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指责山涛，贬低山涛，主要认为他不该出仕司马氏。如东晋孙绰说：“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若以元礼为龙门，则当点额暴鳞矣。”[1]似乎只有隐而不出才能为名高。尤有甚者，把他的出仕看做是一种变节行为，把山涛看成叛党。如余嘉锡先生说：“巨源之典选举，有当官之誉；而其在霸府，实入幕之宾。虽号为名臣，却为叛党。平生最与时俯仰，以取富贵。迹其始终，功名之士耳。”[2]（P536）这与当时孙盛的评价“通简有德”不同。（《世说新语·品藻第九》注引《魏氏春秋》）之所以有如此差异，是因为其中存在着一个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的问题。
魏晋之际政治斗争极为残酷，士人的政治热情骤减，原有的个体存在的价值、人生的意义无复依存，他们在彷徨中承载着巨大的失落。与此同时，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迫使个体去寻找新的精神归宿。而竹林七贤就是这群士人的先锋。他们选择以庄子的人生哲学来标榜人的自然之性，企图重新再塑造士人的个体人格。嵇康在《释私论》中阐述道，要做君子，就必须超越社会上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顺着自己的自然本性生活。这样的个体往往能够不以外物为累，不与大道相违，而与物情顺通。正因如此，要张扬主体人格精神，维护主体的人格独立而不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就必须看到万物都有各自不同的性，而性又要各适其自然，因此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强调“和而不同”，让每一个个体都各循其性来与社会群体和谐一致。而要实现“和而不同”，就必须以反对“同而不和”为前提，因为如果从“同而不和”这一思想出发，人与人之间就必然会“驰骋于世教之内，争巧于荣辱之间”。[3]
正是这样，竹林七贤他们之间的彼此相投，不是“同”，而是在“和”这一前提下的“不同”。他们高举自我，放情肆志，像嵇康高洁、正直、孤傲，如孤松独立，决不与司马氏合作；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至慎著称，放诞不羁，却混迹司马氏身边等。这种种的不同，是竹林七贤对“自然”不同的体认，是他们个性的充分体现。个性的展露其实就是竹林七贤对个体人格独立的一种追求，是他们七贤风度的具体体现。而竹林七贤为人称道的不是他们的气节，而正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潇洒狂放、颓废不语、“师心”“师气”的风度。这种风度成为魏晋一代士人的代表，也是这一特定时代士人人格的主体精神的显现，他们的追求以及在追求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就成为这一名士集团的标识。
竹林七贤既然追求的不是形迹的相同，而是在饮酒谈玄中的神交、神解，彼此的精神交流，精神的超越，那么评价竹林七贤就应从他们“和而不同”的结交原则出发，以他们的精神追求为着眼点，结合当时社会的思想实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知人论世。
山涛从小志向远大，十七岁时族人就加以推荐。虽然他“性好老庄”，从老庄中吸取自然的人生格调，但他对老庄自然的体认却不同于嵇康，他把世俗的存在看做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人类个体应加以调整来顺适这个“自然”。用他自己的话说，“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世说新语·政事》）大自然有消有息，是变化的，人也应该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才是自然。正是这样，山涛先隐身自晦，后又出仕司马氏，却不是矫情，不是投机钻营，都是任其自然的结果。因为从曹魏与司马氏之间的残酷的政治斗争来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并无什么正义可言。更何况曹魏统治者，连年的战争，再加上生活的荒淫奢侈，不但没有多少建树，反而弄得民力凋弊。而司马父子苦心经营几十年，登上皇位，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象山涛这样的士人出仕做官，是因循这种历史变化的结果，本无可厚非。并且山涛在曹爽诛杀之前，只做过几任小官，根本算不上曹魏集团的成员，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变节”，更不能视为“叛党”。因出仕司马氏而贬抑山涛者，显然是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对魏晋之际的政治形势缺乏正确的把握，视曹魏为正统，司马氏是篡权的奸臣，而过分强调士人的忠孝节义，以七贤的政治倾向作为评价标准所造成的。
