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永成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2001年05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 3926（2000）12-0045-05
在孔子关于诗歌功能的论述中，“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对于其中的诗学内涵，人们似乎自来都囿于字面的意思而未多加深究。1999年11月6 日的《文艺报》上有刘金的《“识鸟兽草木之名”也不易》的文章，以对雎鸠，芣莒、荑和蟋蟀的注释之误及其实际所指之辨为例，说明“光读《诗》，要真正识得鸟兽草木，也不容易”。[1]可能足以代表对这句话的最流行的理解。 与此不同的是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中提供的一种特别的文化视角，那就是把它同“治病咒”联系起来。在引述了古代典籍中若干把歌谣作为医疗巫术咒语的事例后，他说：
这些报告很容易使中国人想到孔子概括诗教功用时的一句名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著名的“兴、观、群、怨”四大功效之后，孔子最后提出这种“多识”的要求，的确显得有些神秘。儒家圣人为什么要文明人去多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呢？这一疑问给后人留下了多种多样的猜测和推想。都留下了哪些猜测和推想呢？叶舒宪引述了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综合前人见解”做出的如下阐释：
鸟兽草木，所以贵多识者，人饮食之宜，医药之备，必当识别，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后能知其形，知其性。《尔雅》于鸟兽草木，皆专篇释之。而《神农本草》，亦详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学，儒者所甚重矣。
对于这种把“多识”归结为“博物之学”的观点，叶舒宪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并进而将其中“医药之备”一说加以引申。他发挥道：“《诗经》虽不是原始时代的产物，但它去古未远，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文明时代以前对自然万物的细微区别和具体知识，尤其是具有咒术意义和药用价值的各种动植物名称，这些对于孔子时代的文明人来说已经显得有些陌生了，所以孔子希望借助于学习《诗经》，能使人物恢复当初那种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相通的亲缘关系，保持对一草一木的细微认识和敏锐体察。这种期望中所蕴含的人类生态意义绝非记忆名称所能包容。”这个超出于“记忆名称”的“人类生态意义”就是“治病疗疾”的作用。[2]
这种文化人类学的阐释也许并非没有道理，但它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人类生态意义”仅仅局限于博物学和医药学的范围，却实在有违《诗经》的诗性，抹煞了孔子诗教功能说的诗学内涵。
用人类生态的眼光来看孔子的“多识”之说，无疑正确而又重要。但是这里需要对人类生态有更全面的认识。自然界是人类的生态基础和生态环境，它对人的生态意义决不只是物质生活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人类来说，自然界既是已经准备好的物质食粮，也是准备好了的精神食粮；就其作为精神食粮来说，它不仅是科学的对象，也是艺术的对象。[3]显然，自然界对人类的生态意义， 包括了它作为人的精神食粮的方面，其中作为艺术的对象又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就其作为艺术对象来说，其实指的就是自然同人之间的审美关系，即自然事物作为审美对象而构成人类生态因素的重要作用。 在孔子的文化观念和生态意识中，自然界决不仅仅限于人的物质生存环境，而是有着更丰富深刻的文化意义和精神生态意义的，其中就包含了以审美感应为基础的“兴、观、群、怨”的作用，并因此可以“迩之事父”以齐家，“远之事君”以治国。自然事物的如此重要的作用，本来源自人与自然之间天生的生态关联，这也就是人类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所在。因此，一旦人在自然中生成，自然就以其物质、能量和信息既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滋养着人类。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中，自然事物的审美信息逐步显示和生成，并且凝聚和物化到人的艺术活动之中，除了音乐、舞蹈，歌谣当是其最富生活内容和理性深度的成果。在孔子的时代，诗歌就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经验和成果的最为集中鲜明的表现，具有在这个方面提供范例和启示的教科书的作用。应当说，孔子采诗辑诗，将其用作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其中一个重要的甚至主要的意图就是把它作为文艺审美活动的示范，通过学诗树立为礼治所要求的审美规范。