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以后，各种社会经济矛盾交织在一起，政权危机四伏。曾身居帝师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拯救明朝的危亡，力推“一条鞭法”的财政改革。他首先从整顿吏治人手，建立起层层制约、随事监督的考成制度；接着实施了整顿田赋拖欠、清丈土地、解决赋役不均等一系列改革，从制度上对官吏的行为加以约束，在统治阶层与既得利益集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张居正的改革“朝下令而夕奉行”，丝毫不拖泥带水。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改变了嘉靖以来政局颓靡，财政亏空，边防废弛的局面，实现了富国强兵，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最为富庶强盛的一段辉煌。 从治理“三公”消费入手 张居正改革涉及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改革。一个国家，在武力上不强盛，是无论如何硬气不起来的，所以张居正重用戚继光、李成梁；而经济强盛，是支撑武力强盛的基础。所以才会有“清丈土地”与“一条鞭法”；因为政治体制不畅通，就不会有经济改革的顺畅，所以才有了“考成法”。 考成法，张居正是从严查并治理“三公”消费开始的。 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都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中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 这个在万历之后将近400年的今天都成为政府痼疾而难以根除，甚至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在万历年间居然能够得到遏制，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张居正最成功的一举。 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第一步，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第二步，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欠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张居正假借朱元璋的名义，实施“考成法”，其实不过是将政绩与位子结合，督促官员不要混日子，更不要做无用功。一切靠业绩说话，同时也建立起行政、监督与决策等领域的工作协调机制。 在政绩考核之下，张居正大刀阔斧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张居正主政的十年间，裁撤的九品以上的官员就达2000多人。万历九年这一年中，张居正就在中央裁撤419人，地方官员裁撤902人。 颇有成效的财政改革 在财政改革方面，张居正通过开源节流，使得万历朝从财政赤字转变为富有盈余。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 万历五年，张居正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 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也即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 但任何改革都会伤害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势必会招来反对者的抵制。 张居正的反对者就包括他自己的学生与部下。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背公议而殉私隋”，“亲死而不奔”是“禽彘”，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 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并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 张居正矢志不移推行改革，一再嘱告下属“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过充分表现出他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献身的精神。 正是由于如此献身精神和全方位的推动，才使张居正的改革初步成功，但也正是他的成功铸下了失败的种子。 与既得利益集团较量 我们就拿“一条鞭法”来详细说说。 面对国匮民穷、社会动荡的首辅张居正，既然身负重任，就不能坐视不管。为了巩固政权，缓和阶级矛盾，振兴国家财政，他在万历年间推行了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财政改革。在统治阶级内部与既得利益集团开始了较量。 张居正认为，要解决土地问题和服役不均问题，首先要有各级官员去做，眼下那些大臣和封疆大吏，正直清廉者少，大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让他们割肉，无异与虎谋皮。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从整顿吏治人手，建立起层层制约、随事监督的考成制度，从制度上对官吏的行为加以约束。与此同时，对官吏进行换血，实行不拘资格、唯重实才的官员选拔政策，建立一支正直忠诚、不畏强权、敢于改革的队伍。使“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在考成法的基础上，张居正第一步开始整顿田赋拖欠。张居正认为：行姑息之政，是逋欠的根源，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他下令清理田粮逋欠，并作为考成法的重要内容，以清欠的成绩作为考成优劣的标准。 清理田粮逋欠，震惊内外，反对者威胁万
历皇帝：“吹求太急，恐怕引起逃民大乱。”张居正反驳说：民之乱，全是贪吏剥削、豪强兼并造成的，反对者都是权豪，而不是小民。他要求地方大员坚定信心，有诽谤者绝不宽恕。江南豪滑之人对张居正怨气冲天，伺机报复。 清理田粮逋欠之后，张居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清查被皇亲国戚、勋臣豪强及各地官员隐瞒吞并的土地。清丈土地遭到更多的权贵反对，张居正全然不顾反对者的嚣张气焰，于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丈中一个规定就是，凡是功臣之家，除朝廷赏赐的土地之外，其他田地一律尽数报官，照章纳税。“正人”必须“正己”，为了使清丈土地在全国顺利进行，张居正首先清查自己家的土地。万历九年，他要求在江陵老家的儿子张嗣修，严格清查自己田产和赋役，发现原规定优免田粮70余石，但县衙赋役册中注明张内阁免640余石，他人诡寄的多达570余石。其中有族人、家僮倚借名号优免者，有子孙族仆私庇亲故规避者，还有奸豪官吏窜名户下诡寄者，十分之中，本宅只得其一，其余全是别人的。张居正要求严肃处理，堵住了反对清丈土地之口。 为了把清丈土地进行到底，在求得万历皇帝的支持下，他处置了一些抵制清丈的亲王、官吏，刹住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气焰。