥勒经变是依据《弥勒上生经》绘制的，内容主要描绘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说法的场景。而《上生经》并未提及七宝，何以榜题出现七宝内容？目前笔者只能简单推测是：这铺经变有结合《上生经》与《下生经》的意图，限于壁面，没有画出七宝。另一种可能是：“马宝”是人名，这一推测根据是经变南侧思惟菩萨前方第一身胁侍菩萨之“勇施菩萨囗（氾？）仲贤供养”题记，其中“囗（氾？）仲贤”可能是一位供养人，但将供养人题名写在经变画中，十分罕见。第419窟弥勒经变中的榜题值得进一步推敲。
三 第314窟思惟菩萨、摩顶授记图像 第314窟主室平面方形，西壁开龛，东西进深、南北宽均为3.1m，龛外南侧画维摩诘经变之文殊，下方画树下思惟菩萨（无眷属）（图版5）；龛外北侧画维摩诘经变之维摩诘，下画一菩萨坐树下，为一俗人摩顶授记（无眷属）（图版6）。龛内塑像为清代新塑，原塑像是释迦还是弥勒，无法考知；龛外两侧的思惟菩萨、摩顶授记当与弥勒信仰有关。其中摩顶授记图是莫高窟隋代新出现的图像，值得关注。 半跏思惟像至少在2世纪时已在印度出现，有时表示释迦太子出家后的修行，有时表示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的修行。半跏思惟像传入中国后却主要与弥勒菩萨联系起来，最好的证明就是石窟或造像碑上有很多以成对的半跏思惟像作为交脚菩萨胁侍的情形，如果主尊是交脚菩萨，则两侧的思惟菩萨就是弥勒的变化身。如日本私人收藏的一件北魏造像碑，正面上层主龛刻交脚菩萨，两侧小龛刻思惟菩萨各一身，下层龛刻释迦多宝并座说法像；另一件日本根津美术馆藏北魏四面造像碑，三面的龛内主尊是结跏趺坐佛（二说法、一禅定），另一面龛内主尊是交脚菩萨像，两侧龛刻思惟菩萨[3]。虽然有学者认为交脚菩萨也可能是释迦下生前在兜率天宫补处的形像，但有题记说明主尊交脚菩萨为弥勒，并以半跏思惟为胁侍的情形也不少。如云冈第17窟明窗东侧佛龛的上层龛刻一交脚菩萨、二胁侍思惟菩萨，下层释迦多宝并座说法像龛下有太和十三年（489）《比丘尼惠定造像记》，提到“发愿造释迦、多宝、弥勒像三区”{1}。而以释迦太子思惟像作为弥勒菩萨的胁侍在造像意义上来说是不合理的，因此，目前学者一般将思惟菩萨视为主尊弥勒在兜率天宫的分身。李玉珉先生在《半跏思惟像再探》一文中引用DavidL.Snellgrove的观点，认为“在佛教美术中，主尊两侧的胁侍往往可视为主尊的变身(manifestation)”[4]。笔者同意思惟菩萨为弥勒在兜率天宫的变化身。南北朝时期流行交脚菩萨为主尊、左右以半跏思惟菩萨为胁侍的弥勒三尊像的渊源，宫治昭先生撰文指出：“在云冈、敦煌的北魏石窟雕刻中，经常可以见到一对半跏思惟菩萨，作为交脚菩萨的二胁侍表现，其原形大概可以导源于这种迦毕试的佛教雕刻。”[5]也有学者认为弥勒经变中的思惟菩萨是下生图像。郭祐孟先生在解释莫高窟第419窟窟顶弥勒上生经变时，认为思惟菩萨是表现弥勒下生后在成就佛道前的修行：“回头看第419窟，我们不妨依时间顺序试做如下的推演：补处弥勒现在兜率天宫说法，若行者愿生其前，则得菩萨授记，当来弥勒下生时，必在树下思惟圣谛后成佛。”[6] 笔者认为敦煌隋代弥勒经变中的思惟菩萨属于上生图像，而不是下生图像。隋代弥勒上生经变中，有的思惟菩萨前面跪着一身俗装人物（第416、417窟。另外，第423窟弥勒上生经变中，思惟菩萨前面是双手执供器的供养菩萨），这一人物至关重要，笔者认为这是表示往生者在兜率天宫礼拜弥勒。据《上生经》记载，在兜率天宫，“百千天子……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于阎浮提广修福业，来生此处，此处名兜率陀天，今此天主名曰弥勒，汝当归依。应声即礼……是时（弥勒）菩萨随其宿缘，为说妙法。”第416、417窟思惟菩萨前面跪着的俗装人物当是“应声即礼（弥勒菩萨）”者，即思惟菩萨仍是兜率天宫的弥勒。 在以半跏思惟像为主尊的造像中，有的是释迦，这要结合其他图像进行判定，如在佛传故事画中的思惟菩萨就应考虑是释迦出家后、成佛前的思惟修行。另外，在中原北朝时期的几个造像碑上还出现了树下思惟菩萨前有一合掌跪姿人物的图像，如日本久保总记念美术馆藏北周武成元年（559）石造四面像、北周显武将军别将天水郡公曹权松造石塔中，有树下半跏思惟像[7]。