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既说的是学诗的作用，也是对应当如何学诗的教诲。孔子告诉自己的学生，学诗绝不限于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比起“识名”来可以给人更多的知识、见识和认识。在孔子看来，学诗可以通过兴、观、群、怨，教人“迩之事父”以助其“齐家”，“远之事君”以助其“治国”，这不就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吗？在这里，“多识”云云，乃是可以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增加更多知识和见识的意思。要而言之，所“多识”的东西就主要是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所负载的审美信息，即它们作为审美对象和生命符号这样的“能指”而可能有的更加丰富多样而深邃的“所指”，这“所指”的内涵是远远超乎其称名的意义指向的。这样看来，孔子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包含着两层相互密切联系的意思：一是说从这些鸟兽草木之名可以得到多样丰富的知识，二是说从这些诗化的草木鸟兽可以得到比识名更丰富的知识，总之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所能得到的知识、见识和认识都可以而且应该不只是局限于识名而已。这也就是说，诗绝不只是识字课本，学诗就应当把它作为诗来学，努力认识其诗性内涵和诗意信息。
这里，先拿人们熟知的《邶风·静女》来看看。在这首诗中，“荑”这种草生植物出现了两次：一是“手若柔荑”，用以比喻庄姜的手之美；一是“自牧归荑”，把它作为馈赠示情之物。在这里，“荑”字的出现显然已绝不止于称名的作用，甚至也很难说有让人识名的作用。诗毕竟是诗，而不是植物学典或博物志，其中并没有对它的具体描述与说明。也许在当时人们是普遍地能把名称和所指实物联系起来的，大不了也就起个认字的作用。然而那时的诗主要在口头流传，连识字的作用也说不上。待到孔子将其辑录入“经”，方才说得上识字的作用，而识名的作用仍然渺茫。试看人们世世代代对这个“荑”字的解释所长久误入的迷途，就可见从诗“识名”之困难。自来的注家释“荑”为“茅之始生”的“初生芽”，而现在刘金却认为这“很不妥当”。他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指出：“事实上，‘茅之始生’，只是绿色的尖尖的叶片，绝不‘柔而白’、绝不‘洵美且异’，与庄姜的白嫩的手指毫无相似之处。放牧归来的姑娘，也决不会采摘几片茅叶送给她所爱的男子；这男子，得到这样的赠物，也不可能觉得‘洵美且异’，非茅叶‘之为美’，而是‘美人之贻’。”刘金认为，“荑就是已经长成而尚未破苞叶而出的茅穗，或曰茅华，民间叫它‘茅针’。它粗细如小指，长约二寸余。将它拔起，小心地从苞叶中倒抽而出，就见一个光滑发亮、柔白美丽的嫩穗。拿它比庄姜洁白柔嫩的手指，真是再贴切也没有了！当然，也称得上‘洵美且异’的，即使不是‘美人之贻’。”[1]应当说，刘金的田野式考证才真正坐实了“荑”究为何物。两千年来的注家都搞错了名实关系，“识名”的功能从何谈起？由起可见，从诗识名，实在是不可靠的。对于学诗来说，“识名”本应是理解内容和感受诗意的前提条件。即使孔子那个时代，孔子的学生们学诗，恐怕也得先弄清楚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究竟所指何物，进而从生活经验或老师的描述性解释中唤醒相应的表象，才可能理解诗意，进入诗境，体验诗情，感受诗美。“鸟兽草木之名”一经入诗，就以其所指称之实而负载了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的生命信息和人性意蕴，在诗性提升中不仅超越其名，而且也超越其实了。
以“荑”为例，它不仅以其感性特征成为庄姜那洁白柔嫩的手的喻体，在与人的美的类比中显示出它的感性美来，而且还由于其“洵美且异”的审美特质而成为输达感情的礼物。这样一来，荑就在自身感性美的基础上又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美”——一种由“美人之贻”而成为特定的情感符号所表现的美。在这首诗中，荑作为实体存在和关系存在，实际上就具有三个层次的美：它自身的感性美，它在用为人体美的喻体时对相应的人体美获得的象征美，以及它被用作传情之物而负载的关系美。诗中的“荑”绝不只是指称“茅针”之名，而是具有丰富得多的信息。读了这首诗，其作用决不止于可识茅针之名，仅从审美的角度看，就有上述三层超于“识名”的信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写进这首诗中的荑，实际上负载着一大套美学经验，很可作为一种审美启示录来看待。
更为重要的是，在诗中，“鸟兽草木之名”还普遍地作为象征本体来使用，从而使这些事物成了更加丰富复杂、具有更大超越性的关系存在。象征思维本来就是从原始的诗性思维中发展起来的，在先秦时代必然十分发达。庄子把它发挥到极致，《周易》凭借它把世界从整体上结构化和图式化并建构起天地与人事之间的对应关系。晚年读《易》以至于“韦编三绝”的孔子，也以象征思维丰富着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他感叹“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是要从松柏的生命状态中昭示一种人所应有的生命精神。他观水而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慨叹，更把实存的水的流动与抽象的时光流逝联系起来。