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下一个十年
张永和 周 榕
理，包括如何使一个团队保持长期的、兴趣浓厚的、既敏感又热情的工作状态。
现在回头看十年前工作室初创时期，由于自己教育背景的局限、经验的缺乏，对于实践常常一个简单的态度：“拼”了。尽管也勉勉强强地盖起来一些房子，也受到了一些关注，但对如何再上一个台阶，把工作干得更好却胸中无数。以前的工作室接近于一个无组织状态，成为上一个台阶的阻力。如果工作室的组织没搞好，在长期工作的压力下，敏感会被磨掉，热情也会消褪。现在看以往工作室那种有勇无谋的做法，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非常建筑”转型的想法，大抵来源于此。
周榕：工作室胜在活力与创造性，却失之于散漫与业余；而事务所胜在效率与职业性，却失之于刻板与类
【摘要】 通过２００３年岁末的内部制度改革，“非常建筑”从创始初期的个人工作室，成功转型为一个强调资源组织与团队工作的建筑师合伙人事务所，更加全面、积极、高效地投入建筑实践，以应对下一个十年中国建筑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 设计工作室 建筑事务所 资源组织 团队工作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０３， Ａｔｅｌｉｅｒ ＦＣＪＺ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ａ
型化生产的惯性；这似乎是国内外建筑实践的组织者们所必然面对而又不易取舍的两难选择。
张永和：我原来脑子里对于建筑实践也有这样一个“黑白模式”，即大公司与工作室截然对立。我原来在美国大学里教书，那边的教授们几乎人人都倾向于工作室模式。带着这么一个对建筑实践的认识，回国后我也选择做工作室。
但是十年之后，中国的现实却远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国内许多私营事务所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设计院没有什么不一样，大公司与小事务所的操作也没什么不一样。现在看起来，以规模或形式来划分工作状态及产品的想法是很天真的，区别的真正关键在于进入建筑实践的立场。只要“非常建筑”能够坚持自己进入建筑实践的立场，在组织形式上无论大公司或工作室都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两者之间，也许是除中国以外国际建筑界都不常见的组织形式——总之是一个带有很强研究性的建筑实践场所，发展成大公司就是大公司，是事务所就是事务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ｔｏ 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ｔｅａｍ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ｔ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ｏｒ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ｔｏ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ｗｉｌ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ｉｎ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ａｍｗｏｒｋ
张永和：“非常建筑的中国十年与中国建筑的非常十年”研讨会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回顾与总结，着眼点在过去。其实，“非常建筑”的未来十年将如何发展，可能更令人感兴趣。
周榕：２００３年对于“非常建筑”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首先是在十年这一个长时段上的自我检省与整理，甘苦回味，冷暖自知。更重要的是“非常建筑”在２００３年末进行了十年来最重大的内部制度变革，从一个个人色彩浓厚的建筑师工作室，转型为组织严密的合伙人制的建筑师事务所。作为“非常建筑”的创始人，能否谈谈这一转型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张永和：首先从我个人来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其实是很平面地看待实践，认为实践就是简单地搞设计。设计的优劣无非是有没有一个所谓清晰的好
作者：周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所，无所谓。
其实，“非常建筑”的转型就是为了做一个中国实践。尽管“非常建筑”这种工作室的形态开中国建筑的风气之先，但并不是一个对号入座、非此即彼的套用某种现成组织模式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产品表达一个实际有效的态度。
周榕：如何打破既有的“黑白模式”，将ｓｔｕｄｉｏ的活力与ｏｆｆｉｃｅ的效率结合在一起，确是“非常建筑”在未来的组织建设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工作室的模式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主持建筑师个人化的痕迹太重，相对抑制了团队的能动作用，从长期看，工作团队的活跃性与稳定性都会受到影响。国内外明星建筑师的个人工作室都有类似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人员的流动性大，工作经验缺乏积累与传承，难以协同应对重大工程所面临的复杂性与长期性问题。
