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卷 第6期Vol.31No.6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JournalofZhaotongTeachersCollege2009年12月
Dec.2009
○历史学
近十五年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综述
卢 朝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统治阶层,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学者们在以往用经济和阶级为视角研究士族的基础上,又用个案、地域、文化、婚姻等视角对士族进行
多角度的研究,对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士族; 研究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322(2009)06-0006-06
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统治阶层,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在某种
意义上,魏晋南北朝史也就是士族的兴衰史,士族研究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学者们在以往用经济和阶级为视角研究士族的基础上,又用个案、地域、文化、婚姻等视角对士族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使得对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
一、对士族个案研究
正如余时英先生所言,士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士与宗族的结合体。因此,以个案研究士族可以从众多纷乱复杂的士族个案中去找寻士族的共
同点。
在魏晋南北朝总体视野下对士族进行个案研究:孙丽《魏晋时期琅琊王氏崛起原因初探》作者以琅琊王氏中王祥、王览、王戎、王衍、王澄入手,认为他们以儒学为基础,遵从西晋司马氏所标榜的孝友礼法,善于在政治斗争中保全宗族,适时由儒入玄,为琅琊王氏在东晋时成为江左第一高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俊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武威贾氏》[2]解析了武威贾氏这一望族的各个支系在三百年中的兴衰,认为这一望族的各个支系既有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具有较高理政能力;尽忠王室,维护统一;家学传承源远流长等共同特点。又有前期擅长兵法智谋,后期趋于理政从文;
收稿日期:2009-07-13
[1]
北方崇尚仕宦,南方崇尚学术;北方注重儒学学习,南方重视史学研究;北方贾氏士族门第稍高于
南方不同的特点。
以南北朝不同的政治环境对士族进行个案研究: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
[3]
。作者认
为陈郡谢氏的崛起在于谢尚刺豫,而他在刺豫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非常多,谢安屡诏不起原因在于以清谈提高声誉和开拓东土,皆为谢氏门户计,淝水之战是桓、谢两大家族联手取得的胜利。杨合琳《陶侃及陶氏家族兴衰与门阀政治关系》[4]。本文考察陶侃及其家族的兴衰过程,讨论了庶族武装力量在两晋之际特别是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高诗敏《赵郡李氏的迁徙及其分布与李唐先世之关系》[5]。主要论述了赵郡李氏由于政治、经济原因,以赵郡平棘为基地,不断向周边地区迁徙和对其产生影响,同时考察了它与李唐的关系。高诗敏《北朝范阳卢氏形成冠冕之首的诸因素》[6]。主要论述了范阳卢氏以婚姻而非官宦,同时以“儒学”为家学构成了冠冕之首。高诗敏《北朝清河崔氏的曲折发展及其特征》。论述清河崔氏经历崔浩被诛后,家族中心向其他房支转移,其后又以孝文帝改革为契机乘势崛起,其部分成员还仕于南朝宋、齐、梁三代,又论及其地缘婚的特征。高诗敏《十六国时期渤海封氏的变迁》[8]。文章主要从婚宦两个方面分析了渤海封氏不同与其他家族的特点,有助于北朝历史的研
[7]
作者简介:卢朝(1982— ),男,陕西合阳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6·
卢朝近十五年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综述第6期
究。郭峰《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一个少数民族汉化士族家族门第的历史荣衰》[9]。本文以少数民族源氏为例进行个案研究,分析了少数民族汉化士族在北朝、隋、唐时期的荣辱兴衰过程及其原因。徐美莉《试论北朝时期弘农杨氏的兴衰》[10]认为弘农杨氏在南北朝时期留在北方,仕宦于异族。他们在北魏崛起的原因在于良好的历史机遇和自身所具备的道德修养与文武才能;而在北魏末期遭受重创的原因在于:与他们关系密切的皇权衰微,丧失了对他们保护的能力。在进入北齐、北周后弘农杨氏分为东西两支,由于政治机遇不同东支走向衰败,西支得到长足发展。
二、从地域来研究士族
士族是具有地方政治势力特色的一种统治阶层,不同地域的士族具有不同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区域性的政权较多,各个区域内的士族对他们所在区域的政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北方地区士族的研究:孔毅《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11]。此文主要论述了东魏北齐文士集团的形成、发展以及当权统治者、鲜卑勋贵对待它的态度及其的消亡。张金龙《河西士人在北魏的政治境遇及其文化影响》。文章通过考察河西士人及其后代北凉被灭亡后进入北魏的政治境遇、文化影响,认为他们对北魏的文化影响不可评价过高,学界对河西士人的文化影响甚大的传统观点值得商榷。王洪信《石勒与北方士族》[13]作者以分析石勒生活的历史背景为基点,认为石勒一方面对北方士族十分仇恨,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十分优容,这与石勒早年的生活经历和他在起事后对政治人才的需求有关。刘国石《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14]。作者从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两个方面去考察。慕容氏对待两晋政权和赵魏士族的态度以及自身政权的刑政清明对于赵魏士族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赵魏士族对慕容氏的军事外交、制度改革、善政发展,教育建设都做出相当大的贡献。两者的结合对十六国和北朝的历史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张晓连《试论魏晋关中士族》[15]。此文主要论述了魏晋时期关中士族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及其自身具有的特征。薛金玉、张晓连《试论魏晋时期河陇士族》认为河陇士族形成的基础是两汉之际的河陇大族;河陇士族
