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一项新的议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逸舟
和平发展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是一项新的议程；不管是对政治家、军事家还是学者、研究人员，都是如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拥有当今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社会经济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保持了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一切不仅造成包括安全形势和利益在内的中国自身面貌和需求的巨大改变，而且带动了邻近区域各国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态势的持续调整，影响到全球格局的变化。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研究和平发展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昭示中国的近期和中长期目标，对于国防和军队建设，对于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的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主要从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角，尝试分析这一议程的层次和内涵。作为一家之言，本文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失，发表之目的旨在抛砖引玉、促进争鸣。
目标概观
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中华民族整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不受任何重大损害，保证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社会成长、政治现代化过程不受大的干扰，保证中国国家的领土完整、边界主权及基本尊严不受外部势力的侵犯。[1]
对和平发展阶段中国国家安全的讨论，[2][除了满足上述目标的一般要求之外，还具有特殊的内涵：所谓“和平发展阶段”（笔者认为，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和平崛起阶段”），具体指从现在起的一、二十年间，也即人们常说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受益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政治家、战略家和思想家逐渐进入各自角色、承担重任的阶段，是中国国内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接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阶段，是近几年涉及中国领土完整的台湾问题、中日海界纠纷等安全挑战变得日益严峻的阶段，是中国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进入世界前列但人均收入依然低下、能源安全挑战及海外安全挑战趋于严重的阶段，是中国的国防现代化相对滞后、急需加快步伐的阶段，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和关注同时加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阶段。因此，中国国家安全在新时期的思考，不仅要有传统国防意义上的解释，更要有大战略的宽广意识，尤其要仔细把
握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等要素之间的关系。[3]和平发展阶段中国国家安全目标的设定，既包含军事的因素，也有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方面的成分：它必须考虑现阶段主要大国关系的特点，对相互间可能的对抗（或不易对抗）的前景做出评估；它必须研究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当下各种主要威胁，分辨这些威胁的性质和轻重缓急；它必须梳理中国与一些邻国之间存在的主权纠纷，提出解决或缓和这些纠纷的大体思路；它必须研判中国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对外部能源、原材料和市场的动态需求，规划保障这些需求的远投能力和战略安排；它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新的指导精神，对于包括海外劳工、旅游者和留学生在内的中国公民群体可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危险有所防范；最后，它还必须认真思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前瞻性地分析国家安全的外部函数与改善条件，确定中国国家维护本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的新使命。中国国家安全这些目标的排序和实现虽有先后之别，它们相互间的连贯性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的总体要求是一致的。下面，就这些目标的内容，笔者谈一点初步的认识。
一、应对大国摩擦：保持低强度与可控性
从大国安全关系衡量，对于中国设置符合现今情势的安全战略，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冷战时代的终结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冷战时代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决定了主要大国之间及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经济体系、政治制度和安全目标的对抗性。就国家安全而言，不论情愿与否，客观上中国不得不在两强之间做出抉择：要么向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要么与美国建立事实上的战略合作关系。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冷战年代的国内特殊政治气氛，决定了我们国家既不可能同时以两霸为敌，也无法“置身度外”。实践证明，建国头三十年，其余方向的挑战从来没有构成大的麻烦。与此相应，中国军队的战力配置，国防工业的建设，政治领导层的战略考虑，直至民众对于“敌人”、“盟友”概念的基本认知，都离不开这个大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等重大事件，标志着国际政治和安全格局演化到一个新的阶段。不管此后出现了哪些局部战争和地区热点，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受到后两极时代的限定；以美国惟一超级大国为显著标志的“一超多强”的金字塔型力量结构逐渐形成，全球统一的市场、贸易和人员流动过程迅速占据了各国当权者议事日程的靠前位置，全球各主要大国之间全面对抗乃至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而言，这一局面的形成是对中国有利的：它恰好与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走入新时期
相吻合，有助于中国在“无大战”危险、无被入侵之忧的国际环境下加快国内现代化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战略机遇期”主要不是对外性质的（如像有些人士提议的那样，意味着夺回有争议区域的领土主权，或抢占全球战略的制高点，或在改造现有国际秩序方面发挥更大能动性，等等），而是指中华民族成长（Nation-Building ）的特殊机遇，指国内建设、发展与改革方面的绝佳机会。至少在目前阶段，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某个大国或国家集团，而是来自自身发展的放缓甚至停滞不前，是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
就大国关系的冲突面来看，美国对华关系保持接触和沟通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防范与遏制的一手。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它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依然是对中国未来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同样是中国解决统一难题的主要障碍，是各种台独势力竭力寻求的最大“保护伞”。不过也要看到，眼下阶段，这个超级大国受困于它在穆斯林世界自找的各种重大麻烦，对美国国土及海外利益主要的威胁多来自“基地”组织这样的蒙面敌人和伊朗内贾德这样的强硬对手，至少在眼下阶段美国无暇四处伸手、不分选择地干涉，从而对中国在东亚和周边其他地区的安全压力有所减小。日本对中国的崛起一直存有严重疑虑，近些年军事上的小动作不少，其中重点防范中国的成分居多；考虑到与日本的各种主权纠纷将长期存在，我们不能不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举动有所防备。但总体上判断，中日在可预期的未来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仍然有限，不仅双方经贸及人员往来的深厚基础有效约束了这种可能，两国外交努力也是一个调节杠杆。至于俄罗斯、印度等其他周边大国，虽然与中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部问题（如非法移民或划界方面的分歧），彼此间政治对话与合作的势头是积极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冲突需求。我们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主要国家之间，不存在任何大的安全冲突隐患，中国被迫卷入其他区域的热点战事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总而言之，今后一段时期的大国安全关系，仍可预期保持战略对话与合作的态势，经济摩擦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具有可控性，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至于中长期观察，则存在着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中国的军事准备和加速国防建设是必要的。务必牢记，“和谐世界”是中国人在新时期提出的理念，我们也期待以此改善大国关系、推动全球和平与发展，但这一切要以强大实力为后盾。
