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从中学开始严重偏科，情绪上抵触数理化，讨厌那种存在必然答案的运算方式。语文课不像理科那样需要与自己较力，优美字句易于深入我心，体会之后自然而然形成了记忆，而且我迷恋于语文给自由和想像预留的空间―――有本诗集叫《学习之甜》，提炼的就是这种感受。但我对语文也存疑，它像一根指路的弯曲手指，暗示必经转折才能抵达的终点―――隐隐觉得，沿着手指原来的方向，肯定会偏离我向往的目的。 语文课本里的范文，由前辈和专家千挑万选，学生似乎必须放弃个人判断去赞美。但我不喜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虽为我心爱，但我不觉得这首诗有何伟大的高明之处。喜欢“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但我应该说两者都好，老师的眼神和语气都在暗示和鼓励，批评前者就意识着承受某种秘而不宣的制度压力。 高中时我同时存在两个周记本。一本是上交给老师看的：美好、歌颂、感动，加上因生硬而掷地有声的中心思想和意义。我成了无法从合唱团里区别自己的一条声带，它的声音再高再低，其实都是听不见的。另一本周记才真正被珍视，我不敢设想除自己还有另外的读者，我把它藏在上锁的抽屉里，没人知道它存在。内容与第一本构成鲜明反差，这本周记里藏了那么多阴影：妒意、忧伤、烦闷……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经常怀疑到虚无。这些文字，是从履历表和舆论中筛出来的生活那细小的残渣，它们才真正属于我，带着我的体温和皮屑。 但是为了赢得考分和某种安全感，我不断在第一本周记上跋涉，进行口号式的造句练习和道德表态―――它们与我内心毫无关系，不过是社会制度上粗制滥造的小瓷砖，我得把它们一块一块贴牢在自己的脸上。换言之，第一本周记是不良教育体制的直接产物，象征着我从未成年起就开始某种说谎的生涯。我猜想未来的漫长时日里，我也将以讨巧的文字方式赚取稿费、荣誉和自我塑造中的正面形象。 2 从命题作文到真正的创作，中间隔着障碍，很多人无法摆脱前者多年笼罩的阴影。这也暴露了一个潜规则，当年让你一丝不苟加以背诵的课本经典，可能也正是写作中需要当作标靶予以打击的东西。如果沿袭当年老路，我们势必会堕入庸俗的圈套。一篇今天看起来的好作品不在于多么像我们过去学习到的范本，恰恰在于，它不像―――成功的秘诀在于背叛。 语文是基础的底座，是最早的纤维结构，它至少应具备文学的雏形，但对我来说，它成了文学的敌人。语文和文学之间成了斗争关系。语文要求一致，文学要求个性。语文要标准答案，文学要自由想像。语文课应做是对工具的掌握，而不是给出劳动的结果；而语言的真正魅力在于它的个人化、在于它和准确原则并不冲突的不确定性，却一再被语文课所忽略。 我不是说，学习语文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才是好的，我想语文课中的归纳、分段、排序等等的枯燥训练都有用，如同再大胆的数学假猜，也必须是在熟练掌握公式后才能无往不至，在自由王国里驰骋。但当我们被旧观念紧紧缠缚，必须学会断臂求生，哪怕从此面对的，是一条千难万难的路。 3 有人在集体里才能获得安全感，有人恰恰因为在处于集体里就会感到不安―――至少在写作上，我愿意放逐自己，置身孤独。集体给予的安全感总是让我害怕。记得影视里的经典镜头―――手持鲜花、从远方集体涌来的少先队员们，一边舞动花束，一边像被检查扁桃腺是否发炎的患者那样嘴里发出拖了长声的“啊”―――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混杂着难以忍受的感动与恐慌，一阵阵地，皮肤禁不住起鸡皮疙瘩。 