在清丈过程中，还处理了一批弄虚作假的地方官，有的削其俸禄；有的降级处分，以观后效。到1581年清丈完毕，结果土地比明朝初年多出了300万顷，这些被清出来的土地都是官僚土地吞并隐瞒的“黑地”。清丈土地的成功，有力地阻止了土地兼并之风，也为改变“税存而产去”、“有田而无税”的现象创造了条件。 在土地清丈的基础上，张居正开始解决赋役不均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税外有税，役外有役，是加重农民负担的重要原因，也为官僚地主多方搜刮百姓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是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的导火索。因此应把赋役合并，即将徭役摊入田亩中征收丁银，这就是著名的“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改革同样触动了地方官员和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部分部门和官员的抗议。为此，张居正做了大量解释、说服和清除阻力的工作。他承认改革有些弊病，但更强调进步的一面，对于反对改革的地主势力，则采取强力压制的态度。可见张居正改革是非常坚决的，可以说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褒贬身后事 通过“一条鞭法”改革，查出了不少隐田，从而使田赋的负担面有所扩大，有利于赋役均平；简化了赋税徭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负担趋向合理。同时，也使部分农民摆脱了徭役的束缚，获得人身自由，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其他生产，有利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因此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社会趋于安定，国家财政得到好转。经过张居正十年殚精竭虑的改革，出现了政令统一、国库充盈的新气象，史称“万历新政”。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改革的最后一幕却是那样的凄凉。1582年，张居正病逝，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张居正生前没有得势，却在张居正死后反扑过来，采取欺骗、迷惑甚至威胁的手段使万历皇帝动摇，并使其对张居正产生怀疑和仇视。然后逐步废除改革中的“新政”。将张居正改革时重用的人统统罢去，把曾经反对过张居正的人恢复名誉和官职。就连对张居正尊崇倍至的万历皇帝，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全面否定张居正的改革政绩，下诏定其多项罪状。而且下令免去张居正生前的官职和封爵，抄了张居正的家，掘了张居正的坟，连活着的家属亲戚也在劫难逃。张居正的弟弟及儿子，或自缢身死，或发配充军，全家十几口人在抄家时，竟被官府锁在室内活活饿死。 张居正改革是为了挽救朝廷危机，为了适当平衡一下过度倾斜的天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悲惨?从表面上看，张居正改革的是针对“时弊”，然而，当我们深究“时弊”的形成机制时就会发现，所谓的“时弊”恰恰是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相伴生的，是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赖以存在的网络。其中的暗礁险潭，难以预测，张居正以个人的微弱力量去较量这样一个利益集团，即使生前成功也难免身后的悲惨。
明代中叶以后，各种社会经济矛盾交织在一起，政权危机四伏。曾身居帝师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拯救明朝的危亡，力推“一条鞭法”的财政改革。他首先从整顿吏治人手，建立起层层制约、随事监督的考成制度；接着实施了整顿田赋拖欠、清丈土地、解决赋役不均等一系列改革，从制度上对官吏的行为加以约束，在统治阶层与既得利益集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张居正的改革“朝下令而夕奉行”，丝毫不拖泥带水。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改变了嘉靖以来政局颓靡，财政亏空，边防废弛的局面，实现了富国强兵，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最为富庶强盛的一段辉煌。 从治理“三公”消费入手 张居正改革涉及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改革。一个国家，在武力上不强盛，是无论如何硬气不起来的，所以张居正重用戚继光、李成梁；而经济强盛，是支撑武力强盛的基础。所以才会有“清丈土地”与“一条鞭法”；因为政治体制不畅通，就不会有经济改革的顺畅，所以才有了“考成法”。 考成法，张居正是从严查并治理“三公”消费开始的。 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都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中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 这个在万历之后将近400年的今天都成为政府痼疾而难以根除，甚至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在万历年间居然能够得到遏制，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张居正最成功的一举。 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第一步，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第二步，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欠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张居正假借朱元璋的名义，实施“考成法”，其实不过是将政绩与位子结合，督促官员不要混日子，更不要做无用功。一切靠业绩说话，同时也建立起行政、监督与决策等领域的工作协调机制。 在政绩考核之下，张居正大刀阔斧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张居正主政的十年间，裁撤的九品以上的官员就达2000多人。万历九年这一年中，张居正就在中央裁撤419人，地方官员裁撤902人。 颇有成效的财政改革 在财政改革方面，张居正通过开源节流，使得万历朝从财政赤字转变为富有盈余。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 万历五年，张居正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 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也即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 但任何改革都会伤害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势必会招来反对者的抵制。 