“非常建筑”转型后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原本类
的想法，以及如何把想法贯彻下去。其实是把建筑实践中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忽略了，就是“组织”。组织包括管
似“师徒制”的蛛网状的平面化工作结构，转中，最关键的又在于人才资源的组织。十年来，变为纵深层次清晰丰富、团队协同的立体工作“非常建筑”已经从最初个人色彩的工作室逐渐结构。在新的工作结构中，主持建筑师的个人演变为在中国进行研究性建筑实践的一个阵地，意志似乎被削弱了，而各层次团队成员的能动从这个阵地磨炼出来的一批青年建筑师，如今作用却被成倍放大了。从突出个人力量到重视有的已成为当今中国建筑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团队工作，成为新“非常建筑”企业文化的一有人因此将“非常建筑”戏称为中国当代建筑个重要特色。
的“黄浦军校”。正因如此，新“非常建筑”必张永和：我觉得，“非常建筑”的企业文化须摆脱从单纯事务所利益出发的狭隘观念的桎可能与一般的企业文化定义不太一样，值得谈梏，而自觉地为中国当代建筑发展构筑一个学一谈的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很多个人化的工作术高地与人才高地。
室流行一种“大师草图”的工作方式，就是由作为一个建筑学的教师，十几年来，我看所谓的“建筑大师”画一些草图，这些草图已到有太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走出校门后在社经确定了建筑产品，其他的建筑师按他的意思会上东奔西闯，缺少机会与扶持，没有“设计把这个产品发展起来。我个人认为，这种工作保护”，在他们最弱小的时候直接面对残酷的市方式特别不适合中国当下的情况，这意味着，场，几年下来，不是被设计院的机制抹得棱角在面对中国目前大量层出不穷的城市问题与建全无，就是被现实将才华与热情耗竭殆尽，沦筑问题时，这个“大师”脑中要存在着无数多为“为稻梁谋”的不负责任的建筑生产者，实的想法，随时可以往外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令人心痛。在中国建筑界普遍浮躁的今天，新“非常建筑”致力于事务所的领导把整“非常建筑”如何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优势保留个事务所的热情与创造力调动起来。作为非常一块“建筑净土”与“优化环境”，为对研究性建筑的主持建筑师，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是制建筑实践有追求的优秀人才提供“非常机会”、定工作的方向与策略，控制的是过程而不是结“非常指导”、与“非常保护”，令他们在创造力果。关键是明确方向，让同事们对这个方向感最旺盛的时候就能直接在高水准平台上进行他兴趣，至于团队工作的结果是否与主持建筑师们的职业实践，就不仅仅是事务所内部资源组个人想象的形式相一致是次要的。
织的问题，更是对中国建筑的未来发展负起了周榕：团队工作的优越性正在于“和而不一份小小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常建同”“，和”能够保证团队成员对于大的立场、态筑”能够对中国建筑所尽的绵薄之力就不只局度、方向与策略上达成共识，“不同”则可以得限在建筑思想与设计作品上，更可能在于对未到结果的多样性，而不同思想间的“创造性误来中国建筑人才资源的培养与组织。
读”更可能形成最终产品中最有活力及最有趣张永和：你刚才谈到“非常建筑”对于中味的部分。
国当代建筑发展负有一个责任，我可以接着补张永和：以我们正在进行的“用友软件园充三点：
一号研发中心”设计为例，总面积４５０００平方一是证明在中国进行研究性建筑实践是可米，面积与造价决定了其在结构上突破的可能能的，以自已独特的组织形式在中国进行研究性很小，同时作为软件公司，其工作模式与常性建筑实践也是可能的，打破中国建筑实践都规公司又有很大不同，这两者结合，就制定出必须是固定模式与习惯套路的神话。
总的策略方向：不攻结构与形式，而攻使用方二是争取从西方建筑的影响中首先跳出来，法与功能。同事们根据这个方向做出来的东西，在中国建筑的地域性问题上带头做工作，积极、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有意思。用友这个项目对明确地参与到限定当代中国建筑的实践中去。
于“非常建筑”有着双重意义：一是摸索一种三是把中国建筑带出去，参与世界建筑发从里到外的工作方法，从使用到空间，再到物展。因为建筑学本身是发展的，这个发展需要质的围合；同时又是学习软件公司工作的方法，我们的实践去推动。这些实践也不应只停留在强调团队与讨论，团队中的建筑师们都可以有国内。当国外建筑师都纷纷涌入中国争夺市场充分发挥想象力与主动权的时候。
时，中国建筑师也应考虑到国外去工作的可能周榕：你我有一个根本性的共识，就是认性。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了。现在“非常建为建筑实践首先是一种资源组织。在资源组织
筑”在日本的歧阜与韩国的坡州都有国外业主
委托的设计项目。“非常建筑”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一个业务上国际化的建筑事务所。