二、处理台湾问题：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包含今后一段时期，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中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因素，其应对和解决的方式涉及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政治各个方面，极其复杂而且影响深远。环
顾周边与中国存在各种潜在冲突的地点，对之做出评估后不难发现，这一问题最有可能把中国拖入战争漩涡，导致中美直接的军事对抗；另一方面，在应对各种分离主义势力对中国国内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构成的麻烦时，对“台独”的处置方式将起到某种警示效应。处理台湾问题，是对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的最大考验，是中国在东亚区域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一步。
造成近十几年来俄罗斯及周边一些国家动荡不安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因素之一，是民族分裂主义的滋生蔓延且难于平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对于解决沙皇俄国遗留的民族矛盾提出过重要思想；尽管后来的领导人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方面上有过这样那样的不足，苏联时代这方面没有出现大的问题。90年代以后的危机与麻烦，与苏联解体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叶利欣的战略失误有关。“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再想把释放出来的魔鬼收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管普京总统后来做了多少努力，民族分裂主义始终是干扰俄罗斯复兴进程的一大障碍，是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制约它的军事能力的主要消极因素。此外，从全球范围观察，20世纪末期国际社会不期而遇的新一波极端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和种族主义逆流，多少与发生在前苏联东欧地区产生的冲击波有关。
中国应当认真汲取俄罗斯的教训。台湾问题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潘多拉魔盒”。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由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成员构成，中国历史上既有“和亲”的时光，也有分分合合的曲折遭遇；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进程之后，国内民族团结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但不可讳言也同时存在一些大的隐患，如多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与内地在社会经济和文教科技等领域逐渐扩大的差距，以及“藏独”、“疆独”、“蒙独”等境内外少数分裂主义势力和它们背后的外部纵容者的存在，另外还有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国际范围加深的“文明间冲突”阴影。假若让“台独”势力得逞，不仅会带来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及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更有可能招致严重的国内后果，即在中国多民族居住的某些地区发生类似苏联晚期“解体综合症”的现象。那样的话，不仅令以往促进国内民族和谐的所有努力前功尽弃，更有可能使中国陷入内战爆发、四分五裂的危境。所以，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军队对待“台独”分裂主义绝不能姑息手软；这是维系中国自身安全和保持东亚地区稳定的大前提，是中国和平发展、与邻为善的一条“红线”。
在坚守上述“红线”绝不动摇的同时，我们应深入、细致、全面地思索台湾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单从军事斗争准备角度讲，中国军队不仅与阻挠中国大陆统一台湾岛的少数西方大国的力量有很大差距，即便同台湾军队相比也不具备全面和压倒性的质量优势。弥补这些
差距和缺失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指望在这期间“台独”的猖獗达不到迫使我动武的地步，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捍卫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完成这一艰难任务，是现阶段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中心目标之一。其次，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既是当代中国史遗留的内政难题，又是战后国际关系和外交博弈造成的外交挑战，其涉及面之广、领域和层次之多、任务难度之大，非一般情况所能比。在国内范围，需要协调军事、外交、商务乃至民意；在国际范围，既要同偏向台湾一边的美国、日本的强硬势力打交道，还要说服一些周边国家理解中国对台政策的目标，解消后者的某些疑惑。再次，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可能有别于香港回归方式，后者毕竟是从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回，而前者从二战结束至今一直是由非共产党的中国人治理。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台湾人民日益增长的当家作主意愿，认真研究台湾社会经济半个多世纪的成长经历，认真研究台湾政治架构近十几年演变的多元轨迹。古训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4]又曰：“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夺者心之机也”。[5]我们在保持和不断扩大有效威慑力的同时，应当记取圣贤的提示，视台海两岸的凝聚乃至统一为长期的整合、“收编”过程，而非“毕其功于一役”的短兵相接。
三、安置主权纠纷：稳定周边的重要工作
和平发展阶段中国国家安全的另一重要目标是，在加快建设有效军事威慑力的前提下，巧妙而稳妥地处理与多个邻国之间存在的主权纠纷，避免因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影响我们国内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既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公众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但很多人不了解，根据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还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作为幅员大国，中国不仅拥有漫长的陆地边界，直接接壤的邻国有十五个，而且具备广阔的海岸基线，隔海相望的近邻另有十几个（如日本、韩国、中亚一些国家和东南亚的多数国家）。拥有如此众多邻国的情景，在当今世界是非常少见的。它不仅给中国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交往便利，也造成了棘手的安全难题。单从捍卫主权角度讲，我们国家面对的争议和麻烦，非一般国家所能比：
1. 历史上和现实中，有十数个国家与中国发生过或至今仍然存在着主权纠纷，分别涉及陆地边界、沿海水域、岛礁、海湾、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不同情形的归属判定；
2. 早先姑且不论，单是最近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印度、苏联、越南等国先后与中国
发生过围绕领土边界和海洋权益的军事冲突，这些冲突或大或小地影响了中国的国内发展和社会氛围；
3. 建国初期中国曾巧妙地解决了与缅甸等国的边界划分问题，冷战结束后的这些年又成功地划定了与俄罗斯之间有争议的地段归属，但尚未解决与日本之间在钓鱼岛问题及海洋边界的归属划分问题，尚未解决与印度之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以及两国陆地边界的划分问题，尚未解决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等水域存在的多种分歧（请注意：以上所列仅是其中一部分，而非一份完整的清单）；
4. 看上去这些主权问题似乎属于国家间的双边争议和谈判内容，处理起来却经常涉及第三方或多边机制，比如讲中日矛盾的背后总有美国的影子（美日安保同盟无形中是对我方的一种牵制），有“台湾因素”的存在（譬如说论及钓鱼岛及其周边水域的权益，包括三方的渔业纠纷），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主权冲突可能导致东盟所谓的“集体行动约定”（虽然东盟内部也存在一些主权纷争，可一旦面临与中国的主权分歧，这一地区集团的成员就将采取“枪口一致对外”的方针[6]）；