[16]
[12]
发展于十六国时期采取依靠士族政策的五凉政
权;河陇士族中的一部分是从中原迁徙来的,因此河陇士族与中原士族关系比较密切;因为河陇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河陇士族具有崇尚武功,敦尚儒学,士族层次较低的特点。李海叶《汉人士族与慕容政权》[17]。作者以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慕容儁进据邺城为分界点,把慕容政权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由于慕容氏政权处于草创阶段,汉人士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处于权力最高层;后期由于慕容氏政权内部已成长起一批文武兼备的人才,加之他们本身固有的民族意识,汉人士族在慕容氏政权中的地位已逐渐下降。李永康、张彩琴《河东士族归入“关中郡姓”考释—以裴氏为例》[18]。考察了河东士族被列为“关中郡姓”的原因是:他们在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后,与西魏北周政权主动结合。
对南方地区士族的研究:孙中旺《吴姓士族与刘宋建国》[19]认为吴姓士族和刘裕合作的历史原因是基于刘裕的寒微出身与吴姓士族在东晋的仕宦不达,二者结合的历史机遇是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吴姓士族在刘宋建国的过程中贡献巨大,但吴姓士族的努力并未改变他们低微的地位。李兆成《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作者在分析三国时益州士族势力的基础上,认为蜀汉政权在吸取刘焉、刘璋对待士族的教训和维护蜀汉政权的前提下,尊重益州士族、保护他们的利益,因此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但在蜀汉政权后期,统治者与益州士族关系恶化,导致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灭亡采取了漠视的态度。王光照《梁季江陵政权的始末及江左士族的社会的变迁》。作者在论述梁季江陵政权的建立、发展、灭亡的过程的基础上,揭示了南朝高门士族的消亡和次等士族的崛起以及南朝统治阶层内部所产生的重大变化。王蕊《徐兖籍士族与东晋前期政治》[22]认为徐兖籍士族彼此之间相互联姻,相互提携,政治上相互支持;而且他们与皇室关系密切,入主中枢,掌握中央禁卫军和重要方镇军权,对东晋前期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毅《南朝刘宋时期门阀士族从中心到边缘的历程》[23]。作者以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三个时期分别讨论门阀士族在刘宋政权建立后所受到皇权的种种压制和打击及门阀士族对这种情况的应对措施。说明门阀政治在南
·7·
[21]
[20]
第31卷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31]
2009年(总第127期)
朝皇权政治重建所面临的“无可奈何花落去”
局面。
三、从政治学或社会学某一角度研究士族从各政权与士族之间关系和各政权对士族的政策角度研究士族:杨德柄《西晋的崩溃与门阀分化》[24]认为,西晋灭亡的原因在于宗王争权的“八王之乱”而非门阀士族的清谈误国。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西晋当权者对门阀重臣的的打压使得他们远离军政活动,无力对西晋灭亡负责;另一方面西晋当权者大封同姓诸王,使得宗王争权,把西晋推向灭亡。同时西晋的灭亡使得门阀经过战争洗礼更加具有活力。史睿《北周、隋、唐初的士族政策与政治秩序的变迁》[25]。论述了周、隋与唐初政权对待士族不同的方式:周、隋非制度化的政权强制手段,使士族中央化和唐初的以制度化的方式对政治秩序产生不同影响。江涛《两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与外戚政治》[26]认为同为士族支持建立的两晋政权,外戚政治表现却不同。在西晋,由于皇权政治强于门阀政治,门阀士族积极与皇族进行政治联姻,以期分享更大的权力。在东晋时,由于皇权政治弱于门阀政治,因此皇族积极向门阀士族联姻,借此伸张皇权,而门阀士族也借外戚身份发展自己家族的势力。袁方《浅析士族在前赵及石勒前期不受重用的原因》[27]。主要论述了士族在前赵和石勒前期不受重用的三个原因:前赵和石勒政权对待士族的态度,士族对这两个政权抱有的偏见,其它政权对士族的吸引。王力平《中古士族到士人演进》
[28]
念》。文章主要论述了在十六国统治者对待士人政策、措施各异的情况下,士人们以自己的家族利益为前提,效忠于某一政权或分散其家族保存力量。
从士族对待南北政权的态度及其两者之间关系研究士族:陶贤都《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态度分析》[32]。本文以北方汉族士人本身因素和南朝政治环境方面因素入手,分析了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及其发展和变化。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33]。作者在利用近年来新发现的墓志为资料的基础上,认为东晋京口地区北方的中下层士族在与南人联姻;以侨居地为籍贯,将居地和墓地置于侨籍所属侨州郡县者三个问题与南方社会较好融合,而江左高门士族却不能。因此,东晋刘宋高门士族逐渐远离国家政权核心,而中下层士族得以崛起。陈迪军《北归士族在北朝发展的几种模式初探—以太原晋阳王氏、渤海刁氏、琅琊王氏北归后的发展为例》。本文主要以晋阳王氏、渤海刁氏、琅琊王氏北归发展为例,分别探讨了北归士族在北朝发展的几种模式。王汇、王仁磊《略论汉族士人与北魏合作关系建立》
[35]
[34]
。把汉族士人与北魏合
作关系分为四个时间段来分析,论述了四个不同时间段汉族士人与北魏政权的合作关系。
从军权与士族两者之间关系研究士族:庞骏《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作者将西晋士族掌军权分为尚未统一的前期,统一的中期及八王之乱的后期;在前期士族普遍较高程度掌握军权,中期士族执掌军权的程度急剧下降,后期士族对军权的执掌有空前扩大。最后分析了士族执掌军权的方式和对士族在以后的发展的影响。张亚军《论南朝士族武风趋于文治形象转变》[37]。考察了南朝士族由武风向文治转变的过程、表现及其原因。