宫治昭先生在论及佛传中的思惟菩萨时，提到一件日本私人收藏的犍陀罗佛传图像，左侧龛内是佛说法图，右侧龛内是思惟菩萨。思惟菩萨前面有一胡跪人物，有侍者打着伞盖。“合掌跪在太子面前的贵人，那是太子的父亲净饭王。根据佛传文献记载，得知太子休息处出现树影静止不动的奇迹，父王因而赶来礼拜太子”[8]。但在隋代敦煌弥勒经变中出现的思惟菩萨及其前面的俗人，仍可判定为弥勒和礼拜弥勒的信仰者。 半跏思惟像的起源及其身份的判断虽然复杂，但是已经有许多学者关注到这一形象而有相当丰富的讨论。相反，摩顶授记像也许因目前仅见于敦煌，且数量相当少，而没有学者论述过其出现的原因。其实，在上生图像中，思惟菩萨与授记菩萨均可用《上生经》来解释。该经提到，在释迦说法会上，“世尊记曰：汝等及未来世修福持戒，皆当往生弥勒菩萨前，为弥勒菩萨之所摄受。”敦煌弥勒上生经变将思惟像与授记像成对表现在经变两侧，尽管第314窟思惟像和授记像脱离了交脚菩萨而独立存在，但可以依稀看出与弥勒图像存在着关联。 四 弥勒经变与其他经变的关联问题 关于敦煌隋窟中弥勒上生经变的思想或信仰依据，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李玉珉先生认为从第417、433、436窟的弥勒经变皆与药师经变一并绘制于窟顶，位置呈对应关系来看，药师信仰与弥勒信仰存在关联[9]。郭祐孟先生在研究第419、420窟中的法华图像时，以法华意旨整合说明窟中各图像的意蕴，并引《法华经·劝发品》中“若有人受持读诵解其义趣，是人命终为千佛授手……即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萨所”一段经文作为第419等窟弥勒图像的依据[6]。敦煌隋代弥勒上生经变中出现的授记图，过去学者多半将之与法华思想相联系，认为由于《法华经》中曾经提到持诵《法华》者当生弥勒佛前、得佛授记，故而弥勒菩萨摩顶授记的图像表现的是持诵《法华经》而得弥勒授记的思想。由于北朝许多依据法华思想造的碑刻乃至石窟都同时表现了弥勒菩萨的形象，加上文献上也有法华思想与弥勒信仰相结合的关系，将弥勒授记与《法华经》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然而，考察绘有弥勒授记图像的隋代诸窟，残损较严重而无法确认各壁内容的第262、416窟暂且不论，第417、423、436、314窟都未出现法华经变或二佛并坐等与《法华经》有关图像，唯一法华经变与弥勒经变同时出现的只有第419窟，而且该窟弥勒经变榜题中的勇施菩萨和无量力菩萨也见于《法华经》。但从构图上看，无论是否与法华经变、药师经变相对应，弥勒经变都保持着自己特点，并未因为依据法华思想、药师信仰而有差异，第419窟勇施菩萨和无量力菩萨榜题也许是画工的误植。 ■ 参考文献： [1]王惠民.敦煌隋至初唐的弥勒图像考察[C]//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33-35． [2]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07． [3]金申．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16，39． [4]李玉珉.半跏思惟像再探[J].故宫学术季刊，1986(3)． [5]宫治昭.弥勒信仰与美术——从印度到中国[C]//艺术史研究:第8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230． [6]郭祐孟．敦煌隋代法华主题洞窟初探[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48． [7]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M].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361． [8][日]宫治昭著，李萍等译.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73． [9]李玉珉.敦煌药师经变研究[J].故宫学术季刊，1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