5. 在近十个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国家中，既有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贸方面与中国交往频繁、相互依存度很高），又有发展中世界的成员（其在人权讨论和国际斗争的其他场合往往站在中国一边），还有昔日的“同志”和“战友”（它们的内部体制和指导思想同中国有相似之处，人民之间的感情仍然存在）。
6. 此外，宏观而论，涉及中国主权及国家安全的周边区域，有着其他地区少见的庞大军事集结（比如有安理会五常中的三个，全球八个公认拥有核武国家中的五个，世界前十二位军事强国中的八个），有着国家内部或民族间的多重宿怨与对峙（日本与东亚邻国之间、朝鲜与韩国之间、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等），有着诱发新的矛盾与对抗的消极事态（如分离主义势力的抬头，霸权主义行径的实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间的战略误判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稍有不慎就可能诱发对抗，直至毁掉整个地区的安宁。
主权理论近几十年来有许多发展与衍变，但领土边界作为核心主权的地位始终牢固，盖因为疆界是识别一个国家的主要标志，对它的有效控制是国际社会承认国家合法性的前提，这方面的国家主权始终是国际关系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之一，当然是维护领土疆界的完整性，在有争议的区段努力捍卫自身的权益，对于可能的侵犯行径予以有力的回击。这既是中国军队的最高职责，同样是中国政治家、外交部门和普通公民不可推卸的义务。然而，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维护国家主权又不是几句口号所能解决的事情，它不仅需要扎实细致的准备，还需要新的意识和战略。首先，现阶段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必
须适应防范重点的变化。在冷战结束之前，与中国有主权冲突的情形多半发生在陆地边界上，主要的威胁来自北方（苏联）或西南方向（印度）；与之相应，中国陆军承担了捍卫边界的重担，海空军及其它兵种起着辅助作用。今天，陆地方向的主权争议及威胁已大大下降：中国与俄罗斯、越南、哈萨克斯坦及吉尔吉斯等国的陆地边界划分告一段落；尽管与印度等国的陆地边界划分仍在进行中，中印关系明显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发展中世界这两颗最大“希望之星”，都不愿意再次见到彼此间战争冲突的场景。因此，保卫中国的陆地疆界，未来一段时间主要是“边防”性质的驻守，而不大会面对大规模战事的危险；与此相应，中国陆军的相对缩减在所难免。在另一方向，中国面临的海上主权挑战及纠纷却有严峻化趋势：台湾海峡风云变幻带来的阴霾自不待说，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和强硬对待涉及中国海界争端的立场日益明显，东北亚和东南亚一些地方同样存在若隐若现的潜在麻烦，此外在太洋彼岸还有惟一超级大国的强大干涉力量。不论从什么角度说，中国的国防与外交都必须把工作重点置放在与中国相邻的亚太地区。就军队现代化建设而言，笔者认为，落实中央军委“时刻准备打赢高科技、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一要求，应当落脚在面向东南方向的各种可能的海洋冲突上，海军、空军及海军陆战队等高科技含量的军兵种之大力发展乃题中之义；除了原先已经拥有的“杀手锏”之外，还应规划航空母舰等远投力量及相应的海洋军事经略。中国军队的“守土之责”在新时期必须充实新的内涵与视角。
特别要指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界主权不受侵犯，绝不只是军人的事情，绝不限于国防现代化的范畴，它还必须考虑国家总体的布局，协调多个部门的工作。如前所述，我们国家仍处于相对有利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大国战略关系可望保持基本稳定，“战略机遇期”的中心任务是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是国内各项重大改革开放措施的落实，是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主权问题的思考和应对，务必与这个大局保持一致，而不能突进甚至冒进。因此，笔者认为，在整个和平发展阶段，解决涉及中国主权纠纷（包括中国与近十个国家的争端及台湾问题）的大思路，依然是沿袭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精神，全力营造于我有利的良好周边氛围，推动建立“稳定压倒一切”的共识，想方设法实现对各种分歧的“安置”。就狭义的军事斗争目标来讲，“不战屈人之兵”当视为现阶段中国军队力量运用的上策，避免“尽早摊牌”的想法，努力摸索在和平条件下提升中国军队战斗力、威慑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不断加强与外交部门、社会各界直至国际社会的沟通，增强中国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形象。
四、保障海外利益：拓展中的国家安全内涵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国家安全还具有了以往所不具备的内涵与特点，其中之一是如何保障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它要求把视野投向全球范围，根据国际关系的准则，依靠我们的军事实力、外交博弈和商业策略及其它手段，有效维护中国公民人身及财产的安全，譬如说，逐步为与中国相关的各种国际“通道”（如石油、天然气和其它能源的管道及作业平台，包括货轮、油轮和游船在内的海上船只及运输线路）及周边区域的安全稳定提供支持，对中国海外利益遭遇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加以防范和遏止。“非传统安全威胁”涉及的面更广，包含的国际行为体更多，因而应对这类威胁，要有新的手段和观念。
这里仅举两例，试说明上述挑战的性质：
其一是能源安全问题。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在当今世界首屈一指，养活十几亿人口的经济体在四分之一多的世纪里保持了百分之八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其势头至今不减。给定这一事实，中国的能源安全便成为令人担忧的大问题。中国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但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却相对有限，随着小汽车等新型消费品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百姓家庭，也由于中国现有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能耗过高，中国经济对外部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的需求依赖日益加重（1993年中国由石油输出国变成石油输入国，目前的进口石油已占到国内石油消费总量的五分之二以上、很快将突破二分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要内容的能源安全、能源外交、能源商务，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重大主线之一。现在的大问题是，在整个战略机遇期，如何保证高速成长的中国经济有安全、可靠的能源供应？坦率地讲，中国现有的外交能力、尤其是军事保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公司和部门的海外经济单位一旦遇险，如船只遭劫、运输线被封锁、石油平台或管线遇到袭击等等，中国的国家机器所能提供的风险防范力和实时抢救力大大低于某些发达国家。
其二是人的安全问题。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中国公民出国总数只有28万人，现在的出国务工、留学、经商、旅游和公干的人数，一年就超过3000万人次。[7]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巨大基数和发展趋势，未来中国人走出去的数量肯定将大大增加。这一趋势也说明了为何新闻媒体有关中国人在海外遇险的报道大幅增多，社会各界对这方面的关注迅速增长，最高政治领导相应的指示日益频繁。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的多数家庭都有海外牵挂，中国的收入越来越多地来自对外经济交往，中国国家利益的外部实现将占据国家总的GDP 的很大一部分，海外事务可能日益靠近国家领导层议事日程的前列。因此，从现在起直至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譬如说，提供在某些危险海域的护航，防范国际海盗对中国客轮、油船及旅客和船员的袭击，依照危机的程度和需要派出军舰，及时撤出一些危难发生地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或者依靠停泊在当事国海域附近公海上的中国军事力量向目标地发出威慑信号，对某些危害性极大的外部传染病实行早期的特殊控制，对严重侵害中国公民的某些突发性国际危机采取预防性打击措施等，很可能是未来对中国国家军事力量提出的新要求。
从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的军事层面看，保障海外安全利益的上述需要，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求中国军人能够“走出去”，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水域展开行动。它不仅对中国的装备和技术提出了适应不同于在国土范围内作战[8]的要求，比如说，远距离投放和派遣能力（航空编队的远程加油训练、全球定位的信息技术手段，特别还有新型武器系统的研制和配备），海空军适应远洋任务而不止是传统的近海防御目标，建立应对海外危机事态的特种部队和快速反应分遣队，等等；而且对中国军队人员素质和指挥系统制订了更高的标尺，比如说，掌握国际法和各种国际惯例，了解派驻地和远程目标的语言、历史和政治经济状况，尤其是懂得中国海外安全利益的内涵。这些虽然属于中长期目标，中国军人必须看清总的趋势，中国国防建设（包括教育内容和作战训练等）应当增加相应的内容。
五、承担国际责任：全球安全与大国使命