从士族的定义、形成、衰亡角度研究士族:薛菁《魏晋时期的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38]。以法律层面为视角,认为魏晋时期对门阀士族特权法的颁布,是门阀士族形成的重要标志。张爱波《西晋“世族”、“势族”、“士族”之考辩》[39]。本文分析了世族”、“势族”、“士族”三个概念不同的特点,揭示它们三者之间本质区别。刘啸《论汉末名士到魏晋士族的复杂历程———以汉末颍川荀、钟、陈三家为中心》[40]以汉末颍川名
[36]
。此文以基层社会与国家权
力为视角,国家以选举政策为起点把官吏特别是
地方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促使中古士族衰落以及向士人转变。
婚姻是士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从婚姻和家庭的角度对士族进行研究:刘少虎《从两晋南北朝士族的婚姻心态看门阀势力的衰落》[29]。文章以狭隘性、排异性、片面性三个特征分析了两晋南北朝士族的婚姻心态,进一步揭示了士族衰落的过程。王旭东《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30]。此文以判断门阀士族两大重要标准之一的婚姻为线索,分析了门阀士族婚俗演变过程,说明了“士庶不婚”是造成门阀士族没落重要原因之一。江中柱《十六国时期北方士人的家族观·8·
卢朝近十五年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综述第6期
士荀、钟、陈三家三代为研究对象,论述了第一代荀淑、陈寔、钟皓服膺儒学和反对宦官专政;第二代荀爽、荀靖和陈纪隐居著书,不再激烈对抗宦官专政,而且出仕董卓,由地方名士转向中央权贵;第三代荀彧、陈群、钟繇积极入仕有所作为,已然成为朝廷贵族。从而阐述了汉末名士到魏晋士族的复杂历程。杨洪权《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主要论述了士族在两晋之际“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的历史背景下以移徙来保全宗族。作为高门士族,他们迁徙江南建立东晋政权,依然高居权力之巅;作为中下层士族选择留在北方仕异族,苦心经营其家族,使得他们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东晋士族的衰落及其对文化史的影响》[42]陈明从儒家文化角度论述士族在东晋政权建立过程中对内维护政治社会安定,对外抵御外族的入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南朝时期由于皇权重振及对士族的打压,使得士族远离政治,与此同时南朝政治也失去了士族文化价值的指导。宁志新、朱绍华《门阀士族衰落与衰亡的原因》。本文从经济特权和文化优势的丧失两方面出发,分别探讨了门阀士族的衰落和衰亡。
四、从思想文化研究士族
思想文化是士族区别于其他统治阶层的重要标志,也是士族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因此对士族的思想文化活动研究也颇受学者们的重视。
于瑞琦《东晋士族的君主观念》[44]。作者认为东晋士族阶层中存在的君主观念是复合型的,一方面士族对于司马氏象征性的君主既打压又保持;另一方面他们凭借自身的实力纷纷角逐于实际性的君主。复合型的君主观念是门阀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徐清祥《从族群信仰到个体信仰———兼论两晋士族信仰之变迁》参考文献:
[45]
[43]
[41]
了礼教为族群信仰,玄、佛为个人信仰;两晋士族
由儒入玄兼信佛教,而把政治信仰与个人信仰分开,把人的行为与心性分开。周唯一《南朝士族治学管窥》
[46]
认为作为南朝文化、学术的主体的士
族治学兴趣与爱好广泛,治学的对象明确,治学的方法多样化。由于南朝士族对学术文化热爱和治学态度的严谨,从而促进了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邰三亲《六朝河东裴氏的家学家风》。作者以六朝士族河东裴氏为个案,通过对他们的家学、家风研究认为:河东裴氏在西晋已形成博学尚儒、擅长清谈、推尚清俭、留心政事等家学家风;但进入南北朝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裴氏的家学,家风又产生了一些转变,如文武兼修。吴正岚《六朝门阀制度对江东士族儒学的影响》[48]以门阀制度作为研究六朝儒学衰而不亡的新视角,认为门阀制度使得侨、吴士族的门第差别所导致的文化差异与隔阂,以及门第使士族重视家学传承和追求家学个性,促使儒学在六朝有一定发展。郭宏珍《北方士族的历史文化使命》。本文以士族文化精神和儒家思想及其与乡里社会关系作为其基本特征,阐述了士族在三国时期、十六国时期不同的历史文化使命。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对于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仍然方兴未艾。这充分体现了士族研究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地位。但同时士族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首先,对士族研究的专著比较少;其次,对于中下层士族研究比较少;还有,缺乏在政治和经济的视野下,对士族进行宏观性的研究和把握。由于笔者的能力和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挂一漏万。而且在引用和表述学者们的观点时,很可能有认识不足和错误之处,敬请原谅和指正。
[49]
[47]
。作者论述
[1]孙丽.魏晋时期琅琊王氏崛起原因初探[J].南昌大学学报,2004,(1):103—107.[2]李俊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武威贾氏[J].史学月刊,2008,(7):125—128.[3]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1):84—91.[4]杨合琳.陶侃及陶氏家族兴衰与门阀政治关系[J].史学月刊,2004,(7):22—26.[5]高诗敏.赵郡李氏的迁徙及其分布与李唐先世之关系[J].河北学刊,1996,(1):86—90.[6]高诗敏.北朝范阳卢氏形成冠冕之首的诸因素[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2):24—28.[7]高诗敏.北朝清河崔氏的曲折发展及其特征[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2):12—18.[8]高诗敏.十六国时期渤海封氏的变迁[J].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3):17—24.