谈到礼乐时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4]这句深含告诫之意的质问，就是要学生们充分领会玉帛钟鼓之中含蕴的仁礼内容，注意接受其象征意义。显然，在孔子的感官和思维中，事物并不只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实体，而是有着丰富联系包括象征对应联系的关系存在，正是这些关系赋予了个别具体的事物以多维多向的意义。在诗中，由鸟兽草木之名引发其物的表象，由这表象的具体特征和生活关联又引出各种各样的生命意义，其中也包括审美意义，这些意义使这些鸟兽草木之名生发出兴、观、群、怨的作用。这样获得的知识、见识和认识，广及生命存在的方方面面，于有限中映照无限，可达于整个的宇宙人生，这才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所在。
在《诗经》中，各种鸟兽草木之名所表现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为了说明其“多识”功能的丰富内涵，这里择要举例为证。
以鸟兽草木的出现节候或生长过程表示时间的进展和流逝，借以抒发相应的生活感受或生命焦虑，表达惜时摄生观念。如《唐风·蟋蟀》的三节都以“蟋蟀在堂”开头，以之表明“岁聿其莫”、“岁聿其逝”和“役车其休”的时令所在，再进而发出惜时节乐以修政的劝谕。这里的“蟋蟀”之名实际所指乃是特定的时间，给人以“日月其除”、“日月其迈”和“日月其滔”的警示，具有教人惜时慎修的作用。《王风·黍离》则从“彼稷之苗”、“彼稷之穗”、“彼稷之实”的递现表达出对作物应时而生的期盼和繁重的劳役耽误农时的殷忧，稷的苗、穗、实的应时生长的秩序实际上寄托了几乎全部的人生愿望。又如《豳风·七月》里出现的仓庚、柔桑、蘩、萑苇、条桑、女桑、、秀葽、蜩、貉、狐狸、、、蟋蟀、斯螽、莎鸡、鼠等等鸟兽草木之名，虽不直接用指时序，却丰富着不同季节的生命景象，表现着人们生活实践的内容。《小雅·采薇》也是如此，其中以薇的“作”、“柔”、“刚”来描写季节的变换、时间的流逝，在抒发主人公对薇的生长情况的关切中流露出对人生窘困的强烈的焦灼的忧虑。至于“杨柳依依”，更在时序之示中表现出依恋惜别之情。还有《秦风·蒹葭》，也是通过蒹葭的“苍苍”、“萋萋”和“采采”等不同色泽光影的变化显示出时间从日之未出到晨雾已散的过程，赋予生活图景以鲜明而流动的色彩，而且生动地表现出抒情主人公执着地寻求“伊人”的一片痴心。在《召南·摽有梅》中，则又是以梅子成熟下落，由多（“其实七兮”）而少（“其实三兮”）而尽（“顷筐既之”）来比喻女子年岁日大的焦急和紧迫心情。这所有的“鸟兽草木之名”，都以其与时间流逝和人的生命过程的关联而表现出强烈深沉的人生意义。
以鸟兽草木与人的特殊关联表达特定的人事内容，传达某种人生经验，抒发人生感慨。上面所说的《静女》中的“荑”之所以“洵美且异”，就因为它是“美人之贻”，这可算是一种情感和审美经验。《召南·甘棠》中“蔽芾甘棠”，传说召公曾在其下听讼断狱，不禁令人睹其木而想其事，它便成了寄托着清官理想的历史遗迹，标示着一种政治作风，具有了政治文化的内容。《王风·将仲子》中的“杞”、“桑”、“檀”都是“我树”的，要求情人不要因为踰墙而弄折， 并由此引出下面无可奈何的告白。这里的这些“木”，由于对爱情事件的介入而不再只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成了一种礼法的界线和守护，成了不得已的推拒的委婉托辞，并丰富了这一幕爱情喜剧的景象，赋予它特殊的景深和戏剧性。
以鸟兽草木的生态特征与人的生存状态相比较，揭示人的种种生活境遇，以舒泄胸中不平。这种生态比较中的生命感悟，实际上把鸟兽草木的自然生态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甚至理想的生存境界，进而在物我对比中映照出人的处境之不堪。如《魏风·汾沮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
诗中的“莫”、“桑”、“”，皆为“下湿之产”，然而“莫”可缫丝，“桑”可养蚕，“”可为药。它们虽处于沮洳之地，人们仍然要去采摘，而不因其地处低湿而遗弃。这些草木的特殊生态，让人认识到美之不可限量，不必定在世家子弟、地位显赫者，由此而有“彼其之子”即那些同莫、桑、一样出身和地位低下的人也会“殊异乎公路”、“公行”、“公族”的感叹。人格之美不在于地位出身，而在于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尽心尽力的奉献，这就是这些普通草木的生命状态给人的深刻的人生和美学启示，一种对现实的等级社会颇具反叛意义的审美观。同样是写草木的《唐风·采苓》。本意在于“刺晋献公好听谗也”，一开始却并不直言，而是以“苓”、“苦”、“葑”三种野菜的固有生态起兴。按实际情况，这三种菜或生于低湿之地，或生于圃，或生于田，皆非首阳山所宜有。有人偏说他从首阳山采这些东西，那能叫人相信吗？假话谗言是绝不能信的。这首诗中借三种野菜的生态引申出一番真假对立不能相容的道理，由有限升入无限的哲理意蕴，远远超出“识名”不知几何！
又如《卫风·有狐》：
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
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心之忧矣，之子无带！
有狐绥绥，在彼淇测。心之忧矣，之子无服！