周榕：中国建筑界在当下的确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变局：一方面国际上的大事务所与一流建筑师最近几年间纷纷抢滩登陆，在建筑设计高端市场形成了高水平竞争态势。对此，许多中国建筑师似乎只能用“田忌赛马”的招数来避开境外建筑师在高端市场的常胜锋芒，转而争夺中低端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国营设计院近年来纷纷改制，因此涌现出一大批中小型私营设计公司，加剧了建筑设计低端市场无序且低水平竞争的激烈程度。尽管在中国房地产发展虚高势头的支撑下，建筑设计市场暂时还呈现出一派火爆局面，但“最后的疯狂”表象却掩不住中国建筑师们对未来的隐忧。
对于“非常建筑”来说，虽然尚未像很多设计单位那样感受到隐约的“生存压力”，甚至经营情况较之前些年反而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未雨绸缪，对未来的形势做一个预测与判断仍
然至关重要。
张永和：中国建筑界所面临的形势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很多人都谈到，二十年或十五年以来，由于国内的建筑机会暴增，建筑师处于一种完全没有时间思考、更没有时间在某些方面“实验”的纯生产状态。实际上，这种观察虽然基本正确，但９９年以来，有一个苗头，那就是“新建筑”——明显带有探索性的“新建筑”露头了。不管其动机是什么，受什么影响，不管其是否成熟，是否有模仿痕迹，却都是一个积极的征兆。尽管新建筑的苗头刚开始，参与的人也并不多，但它们代表着不同的声音，对中国当代建筑发展的影响还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国外建筑师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特别重要的是理解一个过程，那就是现在进到中国来的外国建筑师或境外建筑师事务所与原先进来的那一批是大不同的，他们对中国建筑的影响也是大不同的。对于中国的独立建筑师们来说，原先进来的那些国外商业性设计公司对他们没有太大影响，但现在国外优秀的独立建筑师进来，就会有一定的压力，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这种情况与柯布和康当年到南亚做设计一样。
必须指出的是，不管外国建筑师进不进中国，中国建筑师也会受到当代国际建筑界的巨大冲击，现在有批评说外国建筑师对中国的影响责任在外国建筑师，但我认为如何向国际建筑界学习，责任应该在中国建筑师。
周榕：在中国建筑界当下所面临的这种特殊形势下，中国建筑师必须做出自己的判断，确立应对的策略。
张永和：对现状的判断首先是对建筑师的职业做一个判断，再谈中国建筑师有什么特殊性。建筑师这个职业有两方面的责任：一是建筑领域内的探索，一是社会的责任感。我自己现在逐渐认识到，这两点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中可能是最不矛盾的，而在西方却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在西方建筑界，领域内的探讨可能是纯学术的，与社会则不相容。但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兼容”的可能性。“非常建筑”的工作最近比较明确的一点：就是既注重领域内的探索，又强调服务社会的精神。领域内的探索、学科内的探索，其结果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与社会现实的对立。
周榕：也许是名字的问题，“非常建筑”以前总是被当做 “非主流”建筑师的典型代表。有人难免生出这样的疑问，“非常建筑”转型为事务所的组织形态，是否会意味着就此放弃“非主流”的建筑立场，而融入“主流”
的明显变化。与原来的工作室相比，你认为新“非常建筑”有哪些方面的进步？
张永和：“非常建筑”近期的工作与以前相比有几个明显的变化趋势：
一是建筑实践工作中的研究含量更加提高、更加系统，设计真的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一点点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我刚刚提到的“用友软件园一号研发中心”的设计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二是城市性的工作会多做。可以说，２１世纪的中国文化就是城市文化，城市化速度如此之高，以前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城市进军农村。建筑是城市文化特别重要的部分，对“非常建筑”来说，对于城市的理解基于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定义城市，城市可以被看作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体，代替了以前国家的定义。城市光说综合体还不够，还有一个集中的意思，是一个高密度综合体。在这个庞大的高密度综合体中，咱们的参与显然是一种点状的。有两位法国评论家写了一篇评论“非常建筑”工作的文章，把咱们的建筑形容为针灸：如果把城市比作人体，那么建筑虽然小，但点到关键的穴位上，却足以带动整个城市。我们希望在大都市里的工作真能做到这一点。而四川安仁镇的规划则是创造一个理想主义状态的小城市，是一种类似乌托邦的实现。大都市与小城镇采用这样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是新“非常建筑”解决城市问题大的策略。