如果说，前面四项目标主要体现了中国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承担更大国际安全责任的目标，则折射出中国的大国使命和责任感。广义地讲，它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助于在新时期更好地贯通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有助于中国为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狭义上说，它同样有助于中国军队熟悉和适应各种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的国外任务，有助于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和主权权益（包括应对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意外），有助于普通百姓理解和支持国家的国际安全战略及必要的海外军事行动。
这类国际责任包括：
1. 定期发表国防白皮书，向国际社会昭示本国政府、人民和军队的安全目标、责任及其维护的途径，解释已做出的和理应承担的国际安全义务；
2. 加强对本国公众和军队官兵有关国家的国际权利和义务、可能遇到的挑战及困难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增强国民的全球安全意识和责任感；
3. 努力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倡导区域性或次区域性的安全对话，采取增信释疑的步骤，推动建立符合本地区各国利益和愿望的安全机制；
4. 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各种分离主义势力对本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与有关国家联手打击这方面的不法活动；
5. 对全球各个地区的冲突和热点加以实时监控，对国际间的各种骚乱、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加深或缓解状态保持密切关注；
6.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向发生战乱、冲突或有严重麻烦的国家和地区，派遣维持和平部队或军事观察团；
7. 依照各类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决议，对公海水面及洋底、极地和太空等人类共同遗产予以特别保护，监督其和平利用进程，对其可能遭受的危害或入侵予以有效遏止；
8. 预防和制止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加强国际间的监督管理，并对有关技术和材料实行严格的控制制度；[9]
9. 加强对地雷及各种中小型武器的国际买卖、转让及使用过程的登记与监督，同时防止不良的军备竞赛危害地区稳定和全球共同利益；[10]
10. 在联合国大会及各专门机构倡议和推动全球安全方面的讨论，对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国际安全领域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为予以谴责和抵制，引导国际社会朝着公正、合理的国际安全新秩序方向做出努力。
以上所列仅是部分要务，它们足以显示一个负责任大国可能被赋予的全球安全责任。提出这个清单，并不是说中国现阶段就可以承担这些国际责任，而只是为了提示长期目标，说明任务的艰巨性。中国人如果希望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就不能不对此有所思考。需要提醒的是：一个大国承诺的全球性安全责任，是有可能与本国自身的安全利益和目标发生某些矛盾的，国防资源的被占用和各项任务间的竞争自然也少不了。在当前阶段和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外界压力的增大，如何根据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处理好这类矛盾，将越来越多地提上中国决策层的议事日程。其次，根据国际需要承担大国义务，不可避免地会与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既得利益发生摩擦。这种情形是和平与发展阶段的中国不愿意见到的事态，并不完全取决于中方的意志。我们必须深刻理解矛盾的性质和动向，谨慎和统筹地处理好这类有麻烦的国际安全关系。归根到底，上面提到的国际安全责任只有负责任的大国才可承诺和执行，这种大国具有多方面的条件，[11]首先一点是具备非同一般的实力及威望。“打铁先要本身硬”。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无法捍卫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国家，是不可能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令潜在的麻烦制造者胆寒的，当然也没有资格谈论保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宁。从各方面衡量，中国任重而道远。
和平发展阶段中国国家安全目标的设置与推进，是一项极其严肃重大而又复杂艰巨的系
统工程。它既是对中国人的实力、智慧、技巧和想象力的综合考验，也将涉及多个重要部门的前期准备及其统筹协调。在最终的目标确立之前，广泛、深入、多方面的调研，尤其是军方和外交部门之间的积极互动，以及最高决策层与专业研究人员的“通气”，是十分需要的。没有这样的意识及努力，不会有我们所期待的前景。
注释：
[1]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5。还可参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5年12月22日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见新华网北京2005年12月22日电讯稿。
[2] 中国军界的专家学者近年来在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及大战略方面有不少讨论及著述。可参见彭光谦：《中国军事战略问题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6；李柄疹：《大谋略与新军事变革》，解放军出版社，2004；黄宏、洪保秀：《世界新军事变革中的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人民出版社，2004；糜振玉：《战争与战略理论探研》，解放军出版社，2004；杨毅主编：《国际战略形势分析》，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
[3] 近年来中国军方研究单位这方面讨论及意识也在增强。可参见易晟、李华：《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建设强大的国防》，《国防》，2006年第1期。
[4] 《孙子兵法》，“谋攻篇”，引自李兵编著《中华兵法宝典》，第11页，京华出版社，2006。
[5] 《尉缭子兵法》，“战威第四”，引自李兵编著《中华兵法宝典》，第206页。
[6]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我亲耳听到当地一位海军高级将领说起东盟内部针对中国的这种“集体行动约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7] 在2006年7月初举行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七届二次全体理事会上，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副司长詹永新应邀做的形势报告里，提到了这几个数字。
[8]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张永义中将撰文指出：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军曾奉行的“陆军主体、海空协同”的作战思想，导致后面这类军种的建设相对滞后。新时期新阶段“主权与海洋权益的要求”，迫使我军必须“又快又好地提升（多军种间的）联合作战能力，确保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海上信息
《国防》，2006年第8期。 化局部战争”。
[9] 对于中国这样的独立大国而言，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之处在于，如何区分对待由少数西方大国出于私利发起或采取的国际军控行为（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少数国家倡导的“PSI ”即所谓“防扩散安全倡议”），同联合国主导的、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响应的军控建议（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或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
[10] “9·11事件”发生以来，国际军控与裁军形势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势头，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
许多国家的警觉。参见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翻译、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撰写的《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2005年年鉴》，时事出版社，2006；以及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编，《2006：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后一本书表达出中国军方的忧患意识，例如张玉龙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前景和未来发展”（第58－67页）；翟玉成的“美国新空间武器化政策走向”（第197－205页）。
[11] 更加详细的内容，可参见拙著《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探寻新的视角和解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对中国之大国定位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http://www.iwep.org.cn 制作
