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父亲在大队当会计，每月能领到10元钱的补贴。他想法开始攒钱，计划着给自己买一块手表。父亲找到在县百货公司工作的表伯，请他帮忙买一块价格实惠点的手表。碰巧，表伯那次正好被单位派去上海进货，便顺道给父亲带回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表伯把手表交给父亲时说：“这次去上海，机会难得，没跟你商量，就自作主张买下了这块贵表。买表的钱，等你有钱了再还我就是。”父亲拿到表后，有些爱不释手，真不知道怎么感谢表伯才好。回到家后，他却又有些犯愁：这块表当时的售价是一百二十元钱，这笔钱对当时父亲来说，可是他一年不吃不喝的工资。父亲向来是个怕欠账的人，况且，当时表伯家的人口多，一家老小的开销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着。父亲心想：“不能让表伯帮了忙，还自个为难。”那阵子，父亲只要一空闲下来，满脑子都是如何将表伯垫的钱还上的事。凑钱，成了他眼下的头等大事。自那后，为了省下每一分钱，他下决心把烟酒都戒了，还把家里养了大半年的年猪给卖了，才终将买表的钱凑齐。父亲后来常对我说：“真得感谢你表伯帮我买下了这块上海表，逼他改掉了抽烟喝酒的习惯。”我们兄弟俩个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一直也没有抽烟的习惯，应该说，都是这块表的缘故。父亲买了这块表后，这表就成了父亲最值钱的家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个物质困乏的年月，这块手表帮父亲解过的燃眉之急，还算是救过我一回吧。我出生的那年，正值文革后期。哪知我出生后，母亲缺奶。更为恼火的是，我们这里的供销社也没牛奶卖。没法子，父亲只好四处去托人买牛奶。但那一阵子，县城里的牛奶同样紧俏。正在父亲左右为难之时，公社派他去江北参加全县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址设在巴东县泉口公社，这个公社地处小神龙架南麓，是当时恩施地区的“大寨”。会议结束后，父亲趁着等车回县城的空隙，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这里的供销社。结果，在这处全县最偏远的供销社里，父亲惊喜地发现：供销社里那些简陋无比的货架上居然还摆了好几排瓶装的牛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父亲当即作出决定，将货架上三十来瓶牛奶尽数买下。谁知等到结账时，父亲一摸口袋才发现，把身上所有的钱加起来也仅够买下几瓶牛奶。父亲给供销社的同志说了不少好话，并恳求售货员，看能否先把牛奶送回招待所后，再把差得钱送过来。为了让售货员放心，父亲一咬牙，把手上的表取了下来，押在他们柜台上，并给售货员信誓旦旦作出保证：半小时之内，他一定会准时把欠款送过来。幸亏父亲从同行的一位领那里导借到了钱，才终将把表给换了回来。这块手表，父亲整整戴了二十多年，从未出过故障，走时也一直很准。而到了一九九六年，因一次偶然的失误，父亲却不小心将这块手表给弄丢了。九六年九月的一天晚上，我和父亲从巴东码头乘“江渝”轮船去沙市。白天坐车坐累了，船开不久，我便进入梦乡。在梦中，我居然梦见自己坐在一艘小小的信号灯船上，在三峡的江面上晃晃悠悠。突然间，一阵喧哗声把我从童话般的梦境里唤醒，原来轮船已行至葛洲坝船闸了。我和父亲随着众人走出船仓，来到船头，欣赏大小船只齐过船闸的壮观景象。几小时过去了，船闸起起落落完毕，轮船很快便驶进宜昌港。这时，天已蒙蒙亮了，再下一站就到我们目的地了。父亲起身，去了一趟洗漱间。一会儿，父亲从洗漱间回到房间，正在他准备把毛巾塞进旅行包时，父亲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怪哒，表给搞忘拿了。” 原来，父亲刚才去洗脸时，一不留神，将手表给忘在洗漱台上了。他赶紧返回洗漱间去找，我随后也跟了过去。结果，洗漱台前，除来来往往的旅客外，父亲的手表早已不知所踪。毕业后，我去了深圳。那年回家过年，我精心挑选了一块表，带回家送给父亲。谁知，这块表，父亲只戴了一阵子，就再也没见他戴过手表了。看来父亲的内心深处，还是念念不忘他那块上海牌手表。