三是逐步开展对当代中国建筑的限定工作。从形式、形象出发的工作“非常建筑”以前是不做的，这条路能走多远还不知道，但起码用拓扑学方法处理传统中国建筑的屋顶形态，比以前孤零零地模仿大屋顶进了一步。我们设计的吉首大学艺术系暨黄永玉美术馆、北京昌平柿子林私人会所都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
四是在原来积累的工作经验基础上，我们继续进行材料、结构、建造方面的实验并变得更加成熟。“非常建筑”在南京国际建筑艺术展上的作品就进行了把新材料的表达与新的建筑结构形式统一在一起的尝试。
五是开始探索中国当代建筑的国际化道路，以我刚才提到的日本歧阜与韩国坡州的项目为代表。
六是以建筑为基点，更广泛地介入公共领域的广义设计工作。例如我们正在进行首都规划展览馆主要展厅的展览设计，以及许多公共艺术展览的设计甚至策划工作。
周榕：如果说，十年前“非常建筑工作室”的成立是基于一种理想与热情的话，那么今天“非常建筑事务所”的转型则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思考与判断。十年风雨行来，朝花夕拾固欣然可喜，但潮头远眺，江山形胜更在目下风景之外。不妨与君试约十年为期，届时再话非常未来，岂非人生快事？
张永和：一言为定。
建筑中去呢？
张永和：在我脑子里，并没有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别。现在特别滑稽的一个现象是似乎西方有追求的建筑师都想当非主流而中国有追求的建筑师都想当主流。以前“非常建筑”被认为是所谓的“非主流”，是基于一个普遍的建筑价值观的问题，即建筑的主流是参与市场经济的机制，也就是生产—消费这个大循环的机制。“非常建筑”看起来好像没有参与进这个机制，所以显得“非主流”。在美国，建筑师的工作被高度类型化了，研究型的建筑师也只可能做小住宅，最多美术馆之类；生产型的建筑师只可能做商业项目，这道分界线是不可跨越的。也就是说，一部分的建筑师是只生产而不思考的，而另一部分则是只思考不生产的。这里微妙的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使咱们现在可能做到“有思考的生产”。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中国的建筑师如果反而要往“主流”或“非主流”里套，那就成为一个问题了，与中国现实反而脱节。中国目前状态下，而且仅仅是目前状态下，主流非主流是模糊的，再以后，主流非主流在中国很可能变得泾渭分明了，也就没意思了。那时就会有一些人怎么也进不了主流，而另一些人怎么也进不了非主流。我们现在也在通过自己的工作努力抵制这种美国式的局面出现。
周榕：“主流”与“非主流”的讨论令我想到，不执著于观念的恒常，不拘泥于形式的守成，把触角尽可能广阔地伸向中国建筑现实的角角落落，从而不断拓展自己的建筑视野，是“非常建筑”转型后的工作中表现出
后排：朵宁 刘鲁滨 陆翔 胡宪 何哲 白晨 王宽 杨菁
前排：张波 周榕 陈龙 贾莲娜 郭劲辉 尚荔 朱弘博 张永和 鲁力佳 郝粒粒
非常建筑自１９９３年创办至今已走过１０年艰难历程，在编辑这本“非常建筑”专集之际，我们向所有“非常建筑人”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并借此机会，衷心地感谢：
所有曾经和正在非常建筑工作的建筑师、实习的学生；所有曾经和正在与非常建筑合作的事务所、公司和个人；所有非常建筑的甲方和参与过非常建筑工程的施工单位；所有曾经和正在帮助和支持非常建筑成长和发展的每一个人。
曾经非常建筑人：
尹一木 刘宏伟 孙继先（Ｓｕｎ， Ｆｒａｎｋ） 梁思聪 （Ｌｅｏｎｇ， Ｓｚｅ Ｔｓｕｎｇ） 鲍力文 董豫赣 许义兴 魏凯弟 （Ｊｏｏｓｔ Ｖｅｒｓｔｒａｔｅ）张路峰 刘一玮 李慧 王小红 王红 卢卡斯 （Ｌｕｃａｓ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 彭乐乐 魏比德（Ｐｅｔｅｒ Ｖｅｒｓｔｒａｔｅ） 王忠祥王兆铭 （Ｗｏｎｇ， Ｓｉｕ Ｍｉｎｇ） 伍凯洋 吴雪涛 王欣 钟鹏 诸克 朱亦民 蔡培祥 （Ｅｄｍａｎ Ｃｈｏｙ） 羌越 刘向晖杜锦莉 龚建开 王恩立 松原弘典（Ｍａｔｓｕｂａｒａ Ｈｉｒｏｎｏｒｉ） 白琳琳 刘竞婷 冯国安（Ｐｈｉｌｉｐ Ｆｕｎｇ） 戴长靖 王晖于露 Ｊａｍｉｅ Ｌｅｎｎｏｘ
曾经非常建筑学生：
何镇东 陈Ｂｏｂｂｙ
丁楠 董临熙国夫 孙娜 郝爽 姚远 于雷 李宁 倪建辉 胡罡 何慧珊 李冰 齐卓颜 邓可欣 徐天宇 安静盛强 汪铮 阚卓威 钟文凯 柯卫（Ｊａｍｅｓ Ｋｅ） 张宇（Ｌｅｏ Ｃｈｅｕｎｇ） 刘东晓 邹军 许峰 刘晓东
（如有遗漏和错误请原谅，并请告知： ｆｃｊｚ＠ｆｃｊｚ．ｃｏｍ）
曾经和正在与非常建筑合作的事务所、公司：
中国科学院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市华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马建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沪）建学建筑与工程设计所广州市白云建筑设计院北京中昌盛建筑设计院机械工业部设计研究院ＡＳ建筑设计公司
日本矶崎新建筑设计事务所日本伊东丰雄建筑设计事务所北京意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韩国履露斋建筑设计事务所上海中房建筑设计院