我已经忍受不了靠语气助词“啊”、“啦”、“呀”所建立的造作抒情方式，忍受不了诗朗诵或话剧般高调地追求表演效果，忍受不了端庄、慷慨而凛然的危言大义……我忍受不了种种的语文后遗症，它们让我食用过量后反胃。我的叛逆不是以更趋暴力的方式展示的，而是更有控制，更含而不露。再看散文圈里惯常的“发思古之幽情”，也可以简称为一种高尚的“发情”罢了，其实，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被作者首肯的高尚。 写作中存在着近于任性的自由，近于自由的魔法，近于魔法的爱情，近于爱情的生死，近于生死的寂寞……我坚信，这才是我一直热爱的理由，而不是被老师和专家所高调强化的功能和使命。我不认为热衷繁殖人类的就比热衷性爱本身的就更高尚。是的，我不想标榜中神圣的写作目标，也无意虚拟神授的使命感，对我来说，写作仅是自救与自娱的渠道。我没想过怎么专门“为人民服务”，因为肯定存在着一小撮与我同道的人民，我不介意顺便为他们服务，但也决不被迫履行所谓的义务。我像个打粮食只为自己吃的农民，我不认为产量必大于自己的食用量，我活着才不可耻，才有所谓的意义。如果有人拿我的麦田当了欣赏中的乡村风光，不也挺好吗？ 睡眠覆盖，梦和梦想是灵魂秘密的逃亡之路，写作是或许我们能够呈现在公共面前的途径。我认定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羊肠路上。如果走的人多了，开始成了路，后来成了沟，再后来就成一个长条形的深坑而已，一旦沉陷，我们别想看到更远的地平线，别打算再走出自己的方向。 4 经过多年驯养，我像头动物园里的野兽，再有狂烈外表，也失去了奔跑和捕食的能力。即使想在泥地里撒野打滚，我发现自己呈现的依然是经过化妆的面孔―――只不过原来画在脸上的是油彩，现在画的是污迹。 认识到问题，并不意味处境的改变。一个中年妇女意识到韶华已逝，她直面镜子里的丑陋现实了，但无助解决问题──她甚至是在明白以后加快老去的。从运用偶数词的习惯，到对意义孜孜以求的探讨，我的文字里满目旧日疮痍。 如何能够在充分尊重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提出个人创见？我像个不断抱怨旧工具的人，抱怨它不好使，抱怨它笨重，易划伤手指，可除了它的帮助，我甚至不能徒手打开一个罐头，何况被闭锁的整个新世界？ 对着镜子，再看看周围，我们特别乐于把自己化装成斗士，与假想的腐朽势力作战―――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戴上佐罗面具，对自己的身份半遮半掩。如果斗争胜利，我们会凭留下的玫瑰记号相认；如果失败，我们安全地回撤，继续当身体孱弱的乡下总督。 对社会弊端，似乎每个人都有不言自明的正义高亢的批判权。对自己背后的痣呢？我们终身携带，我们自己看不到所以从不提及，而看到它们的，将我们痛骂为流氓。 5 写作是以自己为主人公的童话，尽管它可能吊着一条非常残酷的尾巴。 一次次，我尝试出发，并不能预测既定的终点，只是向前滑行，希望脱节于被生活经纬捆绑的自我。有时候受困于记忆和传统，有时候真好，像蛛网上起死回生的昆虫，再次打开自己悬念般颤抖的翅膀。我不愿成为敌人的战俘，我选择死于自己愿望中的路上。 “写作要求一种性欲的自我节制。写作是释放压力，以免头颅爆裂之所需。写作是一种被理智控制的狂怒。”耶利内克还说，“我是一个典型的专制主义性格……我感觉到在我里面的绝对服从的本能，我必须常常和它抗争。” 文字呈现了一种矛盾困惑中的我自己：神经质，怀疑，愤怒，执迷，还有自己都不习惯的难以消化的激情……我像只泅渡海上的夜鸟，要在黑暗中前往它尚未了解的终点。我鼓励自己蓄意偏离语文试卷上的对勾，是的，那个红得带血的鱼钩，是个致命诱惑。 愿我有勇气克服语文带来的教养，唯美得虚弱的教养。我感到自身的邪恶，并由此欣喜。无意和圣徒们探讨救赎之路，我选择和魔鬼签售灵魂，如果我能博学纵横如浮士德，最后那一刻，我将情不自禁这样呼唤：“美啊，真美啊，请你停一停……然后，赶快，滚你妈的蛋吧！”