注家每将此诗视为《桃夭》和《摽有梅》之变，说“倘谓《桃夭》美昏姻以时，《摽有梅》美男女及时，《有狐》则刺男女失时”。[5]细品此诗，“男女失时”之义颇为隐晦，更直接而贴切的意思应是在与狐狸的生态对比中哀叹自己天寒无衣的贫苦。诗以“有狐绥绥”开头，写狐狸在淇水的“梁”（桥梁）、“厉”（渡口）和“侧”（岸边）从容不迫地走着。狐狸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它身上有保暧而又美丽的狐皮。而人却连狐狸也不如，“无裳”、“无带”又“无服”，怎不为之心忧？当然，由冬而无衣的失时之忧引向“男女失时”之叹，也不是全无关联。如果首肯于此，“狐”这个兽名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就是多层次的了。首先，它以狐狸适时而生狐皮因此能自在生活的生态映衬出人而无衣的失时，然后又以此失时对应彼失时，引起对男女失时的联想。一个“狐”字进入诗中，所触发的人生窘困之思意是如此深婉。
至于以鸟兽草木的自然生态从正面比附和象征人生应用的生命存在，在《诗经》中就更多了。在这类诗作中，鸟兽草木的自然生态成了一种人生境界，一种人生范式，启迪生活智慧，展示生命魅力。如《周南·樛木》，就是以草木彼此缠附之象表征友爱亲情之乐的一首好诗：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诗中的樛木是枝干下曲的树木，作俯身就下之态。缠绕在树身上的葛藟，则是上仰攀援之姿。草木之间尚且如此俯仰迎就，亲密依恋，君子若能如此当然是十分快乐而且福禄成就了。这首诗所歌咏的草木之状，简直就是一幅表现儒家所主张的“仁者爱人”思想的生动图画。木在上而能曲身俯就在下的葛藟，更显示出一片仁心。因此，戴震说这是“下美上之诗”也不无道理。更准确地说，它是以樛木为在上者的仁心示范，表达了在下者对在上者应自觉履行仁礼规范的企求和愿望，当然也就暗中含有对在上者的倨傲不仁表现的反讽。这种以小见大，由近及远的比附对照和象征，在草木还有《桧风·有苌楚》，在鸟兽则有《唐风·鸨羽》，都是很典型的例子。《有苌楚》写那生长在低湿之地的羊桃（猕猴桃），得其所而乐其生，依然是“猗其枝”、“猗其华”、“猗其实”，以“夭之沃沃”尽显其生命的潜能，并不因自己地势低下而悲戚自弃。这样的生之热情和欢乐来自何处？在抒情主人公看来是因其“无知”、“无家”、“无室”，其中的人生感喟不可谓不深。通过这首诗，那“苌楚”的自然生态就展现出让人艳羡的洒脱与豪迈，映照出被门第势利羁绊的人生的不堪与无奈。《鸨羽》则以“肃肃鸨羽，集于苞栩”和“苞棘”、“苞桑”这样自得其宜的生态与人奔波王事，不能适时农务、供奉父母的生活状态相对比，抒发胸中不平并发出“何时是了”的呼喊，表达了对正常生活秩序的渴望。在这几首诗中，“鸟兽草木之名”所引发的思想情感活动，几及于“兴、观、群、怨”的各个方面，其“事父”、“事君”之用也自不待言。
在《诗经》中，大凡出现“鸟兽草木之名”，皆有言外之意、象外之旨，那具体的感性特征和自然生态，在点染和丰富着诗的意境的同时，也表征和启示着与人生人性相通的生命意蕴。象《周南·桃夭》以桃树“灼灼其华”、“有贲有实”、“其叶蓁蓁”这样繁荣旺盛的生态气象引发的对婚姻嫁娶的热烈向往，同样是《周南》的《芣苢》中的芣苢所启示的神秘的生殖崇拜和奔放的生命激情，还有《唐风·椒聊》以花椒实小香远而对不务实的虚骄心理的反讽，以及居《诗经》之首的《关睢》从睢鸠的“关关”鸣叫激发的求爱思慕之情，如此等等，无不说明“鸟兽草木之名”在进入诗的话语系统后所呈现的极其丰富多样的关系存在和信息生发，而这正是对“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含义的准确诠释。即使是对任何鸟兽都小而以肢磨擦发声的螽斯，那动作和声音的细微差别也可以与人的不同生命状态相对应，给人以人生的见识和启示。试看《召南·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小小的螽斯的小小的动静，居然可以启发子孙们振奋精神、谨慎沉着和团结和睦，简直成了一个活的人生座右铭。如此由物及人，以小见大，诗性观照和象征思维中的螽斯所具有的“多识”之功，实在是无可置疑。试想，如果人们把学诗中培养起来的这种“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态度和能力转移到生活中，那么，何处不是可以“兴、观、群、怨”的对象？何处没有修身、齐家、事父、事君的启示与借鉴？“多识”之功如此，孔子给诗以如此的青睐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与自然生态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本来就是一个广袤而微妙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主要由于节律形式和节律感应的普遍的中介作用，形成了丰富而深邃的生命象征之网，即审美象征之网。置身于这个关系之网和象征之网中的任何事物，包括孔子所说的“鸟兽草木之名”在内，无不因此而具有超越于其实体意义的象征意蕴，凝聚和表征着丰富深邃的宇宙和人生信息，简直就是取之不尽、常有常新的生命智慧信息录。在中国人的古老意识中，自然生态本来就是最高的生命范本，是“天经地义”的最直观、最亲切的体现，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说服力。基于此，孔子理所当然地要借助它的教育和感染作用，采诗辑诗，并且按照他的仁学要求和审美观念进行了选择和诠释，用为年轻一代的诗化人生教材。正是出于对诗歌审美特征的充分尊重和理解，他才发出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教诲，要人们注意诗性话语系统的鸟兽草木之名的诗性功能。
收稿日期：2000-10-16
作者介绍：曾永成（1941～），男，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成都大学中文系，四川 成都 610081；