·9·
第31卷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总第127期)
[9]郭峰.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一个少数民族汉化士族家族门第的历史荣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3):1—10.
[10]徐美莉.试论北朝时期弘农杨氏的兴衰[M]//殷宪,马志强.北朝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1]孔毅.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1):8—11.
[12]张金龙.河西士人在北魏的政治境遇及其文化影响[J].兰州大学学报,1995,(2):139—144.[13]王洪信.石勒与北方士族[J].邢台师范高专学报,1996,(2):47—50.[14]刘国石.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J].吉林大学学报,1997,(5):67—71.[15]张晓连.试论魏晋关中士族[J].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8,(4-5):54—58.
[16]薛金玉,张晓连.试论魏晋时期河陇士族[M]//殷宪,马志强.北朝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7]李海叶.汉人士族与慕容政权[J].内蒙古师大学报,2001,(4):104—110.
[18]李永康,张彩琴.河东士族归入“关中郡姓”考释———以裴氏为例[J].运城学院学报,2005,(1):24—29.[19]孙中旺.吴姓士族与刘宋建国[J].苏州大学学报,2000,(3):109—113.[20]李兆成.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J].四川文物,2002,(6):7—15.
[21]王光照.梁季江陵政权的始末及江左士族的社会的变迁[J].安徽大学学报,2005,(6):6—11.[22]王蕊.徐兖籍士族与东晋前期政治[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5):22—26.
[23]孔毅.南朝刘宋时期门阀士族从中心到边缘的历程[J].江海学刊,1999,(5):111—118.[24]杨德柄.西晋的崩溃与门阀分化[J].武汉大学学报,1995,(3):24—26.
[25]史睿.北周、隋、唐初的士族政策与政治秩序的变迁[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3):43—49.[26]江涛.两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与外戚政治[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3):122—126.
[27]袁方.浅析士族在前赵及石勒前期不受重用的原因[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345—346.[28]王力平.中古士族到士人演进[J].南开学报,2008,(3):39—43.
[29]刘少虎.从两晋南北朝士族的婚姻心态看门阀势力的衰落[J].益阳师专学报,1994,(3):101—102.[30]王旭东.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J].中州学刊,2004,(3):85—87.[31]江中柱.十六国时期北方士人的家族观念[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2):109—114.[32]陶贤都.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态度分析[J].广州大学学报,2003,(10):34—37.[33]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5):134—141.
[34]陈迪军.北归士族在北朝发展的几种模式初探———以太原晋阳王氏、渤海刁氏、琅琊王氏北归后的发展为例[J].临
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2):54—57.
[35]王汇,王仁磊.略论汉族士人与北魏合作关系建立[J].中州大学学报,2006,(3):43—45.[36]庞骏.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4):109—115.
[37]张亚军.论南朝士族武风趋于文治形象转变[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5,(5):13—18.
[38]薛菁.魏晋时期的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9):56—59.[39]张爱波.西晋“世族”、“势族”、“士族”之考辩[J].北方论丛,2006,(5):82—85.
[40]刘啸.论汉末名士到魏晋士族的复杂历程———以汉末颍川荀、钟、陈三家为中心[J].许昌学院学报,2005,(6):23—
28.
[41]杨洪权.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J].武汉大学学报,1998,(1):106—111.[42]陈明.东晋士族的衰落及其对文化史的影响[J].烟台大学学报,1994,(1):11—16.[43]宁志新,朱绍华.门阀士族衰落与衰亡的原因[J].河北学刊,2002,(5):126—130.[44]于瑞琦.东晋士族的君主观念[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3):99—102.
[45]徐清祥.从族群信仰到个体信仰———兼论两晋士族信仰之变迁[J].哲学研究,2005,(7):52—59.[46]周唯一.南朝士族治学管窥[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1):67—72.[47]邰三亲.六朝河东裴氏的家学家风[J].运城学院学报,2008,(3):17—20.
[48]吴正岚.六朝门阀制度对江东士族儒学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2004,(6):89—97.[49]郭宏珍.北方士族的历史文化使命[J].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26—30.
·10·
卢朝近十五年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综述第6期
ASummarizationoftheStudyMadeinthePastFifteenyearsonShiZu,
anImportantAristocracyinWeiDynasty,JinDynastyand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y
LU Chao
(TheCollegeofLiteratureandHistory,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Lanzhou730070,China)
Abstract:ShiZuwasanimportantgoverningaristocracyinWeiDynasty,JinDynasty,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yandhadanenormousimpactonthehistoryoftheseDynastyies.Since1990's.basedonpreviousstudieswhichmainlyfocusedontheeconomicstatusandtheclassesofShiZu,manyscholarsextendedthestudyofShiZutosuchfieldsastheindividualcases,thedemography,thecultureandthemarriageofShiZuwhichconsequentlypromotedthestudyof“ShiZu”.