和平发展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一项新的议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逸舟
和平发展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是一项新的议程；不管是对政治家、军事家还是学者、研究人员，都是如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拥有当今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社会经济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保持了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一切不仅造成包括安全形势和利益在内的中国自身面貌和需求的巨大改变，而且带动了邻近区域各国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态势的持续调整，影响到全球格局的变化。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研究和平发展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昭示中国的近期和中长期目标，对于国防和军队建设，对于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的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主要从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角，尝试分析这一议程的层次和内涵。作为一家之言，本文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失，发表之目的旨在抛砖引玉、促进争鸣。
目标概观
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中华民族整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不受任何重大损害，保证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社会成长、政治现代化过程不受大的干扰，保证中国国家的领土完整、边界主权及基本尊严不受外部势力的侵犯。[1]
对和平发展阶段中国国家安全的讨论，[2][除了满足上述目标的一般要求之外，还具有特殊的内涵：所谓“和平发展阶段”（笔者认为，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和平崛起阶段”），具体指从现在起的一、二十年间，也即人们常说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受益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政治家、战略家和思想家逐渐进入各自角色、承担重任的阶段，是中国国内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接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阶段，是近几年涉及中国领土完整的台湾问题、中日海界纠纷等安全挑战变得日益严峻的阶段，是中国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进入世界前列但人均收入依然低下、能源安全挑战及海外安全挑战趋于严重的阶段，是中国的国防现代化相对滞后、急需加快步伐的阶段，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和关注同时加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阶段。因此，中国国家安全在新时期的思考，不仅要有传统国防意义上的解释，更要有大战略的宽广意识，尤其要仔细把
握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等要素之间的关系。[3]和平发展阶段中国国家安全目标的设定，既包含军事的因素，也有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方面的成分：它必须考虑现阶段主要大国关系的特点，对相互间可能的对抗（或不易对抗）的前景做出评估；它必须研究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当下各种主要威胁，分辨这些威胁的性质和轻重缓急；它必须梳理中国与一些邻国之间存在的主权纠纷，提出解决或缓和这些纠纷的大体思路；它必须研判中国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对外部能源、原材料和市场的动态需求，规划保障这些需求的远投能力和战略安排；它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新的指导精神，对于包括海外劳工、旅游者和留学生在内的中国公民群体可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危险有所防范；最后，它还必须认真思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前瞻性地分析国家安全的外部函数与改善条件，确定中国国家维护本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的新使命。中国国家安全这些目标的排序和实现虽有先后之别，它们相互间的连贯性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的总体要求是一致的。下面，就这些目标的内容，笔者谈一点初步的认识。
一、应对大国摩擦：保持低强度与可控性
从大国安全关系衡量，对于中国设置符合现今情势的安全战略，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冷战时代的终结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冷战时代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决定了主要大国之间及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经济体系、政治制度和安全目标的对抗性。就国家安全而言，不论情愿与否，客观上中国不得不在两强之间做出抉择：要么向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要么与美国建立事实上的战略合作关系。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冷战年代的国内特殊政治气氛，决定了我们国家既不可能同时以两霸为敌，也无法“置身度外”。实践证明，建国头三十年，其余方向的挑战从来没有构成大的麻烦。与此相应，中国军队的战力配置，国防工业的建设，政治领导层的战略考虑，直至民众对于“敌人”、“盟友”概念的基本认知，都离不开这个大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等重大事件，标志着国际政治和安全格局演化到一个新的阶段。不管此后出现了哪些局部战争和地区热点，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受到后两极时代的限定；以美国惟一超级大国为显著标志的“一超多强”的金字塔型力量结构逐渐形成，全球统一的市场、贸易和人员流动过程迅速占据了各国当权者议事日程的靠前位置，全球各主要大国之间全面对抗乃至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而言，这一局面的形成是对中国有利的：它恰好与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走入新时期
相吻合，有助于中国在“无大战”危险、无被入侵之忧的国际环境下加快国内现代化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战略机遇期”主要不是对外性质的（如像有些人士提议的那样，意味着夺回有争议区域的领土主权，或抢占全球战略的制高点，或在改造现有国际秩序方面发挥更大能动性，等等），而是指中华民族成长（Nation-Building ）的特殊机遇，指国内建设、发展与改革方面的绝佳机会。至少在目前阶段，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某个大国或国家集团，而是来自自身发展的放缓甚至停滞不前，是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
就大国关系的冲突面来看，美国对华关系保持接触和沟通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防范与遏制的一手。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它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依然是对中国未来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同样是中国解决统一难题的主要障碍，是各种台独势力竭力寻求的最大“保护伞”。不过也要看到，眼下阶段，这个超级大国受困于它在穆斯林世界自找的各种重大麻烦，对美国国土及海外利益主要的威胁多来自“基地”组织这样的蒙面敌人和伊朗内贾德这样的强硬对手，至少在眼下阶段美国无暇四处伸手、不分选择地干涉，从而对中国在东亚和周边其他地区的安全压力有所减小。日本对中国的崛起一直存有严重疑虑，近些年军事上的小动作不少，其中重点防范中国的成分居多；考虑到与日本的各种主权纠纷将长期存在，我们不能不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举动有所防备。但总体上判断，中日在可预期的未来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仍然有限，不仅双方经贸及人员往来的深厚基础有效约束了这种可能，两国外交努力也是一个调节杠杆。至于俄罗斯、印度等其他周边大国，虽然与中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部问题（如非法移民或划界方面的分歧），彼此间政治对话与合作的势头是积极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冲突需求。我们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主要国家之间，不存在任何大的安全冲突隐患，中国被迫卷入其他区域的热点战事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总而言之，今后一段时期的大国安全关系，仍可预期保持战略对话与合作的态势，经济摩擦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具有可控性，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至于中长期观察，则存在着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中国的军事准备和加速国防建设是必要的。务必牢记，“和谐世界”是中国人在新时期提出的理念，我们也期待以此改善大国关系、推动全球和平与发展，但这一切要以强大实力为后盾。