作者：曾永成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2001年05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 3926（2000）12-0045-05
在孔子关于诗歌功能的论述中，“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对于其中的诗学内涵，人们似乎自来都囿于字面的意思而未多加深究。1999年11月6 日的《文艺报》上有刘金的《“识鸟兽草木之名”也不易》的文章，以对雎鸠，芣莒、荑和蟋蟀的注释之误及其实际所指之辨为例，说明“光读《诗》，要真正识得鸟兽草木，也不容易”。[1]可能足以代表对这句话的最流行的理解。 与此不同的是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中提供的一种特别的文化视角，那就是把它同“治病咒”联系起来。在引述了古代典籍中若干把歌谣作为医疗巫术咒语的事例后，他说：
这些报告很容易使中国人想到孔子概括诗教功用时的一句名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著名的“兴、观、群、怨”四大功效之后，孔子最后提出这种“多识”的要求，的确显得有些神秘。儒家圣人为什么要文明人去多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呢？这一疑问给后人留下了多种多样的猜测和推想。都留下了哪些猜测和推想呢？叶舒宪引述了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综合前人见解”做出的如下阐释：
鸟兽草木，所以贵多识者，人饮食之宜，医药之备，必当识别，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后能知其形，知其性。《尔雅》于鸟兽草木，皆专篇释之。而《神农本草》，亦详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学，儒者所甚重矣。
对于这种把“多识”归结为“博物之学”的观点，叶舒宪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并进而将其中“医药之备”一说加以引申。他发挥道：“《诗经》虽不是原始时代的产物，但它去古未远，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文明时代以前对自然万物的细微区别和具体知识，尤其是具有咒术意义和药用价值的各种动植物名称，这些对于孔子时代的文明人来说已经显得有些陌生了，所以孔子希望借助于学习《诗经》，能使人物恢复当初那种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相通的亲缘关系，保持对一草一木的细微认识和敏锐体察。这种期望中所蕴含的人类生态意义绝非记忆名称所能包容。”这个超出于“记忆名称”的“人类生态意义”就是“治病疗疾”的作用。[2]
这种文化人类学的阐释也许并非没有道理，但它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人类生态意义”仅仅局限于博物学和医药学的范围，却实在有违《诗经》的诗性，抹煞了孔子诗教功能说的诗学内涵。
用人类生态的眼光来看孔子的“多识”之说，无疑正确而又重要。但是这里需要对人类生态有更全面的认识。自然界是人类的生态基础和生态环境，它对人的生态意义决不只是物质生活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人类来说，自然界既是已经准备好的物质食粮，也是准备好了的精神食粮；就其作为精神食粮来说，它不仅是科学的对象，也是艺术的对象。[3]显然，自然界对人类的生态意义， 包括了它作为人的精神食粮的方面，其中作为艺术的对象又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就其作为艺术对象来说，其实指的就是自然同人之间的审美关系，即自然事物作为审美对象而构成人类生态因素的重要作用。 在孔子的文化观念和生态意识中，自然界决不仅仅限于人的物质生存环境，而是有着更丰富深刻的文化意义和精神生态意义的，其中就包含了以审美感应为基础的“兴、观、群、怨”的作用，并因此可以“迩之事父”以齐家，“远之事君”以治国。自然事物的如此重要的作用，本来源自人与自然之间天生的生态关联，这也就是人类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所在。因此，一旦人在自然中生成，自然就以其物质、能量和信息既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滋养着人类。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中，自然事物的审美信息逐步显示和生成，并且凝聚和物化到人的艺术活动之中，除了音乐、舞蹈，歌谣当是其最富生活内容和理性深度的成果。在孔子的时代，诗歌就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经验和成果的最为集中鲜明的表现，具有在这个方面提供范例和启示的教科书的作用。应当说，孔子采诗辑诗，将其用作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其中一个重要的甚至主要的意图就是把它作为文艺审美活动的示范，通过学诗树立为礼治所要求的审美规范。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既说的是学诗的作用，也是对应当如何学诗的教诲。