Keywords:WeiDynasty,JinDynasty,and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y;ShiZu;thestudy
·11·
第31卷 第6期Vol.31No.6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JournalofZhaotongTeachersCollege2009年12月
Dec.2009
○历史学
近十五年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综述
卢 朝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统治阶层,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学者们在以往用经济和阶级为视角研究士族的基础上,又用个案、地域、文化、婚姻等视角对士族进行
多角度的研究,对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士族; 研究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322(2009)06-0006-06
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统治阶层,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在某种
意义上,魏晋南北朝史也就是士族的兴衰史,士族研究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学者们在以往用经济和阶级为视角研究士族的基础上,又用个案、地域、文化、婚姻等视角对士族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使得对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
一、对士族个案研究
正如余时英先生所言,士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士与宗族的结合体。因此,以个案研究士族可以从众多纷乱复杂的士族个案中去找寻士族的共
同点。
在魏晋南北朝总体视野下对士族进行个案研究:孙丽《魏晋时期琅琊王氏崛起原因初探》作者以琅琊王氏中王祥、王览、王戎、王衍、王澄入手,认为他们以儒学为基础,遵从西晋司马氏所标榜的孝友礼法,善于在政治斗争中保全宗族,适时由儒入玄,为琅琊王氏在东晋时成为江左第一高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俊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武威贾氏》[2]解析了武威贾氏这一望族的各个支系在三百年中的兴衰,认为这一望族的各个支系既有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具有较高理政能力;尽忠王室,维护统一;家学传承源远流长等共同特点。又有前期擅长兵法智谋,后期趋于理政从文;
收稿日期:2009-07-13
[1]
北方崇尚仕宦,南方崇尚学术;北方注重儒学学习,南方重视史学研究;北方贾氏士族门第稍高于
南方不同的特点。
以南北朝不同的政治环境对士族进行个案研究: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
[3]
。作者认
为陈郡谢氏的崛起在于谢尚刺豫,而他在刺豫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非常多,谢安屡诏不起原因在于以清谈提高声誉和开拓东土,皆为谢氏门户计,淝水之战是桓、谢两大家族联手取得的胜利。杨合琳《陶侃及陶氏家族兴衰与门阀政治关系》[4]。本文考察陶侃及其家族的兴衰过程,讨论了庶族武装力量在两晋之际特别是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高诗敏《赵郡李氏的迁徙及其分布与李唐先世之关系》[5]。主要论述了赵郡李氏由于政治、经济原因,以赵郡平棘为基地,不断向周边地区迁徙和对其产生影响,同时考察了它与李唐的关系。高诗敏《北朝范阳卢氏形成冠冕之首的诸因素》[6]。主要论述了范阳卢氏以婚姻而非官宦,同时以“儒学”为家学构成了冠冕之首。高诗敏《北朝清河崔氏的曲折发展及其特征》。论述清河崔氏经历崔浩被诛后,家族中心向其他房支转移,其后又以孝文帝改革为契机乘势崛起,其部分成员还仕于南朝宋、齐、梁三代,又论及其地缘婚的特征。高诗敏《十六国时期渤海封氏的变迁》[8]。文章主要从婚宦两个方面分析了渤海封氏不同与其他家族的特点,有助于北朝历史的研
[7]
作者简介:卢朝(1982— ),男,陕西合阳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6·
卢朝近十五年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综述第6期
究。郭峰《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一个少数民族汉化士族家族门第的历史荣衰》[9]。本文以少数民族源氏为例进行个案研究,分析了少数民族汉化士族在北朝、隋、唐时期的荣辱兴衰过程及其原因。徐美莉《试论北朝时期弘农杨氏的兴衰》[10]认为弘农杨氏在南北朝时期留在北方,仕宦于异族。他们在北魏崛起的原因在于良好的历史机遇和自身所具备的道德修养与文武才能;而在北魏末期遭受重创的原因在于:与他们关系密切的皇权衰微,丧失了对他们保护的能力。在进入北齐、北周后弘农杨氏分为东西两支,由于政治机遇不同东支走向衰败,西支得到长足发展。
二、从地域来研究士族
士族是具有地方政治势力特色的一种统治阶层,不同地域的士族具有不同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区域性的政权较多,各个区域内的士族对他们所在区域的政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北方地区士族的研究:孔毅《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11]。此文主要论述了东魏北齐文士集团的形成、发展以及当权统治者、鲜卑勋贵对待它的态度及其的消亡。张金龙《河西士人在北魏的政治境遇及其文化影响》。文章通过考察河西士人及其后代北凉被灭亡后进入北魏的政治境遇、文化影响,认为他们对北魏的文化影响不可评价过高,学界对河西士人的文化影响甚大的传统观点值得商榷。王洪信《石勒与北方士族》[13]作者以分析石勒生活的历史背景为基点,认为石勒一方面对北方士族十分仇恨,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十分优容,这与石勒早年的生活经历和他在起事后对政治人才的需求有关。刘国石《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14]。作者从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两个方面去考察。慕容氏对待两晋政权和赵魏士族的态度以及自身政权的刑政清明对于赵魏士族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赵魏士族对慕容氏的军事外交、制度改革、善政发展,教育建设都做出相当大的贡献。两者的结合对十六国和北朝的历史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张晓连《试论魏晋关中士族》[15]。此文主要论述了魏晋时期关中士族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及其自身具有的特征。薛金玉、张晓连《试论魏晋时期河陇士族》认为河陇士族形成的基础是两汉之际的河陇大族;河陇士族