二、处理台湾问题：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包含今后一段时期，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中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因素，其应对和解决的方式涉及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政治各个方面，极其复杂而且影响深远。环
顾周边与中国存在各种潜在冲突的地点，对之做出评估后不难发现，这一问题最有可能把中国拖入战争漩涡，导致中美直接的军事对抗；另一方面，在应对各种分离主义势力对中国国内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构成的麻烦时，对“台独”的处置方式将起到某种警示效应。处理台湾问题，是对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的最大考验，是中国在东亚区域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一步。
造成近十几年来俄罗斯及周边一些国家动荡不安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因素之一，是民族分裂主义的滋生蔓延且难于平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对于解决沙皇俄国遗留的民族矛盾提出过重要思想；尽管后来的领导人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方面上有过这样那样的不足，苏联时代这方面没有出现大的问题。90年代以后的危机与麻烦，与苏联解体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叶利欣的战略失误有关。“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再想把释放出来的魔鬼收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管普京总统后来做了多少努力，民族分裂主义始终是干扰俄罗斯复兴进程的一大障碍，是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制约它的军事能力的主要消极因素。此外，从全球范围观察，20世纪末期国际社会不期而遇的新一波极端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和种族主义逆流，多少与发生在前苏联东欧地区产生的冲击波有关。
中国应当认真汲取俄罗斯的教训。台湾问题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潘多拉魔盒”。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由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成员构成，中国历史上既有“和亲”的时光，也有分分合合的曲折遭遇；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进程之后，国内民族团结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但不可讳言也同时存在一些大的隐患，如多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与内地在社会经济和文教科技等领域逐渐扩大的差距，以及“藏独”、“疆独”、“蒙独”等境内外少数分裂主义势力和它们背后的外部纵容者的存在，另外还有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国际范围加深的“文明间冲突”阴影。假若让“台独”势力得逞，不仅会带来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及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更有可能招致严重的国内后果，即在中国多民族居住的某些地区发生类似苏联晚期“解体综合症”的现象。那样的话，不仅令以往促进国内民族和谐的所有努力前功尽弃，更有可能使中国陷入内战爆发、四分五裂的危境。所以，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军队对待“台独”分裂主义绝不能姑息手软；这是维系中国自身安全和保持东亚地区稳定的大前提，是中国和平发展、与邻为善的一条“红线”。
在坚守上述“红线”绝不动摇的同时，我们应深入、细致、全面地思索台湾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单从军事斗争准备角度讲，中国军队不仅与阻挠中国大陆统一台湾岛的少数西方大国的力量有很大差距，即便同台湾军队相比也不具备全面和压倒性的质量优势。弥补这些
差距和缺失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指望在这期间“台独”的猖獗达不到迫使我动武的地步，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捍卫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完成这一艰难任务，是现阶段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中心目标之一。其次，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既是当代中国史遗留的内政难题，又是战后国际关系和外交博弈造成的外交挑战，其涉及面之广、领域和层次之多、任务难度之大，非一般情况所能比。在国内范围，需要协调军事、外交、商务乃至民意；在国际范围，既要同偏向台湾一边的美国、日本的强硬势力打交道，还要说服一些周边国家理解中国对台政策的目标，解消后者的某些疑惑。再次，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可能有别于香港回归方式，后者毕竟是从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回，而前者从二战结束至今一直是由非共产党的中国人治理。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台湾人民日益增长的当家作主意愿，认真研究台湾社会经济半个多世纪的成长经历，认真研究台湾政治架构近十几年演变的多元轨迹。古训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4]又曰：“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夺者心之机也”。[5]我们在保持和不断扩大有效威慑力的同时，应当记取圣贤的提示，视台海两岸的凝聚乃至统一为长期的整合、“收编”过程，而非“毕其功于一役”的短兵相接。
三、安置主权纠纷：稳定周边的重要工作
和平发展阶段中国国家安全的另一重要目标是，在加快建设有效军事威慑力的前提下，巧妙而稳妥地处理与多个邻国之间存在的主权纠纷，避免因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影响我们国内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既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公众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但很多人不了解，根据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还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作为幅员大国，中国不仅拥有漫长的陆地边界，直接接壤的邻国有十五个，而且具备广阔的海岸基线，隔海相望的近邻另有十几个（如日本、韩国、中亚一些国家和东南亚的多数国家）。拥有如此众多邻国的情景，在当今世界是非常少见的。它不仅给中国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交往便利，也造成了棘手的安全难题。单从捍卫主权角度讲，我们国家面对的争议和麻烦，非一般国家所能比：
1. 历史上和现实中，有十数个国家与中国发生过或至今仍然存在着主权纠纷，分别涉及陆地边界、沿海水域、岛礁、海湾、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不同情形的归属判定；
2. 早先姑且不论，单是最近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印度、苏联、越南等国先后与中国
发生过围绕领土边界和海洋权益的军事冲突，这些冲突或大或小地影响了中国的国内发展和社会氛围；
3. 建国初期中国曾巧妙地解决了与缅甸等国的边界划分问题，冷战结束后的这些年又成功地划定了与俄罗斯之间有争议的地段归属，但尚未解决与日本之间在钓鱼岛问题及海洋边界的归属划分问题，尚未解决与印度之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以及两国陆地边界的划分问题，尚未解决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等水域存在的多种分歧（请注意：以上所列仅是其中一部分，而非一份完整的清单）；
4. 看上去这些主权问题似乎属于国家间的双边争议和谈判内容，处理起来却经常涉及第三方或多边机制，比如讲中日矛盾的背后总有美国的影子（美日安保同盟无形中是对我方的一种牵制），有“台湾因素”的存在（譬如说论及钓鱼岛及其周边水域的权益，包括三方的渔业纠纷），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主权冲突可能导致东盟所谓的“集体行动约定”（虽然东盟内部也存在一些主权纷争，可一旦面临与中国的主权分歧，这一地区集团的成员就将采取“枪口一致对外”的方针[6]）；
5. 在近十个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国家中，既有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贸方面与中国交往频繁、相互依存度很高），又有发展中世界的成员（其在人权讨论和国际斗争的其他场合往往站在中国一边），还有昔日的“同志”和“战友”（它们的内部体制和指导思想同中国有相似之处，人民之间的感情仍然存在）。