孔子告诉自己的学生，学诗绝不限于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比起“识名”来可以给人更多的知识、见识和认识。在孔子看来，学诗可以通过兴、观、群、怨，教人“迩之事父”以助其“齐家”，“远之事君”以助其“治国”，这不就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吗？在这里，“多识”云云，乃是可以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增加更多知识和见识的意思。要而言之，所“多识”的东西就主要是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所负载的审美信息，即它们作为审美对象和生命符号这样的“能指”而可能有的更加丰富多样而深邃的“所指”，这“所指”的内涵是远远超乎其称名的意义指向的。这样看来，孔子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包含着两层相互密切联系的意思：一是说从这些鸟兽草木之名可以得到多样丰富的知识，二是说从这些诗化的草木鸟兽可以得到比识名更丰富的知识，总之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所能得到的知识、见识和认识都可以而且应该不只是局限于识名而已。这也就是说，诗绝不只是识字课本，学诗就应当把它作为诗来学，努力认识其诗性内涵和诗意信息。
这里，先拿人们熟知的《邶风·静女》来看看。在这首诗中，“荑”这种草生植物出现了两次：一是“手若柔荑”，用以比喻庄姜的手之美；一是“自牧归荑”，把它作为馈赠示情之物。在这里，“荑”字的出现显然已绝不止于称名的作用，甚至也很难说有让人识名的作用。诗毕竟是诗，而不是植物学典或博物志，其中并没有对它的具体描述与说明。也许在当时人们是普遍地能把名称和所指实物联系起来的，大不了也就起个认字的作用。然而那时的诗主要在口头流传，连识字的作用也说不上。待到孔子将其辑录入“经”，方才说得上识字的作用，而识名的作用仍然渺茫。试看人们世世代代对这个“荑”字的解释所长久误入的迷途，就可见从诗“识名”之困难。自来的注家释“荑”为“茅之始生”的“初生芽”，而现在刘金却认为这“很不妥当”。他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指出：“事实上，‘茅之始生’，只是绿色的尖尖的叶片，绝不‘柔而白’、绝不‘洵美且异’，与庄姜的白嫩的手指毫无相似之处。放牧归来的姑娘，也决不会采摘几片茅叶送给她所爱的男子；这男子，得到这样的赠物，也不可能觉得‘洵美且异’，非茅叶‘之为美’，而是‘美人之贻’。”刘金认为，“荑就是已经长成而尚未破苞叶而出的茅穗，或曰茅华，民间叫它‘茅针’。它粗细如小指，长约二寸余。将它拔起，小心地从苞叶中倒抽而出，就见一个光滑发亮、柔白美丽的嫩穗。拿它比庄姜洁白柔嫩的手指，真是再贴切也没有了！当然，也称得上‘洵美且异’的，即使不是‘美人之贻’。”[1]应当说，刘金的田野式考证才真正坐实了“荑”究为何物。两千年来的注家都搞错了名实关系，“识名”的功能从何谈起？由起可见，从诗识名，实在是不可靠的。对于学诗来说，“识名”本应是理解内容和感受诗意的前提条件。即使孔子那个时代，孔子的学生们学诗，恐怕也得先弄清楚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究竟所指何物，进而从生活经验或老师的描述性解释中唤醒相应的表象，才可能理解诗意，进入诗境，体验诗情，感受诗美。“鸟兽草木之名”一经入诗，就以其所指称之实而负载了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的生命信息和人性意蕴，在诗性提升中不仅超越其名，而且也超越其实了。
以“荑”为例，它不仅以其感性特征成为庄姜那洁白柔嫩的手的喻体，在与人的美的类比中显示出它的感性美来，而且还由于其“洵美且异”的审美特质而成为输达感情的礼物。这样一来，荑就在自身感性美的基础上又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美”——一种由“美人之贻”而成为特定的情感符号所表现的美。在这首诗中，荑作为实体存在和关系存在，实际上就具有三个层次的美：它自身的感性美，它在用为人体美的喻体时对相应的人体美获得的象征美，以及它被用作传情之物而负载的关系美。诗中的“荑”绝不只是指称“茅针”之名，而是具有丰富得多的信息。读了这首诗，其作用决不止于可识茅针之名，仅从审美的角度看，就有上述三层超于“识名”的信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写进这首诗中的荑，实际上负载着一大套美学经验，很可作为一种审美启示录来看待。
更为重要的是，在诗中，“鸟兽草木之名”还普遍地作为象征本体来使用，从而使这些事物成了更加丰富复杂、具有更大超越性的关系存在。象征思维本来就是从原始的诗性思维中发展起来的，在先秦时代必然十分发达。庄子把它发挥到极致，《周易》凭借它把世界从整体上结构化和图式化并建构起天地与人事之间的对应关系。晚年读《易》以至于“韦编三绝”的孔子，也以象征思维丰富着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他感叹“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是要从松柏的生命状态中昭示一种人所应有的生命精神。他观水而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慨叹，更把实存的水的流动与抽象的时光流逝联系起来。谈到礼乐时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4]这句深含告诫之意的质问，就是要学生们充分领会玉帛钟鼓之中含蕴的仁礼内容，注意接受其象征意义。显然，在孔子的感官和思维中，事物并不只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实体，而是有着丰富联系包括象征对应联系的关系存在，正是这些关系赋予了个别具体的事物以多维多向的意义。在诗中，由鸟兽草木之名引发其物的表象，由这表象的具体特征和生活关联又引出各种各样的生命意义，其中也包括审美意义，这些意义使这些鸟兽草木之名生发出兴、观、群、怨的作用。这样获得的知识、见识和认识，广及生命存在的方方面面，于有限中映照无限，可达于整个的宇宙人生，这才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所在。