1 我从中学开始严重偏科，情绪上抵触数理化，讨厌那种存在必然答案的运算方式。语文课不像理科那样需要与自己较力，优美字句易于深入我心，体会之后自然而然形成了记忆，而且我迷恋于语文给自由和想像预留的空间―――有本诗集叫《学习之甜》，提炼的就是这种感受。但我对语文也存疑，它像一根指路的弯曲手指，暗示必经转折才能抵达的终点―――隐隐觉得，沿着手指原来的方向，肯定会偏离我向往的目的。 语文课本里的范文，由前辈和专家千挑万选，学生似乎必须放弃个人判断去赞美。但我不喜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虽为我心爱，但我不觉得这首诗有何伟大的高明之处。喜欢“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但我应该说两者都好，老师的眼神和语气都在暗示和鼓励，批评前者就意识着承受某种秘而不宣的制度压力。 高中时我同时存在两个周记本。一本是上交给老师看的：美好、歌颂、感动，加上因生硬而掷地有声的中心思想和意义。我成了无法从合唱团里区别自己的一条声带，它的声音再高再低，其实都是听不见的。另一本周记才真正被珍视，我不敢设想除自己还有另外的读者，我把它藏在上锁的抽屉里，没人知道它存在。内容与第一本构成鲜明反差，这本周记里藏了那么多阴影：妒意、忧伤、烦闷……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经常怀疑到虚无。这些文字，是从履历表和舆论中筛出来的生活那细小的残渣，它们才真正属于我，带着我的体温和皮屑。 但是为了赢得考分和某种安全感，我不断在第一本周记上跋涉，进行口号式的造句练习和道德表态―――它们与我内心毫无关系，不过是社会制度上粗制滥造的小瓷砖，我得把它们一块一块贴牢在自己的脸上。换言之，第一本周记是不良教育体制的直接产物，象征着我从未成年起就开始某种说谎的生涯。我猜想未来的漫长时日里，我也将以讨巧的文字方式赚取稿费、荣誉和自我塑造中的正面形象。 2 从命题作文到真正的创作，中间隔着障碍，很多人无法摆脱前者多年笼罩的阴影。这也暴露了一个潜规则，当年让你一丝不苟加以背诵的课本经典，可能也正是写作中需要当作标靶予以打击的东西。如果沿袭当年老路，我们势必会堕入庸俗的圈套。一篇今天看起来的好作品不在于多么像我们过去学习到的范本，恰恰在于，它不像―――成功的秘诀在于背叛。 语文是基础的底座，是最早的纤维结构，它至少应具备文学的雏形，但对我来说，它成了文学的敌人。语文和文学之间成了斗争关系。语文要求一致，文学要求个性。语文要标准答案，文学要自由想像。语文课应做是对工具的掌握，而不是给出劳动的结果；而语言的真正魅力在于它的个人化、在于它和准确原则并不冲突的不确定性，却一再被语文课所忽略。 我不是说，学习语文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才是好的，我想语文课中的归纳、分段、排序等等的枯燥训练都有用，如同再大胆的数学假猜，也必须是在熟练掌握公式后才能无往不至，在自由王国里驰骋。但当我们被旧观念紧紧缠缚，必须学会断臂求生，哪怕从此面对的，是一条千难万难的路。 3 有人在集体里才能获得安全感，有人恰恰因为在处于集体里就会感到不安―――至少在写作上，我愿意放逐自己，置身孤独。集体给予的安全感总是让我害怕。记得影视里的经典镜头―――手持鲜花、从远方集体涌来的少先队员们，一边舞动花束，一边像被检查扁桃腺是否发炎的患者那样嘴里发出拖了长声的“啊”―――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混杂着难以忍受的感动与恐慌，一阵阵地，皮肤禁不住起鸡皮疙瘩。 我已经忍受不了靠语气助词“啊”、“啦”、“呀”所建立的造作抒情方式，忍受不了诗朗诵或话剧般高调地追求表演效果，忍受不了端庄、慷慨而凛然的危言大义……我忍受不了种种的语文后遗症，它们让我食用过量后反胃。