北京都市原点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对话：下一个十年
张永和 周 榕
理，包括如何使一个团队保持长期的、兴趣浓厚的、既敏感又热情的工作状态。
现在回头看十年前工作室初创时期，由于自己教育背景的局限、经验的缺乏，对于实践常常一个简单的态度：“拼”了。尽管也勉勉强强地盖起来一些房子，也受到了一些关注，但对如何再上一个台阶，把工作干得更好却胸中无数。以前的工作室接近于一个无组织状态，成为上一个台阶的阻力。如果工作室的组织没搞好，在长期工作的压力下，敏感会被磨掉，热情也会消褪。现在看以往工作室那种有勇无谋的做法，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非常建筑”转型的想法，大抵来源于此。
周榕：工作室胜在活力与创造性，却失之于散漫与业余；而事务所胜在效率与职业性，却失之于刻板与类
【摘要】 通过２００３年岁末的内部制度改革，“非常建筑”从创始初期的个人工作室，成功转型为一个强调资源组织与团队工作的建筑师合伙人事务所，更加全面、积极、高效地投入建筑实践，以应对下一个十年中国建筑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 设计工作室 建筑事务所 资源组织 团队工作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０３， Ａｔｅｌｉｅｒ ＦＣＪＺ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ａ
型化生产的惯性；这似乎是国内外建筑实践的组织者们所必然面对而又不易取舍的两难选择。
张永和：我原来脑子里对于建筑实践也有这样一个“黑白模式”，即大公司与工作室截然对立。我原来在美国大学里教书，那边的教授们几乎人人都倾向于工作室模式。带着这么一个对建筑实践的认识，回国后我也选择做工作室。
但是十年之后，中国的现实却远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国内许多私营事务所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设计院没有什么不一样，大公司与小事务所的操作也没什么不一样。现在看起来，以规模或形式来划分工作状态及产品的想法是很天真的，区别的真正关键在于进入建筑实践的立场。只要“非常建筑”能够坚持自己进入建筑实践的立场，在组织形式上无论大公司或工作室都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两者之间，也许是除中国以外国际建筑界都不常见的组织形式——总之是一个带有很强研究性的建筑实践场所，发展成大公司就是大公司，是事务所就是事务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ｔｏ 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ｔｅａｍ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ｔ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ｏｒ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ｔｏ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ｗｉｌ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ｉｎ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ａｍｗｏｒｋ
张永和：“非常建筑的中国十年与中国建筑的非常十年”研讨会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回顾与总结，着眼点在过去。其实，“非常建筑”的未来十年将如何发展，可能更令人感兴趣。
周榕：２００３年对于“非常建筑”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首先是在十年这一个长时段上的自我检省与整理，甘苦回味，冷暖自知。更重要的是“非常建筑”在２００３年末进行了十年来最重大的内部制度变革，从一个个人色彩浓厚的建筑师工作室，转型为组织严密的合伙人制的建筑师事务所。作为“非常建筑”的创始人，能否谈谈这一转型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张永和：首先从我个人来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其实是很平面地看待实践，认为实践就是简单地搞设计。设计的优劣无非是有没有一个所谓清晰的好
作者：周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所，无所谓。
其实，“非常建筑”的转型就是为了做一个中国实践。尽管“非常建筑”这种工作室的形态开中国建筑的风气之先，但并不是一个对号入座、非此即彼的套用某种现成组织模式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产品表达一个实际有效的态度。
周榕：如何打破既有的“黑白模式”，将ｓｔｕｄｉｏ的活力与ｏｆｆｉｃｅ的效率结合在一起，确是“非常建筑”在未来的组织建设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工作室的模式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主持建筑师个人化的痕迹太重，相对抑制了团队的能动作用，从长期看，工作团队的活跃性与稳定性都会受到影响。国内外明星建筑师的个人工作室都有类似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人员的流动性大，工作经验缺乏积累与传承，难以协同应对重大工程所面临的复杂性与长期性问题。