余嘉锡先生认为山涛“平生与时俯仰，为取富贵”。其实山涛虽居贫，但并没有像王戎一样，贪财聚敛，为官几十年，连生活的基本物质都非常缺乏。终其一生，山涛只有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致使晋武帝为他立室。显然说他为取富贵，失之偏颇。而“与时俯仰”也存在着怎么看待的问题。从当时人们对山涛的赞扬来看，主要是他的“伟量”所表现出来的风神气度使他成为名士，叫人叹赏。而这“伟量”也使他在政界能“心存事外，与时俯仰”。（《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阳秋》）他静观时局的变化，把老庄以柔克刚、知雄守雌的辩证思想运用到处世上来，以不争而争，以无私而成其私，往往采取以退为进的方略。每一次矛盾斗争到来，他害怕为世俗所摧折，于是上表请退，他仕晋三十多年，陈情请退表不知多少次，结果不但没有免官，反而不断升迁。要不失去自我而顺应世俗是非常不容易的，何况山涛耿直，不屈从于权贵，有着”介然不群“的个性。羊祜执政，他们想危害裴秀，山涛是“正色保持之”。由此得罪权贵，出为冀州刺史。他也感到难与权贵群小杂处，多次辞职。总之，山涛仕晋几十年，虽然毫发未伤，官越做越大，但他并没有违背良心，做助纣为虐的事。当然，这种“与时俯仰”，乍看起来有失圆滑，但对于应付险恶的政治环境又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因此而贬抑山涛是不公正的。
贬抑山涛还不要紧，更重要是不能把山涛再次出仕作为竹林七贤解体的分界线，据此而把竹林之游的时间定在嘉平初年到嘉平末年。[4]
我们知道当时竹林七贤们交朋友是极为讲究的，嵇康说过朋友相交，在于“贵识其天性”。像嵇康的哥哥嵇喜就不够资格与他们做朋友，吕安视为凡鸟拒绝交往，阮籍以白眼相待；名公子钟会，嵇康不结一言。而山涛与阮籍、嵇康不是一般的朋友，他们“异于常交”，“契若金兰”。（《世说新语·贤媛》）这样看来嵇康在山涛出仕司马氏前对他的追求以及为人不可能不知道，为此他怎么会因山涛出仕而绝交呢？还有他们相交的原则是“和而不同”，嵇康不会因自己拒绝做官，而反对别人出仕，他认为只要天性使然，就无可厚非。他不因阮籍出仕而绝交，也不因此而影响对他的评价，他高度赞扬阮籍“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同样，他也不会因山涛出仕、山涛举荐自己而绝交的。竹林七贤也更不会因此而解体。嵇康虽然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但不是真正要与山涛绝交，这里有两点必须弄清楚，一是山涛举荐嵇康自代的目的，二是写这封书信的时间。嵇康在信里写道：“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前年”是指哪一年呢？《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注引《世语》说：“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已败。”又注引《魏氏春秋》曰：“大将军常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陆侃如先生据此认为
嵇康避居河东应在正元二年到甘露三年，“前年”就当指景元二年。嵇康避居的真正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标榜自己的名节，而是为了避祸。作为朋友山涛也应知道嵇康曾拒大将军司马氏征辟，他却偏要在此时想举康自代，用意显然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嵇康能“离事自全，以保天年”。对于这一点嵇康也明白，因此他在书信中反复申明自己的天性，希望他们之间能像子房、许由、接舆一样，虽然他们有“穷”“达”的区别，但只要各自因循了自己的自然之性，就能“殊途同致”，“各附所安”。另外嵇康不在甘露三年从河东还时马上写信与山涛绝交，却等到距拟以自代之事已过去两三年的景元二年，显然是另有目的。景元元年五月曹髦被刺杀，而司马昭把一切归罪于成济，夷济三族，又择立新君，玩弄虚假的把戏，嵇康再也忍无可忍，又无以为由，只好重提旧事，以此为幌子，来尽情抨击司马氏的虚伪。“七不堪，二甚不可”真像刺进司马氏心口的把把匕首，使“大将军闻而怒焉”，嵇康知道自己这样难逃杀戮，因此他在信中含蓄地把自己未成年的儿子托付给山涛，并意重情深地写道：“其意如此，既已解足下，并以为别”。这里的“别”，我们不应该理解为绝交，而是绝别。嵇康临死前对自己的孩子说：“山巨源在。汝不孤矣”，就是这里最好的注解。显然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但不是他们真正的绝交，嵇康与山涛从没有断绝交往。
参考文献：
[1]房玄龄.晋书·孙绰传[Z].卷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
[2]余嘉锡.世说新语·品藻[Z].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戴明扬.嵇康集校注·答难养生论[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卫绍生.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辩[J].中州学刊，1999.5.