在《诗经》中，各种鸟兽草木之名所表现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为了说明其“多识”功能的丰富内涵，这里择要举例为证。
以鸟兽草木的出现节候或生长过程表示时间的进展和流逝，借以抒发相应的生活感受或生命焦虑，表达惜时摄生观念。如《唐风·蟋蟀》的三节都以“蟋蟀在堂”开头，以之表明“岁聿其莫”、“岁聿其逝”和“役车其休”的时令所在，再进而发出惜时节乐以修政的劝谕。这里的“蟋蟀”之名实际所指乃是特定的时间，给人以“日月其除”、“日月其迈”和“日月其滔”的警示，具有教人惜时慎修的作用。《王风·黍离》则从“彼稷之苗”、“彼稷之穗”、“彼稷之实”的递现表达出对作物应时而生的期盼和繁重的劳役耽误农时的殷忧，稷的苗、穗、实的应时生长的秩序实际上寄托了几乎全部的人生愿望。又如《豳风·七月》里出现的仓庚、柔桑、蘩、萑苇、条桑、女桑、、秀葽、蜩、貉、狐狸、、、蟋蟀、斯螽、莎鸡、鼠等等鸟兽草木之名，虽不直接用指时序，却丰富着不同季节的生命景象，表现着人们生活实践的内容。《小雅·采薇》也是如此，其中以薇的“作”、“柔”、“刚”来描写季节的变换、时间的流逝，在抒发主人公对薇的生长情况的关切中流露出对人生窘困的强烈的焦灼的忧虑。至于“杨柳依依”，更在时序之示中表现出依恋惜别之情。还有《秦风·蒹葭》，也是通过蒹葭的“苍苍”、“萋萋”和“采采”等不同色泽光影的变化显示出时间从日之未出到晨雾已散的过程，赋予生活图景以鲜明而流动的色彩，而且生动地表现出抒情主人公执着地寻求“伊人”的一片痴心。在《召南·摽有梅》中，则又是以梅子成熟下落，由多（“其实七兮”）而少（“其实三兮”）而尽（“顷筐既之”）来比喻女子年岁日大的焦急和紧迫心情。这所有的“鸟兽草木之名”，都以其与时间流逝和人的生命过程的关联而表现出强烈深沉的人生意义。
以鸟兽草木与人的特殊关联表达特定的人事内容，传达某种人生经验，抒发人生感慨。上面所说的《静女》中的“荑”之所以“洵美且异”，就因为它是“美人之贻”，这可算是一种情感和审美经验。《召南·甘棠》中“蔽芾甘棠”，传说召公曾在其下听讼断狱，不禁令人睹其木而想其事，它便成了寄托着清官理想的历史遗迹，标示着一种政治作风，具有了政治文化的内容。《王风·将仲子》中的“杞”、“桑”、“檀”都是“我树”的，要求情人不要因为踰墙而弄折， 并由此引出下面无可奈何的告白。这里的这些“木”，由于对爱情事件的介入而不再只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成了一种礼法的界线和守护，成了不得已的推拒的委婉托辞，并丰富了这一幕爱情喜剧的景象，赋予它特殊的景深和戏剧性。
以鸟兽草木的生态特征与人的生存状态相比较，揭示人的种种生活境遇，以舒泄胸中不平。这种生态比较中的生命感悟，实际上把鸟兽草木的自然生态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甚至理想的生存境界，进而在物我对比中映照出人的处境之不堪。如《魏风·汾沮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
诗中的“莫”、“桑”、“”，皆为“下湿之产”，然而“莫”可缫丝，“桑”可养蚕，“”可为药。它们虽处于沮洳之地，人们仍然要去采摘，而不因其地处低湿而遗弃。这些草木的特殊生态，让人认识到美之不可限量，不必定在世家子弟、地位显赫者，由此而有“彼其之子”即那些同莫、桑、一样出身和地位低下的人也会“殊异乎公路”、“公行”、“公族”的感叹。人格之美不在于地位出身，而在于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尽心尽力的奉献，这就是这些普通草木的生命状态给人的深刻的人生和美学启示，一种对现实的等级社会颇具反叛意义的审美观。同样是写草木的《唐风·采苓》。本意在于“刺晋献公好听谗也”，一开始却并不直言，而是以“苓”、“苦”、“葑”三种野菜的固有生态起兴。按实际情况，这三种菜或生于低湿之地，或生于圃，或生于田，皆非首阳山所宜有。有人偏说他从首阳山采这些东西，那能叫人相信吗？假话谗言是绝不能信的。这首诗中借三种野菜的生态引申出一番真假对立不能相容的道理，由有限升入无限的哲理意蕴，远远超出“识名”不知几何！
又如《卫风·有狐》：
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
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心之忧矣，之子无带！
有狐绥绥，在彼淇测。心之忧矣，之子无服！