“非常建筑”转型后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原本类
的想法，以及如何把想法贯彻下去。其实是把建筑实践中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忽略了，就是“组织”。组织包括管
似“师徒制”的蛛网状的平面化工作结构，转中，最关键的又在于人才资源的组织。十年来，变为纵深层次清晰丰富、团队协同的立体工作“非常建筑”已经从最初个人色彩的工作室逐渐结构。在新的工作结构中，主持建筑师的个人演变为在中国进行研究性建筑实践的一个阵地，意志似乎被削弱了，而各层次团队成员的能动从这个阵地磨炼出来的一批青年建筑师，如今作用却被成倍放大了。从突出个人力量到重视有的已成为当今中国建筑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团队工作，成为新“非常建筑”企业文化的一有人因此将“非常建筑”戏称为中国当代建筑个重要特色。
的“黄浦军校”。正因如此，新“非常建筑”必张永和：我觉得，“非常建筑”的企业文化须摆脱从单纯事务所利益出发的狭隘观念的桎可能与一般的企业文化定义不太一样，值得谈梏，而自觉地为中国当代建筑发展构筑一个学一谈的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很多个人化的工作术高地与人才高地。
室流行一种“大师草图”的工作方式，就是由作为一个建筑学的教师，十几年来，我看所谓的“建筑大师”画一些草图，这些草图已到有太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走出校门后在社经确定了建筑产品，其他的建筑师按他的意思会上东奔西闯，缺少机会与扶持，没有“设计把这个产品发展起来。我个人认为，这种工作保护”，在他们最弱小的时候直接面对残酷的市方式特别不适合中国当下的情况，这意味着，场，几年下来，不是被设计院的机制抹得棱角在面对中国目前大量层出不穷的城市问题与建全无，就是被现实将才华与热情耗竭殆尽，沦筑问题时，这个“大师”脑中要存在着无数多为“为稻梁谋”的不负责任的建筑生产者，实的想法，随时可以往外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令人心痛。在中国建筑界普遍浮躁的今天，新“非常建筑”致力于事务所的领导把整“非常建筑”如何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优势保留个事务所的热情与创造力调动起来。作为非常一块“建筑净土”与“优化环境”，为对研究性建筑的主持建筑师，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是制建筑实践有追求的优秀人才提供“非常机会”、定工作的方向与策略，控制的是过程而不是结“非常指导”、与“非常保护”，令他们在创造力果。关键是明确方向，让同事们对这个方向感最旺盛的时候就能直接在高水准平台上进行他兴趣，至于团队工作的结果是否与主持建筑师们的职业实践，就不仅仅是事务所内部资源组个人想象的形式相一致是次要的。
织的问题，更是对中国建筑的未来发展负起了周榕：团队工作的优越性正在于“和而不一份小小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常建同”“，和”能够保证团队成员对于大的立场、态筑”能够对中国建筑所尽的绵薄之力就不只局度、方向与策略上达成共识，“不同”则可以得限在建筑思想与设计作品上，更可能在于对未到结果的多样性，而不同思想间的“创造性误来中国建筑人才资源的培养与组织。
读”更可能形成最终产品中最有活力及最有趣张永和：你刚才谈到“非常建筑”对于中味的部分。
国当代建筑发展负有一个责任，我可以接着补张永和：以我们正在进行的“用友软件园充三点：
一号研发中心”设计为例，总面积４５０００平方一是证明在中国进行研究性建筑实践是可米，面积与造价决定了其在结构上突破的可能能的，以自已独特的组织形式在中国进行研究性很小，同时作为软件公司，其工作模式与常性建筑实践也是可能的，打破中国建筑实践都规公司又有很大不同，这两者结合，就制定出必须是固定模式与习惯套路的神话。
总的策略方向：不攻结构与形式，而攻使用方二是争取从西方建筑的影响中首先跳出来，法与功能。同事们根据这个方向做出来的东西，在中国建筑的地域性问题上带头做工作，积极、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有意思。用友这个项目对明确地参与到限定当代中国建筑的实践中去。
于“非常建筑”有着双重意义：一是摸索一种三是把中国建筑带出去，参与世界建筑发从里到外的工作方法，从使用到空间，再到物展。因为建筑学本身是发展的，这个发展需要质的围合；同时又是学习软件公司工作的方法，我们的实践去推动。这些实践也不应只停留在强调团队与讨论，团队中的建筑师们都可以有国内。当国外建筑师都纷纷涌入中国争夺市场充分发挥想象力与主动权的时候。
时，中国建筑师也应考虑到国外去工作的可能周榕：你我有一个根本性的共识，就是认性。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了。现在“非常建为建筑实践首先是一种资源组织。在资源组织
筑”在日本的歧阜与韩国的坡州都有国外业主
委托的设计项目。“非常建筑”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一个业务上国际化的建筑事务所。