张居正的反对者就包括他自己的学生与部下。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背公议而殉私隋”，“亲死而不奔”是“禽彘”，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 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并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 张居正矢志不移推行改革，一再嘱告下属“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过充分表现出他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献身的精神。 正是由于如此献身精神和全方位的推动，才使张居正的改革初步成功，但也正是他的成功铸下了失败的种子。 与既得利益集团较量 我们就拿“一条鞭法”来详细说说。 面对国匮民穷、社会动荡的首辅张居正，既然身负重任，就不能坐视不管。为了巩固政权，缓和阶级矛盾，振兴国家财政，他在万历年间推行了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财政改革。在统治阶级内部与既得利益集团开始了较量。 张居正认为，要解决土地问题和服役不均问题，首先要有各级官员去做，眼下那些大臣和封疆大吏，正直清廉者少，大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让他们割肉，无异与虎谋皮。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从整顿吏治人手，建立起层层制约、随事监督的考成制度，从制度上对官吏的行为加以约束。与此同时，对官吏进行换血，实行不拘资格、唯重实才的官员选拔政策，建立一支正直忠诚、不畏强权、敢于改革的队伍。使“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在考成法的基础上，张居正第一步开始整顿田赋拖欠。张居正认为：行姑息之政，是逋欠的根源，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他下令清理田粮逋欠，并作为考成法的重要内容，以清欠的成绩作为考成优劣的标准。 清理田粮逋欠，震惊内外，反对者威胁万
历皇帝：“吹求太急，恐怕引起逃民大乱。”张居正反驳说：民之乱，全是贪吏剥削、豪强兼并造成的，反对者都是权豪，而不是小民。他要求地方大员坚定信心，有诽谤者绝不宽恕。江南豪滑之人对张居正怨气冲天，伺机报复。 清理田粮逋欠之后，张居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清查被皇亲国戚、勋臣豪强及各地官员隐瞒吞并的土地。清丈土地遭到更多的权贵反对，张居正全然不顾反对者的嚣张气焰，于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丈中一个规定就是，凡是功臣之家，除朝廷赏赐的土地之外，其他田地一律尽数报官，照章纳税。“正人”必须“正己”，为了使清丈土地在全国顺利进行，张居正首先清查自己家的土地。万历九年，他要求在江陵老家的儿子张嗣修，严格清查自己田产和赋役，发现原规定优免田粮70余石，但县衙赋役册中注明张内阁免640余石，他人诡寄的多达570余石。其中有族人、家僮倚借名号优免者，有子孙族仆私庇亲故规避者，还有奸豪官吏窜名户下诡寄者，十分之中，本宅只得其一，其余全是别人的。张居正要求严肃处理，堵住了反对清丈土地之口。 为了把清丈土地进行到底，在求得万历皇帝的支持下，他处置了一些抵制清丈的亲王、官吏，刹住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气焰。在清丈过程中，还处理了一批弄虚作假的地方官，有的削其俸禄；有的降级处分，以观后效。到1581年清丈完毕，结果土地比明朝初年多出了300万顷，这些被清出来的土地都是官僚土地吞并隐瞒的“黑地”。清丈土地的成功，有力地阻止了土地兼并之风，也为改变“税存而产去”、“有田而无税”的现象创造了条件。 在土地清丈的基础上，张居正开始解决赋役不均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税外有税，役外有役，是加重农民负担的重要原因，也为官僚地主多方搜刮百姓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是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的导火索。因此应把赋役合并，即将徭役摊入田亩中征收丁银，这就是著名的“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改革同样触动了地方官员和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部分部门和官员的抗议。为此，张居正做了大量解释、说服和清除阻力的工作。他承认改革有些弊病，但更强调进步的一面，对于反对改革的地主势力，则采取强力压制的态度。可见张居正改革是非常坚决的，可以说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褒贬身后事 通过“一条鞭法”改革，查出了不少隐田，从而使田赋的负担面有所扩大，有利于赋役均平；简化了赋税徭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负担趋向合理。同时，也使部分农民摆脱了徭役的束缚，获得人身自由，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其他生产，有利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因此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社会趋于安定，国家财政得到好转。经过张居正十年殚精竭虑的改革，出现了政令统一、国库充盈的新气象，史称“万历新政”。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改革的最后一幕却是那样的凄凉。1582年，张居正病逝，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张居正生前没有得势，却在张居正死后反扑过来，采取欺骗、迷惑甚至威胁的手段使万历皇帝动摇，并使其对张居正产生怀疑和仇视。然后逐步废除改革中的“新政”。将张居正改革时重用的人统统罢去，把曾经反对过张居正的人恢复名誉和官职。就连对张居正尊崇倍至的万历皇帝，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全面否定张居正的改革政绩，下诏定其多项罪状。而且下令免去张居正生前的官职和封爵，抄了张居正的家，掘了张居正的坟，连活着的家属亲戚也在劫难逃。张居正的弟弟及儿子，或自缢身死，或发配充军，全家十几口人在抄家时，竟被官府锁在室内活活饿死。 张居正改革是为了挽救朝廷危机，为了适当平衡一下过度倾斜的天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悲惨?从表面上看，张居正改革的是针对“时弊”，然而，当我们深究“时弊”的形成机制时就会发现，所谓的“时弊”恰恰是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相伴生的，是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赖以存在的网络。其中的暗礁险潭，难以预测，张居正以个人的微弱力量去较量这样一个利益集团，即使生前成功也难免身后的悲惨。