6. 此外，宏观而论，涉及中国主权及国家安全的周边区域，有着其他地区少见的庞大军事集结（比如有安理会五常中的三个，全球八个公认拥有核武国家中的五个，世界前十二位军事强国中的八个），有着国家内部或民族间的多重宿怨与对峙（日本与东亚邻国之间、朝鲜与韩国之间、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等），有着诱发新的矛盾与对抗的消极事态（如分离主义势力的抬头，霸权主义行径的实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间的战略误判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稍有不慎就可能诱发对抗，直至毁掉整个地区的安宁。
主权理论近几十年来有许多发展与衍变，但领土边界作为核心主权的地位始终牢固，盖因为疆界是识别一个国家的主要标志，对它的有效控制是国际社会承认国家合法性的前提，这方面的国家主权始终是国际关系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之一，当然是维护领土疆界的完整性，在有争议的区段努力捍卫自身的权益，对于可能的侵犯行径予以有力的回击。这既是中国军队的最高职责，同样是中国政治家、外交部门和普通公民不可推卸的义务。然而，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维护国家主权又不是几句口号所能解决的事情，它不仅需要扎实细致的准备，还需要新的意识和战略。首先，现阶段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必
须适应防范重点的变化。在冷战结束之前，与中国有主权冲突的情形多半发生在陆地边界上，主要的威胁来自北方（苏联）或西南方向（印度）；与之相应，中国陆军承担了捍卫边界的重担，海空军及其它兵种起着辅助作用。今天，陆地方向的主权争议及威胁已大大下降：中国与俄罗斯、越南、哈萨克斯坦及吉尔吉斯等国的陆地边界划分告一段落；尽管与印度等国的陆地边界划分仍在进行中，中印关系明显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发展中世界这两颗最大“希望之星”，都不愿意再次见到彼此间战争冲突的场景。因此，保卫中国的陆地疆界，未来一段时间主要是“边防”性质的驻守，而不大会面对大规模战事的危险；与此相应，中国陆军的相对缩减在所难免。在另一方向，中国面临的海上主权挑战及纠纷却有严峻化趋势：台湾海峡风云变幻带来的阴霾自不待说，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和强硬对待涉及中国海界争端的立场日益明显，东北亚和东南亚一些地方同样存在若隐若现的潜在麻烦，此外在太洋彼岸还有惟一超级大国的强大干涉力量。不论从什么角度说，中国的国防与外交都必须把工作重点置放在与中国相邻的亚太地区。就军队现代化建设而言，笔者认为，落实中央军委“时刻准备打赢高科技、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一要求，应当落脚在面向东南方向的各种可能的海洋冲突上，海军、空军及海军陆战队等高科技含量的军兵种之大力发展乃题中之义；除了原先已经拥有的“杀手锏”之外，还应规划航空母舰等远投力量及相应的海洋军事经略。中国军队的“守土之责”在新时期必须充实新的内涵与视角。
特别要指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界主权不受侵犯，绝不只是军人的事情，绝不限于国防现代化的范畴，它还必须考虑国家总体的布局，协调多个部门的工作。如前所述，我们国家仍处于相对有利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大国战略关系可望保持基本稳定，“战略机遇期”的中心任务是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是国内各项重大改革开放措施的落实，是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主权问题的思考和应对，务必与这个大局保持一致，而不能突进甚至冒进。因此，笔者认为，在整个和平发展阶段，解决涉及中国主权纠纷（包括中国与近十个国家的争端及台湾问题）的大思路，依然是沿袭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精神，全力营造于我有利的良好周边氛围，推动建立“稳定压倒一切”的共识，想方设法实现对各种分歧的“安置”。就狭义的军事斗争目标来讲，“不战屈人之兵”当视为现阶段中国军队力量运用的上策，避免“尽早摊牌”的想法，努力摸索在和平条件下提升中国军队战斗力、威慑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不断加强与外交部门、社会各界直至国际社会的沟通，增强中国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形象。
四、保障海外利益：拓展中的国家安全内涵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国家安全还具有了以往所不具备的内涵与特点，其中之一是如何保障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它要求把视野投向全球范围，根据国际关系的准则，依靠我们的军事实力、外交博弈和商业策略及其它手段，有效维护中国公民人身及财产的安全，譬如说，逐步为与中国相关的各种国际“通道”（如石油、天然气和其它能源的管道及作业平台，包括货轮、油轮和游船在内的海上船只及运输线路）及周边区域的安全稳定提供支持，对中国海外利益遭遇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加以防范和遏止。“非传统安全威胁”涉及的面更广，包含的国际行为体更多，因而应对这类威胁，要有新的手段和观念。
这里仅举两例，试说明上述挑战的性质：
其一是能源安全问题。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在当今世界首屈一指，养活十几亿人口的经济体在四分之一多的世纪里保持了百分之八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其势头至今不减。给定这一事实，中国的能源安全便成为令人担忧的大问题。中国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但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却相对有限，随着小汽车等新型消费品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百姓家庭，也由于中国现有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能耗过高，中国经济对外部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的需求依赖日益加重（1993年中国由石油输出国变成石油输入国，目前的进口石油已占到国内石油消费总量的五分之二以上、很快将突破二分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要内容的能源安全、能源外交、能源商务，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重大主线之一。现在的大问题是，在整个战略机遇期，如何保证高速成长的中国经济有安全、可靠的能源供应？坦率地讲，中国现有的外交能力、尤其是军事保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公司和部门的海外经济单位一旦遇险，如船只遭劫、运输线被封锁、石油平台或管线遇到袭击等等，中国的国家机器所能提供的风险防范力和实时抢救力大大低于某些发达国家。
其二是人的安全问题。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中国公民出国总数只有28万人，现在的出国务工、留学、经商、旅游和公干的人数，一年就超过3000万人次。[7]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巨大基数和发展趋势，未来中国人走出去的数量肯定将大大增加。这一趋势也说明了为何新闻媒体有关中国人在海外遇险的报道大幅增多，社会各界对这方面的关注迅速增长，最高政治领导相应的指示日益频繁。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的多数家庭都有海外牵挂，中国的收入越来越多地来自对外经济交往，中国国家利益的外部实现将占据国家总的GDP 的很大一部分，海外事务可能日益靠近国家领导层议事日程的前列。因此，从现在起直至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譬如说，提供在某些危险海域的护航，防范国际海盗对中国客轮、油船及旅客和船员的袭击，依照危机的程度和需要派出军舰，及时撤出一些危难发生地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或者依靠停泊在当事国海域附近公海上的中国军事力量向目标地发出威慑信号，对某些危害性极大的外部传染病实行早期的特殊控制，对严重侵害中国公民的某些突发性国际危机采取预防性打击措施等，很可能是未来对中国国家军事力量提出的新要求。
从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的军事层面看，保障海外安全利益的上述需要，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求中国军人能够“走出去”，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水域展开行动。它不仅对中国的装备和技术提出了适应不同于在国土范围内作战[8]的要求，比如说，远距离投放和派遣能力（航空编队的远程加油训练、全球定位的信息技术手段，特别还有新型武器系统的研制和配备），海空军适应远洋任务而不止是传统的近海防御目标，建立应对海外危机事态的特种部队和快速反应分遣队，等等；而且对中国军队人员素质和指挥系统制订了更高的标尺，比如说，掌握国际法和各种国际惯例，了解派驻地和远程目标的语言、历史和政治经济状况，尤其是懂得中国海外安全利益的内涵。这些虽然属于中长期目标，中国军人必须看清总的趋势，中国国防建设（包括教育内容和作战训练等）应当增加相应的内容。
五、承担国际责任：全球安全与大国使命