[16]
[12]
发展于十六国时期采取依靠士族政策的五凉政
权;河陇士族中的一部分是从中原迁徙来的,因此河陇士族与中原士族关系比较密切;因为河陇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河陇士族具有崇尚武功,敦尚儒学,士族层次较低的特点。李海叶《汉人士族与慕容政权》[17]。作者以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慕容儁进据邺城为分界点,把慕容政权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由于慕容氏政权处于草创阶段,汉人士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处于权力最高层;后期由于慕容氏政权内部已成长起一批文武兼备的人才,加之他们本身固有的民族意识,汉人士族在慕容氏政权中的地位已逐渐下降。李永康、张彩琴《河东士族归入“关中郡姓”考释—以裴氏为例》[18]。考察了河东士族被列为“关中郡姓”的原因是:他们在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后,与西魏北周政权主动结合。
对南方地区士族的研究:孙中旺《吴姓士族与刘宋建国》[19]认为吴姓士族和刘裕合作的历史原因是基于刘裕的寒微出身与吴姓士族在东晋的仕宦不达,二者结合的历史机遇是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吴姓士族在刘宋建国的过程中贡献巨大,但吴姓士族的努力并未改变他们低微的地位。李兆成《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作者在分析三国时益州士族势力的基础上,认为蜀汉政权在吸取刘焉、刘璋对待士族的教训和维护蜀汉政权的前提下,尊重益州士族、保护他们的利益,因此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但在蜀汉政权后期,统治者与益州士族关系恶化,导致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灭亡采取了漠视的态度。王光照《梁季江陵政权的始末及江左士族的社会的变迁》。作者在论述梁季江陵政权的建立、发展、灭亡的过程的基础上,揭示了南朝高门士族的消亡和次等士族的崛起以及南朝统治阶层内部所产生的重大变化。王蕊《徐兖籍士族与东晋前期政治》[22]认为徐兖籍士族彼此之间相互联姻,相互提携,政治上相互支持;而且他们与皇室关系密切,入主中枢,掌握中央禁卫军和重要方镇军权,对东晋前期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毅《南朝刘宋时期门阀士族从中心到边缘的历程》[23]。作者以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三个时期分别讨论门阀士族在刘宋政权建立后所受到皇权的种种压制和打击及门阀士族对这种情况的应对措施。说明门阀政治在南
·7·
[21]
[20]
第31卷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31]
2009年(总第127期)
朝皇权政治重建所面临的“无可奈何花落去”
局面。
三、从政治学或社会学某一角度研究士族从各政权与士族之间关系和各政权对士族的政策角度研究士族:杨德柄《西晋的崩溃与门阀分化》[24]认为,西晋灭亡的原因在于宗王争权的“八王之乱”而非门阀士族的清谈误国。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西晋当权者对门阀重臣的的打压使得他们远离军政活动,无力对西晋灭亡负责;另一方面西晋当权者大封同姓诸王,使得宗王争权,把西晋推向灭亡。同时西晋的灭亡使得门阀经过战争洗礼更加具有活力。史睿《北周、隋、唐初的士族政策与政治秩序的变迁》[25]。论述了周、隋与唐初政权对待士族不同的方式:周、隋非制度化的政权强制手段,使士族中央化和唐初的以制度化的方式对政治秩序产生不同影响。江涛《两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与外戚政治》[26]认为同为士族支持建立的两晋政权,外戚政治表现却不同。在西晋,由于皇权政治强于门阀政治,门阀士族积极与皇族进行政治联姻,以期分享更大的权力。在东晋时,由于皇权政治弱于门阀政治,因此皇族积极向门阀士族联姻,借此伸张皇权,而门阀士族也借外戚身份发展自己家族的势力。袁方《浅析士族在前赵及石勒前期不受重用的原因》[27]。主要论述了士族在前赵和石勒前期不受重用的三个原因:前赵和石勒政权对待士族的态度,士族对这两个政权抱有的偏见,其它政权对士族的吸引。王力平《中古士族到士人演进》
[28]
念》。文章主要论述了在十六国统治者对待士人政策、措施各异的情况下,士人们以自己的家族利益为前提,效忠于某一政权或分散其家族保存力量。
从士族对待南北政权的态度及其两者之间关系研究士族:陶贤都《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态度分析》[32]。本文以北方汉族士人本身因素和南朝政治环境方面因素入手,分析了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的态度及其发展和变化。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33]。作者在利用近年来新发现的墓志为资料的基础上,认为东晋京口地区北方的中下层士族在与南人联姻;以侨居地为籍贯,将居地和墓地置于侨籍所属侨州郡县者三个问题与南方社会较好融合,而江左高门士族却不能。因此,东晋刘宋高门士族逐渐远离国家政权核心,而中下层士族得以崛起。陈迪军《北归士族在北朝发展的几种模式初探—以太原晋阳王氏、渤海刁氏、琅琊王氏北归后的发展为例》。本文主要以晋阳王氏、渤海刁氏、琅琊王氏北归发展为例,分别探讨了北归士族在北朝发展的几种模式。王汇、王仁磊《略论汉族士人与北魏合作关系建立》
[35]
[34]
。把汉族士人与北魏合
作关系分为四个时间段来分析,论述了四个不同时间段汉族士人与北魏政权的合作关系。
从军权与士族两者之间关系研究士族:庞骏《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作者将西晋士族掌军权分为尚未统一的前期,统一的中期及八王之乱的后期;在前期士族普遍较高程度掌握军权,中期士族执掌军权的程度急剧下降,后期士族对军权的执掌有空前扩大。最后分析了士族执掌军权的方式和对士族在以后的发展的影响。张亚军《论南朝士族武风趋于文治形象转变》[37]。考察了南朝士族由武风向文治转变的过程、表现及其原因。