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09-28
人们指责山涛，贬低山涛，主要认为他不该出仕司马氏。如东晋孙绰说：“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若以元礼为龙门，则当点额暴鳞矣。”[1]似乎只有隐而不出才能为名高。尤有甚者，把他的出仕看做是一种变节行为，把山涛看成叛党。如余嘉锡先生说：“巨源之典选举，有当官之誉；而其在霸府，实入幕之宾。虽号为名臣，却为叛党。平生最与时俯仰，以取富贵。迹其始终，功名之士耳。”[2]（P536）这与当时孙盛的评价“通简有德”不同。（《世说新语·品藻第九》注引《魏氏春秋》）之所以有如此差异，是因为其中存在着一个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的问题。
魏晋之际政治斗争极为残酷，士人的政治热情骤减，原有的个体存在的价值、人生的意义无复依存，他们在彷徨中承载着巨大的失落。与此同时，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迫使个体去寻找新的精神归宿。而竹林七贤就是这群士人的先锋。他们选择以庄子的人生哲学来标榜人的自然之性，企图重新再塑造士人的个体人格。嵇康在《释私论》中阐述道，要做君子，就必须超越社会上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顺着自己的自然本性生活。这样的个体往往能够不以外物为累，不与大道相违，而与物情顺通。正因如此，要张扬主体人格精神，维护主体的人格独立而不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就必须看到万物都有各自不同的性，而性又要各适其自然，因此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强调“和而不同”，让每一个个体都各循其性来与社会群体和谐一致。而要实现“和而不同”，就必须以反对“同而不和”为前提，因为如果从“同而不和”这一思想出发，人与人之间就必然会“驰骋于世教之内，争巧于荣辱之间”。[3]
正是这样，竹林七贤他们之间的彼此相投，不是“同”，而是在“和”这一前提下的“不同”。他们高举自我，放情肆志，像嵇康高洁、正直、孤傲，如孤松独立，决不与司马氏合作；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至慎著称，放诞不羁，却混迹司马氏身边等。这种种的不同，是竹林七贤对“自然”不同的体认，是他们个性的充分体现。个性的展露其实就是竹林七贤对个体人格独立的一种追求，是他们七贤风度的具体体现。而竹林七贤为人称道的不是他们的气节，而正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潇洒狂放、颓废不语、“师心”“师气”的风度。这种风度成为魏晋一代士人的代表，也是这一特定时代士人人格的主体精神的显现，他们的追求以及在追求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就成为这一名士集团的标识。
竹林七贤既然追求的不是形迹的相同，而是在饮酒谈玄中的神交、神解，彼此的精神交流，精神的超越，那么评价竹林七贤就应从他们“和而不同”的结交原则出发，以他们的精神追求为着眼点，结合当时社会的思想实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知人论世。
山涛从小志向远大，十七岁时族人就加以推荐。虽然他“性好老庄”，从老庄中吸取自然的人生格调，但他对老庄自然的体认却不同于嵇康，他把世俗的存在看做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人类个体应加以调整来顺适这个“自然”。用他自己的话说，“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世说新语·政事》）大自然有消有息，是变化的，人也应该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才是自然。正是这样，山涛先隐身自晦，后又出仕司马氏，却不是矫情，不是投机钻营，都是任其自然的结果。因为从曹魏与司马氏之间的残酷的政治斗争来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并无什么正义可言。更何况曹魏统治者，连年的战争，再加上生活的荒淫奢侈，不但没有多少建树，反而弄得民力凋弊。而司马父子苦心经营几十年，登上皇位，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象山涛这样的士人出仕做官，是因循这种历史变化的结果，本无可厚非。并且山涛在曹爽诛杀之前，只做过几任小官，根本算不上曹魏集团的成员，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变节”，更不能视为“叛党”。因出仕司马氏而贬抑山涛者，显然是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对魏晋之际的政治形势缺乏正确的把握，视曹魏为正统，司马氏是篡权的奸臣，而过分强调士人的忠孝节义，以七贤的政治倾向作为评价标准所造成的。