如果说，前面四项目标主要体现了中国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承担更大国际安全责任的目标，则折射出中国的大国使命和责任感。广义地讲，它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助于在新时期更好地贯通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有助于中国为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狭义上说，它同样有助于中国军队熟悉和适应各种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的国外任务，有助于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和主权权益（包括应对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意外），有助于普通百姓理解和支持国家的国际安全战略及必要的海外军事行动。
这类国际责任包括：
1. 定期发表国防白皮书，向国际社会昭示本国政府、人民和军队的安全目标、责任及其维护的途径，解释已做出的和理应承担的国际安全义务；
2. 加强对本国公众和军队官兵有关国家的国际权利和义务、可能遇到的挑战及困难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增强国民的全球安全意识和责任感；
3. 努力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倡导区域性或次区域性的安全对话，采取增信释疑的步骤，推动建立符合本地区各国利益和愿望的安全机制；
4. 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各种分离主义势力对本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与有关国家联手打击这方面的不法活动；
5. 对全球各个地区的冲突和热点加以实时监控，对国际间的各种骚乱、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加深或缓解状态保持密切关注；
6.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向发生战乱、冲突或有严重麻烦的国家和地区，派遣维持和平部队或军事观察团；
7. 依照各类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决议，对公海水面及洋底、极地和太空等人类共同遗产予以特别保护，监督其和平利用进程，对其可能遭受的危害或入侵予以有效遏止；
8. 预防和制止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加强国际间的监督管理，并对有关技术和材料实行严格的控制制度；[9]
9. 加强对地雷及各种中小型武器的国际买卖、转让及使用过程的登记与监督，同时防止不良的军备竞赛危害地区稳定和全球共同利益；[10]
10. 在联合国大会及各专门机构倡议和推动全球安全方面的讨论，对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国际安全领域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为予以谴责和抵制，引导国际社会朝着公正、合理的国际安全新秩序方向做出努力。
以上所列仅是部分要务，它们足以显示一个负责任大国可能被赋予的全球安全责任。提出这个清单，并不是说中国现阶段就可以承担这些国际责任，而只是为了提示长期目标，说明任务的艰巨性。中国人如果希望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就不能不对此有所思考。需要提醒的是：一个大国承诺的全球性安全责任，是有可能与本国自身的安全利益和目标发生某些矛盾的，国防资源的被占用和各项任务间的竞争自然也少不了。在当前阶段和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外界压力的增大，如何根据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处理好这类矛盾，将越来越多地提上中国决策层的议事日程。其次，根据国际需要承担大国义务，不可避免地会与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既得利益发生摩擦。这种情形是和平与发展阶段的中国不愿意见到的事态，并不完全取决于中方的意志。我们必须深刻理解矛盾的性质和动向，谨慎和统筹地处理好这类有麻烦的国际安全关系。归根到底，上面提到的国际安全责任只有负责任的大国才可承诺和执行，这种大国具有多方面的条件，[11]首先一点是具备非同一般的实力及威望。“打铁先要本身硬”。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无法捍卫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国家，是不可能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令潜在的麻烦制造者胆寒的，当然也没有资格谈论保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宁。从各方面衡量，中国任重而道远。
和平发展阶段中国国家安全目标的设置与推进，是一项极其严肃重大而又复杂艰巨的系
统工程。它既是对中国人的实力、智慧、技巧和想象力的综合考验，也将涉及多个重要部门的前期准备及其统筹协调。在最终的目标确立之前，广泛、深入、多方面的调研，尤其是军方和外交部门之间的积极互动，以及最高决策层与专业研究人员的“通气”，是十分需要的。没有这样的意识及努力，不会有我们所期待的前景。
注释：
[1]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5。还可参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5年12月22日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见新华网北京2005年12月22日电讯稿。
[2] 中国军界的专家学者近年来在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及大战略方面有不少讨论及著述。可参见彭光谦：《中国军事战略问题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6；李柄疹：《大谋略与新军事变革》，解放军出版社，2004；黄宏、洪保秀：《世界新军事变革中的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人民出版社，2004；糜振玉：《战争与战略理论探研》，解放军出版社，2004；杨毅主编：《国际战略形势分析》，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
[3] 近年来中国军方研究单位这方面讨论及意识也在增强。可参见易晟、李华：《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建设强大的国防》，《国防》，2006年第1期。
[4] 《孙子兵法》，“谋攻篇”，引自李兵编著《中华兵法宝典》，第11页，京华出版社，2006。
[5] 《尉缭子兵法》，“战威第四”，引自李兵编著《中华兵法宝典》，第206页。
[6]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我亲耳听到当地一位海军高级将领说起东盟内部针对中国的这种“集体行动约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7] 在2006年7月初举行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七届二次全体理事会上，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副司长詹永新应邀做的形势报告里，提到了这几个数字。
[8]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张永义中将撰文指出：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军曾奉行的“陆军主体、海空协同”的作战思想，导致后面这类军种的建设相对滞后。新时期新阶段“主权与海洋权益的要求”，迫使我军必须“又快又好地提升（多军种间的）联合作战能力，确保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海上信息
《国防》，2006年第8期。 化局部战争”。
[9] 对于中国这样的独立大国而言，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之处在于，如何区分对待由少数西方大国出于私利发起或采取的国际军控行为（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少数国家倡导的“PSI ”即所谓“防扩散安全倡议”），同联合国主导的、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响应的军控建议（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或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
[10] “9·11事件”发生以来，国际军控与裁军形势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势头，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
许多国家的警觉。参见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翻译、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撰写的《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2005年年鉴》，时事出版社，2006；以及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编，《2006：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后一本书表达出中国军方的忧患意识，例如张玉龙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前景和未来发展”（第58－67页）；翟玉成的“美国新空间武器化政策走向”（第197－205页）。
[11] 更加详细的内容，可参见拙著《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探寻新的视角和解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对中国之大国定位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http://www.iwep.org.cn 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