从士族的定义、形成、衰亡角度研究士族:薛菁《魏晋时期的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38]。以法律层面为视角,认为魏晋时期对门阀士族特权法的颁布,是门阀士族形成的重要标志。张爱波《西晋“世族”、“势族”、“士族”之考辩》[39]。本文分析了世族”、“势族”、“士族”三个概念不同的特点,揭示它们三者之间本质区别。刘啸《论汉末名士到魏晋士族的复杂历程———以汉末颍川荀、钟、陈三家为中心》[40]以汉末颍川名
[36]
。此文以基层社会与国家权
力为视角,国家以选举政策为起点把官吏特别是
地方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促使中古士族衰落以及向士人转变。
婚姻是士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从婚姻和家庭的角度对士族进行研究:刘少虎《从两晋南北朝士族的婚姻心态看门阀势力的衰落》[29]。文章以狭隘性、排异性、片面性三个特征分析了两晋南北朝士族的婚姻心态,进一步揭示了士族衰落的过程。王旭东《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30]。此文以判断门阀士族两大重要标准之一的婚姻为线索,分析了门阀士族婚俗演变过程,说明了“士庶不婚”是造成门阀士族没落重要原因之一。江中柱《十六国时期北方士人的家族观·8·
卢朝近十五年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综述第6期
士荀、钟、陈三家三代为研究对象,论述了第一代荀淑、陈寔、钟皓服膺儒学和反对宦官专政;第二代荀爽、荀靖和陈纪隐居著书,不再激烈对抗宦官专政,而且出仕董卓,由地方名士转向中央权贵;第三代荀彧、陈群、钟繇积极入仕有所作为,已然成为朝廷贵族。从而阐述了汉末名士到魏晋士族的复杂历程。杨洪权《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主要论述了士族在两晋之际“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的历史背景下以移徙来保全宗族。作为高门士族,他们迁徙江南建立东晋政权,依然高居权力之巅;作为中下层士族选择留在北方仕异族,苦心经营其家族,使得他们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东晋士族的衰落及其对文化史的影响》[42]陈明从儒家文化角度论述士族在东晋政权建立过程中对内维护政治社会安定,对外抵御外族的入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南朝时期由于皇权重振及对士族的打压,使得士族远离政治,与此同时南朝政治也失去了士族文化价值的指导。宁志新、朱绍华《门阀士族衰落与衰亡的原因》。本文从经济特权和文化优势的丧失两方面出发,分别探讨了门阀士族的衰落和衰亡。
四、从思想文化研究士族
思想文化是士族区别于其他统治阶层的重要标志,也是士族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因此对士族的思想文化活动研究也颇受学者们的重视。
于瑞琦《东晋士族的君主观念》[44]。作者认为东晋士族阶层中存在的君主观念是复合型的,一方面士族对于司马氏象征性的君主既打压又保持;另一方面他们凭借自身的实力纷纷角逐于实际性的君主。复合型的君主观念是门阀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徐清祥《从族群信仰到个体信仰———兼论两晋士族信仰之变迁》参考文献:
[45]
[43]
[41]
了礼教为族群信仰,玄、佛为个人信仰;两晋士族
由儒入玄兼信佛教,而把政治信仰与个人信仰分开,把人的行为与心性分开。周唯一《南朝士族治学管窥》
[46]
认为作为南朝文化、学术的主体的士
族治学兴趣与爱好广泛,治学的对象明确,治学的方法多样化。由于南朝士族对学术文化热爱和治学态度的严谨,从而促进了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邰三亲《六朝河东裴氏的家学家风》。作者以六朝士族河东裴氏为个案,通过对他们的家学、家风研究认为:河东裴氏在西晋已形成博学尚儒、擅长清谈、推尚清俭、留心政事等家学家风;但进入南北朝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裴氏的家学,家风又产生了一些转变,如文武兼修。吴正岚《六朝门阀制度对江东士族儒学的影响》[48]以门阀制度作为研究六朝儒学衰而不亡的新视角,认为门阀制度使得侨、吴士族的门第差别所导致的文化差异与隔阂,以及门第使士族重视家学传承和追求家学个性,促使儒学在六朝有一定发展。郭宏珍《北方士族的历史文化使命》。本文以士族文化精神和儒家思想及其与乡里社会关系作为其基本特征,阐述了士族在三国时期、十六国时期不同的历史文化使命。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对于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仍然方兴未艾。这充分体现了士族研究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地位。但同时士族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首先,对士族研究的专著比较少;其次,对于中下层士族研究比较少;还有,缺乏在政治和经济的视野下,对士族进行宏观性的研究和把握。由于笔者的能力和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挂一漏万。而且在引用和表述学者们的观点时,很可能有认识不足和错误之处,敬请原谅和指正。
[49]
[47]
。作者论述
[1]孙丽.魏晋时期琅琊王氏崛起原因初探[J].南昌大学学报,2004,(1):103—107.[2]李俊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武威贾氏[J].史学月刊,2008,(7):125—128.[3]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1):84—91.[4]杨合琳.陶侃及陶氏家族兴衰与门阀政治关系[J].史学月刊,2004,(7):22—26.[5]高诗敏.赵郡李氏的迁徙及其分布与李唐先世之关系[J].河北学刊,1996,(1):86—90.[6]高诗敏.北朝范阳卢氏形成冠冕之首的诸因素[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2):24—28.[7]高诗敏.北朝清河崔氏的曲折发展及其特征[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2):12—18.[8]高诗敏.十六国时期渤海封氏的变迁[J].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3):17—24.