七十年代初，父亲在大队当会计，每月能领到10元钱的补贴。他想法开始攒钱，计划着给自己买一块手表。父亲找到在县百货公司工作的表伯，请他帮忙买一块价格实惠点的手表。碰巧，表伯那次正好被单位派去上海进货，便顺道给父亲带回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表伯把手表交给父亲时说：“这次去上海，机会难得，没跟你商量，就自作主张买下了这块贵表。买表的钱，等你有钱了再还我就是。”父亲拿到表后，有些爱不释手，真不知道怎么感谢表伯才好。回到家后，他却又有些犯愁：这块表当时的售价是一百二十元钱，这笔钱对当时父亲来说，可是他一年不吃不喝的工资。父亲向来是个怕欠账的人，况且，当时表伯家的人口多，一家老小的开销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着。父亲心想：“不能让表伯帮了忙，还自个为难。”那阵子，父亲只要一空闲下来，满脑子都是如何将表伯垫的钱还上的事。凑钱，成了他眼下的头等大事。自那后，为了省下每一分钱，他下决心把烟酒都戒了，还把家里养了大半年的年猪给卖了，才终将买表的钱凑齐。父亲后来常对我说：“真得感谢你表伯帮我买下了这块上海表，逼他改掉了抽烟喝酒的习惯。”我们兄弟俩个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一直也没有抽烟的习惯，应该说，都是这块表的缘故。父亲买了这块表后，这表就成了父亲最值钱的家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个物质困乏的年月，这块手表帮父亲解过的燃眉之急，还算是救过我一回吧。我出生的那年，正值文革后期。哪知我出生后，母亲缺奶。更为恼火的是，我们这里的供销社也没牛奶卖。没法子，父亲只好四处去托人买牛奶。但那一阵子，县城里的牛奶同样紧俏。正在父亲左右为难之时，公社派他去江北参加全县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址设在巴东县泉口公社，这个公社地处小神龙架南麓，是当时恩施地区的“大寨”。会议结束后，父亲趁着等车回县城的空隙，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这里的供销社。结果，在这处全县最偏远的供销社里，父亲惊喜地发现：供销社里那些简陋无比的货架上居然还摆了好几排瓶装的牛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父亲当即作出决定，将货架上三十来瓶牛奶尽数买下。谁知等到结账时，父亲一摸口袋才发现，把身上所有的钱加起来也仅够买下几瓶牛奶。父亲给供销社的同志说了不少好话，并恳求售货员，看能否先把牛奶送回招待所后，再把差得钱送过来。为了让售货员放心，父亲一咬牙，把手上的表取了下来，押在他们柜台上，并给售货员信誓旦旦作出保证：半小时之内，他一定会准时把欠款送过来。幸亏父亲从同行的一位领那里导借到了钱，才终将把表给换了回来。这块手表，父亲整整戴了二十多年，从未出过故障，走时也一直很准。而到了一九九六年，因一次偶然的失误，父亲却不小心将这块手表给弄丢了。九六年九月的一天晚上，我和父亲从巴东码头乘“江渝”轮船去沙市。白天坐车坐累了，船开不久，我便进入梦乡。在梦中，我居然梦见自己坐在一艘小小的信号灯船上，在三峡的江面上晃晃悠悠。突然间，一阵喧哗声把我从童话般的梦境里唤醒，原来轮船已行至葛洲坝船闸了。我和父亲随着众人走出船仓，来到船头，欣赏大小船只齐过船闸的壮观景象。几小时过去了，船闸起起落落完毕，轮船很快便驶进宜昌港。这时，天已蒙蒙亮了，再下一站就到我们目的地了。父亲起身，去了一趟洗漱间。一会儿，父亲从洗漱间回到房间，正在他准备把毛巾塞进旅行包时，父亲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怪哒，表给搞忘拿了。” 原来，父亲刚才去洗脸时，一不留神，将手表给忘在洗漱台上了。他赶紧返回洗漱间去找，我随后也跟了过去。结果，洗漱台前，除来来往往的旅客外，父亲的手表早已不知所踪。毕业后，我去了深圳。那年回家过年，我精心挑选了一块表，带回家送给父亲。谁知，这块表，父亲只戴了一阵子，就再也没见他戴过手表了。看来父亲的内心深处，还是念念不忘他那块上海牌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