周榕：中国建筑界在当下的确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变局：一方面国际上的大事务所与一流建筑师最近几年间纷纷抢滩登陆，在建筑设计高端市场形成了高水平竞争态势。对此，许多中国建筑师似乎只能用“田忌赛马”的招数来避开境外建筑师在高端市场的常胜锋芒，转而争夺中低端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国营设计院近年来纷纷改制，因此涌现出一大批中小型私营设计公司，加剧了建筑设计低端市场无序且低水平竞争的激烈程度。尽管在中国房地产发展虚高势头的支撑下，建筑设计市场暂时还呈现出一派火爆局面，但“最后的疯狂”表象却掩不住中国建筑师们对未来的隐忧。
对于“非常建筑”来说，虽然尚未像很多设计单位那样感受到隐约的“生存压力”，甚至经营情况较之前些年反而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未雨绸缪，对未来的形势做一个预测与判断仍
然至关重要。
张永和：中国建筑界所面临的形势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很多人都谈到，二十年或十五年以来，由于国内的建筑机会暴增，建筑师处于一种完全没有时间思考、更没有时间在某些方面“实验”的纯生产状态。实际上，这种观察虽然基本正确，但９９年以来，有一个苗头，那就是“新建筑”——明显带有探索性的“新建筑”露头了。不管其动机是什么，受什么影响，不管其是否成熟，是否有模仿痕迹，却都是一个积极的征兆。尽管新建筑的苗头刚开始，参与的人也并不多，但它们代表着不同的声音，对中国当代建筑发展的影响还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国外建筑师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特别重要的是理解一个过程，那就是现在进到中国来的外国建筑师或境外建筑师事务所与原先进来的那一批是大不同的，他们对中国建筑的影响也是大不同的。对于中国的独立建筑师们来说，原先进来的那些国外商业性设计公司对他们没有太大影响，但现在国外优秀的独立建筑师进来，就会有一定的压力，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这种情况与柯布和康当年到南亚做设计一样。
必须指出的是，不管外国建筑师进不进中国，中国建筑师也会受到当代国际建筑界的巨大冲击，现在有批评说外国建筑师对中国的影响责任在外国建筑师，但我认为如何向国际建筑界学习，责任应该在中国建筑师。
周榕：在中国建筑界当下所面临的这种特殊形势下，中国建筑师必须做出自己的判断，确立应对的策略。
张永和：对现状的判断首先是对建筑师的职业做一个判断，再谈中国建筑师有什么特殊性。建筑师这个职业有两方面的责任：一是建筑领域内的探索，一是社会的责任感。我自己现在逐渐认识到，这两点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中可能是最不矛盾的，而在西方却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在西方建筑界，领域内的探讨可能是纯学术的，与社会则不相容。但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兼容”的可能性。“非常建筑”的工作最近比较明确的一点：就是既注重领域内的探索，又强调服务社会的精神。领域内的探索、学科内的探索，其结果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与社会现实的对立。
周榕：也许是名字的问题，“非常建筑”以前总是被当做 “非主流”建筑师的典型代表。有人难免生出这样的疑问，“非常建筑”转型为事务所的组织形态，是否会意味着就此放弃“非主流”的建筑立场，而融入“主流”
的明显变化。与原来的工作室相比，你认为新“非常建筑”有哪些方面的进步？
张永和：“非常建筑”近期的工作与以前相比有几个明显的变化趋势：
一是建筑实践工作中的研究含量更加提高、更加系统，设计真的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一点点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我刚刚提到的“用友软件园一号研发中心”的设计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二是城市性的工作会多做。可以说，２１世纪的中国文化就是城市文化，城市化速度如此之高，以前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城市进军农村。建筑是城市文化特别重要的部分，对“非常建筑”来说，对于城市的理解基于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定义城市，城市可以被看作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体，代替了以前国家的定义。城市光说综合体还不够，还有一个集中的意思，是一个高密度综合体。在这个庞大的高密度综合体中，咱们的参与显然是一种点状的。有两位法国评论家写了一篇评论“非常建筑”工作的文章，把咱们的建筑形容为针灸：如果把城市比作人体，那么建筑虽然小，但点到关键的穴位上，却足以带动整个城市。我们希望在大都市里的工作真能做到这一点。而四川安仁镇的规划则是创造一个理想主义状态的小城市，是一种类似乌托邦的实现。大都市与小城镇采用这样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是新“非常建筑”解决城市问题大的策略。