·9·
第31卷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总第127期)
[9]郭峰.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一个少数民族汉化士族家族门第的历史荣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3):1—10.
[10]徐美莉.试论北朝时期弘农杨氏的兴衰[M]//殷宪,马志强.北朝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1]孔毅.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1):8—11.
[12]张金龙.河西士人在北魏的政治境遇及其文化影响[J].兰州大学学报,1995,(2):139—144.[13]王洪信.石勒与北方士族[J].邢台师范高专学报,1996,(2):47—50.[14]刘国石.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J].吉林大学学报,1997,(5):67—71.[15]张晓连.试论魏晋关中士族[J].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8,(4-5):54—58.
[16]薛金玉,张晓连.试论魏晋时期河陇士族[M]//殷宪,马志强.北朝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7]李海叶.汉人士族与慕容政权[J].内蒙古师大学报,2001,(4):104—110.
[18]李永康,张彩琴.河东士族归入“关中郡姓”考释———以裴氏为例[J].运城学院学报,2005,(1):24—29.[19]孙中旺.吴姓士族与刘宋建国[J].苏州大学学报,2000,(3):109—113.[20]李兆成.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J].四川文物,2002,(6):7—15.
[21]王光照.梁季江陵政权的始末及江左士族的社会的变迁[J].安徽大学学报,2005,(6):6—11.[22]王蕊.徐兖籍士族与东晋前期政治[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5):22—26.
[23]孔毅.南朝刘宋时期门阀士族从中心到边缘的历程[J].江海学刊,1999,(5):111—118.[24]杨德柄.西晋的崩溃与门阀分化[J].武汉大学学报,1995,(3):24—26.
[25]史睿.北周、隋、唐初的士族政策与政治秩序的变迁[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3):43—49.[26]江涛.两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与外戚政治[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3):122—126.
[27]袁方.浅析士族在前赵及石勒前期不受重用的原因[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345—346.[28]王力平.中古士族到士人演进[J].南开学报,2008,(3):39—43.
[29]刘少虎.从两晋南北朝士族的婚姻心态看门阀势力的衰落[J].益阳师专学报,1994,(3):101—102.[30]王旭东.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J].中州学刊,2004,(3):85—87.[31]江中柱.十六国时期北方士人的家族观念[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2):109—114.[32]陶贤都.北朝汉族士人对待南朝政权态度分析[J].广州大学学报,2003,(10):34—37.[33]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5):134—141.
[34]陈迪军.北归士族在北朝发展的几种模式初探———以太原晋阳王氏、渤海刁氏、琅琊王氏北归后的发展为例[J].临
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2):54—57.
[35]王汇,王仁磊.略论汉族士人与北魏合作关系建立[J].中州大学学报,2006,(3):43—45.[36]庞骏.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4):109—115.
[37]张亚军.论南朝士族武风趋于文治形象转变[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5,(5):13—18.
[38]薛菁.魏晋时期的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9):56—59.[39]张爱波.西晋“世族”、“势族”、“士族”之考辩[J].北方论丛,2006,(5):82—85.
[40]刘啸.论汉末名士到魏晋士族的复杂历程———以汉末颍川荀、钟、陈三家为中心[J].许昌学院学报,2005,(6):23—
28.
[41]杨洪权.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J].武汉大学学报,1998,(1):106—111.[42]陈明.东晋士族的衰落及其对文化史的影响[J].烟台大学学报,1994,(1):11—16.[43]宁志新,朱绍华.门阀士族衰落与衰亡的原因[J].河北学刊,2002,(5):126—130.[44]于瑞琦.东晋士族的君主观念[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3):99—102.
[45]徐清祥.从族群信仰到个体信仰———兼论两晋士族信仰之变迁[J].哲学研究,2005,(7):52—59.[46]周唯一.南朝士族治学管窥[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1):67—72.[47]邰三亲.六朝河东裴氏的家学家风[J].运城学院学报,2008,(3):17—20.
[48]吴正岚.六朝门阀制度对江东士族儒学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2004,(6):89—97.[49]郭宏珍.北方士族的历史文化使命[J].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26—30.
·10·
卢朝近十五年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综述第6期
ASummarizationoftheStudyMadeinthePastFifteenyearsonShiZu,
anImportantAristocracyinWeiDynasty,JinDynastyand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y
LU Chao
(TheCollegeofLiteratureandHistory,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Lanzhou730070,China)
Abstract:ShiZuwasanimportantgoverningaristocracyinWeiDynasty,JinDynasty,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yandhadanenormousimpactonthehistoryoftheseDynastyies.Since1990's.basedonpreviousstudieswhichmainlyfocusedontheeconomicstatusandtheclassesofShiZu,manyscholarsextendedthestudyofShiZutosuchfieldsastheindividualcases,thedemography,thecultureandthemarriageofShiZuwhichconsequentlypromotedthestudyof“ShiZu”.
Keywords:WeiDynasty,JinDynasty,and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y;ShiZu;thestudy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