我的叛逆不是以更趋暴力的方式展示的，而是更有控制，更含而不露。再看散文圈里惯常的“发思古之幽情”，也可以简称为一种高尚的“发情”罢了，其实，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被作者首肯的高尚。 写作中存在着近于任性的自由，近于自由的魔法，近于魔法的爱情，近于爱情的生死，近于生死的寂寞……我坚信，这才是我一直热爱的理由，而不是被老师和专家所高调强化的功能和使命。我不认为热衷繁殖人类的就比热衷性爱本身的就更高尚。是的，我不想标榜中神圣的写作目标，也无意虚拟神授的使命感，对我来说，写作仅是自救与自娱的渠道。我没想过怎么专门“为人民服务”，因为肯定存在着一小撮与我同道的人民，我不介意顺便为他们服务，但也决不被迫履行所谓的义务。我像个打粮食只为自己吃的农民，我不认为产量必大于自己的食用量，我活着才不可耻，才有所谓的意义。如果有人拿我的麦田当了欣赏中的乡村风光，不也挺好吗？ 睡眠覆盖，梦和梦想是灵魂秘密的逃亡之路，写作是或许我们能够呈现在公共面前的途径。我认定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羊肠路上。如果走的人多了，开始成了路，后来成了沟，再后来就成一个长条形的深坑而已，一旦沉陷，我们别想看到更远的地平线，别打算再走出自己的方向。 4 经过多年驯养，我像头动物园里的野兽，再有狂烈外表，也失去了奔跑和捕食的能力。即使想在泥地里撒野打滚，我发现自己呈现的依然是经过化妆的面孔―――只不过原来画在脸上的是油彩，现在画的是污迹。 认识到问题，并不意味处境的改变。一个中年妇女意识到韶华已逝，她直面镜子里的丑陋现实了，但无助解决问题──她甚至是在明白以后加快老去的。从运用偶数词的习惯，到对意义孜孜以求的探讨，我的文字里满目旧日疮痍。 如何能够在充分尊重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提出个人创见？我像个不断抱怨旧工具的人，抱怨它不好使，抱怨它笨重，易划伤手指，可除了它的帮助，我甚至不能徒手打开一个罐头，何况被闭锁的整个新世界？ 对着镜子，再看看周围，我们特别乐于把自己化装成斗士，与假想的腐朽势力作战―――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戴上佐罗面具，对自己的身份半遮半掩。如果斗争胜利，我们会凭留下的玫瑰记号相认；如果失败，我们安全地回撤，继续当身体孱弱的乡下总督。 对社会弊端，似乎每个人都有不言自明的正义高亢的批判权。对自己背后的痣呢？我们终身携带，我们自己看不到所以从不提及，而看到它们的，将我们痛骂为流氓。 5 写作是以自己为主人公的童话，尽管它可能吊着一条非常残酷的尾巴。 一次次，我尝试出发，并不能预测既定的终点，只是向前滑行，希望脱节于被生活经纬捆绑的自我。有时候受困于记忆和传统，有时候真好，像蛛网上起死回生的昆虫，再次打开自己悬念般颤抖的翅膀。我不愿成为敌人的战俘，我选择死于自己愿望中的路上。 “写作要求一种性欲的自我节制。写作是释放压力，以免头颅爆裂之所需。写作是一种被理智控制的狂怒。”耶利内克还说，“我是一个典型的专制主义性格……我感觉到在我里面的绝对服从的本能，我必须常常和它抗争。” 文字呈现了一种矛盾困惑中的我自己：神经质，怀疑，愤怒，执迷，还有自己都不习惯的难以消化的激情……我像只泅渡海上的夜鸟，要在黑暗中前往它尚未了解的终点。我鼓励自己蓄意偏离语文试卷上的对勾，是的，那个红得带血的鱼钩，是个致命诱惑。 愿我有勇气克服语文带来的教养，唯美得虚弱的教养。我感到自身的邪恶，并由此欣喜。无意和圣徒们探讨救赎之路，我选择和魔鬼签售灵魂，如果我能博学纵横如浮士德，最后那一刻，我将情不自禁这样呼唤：“美啊，真美啊，请你停一停……然后，赶快，滚你妈的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