余嘉锡先生认为山涛“平生与时俯仰，为取富贵”。其实山涛虽居贫，但并没有像王戎一样，贪财聚敛，为官几十年，连生活的基本物质都非常缺乏。终其一生，山涛只有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致使晋武帝为他立室。显然说他为取富贵，失之偏颇。而“与时俯仰”也存在着怎么看待的问题。从当时人们对山涛的赞扬来看，主要是他的“伟量”所表现出来的风神气度使他成为名士，叫人叹赏。而这“伟量”也使他在政界能“心存事外，与时俯仰”。（《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阳秋》）他静观时局的变化，把老庄以柔克刚、知雄守雌的辩证思想运用到处世上来，以不争而争，以无私而成其私，往往采取以退为进的方略。每一次矛盾斗争到来，他害怕为世俗所摧折，于是上表请退，他仕晋三十多年，陈情请退表不知多少次，结果不但没有免官，反而不断升迁。要不失去自我而顺应世俗是非常不容易的，何况山涛耿直，不屈从于权贵，有着”介然不群“的个性。羊祜执政，他们想危害裴秀，山涛是“正色保持之”。由此得罪权贵，出为冀州刺史。他也感到难与权贵群小杂处，多次辞职。总之，山涛仕晋几十年，虽然毫发未伤，官越做越大，但他并没有违背良心，做助纣为虐的事。当然，这种“与时俯仰”，乍看起来有失圆滑，但对于应付险恶的政治环境又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因此而贬抑山涛是不公正的。
贬抑山涛还不要紧，更重要是不能把山涛再次出仕作为竹林七贤解体的分界线，据此而把竹林之游的时间定在嘉平初年到嘉平末年。[4]
我们知道当时竹林七贤们交朋友是极为讲究的，嵇康说过朋友相交，在于“贵识其天性”。像嵇康的哥哥嵇喜就不够资格与他们做朋友，吕安视为凡鸟拒绝交往，阮籍以白眼相待；名公子钟会，嵇康不结一言。而山涛与阮籍、嵇康不是一般的朋友，他们“异于常交”，“契若金兰”。（《世说新语·贤媛》）这样看来嵇康在山涛出仕司马氏前对他的追求以及为人不可能不知道，为此他怎么会因山涛出仕而绝交呢？还有他们相交的原则是“和而不同”，嵇康不会因自己拒绝做官，而反对别人出仕，他认为只要天性使然，就无可厚非。他不因阮籍出仕而绝交，也不因此而影响对他的评价，他高度赞扬阮籍“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同样，他也不会因山涛出仕、山涛举荐自己而绝交的。竹林七贤也更不会因此而解体。嵇康虽然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但不是真正要与山涛绝交，这里有两点必须弄清楚，一是山涛举荐嵇康自代的目的，二是写这封书信的时间。嵇康在信里写道：“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前年”是指哪一年呢？《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注引《世语》说：“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已败。”又注引《魏氏春秋》曰：“大将军常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陆侃如先生据此认为
嵇康避居河东应在正元二年到甘露三年，“前年”就当指景元二年。嵇康避居的真正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标榜自己的名节，而是为了避祸。作为朋友山涛也应知道嵇康曾拒大将军司马氏征辟，他却偏要在此时想举康自代，用意显然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嵇康能“离事自全，以保天年”。对于这一点嵇康也明白，因此他在书信中反复申明自己的天性，希望他们之间能像子房、许由、接舆一样，虽然他们有“穷”“达”的区别，但只要各自因循了自己的自然之性，就能“殊途同致”，“各附所安”。另外嵇康不在甘露三年从河东还时马上写信与山涛绝交，却等到距拟以自代之事已过去两三年的景元二年，显然是另有目的。景元元年五月曹髦被刺杀，而司马昭把一切归罪于成济，夷济三族，又择立新君，玩弄虚假的把戏，嵇康再也忍无可忍，又无以为由，只好重提旧事，以此为幌子，来尽情抨击司马氏的虚伪。“七不堪，二甚不可”真像刺进司马氏心口的把把匕首，使“大将军闻而怒焉”，嵇康知道自己这样难逃杀戮，因此他在信中含蓄地把自己未成年的儿子托付给山涛，并意重情深地写道：“其意如此，既已解足下，并以为别”。这里的“别”，我们不应该理解为绝交，而是绝别。嵇康临死前对自己的孩子说：“山巨源在。汝不孤矣”，就是这里最好的注解。显然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但不是他们真正的绝交，嵇康与山涛从没有断绝交往。
参考文献：
[1]房玄龄.晋书·孙绰传[Z].卷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
[2]余嘉锡.世说新语·品藻[Z].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戴明扬.嵇康集校注·答难养生论[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卫绍生.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辩[J].中州学刊，1999.5.
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