注家每将此诗视为《桃夭》和《摽有梅》之变，说“倘谓《桃夭》美昏姻以时，《摽有梅》美男女及时，《有狐》则刺男女失时”。[5]细品此诗，“男女失时”之义颇为隐晦，更直接而贴切的意思应是在与狐狸的生态对比中哀叹自己天寒无衣的贫苦。诗以“有狐绥绥”开头，写狐狸在淇水的“梁”（桥梁）、“厉”（渡口）和“侧”（岸边）从容不迫地走着。狐狸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它身上有保暧而又美丽的狐皮。而人却连狐狸也不如，“无裳”、“无带”又“无服”，怎不为之心忧？当然，由冬而无衣的失时之忧引向“男女失时”之叹，也不是全无关联。如果首肯于此，“狐”这个兽名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就是多层次的了。首先，它以狐狸适时而生狐皮因此能自在生活的生态映衬出人而无衣的失时，然后又以此失时对应彼失时，引起对男女失时的联想。一个“狐”字进入诗中，所触发的人生窘困之思意是如此深婉。
至于以鸟兽草木的自然生态从正面比附和象征人生应用的生命存在，在《诗经》中就更多了。在这类诗作中，鸟兽草木的自然生态成了一种人生境界，一种人生范式，启迪生活智慧，展示生命魅力。如《周南·樛木》，就是以草木彼此缠附之象表征友爱亲情之乐的一首好诗：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诗中的樛木是枝干下曲的树木，作俯身就下之态。缠绕在树身上的葛藟，则是上仰攀援之姿。草木之间尚且如此俯仰迎就，亲密依恋，君子若能如此当然是十分快乐而且福禄成就了。这首诗所歌咏的草木之状，简直就是一幅表现儒家所主张的“仁者爱人”思想的生动图画。木在上而能曲身俯就在下的葛藟，更显示出一片仁心。因此，戴震说这是“下美上之诗”也不无道理。更准确地说，它是以樛木为在上者的仁心示范，表达了在下者对在上者应自觉履行仁礼规范的企求和愿望，当然也就暗中含有对在上者的倨傲不仁表现的反讽。这种以小见大，由近及远的比附对照和象征，在草木还有《桧风·有苌楚》，在鸟兽则有《唐风·鸨羽》，都是很典型的例子。《有苌楚》写那生长在低湿之地的羊桃（猕猴桃），得其所而乐其生，依然是“猗其枝”、“猗其华”、“猗其实”，以“夭之沃沃”尽显其生命的潜能，并不因自己地势低下而悲戚自弃。这样的生之热情和欢乐来自何处？在抒情主人公看来是因其“无知”、“无家”、“无室”，其中的人生感喟不可谓不深。通过这首诗，那“苌楚”的自然生态就展现出让人艳羡的洒脱与豪迈，映照出被门第势利羁绊的人生的不堪与无奈。《鸨羽》则以“肃肃鸨羽，集于苞栩”和“苞棘”、“苞桑”这样自得其宜的生态与人奔波王事，不能适时农务、供奉父母的生活状态相对比，抒发胸中不平并发出“何时是了”的呼喊，表达了对正常生活秩序的渴望。在这几首诗中，“鸟兽草木之名”所引发的思想情感活动，几及于“兴、观、群、怨”的各个方面，其“事父”、“事君”之用也自不待言。
在《诗经》中，大凡出现“鸟兽草木之名”，皆有言外之意、象外之旨，那具体的感性特征和自然生态，在点染和丰富着诗的意境的同时，也表征和启示着与人生人性相通的生命意蕴。象《周南·桃夭》以桃树“灼灼其华”、“有贲有实”、“其叶蓁蓁”这样繁荣旺盛的生态气象引发的对婚姻嫁娶的热烈向往，同样是《周南》的《芣苢》中的芣苢所启示的神秘的生殖崇拜和奔放的生命激情，还有《唐风·椒聊》以花椒实小香远而对不务实的虚骄心理的反讽，以及居《诗经》之首的《关睢》从睢鸠的“关关”鸣叫激发的求爱思慕之情，如此等等，无不说明“鸟兽草木之名”在进入诗的话语系统后所呈现的极其丰富多样的关系存在和信息生发，而这正是对“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含义的准确诠释。即使是对任何鸟兽都小而以肢磨擦发声的螽斯，那动作和声音的细微差别也可以与人的不同生命状态相对应，给人以人生的见识和启示。试看《召南·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小小的螽斯的小小的动静，居然可以启发子孙们振奋精神、谨慎沉着和团结和睦，简直成了一个活的人生座右铭。如此由物及人，以小见大，诗性观照和象征思维中的螽斯所具有的“多识”之功，实在是无可置疑。试想，如果人们把学诗中培养起来的这种“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态度和能力转移到生活中，那么，何处不是可以“兴、观、群、怨”的对象？何处没有修身、齐家、事父、事君的启示与借鉴？“多识”之功如此，孔子给诗以如此的青睐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与自然生态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本来就是一个广袤而微妙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主要由于节律形式和节律感应的普遍的中介作用，形成了丰富而深邃的生命象征之网，即审美象征之网。置身于这个关系之网和象征之网中的任何事物，包括孔子所说的“鸟兽草木之名”在内，无不因此而具有超越于其实体意义的象征意蕴，凝聚和表征着丰富深邃的宇宙和人生信息，简直就是取之不尽、常有常新的生命智慧信息录。在中国人的古老意识中，自然生态本来就是最高的生命范本，是“天经地义”的最直观、最亲切的体现，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说服力。基于此，孔子理所当然地要借助它的教育和感染作用，采诗辑诗，并且按照他的仁学要求和审美观念进行了选择和诠释，用为年轻一代的诗化人生教材。正是出于对诗歌审美特征的充分尊重和理解，他才发出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教诲，要人们注意诗性话语系统的鸟兽草木之名的诗性功能。
收稿日期：2000-10-16
作者介绍：曾永成（1941～），男，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成都大学中文系，四川 成都 61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