三是逐步开展对当代中国建筑的限定工作。从形式、形象出发的工作“非常建筑”以前是不做的，这条路能走多远还不知道，但起码用拓扑学方法处理传统中国建筑的屋顶形态，比以前孤零零地模仿大屋顶进了一步。我们设计的吉首大学艺术系暨黄永玉美术馆、北京昌平柿子林私人会所都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
四是在原来积累的工作经验基础上，我们继续进行材料、结构、建造方面的实验并变得更加成熟。“非常建筑”在南京国际建筑艺术展上的作品就进行了把新材料的表达与新的建筑结构形式统一在一起的尝试。
五是开始探索中国当代建筑的国际化道路，以我刚才提到的日本歧阜与韩国坡州的项目为代表。
六是以建筑为基点，更广泛地介入公共领域的广义设计工作。例如我们正在进行首都规划展览馆主要展厅的展览设计，以及许多公共艺术展览的设计甚至策划工作。
周榕：如果说，十年前“非常建筑工作室”的成立是基于一种理想与热情的话，那么今天“非常建筑事务所”的转型则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思考与判断。十年风雨行来，朝花夕拾固欣然可喜，但潮头远眺，江山形胜更在目下风景之外。不妨与君试约十年为期，届时再话非常未来，岂非人生快事？
张永和：一言为定。
建筑中去呢？
张永和：在我脑子里，并没有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别。现在特别滑稽的一个现象是似乎西方有追求的建筑师都想当非主流而中国有追求的建筑师都想当主流。以前“非常建筑”被认为是所谓的“非主流”，是基于一个普遍的建筑价值观的问题，即建筑的主流是参与市场经济的机制，也就是生产—消费这个大循环的机制。“非常建筑”看起来好像没有参与进这个机制，所以显得“非主流”。在美国，建筑师的工作被高度类型化了，研究型的建筑师也只可能做小住宅，最多美术馆之类；生产型的建筑师只可能做商业项目，这道分界线是不可跨越的。也就是说，一部分的建筑师是只生产而不思考的，而另一部分则是只思考不生产的。这里微妙的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使咱们现在可能做到“有思考的生产”。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中国的建筑师如果反而要往“主流”或“非主流”里套，那就成为一个问题了，与中国现实反而脱节。中国目前状态下，而且仅仅是目前状态下，主流非主流是模糊的，再以后，主流非主流在中国很可能变得泾渭分明了，也就没意思了。那时就会有一些人怎么也进不了主流，而另一些人怎么也进不了非主流。我们现在也在通过自己的工作努力抵制这种美国式的局面出现。
周榕：“主流”与“非主流”的讨论令我想到，不执著于观念的恒常，不拘泥于形式的守成，把触角尽可能广阔地伸向中国建筑现实的角角落落，从而不断拓展自己的建筑视野，是“非常建筑”转型后的工作中表现出
后排：朵宁 刘鲁滨 陆翔 胡宪 何哲 白晨 王宽 杨菁
前排：张波 周榕 陈龙 贾莲娜 郭劲辉 尚荔 朱弘博 张永和 鲁力佳 郝粒粒
非常建筑自１９９３年创办至今已走过１０年艰难历程，在编辑这本“非常建筑”专集之际，我们向所有“非常建筑人”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并借此机会，衷心地感谢：
所有曾经和正在非常建筑工作的建筑师、实习的学生；所有曾经和正在与非常建筑合作的事务所、公司和个人；所有非常建筑的甲方和参与过非常建筑工程的施工单位；所有曾经和正在帮助和支持非常建筑成长和发展的每一个人。
曾经非常建筑人：
尹一木 刘宏伟 孙继先（Ｓｕｎ， Ｆｒａｎｋ） 梁思聪 （Ｌｅｏｎｇ， Ｓｚｅ Ｔｓｕｎｇ） 鲍力文 董豫赣 许义兴 魏凯弟 （Ｊｏｏｓｔ Ｖｅｒｓｔｒａｔｅ）张路峰 刘一玮 李慧 王小红 王红 卢卡斯 （Ｌｕｃａｓ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 彭乐乐 魏比德（Ｐｅｔｅｒ Ｖｅｒｓｔｒａｔｅ） 王忠祥王兆铭 （Ｗｏｎｇ， Ｓｉｕ Ｍｉｎｇ） 伍凯洋 吴雪涛 王欣 钟鹏 诸克 朱亦民 蔡培祥 （Ｅｄｍａｎ Ｃｈｏｙ） 羌越 刘向晖杜锦莉 龚建开 王恩立 松原弘典（Ｍａｔｓｕｂａｒａ Ｈｉｒｏｎｏｒｉ） 白琳琳 刘竞婷 冯国安（Ｐｈｉｌｉｐ Ｆｕｎｇ） 戴长靖 王晖于露 Ｊａｍｉｅ Ｌｅｎｎｏｘ
曾经非常建筑学生：
何镇东 陈Ｂｏｂｂｙ
丁楠 董临熙国夫 孙娜 郝爽 姚远 于雷 李宁 倪建辉 胡罡 何慧珊 李冰 齐卓颜 邓可欣 徐天宇 安静盛强 汪铮 阚卓威 钟文凯 柯卫（Ｊａｍｅｓ Ｋｅ） 张宇（Ｌｅｏ Ｃｈｅｕｎｇ） 刘东晓 邹军 许峰 刘晓东
（如有遗漏和错误请原谅，并请告知： ｆｃｊｚ＠ｆｃｊｚ．ｃｏｍ）
曾经和正在与非常建筑合作的事务所、公司：
中国科学院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市华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马建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沪）建学建筑与工程设计所广州市白云建筑设计院北京中昌盛建筑设计院机械工业部设计研究院ＡＳ建筑设计公司
日本矶崎新建筑设计事务所日本伊东丰雄建筑设计事务所北京意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韩国履露斋建筑设计事务所上海中房建筑设计院
北京都市原点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